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与经济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FDI 经济增长 碳排放强度 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10-0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向纵深发展，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也愈演愈烈。在当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有了更深刻认识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引发了尤其热烈的讨论。其中，气候变化作为当今全球环境保护所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关系到今后地球生态能否可持续发展而备受瞩目。

而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国际上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尽管先前已作出到2020年为止单位GDP碳排放（GDP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至45%的承诺，但要实现却实非易事。然而，无论是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出发点去承担应尽的大国责任，还是以维护健康良好的内部生态为出发点去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碳排放都应当是我国未来发展规划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已有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论证，早期影响最为广泛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环境会持续恶化，而当增长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环境却自发呈现出稳定改善的趋势，于是得出了经济增长后期自然伴随着环境改善的结论。但后来各种实证分析显示了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与该理论不相吻合的状况，说明仅仅靠经济增长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处理好环境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寻找影响碳排放量的各种因素以期获得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缔造了无数“经济奇迹”，其中“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它还在推动我国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直接称FDI）流入中国并拉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对我国的环境产生过负面影响呢？这是关乎我国未来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而江苏省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代表，其所引进的FDI无论从规模还是强度看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不妨就聚焦于此，并通过对江苏省实际状况的梳理分析来探究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一般性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起初，关于FDI与环境关系的争议主要围绕“污染避难所”假说展开。Baumol和Oates（1998）的理论分析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则污染密集型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发展中国家就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避难所。但该假说却并未获得实证方面完全的支持，如Colin Kirkpatrick和Kenichi Shimamoto（2008）利用日本五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就与其不相符。并且相反地，流入日本的FDI似乎反而是被日本透明和稳定的环境管制政策所吸引。而根据Matthew A. Cole等（2006）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模型，FDI影响环境政策的能力还取决于当地政府腐败的程度，越腐败的政府管理下FDI能促成越宽松的环境管制政策，从而越有可能成为污染避难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FDI对环境是有利的。Letehumanan和Kodamat（2000），Eskeland和Harrison（2002）的研究指出，FDI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的引进也会提高东道国的环境福利。与内资企业相比，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因而FDI会倾向于利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治污技术。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FDI和环境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吴玉鸣（2007）认为FDI恶化了我国的环境。温怀德、刘渝琳、温怀玉（2008）利用我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FDI和出口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而进口可以减轻环境污染。许士春、何正霞（2007）的数据研究表明FDI对环境有改善作用。杨万平、袁晓玲（2008）建立VAR模型研究贸易、FDI对我国环境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FDI和进口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而出口是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影响因素。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认可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中国的环境产生影响，但由于实证检验时使用的模型、数据或具体方法有所区别，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从统计结果看来，支持FDI的流入会加重我国环境污染论断的还是占多数。

三、基本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在分析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时，并不是简单地运用FDI数据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因为碳排放不仅与FDI相关，同时还与其他重要变量有关，如果忽略这些变量而直接进行简单的一元回归，就很可能因为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设定错误从而得出错误结论。上文已经提到过著名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笔者结合该理论初步构造出如下模型：

TQDt=a+β1FDIt+β2GDPt+β3GDPt2+εt （1）

出于平滑时间序列以及消除异方差的考虑，采用给变量取对数的形式。此时出现一个问题，即GDP序列与其平方项序列变成完全线性相关的关系，为了保证模型的合理性以及数据后续处理的有效性，我们选择只保留lnGDP的序列。调整之后的模型如下：

InTQDt=a+β1InFDIt+β2InGDPt+εt （2）

其中，a为常数项，εt为随机误差项。

TQDt为第t年江苏省的实际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等于总的碳排放量与对应年份实际年生产总值之比。而具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国际惯例，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方法估计所得。步骤如下，先按照热值关系将各种主要能源按标准煤表示出消耗量，再分别乘以对应的有效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得到实际碳排放量，最后加总即得江苏省全部能源的碳排放总量。

FDIt为第t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β1衡量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GDPt是第t年江苏省的人均年生产总值，即经1978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江苏省实际年生产总值与对应年份江苏省总人口的比值，β2、β3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及趋势。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有少量缺失则参照《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省相应部分。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回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笔者首先对各变量所对应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具备平稳性特征。单位根检验的过程按照有无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可分为三类，即方程中仅含有常数项；方程中既有常数项又有时间趋势项；两者皆无。根据变量序列的折线图分别选择检测方程的类型，得到如下表所示的检验结果：

该结果表明，1995-2013年江苏省的碳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及人均实际年生产总值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根，即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在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可以看到p值都小于0.01，即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得到序列平稳的结果。也就是说，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满足构造协整模型的必要条件。

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以lnTQD为因变量，lnFDI、lnGDP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可以认为以江苏省数据表示的碳排放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利用OLS可以得到如下的估计模型：

lnTQD=0.9900-0.0003*lnFDI+0.0095*lnGDP

（15.1559） （-4.9220） （0.4399）

P（F-statistic）=0.00004，R-squared=0.7177，Adjusted R-squared

=0.6824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lnFDI的系数为-0.0003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并且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时，碳排放强度就会降低0.03%。lnGDP的回归系数为0.0095，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对数形式下模型中缺少GDP的平方项有关，此时人均年生产总值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能得到充分解释。

3.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进一步确认变量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的碳排放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序列进行分析。滞后期选为1期，结果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0.0117小于0.05，此时拒绝原假设，可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碳排放强度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对江苏省1995-2013年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得到的结果，FDI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并且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时，碳排放强度就会降低0.03%。这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轻江苏省碳排放压力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理论不相符。其实FDI在进入发展中国家时不仅仅只是资金的流入，与此同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流程产生了溢出效应，这也是导致碳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的原因之一。而相反地，人均GDP与碳强度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这在某种意义上反驳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关于环境会随着经济增长实现自我修复的说法。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到底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若存在，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究竟如何，这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对外开放仍然是新时期我国必须坚持的重要国策。而对于像江苏这样的沿海区域经济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下一步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调整和完善对外开放结构，具体到引进外资方面，就是实现从“量”到“质”的跨越，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程度地开发出来，为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低碳环保和可持续性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Colin Kirkpatrick，Kenichi Shimamoto.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pplied Economics，2008

