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的定义精选(九篇)
第1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应赋予非遗传承人自愿传承的权利。因为自愿是非遗传承人主观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是其自的基础。只有出于自愿，非遗传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有效地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此权利，关键是政府，即在实践中政府和其他组织应充分尊重非遗传承人的自愿传承权利，做到是否传承完全出自非遗传承人自主决定，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其他违法行为。同时，政府还应发挥其保护职责，创造各种条件，帮助非遗传承人实现这项权利。自主决定传承内容与方式。在自愿传承的基础上，非遗传承人还应享有自主决定传承内容和选择传承方式的权利。非遗传承人可根据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传承哪些内容、不传承哪些内容。对此，政府和其他组织不得横加干涉，但可采用探讨、研究等其他辅助方法引导传承人对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删选，在保有其“原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化传承内容，保证传承质量。此外，在传承方式上，非遗传承人还享有选择权。非遗传承人可自主选择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也可选择现代“培训班”的方式，甚至是“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只要合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法律均许可。获得资助权获得资助权是指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政策支持和精神鼓励的权利。政府应提供传承活动所需的场所、条件，创设有利于传承活动的环境，给予优秀者精神上的鼓励。为此，非遗法第30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提供必要场所、必要经费、支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文化部45号令第12条也出台了相关具体规定。这些法律以政府法律义务的形式客观上承认了非遗传承人应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实践中，非遗传承人的资助权已获得了部分落实，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专门资助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而文化部表示，从2011年开始，对非遗传承人每年的资助从原来的8000元增加到1万元[6]。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获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权利，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享有著作权，而某些传统药物、自然成分及组合也可经过申请获得专利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要义务传承是传承人的权利更是义务。非遗传承人传承的不仅是技术、艺术、历史知识，更是一个民族、地区的传统道德、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故传承人必须积极履行传承义务。非遗法第31条概括性地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需承担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等四项原则性义务。同时，为督促非遗传承人认真履行义务，该法条第2款还创造性地规定了非遗传承人的“退出”制度，即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或确实无法履行规定义务时，文化主管部门可取消其资格，重新认定其他人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此法条改变了原来非遗传承人“终身制”的规定，标志着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重心由“申请阶段”转入到“管理阶段”，是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体现出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制度正日趋成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2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概念是中小学理科各学科新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概念的形成与理解将直接影响后续学习的效果。在新课程背景下如何开展概念的教与学，如何发挥概念在学生认知发展、观念建构方面的教学价值，如何通过概念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在概念学习中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等等，已经成为中小学理科教师必须研究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北京教育学院“科学教育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以“理科各学科知识结构与教学实践研究”为学科建设方向，重点研究了理科各学科的概念体系及其教学实践，本期《课程与教学》栏目选取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供广大教师借鉴和学习。
遗传与变异是生物体的最本质特征，也是生物进化的基础。[1]因此，对于遗传与变异的学习，在理解生命现象、提高生物科学素养方面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在小学阶段，学生通过辨认常见生物、培养植物、饲养动物、讨论克隆技术等活动，已经对生物多样性、生殖与发育等生物学问题有了直观的了解，进而对遗传与变异的概念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初中生物学新课标主要以遗传信息的物质基础与传递表达方式为切入点，要求教师在教授遗传与变异相关知识时，促使学生建立如下三个重要概念：
第一，生物能以不同的方式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一些进行无性生殖，后代的遗传信息来自同一亲本；一些进行有性生殖，后代的遗传信息可来自不同的亲本。
第二，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基因是包含遗传信息的DN段，它们位于细胞的染色体上。
第三，遗传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的遗传信息是可以改变的。
笔者认为，这三个要求，涵盖了经典遗传与分子遗传的主要内容，有利于学生建构遗传与变异的概念体系，从而为高中以至更长远的学习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师应该善于运用各种方法落实上述要求，促进重要概念的内化，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课标对于遗传与变异重要概念的要求，大体上是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首先谈到的是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方式，然后是遗传信息的物质基础，最后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定义。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按照相反的顺序对课标要求进行逐一的解读，找出其内部联系，为更好地落实重要概念教学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一、关于“基因”的定义
新课标中明确要求教师帮助学生建立“遗传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是包含遗传信息的DN段”等重要概念，这就要求教师明确“基因”的定义。但是，迄今为止，“基因”的准确定义尚存在争议。特别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又发现了移动基因、断裂基因、假基因、重复基因、重叠基因及一系列的调控序列，使基因的定义更加复杂化。无论是课标还是教材，初中教学当中已经出现了“基因”一词，这对教学而言是一种挑战。很显然，对于没有接触染色体精细结构、尚未学习中心法则的初中学生而言，还不能准确地从物质基础这个层面了解基因的性质与功能，从而不能理解遗传与变异的特征与目的。
笔者建议，对于遗传信息的物质基础，在初中阶段应予以淡化。显然，上述关于基因的复杂的定义，属于生物学事实的范畴。初中阶段的重点应该是从概念层面解释“基因”的本质。其实，从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孟德尔）到连锁与交换定律（摩尔根），人们已经明确了两个问题：其一，生物体内存在着控制各个性状的、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相互作用的遗传因子；其二，这些遗传因子在体内呈有规律的线性排列。虽然一直到摩尔根创立遗传染色体学说时，人们仍然不能从分子水平上揭示基因的结构与功能，但是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认识，足以从逻辑层面给出“基因”的定义：存在于细胞特定位置上的、按照某种数学规律进行相互作用从而控制性状的“基本因子”。这个关于“基因”的定义，可以作为一般概念呈现给初中学生；进而通过基因与性状关系的例子，就能够总结出“遗传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这一重要概念。对于初中生物学教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概念化的、抽象的知识，能够锻炼学生透过现象探究事物本质的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抽象思维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关于“基因”的定义，对于科学教育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描述了所有科学门类的共同特征：基本因素的界定、分类和相互作用分析。如经典物理中的“质点”、化学中的“分子”、普通生物学中的“细胞”等等，都是各个学科中的“基本因素”。只有准确定义了“基本因素”，才能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演绎、归纳，使本学科具有了数理传统。反之，若未准确定义“基本因素”，则难于进行逻辑层面的分析，整个学科偏向于博物学传统。两种传统不仅影响了各个学科的特质，还影响了学生对于不同学科学习与复习的策略。从初中到高中，“遗传与变异”内容有了“基因”的定义，使得本段教学内容更加凸显理科特征，这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的。
二、关于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
从新课标的要求来看，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是“遗传与变异”教学的重点，从分子基础（遗传信息的调控与改变）到细胞行为（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都作了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遗传信息流动
遗传现象大体上可以分为细胞核遗传和细胞质遗传，且目前可认为前者是“主流”，而后者是“支流”。显然，“支流”不会是中学教学的重点。但是，应该在讲解基因的细胞定位和遗传信息的流动时，适当提及细胞质遗传的概念以及对生物体性状的影响，使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遗传信息流动的过程，知道除细胞核外，细胞质对性状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从而在概念层面理解细胞质功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主流”和“支流”的共性，是遗传信息的传递和表达，在本质上，都体现了“生物能以不同的方式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这一重要概念。教师可以先列举常见的遗传现象（即生物学事实），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帮助学生建构重要概念，以便于学生顺利地迁移应用和学习。
2.人类性别基因
在初学遗传与变异时，初中学生往往不能准确把握基因与性状的关系，不能准确把握基因、DNA与染色体的位置关系，从而认识不到人类的性别决定机制。学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人类X和Y染色体，进而简单地认为性别不同的根本原因是X和Y染色体的形态不同。对于这个问题，除要适当地介绍遗传信息的物质基础外，还应该为学生建立这样一个认识：人类的性别，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相对性状”。例如，在人教版教材中就提到“近年来，科学家发现Y染色体上还有3个基因，决定的产生和成熟。最近，科学家又陆续发现了X染色体上与女性性别有关的基因”。在此处，教师就应该提示学生：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性别决定。只不过性别决定的过程是多个基因控制着多个性状，从而塑造了不同性别。如果课时允许，教师还可以就此介绍一些由于染色体变异而导致的性别异常的现象，让学生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别并不是严格区分为“雌”“雄”两种形式，而是存在“过渡”状态的。这对学生从系统的角度认识生物的复杂性，进而认识生物本质是有很大帮助的。
“人类性别基因”一节是初中生物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从内容上看，本节内容是课标所述三个重要概念的应用，即从人类性别决定的角度阐明了遗传的本质。因此，教师必须在讲授本节课之前，就完成三个重要概念的建构，从而指导学生把握遗传本质，进行下位学习。
三、关于“变异”的概念教学
“变异”作为初中生物学教学的难点，有两个问题是要深入思考的。
1.可遗传变异和不可遗传变异
初中课标要求学生知道变异主要分为两类：可遗传的变异和不可遗传的变异。可遗传的变异是由遗传物质的变化引起的变异；不可遗传的变异是由环境引起的，遗传物质没有发生变化。显然，某一变异是否可遗传，关键是看遗传物质是否发生变化，而不是影响生物体的因素。由于学生初次学习基因与环境的关系，故需要用恰当的实例来帮助学生建构可遗传变异和不可遗传变异的概念。如同样是“无籽”农作物，“无籽西瓜”的“无籽”性状就是可遗传的，而“无籽番茄”的“无籽”性状是不可遗传的。通过这样的实例，学生就会认识到，一种变异是否可遗传，取决于遗传物质是否发生了改变，从而紧扣重要概念的教学。
2.可遗传变异的来源
