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精选(九篇)

第1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关键词：林业；低碳经济；森林碳汇

中图分类号：F31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2）03-0053-03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控制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重视节能减排，还要重视碳汇的作用。因此，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求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必须重视发挥林业的碳汇作用[1]。

1　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

1.1　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

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

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

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 IPCC 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　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

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

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

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

根据IPCC 的预计，2000—2050 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　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

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谢高地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人类生活水平都是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虽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有所差别，但都必须依赖碳排放以求发展。这种依赖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有的技术体系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之前要突破这种高度依赖性非常困难，实行减排政策势必会影响现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本[8]。谢本山也认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使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局面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目前的条件下，想要实现总体低碳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工业减排相比，通过林业固碳，成本低、投资少、综合收益大，在经济上更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上也更具备选择性[9]。

从碳循环的角度上讲，陶波，葛全胜，李克让，邵雪梅等认为，地球上主要有大气碳库、海洋碳库、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和岩石圈碳库四大碳库，其中，在研究碳循环时，可以将岩石圈碳库当做静止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岩石圈碳库是最大的碳库，但碳在其中周转一次需要百万年以上，周转时间极长。海洋碳库的周转周期也比较长，平均为千年尺度，是除岩石碳库以外最大的碳库，因此二者对于大气碳库的影响都比较小。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主要由植被和土壤两个分碳库组成，内部组成很复杂，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碳库[10]。

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蓄积情况来看，森林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蓄积的主要发生地。森林生态系统在碳循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陆地大概80％的碳，森林土地也贮藏了大概40％的碳，由此可见，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

聂道平等在《全球碳循环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中指明，在自然状态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固定于林木生物量中，同时以根生物量和枯落物碎屑形式补充土壤的碳量[11]。在同化二氧化碳的同时，通过林木呼吸和枯落物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同时，由于木质部分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腐烂或被烧掉，因此，其中固定的碳最终也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所以，从很长的时间尺度(约100年)来看，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由于单位森林面积中的碳储量很大，林下土壤中的碳储量更大，所以从短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是由人类干扰产生的森林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的波动。

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估算，从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30.6

亿t，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16.2亿t。李育材

研究表明， 2004 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二氧化碳约5

亿t，相当于当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8%。 还有方精云等专家认为，在1981—2000年间，中国的陆地植被主要以森林为主体，森林碳汇大约抵消了中国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6%~16.1%。由此可见，林业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发展森林碳汇的难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林业减排与增加碳汇是切实可行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间是发展低碳经济关键所在。然而，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也受到相关规定的限制。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中，都有关于“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贸易市场的叙述，其中明确规定开发森林碳汇项目及进行碳贸易须要符合以下规则：

①在《京都议定书》中明确规定，开发森林碳汇的土地，必须是从项目基准年开始，过去五十年内没有森林，《京都议定书》也规定，如果是再造林项目，所用的土地必须是从1989年12月31日至项目开发那一年不是森林，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有森林[12]。

②进行交易的碳信用额必须是新产生的，不可以是现存的碳汇量。

③自身可以完成减排指标的，不可以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可以使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国家，与其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需要将符合规定的碳减排量申报，并获得联合国相关部门认可后，才能出售给发达国家的企业。

④减少毁林和优化森林管理产生的森林碳汇并没有纳入清洁发展机制；另外，只有造林再造林项目产生的森林碳汇被纳入到清洁发展机制，森林碳汇项目的种类很单一，而且有关的申报、认证等程序非常复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林业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也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但其未来的快速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促进碳吸收和固碳；保护森林控制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减少林地的征占用，减少碳排放；大力发展经济林特别是木本粮油包括生物质能源林；使用木质林产品，延长其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固定二氧化碳；保护湿地和林地土壤，减少碳排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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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春峰.低碳经济下的林业选择[J].世界环境,2008(2):37-39.

[3] 林德荣,李智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排放:一个综述视角的分析[J].世界林业研究,2010(2):1-4.

[4]文冰.基于低碳经济的林分质量改造分析[A].低碳经济与林业发展论—中国林业学术论坛·第6辑 , 2009:179-186.

[5]贾治邦.全面发展林业,助推低碳经济发展[J].高端论坛2010(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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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震.碳减排问题刍议[J].环境科技,2009(2):1-10.

[8]谢高地.碳汇价值的形成与和平价[J].自然资源学报,2011,26(1):1-10.

[9]谢本山.森林碳汇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0(23):205-206.

[10]陶波,葛全胜.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进展[J].地理研究,2011(5):142-157.

第2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关键词】碳税；国际经验；碳排放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加之美国众议院以微弱的优势通过《美国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美国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如果我国先在国内征收碳税，那么根据WTO协议中不可双重征税的条款，美国的碳关税则对我国无法实施。至此，中国征收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碳税促进节能减排的原理分析

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导致全球性气候的变化，并且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重要的温室气体，据调查研究显示，引起气候变化的气体中有至少60%是二氧化碳。因此当今控制温室气体的主要措施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碳税则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从而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柴油和汽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提出，应该对造成外部效应的企业增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庇古税”。碳税是“庇古税”的一种，即是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使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的外部性效应内部化，使得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转化到产品的价格上去。征收碳税对化石燃料供求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在图1中，在未征收碳税的情况下的社会化石燃料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与E1，此时社会中化石燃料的需求量为Q1，价格为P1。当对于化石燃料征收碳税时，使其外部边际成本由税收的方式支付。经济主体需要考虑这部分的成本，社会中的均衡价格发生变化，价格由P1上升到P2。因而供求量由Q1减少为Q2。供给曲线S1向右移动至S2，均衡点发生变化，由E1移动至E2位置。

从理论上来讲对化石燃料按照其含碳量征收碳税，则会使得燃料的使用成本上升，而使用成本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及促进资源的节约，削弱化石燃料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促进清洁能源的研发及推广，使二氧化碳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碳税通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促进新能源推广，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外征收碳税的做法与经验

（一）国外征收碳税的基本情况

1、多国开征碳税且根据国情设计不同的税率

欧洲国家征收碳税的实践起步较早，芬兰是最早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的国家，于1990年开始征收碳税。此后，瑞典、挪威、荷兰、丹麦、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开始先后征收碳税。迄今为止欧盟27国已经全部开始开征环境税。并且碳税的征收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各国征收碳税根据各自实际国情实行不同的税率。例如1990年芬兰实行碳税时，税率为1.62美元/吨二氧化碳；1991年瑞典对私人家庭和工业企业征收碳税的税率为25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而1992年丹麦征收碳税时税率为100丹麦克朗/吨二氧化碳等。并且根据之后国情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提升税率，已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例如芬兰1995年碳税税率调整至38.3芬兰马克/吨二氧化碳；1995年瑞典碳税普通税率为34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而工业部门税率为83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

2、各国设定多种减免税条款

碳税的征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对于企业征收碳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或者行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同时也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分配。

所以，各国在征收碳税的同时，设定了一系列的减免税措施，以减少对企业的不利影响，补助低收入家庭，通过对工业企业节能项目补贴，促进企业技术革新及新能源的研发及推广。例如：丹麦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可以享受50%的税收返还，而如果二氧化碳的净税负比较重还可以享受进一步的税收优惠，电力部门给予免税优惠；荷兰，碳税的征收按能源税/碳税各占50%征收，对于能源密集型部门可以豁免能源税，但是碳税不可以豁免。并且该国开征的能源管理税，该项税种，大型能源消费者只要通过计划减排协议自愿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可以缴纳很少的税款；瑞典，首先对工业部门和私人家庭实现差异税率，并且工业企业也只需缴纳50%的税款，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还有进一步的税收减免政策。

3、碳税税款的用途及对GDP贡献率

各国收取的碳税税款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于研发节能新技术，如英国；二是纳入国家的一般预算收入，如芬兰、荷兰；三是投入养老基金，如德国；四是退还给工业企业，用以补贴企业节能项目，如丹麦；五是补贴低收入家庭，减少税收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

