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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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
浪潮天元大数据的监测结果显示：与去年相比，发展实体经济的相关话题关注度上升最明显，上涨52%；其次是关于“双创”的相关话题，关注度同比上涨46%。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70万亿元，增长6.7%，经济增速重回世界主要经济体第一。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国仍将是推动今年全球经济加速复苏的关键因素。
我们已经迈入数字经济新时代。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各行业企业正在加紧实施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一直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振兴实体经济，必须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再仅仅依靠劳动、资源和资本的投入，而是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更多的软价值，持续提升经济的软实力。
201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传统行业积极拥抱“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行业业务的转型和提升。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发展将成为各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这是人们对于网络基础设施提出的迫切需求。今年，网络提速降费将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据了解，年内将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快速成长。
传统行业与互联网对接之后，将产生大量转型升级的机会。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获批牵头承建互联网教育系统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将企业研发和推广优势与高校的学术创新能力相结合，共同推进“互联网+”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互联网+”在各行业的落地成为当务之急。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其“两会”提案中主要谈到了三点，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改善金融服务，支持企业“走出去”。杨元庆认为，发展实体经济，要降低成本，减少负担，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同时抑制资产泡沫和虚拟经济过热，还要坚持供给侧改革。在发展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要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增强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比如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中设立国家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一批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名单。国家工程实验室承担着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此次共有19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获批，其中大数据领域11个，“互联网+”领域8个。比如，阿里云参与的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均在其中。
再比如，由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作为承担单位，联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复旦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共建的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也获得批复。该国家工程实验室旨在提升我国大数据基础技术支撑能力，解决我国大数据共享交换和交易流通不畅、标准不明、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设面向应用的大数据流通和交易技术创新平台，支撑开展政企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公共数据开放流通、云上公共大稻莘治鲇氪理、跨系统公共大数据共享交换标准、大数据资源与服务确权估值建模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
谈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杨元庆还谈到一点，就是要大力改善金融服务，引导资金更多进入实体经济。这不仅要依托大企业的产业链金融，而且要建立基于制造业核心企业数据的企业信用管理体制与信息平台，还要进一步拓宽企业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推进改革试点，简化审批程序等。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迅速。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都惊讶于中国移动支付的蓬勃发展，微信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表示，金融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是稳定和稳健，而不是比拼谁在短期内能跑得多快。因此，腾讯金融会以稳字当头。腾讯的核心业务，包括支付、理财平台等都在腾讯的体制内，与自身的其他业务平台结合得非常紧密，不会为了分拆而分拆。
尽管在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面临许多困难，但是杨元庆认为，符合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方向的领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也是未来资金投入的重点。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这是分享经济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享经济再次被提及。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这是分享经济发展的核心思路。
在过去一年中，我国的分享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比如，现在日渐流行的共享单车就是典型的分享经济形式。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人们将更多地受益于分享经济。有代表指出，国家对分享经济十分重视，为了保证分享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应该给予引导，规则先行。
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示：“2017年消费升级将进一步深化，这是中国零售业的新起点。”今年的“两会”，张近东准备了5件提案，内容涉及青年创业、国际贸易、大数据管理、税务电子化等多个方面，兼顾民生幸福和行业发展两大方向。
早在2007年，张近东便提出“利用扶贫政策，扩大农村信息家电消费”，鼓励家电下乡。随后国家相关政策落地，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张近东还曾三次建言现代物流建设。时至今日，物流建设已成为整个互联网零售行业的关键支撑。张近东还多次在“两会”提案中畅谈O2O转型。如今，线上线下融合的O2O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苏宁集团也成了O2O转型的成功代表之一。围绕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这一核心，苏宁集团将继续深化自身的改革和转型提升，创造更大的价值。