可遗传变异的来源主要有3个：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要认识可遗传变异的来源，必须对遗传信息的细胞定位及流动方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故对于初中学生而言，是一个难于理解的知识点，教师可用一系列实例加以说明。例如，农牧业中传统的育种技术，实质上就是基因（染色体）重组；无籽西瓜、八倍体小麦属于染色体变异（数目的变异）；而镰刀型贫血症（在各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中均有介绍）则属于基因突变。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介绍，学生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概念：突变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基因与性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与前面关于“表遗传学”的概念不谋而合，说明基因本身及其转录、表达调控，共同影响了性状的产生。通过展示这些生物学事实，学生就更加清楚“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基因是包含遗传信息的DN段，它们位于细胞的染色体上”以及“遗传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的遗传信息是可以改变的”等重要概念，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遗传与变异对于生物进化的重要意义。
重要概念是基于学科事实的、对学生总体把握知识体系、进行后续学习的思维框架，对于学生理解学科本质、提高学科素养具有重要作用。[2]新课标明确指出：“生物科学素养是指参加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生产实践和个人决策所需的生物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能力，包括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可见，所谓生物学的“重要概念”，就是基于生物学科具体知识的、代表本学科基本观念与思想的知识。只有从重要概念的高度审视生物学科教学，才能清楚什么是对学生终身发展和终身学习有用的知识，才不会使自己的教学拘泥于一个个具体的生物学科事实中，才能摆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进而对生物学科本质问题进行思考，凸显生物学科的理科特质。
参考文献
[1]吴庆余.基础生命科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3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遗产;概念;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05-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文化遗产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凸显,为学界和实务界带来不少困惑,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制约和障碍。本文以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适当关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问题,对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廓清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解读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文化遗产学和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所裨益。
一、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是一个很不容易界定的词汇。作为一个普通词汇,它通常是指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代代相传,构成了该民族、国家或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群体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汉语中,“文化遗产”是个常用词汇,比如人们常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胡适先生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着名演讲中,也提到:“这场新的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里,“文化遗产”基本等同于“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也可以简称为“遗产”,就像“文化传统”也经常简化为“传统”一样。在英语中,“heritage”一词也是指“国家或社 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与“传统”几乎同义。
作为一个法律词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文化遗产” 的出现都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不 同的法律文件对该词的概念常有不同的界定,甚至称呼都 不太固定。
从国际法律文件看,最初使用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 “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 相关公约中,如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 约》(以下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 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用的 都是“文化财产”。虽然在公约内容中也偶尔出现“文化遗 产”一词,但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而无具体的法律意义.如 1954年“海牙公约”序言提到:“确信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 的损害亦即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 界文化皆有其贡献。”在这里,“文化遗产”只是“文化财产” 的抽象集合体,提到“文化遗产”只是为了表明保护“文化财 产”有多么重要。
1972年,“文化遗产”正式被国际公约确定为直接保护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中正式采用了“文化遗产”一词。该公约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进行了界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纪念地①,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考古物体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二是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三是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族群世代相传的、反映其特殊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外延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礼仪与节庆、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二、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概念
虽然“文化遗产”是较新的法律概念,但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法律中都有若干类似或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大都仍在使用,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全面比较、辨析,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和掌握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文化财产
“文化财产”可以说是国际法律文件中与“文化遗产”含义最近的一个词汇,也是在文化遗产法领域最早使用的词汇之一。在日、韩等国的相关法律中,一般称其为“文化财”,而我国台湾则通常使用“文化资财”一词。文化财产通常是指那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财产,与中国法律中所称的“文物”非常接近。如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第1条规定:“为了本公约的目的,‘文化财产’一词系指每个国家.根据宗教的或世俗的理由,明确指定为具有重要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并属于下列各类者……”。从其所列的10类财产的表现形态看,都是有形的可移动物品,这与该公约的主旨在于防止文化财产的非法出口、促进文化财产返还原属国相一致。而1954年“海牙公约”所保护的“文化财产”则是指“对每一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虽然从罗马法开始,法律上的“财产”就不仅仅限于有形财产,也包括无形财产,但现有国际公约及其他法律文件中提到的“文化财产”皆为有形财产。西方学者也认为,“相对于‘文化财产’而言,‘文化遗产’在范围上更宽泛,因为它是指‘保存下来并传承给后人的遗产。’而‘文化财产’并不足够、恰当地涵盖‘文化遗产’,后者还包括舞蹈、民间艺术等近年来才得到国际法律保护的非物质文化形式。”之所以避免在国际法律文件中以“文化财产”来涵盖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很可能是因为“财产”一词比较容易与经济价值相联系,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具有多重价值,更突出的是其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经济价值只是其附带的价值。而且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指的是权利和有价证券等没有具体物质形态、但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舞蹈、语言、传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当然不能用“财产”来涵盖。
(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 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文物保护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受法律保护文物的范围: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着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由于与人类的进化过程相关也被视同文物列入法律保护范围。在国际法律文件中,也有直接以“文物”为保护对象的,如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但该公约所指的“文物”范围显然比中国现行法律中的“文物”狭窄。其第2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文物系指因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具有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者科学方面重要性,并属于本公约附件所列分类之一的物品。”而附件所列11项物品皆为可移动文物或业已肢解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组成部分。当然,作为被盗或非法出口的对象,也只能是可移动的物品。因此,它用了“cultural objects”一词,而不是更大范围的“cultural relics”。
与“文物”近似的词汇还有“古物”、“古玩”、“古董”等。这几个词汇都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器物。“古物”(antiques)一词相对比较客观,仅指古代器物,其蕴含的价值或信息可大可小,而且表现形式既包括可移动的器物,也包括不可移动的物体,中华民国时期颁布的相关法律即以“古物”为保护对象,如1930的《古物保存法》,其所称“古物”即建国后法律中所指的“文物”。而“古董”或“古玩”则有供人把玩、欣赏的主观因素在内,通常为比较珍奇、体态较小的可移动器物。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或权贵阶层都有把玩或收藏古董的习惯.统治者也常以攫取和占有前朝珍贵器物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或为自己正名,但这与文物概念强调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而言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三)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简称,是“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特定概念。由于“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部分,而“世界遗产公约”又对“文化遗产”有明确的界定,很多读者便产生误解,以为公约中的“文化遗产”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相关概念的论述中,也不刻意区分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概念与一般意义的“文化遗产”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物质文化遗产即“从历史、艺术、人类学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这显然是将“世界文化遗产”直接等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一般的“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还有的学者从该公约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出发,认为“它保留了人类文化遗产事业产生以来的若干传统的内容,如文物、考古遗址、文物建筑等,但它又吸纳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若干新的成果,如出现了建筑群‘与环境景色的结合方面’、‘自然与人联合工程’、文物‘联合体’等若干新的遗产类别,体现了将人一地关系、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原真性原则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加以考虑的学术视野。”言下之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比以往的“文化遗产”范围更广泛。这个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虽然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遗产中的“文化遗产”确实比以往的物质文化遗产更加丰富,加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类别,但在外延上,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其实只是各国文化遗产中那些特别重要的、具有突出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部分。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解读者忽略了公约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的限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这是基于公约的保护目的对“文化遗产”所做的界定,这里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后所列的三项遗产形式即“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而非普通意义的文化遗产或者物质文化遣产;还有一种可能是公约中译本将第一项译为“文物”造成的误导,既然三项遗产形式中第一项已经是中国法律中的“文物”,其外延当然要比“文物”大。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文物”非彼“文物”,它只是“纪念地”(monuments)的误译,这三项遗产形式其实都是中国法律语境中的“文物”的应有之意,都在《文物保护法》的范围之内,只不过“世界文化遗产”更强调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通常属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
