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消费的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非合同相对方；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3.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颁布实施已近20年，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立法技术不完善与时代局限性，致使《消法》存在着一些制度漏洞，进而造成消费者现今的维权困境。近年来，大规模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消费者在自身利益被侵害的同时，逐渐丧失了对市场的信心，于是重新修订《消法》被提上日程。修订《消法》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定义“消费者”概念，这是《消法》建构的基础，而现行《消法》并未就这一涉及全局的概念准确定义。本文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秉承的宗旨理念为指针，结合《德国民法典》中有关“消费者”的定义与中国自身境况，明晰“消费者”概念的构建要素。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理念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理念的指导，否则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就难免出现背离立法宗旨的行为。要确立“消费者”概念，必须先确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理念，并在此理念之下探讨“消费者”的概念。首先是一切法律都须遵守的理念，即法律之终极目标；其次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身特有的理念，用一句话概括，便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因此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理念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任何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均是为了保证社会整体之良性有序发展。这是一切法律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深层次之考量。如果任由经营者利用自身优势地位谋取利益，而使消费者陷入窘境却不加以援助，只会导致市场秩序崩溃，社会陷入混乱；反之，如果不顾经营者正当利益而对消费者保护力度过大，则会导致经营者发展欲求低下，最终影响社会进步。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做的是：适度保护消费者，使其与经营者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既不因现实中的弱势地位而使消费者遭受不利益，也不能因法律上的倾斜性保护而侵犯经营者的正当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证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平等，这不仅是修订《消法》时所须考量的，也是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所必须贯彻的。

第二，在不违背上述原则之情况下，最大程度地维护消费者正当利益。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身所特有的原则。“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消费者不是经营者谋取利益的工具。然而，消费者的强弱态势，是社会自由竞争之结果，对此法律需给以尊重而不得随意干涉。现实中，消费者过于分散，难以联合起来对抗经营者，而个人又难以承受单独对抗的成本，加之经验、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便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任由经营者恣意而为，社会发展将难以维系。因此，法律必须赋予消费者一定特殊权利，以保护消费者正当利益，防止经营者欺压。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而言，只要不违背保证社会整体良性有序发展的原则，就应尽可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抵制经营者恶意行为。

上述两个原则不仅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中予以贯彻，也要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予以贯彻；既不可过度扩大消费者范围，将特殊权利赋予过多人群，威胁经营者正当利益；也不可限缩消费者范围，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难以实现其立法宗旨。

二、《德国民法典》中的“消费者”概念 我国《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从逻辑学角度来说，下定义时不能出现循环逻辑，既要定义何为“消费者”，就不能在定义项中出现“消费者”；从语义上讲，本条规定的是消费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到保护，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的行为范围。由此可见，在立法上，我国并未明确定义“消费者”概念。但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须以“消费者”概念为基础而建立，且对“消费者”概念的理解会影响到法官审理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概念指导，同案不同判就难以避免。因此，在修订《消法》时，有必要明确界定何为“消费者”。中国法律近现代以来深受德国法影响，同时作为国际公认的消费者保护制度较为健全、先进的代表，德国法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德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消费者是指既非以其营利活动为目的，亦非以其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而缔结法律行为的任何自然人。”[1]该“消费者”概念包括一个肯定性要件“自然人”和两个否定性要件“非以其营利活动为目的”、“非以其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对目的的考察，大多数观点认为应以缔结法律行为时的心理为准，即在缔结法律行为时，行为人确实或可推定为无从事营利活动目的，并且无从事独立职业活动目的，那么不论该行为人在此之后是否从事该两项活动，都应被视为消费者。

1.消费者应为“自然人”

消费者须是自然人，即个人。“法人，诸如有权利能力的社团、基金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以及公法上的财团、基金会和机构等，都不属于消费者。”[2]其原因如下。

第一，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有相应的前提，即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给予消费者倾斜性保护，是因为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由于科技发展、分工细化，使消费者独立判断选购商品的能力降低；包装技术的发展，新材料、新原料的不断发展和运用，又掩盖了商品的瑕疵，为消费者增加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各种推销、宣传、广告等手段的采用使消费者实际上处于盲目的被支配状态；市场全球化和产销多层化导致消费者救济更为困难；生产经营者间的联合垄断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等等”[3]。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个人往往势单力薄，在经济上无法与经营者抗衡，在交易经验、交易信息与法律知识方面也缺乏必要的准备和了解，因而易被经营者欺压。

而法人与经营者相比，并不一定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会处于强势地位，此时也就丧失了倾斜性保护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当然，也存在这样的疑问：与经营者相比，法人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但在经营者专营的具体交易领域内，仍处于交易信息不对等、交易经验不充足的相对弱势地位，如中国政法大学（法人）与中国移动（经营者）相比，此时也存在着倾斜性保护的前提，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应将此时的法人视为消费者呢？不能！因为法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强弱态势，纷繁复杂，并不像个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强弱态势那样一目了然，具有普遍性。法律难以包罗万象，在法律中，依照不同交易领域，分别给出具体交易形态下强弱地位的判断标准，并以此确定消费者身份的做法，不但会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千变万化而难以做到，也会因法律逻辑和语言逻辑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实现；如果强行予以规定，不仅会造成法律本身冗长而繁杂，也会因逻辑体系的不完整，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面对纷繁复杂而多变的交易市场，不难假设以下情况的发生：A公司与B公司存在经济往来，法律只规定了A公司专营交易领域内判断强弱地位及消费者身份的标准，而赋予B公司以消费者身份加以保护，却未规定B公司专营交易领域内判断强弱地位及消费者身份的标准，而不赋予A公司以消费者身份。这样就是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第二，之所以将法人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并不像个人那样，是商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者。法人“在购买某种商品或接受某种服务以后，还需要将这些商品或服务转化为个人的消费”。[4]因此，法人“可以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但不能作为最终的消费者”。[4]法律之所以赋予消费者特殊保护权利，原因之一便是他们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承受着由此而来的不利益，如饮用过期酸奶后，不良反应的承受者是使用者个人。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才将消费者限定为个人，而排除法人。同样，我国也应将消费者限定为个人。由于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法人之上，我国还存在着“单位”这个上位概念，“单位”是指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其下属部门，个体工商户除外。因此现阶段应特殊强调的是“排除单位”。究其原因，不仅包括上述将法人排除在外的两点理由，还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消法》规定了‘假一罚二’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如果将单位视为消费者，则可能导致单位采购人员和主管人员在‘赔偿的归己，损失的归单位’问题上做文章，最终产生腐败。”[5]若将单位视为消费者，会刺激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拉拢单位主管人员，使其放弃惩罚性赔偿，进而滋生腐败。

2.不得以从事营利活动为目的

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在缔结法律行为时，不得以从事营利活动为目的。因为“消费者首先是与制造者相区别的。而在商品交易领域，消费者则是与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购买或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自己使用”。[6]

如果个人以营利活动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便是经营者，而非消费者。因为“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人。”[3]（P7）同时，以营利活动为目的的个人，也不具备前文所述的对个人进行倾斜性保护的前提：首先，此时的个人已成为经营者，并不缺乏交易信息、交易能力和法律知识，即使因缺乏上述条件而遭受不利益，也是其在追逐营利活动时，所应承受的风险；其次，他并非商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人，不会承受消费者可能承受的不利益。

因此，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需将以营利活动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人排除在外。

3.不得以从事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

《德国民法典》同时规定，作为消费者的自然人“缔结法律行为”不得以从事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所谓“‘职业活动’意为持续进行的、对外具有明示性的、有偿的活动。首先是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农场主和小工商户”。所谓“‘独立性’，是指其活动是由自己负责，而不是作为第三人的人或履行辅助人”。[2]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独立的职业活动领域内，行为人的地位类似于经营者。例如在与相对方签订委托合同时，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在经验、法律知识等方面处于强势地位，并无保护必要。

我国学者并未采用《德国民法典》中“缔结法律行为”的表述，而更多的是以“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来指代消费行为，在这种表述之下，行为人自然不存在“以独立职业活动为目的”。

以上3个要素均具有合理性，值得我国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结合自身实际状况，予以吸收借鉴。当然，制定法律要以国情为依据，且我国《消法》中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德国法中所不具备的，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确定我国“消费者”概念的构建要素。

三、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承受人的范畴 非经营者以经营者为相对方而订立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合同，即为消费合同。个人往往通过订立消费合同而成为消费行为承受人（以下简称“承受人”），即商品所有人与服务接受人。但现实中，承受人并不一定是消费合同相对方：商品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商品买受人，服务接受者并不一定是服务合同签订人。生活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形：消费合同订立后，不以营利活动为目的的非经营者一方并不保有消费品，而是将其转移给他人所有，此时的承受人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其中的典型形态有单位福利、友谊赠与、互换以及临时性买卖等。本文所称的临时性买卖是指，消费合同中的非经营者一方临时起意而将消费品卖与他人。应当强调的是，非经营者一方在订立消费合同时并不以营利活动为目的，否则，其应被视为经营者，他与另一方经营者最初订立的合同应是商业合同而并非消费合同。基于合同相对性，非消费合同相对方的承受人（以下简称“非合同型承受人”）不能行使合同权利。但其能否具有消费者身份？消费者是否必须是消费合同的相对方？合同相对性是否制约着消费者身份？要阐明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权利，因为它与消费者身份天然一体：谁具有消费者身份，谁就享有消费者权利；谁享有消费者权利，谁就具有消费者身份。因为下定义时，应遵守“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重合”[7]的逻辑规则，所以，“消费者”概念须将“应享有消费者权利的群体”均纳入其中。换言之，非合同型承受人能否成为消费者，取决于其是否应享有消费者权利。

就现行《消法》而言，消费者权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法》第2章中之各项权利；另一类是《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惩罚性赔偿权。《消法》第2章所赋予消费者的9项权利，是其他法律权利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具体化：安全权（第7条）、知情权（第8条）、自主选择权（第9条）、公平交易权（第10条）、依法求偿权（第11条）是一般民事权利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具体表述，而结社权（第12条）、求教获知权（第13条）、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第14条）、监督权（第15条）则是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自由、教育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保持民族习惯自由与监督权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并非消费者所特有的权利。因此，下面将重点以惩罚性赔偿权为对象加以论述。

就当今经营者欺诈成风的市场乱象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重新修订《消法》，惩罚性赔偿权也会继续被保留，因而在定义我国“消费者”概念时，须将惩罚性赔偿权人纳入，即非合同型承受人是否拥有惩罚性赔偿权，就意味着其是否应被视为消费者。

消费者权利是以经营者为对象的权利，惩罚性赔偿权也不例外。承受人是消费合同相对方时，其当然享有惩罚性赔偿权。若承受人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其是否仍应享有以经营者为对象的惩罚性赔偿权？这需要对惩罚性赔偿权的立法宗旨、功能及性质进行分析。

1.惩罚性赔偿权的立法宗旨与功能

任何人均须为不道德之事付出代价。惩罚性赔偿权的立法宗旨是惩罚经营者不道德之行为，弥补消费者损失，遏制经营者再次行为不道德之事，最终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究其功能，可分为补偿功能、制裁功能和遏制功能。补偿功能是指通过给予受损者以超过其损害的赔偿，使其在经济上得以弥补，心理上得以平衡；制裁功能是指“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使其承担超过被害人实际损失以外的赔偿来制裁不法行为”；遏制功能是指通过对不道德的经营者处以超过其所得利益的惩罚，使之得不偿失，迫使其放弃再次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意愿。“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功能是重要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惩罚性赔偿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增加经济上的负担使其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可以促使行为人采取较为安全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将事故发生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8]因此，经营者但凡做出不道德之事，就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给予受损害方惩罚性赔偿，而不论其行为伤害的是不是消费合同相对方。

