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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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城镇化 碳排放 STIRPAT模型 地区差异
一、引言
如今，自然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趋恶劣，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加速城镇化和促进低碳发展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点。城镇化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能源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也不同。江苏省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苏南、苏中、苏北目前正处于不同的城镇化阶段，因此对比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区域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对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低碳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已有学者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卢祖丹基于1995―2008年省域面板数据，通过建立STIRPAT模型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实现碳减排，但未探讨不同的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林伯强、刘希颖用协整法探讨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但只针对中国这一主体进行研究，并未对不同区域进行对比分析。宋德勇、徐安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区域差异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未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首要因素，本文结合York等提出的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来分析研究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该模型主要分析P（人口）、A（富裕度）、T（技术）、I（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公式为：
I■=？琢P■■A■■T■■e■ （1）
其中：？琢是常数项，b、c、d是人口、富裕度、技术的指数，e是误差项。
在实际分析时，将模型先进性对数化处理：
lnIi=ln？琢+blnPi+clnAi+dlnTi+lnei （2）
式（2）中，P代表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用来反映人口向城镇聚集的程度；A代表人均工业生产总值，用工业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元/人）；T代表工业能耗强度，选取工业能源消费量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工业能耗强度来表示（吨标准煤/万元）；I表示工业碳排放量（吨）。相关经济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做了不变价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本文的能源消费指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在计算碳排放量时，首先将能源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然后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给出的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为2.4567吨CO2/吨标准煤进行计算。
文中的能源数据来自江苏省13市各自历年的《统计年鉴》；经济社会数据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与分析
1、研究区域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0%以上。江苏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大，苏南、苏中、苏北的城镇化发展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选择江苏省为研究样本，研究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苏南地区（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常州）与上海相邻，经济发展较快，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主力，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2013年城镇化率已达到73.5%；苏中地区（扬州、泰州、南通）与苏南地区隔江相望，位于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速度适中，城镇化发展水平较落后，2013年城镇化率为59.7%；苏北地区（徐州、宿迁、淮安、连云港、淮安）相对苏南和苏中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接近内陆，经济发展落后，城镇化水平与苏中地区较接近，城镇化率在2013年已达到56.1%。
2、模型回归结果
由于苏中和苏北地区2006年以前能源消费量数据缺失，故本文将主要研究2006―2013年间各区域的碳排放量。对式（2）利用SPSS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首先将数据进行Zscore一致性处理，避免各变量数量级不同对数据分析的影响，然后将处理后的数据带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整体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但是在95%的置信区间，所有变量的t值都不显著。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三个变量的VIF均远大于10，证明模型中的城镇化水平、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和工业能耗强度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不适合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无偏估计。
为克服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SPSS软件中的有偏估计岭回归函数对模型进行拟合。岭回归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估计法，通过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以损失部分信息、降低精度为代价获得回归系数更为符合实际、更可靠的回归方法。其中k=0时，即为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将式（2）进行岭回归分析，当k=0.1时，苏南模型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变化趋于稳定，当k=0.2时，苏中和苏北的模型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变化趋于稳定，从而拟合方程分别为：
苏南：lnI=0.2813lnP+0.4407lnA-0.2424lnT （3）
苏中：lnI=0.4607lnP+0.2379lnA-0.2074lnT （4）
苏北：lnI=0.1846lnP+0.3516lnA+0.4007lnT （5）
对岭回归拟合结果进行检验（见表1），结果显示拟合结果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苏南、苏中和苏北的模型在5%的置信区间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有变量的t值都大于1.96，R2值和调整的R2值都大于86%，说明P（人口）、A（富裕度）、T（技术）三个变量解释了86%以上的碳排放量变动。
3、结果分析
（1）工业能耗对碳排放的影响。根据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和工业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都呈正相关，与实际相符合。工业发展越快，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越大。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导致碳排放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镇化发展仍然离不开工业产业的发展。
苏南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地区，是江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结合表2和图1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苏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至2013年城镇化水平已达到73.50%，且一直持续稳步增长。苏南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28，说明该地区较高水平的城镇化并没有使碳排放量得到减少。相比苏中和苏北地区，苏南地区的工业生产对碳排放的影响更大，弹性系数达0.44，说明该地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应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苏中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水平由2006年的47.3%增长为2013年的59.7%，变动幅度是三个区域中最小的。回归结果显示，苏中地区工业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为0.24，说明该地区工业发展并未造成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镇化对碳排放量影响较大，弹性系数达到0.46，说明该地区在大力发展城镇化的同时必须注重减少碳排放量。
苏北地区城镇化发展较快，至2013年，苏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6.1%，超过苏中地区。相对而言，苏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对苏北地区碳排放量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是工业能耗强度，弹性系数为0.40，说明该地区节能减排的关键是降低工业能耗强度。城镇化水平弹性系数为0.18，对碳排放影响较弱，说明该地区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不会造成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
对比三个回归方程，苏南和苏中的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呈负相关，而苏北地区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呈正相关，且能耗强度每增加1%，碳排放量将增加0.4007%，比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苏南和苏中地区的工业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而苏北地区经济落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性较强，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2）能源消费模式。2010年之前江苏省的家庭能源消费主要是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从2010年开始其家庭能源消费主要是天然气。到2013年，除苏州地区，全省其他12个市都已经不使用煤气。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提供的碳排放系数可知，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为0.4483×104，煤气的碳排放系数为0.3548×104，液化石油气的碳排放系数为0.5042×104。
由图2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苏南、苏中、苏北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碳排放强度都在逐步减弱，且变动趋势接近一致。这主要是由于煤气和液化石油气消费量的减少和天然气消费量的增加，使得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2006―2013年，仅家庭能源消费，苏南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38.27%，苏中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38.04%，苏北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50.46%。
至2007年，天然气还尚未投入使用，而江苏省13市中除苏北的连云港和宿迁两地外，其它各市气化率均达到90%以上。到2013年，江苏省13市的燃气普及率已经达到95%以上，天然气的使用使三大地区家庭能源消费模式趋于一致。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对于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从2007年开始，三大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就逐渐接近，因此改善能源消费模式也可以大大减少碳排放量。
（3）能源政策。应综合考虑三个地区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下的能源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可以看出，苏南地区的能源主要依靠进口，但苏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苏中、苏北地区较多人口流入苏南地区，推动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在“十二五”期间，苏南地区基本已经实现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发展速度。苏南地区对于新能源产品和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使得苏南地区的碳排放量基本得到了控制。相对于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且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高耗能产业发展较快，在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石油化工产业的衍生产品，能源消耗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苏北地区虽然城镇化水平超过苏中地区，但却是江苏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能源消耗高，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性高。但是苏北地区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致力于新能源开发，主要研发太阳能和风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减少碳排放量。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能源优势，使苏北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较快，但同时也抑制了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苏北地区仍停留在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四、结论和建议
1、结论
本文以处于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为例，利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同。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均较快的苏南地区，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25.8%）已经低于工业经济增长速度（156%），碳排放量基本得到了控制；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适中平稳的苏中地区，城镇化发展是现阶段的发展重点，碳排放量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一致，持续稳步增长；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苏北地区，对传统能源依赖性大，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
苏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由2006年的67.1%增长为2013年的73.5%，工业生产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弹性系数达0.44；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仅为0.28，城镇化建设的推动对碳排放量影响较小。苏中地区，城镇化水平由2006年的47.3%增长为2013年的59.7%，与苏南地区相反，工业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为0.24，工业发展并未造成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镇化对碳排放量影响较大，弹性系数达到0.46，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苏中地区的碳排放影响较大。苏北地区，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是三个地区中最快的，2013年苏北地区工业生产总值是2006年的6.31倍，但是苏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生产的弹性系数分别只有0.18和0.35，而能耗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弹性系数为0.40，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强度才是苏北地区节能减排的关键。