既然“世界遗产”只是“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特定概念,我们就不能脱离公约来随意解释和使用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和媒体在解读世界遗产时,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世界遗产概念的边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世界遗产体系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遗产和文化景观,文化遗产又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句话分开说当然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却充满了概念的混乱。这实际上是将世界遗产体系无限扩大了,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补充文件,世界遗产确实可以划分为这四种类型,但其中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大型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既不可能包括全部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无法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的学者认为:“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包括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特这种观点的学者在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学界不在少数,他们实际上是将“世界遗产公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从产生背景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现确实与“世界遗产公约”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陷有关,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两者是一个整体,毕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机制来看,它们不仅是两个独立的公约,不仅有各自的缔约国,也有各自的组织机构和保护机制,而且两个公约的任何条款都未明确表示或者暗示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或补充。因此,“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The Representative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j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完全分属两个系统,不应混为一谈,各种媒体在报道各地申报上述两个名录时不加区分地使用“申遗”这样的词汇是极不合适的。
三、文化遗产的分类
根据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分类,文化遗产首先应该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物质文化遗产
在国际法或外国法中,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被称为“文化财产”或“文化财”;在中国现行法律中,物质文化遗产则被称为“文物”。而文物可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根据制作时代的不同,可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并可进一步按照朝代进行细分;根据制作材质的不同,可分为石器、玉器、骨器、木器、青铜器、瓷器、漆器、纺织品、纸质物品等;根据功能属性的不同,可分为礼器(大典、祭祀用品)、明器(随葬品)、生产生活用品、艺术品、科技文物、宗教文物、民俗文物、革命文物等。现行《文物保护法》则根据文物的存在形态作如下分类:
1.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即可以通过外力移动、且移动后不改变其价值和性能的文物。在《文物保护法》中,这些文物包括三大类: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不可移动文物的部件如果被肢解,通常也作为可移动文物对待,但在涉及文物犯罪及被盗文物返还时,处理原则可能会有不同。因为将不可移动文物肢解,然后盗运出境,显然比盗窃一般的可移动文物后果更严重,而在处理被盗文物返还问题时,更强调将被肢解的不可移动文物部件归还原处,以尽可能地保持文物的原始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文物被盗给文物原属国及其所有者带来的伤害。
2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即不可通过外力移动、且移动后会影响其价值和性能的文物。在《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规中,不可移 动文物包括三大类:具有历史、( 范文先生网 )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着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代表性建筑;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根据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可将其确定为部级、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进行管理和保护。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不可动物或不动产保护理念不完全一致的是:一般法律上的不动产严格遵循原地保护原则,如果移动就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但对于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虽然一般也遵循原地保护原则,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如果由于地质条件恶劣或重大基本建设等原因,原地保护反而不利于文物保护,也可以在专门技术手段的保障下实行整体迁移。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文物的原真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原始关系,但至少保证了文物的总体安全及其所蕴含的大部分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选择。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结合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可以发现两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基本一致.都可分为以下几类: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所不同的只是在“通知”中,在罗列以上5类表现形式后又加了一项“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而在“公约”中,文化空间并非单独的表现形式,是与这些表现形式中的一项或多项密切相关,已经被包含在这些表现形式之中了,这从其第1条第1款的定义中可以得到印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里的“文化场所”(cultural space)即“文化空间”,只是译成中文时用了不同的词汇。按照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定义,文化空间即“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也就是说,文化空间强调的是在一个特定地点或时间里,周期性地进行某种传统文化活动,这个空间是以特定的传统文化活动的存在为前提的,每个文化空间都可能进行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可能有音乐、舞蹈等表演活动,也可能有民俗、祭祀、庆典活动,还可能包括多种多样的表演与庆典活动,离开了具体的传统文化活动形式,这个空间是不存在的。因此,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与文化空间并列起来有些不合逻辑。在2010年8月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就改变了这种做法,将文化空间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中删去了,其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属于传统口头文学组成部分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和曲艺;(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之下,这个定义更直接地体现了“公约”的精神,可以说是“公约”相关概念与分类的本土化、具体化,既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情况,也更具可操作性,其第(6)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放式列举比起“公约”的穷尽式罗列更具合理性。
(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形式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具有具象的物质形态,表现为具体的物体,因此又被称为“有形文化遗产”;而后者则通常以精神、思想、技艺、知识等抽象形态表现出来,不具有具象的物质形态,因此又被称为“无形文化遗产”。两者在保护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强调对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强调其原真性、不可复制性,侧重对被保护遗产的修复、维护和展示:而后者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活态或动态保护,强调其传承和发展,侧重对传承人的保护、培养,以及知识、技艺的传承和传播。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只是相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物质的因素,物质文化遗产中也有非物质的、精神、价值的因素,只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强调实物保护的层面,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强调知识技能及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啡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通常以精神、思想、技艺、知识等抽象形态存在,但任何抽象形态都会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而物质文化遗产虽然表现为具体的物体,但任何物质形态也都是一定精神、思想、技艺、知识的反映和固化。就好比古琴艺术一定要通过古琴以及琴谱等有形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而秦始皇兵马俑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中国皇权文化、墓葬礼仪和雕塑技艺一样,离开了特定的物质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很难得到充分体现和传承,而离开了特定的精神、思想,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和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
参考文献:
第4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1.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或更为宽泛的“农业遗产”的概念），我国著名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先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来自于现代农业的农药、化肥、机械等以外的有关农业的所有要素；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已经逐渐淡出农业生产过程的农业要素。