[2] Eskeland G.and A.Harrison.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

[3] Matthew A.Cole，Robert J.R.Elliott.FDI and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Dirty”Sectors： A Missing Pie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Puzzl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

[4] 沙文兵，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世界经济研究，2006（6）

[5] 刘燕，潘杨，陈刚.经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8）

[6] 吴玉鸣.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地理，2007（1）

[7] 许士春，何正霞.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检验――来自1990-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经济体制改革，2007（7）

[8] 温怀德，刘渝琳，温怀玉.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8（3）

[9] 杨万平，袁晓玲.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时间序列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82-2006.世界经济研究，2008（12）

[10] 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经济研究，2010（8）

[11] 周葵，戴小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

第2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碳排放 能源消费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全球暖化的加快，这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上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2006年秋，英国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报告—《斯特恩报告》，报告中指出世界人民正在遭受着有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痛苦，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的高排放正在不断侵蚀着人类的生存。解决碳排放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减少能源消费，但是由于减少化石燃料消费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冲击，这种方法很少被采用。有关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在实际问题中，由于各国家碳排放、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关系不同，所以各个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迅速增加。根据有关信息，从1970年到2007 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加7倍以上2007年CO2排放量甚至超过往年排名第一的美国。“根据相关部门对我国能源消耗方面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测：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从2005年的50亿吨急剧增长到2030年110亿吨。”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承担着巨大的减排责任，而且低碳之路是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十分严酷的挑战。怎样能有效地减少碳排放和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两项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及学术研究和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及重要内容之一。

吉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能源以及原材料大省之一，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其工业发展在全省的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GDP、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吉林省实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研究意义

最近几年，全球气候的变化成为焦点问题，温室气体的排放过度大多数归因于人类活动中碳的排放量。吉林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吉林省能源相对缺乏，一次能源的自给率只有差不多50%，传统能源的不足制约着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吉林省只有在今后的能源建设发展道路上采取新的正确的能源利用措施，才能在未来的能源生产的领域上取得先机。所以，研究吉林省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从研究结果分析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解决吉林省未来发展问题的关键。

吉林省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现状

（一）能源消费现状

目前，吉林省的能源生产情况的主要特点是：主要能源生产量增幅较大，主要能源品种消费增势平稳，大部分能源品种库存增加；能源生产增长慢，能源产出结构正逐步优化；一次能源的生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减少，二次能源生产量比重缓慢增加。在2011年，热力的消费量排首位，次之原煤。其中煤油的用量最少仅为1.12万吨，可见吉林省的能源消费以热力和原煤为主。

总的来看，吉林省的一次能源种类较齐全，但储量不足，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70%以上，石油则次之，大概占了25%左右，而天然气和风电水电则占的比重最少，总共只占到了5%左右。据调查，在发展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日本、俄罗斯煤炭所占比例低于20%，美国和德国低于30%。相比之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面临很多方面的环境问题，煤炭所占比例过高是吉林省一次能源消费机构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的突出矛盾。

从1982年至1988年煤炭一直占中能源消费量的70%以上，从1990年开始降低至53%之后上升到2011年的78.4%，而从1982年到2011年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在15%至21%之间浮动。天然气的的百分比从1982年的0.6%变化到2011年的2.9%。可见吉林省的主要能源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则相对缺乏，所以，吉林省的主要消费能源为原煤，近年，吉林省的原煤消费总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石油消费总量和天然气消费总量分别占较小的比重。

（二）经济增长现状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是东北三省中经济发展上变化较大的，同时吉林省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2011年吉林省的GDP为10568.83亿元，同比去年增长21.93%。三大产业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11年第一产的生产总值为1277.44亿元，比去年增长21.64%；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最大，生产总值为5611.48亿元，同比去年上升24.52%，增长的幅度在三大产业中最大；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为3679.91亿元，比去年增加18.3%。人均生产总值为38460元，比去年增加了21.7%，超过全国人均GDP33046元，可见吉林省的经济发展迅速。

目前来说，吉林省的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状态，工业生产值也在稳定增长。但是在经济结构方面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吉林省经济长期来看仍然存在总量不大、主导产业拉动作用不强，效益不高、活力不足等问题，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不够完善，这些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因此吉林省还需积极寻求长期有效的发展策略。

（三）碳排放现状

《斯特恩报告》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估计告诉我们当前制定节能减政策、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吉林省的能源消费量也随之上升。在各个产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每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日益增长，从大体趋势上看1990的2896亿/m3年至2000年的3082亿/m3工业废气排放量浮动较小，从2001年的3237亿/m3至2011年的8240.29亿/m3工业废气量浮动较大。

目前吉林省的三大产业碳排放量有如下的显著特征：第一、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省碳排放总量的比率大约分别稳定在3%和13%，在总体趋势中是处于较低水平的；但是第二产业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在全省碳排放总量中近年来占的比例一直处于较高比例，没有下降，基本上稳定在70%左右。而第二产业是吉林省的支柱产业，所以，造成了吉林省碳排放量较高的现状，并且面临着低碳转型方面的挑战。

计量分析

（一）各项指标的选取及说明

本文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碳排放的之间的关系，因此运用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本文1995～2011年GDP的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资料总编》。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来自吉林省1996-2012年的《吉林省统计年献》。

（二）模型的建立

（三）模型的检验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的增长影响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而能源消费量必然影响着碳排放量，但能源消费量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以此为切入点寻找解决方案。

首先，吉林省一次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数量一直在增加，随着吉林省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 其碳排放量增加也十分迅速。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不懈追求“十二五”规划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目标，积极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新型的城镇化、工业化的道路，努力调整其工业生产结构，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的进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是吉林省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抉择。

其次，吉林省煤炭消费的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一直相对较高，这与吉林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消耗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通过能源替代等途径，大力地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地开发风电、水电、核电、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等项目，增加洁净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逐步改变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能源结构。

最后，吉林省应该引进外省的先进技术并与省内的自主研发相结合，加大自主科技研发力度，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步伐，提升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科技实力。低碳经济已成为发展全球经济的潮流，而低碳经济的直接作用无意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低碳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耗能源的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方式，从工业社会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发展经济，转变为注重能源使用技术，清洁能源开发，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经济社会，其核心是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

参考文献：

[1]Nicholas Stem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m Revie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尚文英，河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演变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J].经济经纬，2011，（03）.