2、政策建议
（1）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虽然苏南地区正在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但是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仍旧以重工业为主，而且江苏新能源资源匮乏，对传统能源依赖程度大，仅盐城地区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减少碳排放量最直接的方法。
（2）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强度有助于节能减排。家庭能源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应改变能源结构，使用碳排放量较少的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例如，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发电，减少火力发电；早日实现江苏省13市100%的燃气普及率，减少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的使用。
（3）大力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政策与实践相结合，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期间，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努力实现经济与碳减排的同步发展。结合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不同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因地制宜，使地区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减少碳排放。
（注：基金项目：江苏省实践创新指导项目“城镇化不同阶段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1410299088X。）
【参考文献】
[1] 卢祖丹：我国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1（7）.
[2] 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J].经济研究，2010（8）.
[3] 宋德勇、徐安：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1）.
[4] York R，Rosa E A，Dietz T.STIRPAT，IPAT and ImPACT；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3（23）.
第2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即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增加。其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近2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经验数据测算,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4%[3]。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GDP增长水平总体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碳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从可以看出,1980—199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时期,碳排放量增长也很快,到1997年后才逐渐降低。
由于碳排放受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各主要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析未来中国的碳排放趋势,并选择合理的温室气体减排途径。据徐玉高等[3]分析中国1970—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中国20多年来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占总量的94%以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变化和GDP的增长呈显著相关(R2=0·9581)。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与中国刚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并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相关。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增加,投资的增加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引起对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随之增加;其次,由于经济的增长,人均GDP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对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环境破坏,使得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
但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会引起技术、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演进,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时期减少。张雷[4]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导致国家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减缓,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则导致国家碳排放水平下降,两者结构多元化的演进最终促使国家发展完成从高碳燃料为主向低碳为主的转变。因此,为研究中国未来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出发,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2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的原因
2·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着眼于短期经济总量的增长,重视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结果是对资源、环境形成无形的巨大压力。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可以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成就,但经济结构并未取得明显改进,工业所占比重约为40%~50%,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仅占33%,服务业比重低于巴西约20%,并低于发达国家约35%~40%(图4)。因此,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这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并一度强调重工业发展战略不无关系,而重工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目前仍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要走漫长的道路,未来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还很大。
2·2能源结构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必需的能源看,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未改变。2001年,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洁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气等所占比重不超过11%[5]。计算表明,单位标准煤炭燃烧产生的CO2是等标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标量天然气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较大,故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国家。从能源利用效率看,虽然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了GDP翻两番、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但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碳排放量,中国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3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不转变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且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未来还要持续增长,将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般来说,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EKC曲线),说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恶化会得到遏止并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6]。但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本质上是人们的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且受人们的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尚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地区增长不平衡,满足基本发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经济增长远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的阈值点,碳排放还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分析各国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钱振为[7]探讨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时期,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难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单位能源产生GDP的空间并不大,说明未来碳排放量还将继续增长。
据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估计,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Kuznets曲线关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们接受转折点远远高于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Kuznets曲线,那么经济发展达到转折点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间。尽管1997年后中国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要达到Kuznets曲线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阶段,仍然有一段距离。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条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是衡量减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0]。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国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强度为1·56kg碳/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国的6倍,日本的16倍[11]。这与中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水平还比较低下不无关系,而中国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会得到改进,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投资和能源消耗的现状会得到改善,在改进人们消费偏好的基础上,选择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径,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强度总体上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形成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平均年增长率为4·3%,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6%,能源消费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在此期间,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基本未变。因此,1980—2000年,中国GDP的CO2排放强度平均年下降率为5·6%[12]。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未来中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阶段,对能源、交通的需求还很大,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的空间还比较大。
3结论
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模式,中国碳排放量将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中尤以工业增长排放CO2最为显著。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能源的消费需求增加,碳排放量将很快增长。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沿着一些发达国家的老路去发展,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益,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未来碳排放量的首要选择。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大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是中国的自然社会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和中国的能源利用技术落后有关,因此,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技术,改进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EKC曲线；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权；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二氧化碳排放；碳减排义务；碳减排效果；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F064.2；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066-06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Based on Fair Development RightsLI Jun-jun, ZHOU Li-mei
（Economics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task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mak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certain for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d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consturcts an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32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7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1971―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is increasing,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continuously bigger than tha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not strictly fulfilled the oblig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nwhile, dual policy under “Kyoto Protocol” has not made abnormal transfer of industry.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owned by each country, it is unfair to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ak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urrently,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sh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ach country.