我们的理解是：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主要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民俗、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品牌、农业村落等10种类型。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历史时期创造并延续至今、人与自然协调、包括技术与知识体系在内的农业生产系统，特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进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与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将努力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更好地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表述，这些农业生产系统是农、林、牧、渔复合系统，是植物、动物、人类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与共同进化的系统，是通过高度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和机制进行管理的系统，是能够为当地提供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是在地区、国家和国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同时也是面临着威胁的系统。
我国是最早响应和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部、中国科学院积极支持，有关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不同学科的专家和遗产地人民积极参与，在示范点选择与推荐、保护利用探索与经验推广、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根据这一定义，主要包括小规模庭院经济型、特殊遗传资源保护型、多个物种互利共生型、景观生态结构优化型、水土资源持续利用型等不同类型。
2. 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
（1）活态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有人参与、至今仍在使用、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系统地直接生产产品和间接生态与文化服务依然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2）动态性：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以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整。
（3）适应性：指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协同进化，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智慧。
（4）复合性：这类遗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以及独特的农业生物资源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特点。
（5）战略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应对全球化和全球变化带来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有效缓解贫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多功能性：这类遗产具有多样化的农产品和巨大的生态与文化价值，充分体现出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多种功能。
（7）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极端自然条件的适应、居民生计安全的维持和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8）濒危性：指由于政策与技术原因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造成的系统不可逆变化，表现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丧失、传统农业技术和知识体系的消失、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
二、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示范价值等， 这些价值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 可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第5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分类；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22-0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分类，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故它是今后的立法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准确的法律分类更便于依法保护，也能够有效地避免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以下我们试图通过对各种分类的比较考察，以得到适宜于法律保护的分类。
一、现有相关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目前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定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些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也不尽相同。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分类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分类，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254。
（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的分类
我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第二类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这两个官方文件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暂行办法》和《公约》所囊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貌似相同而实质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暂行办法》更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和民间性，把非民间性的这部分排除出去，这种分类更符合我国传统和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和急需抢救的实际情况。
《公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254而关系到一个国家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就要结合《公约》和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划定并分类。《暂行办法》中充分考虑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但其中不涉及严格法律保护、调整范围问题，只涉及申报的便利性，这在文化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是适当的，但是在涉及法律保护、利益调整时这种分类显得无能为力。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2011年3月获得通过。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诞生，结束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大的分类来讲，《暂行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即实物（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使实物得以表现和展现的场所即文化空间。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分类，后者的表述更为具体、形象。此外，后者也更具有包容性和涵盖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暂行办法》相比有很多优点，但就其分类来说或从分类的标准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没有实现突破。归根到底，它是将文化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简单应用于法律领域。目前看来，作为行政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宏观上确立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在私人之间的利益调整、鼓励民间（或社会）保护等微观方面作用十分有限，这种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类不当导致的。
二、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分类
与官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不同，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学术分类。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作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各种口头表述，也包括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包括戏剧、音乐等表现形式；（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重要的节庆、游戏、运动等仪式；（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包括时空观念、宇宙观等；（5）传统的手工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包括传统的冶炼等传统工艺技术和实践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3]。显然，作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界定也是通过对所有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归纳并将其进行分类，再进一步抽象、概括的结果，其分类和《暂行办法》中的分类基本对应，只是个别地方表述上略有差异。虽然在分类上它与《暂行办法》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但它对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另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下称《手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更加具体和详细，它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6大类，即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传统体育与竞技等[1]13-17。
《手册》中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分为两层，第一层为以上所述的16大类，第二层是对第一层的细分，并均设一个“其他”类作为收容类。这种分类办法既能够把现存并且已经普查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归其下，又能够把每一类中还没有发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设定囊括进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系统。这种分类具体直观，同时兼顾了外延的周延性。
学者向云驹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中，作者采取了以文化的载体性特征作为分类原则的“人体文化”的分类法。作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做一种典型的“人体文化”，将其具体形态分为口头文化、体形文化、综合文化、当下的造型文化四大类[3]。这样的分类，能够让我们比较准确地划分范围、确定对象、把握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分类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法律领域。
三、上述分类的法律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手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三种分类都是基于文化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上的分类，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分类很清晰，也符合作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分类也是造成法律分类问题的渊薮，《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是以上视角分类的再现。要清楚在涉及法律保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自己分类的原则和标准，这不仅涉及学理的合理性，同时还涉及操作的便利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分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标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分类，符合社会学的某些标准。