[3]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5]王媛.吉林省能源消费与三废排放量的灰色关联分析[J].能源环境保护，2010，（6）.

[6]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S]，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第3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 Tapio脱钩模型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低碳经济

一、脱钩理论研究综述

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联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为探讨如何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脱钩”（decoupling）概念，并开启了“脱钩指标”的理论研究。脱钩指标用来反映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确定关系，表示两者之间的压力关系。

国外学者大多从节能和减排两方面分析脱钩理论。Juknys（2003）通过分析立陶宛脱钩情形，将脱钩分为初级脱钩和次级脱钩；Tapio利用脱钩弹性指标研究了欧洲交通业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将脱钩分为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等八项指标，推动了脱钩指标构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促进了脱钩指标的发展；David gray等研究了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二氧化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

国内学者对脱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节能领域，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相关研究对象进行测评研究“脱钩”情形。庄贵阳（2007）运用Tapio 脱钩指标分析了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情况；李忠民、庆东瑞（2010）利用脱钩理论对山西省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山西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状态；李坚明等研究了台湾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李忠民、陈向涛、姚宇（2010）通过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脱钩状态研究，预测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情况。脱钩研究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二、石家庄市碳排放脱钩状况研究

1、评价方法和指标选择

Tapio脱钩模型是研究脱钩关系最主要也是用的最多的模型，采用能够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的“弹性概念”进行分析，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对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实证分析。

GDP与二氧化碳弹性脱钩的公式如下：

tco2，GDP=（%CO2/CO2）/（%GDP/GDP）（1）

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2001年不变价格对各年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则参照IPCC温室气体排放估算方法计算使用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换算系数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所列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

Tapio脱钩指标是以某一弹性值范围作为脱钩状态界定的，例如弹性值介于0―0.8之间则界定为弱负脱钩；介于0.8―1.2之间则界定为衰退连结。具体情形如表1所示。

2、石家庄市碳排放脱钩状况研究

“十一五”期间，石家庄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长7.3%；人均碳排放量年均增长4.6%。而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占到总排放量的80%以上。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脱钩”研究，以期有效开展减排工作，发展低碳经济。

（1）石家庄市碳排放清单。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大部分碳排放数据都是根据能源消费量测算得来的。本研究基于石家庄能源消费数据，参照IPCC的参考方法和部分缺省数据，计算2003―2009年石家庄市碳排放量，作为石家庄市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脱钩研究提供的基础数据。其数据都来源于《石家庄统计年鉴》（2004―2010年）。本研究的能源消费品种主要包括原煤、洗精煤、焦炭、其他焦化产品、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天然气、原油、汽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14类，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Ei为能源i的消费量（万吨标准煤）；C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吨碳/吨标准煤）；i为能源种类。

2003―2009年期间，石家庄市以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GDP值基本上呈增长态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中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多为18151万吨，之后碳排放量逐渐减少。

（2）石家庄市Tapio脱钩指标分析。运用脱钩指标对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进行脱钩分析：首先根据式（1）和式（2）以及所选定的指标计算方法，整理并计算相关统计数据，并采用表1的标准评价，得到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2006年石家庄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大，经济平稳增长，出现增长负脱钩情况。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石家庄经济也随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3―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15.7%、15%和15.8%。这种快速增长主要是电力生产、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迅速发展带动的。而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排放增长率分别为20.4%、19.2%、22.3%和104.9%，二氧化碳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2007―2009年石家庄市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碳排放增长呈下降趋势，总体呈现出强脱钩状态。这是因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0%的目标，石家庄市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20.68%，单位GDP能耗的降低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都保证了强脱钩状态的实现。

三、结论与对策

1、结论

本文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二者在逐渐的实现脱钩状态。从表2中可以看出，石家庄市2003―2006年出现增长负脱钩，2007―2009年则呈现出强脱钩状态，二氧化碳脱钩弹性总体上是下降趋势，并在近几年下降速度加快，这为石家庄市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虽然石家庄市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脱钩”状态明显，但是目前石家庄市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偏重的特征尚未明显改变。高消耗、高碳排放的生产方式还大量存在，“两型”社会建设处于起始阶段，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明显改变。虽然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是排放总量跟北京等发达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高耗能产品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因此实现绿色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发展，石家庄市任重道远。

2、对策

（1）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在石家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鼓励其开发和使用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减少一次能源在能源中的比重，从根本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根据石家庄本地产业能耗、资源禀赋情况及低碳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大力开发使用本地丰富的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无碳清洁能源，促进能源消费的多样性。

（2）建立碳计量体系。研究确定石家庄市碳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对碳排放情况进行总量控制和指标分解。环保和节能部门对企业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推动企业实施产品碳标签，保证低碳经济的发展。探索开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统一的提供供求信息和碳交易平台，以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自愿减排。

（3）加大低碳经济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体和教育部门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使低碳经济深入人心。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低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示范作用，把管理流程“低碳化”作为建设节约型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率先使用节能办公建筑，推行政府绿色低碳采购。

【参考文献】

[1] 李坚明、孙一菱、庄敏芳：台湾二氧化碳排放脱钩指标建立与评估[A].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两岸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2005.

[2] 赵敏、张卫国、俞立中：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09（8）.