2.惩罚性赔偿权的从属性

“从权利是指在几个互相关联的权利中，以他权利的存在为存在基础或者没有利的存在其存在就没有意义的权利。”[9]惩罚性赔偿权并不能独立存在，须依附于利，其应属从权利。那么惩罚性赔偿权所依附的是何利？是合同债权还是其他权利？立法者苛责经营者是基于其行为的不道德性，补偿消费者是基于其利益受损。经营者的不道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都是源于消费品，即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未达到承诺标准，即未达标消费品本身是惩罚性赔偿权的基础。那么谁享有未达标消费品所有权，即谁享有商品所有权或要求经营者提供服务的权利，谁就应享有惩罚性赔偿权。作为从权利的惩罚性赔偿权应随其利消费品“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非合同型承受人作为消费品“所有权”人，应当享有惩罚性赔偿权。

3.非合同型承受人享有惩罚性赔偿权的必要性

（1）实现制度功能，避免架空法律。制定法律是为了实施法律，发挥实效，解决问题，所以构建法律须避免因制度漏洞而架空法律。

在单位发放福利的情形下，单位是合同相对方，单位成员是承受人，但其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在单位被排除在消费者范围之外而不能行使惩罚性赔偿权的状况下，如果不赋予单位成员惩罚性赔偿权，那么经营者即使存在欺诈行为，也会因为缺乏惩罚性赔偿权利人，而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性制裁，无法实现该制度应有的功能。

在友谊赠与、互换以及临时性买卖等情形下，作为消费合同相对方的购买人由于转移消费品所有权，而造成其在现实生活中既缺少追究经营者欺诈责任的意愿，又因不持有消费品而无法证明经营者欺诈的现状。若不赋予其惩罚性赔偿权，也会导致有制度、无运行。同时，转让所有权则可以被视为购买人以符合其内心要求的对价，而将所有不利益与包括惩罚性赔偿权在内的所有利益转让给非合同型承受人的行为。

通过对典型形态的分析，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为避免架空法律，应赋予非消费合同相对方的承受人惩罚性赔偿权。

（2）抑制单位主管人员腐败。在我国单位福利尤其是大型企事业单位福利所涉金额相当可观的情况下，如果单位成员不享有惩罚性赔偿权，那么存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所要面对的就仅仅是单位，这无疑会刺激经营者拉拢单位主管人员，使其放弃合同权利。当经营者不仅要面对享有合同权利的单位，还要面对享有惩罚性赔偿权的单位成员时，不仅会降低其实施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而且也会减少其在实施欺诈行为之后拉拢单位主管人员的意愿，抑制单位主管人员腐败。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承受人即使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也应具有消费者特有的惩罚性赔偿权，即具有消费者身份。而个人通过与经营者订立消费合同成为商品所有人或服务接受人的，则无疑也具有消费者身份。换言之，作为消费行为承受人的个人具有消费者身份，至于其是否与经营者订立消费合同则不必过问。

四、“买假”人不应被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 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会激发人性贪婪，会促使个人为追求高额赔偿而不惜损害自身。因而“在大陆法系，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10]，较少采用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中国民法基本坚持大陆法系传统，却在《消法》第49条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因为法律要运用于实践，就必须结合现实。面对经营者欺诈成风的市场乱象，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存在之必要。但关于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至今未有定论。在讨论消费者概念时，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从而更加明确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

1.理论之争

对于“知假买假”，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理念，给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但焦点只在于：“知假买假”的行为人是否属于消费者。

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不属于消费者的学者提出以下观点：“知假买假”者主观上不存在消费目的，客观上经营者欺诈并未实施成功，而行为人所为属自愿行为，不能认为其受有损害。但是人的主观心态复杂多变，难以认定，大量购买假货也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就一定“知假”，且“如果在购买以后不能够退货，留在自己的手中，损害更大，因为他根本不能使用该产品，或者即使能够使用，其功能也受到限制。所以，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对知假买假者没有损害是不正确的”[6]。

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属于消费者的学者则提出以下观点：立法者在认识到惩罚性赔偿制度弊端的情形下，依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就应尽力追求立法者在立法时所做的价值选择，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无需考虑“知假”与否。[12]这种观点虽有合理性，但存在如下问题：按其思路，即使行为人明确声称“知假买假”的，也会被纳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之下，而这是在明显地鼓励人性贪婪。而本应是打击经营者贪婪的制度却又在鼓励他人贪婪，这与法的终极目标并不相符。

争论双方在理论上都存在不完整性，而且双方直接以“知假买假”为论述对象，在理论设想上都将过量“买假”行为人直接视为“知假者”的做法也值得商榷，毕竟行为人主观心态如何，只有本人才可知晓。因而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法律实践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它不仅需要法律条文、理论支持，还需要司法机关个案裁决，因而在考虑“知假买假”这个问题时，就不仅要考虑法条、理论还需要考虑社会环境、司法运行。本文将在“知假买假”的上位概念“买假”之下，对“买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进行探讨。

2.“买假”行为的具体情形

“买假”行为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个人声称不“知假”而适量“买假”，即按理性思考行为人应属消费者的；二是个人声称不“知假”而过量“买假”，即行为人是否属“知假买假”存在疑问的；三是个人明确承认自己是“知假买假”的。所谓适量，是指购买者所购买的消费品与其现实生活需求相适应；所谓过量，则是指购买量超过实际生活需求量。例如，行为人家庭共有3人，若其购买的手机为3部左右，则是适量；若是13部，则是过量。

无论从理论、现实生活还是司法实践来看，在第一种情形下，行为人都应属消费者，应受到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对此不展开论述。

第二种情形，就行为人主观心理而言，分有两种状态：一是从经验法则出发，行为人应属“知假买假”的；二是在特殊情况之下，行为人确实是在收藏爱好、一时兴起等心理状态支配下而做出购买行为，行为人不属“知假买假”的。

第三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可能出现，然而逻辑上，其与第二种情形却存在密切联系，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论述。

3.第二、三种情形下的“买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的具体分析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宗旨和功能出发，结合司法功能，对“买假”行为的后两种情形，可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推论。

（1）技术层次之推论。从技术上讲，“疑罪”应从无。在第二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是何心态，“知假”与否，只有本人才知晓。“如何才能证明其在购买商品时是知假买假？别人是无从得知的，即使自己承认，也很难说他在购买时就是明知的。因为现在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很多产品的技术密集性越来越强，产品的瑕疵往往不是表面的而是隐蔽的，不是凭肉眼检查就能知晓的。是否属于假冒伪劣还应当由专门的机关进行检测。”[6]既然行为人主观心态到底如何存有疑问，就不得将其作为“知假买假”，理应视其为消费者。第三种情形下的行为人是否应被视为消费者，在此推论之下，无法得出答案。

（2）逻辑层次之推论。经营者做出不道德之事，就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无论行为人“知假”与否，都不应成为经营者是否承担责任的影响因素。考察社会现实，不难看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损害―赔偿―再损害”的循环链条，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要在经营者初次做出损害行为之后给予严惩，以遏制损害行为的再次发生，从而在长远意义上最终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立法初衷。按此逻辑，将后两种情形下的行为人都视为消费者，将其全部纳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之中，就可有效打击经营者的侥幸心理，实现制度功能，从而保护消费者。这也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宗旨理念中的第二个原则。同时，“满足‘知假买假’者的要求，无疑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打假防假的途径”[6]。从实现制度功能的逻辑上讲，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而行为人向经营者购买了消费品，其就应受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保护，具有惩罚性赔偿权，即应被视为消费者。在此层级推论之下，后两种情形下的“买假”人均属消费者。

（3）道德层次之推论。法律和道德无疑有着界限，但两者并非泾渭分明、毫无联系。在现今世界，强权法制越来越不具有说服性，法律运行越来越需要道德支撑，法律难以做到道德无涉性。因此，在考虑“买假”人是否为消费者，并因此获得赔偿时，就必须要进行德性的考量。在行为人明确声称自己“知假买假”的情形下，如若依然将其作为消费者，而赋予其惩罚性赔偿权，便是在明确地鼓励贪婪。立法理念的第一原则是，任何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均是为了保证社会整体之良性有序发展，而鼓励贪婪会破坏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法不仅是社会运行的行为标准，也是道德最低层次的表达，法对人有着一种德性的指引作用，其不应鼓励贪婪。因而，在此层级推论之下，第三种情形无疑应被排除在外，声称自身“知假买假”者不应被视为消费者。

“买假”行为的后两种情形虽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只有“承认自己知假与否”这一墙之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德性层次，须把第二种情形下的行为人也排除在消费者之外。首先，如前所述，“疑罪”应从无，除行为人外，他人无法探明其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无法得知其行为是否出于贪婪之心；其次，法律是一种动态的博弈，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贪婪都应受到抑制，不能否定一方而肯定另一方的贪婪，须运用司法手段，在动态中使之达到平衡，所以法律本身不得将第二种情形下的“买假”人直接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而是应将其纳入消费者的范畴内，交由法官，在大的社会环境下、在具体个案中予以具体考量，通过个案判决引导社会运行。面对中国现今的社会境况，有必要将其视为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应保护者之中，以打击经营者不道德行为；如果消费市场有所改善，经营者信誉普遍较高，与之相比，利用惩罚性赔偿权的行为人有更大之贪婪时，则司法可适当地否定其请求。

综上所述，只要“买假”人没有明确声称自己“知假”的，就应视其为消费者，而不得将其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

五、结语

“工业化社会孕育了一种考虑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契约关系的新观念。立法者倾向于保护最弱者，打击最强者，保护外行，打击内行；当事人必须服从于一个被现代法学家称之为经济秩序的东西。”[12]如何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日益地显露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不足。值得期待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消法》的重新修订，可以弥补制度漏洞，切实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当然，修订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定义何为“消费者”，作者不揣鄙陋，就我国“消费者”概念的构建要素进行探析，并总结上文提出以下浅见：

第一，消费者应限定为个人，而排除单位；

第二，消费者主观上不得以营利活动为目的；

第三，消费者行为应是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

第四，个人是消费行为承受人的，不论其是否为消费合同相对方，都应被视为消费者；

第五，“买假”人未声明自己“知假”的，应被视为消费者，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不得将“知假买假”作为否定性要素。

[参考文献]

[1]德国民法典[M].陈卫佐，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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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J].清华法学，2010（3）：7.