在法律上，借用文化学分类或以社会学的标准被归为同一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具有相同性或类似性。比如，同样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和七夕，相比之下，春节就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七夕则不同，在西方情人节的冲击下，没有多少人在意中国的这个“情人节”了。虽属于同一类，但二者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会给法律保护带来难处。因此需要在现有《公约》或《暂行办法》规定的和现有分类的基础上，在不遗漏的前提下，从法律的视角和标准对这些对象重新进行分类，由于用一种具体分类标准可能还不能够穷尽所有的保护对象，所以我们可能要以多重具体标准进行分类，尽量穷尽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些分类标准必须遵循“节俭原则”，否则也会给法律保护带来更大的困难，从而违背初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前述六类，如前文所述，它与《暂行办法》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因而其分类依然不是法律上的分类。这种分类表面看来也是具有科学性的，但由于不具有法律性（可操作性、便利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利用的过程中，当相关主体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其弊害就显露出来了。从性质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一部行政法，它规定了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职责以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在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保护、保存工作或行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方面，相对于它的传承和利用，具有一定程度的静态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传承和利用，在传承和利用关系中，传承人和利用人就不单纯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而具有复杂性。这些人的传承行为，同一行为可能承载了不同的法律意义。同时，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很难确定的，或者是很复杂的，进行利益分割时，就很难清楚地划定界限了，这样，冲突的发生就在所难免。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只有有限的意义，它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全面规范所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行为的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第6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乐教育；幼师；豫剧；德育
中国戏曲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门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许多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受全球一体化及西方音乐的影响，传统戏曲观众逐渐萎缩，面临严重生存危机。如何对我国传统戏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务院于2011年6月1日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34条进一步指出：“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明确规定了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责任和教育的必要性。
1 幼儿师范院校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传承的意义
1.1 中国传统戏曲是幼儿师范院校开展音乐教育的资源宝库
音乐类课程是幼儿师范院校的主干课程，长期以来，西方音乐类课程占据幼儿师范院校音乐类课程的主导地位，导致学生对本土音乐文化陌生。我国传统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繁多、品种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科学及社会价值。昆曲、粤剧、京剧、皮影戏等中国传统戏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务院公布的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曲占186项（含扩展项目28项）；豫剧、曲剧、越调、大弦戏、罗卷戏等48项河南本土传统戏剧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多传统戏剧适合在青少年儿童中开展。近年来，河南许多地方出现了“儿童豫剧热”，涌现出了孔莹、邓鸣贺、邓鸣璐等全国知名的豫剧童星。幼儿师范院校是培养未来幼儿园教师的摇篮，而目前却很少开设中国传统戏剧类课程，导致学生对中国传统戏剧陌生，毕业后无法承担对幼儿进行戏曲启蒙教育的重担。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幼儿师范院校尚未开发的资源宝库。
1.2 有利于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受全球一体化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传统戏曲出现观众人数萎缩、在青少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后继无人、面临失传的局面。河南省统计局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戏曲音乐欣赏者仅有27.2%。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喜欢戏曲音乐的老年人占大部分比例，中年人占少部分比例，而青少年几乎没有[1]。如何使青少年了解戏曲、热爱戏曲是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幼儿师范院校作为未来幼儿园教师培养的摇篮，培养的学生将承担对幼儿进行启蒙音乐教育的重担，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对幼儿进行戏曲启蒙教育，这对于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3 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当前受网络负面信息、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青少年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普遍存在，传统道德缺失，家庭观念淡薄。在学生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传统的教条式德育工作方式不利于学生接受。而中国传统戏曲在发展过程中，承载者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涌现大量诸如《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中国传统戏曲教育，使学生在戏曲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学会明辨是非，规范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恋爱观。
1.4 有利于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
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的结晶，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传统戏曲的表演、演奏技巧，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另外，幼儿师范院校通过在学生中成立豫剧社团、越调社团等戏曲类校园文化社团，开展有关传统戏曲类表演和比赛，有助于提高校园文化的品味和校园文化的竞争力，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
2 幼儿师范院校进行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及途径
2.1 开发适合幼师培养目标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幼儿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胜任幼儿园、幼儿培训机构从事幼儿音乐启蒙教育的学生。这一特点决定了音乐教研室教师应根据幼儿音乐教育的特点对我国传统戏曲进行筛选。选择那些容易在幼儿中普及推广的内容进行教学。编撰相关幼儿戏曲教材、教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取开设豫剧、越调等戏曲类课程选修课，课后开设中国传统戏曲第二课堂、兴趣小组，逐步建立符合幼师培养目标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
2.2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队伍
从我国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幼儿师范院校音乐教师以声乐、钢琴、西方器乐等方向为主，而从事民族音乐的教师较少，而熟悉传统戏曲的幼儿师范院校音乐教师凤毛麟角。因此，要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教育，一方面应鼓励音乐教师到民间采风，向传统戏曲表演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聘请豫剧、曲剧、越调等传统戏曲演员到学校担任客座教授，兼职开设相关课程、讲座，向师生传授中国传统戏曲。同时可以利用大学平台，开展中国传统戏曲研究，提高民间艺人的艺术修养，完成从“艺人”到“大师”的转变，促进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3 通过学生社团建设，建设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文化
幼儿师范院校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源地不同，组织学生假期对当地传统戏曲进行文化采风，让学生深入民间，零距离接触、学习中国传统戏曲。在学生中成立豫剧社团、越调社团等戏曲类学生文化社团，定期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及汇报演出。在学生中开展戏曲传承人制度，鼓励学生之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过学生社团建设，建设校园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第7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关于广东音乐状况观察 精品源自化学科 与最近几年国内愈演愈烈的“申遗热”、“非遗项目争夺”以及层出不穷的炒作宣传相比,当年“广东音乐”入选首批部级“非遗”名录却似水到渠成,颇显自然低调之感。这一方面体现了“广东音乐”在国内乃至海外华人社会所具有的广泛而不容置疑的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也错失了一次吸引公众视线深度关注的机会。
由于不动声色已顺利跻身部级“非遗”名录,加之“申遗”前后社会舆论的失语,导致“广东音乐”界并未充分利用此次“申遗”为契机,唤起各方“局内人”(inside)对长久以来围绕“广东音乐”一直存在的一些尖锐问题、困局甚至是危机,予以重新审视或深刻自省。
同时,自“申遗”成功五年来,“广东音乐”的理论研究、教育传播、演奏创作等相关涉域,似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士未能适应在“非遗”视野下认识与理解“广东音乐”。有感于此,笔者试图通过解读《公约》文本,分析当前“广东音乐”存在的一些有悖“非遗”要求的现象,从而为进入“非遗”时代的“广东音乐”(下文简称“粤乐”)应对机遇与挑战提供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一、粤乐文化主体认知的移位
21世纪是“地球村”(globalvillage)时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④浪潮的迅猛兴起酿成席卷世界的风暴,加剧了各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碰撞冲突与融合再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倡导缔结《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⑥的形式,向“资本市场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文化趋同”(cultural convergence)现象明确说“不”。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指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重现⑧,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⑨由此可见,《公约》已清晰指向了认知“非遗”的关键之一,正是在于其能否体现与同类存在的根本区别,即是否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以及现阶段是否已在族群内形成一种认同感与历史感。 “文革”期间,粤乐又一次陷入了举步维艰的低潮期,其程度尤甚于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直至“文革”结束后方得以复苏。因此,笔者考虑以“文革”为建构粤乐文化体系的历史分期坐标。据以上表格内容可见,仅对比罗列的部分代表曲目数量比例,“文革”前的“传统粤乐”即毫无疑问成为粤乐文化主体。而“文革”后至今的“现代粤乐”因处在“正在进行时”的阶段,无论作品数量还是社会民间影响力都尚未能超越前者,其载体主要集中在音乐院校、演出团体、音乐评论与理论研究等专业领域,依托于相应的演奏家、作曲家、音乐专业教师及学生、媒体人士、职业音乐工作者、少量社会业余音乐爱好者等,相对而言受众层面狭窄,群体规模小众化。 时过境迁,然而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原点。作为“现代粤乐”演进主力的“专业”或“准专业”界的音乐家们,同样不得不面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次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观念的深度冲击。由于“文革”造成的传统文化土壤断层,以及“得益”于中国数十年来奉行的西方音乐教育模式等背景原因,这一时期涌现的众多粤乐新作,辏讹辊一如同时期的中国民族“新音乐”,实际上具有浓重的西方古典音乐文化性格特征和模式印记,如模仿西方乐器演奏技法,应用西方音乐的律制及和声、配器、曲式等作曲技术理论,套用大型交响化乐队编制等。笔者并不反对和排斥或许被部分“专业”界音乐家认定为时代潮流的“现代粤乐”模式。不过,“西方”≠“现代”,“现代粤乐”所呈现的“近西方音乐文化传统”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倾向,能否使之在西方音乐文化形态輴讹辊仍然强势占据着当代世界音乐文化主流和中心地位的情况下,维系、延承甚至“取代”、“超越”由“传统粤乐”开创的具备文化多样性的特色,且被国内外大多数的受众认同,则仍有待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中国内地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专业领域权威话语对话民间草根声音的社会不同阶层博弈机制,如依据“非遗”定义指向的体现文化多样性原则,“传统粤乐”将理所当然地成为粤乐文化主体。但笔者认为现阶段存在对粤乐文化主体认知移位的现象,话语权基本被前述作为“现代粤乐”演进主力的“小众型”的“权威”“、专家”或“准专家”们所垄断,民间诉求缺席失声。以笔者在省内所进行的一系列广府民间乐社“私伙局”的考察情况来看,民间广大的粤乐爱好者聚集起来在音乐活动中所操持的粤乐曲目,“传统粤乐”仍占绝对比例,他(她)们对大部分的“现代粤乐”基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坦言“听不懂”、“玩不了”“、没兴趣”,只有极少数人陈言略有兴趣或敢于试手浅尝。