[3] 李忠民、姚宇、庆东瑞：产业发展、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经济纵横，2010（11）.

第4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一）数据及处理

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地揭示广西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文章采用了多种指标，并使用了不同的衡量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作了解析。文章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在文章中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广西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当年GDP，单位为亿元，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以2000年为基期。第一产业碳排放数据估算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四个行业，在第一产业土地利用过程中还会涉及到碳汇的问题，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明确的研究出土地利用与开发过程中碳汇的测量，因此在进行本次研究中将碳汇的影响忽略不计，重点对碳源进行深入探讨。

按不同的碳排放途径进行计算，第一产业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化肥生产的碳排放（Ef）、机械使用的碳排放（Em）和灌溉的碳排放（Ei）。则农业活动总的碳排放为：Et=Ef+Em+Ei这里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化肥生产带来的碳排放：Ef=Gf×A。其中Gf为化肥施用量，A为系数A=857.54kgC·t-1。农业生产活动中，农业机械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农业机械使用及操作带来的碳排放：Em=（Am×B）+（Wm×C），其中Am为农作物种植面积，Wm为农业机械总动力，B、C为转化系数，B=16.47kgC·hm-2，C=0.18kgC·kW-1。灌溉过程带来的碳排放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Ei=Ai×D，Ai为灌溉面积，D为转换系数，采用D=266.48kgC·hm-2进行估算。第二产业碳排放数据测算工业碳排放数据由于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当前大部分的碳排放量研究都是基于能源消费量、能源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如朱勤等基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张雷、李艳梅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徐国泉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等，文章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iiiiCESF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E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消费量，Si为第i类化石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F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建筑业的碳排放估算文章运用环境经济学中较为常用的STIRPA模型，结合排放系数法，通过对我国1986-2010年建筑业的相关数据对其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得到我国建筑业碳排放STIRPAT模型。进而计算出建筑业的碳排放总量第三产业碳排放量的测算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本研究依据IPCC(2006)提出的碳排放总量公式对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进行计算:TC=ΣiΣjCij=ΣiΣjCijEij×EijEi×EiYi×YiY×Y式中，TC为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总量，Cij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第j类能源的碳排放量，Eij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第j类能源的消费量，Ei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Yi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类行业的产出，Y为第三产业的总产出。

（二）数据分析

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利用E-views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广西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得出:Y=0.154291+7.01E-05X-3.81E-10X2X表示人均GDP，Y表示人均碳排放量通过图形可以看出广西环境EKC曲线呈线性，且增长趋势不断放缓，说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缓慢减少。下面对各产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为了减少波动，消除数据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碳排放Y和经济增长X1、X2、X3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序列LNY和LNX1、LNX2、LNX3，同时对四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远大于5％、10％的检验水平，从而可以认为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是非平稳的。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的二阶差分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远小于5％。因此可以认为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是平稳的。协整检验为了分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四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得到如下方程：LNY=0.511560+0.159063LNX1+0.487892LNX2+0.051079LNX3+εt（2.0）根据D-W检验决策规则可知误差项很明显存在正相关，选用广义差分法对自相关进行处理：对原模型进行广义查分得到广义查分回归方程LNY=0.84702892+0.174530LNX1+0.482274LNX2+0.079003LNX3+εt（2.1）现对（2.0）式进行残差做ADF检验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t-StatisticProb.*ADF检验值-4.2213740.0002临界值：1%水平-2.6693595%水平-1.95640610%水平-1.608495从表中可以看出，残差单位根检验的t统计量=-4.221374，其相应的概率值p=0.0002，小于1％的检验水平，可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符合广西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碳基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碳排放必然增加。

二、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长期来看，广西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从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碳排放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广西区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有放缓的趋势，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松对产业碳排放的治理工作，在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中，第二产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业碳排放将成为未来治理碳排放的首要问题。

（二）对策

第5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摘要：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陕西省；碳减排；EIO-LCA模型；产业结构调整；投入产出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陕西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发展绿色环保的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陕西省的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下降15%。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需求持续上升。为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系y测算陕西具体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分析各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对于有针对性地设计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测算、碳强度因素分析、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碳排放测算方面：一种是以生产者视角的碳排放清单核算框架为主，此方法主要是利用IPCC核算体系，对各部门的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但这类方法存在“碳泄漏”及排放公平性问题；另一种是基于需求者视角的隐含碳排放测算，主要利用投入产出法核算整个经济系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即进行“碳足迹”追踪。国外学者运用碳足迹研究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贸易的隐含碳问题，Shui等利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软件计算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隐含碳排放量；国内学者计军平建立了EIO-LCA模型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部门间的分布结构；唐建荣等对江浙沪地区隐含碳排放进行了估算，石敏俊等应用2002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碳足迹。碳强度因素分析方面，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崔佳运用LMDI法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分解为技术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并结合相关数据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进行测度；张旺等利用LMDl分解研究了北京能源消费排放增量增长的驱动因素；雷厉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雷等试图通过产业一能源关联和能源一碳排放关联两个基本评价模型，解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杜婷婷等以库兹涅茨环境曲线（EKC）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0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02排放的函数关系；赵爱文等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微观的具体行业部门的碳减排问题力有不逮。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即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是分析计算微观部门生产全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拟运用IPCC碳排放核算办法及EIO-LCA模型，分别从消费、需求等角度对陕西省各细分部门的直接和隐含碳排放情况进行测算，并对比分析2007和2012年各部门碳排放的结构变化，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对各部门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第6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立法；法律制度

我国在推进生态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新改革的助推剂。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低碳经济法制体系的建立是推进生态建设和低碳经济高效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

一、低碳经济与立法发展

（一）低碳经济概述

社会学家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一场融合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综合性变革，它是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后的新模式。经济学家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获取最大利益，而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方式。环境学家认为，低碳经济是以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并稳定在人类能够承受的一定水平之上为目标的排放模式，在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寻找一种可持续性的平衡。