第2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教师职称

关键词: 竞争法/消费者标准/消费者福利/消费者选择权

 

      诸多国家竞争立法都将消费者或消费者利益纳入其中，习惯上也有“竞争法保护消费者”、“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竞争法的终极目标”等说法，但由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单独立法的事实可初步推知，消费者在两个不同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功能应有所差异。现代竞争法理论已形成了“竞争法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共识，并以此来指导法律实践。既然竞争法不保护竞争者，何以在竞争关系中保护并非处于核心层主体——消费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上述习惯说法是存疑的，或者是不周延的。本文以为，竞争法和消法的交点是消费交易，但两法在调整方法、价值、消费者的含义等诸多方面存在错位，这些错位的要素型塑了消费者在竞争法中的特殊身份——评判竞争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标准。揭示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标准，有助于在学理上加深对竞争法特性的理解和加强对竞争法本质的把握，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准确运用该法。

      一、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交错

      如同社会学理论指出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承担某一种社会角色，消费者在竞争关系和竞争法律关系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竞争关系中，消费者首先是受益者。消费者受益源于竞争发挥的积极作用——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提高、价格降低、产品替代性增强等，并体现为充分地实现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或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其次，消费者又是受害者。近代以来，经济主体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垄断打破了传统市场力量的均衡及产生了滥用市场支配力，而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的紧张往往以剥夺消费者利益来缓解，即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单独或联合强迫消费者接受某些不公平条件。另外，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国家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变营销策略，原来守株待兔式的单一促销方式被多样化的积极进攻型的促销方式取代。“销售上或销售方式过于灵活，对消费者施加的过度压力，都可能导致消费者做出考虑不周、不符合他需要和在不利条件下的购买。”  [1]（p.25）

      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美国和日本开始并不断扩散的消费者运动反映了消费者－受害者的整体困境和改变市场地位的集体诉求。再次，消费者是第三者。被释以规范模糊的竞争法，是以经营者为中心以其与合作者、竞争者的不同关系组合构建起来的。在业务关联上，合作者、竞争者可能成为经营者的同盟者（前者如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后者如横向限制竞争协议），而经营者行为（包括独立行为或同盟行为）的后果多会波及到消费者身上。如果经营者与合作者、竞争者的合谋行为发生在消费环节之前的环节，直接受害者往往是未参与合谋的其他合作者和竞争者，消费者则是垄断行为转嫁的对象，即间接受害者，亦即经营者和同盟者之外的第三者。竞争法没有完全地、同等地将消费者的上述三种身份都吸纳到竞争法律关系中，竞争法的否定性调整方式所体现的立法者的思路和执法者的行动进路应该是：通过排除对消费者的危害——现实的危害或危险——来保护消费者利益或使消费者受益。因此，竞争法所关注的，主要是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其立足于“消费者―直接受害者”和“消费者―间接受害者（第三者）”的双重身份，这不同于消法中的“消费者―受害人”的一重身份。由此一角，可以揭开笼罩在竞争法中的消费者和消法中的消费者关系上的朦胧的纱幕。同为“受害人”的消费者反映的是竞争法与消法的竞合调整。尽管两法竞合时受害人至少有两条选择适用法律的路径（以司法救济为例）——消法提供了权利被侵害的诉讼程序；竞争法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救济措施和责任形式，如对价格卡特尔提起反垄断私人诉讼、对仿冒商业标志造成误认误购请求承担损害赔偿等，但就竞争法与消法的总体关系而言，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差异。消法产生之前大约半个世纪，竞争法就已经产生，因当时的垄断产品和消费品距离较远，有关垄断危害并未直接反映到消费者身上，所以有论者认为的“消费者运动的诉求在竞争法中得到了满足”是不符合初期竞争立法的客观史实的。在竞争立法和消费者运动滥觞的美国，消费者运动也不是导致反托拉斯立法的直接社会根源。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国反托拉斯法用以确定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直接购买”原则，也不是建立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基础上。从调整方法和价值上亦可以表明两者的差异。竞争法主要以否定的方法进行调整，包括限制性调整、禁止性调整，“不得”、“禁止”是其标示性的表述语言。消法则以肯定的调整方式确立消费者的权利，以“消费者享有……权”、“可以”等模式语言来表达。法律调整之否定方法多适用于具体行为偏离了某种价值，期望通过调整回复或接近价值观所预设的状态。尽管竞争法维护的价值迄今仍存争议，但在保护竞争（或竞争秩序）这一点上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是故，理念上，消法将经营者置于消费者的对立关系中，并视消费者为弱者，给其以特有的权利保障；竞争法则以约束经营者行为实现创建良好的竞争秩序的目标。由于调整客体的不同，两者不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或在既定前提下互为一般法、特别法关系：对于保护的消费者利益，消法是基本法，竞争法是特别法；对于保护竞争秩序，竞争法是基本法，消法是特别法。两法中主体的含义也不完全相同。由于消法是主体法，竞争法是行为法。消法的主体是个别消费者；竞争法涉及的消费者主要指一般消费者（个别消费者融于一般消费者中），或经济学上讨论“消费者剩余”时的含义。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看，消法是基于消费个体的保护而铸就整体的力量，其取道“个体――整体”模式建立关系；竞争法是为消费者整体划定保护标准，受害个体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公共标准和公共资源，其取道“整体――个体”模式建立关系。最后，两法预设的关系状态不一样。消费者法律关系发生在实然“进入关系”状态下，即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成为交易人或进行交易的准交易人。没有购买商品或没有接受服务的人不是消费者也不是消费法律关系人。竞争法制度建立在经营者和竞争者（或上下游合作者）的关系基础上，法律上的“在商业中或交易中”包括生产、销售、消费各环节，只有在消费环节作为个人的交易者才产生消费者身份的重合，在这个意义上，消费者权益法律关系主体是竞争法律关系主体的“约数”。发生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合抵制，或者生产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不直接瓜葛消费者的利益，再如面对虚假广告，消费者在没有误认或误认而没有误购时也不损及其实际财产利益。在这类关系中，消费者是处于法律拟制的“消费关系”状态中的人，准确地说，是剔除了购买什么、支付多少费用等情节的抽象的符号。基于产品流转的延续性和目的性，垄断行为通过转嫁成本到下游主体直至消费者来实现垄断目的，上游环节发生的垄断如独家交易、掠夺性定价等，不直接侵害消费者利益，在“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这一经济原则之下，为防止损害进一步漫延，尤其避免垄断危害扩散并波及到作为交易弱者的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利益便具有论证垄断行为违法性的目的性价值。因此，“竞争法保护消费者”是融合在“竞争法保护竞争” 这个大背景下，消费者利益是竞争法保护价值（竞争秩序）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价值本身。竞争秩序的“应然性”需要“拟制的消费者”来协助实现竞争法调控的目标，这使得消费者在竞争法运行机制中具有特别“身份”并执行特殊功能。

      二、消费者标准的确立教师职称

      成文法内容展开的结构大致是相同的，即以某种价值相统领，确立与其相适应的原则及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结构性规范的话，法的价值、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就是法内部具有不同位阶的结构要素。竞争立法，不论列举式的，还是概括式的，都适用这种规范模式。但是，竞争法否定性的调整方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立法难题，即否定什么和如何否定。立法和执法都需要体现价值和原则的制度化的标准，以使价值、原则有的放矢，使制度内在统一。理论上“否定什么”的标准应当来源于制度但又高于具体制度，似同在价值、原则和制度之间架设一道“桥梁”。纵观竞争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劳动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企业（利益）（或称竞争者利益）、国家（利益）都曾充当过竞争法价值、原则与制度间的“沟通的桥梁”，并在价值原则化、原则制度化的变革中促成了初期的风格迥异的竞争法律的诞生。现代竞争法的建立开始于判断标准的纯净运动。

      首先，随着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者的权利、雇佣者的义务由自治契约转变为强制规范后，“劳动者（利益）”标准退出了竞争法。

      正如法国学者热拉尔·卡所言：“契约自由的减少曾在雇佣者和雇工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今又在经营者或产品或服务的经销商与个体使用者之间形成的消费关系中表现更为明显。”  [1]（p.5）另外，发端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国家身份的转化，使承担社会职能的“国家利益”标准被社会公共利益替代。最终，“消费者”标准和 “中小企业”标准（又泛称为竞争者标准）沉淀为竞争法“否定什么”的基本标准。由此，也成就了消费者在竞争法中的特殊地位。消费者标准是以消费者购买垄断产品或假定消费者购买垄断产品（或接受服务）时，评定对其（将）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后果为基础建立的，易言之，考察消费者是否受到或可能受到群体性伤害。

      “消费者”作为竞争行为正当性标准的来源于竞争法调整效果的复合性——预防性和救济性。

      与事后救济相较，预防性调整不要求垄断或不正当竞争行为达到“损失”的消极结果，只强调存在产生消极后果的危险。这别于侵权行为，也是现代竞争法和传统竞争法的主要分界线。

      美国《克莱顿法》最先确立了事前预防的原则。执法机构和法院都不必证明存在现实损害，也无需依靠过去的数据资料来证明对竞争产生何种现实损害，只要行为 “可能”危害竞争，就可以据此宣布该行为违法。有人形象地将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这种规制风格的转化以枪支法作比喻：根据谢尔曼法型枪支管理，一个人可以携带枪支而不必担心因此被逮捕，只要他不对某人或物射击；根据克莱顿法型枪支管理，只要认为这个人是危险的――如果认为他很可能对某人或某物射击，那么，就可以没收这个人的枪支。  WriteZhu('2'); href="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6334#m2">[2] （p.39）这里的“某人或某物”可以等同地理解为竞争法所维护的包括消费者利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一些变动时常能发挥政策风向标的作用，每次变动或多或少地，或早或迟地都会影响有关国家或地区组织的竞争立法，促使其相应地改变竞争政策或促使其为改变立法而作出积极的努力。现代，预防性调整已经成为竞争法中普遍性的规则。有关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竞争立法大都借鉴或直接吸收了该方法（原则）。预防原则的普遍化过程是不断重申消费者标准的过程。日本《禁止垄断法》第24条之二关于“限制转售价格协议”和第24条之三关于“克服萧条行为协议的排除适用条件”的认定标准统一规定为：没有不当地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危险。德国1980年修订版的《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一）采取的是事后救济原则，1998年第六次修订案则改为预防原则结合事后救济原则，并在2005年第七次修改时得以保留。

      欧盟条约第85条、第86条适用的条件“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应被禁止”的规定也体现为预防原则。2004年的《欧共体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第139/2004号条例》几乎通篇建立在“可能”的“危险”、“影响……”、“损害……”等基础上。教师职称

      “可能”、“危险”是对包括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和“危险”。形式上，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范或类似规范中竞争者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总是和消费者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消费者可能“不在场”。这样，法律规范的预防功能在机理上就体现为，立法者将经营者（行为）与消费者（利益）距离人为拉近，以 “他人是一面镜子”的手法来反照经营者，衡量消费者利益和经营者利益的配比关系，并选择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竞争者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或集体利益（单个经营者或经营者联合体利益）作为评价标准。由事后救济和预防原则的有机协调可知，竞争法意图控制的危害包括损失和（造成损失的）危险两个层面。两种情况下，消费者（利益）充当经营者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作为标准的消费者特指一般消费者。消法中保护的消费者具有“整体性”，它不分国籍、居住地或认知状况，但竞争法中的消费者则有类别的划分，至少可以分为一般消费者和特殊消费者两大类别。