从“互联网+”到数字经济，再到建设网络强国，马化腾认为，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网络强国是目标。马化腾建议，应从五个方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让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平稳落地：一是不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二是加快推进网络惠民和网络扶贫工程，缩小数字鸿沟；三是助力存量经济转型升级；四是创新监管模式和理念；五是扩展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数商”要崛起
波士顿咨询的报告预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未来将为中国制造业带来高达6万亿元的额外附加值。毋庸置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将成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和支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2016年的工作，其中提到，国家一直在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并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落实和完善“双创”政策措施。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如今，大数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推动各行业的业务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大数据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一种高效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新的思想和路线。数据是整个社会重要的战略资产，数据中蕴含的商业价值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挖掘和利用，无疑将大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的改善。近几年，国内涌现出一大批大数据的创业企业，它们将大数据的思路和技术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
2016年，国家提出要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这对于大数据和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2016年底，北京供销大数据集团与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等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签约，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研究、大数据公共服务领域，以及供销云等领域进行协同创新。北京供销大数据集团成立一年多来，不断加快在国内外建设拥有自主产权的分布式、全互联数据中心集群网络，实现全球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创新的商业模式，提升跨全产业链的数据存储、分发、技术运维响应能力，致力于成为建设国家大数据中心的主力军。
近日，空天地海一体化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也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该国家工程实验室将围绕提升空天地海大数据一体化分析能力与拓展应用的需求，建设空天地海一体化大数据应用技术创新平台，支撑开展空天地海一体化数据基准与协同感知探测、广域动态多源信息智能化处理与理解、多源信息多维重建与可视计算、面向应用的空天地海大数据信息挖掘与分析、多域多维信息系统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
根据不久前推出的《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概要》，京津冀三地将充分发挥在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共享开放、产业集聚发展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惠及民生、创新发展，联合打造国内首个跨区域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综合试验区建设将突出创新驱动、服务民生、联动协同和产业融合，打造以北京为创新核心，天津为综合支撑，河北张家口、廊坊、承德、秦皇岛、石家庄为应用拓展的大数据产业一体化格局。综合试验区致力于打造7个大数据应用示范区，包括北京大数据核心示范区、天津大数据综合示范区、张家口大数据新能源示范区、廊坊物流金融遥感大数据示范区、承德旅游大稻菔痉肚、秦皇岛健康大数据示范区、石家庄大数据应用示范区。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经有14个大数据交易所，它们正在积极探索数据共享、交易的适合模式，为大数据的流通，以及价值展现创造条件。
今年1月11日，中国数据共享公约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由积极投身于大数据产业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单位组成，核心任务是探索行业组织模式创新，促进数据提供商、服务提供商、技术提供商、数据需求方，以及研究机构在数据基础材料、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和数据服务、数据安全流通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整合行业资源，塑造中国数据共享行业的联盟品牌，形成绿色低碳的新型大数据流通产业体系。中国数据共享公约组织由CAICT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担任理事长单位，京东云、中国电信和金蝶等14家企业出任副理事长单位。
京东万象这一线上的数据交易和服务平台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它提供的数据和应用场景包括金融风控、企业征信、通信营销、应用开发，提供的服务包括个人数据授权、个性数据定制、数据行业图谱、数据调用监控、灵活数据集成、数据质量体系、数据确权溯源，以及多种数据类型等。京东万象引入了区块链技术，与京东万象EID、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图谱和数据集成等产品和服务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从版权、质量、安全、指导到集成的端到端数据流通解决方案，实现数据流通和交易可追溯。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表示，大数据和“双创”两者碰撞出的火花将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成为电商之后推动产业转型的新力量和创新创业的又一爆点。将发展大数据产业与促进“双创”相结合，可形成面向全社会、低门槛、可持续的创新创业模式，培育出一大批中国“数商”。
“上个十年看电商，这个十年看数商！能够超越BAT的一定是大数据公司！”孙丕恕表示。
浪潮公司作为大数据“双创”平台的提供者，致力于成为数据流通领域的阿里巴巴，构建类似电商的“数商”新生态。“双创”必须撬动万亿元级别的大产业，才能真正带动普通大众投身其中。另外，这样的大产业还需要面向全社会的平台、较低的创业门槛等。
数据正逐步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未来的社会一定是数据化的社会，所有人都使用并受益于数据，每个人都生产并贡献数据。源源不断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数据将成为理想的创新创业资源，而互联网则为数据资源、数据商品的流通、交易、开发、应用搭建起一个商业平台。围绕这一平台，一大批以数据生产、交易、开发为创业方向的“数商”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基于互联网改变了传统货物的流通方式，培育了千万电商，打造了万亿元级的商业形态。如今，电商已经进入稳定发展期。我们需要新的能量注入，继续推动产业变革和经济转型。孙丕恕认为，“数商”以数据作为全新的商品和生产资料，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其产出的数据应用可以为各个领域、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数据产业生态覆盖极广，没有任何一家厂商能够上下通吃，所以必须依靠“双创”的众包模式。大数据产业既是新经济的代表，同样也是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动能，它与“双创”的完美结合，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新力量。