面对如此境况“,权威”“、专家”或“准专家”们决不能简单地用“不专业”“、技巧差”、“没品位”等惯用措辞无视民间受众的审美倾向和选择,更不能以时下流行的“与当代听众的听觉要求、审美属性等有着较大的脱钩”、“必须改造创新使之成为富有现时代气息、符合当代人们的欣赏口味与审美标准”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再紧捧“传统粤乐”已经陈旧落伍与不合时宜;相反,这恰好印证了它在现阶段仍然是粤乐文化的主体,人们对它的认同感依旧牢固而无法磨灭。
二、粤乐承传在专业音乐教育层面的缺位 《公约》的中文译本问世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patrimoineculturelim-matériel,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一词一直存有争议。有学者指出,该词的法、英词汇含义主要说的都是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传递,与中文的“财产”、“遗产”概念无关,因而译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或“非实物文化传承”,全称“人类口传非物质(或实物)文化传承”较为妥当。
学者着力强调该词所具有的“口传”“、传承”的含义,启示我们当前 关于广东音乐状况观察 关于广东音乐状况观察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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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审视粤乐“申遗”的意义何在:究竟是首要维护弘扬粤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还是如某些专家学者提出的重点关注音乐作品的“改革创新”?从设立“非遗”项目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角度而言,前者无疑超越后者。
传统粤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具有多种实施渠道:既可以师生传习,也可合乐交流,亦能根据书谱、唱片等传播媒介自行揣摩感悟。其具体实践操作方式及音乐表现特征主要体现在:a.演奏者根据乐器的形制特点及演奏手法,在演奏乐曲旋律时,根据一定规律进行即兴加工(花)的变量性操作;b.采取脱谱默记或使用骨干音乐谱,而非西方式的固定量乐谱;c.演奏编制灵活多变、自由组合;d.无固定指挥,根据实际需要默契配合,等等。
“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技艺的细节通过每一代传习者的个人才华和艺术实践被传递下去,同时也具有他自己及其所处时代的新特征,面对外来文化也需要作出“同化或被同化”的抉择,最终形成“传统”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总而言之“,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的变迁过程,主张以传习者或群体内部动力催化的“渐变”为宜,而尽可能避免外力干涉压迫的“突变”,唯此方能契合设立“非遗”传承人的举措。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仅依靠由官方认定寥寥可数的几位传承人,以及他们个体行动的努力付出,是否足以支持实现这项艰巨的任务?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大中专及职业教育,以及各级专业音乐院校,原本应是《公约》所指的实施“非遗”之“正规教育”的对应体系之一,尤其是学科建制齐全、软硬实力雄厚的高等音乐院校,更应该作为天然的主力军。但现行的中、小学本土音乐教育未尽如人意,而目前按照西方音乐模式和教育理念建立的专业音乐院校,不仅在承担“非遗”类的音乐文化传承责任方面多少显得有些犹豫迟缓,主动接纳并为“非遗”项目营造良好传承空间的意识较为淡薄,同时也很难完全适应兼容“非遗”传承的要求,造成传统粤乐“口传心授”传承模式的保护机制在专业音乐教育层面的缺位现象。
以星海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为例,各专业学科的教学大纲与西洋管弦系、钢琴系等并无本质差异,尚未看到有将民间“口传心授”传承模式整体纳入教学指导计划,或拟定教改措施使之与教学体制接轨的迹象。部分相关的专业音乐教育界人士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有的甚至提出“改造论”,不时强调“口传心授”模式存在“缺乏科学依据与标准、合理性与逻辑性”“、体系散乱”、“组合不固定、乐谱无定稿、演奏具有随意性”,进而应“克服”这些“不科学”輮讹輧的“天然缺陷”,以“系统、规范、稳定”的乐谱文本方式记录“只有音响而不见乐谱的风格性加花”云云。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现状来说,因“体制内外”身份立场差异引发的观点碰撞无谓对错,但从世界各国缔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出发点而言,如果仍然硬要坚持“去中归西”——将传统粤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削足适履,嫁接西式音乐学院的模套,则确实值得商榷。
着名高胡演奏家、教育家、粤乐理论研究学者余其伟,曾经针对当前民族音乐教育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现代”辑輧讹———“双肩挑”的观点:既学习外省的、西方的、现代的音乐中的高难度技巧与责任感、使命感,同时也不能丢弃岭南音乐特有的古典、传统、地方的特色,尤其是岭南音乐灵动与浪漫,而从粤乐的现状来看,后者似乎更为紧迫。
笔者以为,这种辩证性的思维态度,无疑也是对我国民族音乐专业教育现状的委婉批判。当务之急,为了使“非遗”标题下的粤乐传承尽快对接专业音乐教育机制,音乐教育工作者或许应该思索:如何化解传统粤乐“口传心授”传承模式在专业音乐院校教学体制“水土不服”的困局?如何消解目前尚为“局外”(outsider)角色的专业音乐院校体制及其“权威话语”,对传统粤乐“口传心授”传承模式施加的外力干涉和压迫?三、粤乐保护主张方向的错位针对“非遗”的保护问题,201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所列的“文化事业重点工程”,重点提出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试点”工作,标志着“十二五”期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心将转移到保护上来。
2011年10月1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部地方配套法规,它意味着广东的“非遗”工作将走入法制化进程。“保护”(法:sauvegarde-名词、sauvegarder-动词,英:safeguard-名、动词)是《公约》文件中文版当中频密出现的一个关键词,相比中文该词的中性色彩,法、英文同一词的意义则更倾向于“拯救、扞卫”,其严重性和陈述力度更强烈。
这表明了展开“非遗”工作的正确方向,首先应采取拯救、扞卫的立场和态度,这与前文所提及的“创新”概念绝非《公约》赋予“非遗”的定义方向之意义一致。但据笔者观察,当前针对粤乐保护主张的声音輲讹輧存在方向错位的现象。
林毓生曾在30多年前提出了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概念,他谈道: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改造”的基础是传统中值得改造的健康的、有生机的元素,这种改造可以也应当受外来的影响,但却绝不是生硬地照搬或移植外来文化。
这种创造,除了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以外,而且还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深刻了解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传统辨证的连续性,在这种辨证的连续性中产生了对传统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产生了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新东西,同时这种新东西却与传统有辩证地衔接。硬从西方搬来一些货物,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制造了新的危机。
在这种有所根据的创造过程中,传统得以转化。这种转化因为不是要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而是与传统中健康、有生机的质素衔接而进行(这里所谓的衔接,是传统的质素“转”了之后才“接”),所以一方面能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另一方面因的确有了新的答案而能使我们的问题得以解决。
林氏提出“创造性转化”概念之机,适逢“文革”结束、中国内地刚刚开启国门之际,距离晚清“开眼看世界”“、西学(力)东渐”和“五四”民主科学启蒙运动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国人遥望既真实又模糊的外部世界正处于迷惘时刻,此时林氏之语对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为那些急于希望通过再次了解学习强大的西方文明,从而除弊革新、摆脱“落后”(包括文化)、振兴中华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如今看来,我们甚至能从“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政治思维和具体实践中窥其身影。时至今日,“创造性转化”的观念已深植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在音乐文化界特别是涉及传统音乐领域,它也成为了最盛行的权威话语方式。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同质化和地方变异是同时出现的,后者是在本土文化自治(native cultural autonomy)的名义下对前者的回应。”輴讹輧不可否认,林氏关于“创造性转化”概念的文本化意义表述,似乎符合萨林斯之语境。但有学者指出,“创造性转化”的实质仍是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天人合一”(政治一统)“、两仪对立”(阴阳互判)等在二元对立框架下,最终寻求“定于一尊”的“一统本体”或一元化文化心理的传统思维脉络,是强调“正统”(一元/主流/大众文化/大传统)包容力,而压制“旁支”(多元/支流/小众文化/小传统)生命力的心理潜意识表现,因而导致虽常有人假借黑格尔“扬弃”一说,但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以“创造性转化”思维指导的解构传统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只会有“弃”而不见“扬”。
粤乐摘得部级“非遗”荣衔已过五载,但《公约》定义的“保护”概念似乎还没被人们吃透,今天依然有不少关注和涉足粤乐圈子的“局内”、“局外”人士在大声疾呼,认定粤乐传承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是必须走“创造性转化”式的发展“新道路”、“新模式”(或者说“将传统融入现代”),才能“与时俱进而不被无情淘汰”,才能“与当代的人文思想、审美观念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共鸣”。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粤乐“创造性转化”举措则包括:改革“乐器的音律音域”、建立“科学配置的乐队”、制作“配器标准的乐谱”、营造“科学完美的音响”和编订“完整统一的教材”,并且要“开拓生存空间、真正走向音乐市场”等等。
诚然,如今这个“非遗”大热、“申遗”大行其道的时代,着实会令不少地方政府和涉及的群体个人(也可能包括部分“权威”、“专家”、“准专家”)兴奋不已,因为这能使本来已掌握的“非遗”资源日渐升值甚至行情暴涨,也可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发掘新的“非遗”资源以实现“为我所用”。笔者非常理解作曲家、演奏家们为了在演绎舞台和传播媒介求新出彩,同时又要兼顾受众对音乐作品的文化认同感,因此采取发掘粤乐这类“非遗”音乐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包装利用的心理和行为。然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非遗”资源并不是“商品”、“资产”、“产业”,它的传承意义远超资产作用,而且也经不起掠夺性的开挖。
同样,主张“发展才是保护”也属伪口号,尤其是以“创新”、“现代”、“西方”等“创造性转化”概念为名,用“他者”之手将原生文化取而代之的“颠覆性发展”保护方向,更是违背创立“非遗”之初衷。在笔者看来,对已属部级“非遗”项目的粤乐,“保护”方向应该主张以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拯救(扞卫)、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等手段和方式,慎言“创新”、“改革”、“改良”,特别是通过“权威”声音等外力推进尤为不可取。至于那些确实具有“现代”、“西方”、“他者”色彩基调,并被赋予“创新粤乐”名义的新作品、新演奏形式,权作一种“非地方化”(deindigenization)輷輧讹的转换尝试好了,只要不认定它们是粤乐保护方向的唯一选择,又何妨静赏?结语粤乐界的精英人物余其伟认为,当前及未来皆应提倡“保陈出新”———在继承中认同,在批判中创造。同时提倡粤乐创作采取“普及与提高并重”、輮讹輨“多元催发、和而不同”辑輨讹的路子。2004年9月,余其伟任职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主任以来,进一步实践他重塑传统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和改进中国传统音乐课程建设的理想抱负。在他的诸多努力下,目前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增设了粤曲唱奏课程,学生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粤乐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传统乐种演奏技法与风格的掌握,渐有超越内地音乐学院民乐学生的趋势。与此同时,余其伟充分利用香港宽松包容的文化环境、规范高效的文艺运作体制、充裕的教育资金投入,于2005年促成香港演艺学院与香港大学签订合作研究项目,组织两校数十位从事理论研究和演奏的师生,联手对传统粤乐进行专题研究、传播和传承,并由香港大学出版发行全球首本《粤乐教科书》,其中精选了《连环扣》(严老烈曲)、《双声恨》、《雨打芭蕉》(何博众曲、何柳堂传谱)等近20首最具代表性的粤乐曲目,以“双语”(中英文)对照和“三谱”(工尺谱、简谱和五线谱)记谱的形式,从内容、意境、演奏技巧等方面对这些经典曲目进行点评分析。该书所附的演奏示范光碟,采用原汁原 关于广东音乐状况观察 关于广东音乐状况观察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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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在watson和crick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的50多年里，基因工程药物在治疗人类疾病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为基因治疗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近年来随着遗传学的新兴学科——表观遗传学在人类疾病治疗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1]。它从分子水平上揭示复杂的临床现象，为解开生命奥秘及征服疾病带来新希望。