主要征收碳税国家的环境税收入占GDP比重如图2所示：

（二）国外开征碳税的特点总结

1、税率具有渐进性特点且实行差异税率

国外主要征收碳税国家的碳税税率，主要以低税率开始征收，在以后年度，逐步提高税率。有利于缓冲碳税征收对于企业的不利影响，也有利于逐步深入转变人们的观念，促进节能减排。例如：芬兰1990年实行碳税时以含碳量为计税依据，当时设定的税率为1.62美元/吨二氧化碳；1994年调高税率；1995年调整至38.3芬兰马克/吨二氧化碳；2003年再度升高至26.15美元/吨二氧化碳。丹麦1992年开始对家庭和企业征收碳税，税率为100丹麦克朗/吨二氧化碳；1996年，税率不变，税基扩大到供暖能源；1999年，税率再提高了15%-20%。

对于税率实行有差异的征收，一是对不同纳税对象使用不同的税率，其目的主要是在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企业的竞争力的削弱，提高国际竞争力。例如：瑞典在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时对工业部门和私人家庭征税税率设定为25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但工业企业只需按照50%来缴纳税款；而后，1993年工业部门税率降为8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产业还有进一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私人家庭税率提升为32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1995年普通税率为34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而工业部门税率为83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2002年税率进一步提升，但对于工业部门的税收减免度从50%提升到70%。二是对不同的应税品实行不同的征收税率，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性。例如：挪威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其征收范围为矿物油、天然气、汽油。之后1992年煤和焦炭也纳入了征收范围。并且根据化石燃料的含碳量不同，征收标准也随之改变。资料显示，1995年，汽油、柴油的征税标准分别为0.83挪威克朗/升和0.415挪威克朗/升。2005年，对石油、轻油、重油征收碳税的标准分别为41欧元/吨二氧化碳、24欧元/吨二氧化碳和21欧元/吨二氧化碳。

2、征税对象以“下游”征收为主

主要征收碳税的国家的征税对象各不相同，如：丹麦的征税范围为汽油、天然气、生物燃料以外的二氧化碳排放，征税对象为家庭和企业；荷兰征税范围为燃油、柴油、天然气、液化气石油、电力等，征税对象主要为家庭小型能源消费者；瑞典对所有的燃料油征税，征税对象主要为进口者、生产者和储存者，虽然对私人家庭和工业部门都征收碳税但是税率有着明显的区别。

虽然各个国家选择征税对象不同，有的在“上游”征税，有的在“下游”征税。在“上游”征税，虽然遵守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可以及时的向生产者传导信号，促进其改变生产方式，但是不利于将价格信号传导给消费者，不利于在人们心中深入节能减排的思想。在“下游”征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价格信号更便捷的传导给消费者，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业出口的发展。

3、综合配套措施全面

各个国家在开征碳税的同时，实施多种综合配套措施，来减少碳税开征对于企业及行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及对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削弱。主要措施有设置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对高耗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贴，对于企业购置节能设备或者进行节能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对于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用税收收入来投入养老保险金等，以此减少征收碳税对于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国外开征碳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积极影响

通过征收碳税，在长久的趋势上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和革新。数据显示，德国截至2002年底，二氧化碳减排量达700万吨以上。根据1997年对丹麦与能源使用有关的税的实施效果进行的评估显示。如果不征这类税的话，企业将多耗费10%的能源，并且碳税的征收，对于能源替代性也有一定的影响，从1980到2002年间，丹麦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煤、焦炭和油的消耗比重降低，与此同时，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增加。由于碳税的征收，1987-1994年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6-8公吨。

由此可见，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可以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的政策手段，碳税的征收，不仅可以促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节能技术的革新，并且对新能源的研究与推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

三、我国推行碳税政策的必要性分析

（一）开征碳税是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猛的增加。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碳税课题组报告指出，1994年我国CO2排放量为30.7亿吨，2004年增加到50.7亿吨左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并且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对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开征碳税，有利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量，促进节能减排，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

（二）开征碳税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对化石燃料开征碳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化石燃料的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其消费量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化石燃料价格上涨会致使高耗能企业成本增加，促使高耗能企业革新生产技术，促进节能减排。同时，碳税的增加，有利于企业探索节能减排的新路径，促进新能源、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这会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三）开征碳税是应对国际碳关税等绿色壁垒的需要

美国国众议院以微弱的优势通过《美国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美国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如果我国先开征碳税，那么双重征税则违反WTO协议。而我国征收碳税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发展、补贴低收入家庭。并且可以应对国际碳关税等绿色壁垒。

（四）开征碳税是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的需要

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但是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在国际上减排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一直积极采取措施和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征收碳税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我国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四、对我国征收碳税的启示

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征收碳税的可能性比较大。而近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有关课题组经过调研，表示2012年前后是我国推出碳税比较合适的时间，这表明，我国政府将在不远的将来开征碳税。那么，在我国开征碳税时，要根据我国的国情，结合国际经验，应注意考虑以下方面：

（一）应考虑税率设计的循序渐进性

在我国设计碳税征收税率时，应以低税率开始征收，对于不同的征收对象征收差异税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设计税率。这样可以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碳税征收对于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减弱。同时要考虑到碳税引入的时序性，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在完善和改革我国的能源税体系中，逐步引入碳税。

（二）应注意完善减免税机制

碳税的征收，在一定时期，对于企业的竞争力，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以及一国的国际竞争力都可能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在碳税条款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企业、行业竞争性及社会公平分配等问题，完善的设计减免税机制，以减少征收碳税对齐的不利影响。例如使用对符合节能减排标准的低碳产业进行减免税，对于企业购置或研发节能减排方面的设备予以加计扣除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三）应注意保持税收中性

从国外碳税征收的实践可以看出，在碳税征收时，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等其他税种的负担，来保持税收中性。我国在开征碳税时，要注意保持税收中性，对于征收的税款专款专用，可以通过将碳税收入用以减少扭曲性税收或者用于对能源密集型企业和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同时扶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其碳减排部分的技术开发做资金支持，并提供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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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剑，何建坤.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研究及启示[J].环境保护，2008(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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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明，傅志华等.我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72).

[6]EEA.Total revenues for environmental taxes include taxes on transport，energy，pollution and resources.07-April-2011.

第3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许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全球变暖与环境污染日益引起来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并引起理论界的探索研究。采用IPCC计算方法，对中国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并定量研究了碳排放量与GDP，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GDP显著正相关，碳排放强度与环境治理水平显著负相关，最后，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角度提出促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碳排放数据；碳排放强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X7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6．0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CGE模型的我国低碳发展政策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2YJA790214）；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科研究“三重”重大专项“新常态下河南省产业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和对策”（项目编号：2014-SZZD-07）

收稿日期：2014-12-26

0 引言

根据联合国（NGO）世界和平基金会世界低碳环保联盟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但人均碳排放却远远低于美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阶段内，对于能源消费数量庞大，而且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以及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引起人民关注，减少二氧化碳等废弃物排放，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作出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每单位GDP中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首先要明确影响二氧化碳产生的因素，较为经济、准确地获得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本文将估算中国碳排放数据，为低成本、高质量获取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供参考依据。

国内外有关估算碳排放数据的方法的研究主要有，Druckman等采用类多维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果显示英国碳排放量与收入水平、居所、职位和家庭组成有关；Ramakrishnan应用DEA方法研究了了GDP、能源消费、碳排放三者之间的联系；Ugur Soytas运用VAR 模型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耗、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魏楚通过研究发现GDP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影响较大；许士春采用LMDI加和分解法得出我国碳排放的最大驱动因素经济产出效应而最大的抑制因素为产业结构效应的结论；赵敏利用IPCC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估算出上海居民城市交通碳排放数据，并分析了碳排放强度；叶震参考了RAS双向平衡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估算出我国1995－2009年数据。现有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技术以及能源消费结构有重要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方法有些过于复杂，所需要的参数较多，结果未必更真实接近真实碳排放量。