      当然，这种分类不是营销管理上对消费者的分类，也不是根据产品的特性或购买动机进行的划分，而是根据主体的认知能力划分的。与一般消费者对应的是特殊消费者，特殊消费者指游离于一般消费者之外的两类极端主体，一类是专业人士——行家；另一类是没有认知能力或认知能力低下的人。一个虚假医疗广告，医生对它的认识和患者本人对它的认识会截然不同：医生很容易揭穿广告的虚假本质；患者受急于治愈的心理影响，对夸大内容的广告内容往往信以为真。医生和患者就分别属于两类极端主体。一般消费者是“在通常状况下购买商品时，施以其通常购买此种商品之注意程度”  [3]（p.63）的人。诸多国家的反垄断立法都将一般消费者纳入立法中。日本《禁止垄断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的过度集中，……以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和促进国民经济民主、健康地发展。”再如该法第24条之2规定：“生产容易识别的同样质量的商品或从事该商品的销售的事业者，在与该商品的销售对方事业者商定该商品的转卖价格，以维持该价格时所进行的行为，该行为不当地损害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时，以及销售该商品的事业者的行为违反该商品生产事业者的意愿时，则构成违法。”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条文未直接使用“一般消费者”，而表述为“消费者利益”或“消费者”，这些用语也应当理解为一般消费者。欧盟从1957年就以成文法规定了消费者标准——《欧盟条约》第85条（3）款规定（关于卡特尔豁免）：有利于改进生产或者分销产品、或者促进基数或者经济进步，同时使消费者获得相当程度的实惠；第86条（b）款（禁止下列滥用行为）：限制生产、市场或者技术发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为了与欧盟竞争法相协调，德国2005年修订的《反限制竞争法》（第25条）增加了第三人陈述的内容，包括“消费者利益受到重大影响时，将消费者直接列为第三人，听取其意见”。我国《反垄断法》关于限制竞争协议豁免（第15条）的条件之一：“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另在审查经营者集中（第27条）时应当考虑“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受害主体简化为“人”，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等。“人”同样主要包括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理解为一般消费者，其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商业广告常常都是向一般消费大众做出的，而一般消费大众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欠缺仔细分析广告内容的注意力，只是以普通注意所得到的印象作为选购的基础，故应当以一般购买人的注意力作为认定标准。  [4]（ p.239-240）

      竞争法所保护的竞争，可泛指竞争环境。良好的竞争环境表现为经营者有充分的竞争机会和消费者充分享有消费福利。法律保护竞争环境的方法是排除对竞争环境的不利影响。而不利影响的认定，需要发挥消费者标准的作用。

三、消费者标准的运用标准

      在事物认识过程中作为一种规定性存在，其服务于更高层次的认识目标。消费者标准服务于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是立法目的的实现手段之一。

      （一）消费者标准在法律实施中的体现

      “消费者整体保护的观点作为衡量违法性之参考”  [7]（p.27），表明消费者是一种论据。权力机关将以此作为涉嫌行为违法性的判定依据，案件当事人则以此来维护对自己有利的立场。

      首先，司法和执法上，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离不开消费者这个评价标准。反垄断法中的核心原则——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主要建立在消费者利益评价的基础上。应该承认，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产生和运用之初并不强调“原则”有哪些构成要素，当然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个要素与原则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构建关系。历史地看，这两个原则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经济的，因为案件判决中的违法性描述主要使用经济学语言和遵循经济学逻辑——追求“有效竞争”（或竞争效率）和采取“自由度比较”的经济分析方法。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在自身的发展中经历了分析方法上的经济学向法学的根本性转化，并在这种转化中实现了“原则”的脱胎换骨的改变——本身违法原则变为法律规范，合理原则的规则性转化。这些改变使长达半个世纪的模糊的标准清晰化，改变的根源在于“有效竞争”分析环境中加入了作为清洁剂的消费者标准。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消费者运动及由此引发的消费者保护立法，改变了反垄断法保护的重心——对消费者利益的考虑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反垄断的一个新目标。教师职称

      消费者的即期和远期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危害）成为构建本身违法原则的支柱。从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横向价格卡特尔、地域划分卡特尔和数量卡特尔—— 上看，原先认为的这些行为阻碍了市场有效竞争，实际上是通过直接侵害或间接（将高价转嫁给消费者）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或提高消费成本体现出来的。至此，本身违法原则已经脱离了原则的不确定性，变成了“实施起来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能够为服从该原则的人和运用该原则的法院提供更明确的指导”的规则了  [8]（p.44）。由此，“一个特定的行为是否应当界定为固定价格，跟该行为是否不合理地限制了竞争，从实际情况来看，常常是同一个问题”。“固定价格是一个谴责性的术语”  [8]（p.44-45）。

      “消费者利益”要素的加入和催化，实现了清晰化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和强化本身违法原则的规则属性的硬度的双重效应。合理原则在适用中也渐渐地凝结出带有本身违法性——规则性的“结晶”。在适用中合理原则被分为“简略的”或“快速审查”式的合理分析与全面合理分析两种方法。NCAA（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n v. Board of Regents Univ. Of Okla）案件中，法官认为，“简略的”或“快速审查”的适用条件，是行为具有明显的反竞争影响，即以一个具有经济学初步常识的观察者的眼光就可能得出行为对消费者和市场具有反竞争影响。  [9]（p.306）苏特（Souter）法官在“加利福尼亚牙医协会诉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中发表的意见明确体现了这一点，“加州牙医协会的规则明显地反映出这样的预期，即与减少‘所有成员折扣’广告有关的竞争成本将超过因准确、精确和容易证明（至少管理者易于证明）的折扣广告产生的消费者信息（和因此带来的竞争）的收益”，这使得“简略的”或“快速审查”方法适用该案。不具备“简略的”或“快速审查”式的合理分析条件的案件采用全面合理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适用于合并等偏离价格较远的涉嫌垄断行为的案件。可以认为，凡涉及卡特尔、滥用支配地位的垄断案件，不论适于本身违法原则还是合理原则，消费者标准都在其中起主导性的作用。在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和执法中，一些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也离不开消费者标准，如商业标识的假冒、虚假广告、商业诋毁等。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员会在“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世界巡回展”案件的处理理由书中明确指出，“本件被处分人主办之‘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世界巡回展’，……其文字表现之意义易使一般消费者认为系‘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之‘世界巡回展’，而实际上其所展兵马俑为微缩小仿制品，……其大量表现于外的宣传资料，却未如实表现…… 真实内容，亦即一般消费者未能从其广告名称及内容中获得真实认识。”因此，该行为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1条。  [4]（p.241）

其次，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也以“消费者”为参照来表述各自的观点。那些声称受到反竞争行为损害的事业者提出的理由通常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意图表明，消费者由于反竞争行为受到了损害，冲突应该按照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解决。同样，被控主体也把消费者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的抗辩理由，并以此确立自己的论据。即允许他们以反例举证来说明其限制竞争行为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并且消费者从中也得到实惠。  [6]（p.55）于是，一般消费者成了当事者的参考法庭。  [7]（p.57）

      在Butterworth Health Corp 一案中，法院认为，评价合并的总体竞争效果中，合并中的促进消费者利益的证据很有用，而被告也必须证明其合并会导致重大的经济效果以及该经济效果最终将有利于竞争和消费者。被告Butterworth公司答辩时，强调在判定合并的反竞争效果时要着重考虑对消费者带来的潜在利益。由于Butterworth 公司属于非营利性质的医院，所以它不会提高价格，那么成本的节约则会转化给消费者（本案中即病人），如果提倡通过竞争带来效率，则会使得被告的成本增加，从而转嫁给消费者。法院最终认定：该合并将节省资本开支并促进运营效率，并且由于Butterworth公司的非营利性，这些价值最终将会转化给消费者，所以合并没有违反反托拉斯法。

      （二）消费者标准运用中的分析方法

      由于消费者是经营活动结果的最终承担者，政府在干预经营者的竞争活动时，以消费者的以下两个基本方面为基础：（1）以消费者的喜好来确定市场的范围——市场的划分参考了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是否满足某种需要（可替代性）的意见；（2）消费者的福利享受的程度和选择的自由度来认定市场结构或企业行为的合法性，即消费者能够对商品或服务进行选择还是他必须接受一个或数个特定企业所强加的条件。  [5]（p.56）

      前者是确定认定垄断前提条件——市场的界定；后者是在特定市场上评价经营者行为正当性的具体方法。在具体案件中，消费者利益标准的运用，被细化为消费者福利分析和消费者选择权分析两条路径。

      首先，关于消费者福利分析。消费者福利分析主要根据供需关系展开，衡量因素包括：价格、成本、质量。价格是消费者福利的一部分，支付的价格越高，消费者福利就越小。垄断导致价格提高、产出减少，使得消费者福利剩余向垄断者不公正地转移。价格一直是反竞争行为分析中的立足点，在反垄断案件中，当公司因为垄断行为将价格提高20%时，就会引起注意。教师职称

      20世纪9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提出了“单方效果”理论（Unilateral Effects Doctrine），指出，即使是小企业间的合并，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会导致涨价，从而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政府也应当对这个合并进行干预。  [10]与价格有关的垄断行为是反垄断法的首要关注点，因为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中枢神经。“理论分析表明：与一个真正的竞争者相比较，一个垄断者势必会采用更低的产出率和更高的价格。”  [2]（p.74 ）

      反垄断法中涉及的价格垄断行为最终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剥夺消费者的价格福利，这也是本身违法原则——任何以提高（raising）、降低（depressing）、固定（fixing）、限制（pegging）或者稳定（stabilizing）价格为目的或者有此效果的联合都是违法的 ——得以确立的经济学基础。消费者成本福利是消费者福利的一项新内容，于美国1992年柯达案中被首次提出。它包括信息成本和转换成本。法院认为由于服务市场上价格影响着商品的供给，消费者必须在购买时就知道关于整套服务的总成本，这个整套服务包括设备、服务以及部件，也就是说，消费者要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lifecycle）定价。为获得一个准确的定价，消费者必须寻求相当多的原始数据并进行理性分析，而这些复杂的数据很难在购买时获得。柯达公司拥有该类重要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力量，消费者获取这些信息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除了因信息成本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害，转换成本也成为可能带给消费者损害的缘由。判定柯达公司败诉的第二个因素就是转换成本，即从柯达设备转换到其他公司设备的成本。如果转换成本很高，已购买设备并由此而“套牢”的用户将在更换设备品牌前容忍服务价格一定程度的提高。  [9]（p.241）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看，虚假广告被规制的根本理由不在于商家违背诚实信用，而在于总体时削减了消费者的成本福利。推而广之，于商业诋毁，可同理确证。这也是虚假广告和商业诋毁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机理。相对于产品的价格和产量的限制而言，质量限制并没有那么明显，但仍然是很重要的反竞争效果的分析因素。在 NCAA案（1984）的论辩中，形式上原告的行为属于限制产量而提高价格的卡特尔行为，而内里由于NCAA计划中限制了每个学校每场比赛可以雇佣的教练的数量，一方面，教练作为比赛成绩重要的生产要素被限制，也就是使得生产者生产产品被标准化了；另一方面，这从根本上剥夺了各个球队获得更好比赛成绩的机会，而作为产品的比赛其质量就受到了人为的限制。

      其次，消费者选择权。反垄断实施的难点在于涉及到非价格限制的案件。一些案件不能用价格理论分析或解决，消费者选择理论则补充性地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方法，甚至有学者认为，保护消费者选择权（机会）的分析可以在反垄断法各个领域里找到。

      选择权不同于价格、产量以及质量等可以量化的要素，但其模糊性并不妨碍其在消费者利益分析中的作用。

      一般非价格限制案件被认定构成垄断的，往往以“实质地限制竞争”为切入点，而证明“实质地限制竞争”的，大多情况下是以消费者的选择权是否受到限制为依据的。如搭售违反反垄断法的一般理由，是这个合同迫使消费者为了购买他想要的商品而购买了他实际上并不必需的商品。独家交易也是以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为认定依据的。当然，在具体案件中，上述消费者标准的分析因素并非只单独发挥作用，更为常见的是，多个因素联合运作，共同构筑肯定或否定某种行为的理性基础。