Key words：EKC Curv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glob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Kyoto Protocol
一、引言
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异常变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以图遏制碳排放量的过快增长。但世界工业发展方式还未实现根本性转变，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下，各国都在继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碳排放的增长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同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实施碳减排的经济基础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动机也不同，碳减排任务的分配将是一个长期的利益博弈过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责任，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减排压力太大。2005起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减少5.2％，大多数国家要求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而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则允许一定幅度的上升。但事实上，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有完成既定的碳减排目标，并企图抛弃《京都议定书》，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硬性碳减排义务，其理由是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总量迅速增长，占全球比重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要求的双重政策不公平。
李军军，周利梅:基于公平发展视角的碳减排国际比较按照“污染避难假说”，在不同国家的碳减排政策标准和实施力度有差距的情况下，碳减排压力较大的国家，政策措施更为严格，对产业的影响就越大；同时，为了避免能源约束和碳税等低碳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就会转移到碳减排政策更宽松的国家，导致产业非正常转移，二氧化碳排放也随之转移。为了吸引外资，低收入国家可能竞相放松碳排放管制，从而破坏碳减排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公共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同选择，如果不能建立各方都认可的碳减排国际合作机制，全球气候环境就可能陷入“公地悲剧”。那么，《京都议定书》是否真的是约束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速？发展中国家是否由于宽松的碳减排政策而获得额外经济增长？
从公平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都有保持经济增长的权利，但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增长过程中碳排放量也不同，要正视这种差异。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的关系：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能源的消费量增加并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此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收入增长到一定的高水平，因为环境保护意识增强，提高了环境政策的调控和传导效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过程中，应该考虑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科学评价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碳减排效果。
自从Grossman 等（1991）较早发现空气污染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后，当前多用EKC曲线研究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Ang（2007）、Zhang等（2009）、Fodha等（2010）分别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或者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二氧化碳排放和GDP之间因果关系，Azomahou（2006）和Romero-ávila（2008）等人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验证EKC曲线。但这些研究大多数都基于单个国家或局部区域；也有一些文献选择经合组织或大量国家（Wang，2011）作为样本的，但也都是侧重于验证EKC曲线，没有从国际对比的角度分析不同碳减排义务的国家。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角度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碳减排效果。
二、面板数据模型与数据分析
不失一般性，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消耗，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据此建立双对数面板数据模型：
如果β>1，说明碳排放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碳减排形势恶化，碳排放强度上升；如果β
为了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可以把面板数据的样本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部分，分别估计以后比较弹性系数，根据弹性系数的大小来判断碳减排政策的作用。如果发达国家的弹性系数小于发展中国家，说明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碳减排形势好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2008年至2012年的强制性碳减排义务，但协议是从2005年开始生效，此后发达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非常活跃，清洁发展机制（CDM）也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碳减排量的转让，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CDM项目数量和规模都增长迅速。因此，要判断碳减排协议的签订对各国碳减排效果的影响，可以把2005年作为分水岭，分别估计并比较前后两个期间的弹性系数，如果弹性系数下降，说明碳减排政策取得实质性效果。
《京都议定书》规定41个发达国家具有强制性碳减排义务，由于9个国家缺失部分碳排放统计数据，本研究把具有完整数据的32个发达国家纳入分析范围，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马耳他、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由于发展中国家较多，本研究选择其代表性国家，选择依据是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一亿吨，符合这个标准的国家共17个，分别为中国、印度、伊朗、韩国、沙特、墨西哥、印尼、南非、巴西、泰国、埃及、阿根廷、马来西亚、委内瑞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和越南。二氧化碳排放和GDP数据都采集自国际能源署（IEA）的能源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1年至2009年。其中二氧化碳排放（CO2）单位是百万吨；GDP以十亿美元为单位，按汇率（GDPE）和按购买力评价（GDPP）两种方法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格。
数据测算表明，2009年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90亿吨，是1990年的1.38倍，比1971年翻了一倍。样本中49个国家碳排放总量为238.3亿吨，占全球总量的82.2%，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中，17个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总量从1990年的47.9亿吨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126.9亿吨，年均增长5.26%，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22.9%上升到2009年的43.9%。同期32个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则从108.1亿吨上升到111.3亿吨，上涨了3%，比重从51.6%下降到38.4%。据此来看，近年来全球碳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碳减排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这也是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峰会上，发达国家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硬性碳减排义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碳排放增速较快是正常的；而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碳排放增速理应降低。如果不顾这个事实，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严格的碳减排义务，不但忽视了发达国家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也会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权利，加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不公平的。衡量发展中国家碳减排效果，重要的是看经济增长过程中碳排放的收入弹性，如果弹性系数和碳排放强度下降，就说明其碳减排政策的有效性。
三、检验与参数估计
1.单位根检验
由于每个时间序列都是由多个国家组成，其检验方法要考虑到截面的差异。LLC方法是应用于面板数据模型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较早的方法，假设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仍采用ADF检验形式（Levin et al，2002）；而IPS检验则是对每个截面成员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后，利用参数构造统计量检验整个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Im et al，2003）。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也是对不同截面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参数的p值构造统计量，检验整个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分别用四种方法对CO2、GDPE和GDPP三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时的滞后阶数都按AIC最小化准则确定，结果如表1所示。表1 面板数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四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非常接近，通过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进行判断，在1%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都有单位根，并且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方法，Engle和Granger最早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是判断两个或多个变量回归后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Pedroni（1999）的检验方法是假设各截面的截距项和斜率系数不同，Kao（1999）的检验方法却规定第一阶段回归中的系数相同；Maddala等（1999）提出根据单个截面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构建新的统计量，从而判断整个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表2列出了采用不同方法分别对CO2和GDPE、CO2和GDPP两组变量协整检验的结果。检验结果一致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CO2和GDPE、CO2和GDPP两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据此可以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
表2 面板数据变量的协整检验
CO2与 GDPECO2 与GDPPPanel v-Statistic-0.40-0.39Panel rho-Statistic-2.53**-2.53**Panel PP-Statistic-4.36***-4.36***Panel ADF-Statistic-5.27***-5.27***Kao（Engle-Granger）6.49***4.20***Johansen FisherTest trace statistic 163.00*** 163.30***Max-eigenvalue statistic 159.90*** 159.70***