为此，浪潮已经做了大量尝试。比如，浪潮依据“公司+农户”独创了“公司+创客”的模式，以天元大数据（网、库）为依托，支撑A创客（从事大数据应用开发）和B创客（从事大数据采集的创客）创新创业，陆续在上海、沈阳、成都、贵阳等地打造大数据创客中心，将互联网数据资源、研发工具、大数据技术等免费发放给创客。目前，浪潮已发展了一万余名创客，创造经济价值超过十亿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了2017年的重点工作，主要内容之一是加强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打造面向大众的“双创”全程服务体系，形成线上线下良性互动。
浪潮了“百城万客・双创行动计划”，计划投资100亿元成立大数据创新基金，并在全国100个城市建设100个创客中心，规划成立100个数据所，扶持10000名创客，带动100万人就业。大数据与“双创”结合，正在结出硕果。
在“两会”期间，包括百分点、浪潮等在内的许多大数据公司都了自己的研究数据，通过大数据，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两会”的热点话题。
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
2016年，一场在谷歌AlphaGo和韩国围棋棋手李世石之间展开的“人机大战”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感触颇多。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才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这是“人工智能”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家证券分析机构表示，受报告的推动，3月6日，包括科大智能、赛为智能、汇顶科技、汉王科技、川大智胜、科大讯飞等在内的人工智能概念股都大幅上涨。从2012年到2016年，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投资热潮，也涌现出一大批人工智能的标志性成果，比如前文提到的谷歌AlphaGo，还有IBM将其人工智能产品用于医疗领域，仅用10分钟便为一名日本的60多岁女性患者的一种罕见白血病做出诊断，并拿出诊疗方案。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今，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金融、医疗、制造、汽车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白宫已经了多份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报告，最新一份是去年12月20日的《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该报告指出，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经济，是政府要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政府应制定政策，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释放企业和工人的创造潜力，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2016年7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人工智能被列入规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人工智能，显示了国家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视。这也预示着，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正面临良好的战略机遇，存在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可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徐晓兰介绍说，“2010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到20家，到2016年已超过700家。在搜索引擎、图像识别、语音交互、智能控制等领域，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了一批创新成果，还有很多研究机构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类脑智能等领域取得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传统产业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智能生产、智能生活、智能治理等将构成智能社会发展的基石。
据Venture Scanner的统计，截至2016年11月，1485家人工智能公司总融资金额高达89亿美元，涉及13个领域。毕马威的报告称，人工智能和认知学习将会改变人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
2017年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一年。有专家预测，今年轻量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可能落地，金融、医疗、服务型机器人等领域将成为人工智能创业的热点领域。
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多项复合技术的协调发展，包括计算、数据感知与采集、算法优化等。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筹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主要集中在深度学习、类脑智能技术等领域，还公布了“互联网+”重大工程拟支持名单。除了算法和软件以外，处理器、传感器等硬件的发展也是一个机遇。成都曙光将联合有关单位共同筹建先进微处理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同推动国产高性能CPU芯片的研发和应用。
由百度公司牵头，清华、北航等高校合作建立的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近日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一实验室被认为是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两年前在“两会”提案中提及的“中国大脑”概念的落地。李彦宏表示：“实验室代表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先进水平。我们不仅要做全国第一，也要在全世界做到让人仰慕。”
在今年“两会”上，李彦宏提交的提案包括《关于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帮助解决走失儿童问题》、《关于加强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构建国家创新型经济》等。李彦宏建议，制定国家层面的总体行动计划，大力推进“智能+经济”的发展，从观念引导、制度创新、数据开放和专项支持等方面为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建议，在国家层面进行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专项规划，同时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建立人工智能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大力促进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发展。
2016年1月，阿里云l布了大数据平台“数加”。“数加”包含20款产品，覆盖数据采集、计算引擎、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数据应用等数据生产全链条。协鑫光伏、徐工集团、比亚迪等一系列工业制造企业采用阿里云的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数加”为制造业企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转型提供了人工智能方面的支持。
继2015年11月戴尔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宣布成立“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联合实验室”之后，2016年12月，戴尔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企业级深度学习应用与服务平台――诸葛・深知”，实现了从最初的平台基础设施搭建到共创平台的深度参与。“诸葛・深知”为企业用户提供了深度学习工具包的统一接口，众多中科院成熟的算法模型可以在平台上被轻松调用，从而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大数据分析。
“诸葛・深知”平台最初将面向金融和医疗领域，例如银行的实时防欺诈检测，以及医疗保健行业的医疗图像自动处理等。