笔者认为，低碳经济主要有三方面的涵义：第一，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蓄积降低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实现低能耗的经济发展。第二，低碳经济是相对于利用新能源而言的，要求尽可能实现经济与碳排放逆向增长，通过能源替代、发展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控制经济体的碳排放弹性，减少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实现开发利用新能源。第三，发展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人的自主能动行为而言的，其含义还应包括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的不良取向，降低碳消费，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倡导低碳环保健康节约的绿色生活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立法现状

1、环境保护立法。我国早在1989年就已经颁布实施了《环境保护法》，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减排，我国又先后制定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6年末到 2007年，相关部门相继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报告、专项行动等，对我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作出规划和指导；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对相关循环经济的基本管理制度、再利用、低能耗、新能源开发以及相关鼓励措施等进行了法律规定。纵观环境相关法律，多是以控制污染为主体，不过这部法律对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出规定，成为低碳经济立法的基础。

2、能源保护立法。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能源立法会切实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制定了《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通过对能源进行统筹管理，鼓励创新节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内容的规定，促进可持续发展。后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使得我国在主要矿产资源、能源的开采、生产和合理配置上拥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性说明。随后，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约能源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被正式提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能减排有了法律规定。几年间的法律整合了我国多年来相关节能政策的经验，为以后的能源立法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年，《可再生能源法》通过了正式修订，国家鼓励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崇低能耗使用，推行能源的有效利用，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所以低碳经济立法与国家能源相关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低碳经济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低碳经济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相关立法体系尚不健全。低碳经济立法逐渐显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某些相关法律存在漏洞，而一些领域的立法甚至近乎空白，需要建立全面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一）缺乏专门的低碳经济基本立法

第一，缺乏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全局的法律。我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正是大量消耗能源，高速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统一，去盲目改变碳该规定也是不利于国家整体发展。应以低碳经济为基础，增加立法保障，低碳经济的法律的专门性法律需要快速建立。

第二，碳排放权未进行法律定位。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权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碳排放权交易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是一种优质的碳排放金融衍生品。而碳排放权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积极制定《碳排放交易法》，使这一调控手段受到法律的肯定与支持，使低碳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

（二）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没有专门性发展低碳经济的促进法，缺少整体的指导性战略意见。目前，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立法零散地存在于由宪法到法律、到行政法规、再到政策规章中，法律结构模糊，缺乏适配性。导致各法律部门、法律等级之间无法形成良好的配合，与低碳经济某一范畴相关的法律法规重叠与交叉的状况时有发生。长此以往，不但无法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还会使立法者容易产生对于法律效率的误判，对未来建立相关法律体系的工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造成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脱节，形成效率低下的立法制度。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引导低碳经济发展立法体系，明晰相应的法律结构，才能使法律制度体系化，法律工作系统化。

第7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碳排放;碳足迹;建设用地;能源结构;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2-0313-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02.015

Land Use Pattern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Footprint of Wuhan City

BAI Cui-mei， MEI Yun， ZHANG Miao

（Land Management College，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a “two sides society” and develop the low-carbon economy， the carbon emission and energy carbon footprint of Wuhan city during past 15 years were estimated. The changes and the impact factors were analyzed with carbon emission model and carbon footprint model based on data of land use patterns， data of energy and data of economic of Wuhan city from 1996 to 20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98%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1996 to 2010. Carbon emis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2010 was 1.4 times more than that in 1996. The total carbon footprint and per capita carbon footprint of Wuhan city increased constantly. Carbon deficit in Wuhan city was severe. The increase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growth way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irrational energy structure in Wuhan.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must be controlled. The growth mode of economy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hould by adjusted.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 carbon footprint; construction land; energy structure; Wuhan city

气候变暖是全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给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带来了严峻和现实的压力与挑战[1]，掀起学术界有关碳排放研究的热潮。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彭佳雯等[2]利用脱钩模型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杜婷婷等[3]则以库茨涅兹环境曲线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的函数关系。也有学者对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引起的碳排放效应变化进行了研究。如苏雅丽等[4]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益进行了研究。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是利用指数分解法对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如蒋金荷[5]运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法（LMDI法）定量分析了中国1995-2007年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贡献率。对于碳足迹的研究，赵荣钦等[6]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碳足迹。还有其他学者通过碳足迹计算模型，从碳足迹核算和碳足迹评价的角度进行了有意的探讨[7-9]。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效应，有助于从土地利用调控的角度控制碳排放。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分析武汉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碳足迹，探讨武汉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为武汉市调控土地利用以减少碳排放提供科学依据，对武汉市构建“两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市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江汉平原的东部，地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地形以平原为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截至2010年，全市土地面积为8 494.41 km2，农用地面积为4 270.45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3 174.05 km2，林地面积为975.81 km2， 建设用地1 596.51 km2，未利用地面积2 627.45 km2。本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 762.20亿元，同比增长12.5%，位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五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198.70亿、3 254.02亿、3 303.48亿元，比重为2.94%、48.12%、48.94%。人均GDP为68 286.2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738.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 813.59元。全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 959.04亿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测算模型

根据李颖等[10]、苏雅丽等[4]的研究，本研究基于各种用地类型的碳排放/碳吸收系数计算碳排放量，主要涉及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其中建设用地具有碳源效应，耕地上的农作物虽然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会被分解释放到空气中，因此将耕地视为碳源[11]，林地和草地为碳汇。

碳排放测算公式[10]：

CL=∑Si■・Qi （1）

其中，CL为碳排放总量;S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Q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吸收）系数，吸收为负，其中耕地、林地、草地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422、-0.644、-0.02 tC/hm2[12]。

建设用地的碳排放主要通过计算其建设过程消耗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间接得到。这里的能源主要是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建设用地碳排放估算公式[10]：

CP=∑ni=∑M■・Qi （2）

其中，CP为碳排放量;n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Mi为第i种能源消耗标准煤;Q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其中煤、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 6 tC/t标准煤、0.582 5 tC/t标准煤、0.443 4 tC/t标准煤[12]。