3.参数估计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碳排放水平有很大差异，参数估计应该选择面板数据的变截距模型；至于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尽管样本国家只有49个，但仅仅用于分析这些个体，不涉及其他国家，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另外，截面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p值为0.94，也不支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存在截面异方差，采用加权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参数，并处理序列相关性，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方程1的解释变量是按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E），方程2的解释变量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P），方程拟合优度较高，除截距项外参数都能通过1%显著性检验，两个方程的系数比较接近，说明以不同方式换算的GDP对结果影响不大。考察不同期间的系数，1971―2009年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0.607
D.W.2.0982.1362.571.8991.8741.759Chow-F1.72***0.79方程3的样本由32个发达国家组成，方程4的样本由17个发展中国家组成，方程拟合优度较高，除截距项外参数都能通过1%显著性检验。方程3的系数0.712大于方程4的系数0.574，在两个不同时期内，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都超过发展中国家。按照公式（2），方程3的分割点检验Chow-F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也是明显大于2005年以前的弹性系数。而发展中国家的弹性系数虽然也有上升，但没有通过分割点检验。
四、结论
在环境和能源约束下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无疑是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碳减排目标的设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碳减排任务的分配能否得到各国认可。只有在碳减排任务合理、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兼顾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承受能力，才能得到广泛认可，形成合作的基础。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弹性系数的大小和变化趋势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程度和碳减排效果，也可以作为碳减排任务分配的依据之一。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9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6，碳排放增幅低于经济增幅，碳减排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分割点检验判定弹性系数有明显上升趋势，说明近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碳减排力度在减小。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管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增长缓慢，部分国家的碳排放总量甚至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增长比较快，但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在各个阶段一直大于发展中国家，2005年以后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方面说明发达国家碳减排政策实施力度不够，效果还不甚明显；另一方面也说明《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碳减排义务形成的政策差异，并没有造成资本因为规避碳排放约束而发生明显的非正常转移。
因此，从各国公平拥有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看，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明确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责任前提下，发挥发达国家良好经济基础和先进技术优势，确实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加大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力度，扩大碳排放权交易范围，完善清洁发展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积极性，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速。只有建立在公平、合理基础上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才能发挥各国碳减排的积极性，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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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碳币碳排放权交易低碳经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碳排放问题的争论不但没有暂时放缓，更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减排计划似乎有着空前的热情——在制定自己国家减排目标的同时，更是“积极”地制定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为经济复苏和经济转型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金融市场上对美国制定的减排计划的高调反映，一些金融机构对此计划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支持，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减排计划在给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盈利和创新空间；更是因为按照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减排计划一旦实施，碳排放权的交易将会推动碳币时代的到来。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将会以碳币为工具，迎接属于他们的碳币时代。因此，我们要看到减排计划背后所酝酿的碳币，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掌握先机。
一、碳币及其生成的历史条件
(一)碳币
首先要明确的是，碳币并不是一种像金属币、纸币、电子货币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形态，它是一个意想中的货币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衡量世界上各种货币币值的新标准。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货币本位，像金本位和虚金本位制那样，使信用货币和“碳”关联起来，进而影响到某一种货币在世界市场上的信用地位和币值。目前我国对碳币的定义为：碳额度与黄金额度可以互换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戴星，2009)，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准确定义和衡量标准还没形成，不过很明显的是，在“碳币体系”下，除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碳排放额度将会成为影响该国货币地位和币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碳币生成的历史条件
促成碳币诞生的最直接因素是国家之间碳排放权的交易(CDM)。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努力降低碳排放以达到该协议所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短时间内降低碳排放量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资源，更有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失衡。即便不会给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重的冲击，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当然是发达国家不愿意面对的结果。《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个时间差便成了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条件之一。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世界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就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该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与199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减排任务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排放量、经济和技术实力不同，所要承担的减排任务也不尽相同。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目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或者说要实现该目标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愿意用放松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换得该目标的实现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要么通过采用新技术或者转变能耗模式来实现这一减排目标，要么就向率先完成减排目标的国家或者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购买碳排放权力，即以付出货币的形式将自己的减排任务转移出去。如果购买碳排放权的实际成本要小于该国在短时间内实行本土减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碳排放权的交易无疑就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的首选。
以欧盟为例，1990年欧盟的碳排放量约为4.57亿吨，我们假设欧盟每年按1％的速度降低碳排放量，则2008年其减排任务在300万吨左右。在欧洲市场上2008年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约为30欧元／吨，而在中国市场上大约为10欧元／吨，这就意味着如果欧盟将减排任务完全转移到中国要比完全转移到欧洲市场上节省6000万欧元，而同样完成了减排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欧盟所支付的减排价格则可以转化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假设的例子，不过足以说明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空间。
随着《哥本哈根协议》(草案)的制定，国际市场上的碳排放交易会越来越多，而碳排放的交易价格也会逐渐上涨。很明显的，碳排放权的交易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货币关系，但是这样以碳排放权交易为纽带的货币关系还不是“碳币体系”。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碳金融产品的出现，碳排放权交易将会逐步在金融市场上显示出其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影响力。
二、“碳币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迫于缓解气候问题和《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国际规则的压力，世界各国将会逐步降低碳排放量。但是如前所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或者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减排目标。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越来越繁荣，碳排放权也会逐渐成为各国货币之间的一条纽带。目前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提议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来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比如碳排放权期货和现货。这些金融产品使得各国在金融市场上可以直接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如我们所知，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影响各国货币的主要金融产品有黄金和石油，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繁荣，如果碳排放权也进入到金融市场，将会成为和黄金、石油并列的影响货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时候，碳币便基本上形成了雏形。
可见，在2012年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肩负起减排责任，碳排放权货币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即便是碳排放权拥有了货币职能，碳币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碳币体系下的货币本位问题