第2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其中明确要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在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提出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信息技术正在为实体经济赋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融合渗透，驱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这些都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机遇。3月11日上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领导详细介绍了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情况。
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有关方面着力完善顶层设计和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重大工程带动作用，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稳定工业增长、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当前，只有把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摆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突出位置，聚焦智能制造主攻方向，打好政策措施组合拳，培育融合发展新生态，才能更好地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
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制定了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和标准体系框架，开展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商务等行业应用示范，支持建设一批面向重点行业和区域的信息物理系统、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验证平台和试验床，出台了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方法，加快组建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工业互联网要稳扎稳打
新兴信息技术既构成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为实体经济创造产值，也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创造出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促进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当前，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的基础设施、新的应用模式与新兴业态，已经迅速成为主要工业化国家抢占国际制造业竞争的制高点、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共同选择。
人人都在谈工业互联网，但工业互联网真的那么美好，那么容易实现吗？神州数码董事长郭为认为，现在工业互联网已成为欧美和全世界制造业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国实现智能制造的必由之路，所以无论国家部委还是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将工业互联网，或是类似的理念付诸到中国制造业的改造提升中去。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积极组织行业实践，总结有关经验和先进做法，建立试点示范。面对当下我国重要而急迫的制造业改革任务，郭为指出，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的大量具体环节，需要我们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攻关，不能单纯炒作概念，一定要扎扎实地实践，长期研究，长期指导，长期跟踪。工业互联网是现在工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要力争在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不掉队，不落后，还要走在前列。
郭为认为，在实践过程中涉及的数控系统、MES和ERP等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工业云平台和网络通信等各系统的建设和维护方面，需要有先进经验和实践，还需要将这些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比较合适的方式是依据先进做法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为今后全行业、大规模的工业互联网建设做好准备，打好基础。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切不可盲目夸大、急于求成，要培养和保护好人才。无论是现在已经在企业中工作的人才，还是正在引进的跨行业或海外人才等，都需要长期地、持续地保障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环境，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培养更多的后续梯队。
虚、实经济结合实现共生共赢
谈到智能制造的话题，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认为，中国智能制造应具备自己的特色。例如海尔提出的“人单合一”模式。周云杰介绍到，这种模式核心的作用就是通过建立诚信的生态体系和资源共享平台，把供给侧和需求侧融合在一个生态组织内，这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的二元分离状态。
在推行“人单合一”的过程中，必须以互通互联的智能制造能力为根基。周云杰提出的建议是：明确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我国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方向，建造符合国情、适合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平台。
此外，周云杰还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且复杂。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支柱。预言大师凯文・凯利曾经预测，未来最大的电商仍有可能是实体店。虚拟经济（电商）和实体经济（实体店）的融合是大趋势，未来真正能发展起来的形式是线上和线下一体化。
周云杰指出，作为实现“中国智造”的主体，企业除了要坚持品牌之路，还要注意不要把自己做成一个封闭的企业。企业要联合整个上下游的资源，形成一个共生共赢的生态系统。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并非是谁要颠覆谁，谁能颠覆谁，关键看它们分别可以为用户带来什么价值。无论是互联网消费，还是线下体验，消费者会非常理性地去选择。
我国提出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出台《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战略规划，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各地方政府也推出相关支持政策，配合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些战略落地方面仍有差距。
为此，孙丕恕建议国家通过智能制造专项和工业转型升级项目，对产业化程度弱的工业软件加大支持和投入，在短期内集中突破核心技术；加大对成熟工业软件的推广，并在军工、航天等关键领域实施国产化替代。另外，他还建议国家建立制造业大数据创新中心，由IT龙头企业牵头，联合国内高校、制造企业及工业软件企业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圈，突破工业软件的互联互通问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打造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智能制造样板。