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足迹

碳足迹是指吸收碳排放所需的生产性土地（植被）面积，即碳排放的生态足迹[13]。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即NEP是指1 hm2植被一年的碳吸收量，用来反映植被的固碳能力[13]，采用NEP指标反映不同植被的碳吸收量，并以此计算出消纳碳排放所需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碳足迹）。森林和草原是主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这两种植被类型的碳吸收[13]。根据赵荣钦等[6]、谢鸿宇等[13]的方法，首先计算出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再根据森林和草地的碳吸收量计算出各自的碳吸收比例，最后由各自的NEP计算出吸收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所需的森林和草地的面积。化石能源碳足迹计算公式为：

A=∑A■=■+ ■ （3）

其中，A为总的化石能源碳足迹，Ai为第i类能源的碳足迹，Ci为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万吨标准煤），Q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P■与P■分别为森林与草原吸收碳的比例;NEP■与NEP■分别为森林和草地的净积累量。吸收1 t的CO2所需的相应生产用地土地面积计算结果见表1。

2.3 数据来源

能源数据与经济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1996-2010）》，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数据来源于武汉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3 结果与分析

3.1 武汉市碳排放量

根据公式（1）、（2）和《武汉市统计年鉴》所查询的武汉市能源消耗量，以及武汉市历年土地变更数据，计算武汉市1996-2010年的碳排放量见表2。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量来看（表2），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 由此可以说明建设用地为主要的碳源。同时可以看到，武汉市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增加较快， 1996到2010年间，武汉市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增加了1 091.6万t，增幅为88.58%，碳排放总量也增加了87.21%。通过SPSS 19对建设用地面积与碳排放总量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可见武汉市的碳排放总量与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走势保持同步。

在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同时，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但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对碳排放总量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影响，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耕地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建设用地来讲数量太小，最高也只占碳源排放总量的1.6%;二是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量，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

另一方面，武汉市的碳吸收总量也在不断增加，1996到2010年间增加了2.09万t，增幅为49.76%，其中占碳汇吸收比例较小的草地碳吸收量在逐年下降，但是林地的碳吸收量占总吸收量的90%以上，甚至有些年份达到了99%以上，且林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林地的固碳量在增加，从而使得武汉市碳吸收量15年间不断增加。

3.2 武汉市建设用地碳足迹分析

由公式（3）计算武汉市1996-2010年的能源消耗碳足迹间接得到建设用地碳足迹，如表3所示。由表3中可以看出，武汉市的建设用地碳足迹逐年增加，在此期间，虽然武汉市的林地与草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足总碳足迹的增加速度，同时人均碳足迹由0.63 hm2增加为0.74 hm2，由此表明武汉市的生态系统不足以弥补能源消费的碳足迹。不同能源的碳足迹表明，煤炭的消费是引起总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表3也表明，森林的碳吸收能力比草地要强，碳足迹以森林为主。

3.3 影响因素分析

3.3.1 土地利用结构 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对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都会产生影响。1996-2010年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武汉市的林地面积不断增加，草地面积在减少，但是由于林地是主要的碳汇，因此武汉市的碳汇量随林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耕地面积在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且增加速度较快，一部分面积的增加是由于耕地的非农化，即耕地转为了建设用地，而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源，因此，武汉市的碳排放量随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而增加。

3.3.2 经济增长方式 现有的研究表明[10]，国家工业化，能源消费碳排放是最主要的排放类型，可占二氧化碳排放的90%以上。从上述武汉市碳排放量测算结果来看，能源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由此，应分析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变化。

碳排放强度是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是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认和反映其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指标[14]。计算可知，1996-2010年武汉市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1.88 t/万元下降到2010年的0.53 t/万元，下降了71.81%，年平均下降4.79%。根据何建坤等[14]的研究，要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要大于GDP的增长率。而武汉市1996-201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14.54%的GDP增长率，这远远不能实现碳减排。

经济增长既需要资本的投入，也需要土地、能源等物资投入，若经济增长使得土地、能源等物资消耗加剧，碳排放量加大，则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剧，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取。为评判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可选用能源碳排放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其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具有同样的测量意义[15]。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都大于或接近于1，而发达国家则小于或接近0.5[15]。其值越大，说明能源碳排放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计算发现，武汉市能源碳排放系数达到了0.76，远远大于0.5。由此说明，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3.3.3 能源结构 不同的能源其碳排放系数不同，三大能源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天然气最小，石油居中。因此，煤炭的消耗量越大，则能源碳排放量越大。根据公式（2）可测算各种能源碳排放量，并得出三大能源碳排放量趋势图（见图1）。由于各能源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呈正比，因此，能源碳排放量的趋势与能源消费量的趋势一致。由图1可知，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在1996-2010年间较为平稳，煤炭的消费量在1996-2002年间保持稳定，2002-2006年快速上升，2006-2009出现微小下降，2010年又开始上升，与武汉市碳源排放总量变化走势一致，煤炭消耗量占总能源的67%以上。可以看出，武汉市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平均碳排放系数是指能源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其变化能够反映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当低碳能源比例的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会变小。从图1来看，武汉市1996-2010年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较为平稳，在0.707～0.717之间浮动。以上分析表明，武汉市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

3.3.4 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武汉市能源消耗总量在15年间由1 790.13万t增长到了3 352.96万t，与此同时，其碳足迹也由328.13万hm2增长到了618.78万hm2。能源消耗总量与碳足迹走势图（图2）表明，碳足迹随着能源消耗总量的变动而变动，两者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走势。

采用回归分析可以定量分析能源消耗总量与碳足迹的关系。本文以95%的置信度通过有关检验，其相关性如表5所示，能源消耗量与碳足迹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9 5，说明碳足迹受能源消耗总量影响较大。

4 小结与讨论

1）建设用地是主要的碳源，其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是武汉碳排放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武汉需控制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同时，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通过集约利用缓解建设用地供求矛盾，实现低碳集约利用。