之前已提到，目前一些人将碳币理解为一种新的货币本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碳币的片面理解。因为随着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信用货币逐步占领了市场并且适应着经济的发展，但是信用货币背后依然有着国家黄金储备和国家信用的支撑，这也是信用货币的基础。碳币不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它最初是一种由部分国家制定出的规则而促成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中又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而最终这种金融产品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支撑碳币的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更何况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之类的国际规则不可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信用关系本身就带有着比国家信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这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信用关系也充当了信用货币的货币本位，那么它在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的同时，势必也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世界货币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在未来的碳币时代，究竟什么会充当碳币的货币本位——依旧是黄金，还是带有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的参考一揽子货币币值的多重本位制?这将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之一。
(二)碳币的发行权问题
无可厚非的，碳排放权的制定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出更有利于该国的减排目标。以美国为例，假如《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到期以后，美国在2032年新的减排目标是比2012年降低10％。如果以其自身的实力来看，到2022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该减排目标，那么美国就可以将剩下十年的减排能力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出去，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了十年的碳币发行权，而其究竟有多少的碳币发行量，就要看他自身的减排能力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
如果美国拥有着到2032年可以实现比2012年降低30％的减排能力，那么他额外拥有的碳排放权就是：2012年碳排放量×(30％-10％)=A；假设2022年到2032年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均价为P，那么A×P=Q，Q就是美国可以控制的碳币发行数量。至于何时发放，发放多少，就要由其自己说了算了。
可见，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主要在于减排目标的制定方面。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这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很不平衡的。所以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也将会是未来各国争论的焦点。
(三)碳币体系的影响
在碳币体系下，各国的贸易商品、关税和汇率水平都会受到碳排放量的影响。对于贸易商品来说，如果以碳币衡量各国的货币币值，那么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形成除了受到目前已有的因素影响之外，还要受到该国减排目标的影响。对于拥有着较轻减排负担的国家来说，在实现减排目标之后，可以通过卖出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的外汇储备，并且节省购买碳排放权的货币，这样就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正常流动性和币值稳定，也维持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即不会因为国内缺乏资金而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或者落后，其产品可以用更低单位的碳币价格表示出来，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相反，对于有着较重减排任务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需要支出额外的货币来购买碳排放权，另一方面也要在减排技术和设备方面花费资金，这将会影响到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碳币标价较高，从而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经济发展带来恶性循环。
碳币体系对关税的影响类似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拥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在制定关税方面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其可以借用碳币工具，对那些没有碳币发行权国家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对于没有碳币发行权或者较少碳币发行权的国家来说，只能在关税的制定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至于各国关税的变动水平，其中主要依据就是碳币发行权的多少。
在外汇市场上，碳币发行权所属国的货币和碳币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其货币的币值在碳币体系之下会有着更加强势的地位，币值稳定且剧烈变动的风险较小；没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的货币币值就会由于缺少了碳交易信用而变得相对弱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货币币值的影响，缺少了变动的主动性就意味着存在着较大的汇率风险。
三、碳币体系下规则的制定和作用途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拥有着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要实现他们自己制定的减排目标困难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完成发达国家为其制定的减排目标就比较困难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要完成减排目标，途径有三个：
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发展低碳技术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能耗模式。不过如之前所述，这势必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即使完成了减排目标，在新一轮的减排计划制定当中，发达国家又会重新针对这些没有参与权的国家制定出新的减排目标，如此循环下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二是向发达国家购买先进的减排技术和设备。虽然说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是在未来的碳币体系之下，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不会无偿无尽地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而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向发达国家购买技术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减排任务。
三是向提前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采取这条途径就意味着正式的将本国货币纳入到了碳币体系之下，也就是说该国货币在碳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碳币”的左右，被左右的程度就取决于所购买的碳排放权的多少，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购买碳排放权的国家的货币将受控于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
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都拥有着绝对的主动权，碳币将是这些规则制定者的工具，而不能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将财富以“碳币”的形式转移到规则制定者的囊中。
因此，碳币体系的规则制定势必会成为各国争取碳币主动权的焦点。不过由于综合国力不同，减排计划的制定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这种规则最终也会向制定者的利益靠拢，维持着制定者的意愿。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及早的认清减排计划背后所掩盖着的“碳币”，在规则的制定中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四、目前中国面临的碳交易状况和建议
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我们一贯坚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过《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2012年之前中国的减排目标，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积极的为中国制定着2050年的减排目标，甚至要中国和印度承担全球减排总量的20％。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显然，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出来的减排标准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未来减排计划的制定，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掌握主动权。
从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情况来看，我国签订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已经超过了印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如图1)。
目前我国拥有着数量众多的碳排放交易项目，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拥有着潜在的减排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正在努力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资金和活力，又发展了我国新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使我们逐步熟悉该市场上的交易规则，为以后碳币时代的到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来看，国内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要远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虽然这样可以为我国带来更多的交易项目，但是并不能很好的为我国带来应有的收益。因此，我们还应该合理的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使国内的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打造碳交易市场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经济转型，努力将减排压力转化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如何将这个特殊的经济时期同节能减排联系起来，实现经济发展和降低排放的双重目标，将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既有利于我国在未来的碳币时代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将会稳步推动我国经济向碳币时代平稳地过渡。超级秘书网
第二，参与国际减排计划的制定，维护自己的权益。碳币体系的关键之一就是减排规则的制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就意味着碳币的发行权。若要在碳币时代拥有更多的碳币发行权，使我国在碳币体系之下处于主动的地位，就必须参与到减排计划的规则制定中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维护本国在碳币发行方面的权益。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打好碳金融产品发展的基础。碳币一旦开始生成，必然首先出现在宏观条件良好的金融市场上。所以我国应该从现在的碳排放权交易开始，努力熟悉碳交易的交易规则和发展趋势，并且及时地改善宏观金融市场环境，做到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这样才能在碳币时代到来的时候，使碳币在第一时间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5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碳排放 LMDI方法 能源消费
一、引言