智能制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发达国家都有一批IT骨干企业支撑智能制造。为此，孙丕恕建议国家建立制造业大数据创新中心，由IT龙头企业牵头，联合国内高校、制造企业和工业软件企业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圈，解决工业软件的互联互通问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打造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智能制造样板。
为此，他建议国家先重点培育壮大一批世界级IT龙头企业，形成在研发设计、专业服务、系统集成、产业链整合等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为智能制造提供从咨询、规划、实施、软件、平台到硬件的一体化能力，以支撑《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落地。
企业互联网社会化
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词在两会上出现汇频率较高。
“一个城市的低碳、生态发展，要用数据说话。”擎天科技董事长辛颖梅对信息化助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用数据分析出怎样提高一个城市的公共安全感，利用互联网平台聚合公众，让公众参与到构建自己的平安家园中去。
在今年的“两会”上，辛颖梅的关注点是：提升生态文明信息化的建设水平，实现信息化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她希望能用互联网的信息传递、物联网的实时监测、大数据的洞察分析、多媒体的直观展示等信息化手段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各环节提供技术支撑，促使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向标准化、制度化、系统化迈进。
此外，政府还需要建设更加有效便利的公众交互平台。由于基层数据的共享利用效率较低，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享受不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降低了工作积极性。
为此，她希望能加快建设生态大数据中心，特别是打通数据汇聚的通道，尽可能消除已有的信息孤岛，实现生态文明各领域相关业务数据从采集、处理、汇总、到交换共享的全流程管理，这样才有可能算清生态一本账，也能算好长远账。
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推动全球经济向数字经济方向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的经济模式，正成为全球各国竞争的新焦点。
我国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发展进程中，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大力度地融合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也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企业的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进步。
云模式的企业服务平台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和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营销、制造、研发、客服、金融、商事、财税、人力、法务、办公等，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的新模式。用友网络董事长王文京认为，构建和运营好云模式的企业服务平台能够快速、规模化地帮助我国大、中、小微企业改进经营模式，提升管理效率。
王文京表示，云模式既能够支持企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商业创新，又能够升级企业运营管理。汇聚到企业服务云平台上的各行各业企业的实际经营数据也是各级政府实时监测、分析、调控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云模式的企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运营主体必须是市场化的企业，应由专业化的公司来构建和运营，以市场化的方式向企业提供服务。
人工智能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人工智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许今年对任何一个行业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世界。以深度神经网络为典型代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通过学习顶尖专家知识和行业大数据，达到一流专家水平，从而超过绝大多数普通专业人士。未来 5 到 10 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可以进入教育、医疗、金融、交通、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行业，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
刘庆峰还提出以下九条具体建议：一是设立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源头技术创新；二是成立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三是推动行业数据开放与共享，制定“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标准体系和测试方法；四是建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课程和社会培训体系；五是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支撑和法律体系；六是设立国家级软课题，进行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研究和伦理引导；七是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人才引进计划；八是建议加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产业资源整合；九是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应用示范区，以示范应用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我国制造业转型需要依靠两项信息技术来实现：智能技术和工业技术。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徐晓兰指出，人工智能技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呈现出跨媒体、群体性、自主化、人机融合的新特征。我国一些企业已经在搜索引擎、图像识别、语音交互、智能控制等领域率先推出了一批创新成果。一些研究机构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感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徐晓兰带来的提案是关于重视和发展人工智能。她的提案其实并不是针对人工智能本身，而是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促进我国智能制造新旧动能的转换，如何及早研究和应对未来智能社会的到来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治理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我国已经研发出自主的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平台等，但是这些产品会遇到适配问题。对技术和产业发展来说，应创造机制和挖掘动力推动终端企业敢于应用这些自主产品。“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助力智能制造规划的实施是我们要好好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通^应用，企业才能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用、从用到好的四个阶段发展。”她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涵盖面很广，需要很多新的技术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表示，人工智能将引导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发展，对大数据、云计算产业都是利好。