1 碳排放数据的估算方法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如投入产出法、碳足迹计算器法、IPPC计算法等。IPCC 计算碳排放的方法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的，为世界通用的计算方法，IPCC的评估报告阐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来源主要为人工排放，而人工排放的途径主要来源能源消费。尽管各国减排技术或资源禀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这种方法依然可以通过变换相应参数进行调整，这种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所需要的各种能源的参数以及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计算十分简单。

采用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方法，假设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为固定数值，将其结合能源消费数据：

式（1）中，A为通过能源消费向空气中排放的碳排放总量；Bi为能源i消费量； i为能源种类；i＝1，2，3，估算的是由煤、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量；C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

上述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在连续进行时间序列数据估算时存在一个缺陷，即如果选定基年的碳排放系数，那么基年以后年份同样选择相同的碳排放系数，则明显没考虑废弃物循环利用和综合治理的因素，因为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水平的提高，循环利用或综合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弃物的力度也在加大。但是很难获得二氧化碳回收等方面的数据，因此，选择“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一指标修正碳排放系数。

取某一种能源基年的碳排放系数为Ci1，基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值为，则基年以后任一年份碳排放系数为：

本文选择2000年为基年，利用以上公式估算中国2000－2012年碳排放总量（文中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GDP以2012年价格计算，估算结果如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在总体增长的趋势中，出现几次阶段性下降现象，主要原因不是能源消费总量下降，而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中国碳排放量主要由煤炭产生，而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大，而其他所占比重较小，产生单位热量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见图2。

碳排放强度是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其大小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大小。从图2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在节能减排上取得的成效，然而应该认识到中国碳排放强度依然较高，而且最近几年下降速度变慢。

2 碳排放量与GDP关系

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高速发展之中，能源消费结构和环境治理水平也在不断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和环境治理水平提高又减少了碳排放量。因此，有必要研究碳排放量与GDP关系以及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

为解释变量，以2012年不变价格计算，碳排放量被为被解释变量，模型中参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则中国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与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用200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则2000－2012年中国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与的关系为：

从上述建立的一次线性回归模型各参数可以看出，GDP对碳排放量显著，回归系数显示为正值，表明中国GDP显著正向影响碳排放量，随着GDP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与之同步增长的趋势，并且GDP每增加1亿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24万t。由于GDP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长期的单调递增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将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减排压力。

用CI表示碳排放强度，f1、f2分别代表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用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00-2012年，中国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结构以及环境治理水平的回归如下：

括号中数据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1％显著。

碳排放强度和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变化的正向关系说明，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的提高都会使碳排放强度增加，但是从回归结果来看，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要比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促进碳排放强度增加得快一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提高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符号为负，表明环境治理水平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表明在中国提高环境污染治理将会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

3 促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3．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的局面

要把加快低碳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过多碳排放量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以及由于大量碳排放量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要明确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碳排放方面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要牢固确立低碳发展意识，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保护环境等成为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重要发展理念。要区别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经济发展不仅有经济总量的增加，更需要有经济效益、环境治理以及人民水平的提高。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低碳发展。

3．2 优化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由于不同产业生产相同价值的产品其消耗的能源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生产等值产品第二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多，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少，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少。中国要想完成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作出的承诺，就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力争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碳排放总量最少。

3．3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利用结构显著相关，一般来说，产生等热煤碳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少，而清洁能源排放更少。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形成以煤炭为主，清洁能源较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造成了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因此，要加大对风能、核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另外，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在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时，又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3.4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影响因素很多，由前面研究可以看出环境治理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较低，而且其值一直难以稳定，处于不断变化中。当前，中国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不够相关，因此，有必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可以逐步引入碳税制度。碳税可以迫使企业因为沉重的税收而放弃碳排放量较多的一些产品生产，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它是最具有市场效率的减少碳排放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

3.5 增加碳汇

减少二氧化碳除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外，还应该尽量吸收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碳汇的目的就是从大气中除去二氧化碳的一些方法过程、活动以及机制，主要依靠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是最大的碳库，通过树木和花草等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氧气并向外排出，这样会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当前，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较低，需要继续增加森林面积。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排放的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十分庞大，要想保证空气质量，减缓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需要扩大森林面积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另外，国土的绿化会使国家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观光，不仅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同时也可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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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金荷.中国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11（4）

5 许士春，习蓉，何正霞．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启示［J］．资源科学，2012（1）

6 赵敏．上海市居民出行方式与城市交通CO2排放及减排对策［J］．环境科学研究，2009（6）

第4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尽管二氧化碳市场是商品投资的新领域，但自2005年以来，它便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流动性不断增加。2005年，二氧化碳市场交易额仅为94亿欧元，到2007年，全球二氧化碳交易增至404亿欧元。2008年的交易有望达到大约630亿欧元。这意味着从2005年到2008年，该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88％。鉴于大多数监管问题已经理清，今后几年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有望形成更大的流动性。

一些地区性的交易计划也在酝酿或实施。如美国东北部的地区温室气体协议（RGGI），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证，等等。排放权交易机制将很快被引入美国、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

通过联结其他计划及纳入新的产业，欧盟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可发展成为全球性制度。随着交易量的不断增加，二氧化碳正在成为能使投资者以较低的流动风险进行较大规模运作的市场。现在，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的日均成交额为2.5亿欧元。

前景广阔的投资产品

长远来看，气体排放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排放量会逐年增加，而减排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内的配额量相对平稳。因此，减排配额的短缺情况就会加重，而对减排的需求则会增加。预计在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二氧化碳价格水平将继续上涨，因为这一阶段排放配额将会收紧，并逐年减少，以便达到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的目标（也可能是30％，这取决于在《京都议定书》后签订的国际协议）。

另外，最廉价的减排已经率先实现：用于减少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将逐年增加。综合这两种影响，我们预计到2010年，甚至更早，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价格可望超过30欧元/吨。

现在看来，有足够的理由促使投资者对二氧化碳进行投资，使其投资组合多样化。例如，二氧化碳资产与所有其他资产类别都具有低相关性，并且它能防御通货膨胀的冲击。分析显示，二氧化碳回报率与其他主要资产类别回报率的相关性是负相关或是相关性低于10％。

不过，市场上的二氧化碳相关金融产品，尚处于发展阶段。

首先，中国国内的大部分投资，均局限在几家主要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一小部分是投资以美元计价的产品。另一方面，二氧化碳相关投资，则是通过中期票据形式在零售/高净值市场进行的，而机构投资者更偏爱掉期和期权。

其次，尽管国际市场可投资标的甚多，但在中国发售最多的还是那些保本型、短期产品（一年至两年），视期限内二氧化碳配额价格表现获得回报。各类指数型产品也已发行，同属保本型，年化收益率为10％左右。在下一个阶段，正如在其他领域所看到的，我们希望极为关注二氧化碳市场的风险偏好型投资者，投资于具有更高收益预期的非保本型结构产品。

最后，投资者已经能够运用各种参考价格来评估二氧化碳市场。与传统的商品相关结构性产品一样，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期货合约是主要的参考价格。而许多产品也可以与法兴创设的指数――SGI-ORBEO二氧化碳配额指数挂钩。该指数覆盖整个二氧化碳市场，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配额（EUA）和核证减排量（CER）。

SGI-ORBEO二氧化碳配额指数旨在对《京都议定书》下发出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市场表现发挥杠杆作用，其目标是超越单纯追踪二氧化碳排放配额EUA的各类指数。

在实践中，该指数复制了一个欧洲气候交易所排放配额期货合约（ECX EUA）和一个核证减排量期货合约（ECX CER）。该指数的初设权重（随时间调整）为50％EUA和50％CER，显示其目前倾重于核证减排量，旨在抓住核证减排量与排放配额相比估值偏低的获利机会。

核证减排量对排放配额的折价短期内将继续缩小，因为对于通用型买家来说，核证减排量与排放配额具有同等的经济价值，且目前处于短缺状态。再者，核证减排量将在不同的新兴交易计划中，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主要的二氧化碳通货使用。最后，核证减排量已被一再证明，它比排放配额更抗跌。因此，投资与SGI-ORBEO二氧化碳配额指数挂钩的结构性产品，比投资单纯挂钩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产品收益更大。