湖北是典型的能源输入型地区，如何在能源缺乏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且做到低碳与减排这一目标，是湖北省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难题。因此，分析湖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有助于找到合适的减排措施，实现湖北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关于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方面，Shi（2003）在基于对93个国家1975―1996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变化对碳排放变化的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加明显。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Kim、Lee&Nam（2010）利用STAR模型，研究发现韩国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偏好，从而会导致不同强度的碳排放。Lenzen（1998）和Weber（2000）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行为对能源的使用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一定的影响。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的研究方面，Hulten（1973）首次将指数分解方法应用于能源问题的研究。Boyd等（1987、1988）分别提出了算数平均的Divisia指数法的乘法和加法形式。Ang和Liu（2000）提出了对数平均Divisia分解法（LMDI），通过这种方法来计算出来的因素权重不存在残查，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国内学者徐国泉等（2006）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我国1995―2004年，能源效率、能源结构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宋德永等（2009）运用LMDI方法，引入产业结构因素分析了我国1990―2005年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朱勤等（2009）引入了人口因素研究碳排放影响因素。秦翊、侯莉（2013）运用LMDI分解法对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解，量化各因素贡献。许广月（2011）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认为影响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规模、产业结构域及能源消费结构。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采用LMDI方法分析湖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是较为合理的。
三、湖北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现状
1、能源消费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湖北经济的发展，湖北省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2012年湖北省能源消耗总量高达18128.09万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加7546.74万吨，其中煤炭消耗12237.57万吨、石油112.86万吨、天然气389.42万吨、电力2019.28万吨，比2005年分别增加77%、42%、164%、89.5%。
由表2中相关数据可知，湖北省主要的消费能源为煤炭，2005―2012年间，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总体维持在60%到70%之间，有较小幅度的上涨。石油消费所占比例先增后减，总体维持在20%到25%之间。电力消费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总体维持在9%到11%之间。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上升趋势明显，2012年所占比例比2005年增加了54%，但从整体而言，湖北省天然气消费规模非常小。由于同等质量条件下的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煤炭提供的热量少于石油和天然气，但碳排放要高于石油和天然气，因此煤炭消费所占比例会直接影响到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会影响碳排放量。
2、碳排放
在测算湖北省能量消费碳排放量时，采用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碳排放测算方法――IPCC清单法进行计算。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类能源分类进行计算，将各小类化石能源按照折标准煤系数折算为煤炭、石油、天然气并分别进行加总，再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碳排放量。关于碳排放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推荐的系数。
由此可以得到湖北省2005―2012年碳排放总量数据如表5。
由表5相关数据可知，从2005―2012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有所降低。2005年碳排放总量为6665.58万吨，2012年碳排放总量为11349.7万吨，是2005年排放量的1.7倍。2011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首次突破亿万吨。从表3湖北省能源消费量相关数据可发现，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反增为减。这些数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三者变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湖北省经济形势受到了影响，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出现同向波动的情况。
由图2可知，2005―2012年间，由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的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上涨趋势。在各种能源利用中煤炭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多，其次是石油，再次是天然气。煤炭消费量的增加是湖北省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天然气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能源，虽然由天然气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但在总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较低。
四、基于LMDI方法的湖北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
1、LMDI方法的分解模型
构建碳排放影响分解模型的目的是分解出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计算这些因素的贡献率来分析其影响程度。根据Johan.A等的分析框架，碳排放量的分解如下：
其中，C为第T年相对于基年的碳排放量的变化值;CT、C0分别指第T年，基年的碳排放量;CK、CS、CI、CR、CP分别为能源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均GDP以及人口等因素变化导致的碳排放量的变化值。
按照LMDI方法，各个因素的分解结果如下：
因此，文中所需的数据有2005―2012年间湖北省碳排放量、各种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湖北省GDP及人口数据。通过计算后构成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均GDP数据。
各类能源消费量数据均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统计的能源消费量是全社会能源消费量，而不是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耗量。此外，为了方便计算与分析，将统计年鉴中的8小类能源消费数据利用折标准煤系数换算后，加总归类后得到煤炭、石油及天然气三大类能源消费量;碳排放数据是在能源消费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国家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利用碳排放量测算公式计算得到。湖北省人口及GDP数据均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局网站中公布的湖北统计年鉴。其中，为避免受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2005―2012年的湖北省生产总值数据采用2005年的不变价格。通过计算整理，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所需的相关基础数据如表7、8所示。
3、实证分析
（1）数据处理
在表7及表8的相关数据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指数分解法（LMDI）对湖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由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固定不变的，根据碳排放分解公式，可知影响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因素为能源结构因素、经济发展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及人口因素，得到各分解因素的贡献效应值如表9所示。
（2）因素分析
结合相关计算结果和湖北省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的有关数据，对湖北省2005―2012年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分析。由表10可知，能源强度累积效应值为负数，能源结构、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的累积效应为正数。
能源结构因素逐年效应存在较大的波动情况，在2005―2006年、2006―2007年、2007―2008年以及2011―2012年等期间内，能源结构效应为负值，其余期间为正值。由表8可知，2006年、2007年、2008年以及2012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天然气及石油消费比重未出现该趋势，且煤炭的碳排放系数在三种能源中是最高的。因此，能源结构效应与高碳能源消费比重保持同方向的变化，降低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有助于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从累积效应值来看，能源结构累积效应为64.65，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变化的正向影响因素，但效应贡献率较低，仅为1.5%。
由表9可知，能源强度因素逐年效应均为负值。结合表8中能源强度数值变化情况，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可知，能源强度因素逐年积累效应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因此，能源强度上升，将促使碳排放量上升;能源强度下降，会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长。从贡献率来看，能源强度因素的贡献率为-73.13%，对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变化有较强的影响。“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湖北省能源强度不断下降，该期间湖北省能源建设显著，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碳排放的过快增长。
2005―2012年期间，经济发展因素的逐年效应均为正值，累积效应值不断增加，据表8中的人均GDP数据可知，经济发展因素效应与人均GDP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不断上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湖北省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长。经济发展因素的效应贡献率高达167%，经济规模的变化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2010―2011年期间外，人口规模因素的效应均为正值，根据表7中人口数据可知，2011年湖北省总人口为6164.1万人，比2010年减少11.9万人。人口规模因素逐年累积效应不断上升，由此可知，人口规模对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拉动作用。人口规模的效应贡献率为5.3%，相对于经济发展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而言，影响作用较弱。
五、小结
通过运用LMDI方法对湖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在2005―2012年期间内，湖北省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6665.58万吨，增长到了2012年的11349.7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7.9%，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在此期间，湖北省碳排放累积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在2008年有所回落。这一趋势是经济发展因素、人口规模因素、能源强度因素以及能源结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个影响因素中，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效应的贡献值高达167%。同时，人口规模效应也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贡献率为5.3%。虽然人口规模因素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的，但如果实施了有效的长期调控战略，其驱动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能源强度效应在很大的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增长，贡献率达到-73.13%。“十一五”规划期间，能源强度下降趋势明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源强度由2011年的1.28吨/万元，下降到2012年的1.15吨/万元，同时，2011―2012年期间能源强度抑制效应高达-1140.57，这表明《湖北省低碳发展规划（2011―2015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湖北省低碳发展的总体蓝图和行动纲领。但从总体累积效应来看，湖北省碳排放量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湖北省要重视相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减少碳排放量。2005―2009年，能源结构因素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抑制，而此后转变为拉动作用。总体而言，能源结构效应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变化的正向影响因素，但影响效应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是湖北省能源消费结构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优化，仍是以煤炭等高碳能源为主。同时这样说明湖北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减少碳排放量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对于湖北省碳减排政策提出如下建议：（1）湖北省应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整合利用水电资源，推动天然气快速规范发展、高效利用风能资源、充分发展太阳能、有序开发生物质能，强化低碳能源生产与供应，减少煤炭消费量，逐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2）降低湖北省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可采用行政和经济手段，从而有效地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3）利用科技创新，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能有效地降低湖北省碳排放量。政府应加强在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能源技术研发投入，利用湖北省的人力资源优势，组织动员产学研相结合进行重点课题攻关。（4）推行碳排放配额制度，建立健全湖北省碳交易市场。这是新时期湖北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课题来源：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钢铁产业集群低碳化发展与政策研究”（14G109）。）