      结论

      消费者的主体性和消费者标准的客体性是由不同的经济矛盾决定的，是解决不同经济矛盾的两种不同方法。源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特殊矛盾，解决消费者问题的方法，是提升消费者的地位——赋予消费者主体以特殊的权利。源于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冲突，政府制定了诸多评价企业行为的标准，其中之一是消费者标准——客体。由消法保护消费者主体到竞争法保护消费者客体（竞合情况下也体现为主体），完成了消费者身份的转换，证明了竞争法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保护消费而不是消费者。竞争法保护的消费者利益是实现竞争法目的的反射利益。习惯上所言的“竞争法保护消费者”的说法，在特殊情况下（法竞合适用时）可以成立，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保护具有想像竞合性。与其说竞争法保护了消费者利益，勿宁说法律保护了消费环境，准确地说是清理交易环境。清理交易环境是通过禁止或排除某些行为实现的，而禁止或排除何种行为由消费者标准衡量，具体而言，由其内构要素——消费者福利和消费者选择权——进行单项或双重度量。消费者标准是一条贯穿竞争法制度、并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连接起来的红线。

 

 

 

 

 教师职称

注释:

     [1]〔法〕热拉尔·卡：《消费者权益保护》，姜依群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美〕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典型问题与案例分析》，孙南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朱钰祥：《虚伪不实广告与公平交易法》，三民书局1993年版。

     [4]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比〕保罗·纽尔：《竞争与法律》，刘利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德〕曼弗里德·诺伊曼：《竞争政策——历史、理论及实践》，谷爱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赖源河：《公平交易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二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3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消费责任话题永不过时

《WTO经济导刊》：每年中消协“3・15”的主题都很让人关注，今年的“消费与民生”也引起很大的反响，我记得，2008年的主题是“消费与责任”。3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中国责任消费的现状?

刘俊海：在全国各级消费者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消费和责任”的年主题在2008年贯彻得非常理想。

一方面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消费与责任的重要共识，例如，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企业的第一责任，企业要换位思考，保护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政府的责任、行业协会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消费者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消费维权理念的创新，整合了消费维权的资源，对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3年后的今天，就目前国内责任性消费而言，有利于责任性消费的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但各方面依然存在一些责任认识不到位、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例如，部分企业唯利是图，不愿意承担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有畏难情绪、恐慌情绪甚至敌视情绪。还有一些行业协会也还没有认识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对行业发展有好处，对责任性消费不了解，不赞成。再有就是我们的政府在执法上还没有形成合力，前段时间双汇瘦肉精事件，就凸显了很多部门执法效果不彰。最后，消费者责任意识淡薄。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消费者抢盐，抢盐之后又要退盐，充分暴露了部分消费者不成熟、不理性的一面。

《WTO经济导刊》：有人可能会想，责任消费就是一时的热潮，过去了就过去了。

刘俊海：消费与责任的话题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我们依然倡导消费与责任的理念，消费者、企业、政府、行业协会、法院、仲裁机构都应重视对消费的重大责任。这对构建消费者友好型环境有积极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WTO经济导刊》：为什么永不过时?

刘俊海：这要从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倡导责任消费说起。2008年“消费与责任”的年主题，是我们根据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消费维权工作的实际，在广泛征集消费者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的。

当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安排全国经济工作目标任务中，特别强调要改善消费环境。在2008年以前，我国的消费环境整体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仍比较普遍，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消费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问题，消费浪费资源、消费破坏环境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从当年的实践来看，“责任与消费”活动的开展，有利于进一步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者消费信心，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所以，它永远不会过时。

让每个消费者都成为责任消费者

《WTO经济导刊》：消费者的责任消费有着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刘俊海：消费者的消费，应该是责任性的、科学的、文明的消费，应当倡导全民树立社会责任的消费理念，购买商品时，用手中的钞票投票，选择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企业，以诱导企业进一步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形成良性循环，使企业在增进消费者福祉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的最优化，这既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消费者社会责任理念的确立，应当成为我们将来构建消费者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让每个消费者都成为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消费者，成为有利于促进可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有责任的消费者，意义非常重大。

《WTO经济导刊》：“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二次转型”。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下，倡导消费者的责任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

刘俊海：是的。拉动消费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市场资源得以合理流动、优化配置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还不成熟、不完善。看市场经济体制成熟不成熟，关键在于，消费内需能不能成为社会资源合理流动的重要指引，现在看来我国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消费是最大的民生

《WTO经济导刊》：实际上，消费维权也是责任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中消协关注的重点领域，对消费者普遍反映消费维权难的问题，您怎么看?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怎么做?

刘俊海：消费是最大的民生。当前社会不和谐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是消费环节的不理性、不和谐造成，消费矛盾出现后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会演化成为社会矛盾焦点。各级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当把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本着消费者本位精神，构建消费者友好型的环境，打造一个消费者感到放心、安心、舒心的责任消费环境。

对于公众反映的消费维权难题，各级政府和消费者协会要更加突出为消费者服务，创新社会管理，化解消费纠纷消费矛盾，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关注消费维权工作，切实把消费维权创新作为社会管理突出的重点内容去对待。

《WTO经济导刊》：2011年中消协消费维权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刘俊海：2011年，中消协把中央倡导的改善民生和消费维权工作结合起来，把“3・15”的年主题定为了“消费与民生”。中消协将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保护消费者权益，推进和改善民生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要关注广大消费者关注的民生问题，尤其是对商品房消费、保险消费、电信消费等领域突出的、难点的、热点的消费法律问题，将重点组织各方面的资源，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这是中消协2011年工作的一个重点方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将优化责任消费环境

《WTO经济导刊》：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您认为这对责任性消费环境将产生什么影响?

第4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理论工具分析：委托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2]呼建光， 毛志宏.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J].社会科学，2013（2）.

[3].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困境及其完善，上海经济，2012（4）.

[4]张蕴萍.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J].学习与探索，2013（1）.

第5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我们认为，必须从人类本体原初角度出发，探索循环经济对人类之存在价值，继而对人类当前的生活方式之合理性进行质疑，方能使循环经济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类追求。“人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正如蜘蛛只能以蜘蛛为中心”。极端的“自然中心论”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纯粹的臭名昭著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其实质是个人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2］充满着野蛮色彩而无法为我们接受。我们能够认同的具备实质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是自尊（肯定人类为自身之需要）、尊他（尊重自然界人类以外其他生物）且经由道德权衡的。无需置疑的是，人类在事实上享有自然界的支配权。但是，人只是万物之一种，人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滥用这种特殊的主宰权利，而应该履行人类责任去关注、爱护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分子。循环经济承认理性的“人类中心论”，恰恰是基于对上述观点的认同———人只能以人类为中心（人之为人）。但是，这种实然状态的存在并不是承认人类的消费行为可以肆无忌惮，恰恰是人类的主人翁地位，才要求人类的消费行为必须要对其他非人成员和生态系统负责，这才是符合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做法。既然人类是生物系统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则人类对于地球上不可或缺的其他生物的尊重及对其负责任势为必然。第一，这是人类对社会网状结构中众多“他人”的道德义务和对生生不息的后代人类的必须道德义务；第二，这是人类对生物界非人类成员的必须道德义务。因此，理性的人类中心论就构成了本文中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应该承担法律义务的伦理学基础。

消费正义论———从道德义务到法定义务对于当前全球资源枯竭、废弃物过剩等最重要环境问题的产生，“消费主义”价值观应该承担最大份额的责任。“消费主义”价值观从社会宏观的经济模式和个人微观的价值追求两个维度，支持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3］。联合国环境奖得主、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认为：“20世纪中叶两种促进全球经济演变的观念逐渐出现，即把物品用完就立刻扔掉以及有计划地将用品废弃掉。此两种观念在美国、在二战后作为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途径都被经济采用了，似乎物品扔的越快，损耗的越快，经济发展的就越快。”［4］在上述观念的支配和主宰下，发达国家经济领域内过度消费流行并成为时髦，并一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消费正义的实质是“用人类整体理性反思人类消费行为，主张合理、正当、适度和可持续消费”［5］，遵循消费行为的代内公正及代际公正原则。消费正义要求个体在消费行为中将个人利益结合社会利益进行考虑，从而实现生产、消费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并促进生产、消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及循环利用，最终达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消费行为最初强调道德的自律性和伦理性，但是，当下社会中日益滑坡的消费道德水平使我们看到了忽视道德的他律性与法律性的不足。换言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应该只是出于其意思自治而可有可无的一厢情愿的选择，也不应只是出于道德感召下的个别消费者的个别偶尔行为，消费者行为应该是受法律明确约束的一种义务。在当前大量不良消费行为此起彼伏、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消费正义从道德义务到法定义务的有效转化已成为必然应对。每个公民都是消费者，循环经济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利益。我国宪法14条“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是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承担法律义务的基本依据。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0条直接规定了公民的“合理消费”义务。虽然只是一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这是从基本法角度对于消费者法律义务的直接规定。另外，2009年热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相较于原来的法律条文，在第5条4款增加了“国家鼓励可持续消费，提倡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之规定。可以看到，消费正义从理论落实为实践，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在我国趋势初显。如果能够将道德规范法律化，使消费者道德义务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法律义务，则可以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供基本的法律准则与统一标准，法律调整手段的作用就可能被充分发挥出来，与道德调整互有长短、相得益彰。

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者行为的本质确认：生态化消费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消费者时常以比较复杂的多重面孔出现，每张面孔下又可能有不同的行为职能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贡献取决于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多重角色。事实上，无论是家庭成员、行政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是生态系统的一分子，并具有明显的优于其他生物的行为职能，这是人类的本性。消费者行为始终处于生态环境中，与生态环境互为约束和影响。

（一）传统经济模式下消费者之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传统经济模式中的消费者行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之的。“理性”经济人假设遵循如下命题：第一，自利的动机。经济行为主体的动机与出发点只是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第二，经济理。经济行为主体依据主体预期假设，通过有效手段了解相关信息，明确手段与目标间的逻辑关系，即偏好一致性，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第三，经济个体对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实现“小河水满大河宽”，即利己同时利他。理论界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曾有很多批评与不满。批评主旨为：（1）纯粹的个人利益至上不考虑利他因素，割裂人与社会间的联系，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2）经济个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不必然增进社会利益（因为经济理性之个人性、功利性极有可能演变为反自然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天然的方向一致性。因此，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消费决策目标为整体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即通过比较不同的商品（服务）组合，然后简单选择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个决策过程是以不存在消费外部性为假定前提的，根本不考虑消费行为的外部性影响，尤其是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所谓“理性”的消费者其实并不“理性”，以个人私利最大化为出发点，在贪欲、奢侈欲及炫富欲等不健康的消费观影响下，买了就扔，扔了再买，多买多扔，严重污染生态环境。而如果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将生态成本纳入决策考量的范围，“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同时给予考虑，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p#分页标题#e#