迈向无二氧化碳型经济

二氧化碳也在吸引重视社会责任投资（SRI）的基金经理的兴趣，他们试图使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回报都达到最大化。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额已增长至约3万亿美元。

资产管理者可以将二氧化碳产品引入许多投资组合，以抵消其中的含二氧化碳部分。二氧化碳也可以引入一些现行的主流商品指数，使持有这类资产达到“二氧化碳中性”，并反映二氧化碳商品的日益重要性。今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将完成其二氧化碳排放的计量，它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一些诸如“二氧化碳披露项目”这样的工作。届时，有可能将基于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产品加入任一股本投资组合之中，以确保其二氧化碳中性。

这种资产添加配置将首先受到SRI分析师的推动，并会因越来越多的股东和消费者在向企业管理者提出的要求中包含了二氧化碳中性原则而发扬光大。如果其全部潜力得以实现，则正如有人曾预测的一样，二氧化碳市场将不再是一个被动符合性驱动的市场，而开始成为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

作者为法国兴业银行大宗商品结构性产品主管

二氧化碳减排机制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在京都签署, 签署的国家，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会受到限制（至2008月5月，全球签署的国家为181个）。受管制的国家分为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 它们的目标是要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 把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水平的95％。

欧盟国家所采用的是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 ETS)。在这个制度下，每个国家的政府会给予当地的工厂特定数量的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任何工厂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便要提供1吨EUA。

第5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关键词：碳排放 燃油 船舶 减排

据统计，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向大气中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近1/3，人均碳排量超过欧盟。在被许多国家诟病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为减少碳排放不懈的努力。中国船级社的《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评估指南》中船舶能效的评估，即是以碳排放量作为批判船舶能效等级的依据。可以预测未来以碳排放为指标的船舶碳排放政策将会出台。如何减少碳排放，提高燃油利用率，正成为航运企业关注的焦点。

内河船舶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

内河船舶的主机供油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设置在燃油单元上的三通转换阀将轻重柴油输送到主机中，与大部分海船的供油模式相同。第二种方式是轻柴油不经过燃油单元，直接进入主机的进油总管，只有重柴油经过燃油单元再进入主机系统。第三种方式是船舶仅使用轻柴油，供油系统比较简单，是通过高置油箱，利用重力作用将燃油送入喷油泵。内河船舶中使用第三种方式的最多，因为内河船舶吨位普遍较小，其耗电量和蒸汽消耗量都很少，没有设置锅炉或加热系统，增设锅炉及加热系统不仅增加了设备管理负担而且增加了成本。

碳排放的计算

现代船舶的主柴油机及发电用柴油机所用燃料主要为柴油。为节省开支，船运企业通常使用重柴油作为主机的主要燃料，由于黏度大，在冬天或较寒冷的条件下，会使用锅炉等产生的蒸汽使重油产生足够的流动性。发电机一般使用轻柴油作为燃料。随着技术的进步及环保意识的增强，现在已有船舶使用LNG与柴油混合燃料的动力设备，但船舶上应用较少，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不管是重柴油或是轻柴油，它们的含碳量都是固定的，与氧气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其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与其消耗的燃料量成正比关系。所以，要计算碳排放量，只要通过燃油消耗量乘以一个比例系数即可得出，这个比例系数被称作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当然，存在燃油与氧气的不充分燃烧情况，我们暂且不考虑此因素。因此，认为燃料燃烧与燃烧过程无关，仅与燃料中碳的含量有关。根据上述定义，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可以通过下式表述：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燃料含碳量×氧化率×44/12 （1）

其中燃料碳含量=燃料平均碳含量/燃料的平均发热量。下表为常见燃料碳含量的缺省值。

表1 常见燃料碳含量的缺省值

燃料类型 潜在排碳系数 氧化率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汽油 18.9 98 18.5

柴油 20.2 98 19.8

燃料油 21 98 20.6

计算燃料氧化后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方法有很多种，下面仅介绍一种有代表性的。该计算公式根据上述说明的，基于燃料的消耗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得出：

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

其中燃料消耗量中的燃料可以是柴油、汽油或其它燃料（如液化石油气）；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与燃料含碳量和氧化率有关。

由（1）、（2）两式综合可以得出燃料燃烧时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

二氧化碳排放量=（44×燃油消耗量×燃油含碳量×碳的氧化率）/12

目前船舶上大多使用柴油，即重柴油或是轻柴油，下面只论述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油的含碳量近似认为与市场所售的燃油种类有关。由于船舶到港或驶离码头等情况时，柴油机会变负荷，加上柴油机的老化和燃油黏度的变化，都会使柴油机的喷油泵雾化效果变差，反应到公式中即是碳的氧化率变化。在理论计算中，一般认为燃油中的碳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即碳的氧化率取1。所以，理论计算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值通常都会比实际测得的值稍大，此类理论计算与实际测得值相比稍大的结果在相关资料中也可以看出。

内河船舶减排优化方案

1、影响碳排放的因素

通过上述讨论，船舶的碳排放只与燃油的消耗量有关。出于节约成本和环保的考虑，内河船舶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要减少船舶的油耗。内河船舶油耗增加的因素主要有：

1.1浅水效应

当船舶在浅水区时，船体受到阻力增加，使船舶能耗增加，在同样航速下比在深水航道要燃烧更多的燃料。设船舶在直流航道深水区受到的阻力为R，船舶在浅水航道受的阻力为RS，则有如下关系：RS=KS・R 。其中KS为船舶阻力换算系数，其表达式为：

式中h为航道水深；T为船舶吃水；V为船舶实际航速。

1.2狭窄航道

船舶行驶在狭窄航道中时，船舶的两弦距岸距离变短，船体与水流之间的摩擦随之增加。另外狭窄航道容易产生拥水现象，进而增加船舶的额外阻力。设船舶在深水航道中受到阻力为R，相同航速下狭窄水道船舶受到的阻力为：RN=KN・R，式中RN为狭窄航道阻力，KN为阻力换算系数。KN表达式为：

式中为船舶方形系数；n为航道过水断面系数（航道过水断面与船舶横向中剖面入水面积之比）。

1.3弯曲航道

当船舶驶过弯曲的航道时，如果偏至航道一侧会产生岸推、岸吸现象，船舶会受到额外的阻力。该附加阻力的大小与船舶在航道中的位置和速度有关，公式为：Rb=Kb・R

式中Rb为船舶在弯曲的航道中受到的阻力；Kb为阻力换算系数（Kb>1，Kb与弯道半径和V2有关）；R为船舶在深水航道中受到的阻力。

2、碳排放的减排措施

通过上述，得知船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不仅与柴油机的燃烧效率、选用的燃料有关，还与船舶的使用有关，如船舶在狭窄水道、浅水效应、弯道引起船舶阻力增加均会增加船舶的油耗，进而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

弯曲航道引起的阻力增加，不仅与船速有关，还与弯道半径有关。船舶在驶过弯道时，除了降低速度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降低阻力：

2.1顺流过弯

船舶顺流通过弯曲航道时，应使船舶保持在航道的中线位置上，根据弯道的弯势及水流速度，以较低的航速和较小的舵角平缓转向，尽量保持船舶迹线与水流方向一致。

2.2顶流过弯

在船舶顶流过弯道的时候，船舶应靠近凹岸一侧航行，根据水流速度的大小，调整合适的舵角，顺着凹岸侧转弯的弯势连续平滑转向，尽可能的让船首尾的连线与水流方向一致。

总结

第6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10年，全世界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为302.761亿吨。其中发电制暖124.806亿吨，占41.2%；其他能源产业15.708亿吨，占5.2%；制造业61.864亿吨，占20.4%；交通运输67.558亿吨，占22.3%；居民生活等其他领域32.826亿吨，占10.8%。可见，从世界范围来讲，发电制暖、制造业和交通运输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这3项数据占到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3.9%。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布局和能源消耗上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异。