第6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能源消耗；间接碳排放；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9—0001—06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the Sub—sector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07
CAO Guang—xi， YANG Ling—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The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Chinese input—output tables from 1995 to 2007.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s and short—term effec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ng—term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exists，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s a positive short—term cause to carbon emissions， while energy consumption negatively causes carbon emiss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panel data model
近年来，碳减排相关问题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目前，中国碳排放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位。据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预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前后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将积极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并且提出了“到2020年，万元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节能减排新目标。因此，研究中国的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三者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选择的计量方法、研究对象发展水平和时间跨度的不同，许多相关研究的结果之间存一些分歧和差异。牛叔文等曾对此作过详尽综述[1]。
国外学者Shafik，Ban dyopadhyay发现，1960～1990年149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收入水平两者之间呈正向线性关系[2]。Grubb认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增加，但是跨越一个特定的阶段后，人均收入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会减弱[3]。国内学者李明贤和刘娟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回归分析等相关关系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推动原因，但是碳排放增长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4]。帅通和袁雯对近年来上海工业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进行分析，采用IPCC 2006年提出的各类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方法，探讨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5]。牛叔文等以亚太八国为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5年亚太八国的能源消耗、GDP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得出了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并且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基数和能源利用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1]。Chang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多变量因果关系检验，认为经济增长的需求将增加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6]。
第7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脱钩模型；经济增长；低碳经济；CO2排量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1-0017-05
低碳经济概念是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气候变化日益无常的背景下由英国政府在其2003年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的，它是指经济发展要着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逐步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以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减少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1]。发展低碳经济既顺乎世界潮流又合乎中国国情，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低碳经济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是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国际合作的战略选择。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强省，应顺应世界和国家节能减排的潮流，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很有必要。
一、脱钩理论文献综述
脱钩概念首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用来表示经济发展过程中用较少的物资消耗产生较多的社会财富，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对物资消耗高度依赖的敏感反应。该组织的初衷是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损害的难题。OECD脱钩概念的提出，促进了各类经济活动脱钩指标的建立[2]1。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多注重节约能源和减少排量两方面研究，且将脱钩指标运用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的领域。OECD以30个成员国为代表，运用39个指标分析其环境与经济脱钩状态，最后得出这30个国家总脱钩率约为52%[2]2；Juknys以立陶宛（Lithuania）为例，分析其脱钩情形[3]；Herry Consult GmbH等学者以奥地利为例，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运输业需求情况与其脱钩状态[4]；Tapio对欧洲的交通业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之间的脱钩情况进行了研究[5]；David Gray、Jillian Anable、Laura Illingworth和Wendy Graham等分析了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情况[6]。
国内关于脱钩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土地资源、循环经济、能源消耗的测度及农业等领域。邓华、段宁在其文章中介绍了西方“脱钩”理论的两种主流评价模式——IU曲线和总量研究，并提出物资消耗总量的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研究的主流方向[7]。王崇梅、王荐其将脱钩理论应用到烟台开发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即“1.5-2倍数”发展战略，并指出这种发展模式和中国的国情非常吻合[8]。刘建兴、许肃分析了福建省19年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关系，得出福建省能源生态压力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所付出的自然生态成本高于中国平均水平，能源利用率有待改善提高[9]。冯艳芬、王芳采用总量比较法的脱钩评价模式，设计了耕地消耗与经济增长总量的脱钩指标及脱钩率，计算了1996—2002年广州市耕地消耗与经济增长总量的脱钩关系[10]。王远、陈洁等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运用“脱钩”和“复钩”理论、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辨识和分析了能源消费总量、电力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耦合关系[11]。 李忠民、庆东瑞运用OECD脱钩指标和Tapio脱钩指标对山西省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与其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脱钩分析，得出作为山西省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工业呈现GDP与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扩张连结状态[12]。王虹利用相对“脱钩”、“复钩”的理论与测度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13]。徐卫涛、张俊飚等用脱钩理论，分析了化肥施用量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之间的脱钩类型[14]。杨璐嘉、李建强等对四川省的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总量脱钩评价和消耗强度脱钩评价[15]。
第8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税政策；措施
1碳排放过量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危害及现状
至今为止，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对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也给人类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1碳排放过量造成全球气候变暖
经过近十几年来科学家对全球海平面高度和全球平均温度等数据的监测发现，两极地区冰雪大范围融化，全球气候变暖十分明显。很多数据表明，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目前看来有好有坏，但从长远来看，整体是弊大于利。
1.2碳排放过量主要由全球工业化导致
自英国等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越来越多。研究表明，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增加了近一倍，其中，主要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甲烷等。而全球气温升高又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如大旱、大涝、气温差异大等极端天气，给人来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1.3全球碳排放过量还将持续很久
科学家根据现有数据做出预测，如果世界各国仍沿用如今的做法，未来几十年，全球气候变化仍将持续下去。到二十一世纪中期，全球气候将进一步变暖，并将进一步诱发全球气候的很多变化，甚至比如今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2实行低碳经济对我国发展的积极意义
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碳排放过量问题，给人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安全。因此，全球各国应该团结起来，控制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此，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国家。