（二）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行为的本质确认：生态化消费消费行为直接关系到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产品从卖到买，之后就直接处于消费者的实际掌控下。一个13亿人口的消费者群体，以什么方式对其掌控下的产品进行使用和处置，对于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及节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于资源能源的巨大需求，消费行为的生态影响呈现出压缩性后果。所以，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会受益于自身，更是对于世界的巨大贡献。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生态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环经济是以消费者能够做到节能减排、对资源再利用和循环使用，使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最小化为假设前提的。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建立在“生态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经济理性”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生态理性”提倡整体利益的观照，循环经济中人（消费者）的经济活动是在追求福利改善的同时又满足生态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是兼顾经济性与生态性的统一，因此其人性假设可以界定为“生态经济人”。第二，受制于整体预算约束与生态环境约束双重条件，消费行为的决策目标开始多元化，消费者对于消费效用的追求不再只是单一的效益最大化，而是会考虑到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否会减少总体效用［6］。第三，受消费的外部性影响，原有预算约束下的实际效用会发生一定改变。此时，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法律的介入，可以实现整体预算约束与生态环境约束的相互条件性转化。第四，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消费活动中对于生态因素的考量上。由于这种生态偏好导致效用函数发生变化，在预算约束并不因生态环境约束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事实上消费者仍然会考虑自身对生态效用的追求，改变消费决策或者减少不适合的消费活动，以追寻符合生态偏好的消费方式。因此，以“生态经济人”为消费者之人性假设，可以对于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的解释：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人”（消费者）———“生态化消费（消费行为本质）”。生态化消费是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指消费的服务与产品在能够满足人类自身需要及生活质量的同时，消耗自然资源的量尽可能少，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出的污染物尽可能少。相较于传统的消费观，生态化消费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它把人类消费行为纳入生态系统中，并使之受生态系统的约束，使人类消费行为与生态系统实现协调统一。改变以往消费主义肆无忌惮的消费方式、重建新的消费模式的需求，催生了消费者的生态化消费模式。消费行为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直接关联，即体现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行为中。生态化消费理当成为人类（消费者整体）主动积极的终极追求而非被动应对的权宜之计。

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的法律义务的确立

消费决定生产，消费者的偏好决定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类型及规模等。消费者由于消费了商品，因而也相应地消耗了能源和资源，从这个角度说，消费者是能源和资源的最终受益者［7］。消费者在产品交付后的使用与处置决策更是影响着生产者的行为。所以，消费行为无论是起点还是终点，只要坚持循环经济原则，都可以促进生产者生产方式的改变、产品设计理念的更新、产品类型及构造的改进等。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应只是纯粹的私事，还应最大限度考量社会利益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依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同时，从消费者权益结构的对等符合逻辑自洽性角度出发，立法确立消费者的义务业已成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需求。从已有的立法实践来看，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法律义务的确立主要应包括如下方面。

（一）以生态消费为主要内容的适度消费义务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消费方式应该是适度消费，尽量缩小生态足迹，减少对于生态的不利影响。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看，适度消费的涵义包括：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是生态型的，数量和标准是合理适度的。其中，生态消费是适度消费的主体，是其本质，而合理消费则是适度消费的数量表现。适度消费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作用机理是生态消费的涓滴效应和适度消费的外部性。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以宪法规定为基本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许多法律对于消费行为的生态性已经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法律规制。但是，整体而言，现有的法律对于消费者适度消费义务的规定零零星星，若有若无，条款间缺乏协调一致、逻辑性及系统性严重不足；同时很多规定也缺乏适用上的针对性。笔者认为，由于消保法是最为我国消费者熟知的法律，在该法中对于消费者的适度消费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强调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消费者并非总是在技术、金钱、商品和巨型公司面前毫无抵挡、防御和反抗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他至少有时是主动的、反抗和改变环境的能动者”［8］。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则中可以抽象地规定消费者的适度消费义务，在分则中则进行具体化，比如可以规定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清洁”及“3R”产品的义务、消费者对于过度包装的产品的检举义务、消费者拒绝使用一次性制品（如一次性餐具、洗浴用具等）的义务、监督生产企业为自己产品的生命周期负责的义务、监管“循环回收基金”的使用情况的义务等及消费者违反上述义务所对应的责任。另外，从法制系统性角度出发，还需要对《循环经济促进法》进一步完善，确定个人排污权交易制度及规定违规排污罚款等使消费者承担循环经济不法责任。国家还应健全能效标识、环境标志等产品生态标识制度，引导消费者的生态选购。事实上，生态需要是生态消费的动力，也是人类的直接本能。任何人对于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都有着天然向往。适度消费因而本质上具有正义性。总之，一种“充足”的态度必须来代替“更多”的态度。

第6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消费伦理　消费异化　和谐社会　可持续发展

一、消费与消费伦理――消费是一种伦理现象

1.消费是人类的基本属性

消费是人的基本属性，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动，是人与动物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基本途径。但是，人与动物的消费又具有根本的不同，这就是消费伦理。我们将消费伦理定义为人们对于消费内容、消费方式、消费水平等问题的总的态度与看法。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和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即物质生产。”消费具有自然性，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提供动力，影响着物质生产的过程和结果，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2.消费是一种伦理现象

从自然、社会、经济、心理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人类的消费过程体现了消费主体与消费对象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人类的消费――消费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具有特定的生理、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内涵的行为过程。人类的消费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消费的“质”，即消费的是什么；二是体现消费的量，即消费的数量。与此相应消费伦理也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实现消费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二是实现消费在道德上的正当性。消费是一种伦理现象，而消费行为的进行更需要一种伦理规范作为指导。

二、当今中国社会的消费误区

我们在引进西方工业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消费观念与西方消费观念不断冲突与消融，多种消费伦理观交互混杂，在消费上迅速出现了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落后的消费理念

消费社会的理论认为，只有消费才是生产的目的，只有消费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够真正的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生产企业提供应接不暇的广告诱惑、价格诱惑，不断创造消费机会；银行业大肆鼓吹超前消费，千方百计地策划营销方案，刺激消费，同时提供各种方便快捷的信贷业务……于是现今社会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消费理念，盲目跟从西方消费主义的过度消费和片面理解“勤俭”的限制消费。

2.不合理的消费结构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很突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恩格尔系数偏高。恩格尔系数偏高表示精神文化消费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偏小，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今，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约在30％以上，而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则高达40％，消费结构严重失调。

3.不健康的消费方式

休谟说：“习惯是人生的指南”。在消费过程中，人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习惯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不健康的社会陋习。婚娶之事，大置嫁妆，大送彩礼，大摆筵席；为死者大办丧事、大修坟墓，甚至出现了为活人预修坟墓的现象；占相问卜看风水，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健康的消费方式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腐败，一些消费中存在着严重的公款消费，公款消费又滋生更为严重的腐败，从而产生恶性循环。

三、如何构建和谐的消费伦理观念

1.提倡和谐的消费观念

(1)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之风。勤俭节约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国家角度看，节俭可以促进清正廉洁的行政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社会角度看，节俭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稳定；从个体角度看，节俭可以对各种非必要的物质欲望进行约束，打好道德自律的基础。

(2)加强公民法制教育，提高个体维权意识。根据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应该与自己的付出的价值相等，当出现不等值的情况时，消费者就有权向商家进行投诉和申请赔偿，而不应该是现在社会上经常出现的忍气吞声、吃哑巴亏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加强公民的法制教育，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认真的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建立和谐的消费结构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精神性的需要是高于物质性需要的，这就意味着精神性需要应该在物质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成为主导性的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消费方式中的“科学”不仅应表现在消费水平上，更应该表现在消费结构上。根据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来实现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共同发展。

3.形成和谐的消费方式

(1)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消费状态，它把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都限制在现有生态环境可持续支持人类的生产活动的范围内。适度消费反对奢侈过度型的消费，适度消费也不提倡过度节俭型的消费，因为那样会抑制生产生活的发展。适度消费不仅符合人的本性，同时更符合自然的本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2)可持续消费。当前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是一个节约型的社会，基本目标是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西方社会的一些不良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也逐渐冲击着我们，致使生活中的浪费日益严重，超前消费、挥霍性消费、一次性消费等都是以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将可持续消费作为一种良好的消费方式在全社会进行推行，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第7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5-0043-05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甚至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各国、各经济体及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应对危机并从中吸取教训。人们普遍认识到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于维护金融体系长期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金融改革和金融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应当充分借鉴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强法律规制，切实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理论依据

在20世纪以来的金融监管制度演变中，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传统的金融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其首要目标是保护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安全。随着金融业和金融消费的发展，现代金融监管的目标逐渐扩延。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泰勒（M.Talyor）提出的“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应有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和不公平待遇。国际证监会组织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明确列于三大监管目标首位。经合组织（OECD）在讨论加强各成员国金融市场合作的会议中，专门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列为四个基本目标之一。

有的学者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分析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性，认为金融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认知偏差、羊群行为等问题，使得金融消费者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因此，监管部门必须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对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实施平等保护。

二、国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旨的金融立法，如《诚实信贷法》、《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公平信贷报告法》、《平等信贷机会法》、《房屋抵押贷款披露法》、《金融隐私权法》、《据实披露存款资料法》等。依据这些法律，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必须履行诚实守信、保护消费者的金融隐私、向客户充分披露账户信息等义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也增加了大量关于隐私权、ATM服务、社区再投资、保险营销中的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条款。2010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职权集中到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致力于保护美国金融消费者权益免受不公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滥用的侵害，从而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扩充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职权范围，实现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保护。

（二）英国

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是由多个组织共同组成的，包括金融服务管理局、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金融消费者教育局、消费者赔偿计划、金融服务赔偿计划。英国于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明确规定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并设立单一申诉专员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保障，大力推行消费者教育，要求各金融机构保证自己金融产品的高度透明性等。在2005年FSA的《关于金融服务投诉指引》中，详细列举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可以及不能投诉的主要情形。2006年FSA出台了新的《金融机构业务原则》，其中的“公平对待、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公平处理利益冲突、保证自己的建议和决定的适当性、对消费者的财产提供足够保护”五条原则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2010年制定的《消费者投诉处理办法》，规定了处理消费者投诉的措施、程序及责任。同时，英国主要银行及房屋贷款协会公会都同意遵守《银行业守则》。行业自律性规则着眼于降低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成本，为金融机构赢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与信任。

（三）加拿大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比较完善。联邦层面法律包括《银行法》、《存款保险公司法》等，省级层面也有较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加拿大是最早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立法的国家之一。2001年6月通过了《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法案》，规定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的职责、监管和保护对象、工作措施等内容，有效促进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四）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于2002年3月颁布的《金融服务改革法令》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了具体规定。该法令以消费者为改革指导原则，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可以加强保障消费者及促进市场健全性的监管架构。与消费者权益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证券及投资事务委员会，这是澳大利亚金融体系中负责监管金融体系市场健全性、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专门机构。

澳大利亚的自律体系与英国相似。澳大利亚银行公会颁布《银行营运守则》，对金融市场的运行作出规范指引。此外银行公会还为消费者提供教材和各类银行业务的介绍手册等，帮助消费者扩充金融知识，合理进行金融消费。

（五）日本

日本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主要包括《金融商品销售法》、《消费者契约法》、《金融商品交易法》、《贷金业法》、《分期付款销售法》等。《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了金融商品销售者的说明义务、销售的适合性义务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完善了投资者保护规则。

（六）我国港台地区

2011年6月，中国台湾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建立了“金融消费争议评议中心”，其裁决相当于民事判决，具有法定约束力。

2012年6月，中国香港成立了金融纠纷调解中心，采取“先调解后仲裁”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其裁决具有法定约束力。

（七）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但越来越受到各国立法者重视，也引起了相关国际组织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开始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

2011年6月，世界银行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实践》，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大部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良好经验，认为一个有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应当包括以下方面：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披露和金融产品销售、消费者账户的管理和维护、隐私与数据保护、争议解决机制、保障和补偿计划、消费者教育、竞争。