2010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为72.585亿吨，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4.0%；欧盟排放的二氧化碳为36.595亿吨，占12.1%；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为53.686亿吨，占21.1%。中国、欧盟和美国3大经济体各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本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比为：发电制热，中国为49.3%，欧盟为36.6%，美国为43.0%；其他能源产业，中国为3.8%，欧盟为4.7%，美国为4.9%；制造业，中国为32.1%，欧盟为14.9%，美国为10.9%；交通运输，中国为7.1%，欧盟为24.6%，美国为30.2%；居民生活等领域，中国为7.7%，欧盟为19.1%，美国为11.0%。

我们不能孤立地观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与产能联系起来。这是因为，都是排放1吨二氧化碳，有的国家可以创造出5000美元的GDP，而有的国家仅能创造出500美元的GDP，即前者的生产效率是后者的10倍，也即后者的能耗是前者的10倍。

2010年，每产出1美元的GDP排放的二氧化碳世界平均为0.59千克，中国大陆为1.88千克，欧盟为0.25千克，美国为0.41千克。这才是关键的指标，生产同样的东西，中国排出的二氧化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欧盟的7倍，是美国的4倍。

作为碳排放第一大户的电力行业，必须对现有发电设备进行改造，大力开发和引进洁净煤炭使用技术，让我们的煤电更干净、更高效，这就保障了生产同样的电使用更少的煤炭，排放更少的污染。

在制造业，对生产同样产品耗能明显偏高的企业，实施惩罚性电价，逼迫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或淘汰能耗大的落后设备。

第7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税；节能减排

税收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具有宏观调控和聚集财富的功能。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建立起一套实用、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体系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二氧化碳税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气候变暖与绿色税制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气溶胶(气体中的悬浮微粒，如烟、雾等)以及阴暗度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活动是化石燃料燃烧，关键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被释放到大气中。这些气体聚积在大气中，引起大气浓度的与时俱增，进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已对全球变暖高度关注，采取各项措施应对这一趋势。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就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原则，从而引发了世界税制绿化浪潮，并为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绿色税制的实施确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以及欧洲多国纷纷推行二氧化碳税政策，并结合已有税制的结构调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延缓全球变暖与保护环境的环境效果。1992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也要求名国政府加强财政以及经济政策的补充性作用，把环境费用纳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除了以环境为出发点外，绿色税制的运用，更对国家经济与民生有整体的影响。因此，在税制绿化改革的背景下，二氧化碳税的运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也反映了国际环境经济手段和税收结构的最新发展。

(二)二氧化碳税的概念与特性

二氧化碳税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皮苟(arthur cecil pious)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二氧化碳税可以通过对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税是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二氧化碳税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全球温度这一公共产品，而对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所开征的一项税负，目的是使排放二氧化碳的生产过程和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2)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是在生产或者消费的过程中征收的。而且二氧化碳税具有固定税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相对较小。(3)二氧化碳税是一种调节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供给的廉价燃料也在逐步减少。环境税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都将二氧化碳税作为一种调节税，因为二氧化碳税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4)二氧化碳税影响广泛而深远。征收二氧化碳税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诸多方面，影响远比一般特许权税(如烟草专卖税)更加广泛深远。实施国在征收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环境效果，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从而根据商品的收入弹性、收入替代效应，慎重选择征税品种和税率。

二、瑞典二氧化碳税制实证分析

(一)瑞典二氧化碳税制简介

瑞典与其北欧邻国一起，是欧盟第一批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和实施经济手段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了环境税、费和其它众多的经济手段。根据oecd 2004年对其成员国做出的评估，瑞典实行了约70项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运用最多经济手段的国家。

瑞典于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征税范围是所有种类的燃料油，该税是对现行能源税的补充。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能源税率降低了50％。从那之后，能源税体系几经变革，但是不变的是对于工业和电力产品的税率一直低于其它部门。目前，工业消费者不支付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也只需支付一半。电力产品不需要交纳任何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瑞典目前二氧化碳税率为0.36瑞典克朗／千克co2(合150美元／吨co2)。征收二氧化碳税最显著的效果是有机物在瑞典直接供暖系统中的大量应用，如今瑞典约50％的供暖系统利用生物燃料等作为热能供给，而不再是用煤炭和石油来提供热能。

瑞典能源税体系于1991年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能源税体系以二氧化碳税和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为基础，而且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不与燃料的含碳成分挂钩。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一般能源税率下降了50％。为了避免对瑞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工业部门的税率低于私人家庭，对于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进一步给予减免。目前瑞典对于化石燃料，尤其是对汽油征收的二氧化碳税非常高。见图1。

(二)瑞典征收二氧化碳税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

根据德国著名环境组织germanwach的统计资料表明，瑞典于2006年和2007年两次荣登“拯救地球国家名单”榜首，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最有成效的国家。

2007年9月，瑞典政府的统计表明将近90％的减排效果归功于税收体系改革。瑞典环境部部长an—dreas algren称，如果没有征收二氧化碳税，国内的排放量将比现在高出20％。因为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使得污染的成本升高，从而使全国都开始关注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征收二氧化碳税是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到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1990～2006年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远远超过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与此同时，瑞典的经济保持了44％的固定价格增长。

三、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

(一)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际大势所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如今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到2007年底，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一个总的共识是“80—20”原则，即在20年内力争把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继欧盟成员国成功运用税收手段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响应应对全球变暖的号召，开始酝酿制定二氧化碳税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性议程，迅速和积极地减排将降低调整环境适应的代价。

但要达到“80-20”目标，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也肩负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最新《全球能源展望》中，预测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50％，其中40％是由中国和印度拉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特别强调，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20年预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

(二)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家政策所向

近百年内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已经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的平均值。从1986～2007年，中国已经连续经历了22个全国性暖冬。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指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是中国适应全球变暖的当务之急。

2006年，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确立了节能减排工作的硬性指标：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我国政府承诺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实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一约束性目标。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要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环境税。2007年11月，由财政部科研所孙钢研究员和许文博士完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种环境税可选方案中指出，二氧化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污染物排放税在中国适时开征。”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提出的独立环境税实施方案中，可供选择的税种包括：重要资源税、汽车污染税、能源消费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废水排放税。2008年11月5日，由环保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撰写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建议积极运用政策手段开征碳税，促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显然，随着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环境税制改革的推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国策，需要开征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来完善税收制度的环保功能，提高污染环境行为的税收负担。这也是树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环境保护立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个契机。

(三)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助于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由此可见，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是由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的。

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就造成了我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年刊《2007绿色年鉴》中对1980～2004年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6％，仅次于美国。(见图2)

现阶段，我国燃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处于较高水平，及时研究设计开征碳税将十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避免进一步依赖于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消费。海外经验表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可以有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瑞典自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之后，由于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导致燃料油和生物燃料的价格产生差异，国家的区域供热部门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对生物燃料的应用大为增加。在1991～1995年间，生物燃料在瑞典区域供暖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从25％增长到了42％。目前，生物燃料、泥炭等提供了瑞典区域供热体系中能源供应的50％以上。

因此，中国如果能够及时开征二氧化碳税，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逐步淘汰落后的高能耗产业和技术，避免社会经济滑向不可持续的深渊。

(四)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具有固定的税率而且不会改变分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点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确定排放限额以及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家或者区域的层面实施碳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开征二氧化碳税，这部分税收收入还将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来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已显得尤为紧迫。开征二氧化碳税对于在全社会增强节能减排意识，提高企业、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认识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四、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应注意的问题

(一)依据国情设计二氧化碳税

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环境税的税种设计要反映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具体讲，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并且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还是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规定中，很难发挥遏制并减少环境污染的合力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开征二氧化碳税能够显著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制约，目前还未开征二氧化碳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悬殊，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税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需要谨慎设计开征二氧化碳税，以照顾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与众多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二氧化碳税时必须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税率，且初始税率应设置得较低，以使企业能尽快适应这一新税种。根据国际经验，二氧化碳税的征税对象应定位为化石燃料(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税收收入应纳入一般财政收入。而且二氧化碳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利用税收收入进行绿色清洁能源开发与研究，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完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