表观遗传学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情况下，生物的表型发生了可遗传改变的一门学科[2]。表观遗传学即可遗传的基因组表观修饰，表观修饰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x染色体失活、基因组印记、非编码rna调控等[3],任何一方面的异常都可能导致疾病,包括癌症、染色体不稳定综合征和智力迟钝[4]等。表观遗传的改变是可逆的,这就为治疗人类疾病提供了乐观的前景。本文从表观遗传学与人类疾病、环境与表观遗传学的关系以及表观遗传治疗3个方面进行综述。
1 表观遗传学修饰与人类疾病
1.1 dna甲基化相关疾病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转移酶(dnmts)的催化下,将甲基基团转移到胞嘧啶碱基上的一种修饰方式。它主要发生在富含双核苷酸cpg岛的区域,在人类基因组中有近5万个cpg岛[5]。正常情况下cpg岛是以非甲基化形式(活跃形式)存在的，dna甲基化可导致基因表达沉默。dnmts的活性异常与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位于染色体上的dnmt3b基因突变可导致icf综合征。有报道[6]表明，重度女性侵袭性牙周炎的发生与2条x染色体上tmp1基因去甲基化比例增高有关。dnmt基因的过量表达与精神分裂症和情绪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发生也密切相关。风湿性疾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别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与dna甲基化之间关系已经确定[7]，在sle病人的t细胞发现dnmts活性降低导致的异常低甲基化。启动子区的cpg岛过度甲基化使抑癌基因沉默,基因组总体甲基化水平降低导致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受到抑制的基因如癌基因被激活[8],都会导致细胞癌变。
1.2 组蛋白修饰相关疾病
组蛋白的修饰包括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糖基化、adp核糖基化、羰基化等,组成各种组蛋白密码。其中,研究最多的是乙酰化、甲基化。一般来说，组蛋白乙酰化标志着其处于转录活性状态;反之，组蛋白低乙酰化或去乙酰化表明处于非转录活性的常染色质区域或异染色质区域。乙酰化修饰需要乙酰化转移酶(hats)和去乙酰化酶(hdacs)参与。组蛋白修饰酶异常可导致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例如，h4k20的三甲基化是癌症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甲基化cpg2结合蛋白2(mecp2)可使组蛋白去乙酰化导致染色质浓缩而失活,其中rett综合征就是mecp2的突变所致。
1.3 染色质重塑相关疾病
染色质重塑是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复合物的共同作用。它通过影响核小体结构,为其他蛋白提供和dna的结合位点[9]。其中染色质重塑因子复合物主要包括swi/snf复合物和isw复合物。染色质重塑复合物如果发生突变,可导致染色质不能重塑,影响基因的正常表达，导致人类疾病。如果突变引起抑癌基因出现异常将导致癌症，例如：小儿科癌症中检测到snf5的丢失。编码swi/snf复合物相关的atp酶的基因atrx、ercc6、smarcal1的突变可导致b型cockayne综合征、schimke综合征甚至肿瘤。atrx突变可引起dna甲基化异常，从而导致数种遗传性的智力迟钝疾病如:x连锁α2地中海贫血综合征和smithfinemanmyers综合征,这些疾病与核小体重新定位的异常引起的基因表达抑制有关[10]。
1.4 x染色体失活相关疾病
哺乳动物雌性个体不论有多少条x染色体,最终只能随机保留一条的活性。x染色体失活由x失活中心(xic)调控,xic调控x染色体失活特异性转录基因(xist)的表达。x染色体的不对称失活可导致多种疾病，例如男性发病率较高的wiskottaldrich综合征是由于wasp基因突变所致。x染色体的plp基因突变失活常导致pelizaeusmerzbacher病;x染色体的mecp2基因突变失活导致rett综合征[11]。在失活的x染色体中，有一部分基因因逃避失活而存在2个有活性的等位基因,使一些抑癌基因丧失功能,这是引发女性癌症的一个重要原因[12]。
1.5 基因组印记相关疾病
基因组印记是指二倍体细胞的一对等位基因(父本和母本)只有一个可以表达，另一个因表观遗传修饰而沉默。已知在人体中有80多种印记基因。印记丢失导致等位基因同时表达或有活性的等位基因突变，均可引起人类疾病。一些环境因素,如食物中的叶酸也会破坏印记。印记丢失不仅影响胚胎发育，并可诱发出生后的发育异常。如果抑癌基因中有活性的等位基因失活可导致癌症的发生,如igf2基因印记丢失导致的wilms瘤[13]。15号染色体的表观遗传异常可导致praderwilli综合征(pws)和angelman综合征(as)，pws是由于突变导致父本表达的基因簇沉默，印记基因(如snurf/snrpn)在大脑中高表达所致;as是由于母本表达的ube3a或atp10c基因的缺失或受到抑制所致。beckwithweideman综合征(bws)是11号染色体表观遗传突变引起印迹控制区域甲基化的丢失，导致基因印记丢失引起[14]。
1.6 非编码rna介导相关疾病
功能性非编码rna分为长链非编码rna和短链非编码rna。长链rna对染色质结构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短链rna对外源的核酸序列有降解作用以保护自身的基因组。小干涉rna(sirna)和微小rna(mirna)都属于短链rna，在人类细胞中小片段的sirna也可以诱导基因沉默。mirna能够促使与其序列同源的靶基因mrna的降解或者抑制翻译，在发育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转录的反义rna可以导致基因的沉寂，引起多种疾病，如使地中海贫血病人的正常球蛋白基因发生甲基化。由于mirna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显著下调，p53基因可通过调控mirna34ac的表达治疗肿瘤。在细胞分裂时,短链rna异常将导致细胞分裂异常,如果干细胞发生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癌症。
2 环境表观遗传学
对多基因复杂症状性疾病来说，单一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研究远远不能解释疾病的发生机理，需要环境与外界因素的作用才会发病。疾病是外界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类疾病与环境有明确的关系，高血压、中风、2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15]。特别是在发育初期，不利的环境、 营养的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出生低体重、早产、胎儿发育不成熟等[16]。环境与dna甲基化的关系一旦建立，将为环境射线暴露与癌症发生提供依据[17]。
环境污染等不利因素均有可能增加基因的不稳定性，每个人对环境和饮食的敏感性可因先天遗传不同而不同，环境因素与个体遗传共同作用，决定潜在表观遗传疾病的危险性。有人推测上述因素肯定会在我们基因组上遗留下微量的基因表遗传学痕迹[1]。随着年龄增长，dna甲基化等化学修饰改变也在长时间中错误积累，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疾病总是在人进入老年后才发生。由此可见，如果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减少环境污染，都有可能降低表观遗传疾病的发病率。因此研究环境与表观遗传改变的关系对于预防和治疗人类疾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3 表观遗传学药物
人类许多疾病都可能具有表观遗传学的改变，表观遗传学治疗研究如火如荼。已经发现许多药物可以通过改变dna甲基化模式或进行组蛋白的修饰等来治疗疾病。目前，很多药物处于研制阶段，尽管其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证实，但给癌症、精神疾病以及其他复杂的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3.1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目前发现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 inhibitor)有近百种。其中fk228主要作用机制是抑制肿瘤细胞内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活性,引起乙酰化组蛋白的积聚,从而发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促进细胞凋亡或分化等作用[18]。fk228单独用药或与其他药物或方法联合应用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同时还可阻碍血管生成，具有抑制肿瘤转移、逆转耐药性、调节免疫力等作用。fk228还具有治疗炎症、免疫性疾病、视网膜新生血管疾病及神经系统等多种疾病的药理学作用。
3.2 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核苷类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作用机理是在体内通过代谢形成三磷酸脱氧核苷，在dna复制过程中代替胞嘧啶，与dnmts具有很强的结合力。核苷类似物5氮杂胞苷(5azacytidine)是第一个发现的甲基化抑制剂，最初被认为是细胞毒性物质，随后发现它可抑制dna甲基化和使沉默基因获得转录性，用于治疗高甲基化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低剂量治疗白血病。其他核苷类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有5氮2脱氧核苷(5aza2′deoxycytidine)，zebularine(5azacytidine的衍生物)[19]，5fluoro2′deoxycytidine，rg108，procainamide，psammaplins(4aminobenzoic acid衍生物)，mg98(寡聚核苷酸)等。dna甲基化抑制剂procainamide可用于抗心律失常。另外在茶叶和海藻中提取的egcg也显示具有体外活性。临床中应用反义寡核苷酸对dna甲基转移酶进行抑制正在进行实验。
3.3 联合治疗
dna甲基化抑制剂与hdac抑制剂联合应用治疗疾病可能具有协同作用。进行表观修饰治疗后的细胞可能对于化疗、干扰素、免疫治疗更具有敏感性。在癌症的治疗方面，应当包括遗传治疗和表观遗传治疗两个方面，同时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表观修饰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对人类疾病意义重大。
3.4 其他方法
人胚胎干细胞保留有正常基因印记，这些干细胞可能具有治疗意义[20]。另外，在女性细胞中非活性的x染色体中存在正常的野生型基因，如果选择正确的靶点，就有可能激活这个正常但是未被利用的野生型基因，从而对其进行基因治疗。有报道[21]运用rnai技术沉默胰岛β细胞相关基因，抑制胰岛淀粉样形成可能用来治疗糖尿病。短链脂肪酸(scfas)丙戊酸钠用于抗癫痫，丁酸可用来治疗结肠癌[22]等。sirna可在外来核酸的诱导下产生,通过rna干扰(rnai)清除外来核酸,对预防传染病有重要作用。目前，rna干扰已大量应用于包括肿瘤在内的疾病研究,为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4 结 语
从表观遗传学提出到现在，人们对表观遗传学与人类疾病的发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人类表观基因组计划(human epigenome proiect,hep)已经于2003年开始实施，其目的是要绘制出不同组织类型和疾病状态下的人类基因组甲基化可变位点(methylation variable position ,mvp)图谱。这项计划可以进一步加深研究者对于人类基因组的认识,为表观遗传学方法治疗人类复杂疾病提供蓝图[1]。但是，表观遗传学与人类生物学行为(临床表型)有密切关系,人类对表观遗传学在疾病中的角色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应更进一步研究表观遗传学机制、基因表达以及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有效减少表观遗传疾病的发生风险，努力探索这片造福人类的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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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表观遗传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非遗”文化 微博环境 推广路径
一、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徐州市作为华夏九州之一，两汉文化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孕育与成长，源远流长。相比其他地区的“非遗”，徐州市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种类繁多，覆盖面广。
徐州市非遗资源丰富，项目众多，属于保护范围的语言文字、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十余大类，共计101项，其中部级9项，省级43项。从数量与种类讲，在江苏各地区中名列前茅。
（二）植根乡土，深入人心。
我市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大众有密切联系。它蕴含着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征。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邳州等地，“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并多以传统手工技艺的形式存在，而在某些偏远的山村，“非遗”多以民俗文化、民间音乐等为主。