2011年10月，G20巴黎峰会通过了OECD起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高级原则》，规定了十项基本原则，指导各国对其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进行评估和改进。这些原则涵盖了法律、规制与监管框架，监管主体的作用，公平、公正对待消费者，披露和透明度，金融教育和金融意识，金融服务提供者及其机构的责任意识，保护消费者资产免受欺骗和误导，保护消费者数据和隐私，投诉处理和救济，竞争等范畴。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做法以及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第一，制定完善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较好的国家大都制定了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明确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规定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为具体规则的制定留出足够空间。这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第二，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国可通过设立专业性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保护，这归根结底也是对金融市场的一种保护。

第三，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完善，特别是建立各种诉讼替代机制，以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

第四，强化金融机构的保护义务。金融机构应合法规范经营，在信息披露、隐私保护、财产维护等方面自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行业组织作为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纽带，对纠纷的处理和消费者的保护有时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行业组织对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影响

（一）立法指导思想存在偏差

我国传统金融立法指导思想常常侧重于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利益，而忽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没有将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联系起来。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出发点都侧重于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利益，对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缺乏明确规定，没有体现“双峰”监管目标。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一行三会”制定的大量行政规章和文件。上述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缺乏专门立法。我国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该法颁布较早、有很大局限性，主要适用于普通商品的消费，不能适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因此，我国缺少一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2.法律保护缺乏可操作性。尽管《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都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但其规定过于笼统，涉及内容不够明确，缺乏具体有效措施，实际操作性不强，效果有限。

3. 履职法规层级太低。虽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分别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机构，但是现有法规并未明确赋予金融监管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履职的法规依据不明确。相关部门规章虽然数量众多，但效力层次较低，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三）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影响

1. 缺乏法律强制约束。金融机构在注重自身业务发展的同时，往往忽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对金融产品的风险、金融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披露不充分而误导消费，对客户个人信息保护不力而发生泄露，纠纷处理机制不健全而导致纠纷久拖不决等问题时有发生。目前，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和各金融监管机构。就消费者协会而言，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不能适应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需要，而且其工作人员普遍缺乏金融专业知识，所以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非常薄弱。在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机构的目标主要是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对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关系认识不足，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金融机构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监督不力。

2. 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由于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在进行交易时只片面宣传产品的优势和收益，而忽视或弱化对其风险的提示，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全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导致客户损失案件时有发生。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及时、方式少，导致消费者不能及时了解金融产品及金融业的发展动态、难以理性管理和预期购买金融产品以及合理规划投资方案。

3. 投诉处理机制不健全。尽管“一行三会”均已开始实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是各机构如何有效运作尚在摸索阶段，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尚待实践检验。在保护机构分设的情况下，协调处理跨市场、跨行业金融产品与服务涉及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比较困难。因此，“一行三会”亟待建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调机制。此外，金融机构对业内经常发生的侵权行为尚没有建立补偿机制和标准，法院审理这类侵权纠纷时也没有权威性司法解释或判例可供参考，亟待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处理机制与补偿机制。

4. 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建立。由于各金融机构的经营目的是盈利，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行业利益上，机构内部自律约束制度缺乏，导致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现象时有发生。各金融行业协会也侧重于对金融机构服务和对同业竞争的规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重视不够。

四、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明确纳入金融监管目标，探索建立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并重的目标体系。既要通过培育公平的竞争秩序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来维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也应通过直接的规制和完善的救济手段保障消费者的具体权益。

一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修改，可以考虑专设章节或增加新条款，突出对金融服务关系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调整，增强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适应性。重新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有关金融法规，增加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条款，提高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赋予金融消费者应有的权利义务。二是借鉴美英日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制定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三是在条件成熟时研究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法可依。

（二）有效发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职能作用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建设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重视，截至2012年8月底，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分别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随着国内金融业一体化的发展，分别设立金融消费保护机构的做法，不利于形成合力，建议赋予中央银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在制定执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协调跨市场跨行业保护等方面更广泛的权力。

（三）强化金融机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

应通过立法强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一是要保证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除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和行业的明示服务标准外，还应保障消费者账户、资金、信息的安全性。二是强化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应完善信息披露相关立法，提高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的透明度，履行告知义务；对于信息披露不准确、不真实、不完全、不及时，甚至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加强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技能培训，倡导诚信经营，打造良好的金融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四是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完善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与程序，力争在初期化解有关纠纷和矛盾。在各级消费者协会内设立金融争议调解专业委员会，发挥消费者协会在金融消费争议解决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支持力度和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

（四）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和投诉处理机制

在现行“一行三会”的框架下，建议建立三个层面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政府职能机构、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组织。一是加强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合作机制，实现“一行三会”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方面的协作和信息共享。各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应明确投诉受理范围、受理程序、调查处理程序及期限等问题，确保投诉得到迅速公正解决。可以参照美联储的做法建立消费者投诉信息数据库，根据投诉的次数和金额大小进行分类管理，通过定期的信息甄别分析，为立法和增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针对性提供参考。二是强化地方各级消协的金融专业化队伍建设，同时发挥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和保险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建设，进一步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自律机制，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和纠纷提供一个自律性的协调或调节机制。三是积极参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鉴于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争议中处于弱势地位，应借鉴行政诉讼制度和境外消费者争议的特殊制度设计，在消费者投诉程序设置方面，遵循“先内部解决、不能达到满意结果时才诉诸外部程序处理”的原则，有关部门应当推动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制度化，重视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建立区别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消费者诉讼制度，包括赋予消费者组织的资格、赋予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确立消费者诉讼对同类产品的普遍约束力、为消费者诉讼设计特殊的程序与证据规则等，努力改变金融消费者在诉讼中的弱势地位，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五）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宣传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重点。国外经验表明，法律和组织保障与金融知识教育是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要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宣传教育：一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金融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二是金融监管机构或消费者保护机构应把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监管机构及各金融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基地或培训中心，推动金融知识的普及。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消费者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树立理性的金融消费观，自觉抵制金融违法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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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消费者惰性”指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愿意利用 法律 武器投诉索赔的现象。这对产品质量管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该文分析了消费者惰性产生的原因，对产品质量管制的影响，以及其治理措施。

政府管制包括 经济 性管制和 社会 性管制，产品质量管制是政府社会性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消费者惰性”的存在对产品质量管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消费者惰性产生的原因，对产品质量管制的影响，以及其治理措施。

1.消费者惰性及其表现

“消费者惰性”指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愿意利用法律武器投诉索赔的现象，或者说消费者主动放弃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就是“消费者惰性”问题。

另据零点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80%以上的消费者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而每年消费者投诉却只有区区几十万件(2001年为70多万件)。尽管每年都有不少的消费者投诉,但和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整体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况且,在这些投诉中,真正得到合理处理的更是少之又少。显然,绝大部分消费者在权益受损后,都选择不投诉。

2.消费者惰性的原因分析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为何主动放弃维护自己权益，而出现消费者惰性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

2.1法律制度不健全

法律制度不健全是引起“消费者惰性”的客观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现在处在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许多法律制度不完善,消费者使用法律制度的 成本 太高。

首先，立法不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法存在诸多缺陷：调整范围不明确，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消费者的概念不明确；

（2）经营者的定义不明确；

（3）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从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上看,存在着效率低下、不注重效益等问题。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和厂商发生纠纷后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得到解决。但事实上,在我国,解决消费者纠纷的最有效力的途径仍然是传统的诉讼。但诉讼因其程序复杂、耗费时间、花费颇多而存在效率和效益较低的弊端,而且诉讼预期效益低，赔付金额少。消费者在诉讼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赢了官司，所得赔偿往往不足以补偿打官司的费用，使消费者处于“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尴尬境地。

2.2缺乏统一权威的维权机构

《消法》第31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但由于消费者协会并没有实权，这个组织在处理消费者投诉时，一般只能以调解的方式与经营者沟通，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其效果自然十分有限。

2.3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消费争端的一方往往都是公司或其他机构,这些单位往往拥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或者能够聘请有相关经验 律师 。而消费者由于很少与法律打交道,即便有实力聘请律师,也会因对方的实力过强等因素而备感压力,在 心理 上、气势上处于弱势,很多时候迫于压力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4消费者本身素质问题

这是引起“消费者惰性”的主观原因。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 经济 ，重生产轻消费,政府严格地计划和控制生产和消费活动,导致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维权意识。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维权意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加上我国长期以来忽视消费 教育 ,许多消费者连最起码的维权意识都没有。

3.消费者惰性对政府产品质量管制的影响

3.1产品质量管制的特点和监督在产品质量管制中的必要性

产品质量管制作为政府管制的一个方面，有与其他管制所不同的特点，表现在产品多，企业多、范围广、监管难、容易发生 道德 风险等。

3.1.1产品多，经济性管制主要局限于电信、 电力 、水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和产品以及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 金融 领域。部分 社会 性管制也局限于某些领域。而一般的产品质量管制涉及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说成千上万。

3.1.3范围广，同一产品的生产、 运输 、经营和消费遍布各地，特别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更是无处不在。

3.1.4监管难，正是由于产品质量管制的产品多、企业多、范围广，才使得监管难度很大。

3.1.5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产品质量管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入管制，即准备进入的企业必须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核，合格的颁发证照，准予经营，不合格的不允许进入，以此提高进入行业的门槛，提高产品质量。但这也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即有些合格的企业进入后，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和获取暴利，而生产和经营假冒伪劣产品，而相关部门颁发的证照恰成了他们的“挡箭牌”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这更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正因为上述产品质量管制的特点，决定了紧紧依靠 法律 、 行政 监督很难达到理想的管制效果，因此，对产品质量而言，社会监督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3.2消费者在产品质量管制中的监督作用

消费者作社会监督的重要主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由消费者的特点决定的。消费者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3.2.1数量巨大、分布广泛，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不止消费一种商品，可见消费者数量之巨大，分布之广泛。

3.2.2商品的直接接触者和使用者。

3.2.3是产品质量管制的最终目的和最大受益者，利益最为密切。

3.2.4是产品质量信息的发现者和提供者。由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信息垄断，产品质量管制机构很难获取信息。尽管管制机构可以采取抽查、突查等办法获取产品信息，但由于产品浩如烟海，管制机构不可能随时随刻抽查每一种产品，因此其获取的信息十分有限。而消费者由于是商品的直接接触者和使用者，对商品的质量信息最清楚。再加上消费者数量巨大、分布广泛，又是产品质量管制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消费者完全可以在产品质量管制和监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有助于问题的及早发现和质量的有效监管。

3.3消费者惰性对产品质量管制的影响

但消费者的存在对产品质量管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3.3.1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失并挫伤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消费者惰性”会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让消费者“吃亏”，有时甚至还危及生命。在利益受到损害后,按照人们的惯性思维,就会“惹不起,躲得起”,减少或不敢消费,从而产生消费抑制,进而导致消费品 市场 萎缩。这显然与产品质量管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3.3.2“消费者惰性”会助长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当消费者选择“忍气吞声”的时候,各种坑蒙拐骗的行为和假冒伪劣的产品就会大行其道,从而出现“劣货驱良货”现象,加重消费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从而加重产品质量管制的难度。

3.3.3“消费者惰性”会侵蚀积极健康的消费 文化 ,不利于消费者的素质的提高

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能招摇上市,大行其道,各种欺骗消费者的虚假信息之所以能瞒天过海,虽然与我国处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消费者中普遍存在“消费者惰性”才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3.3.4最重要的一点是“消费者惰性”将使产品质量监管更加困难