国外的经验证明，通过政策改变市场的基础，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可以促使节能减排的实现更具成本效益。oecd国家环境税种多样，税率也较高，本应该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为了保证其工业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实施严苛的环境税的同时，也施行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税费减免与返还措施。除此之外，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税负的理念，也是oecd国家在实行环境税过程中所奉行的。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如所得税负担)。

我国政府应对一些关键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者同时降低其其他税收税负水平，适量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以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税收实行减免的政策优惠，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企业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给与更多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对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三)加强宣传力度，建立公众基础

虽然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制度成本节约优势，但是民间的公众呼声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改革都需要调动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也不例外。因此，在二氧化碳税推出的前期阶段，除了通过在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以及对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确保二氧化碳税顺利地推出与征收之外，还必须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广泛的社会效应。

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广泛的宣传，让公众明确二氧化碳税的立税目标是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税收的增长。征收二氧化碳税的根本在于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环境资源。通过调整税收和外汇政策、货币发行等综合配套措施，将外在的企业成本适当分解，让社会承担的成本转为由企业自身承担，加强宏观调控。

(四)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污染源监测水平

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征二氧化碳税也涉及到污染源的监测技术与人力资源问题。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监测设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显示，在气候变化观测、监测技术上中国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技术帮助。在污染源监测方面的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大气、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技术，气象、海洋和资源卫星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检测技术，以及气候系统的模拟和计算技术等，其中各种先进的观测设备制造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卫星技术等都是中国在气候系统观测体系建设方面所急需的，是该领域技术合作需求的重点。中国政府应及时获得上述技术与能够运用该技术的专业人才，并在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推广，这将有助于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有效的监测，从而在我国有效实施二氧化碳税制。

(五)加强第三部门的政策推进作用

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能够帮助政府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与其良好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和个人对节能减排的态度，从而推进二氧化碳税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第三部门的积极协助。在美国，诸如pew研究中心、美国环保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能够为政府提供关键的知识以及完成政策目标的手段。与口碑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还能提升政府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也有利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 komanoff和dan rosenblum律师共同倡议成立的美国碳税中心(carbon tax center，ctc)，就是一个专门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减排智囊服务和倡导碳税开征的非政府组织。

第8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经济条件我国碳减排责任动态研究”（11BJY066）；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湖滨缓冲区生态建设综合效益评价”（2009ZX07101-009-01-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空间趋同视角下中国区域节能减排效率差异研究：理论、实证与对策”（10YJA79021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思路、模式、途径与政策研究”（2010ZDAXM002）

作者简介：徐盈之（1970―），女，浙江杭州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摘要：本文主要基于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测算了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在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视角下估计出中国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的减排成本。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类型能源实现同等减排效果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对于中国这种节能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是一个恰当的政策。

关键词：二氧化碳减排；能源消费；减排成本；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6-0031-07

一、引言

随着全球能源的急剧消费，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此，如何在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能源消费前提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研究和探讨的焦点。而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承担起更大的减排责任。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8亿吨，增幅超过77％。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世界能源展望2008》称，2004年至2030年间，中国的煤炭消费将每年上涨3.2% 。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据统计2008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6 896百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321.2万吨，烟尘排放量为901.6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484.9万吨。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虽然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由最高峰时的76％下降到了2008年的68.7％，但仍然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且这一比重在近年还有上升的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费都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对环境污染压力相对较小，而煤炭对环境的污染要严重得多。我国油气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很大，并且我国能源技术和能源加工与利用效率均低于OECD国家，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高，因此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中国的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基于VAR的分析框架，通过测算不同类型能源的减排成本来实现能源结构优化，以期为制定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分析以及相应政策建议，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如王顺庆（2006）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耗高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性[1]（P63-65）。高鹏飞等（2004）研究了碳减排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影响，说明了能源消费结构结构优化对能源消费减少有重要影响[2]（P1192-1195）。郑新业（2010）研究了影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因素，指出能源结构与能源效率对二氧化碳排放起了很大作用

[3]（P55-57）。张爱军（2010）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中提出应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4]（P55-56）。王克强等（2009）分析了国际能源的发展趋势，认为能源结构短期变化不大，长期应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新能源转换[5]（P57-64）。罗裴等（2010）分析了基于协同论的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问题，并提出对策[6]（P21-25）。

二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及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进行测度，并提出相关建议，多为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分析能源消费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如林伯强、蒋竺均（2009）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和STIRPA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指出除了人均收入外，能源消费结构会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影响[7]（P27-36）。帅通等（2009）采用 IPCC 2006 年提出的各类能源排放二氧化碳量的计算方法，探讨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8

]（P885-889）；二是分析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Cho等（2004）使用 1981―1997年的季度数据，采用两阶段超对数成本函数对韩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间替代关系作出了估计[9]（P31-50）。李国章等（2010）使用 ARDL模型方法对能源消费、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说明节能减排政策的一项重点应该是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10]（P55-126）。邹璇（2010）计算中国1990―2007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指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相互促进的作用[11]（P33-39）；三是采用情景预测方法对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综合分析，如Strachan等（2008）利用MARKAL-MACRO模型对英国长期减排方案进行情景预测，提出应当增加天然气、生物能源消费结构等的利用[12](P2947-2963)。王灿（2004）用一个综合描述中国经济、 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实施碳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13](P1621-1624)。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

第11卷第6期徐盈之，等：如何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能源结构优化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以往学者对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从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分析角度切入，大都只考虑环境因素；且多数文献的定性分析难以反映一个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政策的实际成本，导致得到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不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和可行性，难以起到指导实践的目的。而基于定量层面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分析则多数没有全面考虑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减排三者之间的关系，情景预测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发展进行综合预测，措施较多，难以考虑每种措施的单独影响。所以本文综合考虑能源消费、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共同作用，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考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影响，从而证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政策能够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三、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测度

（一）VAR模型的建立及数据获取

1.VAR模型的建立。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产出、就业、资本与总能源消费（或分类型的总能源消费）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可以测算能源消费对总产出的影响。这突出了不同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并且测度了能源消费对总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一方面，能源作为生产投入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投入可以通过影响其他投入（如资本和劳动）间接影响产出――替代效应。因此，VAR模型是估算能源消费对总产出影响的理想方法[14]（P89-95）。

本文总共估计4个VAR模型，每个模型都包含产出、就业和资本变量。此外，每个模型包括一个能源变量――能源消费总量或三种类型能源中的一种。根据VAR的建模原则，本文的VAR模型构建如下：

Y1t=(lnAE,lnGDP,lnE,lnK)

Y2t=(lnC,lnGDP,lnE,lnK)

Y3t=(lnP,lnGDP,lnE,lnK)

Y4t=(lnG,lnGDP,lnE,lnK)

Ykt=AkYkt-1+Et(k=1,…,4),Et~iid(0,Ω)（1）

其中，AE表示总能源消费，E表示就业人数，K表示资本，C表示煤消费，P表示石油消费，G表示天然气消费。Ak为4×4阶参数矩阵，Et为4×1阶随机误差向量,0是4×1阶零向量，Ω是4×4阶协方差矩阵。

2.变量确定及数据说明。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分析期间确定为1990―2008年。所使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199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经济发展以产出、就业和资本来衡量。各变量的选择及数据处理如下所示：（1）产出，以各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单位为亿元；（2）就业，以各年份的就业人员总数来表示，单位为万人；（3）资本，以各年份总资本固定形成表示，单位为亿元；（4）能源消费，其中总能源消费直接采用各年份的能源消费总量来表示，统计口径为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和能源损失量之和，单位为万吨标准煤。煤、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为总能源消费量与各类型能源所占比例相乘计算得出，单位为万吨标准煤。由于电力只包括水电、风电和核电，而水电、风电和核电的排放系数均为0，所以本文不考虑电力。