2）武汉市的总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在不断增加，虽然武汉市的林地与草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足总碳足迹的增加速度，表明武汉市碳赤字较为严重。其中，森林碳足迹和煤炭碳足迹为碳足迹的主要“碳汇”和“碳源”，煤炭的消耗是引起总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增强生产性土地，特别是森林的固碳能力，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消费量，提高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费比例，可以较好地降低碳排放水平。

3）1996-2010年，武汉市碳排放量总体上升。主要原因除了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外，还受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结构的影响。较高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反映出武汉市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建立低碳的能源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低碳经济社会的关键。

4）通过土地利用变化以及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分析了武汉市的碳排放以及碳足迹的变化，但是在计算能源消费碳排放时，因数据的限制，仅考虑了化石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未计算农村生物质能燃烧带来的碳排放。同时，由于目前对碳足迹的概念和计算边界缺乏统一的定义，计算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碳足迹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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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84-04

低碳经济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国政府2003年公布的《能源白皮书》上，随即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尤其是2008年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一度陷入经济萧条状态，国际能源安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低碳经济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总理明确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从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来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压力。本文通过对涉及低碳经济的各种因素及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全面研究，使中国寻求到一条能够有效发展的低碳之路。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发展形势

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高碳经济就是碳排放量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两高一低（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发展模式，高碳经济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渐渐被一些国家所认可，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碳排放强度是指一国（地区）碳排放总量与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反映了该国每增加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要排放碳的数量。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对186个国家的2008年的碳排放情况做了统计，笔者选取了碳排放量位居前列的7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共14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一）各国碳排放强度比较

2008年，样本中的14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并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经济规模等方面反映了不同状况，具有代表性（见表1、图1）。

由表1中数据可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都远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巴西除外）的碳排放强度也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3），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却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乌克兰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而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也是达到了72.2亿吨，跃居世界第1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还处于高耗能、低产出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各国能源消费结构比较

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但不同的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是不同的，其中煤的碳含量最高，其次是天然气，最后是石油。表2列出了14国不同的能源结构。

（三）各国能源强度比较

能源强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门或行业单位产值一定时间内消耗的能源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通常用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来表示，它和能源效率（单位能源消耗所生产的GDP）反相关。能源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表3列出了14国及世界平均能源强度，数值越大说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2就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进行了比较。

通过图2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基本与能源强度成正比。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俄罗斯的能源强度高于中国，而碳排放量却低于中国。这是因为俄罗斯的能源结构优于中国。中国能源结构中主要以碳排放较高的煤炭为主，而俄罗斯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碳排放相对较低的天然气。

（四）国际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选取了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指标验证其与国际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设碳排放强度为Y；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最大，设产业结构中二产所占比重为X1，三产占比为X2；能源强度为X3；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为X4，天然气占比为X5，煤炭占比为X6。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寻找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X5对Y极不显著，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到结果见表5。

表5显示，Y与变量X3、X4、X6有线性相关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1.014X3+0.144X4+0.218X6

（22.085） （2.819）（5.547）

R2=0.989 F=289.068 D.W=2.33

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国际上，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石油消费结构、煤炭消费结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与能源强度的关系。而能源强度又是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由此可见，能源效率是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关键因素，而有很多人认为的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却不明显。石油和煤炭是各国的主要能源燃料，该模型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煤炭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石油。

二、低碳经济的国内发展形势

（一）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演变过程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高耗能的工业化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低碳经济的低排放、高增长、可持续发展恰好迎合了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要求。中国在降低碳排放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碳排放强度从1981年的30.29下降到2008年的2.25，下降幅度达到92.5%。笔者统计了1995―2008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探求中国碳排放近些年来的趋势（见表6、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速。能源强度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很小，甚至不易观察。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不高。

（二）中国第二产业碳排放演变过程

碳排放也与产业结构相关。一般来说，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最大。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多。中国自1985―2008年第二产业碳排放在总排放中占比总是保持在0.83左右，近年来更是出现上升的趋势。而第二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占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见表7）。

（三）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同样，笔者选取变量碳排放强度为Y，产业结构中二产所占比重为X1，三产占比为X2，能源强度为X3，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为X4，天然气占比为X5，煤炭占比为X6。对中国1995―2008年的数据进行整理，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X5极不显著，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最终结果见表9。

如表9所示，Y与X1、X3有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0.375X1+1.104X3

（6.517）（19.179）

R2=0.972 F=187.766 D.W=2.03

由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碳排放强度也与第二产业占比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远低于能源强度。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过国际和国内碳排放影响因素比较，能源强度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当，都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决定性作用，即单位产值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多。这也是国际上纷纷加强对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最直接因素。但国际和国内又有不同之处，影响国际碳排放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能源结构上，特别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费结构，煤炭和石油现在仍是各国的主要能源燃料。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不明显。而国内除了能源强度，影响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占比，第二产业一直是能量消耗最高的产业。能源强度反映的是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能源强度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在中国制度变革和逐步开放的时期，正是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管理进步和技术引进并扩散推动了中国能源强度的持续快速下降。这一下降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经济体制、管理方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与世界逐步接轨融合的过程。因此，从中国能源强度下降过程来看，其前后下降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能源作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碳排放。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产出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增加了能源消费，由此产生的碳排放会进一步增加。因此，碳排放强度的走势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希望的是在产出规模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却不断降低，但是它要受制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作用的发挥。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经济发展阶段上述各因素的变化规律都有所不同，在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产出增长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三者的阶段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内含规律，找到一条实现三者协调发展的道路并制定完善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能源强度的高低受到一国实际经济运行中技术水平的影响，所以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能源的高效利用。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核心对策在于变革生产技术。同时中国也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上有所改进，要不断地降低第二产业比重。

（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二产业占比过高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偏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目前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而第二产业能源消耗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钢铁等重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科技、高智能的出现，激发了新产业的诞生。因此，中国应该响应时代的号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型工业转变。同时，中国应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中国的发展逐步走向低碳经济道路，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