正如前文所述，产品质量管制的特点，决定了紧紧依靠 法律 、 行政 监督很难达到理想的管制效果，对产品质量而言， 社会 监督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消费者作社会监督的重要主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消费者惰性的存在，使得消费者不能很好的发挥监督作用和为监督管制机构提供及时和全面的信息，而产品质量管制机构缺少配合和信息，孤掌难鸣，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处理，这都大大增加了产品质量管制的难度和减低了管制的效率。

4.相关政策建议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在产品质量管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消费者惰性的存在使得这种作用难以发挥，从而加大了产品质量管制的难度，减低了产品质量管制的效率。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消费者惰性，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管制。针对消费者惰性存在的原因，提出以下建议。

4.1法律制度建设

要减轻“消费者惰性”,必须健全法律制度,降低法律制度的使用 成本 。如上文所述，我国有关 市场 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制度普遍存在使用成本高和“执行难”等问题。而且,有的法律条款缺乏合理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不足以调动消费者使用法律的积极性,也不足以对违法者形成威慑作用。因此首先应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

4.2健全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争议可以通过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消费者协会调解、行政申诉、仲裁和诉讼解决。当前,要完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建立高效的消费诉讼机制；其次,要强化政府在消费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4.3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司法保护机制

（1）可尝试性建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以便于消费者投诉、降低投诉成本，提高消费者投诉的积极性；

（2）参照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立消费者权益争议仲裁制度，充分发挥仲裁的作用；

（3）确立和完善集体诉讼制度。当一个受害的消费者起诉后，法院可通知其他因同一侵权行为而受害的消费者前来登记参加集体诉讼，如胜诉也可得到相应补偿；

（4）抓紧制订消费者援助制度。

4.4加强监督工作，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1)加强 新闻 舆论监督。新闻舆论既可从正面大力宣传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先进典型，还可从反面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事件进行曝光和谴责。因此，新闻舆论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应从法律上保证新闻的公正性，研究制定禁止有偿新闻规定、新闻工作者自律守则、新闻媒介广告宣传规定等。

(2)加强社会监督。利用社会 传播 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主权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觉维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 历史 舞台。

4.5加强消费 教育

很多学者指出,消费者素质不高已成为我国市场 经济 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加强消费教育是提高我国消费者素质,消除“消费者惰性”的根本策略和主要途径。

总之,“消费者惰性”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之一,也对产品质量管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应该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消费者惰性，提高消费者积极性，加强产品质量管制，提高产品质量，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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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理性消费的方法范文

销售误导和理赔难一直是我国保险业广为社会诟病的两大突出问题，而缺乏高效健全的保险纠纷解决机制则是这两大问题日益严重的深层原因之一。保险公司以产品为中心、一味追求保费规模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使其忽略了客户关系管理（CRM）的重要性，而保险监管者以保险市场行为为中心的监管模式则导致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缺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法律主体地位和专门的法律规范

在我国，"保险消费者"虽然多次被保监会相关文件提及，但保险消费者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保险消费者在与保险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一般被称之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2013年10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次修正。新修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加强了对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方式的保护，强化了经营者的义务，加大了对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但新修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的适用性仍然不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旨在对消费者的一般生活消费中的权益进行保护。与一般生活消费相比，保险消费具有消费标的的无形性、销售方式的劝诱性、消费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降低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保险消费者的适用性。

虽然《保险法》的不可抗辩条款以及弃权和禁止反言等规定保护了保险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格式条款和保险人说明义务等规定保护了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但是《保险法》的立法宗旨为规范保险交易行为，而非保护保险消费者，所以《保险法》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方面的操作性并不强。

（二）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

保险消费者和保险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仲裁、起诉等途径解决。根据统计，全国法院2010年受理保险纠纷案件59747件①；保监会2013年受理保险消费者投诉21361件②；消费者协会2013年受理保险投诉1874件③。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保险纠纷的调解、投诉以及仲裁机制还不完善，保险消费者主要通过起诉解决保险纠纷。但是，作为处于交易弱势地位的保险消费者，诉讼并不是理想途径。因为对于损失金额不大的保险消费者，诉讼面临成本较高、处理时间较长等问题。而且，保险消费者诉讼行为的知识和能力往往无法与保险公司抗衡。

2007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保险纠纷处理机制指导意见》），建议保险行业协会建立调处机构，提供便捷的纠纷解决渠道，及时有效化解矛盾。但我国的保险行业协会是由保险机构会员组成的保险业自律组织，是保险机构的利益代表。其作为保险纠纷的调解机构，不仅不会向保险消费者实施倾斜保护，反而容易向保险机构偏袒。

2011年，保监会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建立了保险消费者的投诉机制。但这种"私法公法化"的法制理念使得监管部门在处理消费争议的过程中遭遇主体合法性的困扰。目前在国内，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才有权依法对保险消费争议进行裁判。而根据行政行为"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保险监管部门若就具体保险消费争议做出评断，保险监管部门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因此，在接到上述投诉后，保险监管部门多以转办件形式交由保险公司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保险监管部门仅仅起到转交和督促保险经营机构妥善处理的职能。这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保险消费争议④。

二、金融ADR机制的国际经验

（一）金融ADR机制

ADR机制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简称，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机制是指除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集合的统称，该机制是一个开放性的机制，包含调解、和解、谈判、仲裁等。金融ADR机制即为ADR机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二）金融ADR机制的国际经验

由于金融领域诉讼中存在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成本高昂等问题，因此，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尝试建立了非诉讼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具有程序简便、灵活，费用低廉，专业性强以及非公开性等优点。

英国是最早建立金融ADR机制的国家。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依法设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等机构，实现了对金融业的统一监管。在FSA的框架下，成立投诉专员服务有限公司（FOS）。FOS属于民间专业组织，接受FSA监管。FOS整合了多方诉讼纠纷解决机构，统一了保险消费者的投诉渠道。

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借鉴英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也分别建立了金融ADR机制，但各具特色。日本最大的特色在于2004年通过了《ADR促进法》，该法为ADR机制在专业领域的运用，为金融ADR机制的产生创造了法制基础。在日本，金融监管部门基于申请指定纠纷解决机构，金融ADR机制基本上是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台湾地区2011年颁布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金融服务业"、"金融消费者"等概念进行了法律界定，明确了金融经营者的义务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规定了金融消费者的争议处理程序。

以台湾地区为例，金融消费者发生金融消费争议时，运用金融ADR机制处理流程大致如下。（1）金融消费者向金融机构申诉，金融机构在30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满意处理结果，争议解决；（2）金融消费者不满意处理结果，向争议处理机构申诉，进入金融ADR机制处理程序；（3）由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形成评议意见报告，金融消费者接受评议决定，金融机构履行评议决定，争议解决；（4）金融消费者拒绝评议决定，评议决定不拘束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可提起诉讼。

总结英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金融ADR制度，具有以下共性：ADR制度基本由民间专业组织执行并接受监管部门监督，是针对小额保险纠纷的简易快捷低廉处理方式。除日本的ADR机制只提供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外，英国和台湾地区则通过建立起唯一的金融纠纷处理机构，整合了除诉讼外的所有纠纷处理渠道，如协商、和解或仲裁，提高了保险消费者投诉的便利性。同时，英国和台湾地区还很好地衔接了非诉讼保险纠纷处理机制和诉讼途径之间的协调关系。申请人对金融纠纷处理机构的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拒绝接受，并保持诉讼权利。

三、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一）颁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完善立法是建立有效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重要前提。颁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为各项制度的建立和相应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提高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操作性，也能增强对经营者的法律约束。同时，保险消费作为金融消费的一种形式，与其他金融消费又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颁布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的权利、金融经营者的义务、争议解决途径等进行统一规定。并针对保险消费与其他金融消费存在的不同，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单列章节规定。下文针对该法律的内容与框架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颁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明确其保障对象。金融消费者主要是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应包括专业投资机构以及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在保险消费者的定义方面，应当包括购买保险产品接受保险服务的所有自然人与法人，这是由于保险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其定价包含复杂的精算原理，受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作为购买保险产品的一方明显处于技术弱势地位。

其次，该法律的出发点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因此，除坚持维持金融业公平合理、平等诚信的经营原则外，应当体现出有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保护原则，如在金融服务机构与金融消费者订立契约的条款显失公平的，应判定该条款无效；契约条款如有疑义的，应进行有利于金融消费者的解释。对于明显加重金融消费者一方义务或免除金融服务机构责任的格式条款可以认定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中也有关于格式条款以及争议条款认定的相关规定，本法中的规定也应当与其保持充分的一致性。

再次，在我国金融消费领域，尤其是保险消费领域存在着大量不适当营销行为，由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消费者在接受不适当的消费引导后可能做出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以及购买能力不相适应的消费决定。作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专项法律，应当规定金融服务业刊登、播放广告及进行业务招揽或营业促销活动时，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误解的措辞或说明，并应当确保其广告内容完全真实，在实务中对金融消费者所负担的义务不得低于前述广告内容及进行业务招揽或营业促销活动时对金融消费者所提示的资料或说明。金融服务业与金融消费者订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之契约前，应向金融消费者充分说明该金融商品、服务及契约的主要内容，并充分揭露其风险。如由于金融服务机构违反前述规定，导致金融消费者受到损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若金融服务机构已尽说明义务，应当由金融服务机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基于以上的规定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全面保护。

（二）完善保险的ADR机制

自2007年保监会下发《保险纠纷处理机制指导意见》以来，我国的非诉讼保险纠纷处理机制（保险ADR机制）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机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主导的行政诉讼机制。虽然受理保险纠纷的机构门类繁多起来，但容易出现保险纠纷发生后，保险消费者难以明确投诉对象。在消费者提出受理申请后，各个机构之间也没有明确纠纷处理责任归属。

非诉讼纠纷处理途径是一种双方均认可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平公正的裁决方式。因此，应当把保监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从保监会的职能部门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组织，同时接受保监会监管。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独立性，又保证了其的权威性。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具有调解、仲裁等权力。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不再行使调解职能。并且该调解、仲裁所产生的仲裁与服务费用应当由金融服务机构一方承担，这样能更加有效地约束保险服务机构的经营行为，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能有效激励保险服务机构减少纠纷发生。

保险消费者如果不满意ADR机制的处理结果，还可以进一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既可以给保险消费者提供通过非诉讼途径快速有效解决保险纠纷的便捷途径，又保持了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权利，最大限度地给予消费者选择权，使保险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作为独立法人，其日常运营费用可由政府捐助维持。此外，向金融服务业收取的仲裁与服务费用也可作为其资金来源。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应建立相关制度，以规范其运行。为保证保险纠纷处理的专业性与公平性，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纠纷处理程序，设立由行业专家组成的评议委员会。由保监会或各保险公司推荐具有相关专业修养以及实务经验的评议委员若干，并设立主任委员，报请保监会核定后聘任。评议委员应设立任期，期满后，经保监会评审在任期间公平公正，则可以续聘。

通过以上途径建立统一的非诉讼纠纷处理渠道，并与诉讼渠道相结合，可以实现高效、公正、有序地处理保险纠纷，既能够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又能够维持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郑伟.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框架、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 保险研究[J]，2012，3.

②中国保监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2013年保险消费者投诉情况的通报. 中国保监会网站，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