（二）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由于现实中的许多经济变量往往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因此首先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确定各序列的单整阶数。单整阶数是序列中单位根的个数，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如果含有单位根的非平稳序列通过d次差分成为一个平稳序列，而这个序列差分d-1次时却不平稳，那么称序列为 d 阶单整序列，记作 I（d ）。本文采用ADF对样本进行平稳性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GDP、lnE、lnK、lnAE、lnC、lnP和lnG的ADF统计值都大于相应的临界值，接受存在单位根的结论，这表明八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在其二阶差分中，lnGDP、lnE、lnK、lnAE、lnC、lnP和lnG的ADF统计值都小于相应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八个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这些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如果各个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单整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说明变量之间是协整的。由于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关系的分析。本文使用 Johansen 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来检验各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使用 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并用其他各项检验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统计性能，最后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 VAR模型滞后阶数为 2。对能源消费决定的2阶 VAR 实施 Johansen 检验，统计结果显示，经过自由度调整的最大特征值和迹特征值显著地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并证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3.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经过以上协整检验可知，模型中的变量均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由于会受到随机干扰的影响，这些变量有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最终会回到均衡状态。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这种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它是指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他变量，最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之前，应对 VAR模型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VAR 模型不稳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将不是有效的。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并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在不改变原始变量间关系基础上，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经检验，4个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小于1，表明建立的4个VAR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因而满足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条件。

其中产出、就业和资本对能源消费单位信息冲击的脉冲响应曲线如图1所示。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给出总能源消费的脉冲响应曲线，依次类推。图1中，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虚线表示响应函数值两倍标准差范围的置信带。从图1可以看出能源消费与资本、就业、产出之间的动态反馈。

（三）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首先对资本、就业和产出等经济发展变量关于不同类型能源的长期弹性进行估计。累积弹性代表当能源消费长期累积变化一个百分点时，考虑到所有动态反馈效应时其他变量长期累积变化的百分率。累积弹性定义为：

η=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长期累积脉冲响应能源变量的长期累积脉冲响应（2）

相应地，用边际产品来衡量当能源消费增加相当于一顿标煤时资本和产出的变化（单位：千元）以及长期就业人数的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边际产品=Δ经济发展水平变量Δ能量变量

=η110∑2008i=1999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能源变量（3）

将1999―2008年资本、产出、就业与能源消费的平均比率与相应的弹性相乘就可以得到边际产品，考虑过去十年的平均比率是为了消除周期性影响。估计的边际产品如表1所示。

1.总能源消费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总能源消费施加1单位的正的冲击后，产出、就业和资本均有明显的增加，总能源消

图1产出、就业、资本对总能源消费冲击产生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199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表1能源消费的边际产品

产出就业资本

弹性边际产品弹性边际产品弹性边际产品

总能源消费0.863 96 764.261 00.065 00.027 11.496 8085 537.361 0

煤0.790 49 125.217 00.047 60.029 51.294 5657 043.421 0

石油1.446 252 327.460 00.091 30.167 02.432 30742 128.510 0

天然气0.370 6102 079.700 00.056 80.879 30.758 60796 774.200 0

数据来源：根据1999―2008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脉冲响应结果共同计算得出，边际产品单位为元。

费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变量的效应为正。同时表1给出了给予总能源消费1个冲击后产出、就业和资本的具体效应：产出关于总能源消费的弹性为0.86，边际产品为6 764意味着每增加一吨总能源消费，产出增加6 764元；就业关于总能源消费的弹性为0.06，从长期来看，一吨总能源消费的增加会创造出0.027个就业机会，即增加1个就业需要增加37吨总能源消费；长期来看总能源消费对资本有一显著的影响，其弹性为1.50，相应的每吨能源消费的边际产品为5 537元。

同时可以测算出能源消费响应中劳动产出比率的弹性为0.08，因此，长期来看产出的响应大于就业的响应。总能源消费冲击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中长期的劳动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

2.不同类型能源消费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总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有较显著的影响。但由于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对产出、就业、资本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以下分别测算不同类型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各种类型的能源消费冲击对资本的影响均有较大影响。其中最大为天然气，弹性为0.76，边际产品为96 774元，亦即每增加一吨天然气消费，资本增加96 774元。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天然气广泛用于诸如工业燃烧、化工燃烧等第二产业和家庭、餐饮等第三产业，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主要为第二和第三产业，所以其单位消费引起的资本增加量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石油和煤，弹性分别为2.43和1.29，边际产品分别为42 128元和7 043元。能源消费的外生冲击对就业水平也有重要影响，天然气的影响最大，弹性为0.06，边际产品为0.88，接着依次为石油和煤。

鉴于每种类型能源对资本和就业的影响，它们对产出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产出影响最大的是天然气，其边际产品为102 079元，即增加一吨天然气消费，产出增加102 079元。接着依次是石油和煤，其边际产品分别为52 327元和9 125元。煤的边际产品较低和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有关，实证结果也表明天然气为高效能源，单位能源消费的产出明显高于煤和石油。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知，能源消费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政策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减排成本取决于调控目标能源的类型。因此，考虑每种类型的能源对经济发展变量的影响在估计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政策的经济成本时至关重要。

四、不同类型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成本的计算

为了得到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政策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本文接下来通过结合不同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与上述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估计各类能源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从而探讨能源消费、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本文考虑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化石能源燃烧所引起的，不包括废弃物、林业和土地利用的变化产生的二氧化碳。根据IPCC（2006），当石油燃烧时碳的释放率为99%，天然气与煤燃烧时碳的释放率为94%和98%，碳遇到氧气氧化为二氧化碳，因此可以通过考虑二氧化碳中碳分子的比重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采取方法相一致，本文运用能源消费量、碳因子、氧化率以及碳因子与二氧化碳的比率来计算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首先确定不同类型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然后通过氧化率调整不完全燃烧，确定释放到大气中的碳总量，最后将碳总量乘以二氧化碳（12+16×2）与碳分子（12）的比重44/12，得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15]（P227-242）如表2所示。

表2各种化石能源消费结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能源消费结构转化系数碳排放系数碳含量氧化系数CO2∶C的比率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总能源0.041 8683.468 6

石油0.041 86820.00.837 40.9903.666 73.039 6

煤0.041 86826.81.040 90.9803.666 74.031 9

天然气0.041 86814.30.640 60.9943.666 72.337 1

资料来源：IPCC（2006），其中总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是根据1999―2008年中国数据计算得出的均值。

表2表明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从而证明了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政策的可行性。从表2可以得出：

1.煤的含碳量最高，每吨煤燃烧产生4.04吨二氧化碳。为减少煤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和先进燃煤发电技术，提高煤炭转化效率；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产技术，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从而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降低煤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2.石油的含碳量居中，每吨石油燃烧产生3.04吨二氧化碳。为减少石油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逐步提高成品油的环境标准，发展清洁油品资源，从而降低石油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3.天然气的含碳量最低，所以其排放系数最低，为2.34，即每吨天然气产生2.34吨二氧化碳。总能源由煤、石油、天然气以及风电等组成，且煤炭所占比例较大，所以综合1999―2008年数据，得出总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较高，为3.46。

（二）不同类型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减排的边际成本

表3列示了煤、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反映了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边际成本为边际产品与排放系数的比值，表示各种类型能源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对产出、就业和资本的影响。

表3能源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排放系数产出就业资本

边际成本边际成本边际成本

总能源3.468 61 950.141 00.007 81 596.425 0

煤3.039 63 002.111 00.009 72 317.220 0

石油4.031 912 978.360 00.042 110 448.800 0

天然气2.337 143 677.920 00.376 241 407.810 0

注：边际成本单位为元。

从表3可以看出，总能源消费的边际减排成本为1 950元，每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产出减少1 950元，资本减少1 596元，长期来看工作岗位会减少0.007 8个。但是从总能源消费中不能得出具体某种类型能源的减排成本，而各种类型能源的边际减排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下面根据实证结果逐一分析每种类型能源的边际减排成本：