2.1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科学发展观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数量很少，因此实现低碳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基础，而这些能源的使用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也是我国如今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想要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提高我国能源使用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如风能、潮汐能等，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和低碳发展。另外，还应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依靠技术进步带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推动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2.2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环境的好坏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最近我国很多城市都频繁出现雾霾天气，导致空气能见度降低，空气中充满大量的有害颗粒，人类呼吸了这样的空气后，很容易导致呼吸器官疾病。另外，很多地区的酸雨天气造成建筑等腐蚀，庄稼颗粒无收，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目前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党和国家为了改善民生，保证我国人民的健康安全，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必须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每一步上，从各个方面解决气候变化和高碳经济带来的民生问题。
2.3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
气候变化如今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仅需要我国的努力，更需要全球各国的大力支持。气候变化不仅仅关乎一国，它关系到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如今，世界各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签订了许多公约，使世界各国得以公平合作。在这种环境下，为了满足我国的长远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碳排放量减少迅速的国家也将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有助于树立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3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从财税政策方面，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以下措施：
3.1完善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与碳排放以及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如今社会中追求低碳经济的目标，因此，党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完善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和低碳经济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3.2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政府除了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在政策上给予低碳企业一定的优惠措施，具体到财税政策上就是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从而鼓励企业实行低碳经济，体现国家对低碳经济的重视。同时，国家应该在总体上制定相关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并鼓励全社会企业来积极完成。在宏观上，国家应积极主导经济的发展方向，给我国工业化企业指明道路，帮助其改变自身高碳排放的发展方式，使其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4总结
因此，为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首先应在法律制度方面给予支撑，并在国家政策上给环境友好型企业适当的支持，其次国家应对其起到宏观调控作用，牢牢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给全社会制定出相应的目标，给我国企业指明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为我国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郭代模,杨舜娥,张安宁，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思路和财税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58):2-8,40.
[2]王顺敖.对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财税政策的思考[J].前沿,2010(16):67-70.
第9篇：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减排技术；减排对策
一、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基本状况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已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对温室效应的作用可达66%。大部分的温室气体与人类活动有关，特别是进入工业化后，温室气体的浓度急速上升。
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体特征
我国能源主要是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这类能源是二氧化碳的主要能源。而且，由于我国是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耗大，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小，在21世纪之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速缓慢。从2003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迅猛的增长，增长率达到了13%。在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超过了美国。
欧盟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美国的碳排放量也一直是处于稳定的高水平状态。中国与日本的碳排放量从1980年到2007年都出现增长，日本增量较小，中国增量较大，总体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发达国家，已度过了工业化初期高耗能的时期，碳排放量趋于稳定并缓慢减少。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碳排放量大增，减排任务极重。而且由于技术的不到位，强制性减排会造成很大的经济代价。
2.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碳排放量的现状
我国不同省区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大的差异。2007年，绝对碳排放量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最少的省份是海南；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宁夏和内蒙古，最少的黑龙江。从分布区域看，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一半，而且增长最快，达到9.8%；中部地区占到26.72%，增长率分别为8.85%；西部相对最少，增长率为7.45%；从行业分布来看，工业碳排放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增长了一倍。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碳排放增长最快。电力碳排放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二、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分析
减排成本是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减排目标，只能是通过限制、关闭高排放部门来实现，这就需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1.减排成本的基本概述
对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可以从不同视角、层次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的定义和估算。总体来说，可以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界定。
从微观角度，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减排目标而直接投入的技术和资金。从宏观角度，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减排目标采取措施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即通过强制性减排造成的国家GDP损失。这种损失主要是因为在短期内无法依靠技术进步而达到减排目标，只能通过限制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样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还涉及到边际减排成本，边际减排成本是指每减少一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引起的GDP的减少量。
2.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分析
经济发展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的一种矛盾的关系，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权衡非常重要。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及多目标规划理论，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成本估算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对其结果的分析，建立了下图。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潜在GDP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减排宏观经济成本做出粗略的计算。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应不同的GDP值，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大时，GDP值也最大。当GDP值为最大值35.30万亿元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达到最大值97.01吨。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二氧化碳的限制将以降低GDP的增长率为代价。通过对上图数据的计算分析得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二氧化碳减排的力度越大，减排的宏观经济代价就越大，GDP的年增长率就会越低，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就越高，而且在不同的减排力度下，成本的上升幅度也不同。在
减排量在4.42亿吨到7.59亿吨的区间内，减排量每增加1%，宏观经济成本就上升0.20%；在7.59到9.84这个区间内，减排量每增加1%，宏观经济成本就上升0.46%。同时也可以看出，碳强度降低的弹性较小。二氧化碳减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我国2010年二氧化碳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约为3100―4024元/吨二氧化碳。
然而由于温室效应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对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目前必需节能减排，由于技术的不到位只能强制性减排，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如表2中所示为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650ppmv，550ppmv，450ppmv情景下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450ppmv稳定情景下，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减排，会出现经济损失。减排率越大经济损失就越大。所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减排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二氧化碳浓度要求越低，我国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如图中所示在450ppmv情景下，2100年损失可达到4.8%，在650情景下损失就小的多；有长期准备的减排其损失要小于突然快速减排；技术是实现减排的核心。
因此，在设定限排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二氧化碳减排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根据实际的潜力和承受力确定合理目标。减排要依靠长期的技术进步，短期内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空间弹性不塌，因此不宜把目标设的太高。
参考文献：
[1]范英.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路径与政策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1（7）：112-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