（三）知名度高，特色鲜明。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徐州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非遗”项目，如徐州剪纸、徐州柳琴戏、徐州香包、沛县鼋汁狗肉制作技艺等。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徐州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列入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百次，这种地理环境形成本地独有的尚武、粗犷、豪迈又重情重义的徐州地方文化形象。这一切在徐州市的“非遗”资源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徐州市的“非遗”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多表现出本地特有的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如邳州跑竹马，表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军，布阵逃跑的情形，属于战争文化融入百姓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它节奏欢快，明亮高亢，队形变换多样，动作夸张，这在江苏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徐州市“非遗”资源在新时期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非遗”资源的推广度不够，人们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本地的“非遗”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保护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如功利主义倾向，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冲击，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政府缺乏保护热情，等等。我们调查发现，尽管我市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集中设置了非物质文化展示专厅，但是，展示内容较单一，局限为剪纸、风筝、纸塑狮子头等几个品种；而几次以推广民俗文化为目的的“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到最后往往演变为纯粹的商业贸易，如徐州香包变身为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制品，剪纸技艺完全为各种简单而廉价的剪纸产品所取代，而徐州剪纸与其他地区剪纸技艺的区别之处被完全忽略。这种“非遗”资源推广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非但无益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反而会泯灭“非遗”文化本身的特点，导致其日趋衰落。
其二，表现形式已日趋落伍，文化内蕴挖掘严重不足。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丰县糖人贡为例。丰县糖人贡是以白糖为原料，用模具注塑的糖塑艺术品，是传统丧葬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延续下来的丧葬习俗也慢慢开始变化，程序越来越简单。再加上制作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较低，而且手艺往往不传外人，高门槛、低收入，造成糖人贡从业人员锐减，现在糖人贡艺人已为数不多，目前从艺者仅有10余人，糖人贡也几乎成了一种象征，面临濒危和湮灭。出现这种濒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指出，丰县糖人贡能被列为部级非遗名录，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是由于它反映出四省交界地区在祭祀方面的独特风俗，而这种非常独特的祭祀风俗正是儒家孝道的民间表现形式，同时融合了佛教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其中的“抢贡”风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传承的看重，我们甚至可以挖掘出其内蕴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思想。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市政府对糖人贡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但是其相应的文化底蕴还发掘得不够，如果我们将眼光完全停驻在其制作技艺与民风民俗的表象上，则随着新时期丧葬礼仪的日益简化，丰县糖人贡也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其三，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网络载体的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活态性传承的非遗文化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非遗的延续手段被称为“动态传承”。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学习相应的技艺，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在不断变迁，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停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非遗”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人的主观倾向的文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跟网络的确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转变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那么它在网络化全球化为生的今天只会日益没落。
二、挑战与机遇：微博为“非遗”的推广提供新思路
微博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社会生活，非遗文化身处其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微博与非遗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但它仍然为非遗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负面影响：“微”文化对非遗文化的解构。
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存在解构现象。传统的媒介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彼此的局限性，很难实现公众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社会公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实现言语的狂欢。全部的发言者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广大公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表达，实现言语的狂欢。正是由于微博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的单向化、正统化倾向，所以微博在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但是与此同时，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媚俗主义的倾向，一些恶俗的网络语言充斥其间，这种话语体系的庸俗化潮流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的解构主义可能。而非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博在不经意间对于“非遗”文化构成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另外，微博乐于传播新鲜社会现象，这就与反映传统民风民俗内容的“非遗”文化存在隔阂。“非遗”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能以物质形式固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非遗”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靠师徒之间的教授完成传承的，而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样式通常表现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固化的信息，要让非遗文化依托微博得以推广，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难。
（二）正面效应：利用微博载体推广非遗文化。
微博传播形成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以小博大的能量，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微博的影响力惊人，而徐州市作为一个公认的慢热型城市，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不够，在这种境遇中，微博的小中见大即迅速放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度的功能，使得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可以影响大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在徐州市非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年龄层次的群众使用微博的情况都非常常见，在“您多久登陆微博一次”的问题中，有92%的人回答：每天登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24小时登陆其微博账号。微博的广泛使用及其形成热点聚集效应的特点，为我们利用微博来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在“若微博等一些媒体方面对‘非遗’进行宣传，你是否会去关注”的问题中，有接近79%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联系到每年的“非遗”保护日，政府进行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他们选择的载体多为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介，而这种传统平媒阅读的受众是远远无法与微博相比的，政府忽略的恰恰是微博这一载体，以至于市民缺乏关注度。如果我们在政府的官方政务微博或是“非遗”宣传专项微博推介各种非遗资源，那么其受众必然是呈几何状上升的。
三、微博环境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微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适应“微”时代，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体系。
微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微”，新浪微博只允许不超过140字的内容，迫使微博的传播者只能将全部思想凝练在100多字中，这就直接形成了微博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特点，它不适合过于深刻的思想表达，而这种语录体式、碎片化的即时表达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时，微博表达形式的简单明了符合百姓的“草根文化”的价值认同，微博的草根性必然带来大众性文化传播，而这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贴近人性表达与人文关怀。因此，老百姓热爱微博，热爱的正是微博所适合传播的那部分大众性流行文化。
非遗文化所凝聚的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对确定的，不适宜过多调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微博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简洁化与草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表达体系，以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变化。在话语表述上，要更加简洁明了，摒弃那些琐碎的、长篇大论式的话语模式，而关注最能体现其精髓的那部分内容；在内容上，要展现出其大众化、草根性的一面。“非遗”是来自民间的智慧，很难进入“庙堂之高”，它本身是完全贴近生活、贴近草根的，但是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为了对“非遗”资源进行保护与推广，总是需要先进行整理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学术性的一面，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也偏学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认为，要在微博上推广“非遗”资源，应完成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转换，因为生活语言更符合大众认知水平，更多地遴选那些能体现“智”、“意”、“情感”类的话语。
（二）挖掘徐州市“非遗”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并适当地赋予其新的涵义。
“非遗”文化能传承至今，除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之外，还在于它凝结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一种朴素但合理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已逐渐落伍，其适用范围慢慢缩小，然而其内蕴的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浓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能够历久弥新。诸如民间口头文学、曲艺、音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及大量的民间礼俗、庙会、节日活动等仪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朴素的人生道理，无论时展到何种地步，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也就是非遗文化能够一直传承的最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也许包括非遗在内的某些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能揭示其最本源的涵义，则很可能会被其蕴含的朴素而科学的价值观念感动，因此，要赋予非遗文化新时期的特征，就必须保持其本源内容的确定性，同时要挖掘出其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美好、善良、智慧的一面，这就是韩国的泡菜制作技艺及中国的珠算技艺可以成功申遗的秘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