1.煤的边际减排成本最低，为3 002元，意味着减少煤的消费量实现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会导致产出减少3 022元，资本减少1 596元，长期来看工作岗位会减少0.007 8个。因为煤为高污染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最高，与此同时，我国煤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单位能源消费的边际产品较低，所以其边际减排成本最低。所以在政策制定时，可以降低煤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从而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且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低。

2.石油的边际减排成本居中，通过减少石油的消费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产出会减少12 978元，资本减少10 448元，同时工作岗位减少0.042 1个。在政策制定时，亦可酌情降低石油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降低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的经济成本。

3.天然气的边际减排成本最高，通过减少天然气消费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产出会减少43 677元，资本减少41 407元，同时工作岗位减少0.376 2个。主要原因是天然气相对煤和石油而言为清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较小，且为高效能源，单位能源消费的边际产品较高。所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同样的减排效果，更为合适的将是减少煤与石油的消费而增加天然气的消费，为此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进口周边国家天然气，增加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

4.由于本文所采用电力统计口径为水电、核电与风电，其排放系数为0，所以没有计算其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在政策制定时，应更多地考虑提高水电、风电与核电的比例，从而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五、政策启示

本研究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类型能源实现同等减排效果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中国这种节能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可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降低煤炭类和石油类能源所占比例。煤炭和石油的消费量最高，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是名副其实的排碳大户，且其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因此应该减少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类和石油类能源所占份额。与此同时，应大力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和先进燃煤发电技术，提高煤炭转化效率；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产技术，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对石油类能源应加大投入力度，推广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逐步提高成品油的环境标准，发展清洁油品。

第二，增加天然气等其他形式能源的消费。相对于煤和石油而言，天然气的边际减排成本最高，所以如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实现相同的减排效果，增加天然气消费将更为合适。因此一应加快对塔里木、鄂尔多斯、柴达木和四川盆地等地区的天然气开发，积极开展战略选区工作，扩大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二应加强国际合作，打通国际贸易通道，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畅通，加大进口周边国家天然气以及LNG的力度；三应大力开发和使用天然气替代、天然气水合物替代等技术，提高天然气替代石油的比重，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第三，大力发展无碳能源和新能源。由于目前电力主要依靠煤炭和热能转换，导致整个电力行业效率较低，所以应该着力提高无碳能源和新能源的比例，实现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我国无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重点主要是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因此，一方面应加大对风电、核电等无碳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的投入力度，如扩大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项目、大力发展核电水电工程等；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广对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无碳能源和新能源的系统利用，如扩大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暖房、太阳能暖棚、太阳能暖圈、太阳能聚焦、聚热等热利用，推广农户沼气池和沼气综合利用，推广农作物秸秆气化，开展生物质能源种植与开发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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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Double Win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Positive Analysis under the View of Optimiz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XU Ying-zhi, DONG Lin-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第9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范文

碳捕捉，就是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压缩之后，压回到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安全的地下场所。

如今，全世界各个国家研究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的技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但6月19日，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项独立研究发出警告，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被认为是引发全球变暖的一大重要原因，（CCS）有可能诱发更大的地震。

碳捕集与封存

(CCS）是指将大型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等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并用各种方法储存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的一种技术。 CCS技术包括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以及封存三个环节，它可以使单位发电碳排放减少85%-90%。

这项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975年，当时的美国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以提高石油开采率，但将它作为一项存储二氧化碳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环保工程，则开始于1989年的麻省理工大学，直至近年来，这项技术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它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方法。目前，据专家介绍，从技术层面来说，应用于碳的捕集、运输以及封存的各项技术其实都是已有的、成熟的，只不过在此前并未应用于CCS方向，问题主要存在于现有发电厂的改造以及新建发电厂的技术和资金投入。

二氧化碳的捕集方式主要有三种：燃烧前捕集（Pre-combustion）、富氧燃烧（Oxy-fuel combustion）和燃烧后捕集（Post-combustion）。无论哪种捕集方法，简而言之是将燃煤发电厂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经过脱硫、氮氧化物等等制备后，将二氧化碳分离并收集起来。

二氧化碳运输，捕集到的二氧化碳必须运输到合适的地点进行封存，可以使用汽车、火车、轮船以及管道来进行运输。一般说来，管道是最经济的运输方式。 2008年，美国约有 5800千米的二氧化碳管道，这些管道大都用以将二氧化碳运输到油田，注入地下油层以提高石油采收率（Enhanced Oil Recovery，EOR）。

“捉拿”技术各显千秋

2010年7月，由我国安徽理工大学张明旭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小试装置成功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利用稀氨水捕集二氧化碳中试装置在安徽淮化集团实现连续运转，并顺利生产出了首批合格的碳酸氢铵产品。该装置具有常温、常压、一次吸收和反应、能耗低、工艺简单、安全稳定等显著特点。该装置通过氨法对烟道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捕集和吸收，每小时可处理烟道气1000立方米左右，烟道气中的二氧化碳脱除效率达80％以上，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10立方米（烟道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按13%计算）以上，每小时可生产碳酸氢铵肥料270公斤左右。该技术的研究开发既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环境，又可使污染物变废为宝。

今年2月，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具有八角形孔窗的天然沸石尤其擅长捕捉二氧化碳的行踪，在效率和经济上远胜于目前的工业洗涤器。沸石是一种矿石，其晶格中存在很多大小均一的通道和空腔，一克沸石孔穴和通道的内表面积可达500平方米到1000平方米，这种沸石每立方厘米的小孔足可吸附0.31克的二氧化碳。由此可以吸取或过滤大小不同的分子，并可重复使用几百次，是过滤、擦洗含许多杂质气体的混合气体中有害分子的理想选择，也在化学工业中被广泛应用于催化剂和过滤器。

挪威在5月份，启用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碳捕获和储存（CCS）技术发展设施。由挪威政府投资10亿美元（约为63亿元人民币）资助的蒙斯塔德技术中心将测试两种燃烧后碳捕获技术，一种以胺为基础，另外一种以冷冻的氨溶剂为基础。该设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测试来自附近两个地点的废气——一个280兆瓦的热电联产工厂和每年产生1000万吨排放的蒙斯塔德炼油厂。它们制造的烟气里二氧化碳的含量各不同，分别约为3.5％和13％。

6月份，英国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新型多孔材料，这种材料中的孔洞就像一个个“笼子”。诺丁汉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材料》杂志上报告说，这是一种名为NOTT－202a的新材料。如果把空气压入这种多孔材料之中，大部分气体如氮气、氧气、氢气和甲烷等随后可以从“笼子”中出来，唯独二氧化碳会被留下，锁在“笼子”中。

碳捕的争议

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被认为是引发全球变暖的一大重要原因。6月19日，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项独立研究发出警告，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风险太大，地下封存有可能诱发更大的地震。该研究已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地球物理和环境地球系统科学部门教授马克和史蒂文?戈雷利克发表文章说：“将大量的二氧化碳注入大陆内部常见的脆性岩石当中会高概率地触发地震。而且即使是小到中等规模的地震都会威胁到二氧化碳库密封的完整性，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实施CCS可能是一个具有高风险且不会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CCS将涉及长时间注入地下最大量的流体，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地震。CCS需要地下泄漏率每千年小于1％，以达到可再生能源相同的气候效益。而近年来在美国注入到地下的污水已经与发生小到中级的地震有所关联。理由之一是，早在1960年，科罗拉多州就有明显例证；另外的例子出现在去年阿肯色州和俄亥俄州。如果试图将二氧化碳封存地层数百年到数千万年，引发类似规模的地震可能性将相当大。

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一份报告指出：以英国为中心的碳抵消行业有着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量，但这个行业并没有起到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碳抵消计划的问题在于，它减少的温室气体比科学家所说的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的量要小的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抵消计划就不可能够推行，也不能够计算清楚一项计划究竟能够减少多少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