（二）优化能源结构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一直达70%左右，远高于世界29%的比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煤炭消费的主体，由于煤炭是一次能源中碳排放最高的能源，因此中国近年来的碳排放上升较快。今后，中国应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实现煤炭替代战略的有效手段。

（三）改变贸易结构

中国工业品出口结构中，高耗能的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耗和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较高。因此，调整贸易结构也是中国节能减排的工作重心。调整关税政策、降低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工业品的贸易结构，降低隐含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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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Carbon Economy

Zhang Ningning1, Tan Bingqing1, Yan Xiaojuan2

（1.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Hebei Saihanba Mechanical Forest, Chengde 06700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n how to achieve th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ath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rbon intens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energy intensity, oi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From domestic to se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is related with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industry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第9篇：碳排放与经济关系范文

关键词:碳排放 气候变化 减排政策 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最开始的论证气候变极少部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暖。这是碳减排的实施的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探讨碳减排的方式成为可能。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影响无法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很多研究者从公共品角度进行了研究。碳排放产权的界定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关于减排方式方面,主要有基于市场的政策和行政政策,基于市场的政策有碳排放税,配额交易,行政政策有排放许可、各种规制。对于不同碳减排政策研究者发展了多种经济模型做了效果评价。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者试图寻找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经济发展阶段等经济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对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EKC)进行验证,探讨了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并试图从经济理论上进行解释,还有的研究者对EKC的形式进行拓展。

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Nordhaus(1993)是这一时期被广泛引用的标志性著作。文章从气候变化的科学背景出发分析了温室气体效应,温室气体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估计了二氧化碳加倍的假设条件下对美国各行业的收入影响,对收入的总的损失达到50.3亿美元,并且提出的有效政策是在排放量减少的边际成本和由于排放量减少而减缓的气候变暖而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处征收碳税为最优选择。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获知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局部气候的变化,这些研究的粗糙性决定了对经济影响研究的不精确。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报告,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GDP。Cline(1992)最初提到了折现率的问题,有关折现率详细的讨论见stern review(2006)及WEITZMAN(2007)。WEITZMAN(2007)对斯特恩报告做了评述,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采取立即行动稳定温室气体是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强劲的、及早的行动所获得的收益超过成本”, Richard S.J.Tol(2004)运用概率密度函数的方法对100种左右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损失成本不会超过$50/Tc。

二、有关碳减排政策措施工具的文献

经济主体以碳排放的方式对社会施加外在成本,由于碳排放使得气候变暖,解决这种负的外部性的一个办法是对碳排放行为施加一个价格,使得碳排放的成本内在化。理想的价格是对碳排放征收带来的损失的边际成本的排放税--庇古税。但是实际经济中政策制定者一般采用“命令加控制”的政策工具,比如排放许可和强制使用特定的污染削减技术,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排放税这种价格工具。关于控制碳排放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碳排放数量控制,比如国际协议确立减排指标(斯特恩)、《京都议定书》是从减排数量方面控制;另一种是从价格方面Nordhaus(2006、2007)实施碳排放税;还有a补贴、自愿协议、政府的直接管制等。从范围上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国际层次和国家层次,国际层次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京都协议书》规范的国际排放税(碳税)、排放权贸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等。现有的碳减排机制方面,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市场的方式,另一类是基于行政政策的方式。基于市场的方式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政策实施:1、经济和准经济政策(税收、补贴、价格支持);2、规制和准规制政策(如政府规则、许可标准、自愿项目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排放税优于管制,有关的研究主要分为:碳排放税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比如对消费者、生产者的影响;通过对不同碳税征收水平的模拟,分析碳税对减排效果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投资、能源消费水平、进出口以及相应的国际竞争力等宏观变量的影响。

克莱因Cline(1992)论述了减排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愿的减排,经过对温室气体危害的科学论证后,第二阶段的强制减排,包括贸易制裁,又考虑到对自由贸易的影响;注意到温室气体减排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污染减排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提出互惠策略或者“互相惩罚”策略的解决办法。在碳税的分配影响方面,已有的实证研究的路径主要有:财政负担怎么分配,财政收入使用的分配效果是什么,谁从积极的环境效应中受益。最后一项是比较复杂的研究:环境收益的分配(避免的成本),气候的变化是全球的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受益人是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的居民。

19世纪60年代研究者们大多致力于排污费的研究,加拿大政治学者约翰•戴尔斯(John Dales 1968)提出,作为排污费收费系统的替代物,可以引入可转让的产权体系来管理环境质量。关于排放权分配的方式: Hahn(198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效率,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初始排污权分配模式主要有政府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三种分配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关于排放权的分配,谈判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9)主张通过对历史排放权和未来排放权的界定,建立了一个全球碳减排行动的框架,提出以国家作为排放主体,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国历史累计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张建等(2009)对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对各行业的影响进行研究,考虑到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会产生影响,运用CGE模型和lee提出的计算模型分析对我国各行业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间接碳税对中国能源行业的影响,并且溯往原则作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现状。

三、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

已有的研究试图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结构效应,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很多实证进行了研究。最早的关于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倾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说明经济增长和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冲突。

国内的有关研究有:蔡等(2008)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佘群芝(2008)提出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国内有关实证模型的研究:高鹏飞等(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但是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到碳减排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税收的返还性。魏涛远等(2002)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张明文(2009)突破了以前的基于理论的情景的研究,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碳税对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影响,利用资源税代替碳税,运用1995-2005年各省市能源消费数据,将能源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发现资源税的增加对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并从私人投资和政府整体投资角度进行解释。刘小川等(2009)对减排政策工具特点进行分类、从减排作用的范围、借助市场力量的方式、减排成本的确定性大小等方面做了对比分析,提出我国碳减排的优化选择,近期以排放权交易为主,逐步过渡到远期的以碳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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