人工智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潘云鹤表示，类人机器人是以前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现在，对机械装备进行智能化升级，要比类人机器人产生的效用更大。所以，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向是自主的智能系统。目前中国企业还没有达到工业4.0的水平，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除了智能制造，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潘云鹤表示，在智能城市、智能经济、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驾驶等领域，人工智能都能渗透进去，特别是智能城市。现在我国政府在做经济调控、城市规划和布局时都需要有前瞻性的信息供参考。政府各种精确调控都需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在国家布局方面，潘云鹤建议，应该与重大需求和已积累的发展成果相结合。地方政府要了解自身发展的方向，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地方发展。潘云鹤认为，智能城市应是最先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的领域。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推动芯片制造、集成电路的发展，带动其他更多产业发展。
显示技术发展迅速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对显示技术有自己的见解。他表示，2010年前，我国平板显示制造市占率不到全球的5%，2011年，京东方在合肥量产我国第一条6代TFT―LCD生产线，打破了国外对我国高世代生产线的封锁。近几年我国大陆面板企业成长迅速，整体竞争力全面提升。
现在，显示技术向AM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演进，技术和产品迭代的机遇和挑战来临。欧阳钟灿认为，在大尺寸AMOLED的研发上，我国与韩国处在同一起跑线。显示产业符合信息革命的特点，技术含量高，应用广泛，在信息技术中起到很大作用。手机、平板、电视、笔记本电脑等都需要平板显示。平板显示对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有重要作用。
目前行业的瓶颈在于AMOLED新型显示技术还不够成熟。AMOLED发展走向分为中小尺寸和大尺寸两个方向。中小尺寸AMOLED主要用于手机，大尺寸的主要用于电视。中小尺寸的AMOLED市场前景更加明朗。
除了显示屏外，我国在虚拟现实和增强虚拟现实领域也有可喜的进步。我国政府对虚拟现实技术研究的支持较早，也出现了一批很好的成果。例如浙江大学在毛发、流体等复杂图形渲染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北京理工大学研发的增强现实透视眼镜在不少指标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虚拟现实技术成功应用于国家大型活动（北京奥运会等）等领域。我国还出现了一批主营虚拟现实技术或产品的上市公司，如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等。
对于企业来说，进入这个行业面对的挑战很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涌天认为，小企业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是不行的。大企业，例如联想、阿里、华为、中兴等都进入了这个领域，他们的投资有比较清晰的战略布局。虽然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大面积推广仍然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浸没式头盔容易产生眩晕感，增强现实的透视眼镜不够轻便，电池续航能力不足，交互体验不好等。但是，随着上述这些大型企业持续增加投入，进行开发研究，上述问题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都能够得到完满解决。
此外，虚拟现实技术应该实行差异化发展，很多地方政府支持发展虚拟现实产业的热情很高，但要避免重复投资，要有侧重点地发展，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可以扶持当地企业重点发展硬件，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支持当地企业重点发展软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将重点放在应用方面。
掌握核心技术
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在“两会”期间提交了题为《关于对半导体显示/芯片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的建议》。他指出，半导体芯片和半导体显示产业是提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基础，建议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综合措施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李东生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中一支蓬勃崛起的力量，正在从跟随者变成领先者。但是中国企业进入电子信息核心基础领域比较晚，目前还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压力。
他认为，企业是工业项目投资的主体，企业应承担主要的责任。由于电子信息核心基础产业投资大、见效慢、折旧费用高，希望政府在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政策上应给予充足支持，给企业带来很实在的帮助，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支持。
除了半导体行业，中国还需要在其他领域进一步掌握核心技术和话语权，通信行业尤为如此。
5G时代是什么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憧憬。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始终如一地认为，中国需要掌握5G核心技术。中国3G的TD-SCDMA成为全球三大3G标准之一，4G的TD-LTE成为全球两大4G标准之一，这些事件使中国在全球通信市场的专利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甚至成为标准的主导者之一，迅速增强了中国通信产业的综合实力。
在推进5G商用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支持产业界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协同开展5G研发和国际合作，与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广泛的合作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谈到物联网就不得不提到窄带物联网（NB―IoT）。廖仁斌表示，NB―IoT的特点是广覆盖、大连接、低功耗。这个低功耗是现在手机移动通信不可比拟的，NB―IoT终端不用的时候几乎处于休眠状态，同时又能长时间连接网络。
中国电信在NB―IoT上已展开布局。到2017年上半年，中国电信将会完成全网覆盖800MHz频段，并同步升级支持NB―IoT。该频段主要用来建设800MHzLTE网络和800MHz的NB―IoT网络。800MHz及以下频段具备功耗低、覆盖强、穿透力强等优势，能够满足NB-IoT网络的需求。他呼吁国家加大力度支持电信企业对800MHz及以下频段网络的建设工作，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
允许共享经济在发展中试错
共享经济发展迅速，共享经济也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近两年，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解决了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也把我们这个传统自行车大国里自行车的功效发挥到极致。现在资本介入后，这个市场从表象上看有一点乱，有人开始提出怀疑。
但竞争的时候会出现杂乱无序的情况，例如投放量、投放区域能否合理安排等问题。与此同时，车子从十几万辆到几十万辆投下去之后，如果没有合理调配，在一个地方堆积又对当地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极大挑战。
针对这些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政府该怎么办？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傅新华表示：“一是政府要介入，介入不是管制，是根据竞争和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尖锐矛盾，与企业充分沟通，共同研究找出办法，引导企业健康发展、疏解存在的问题。二是政府要守住安全有序的底。政府要提醒运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此外，政府还要要求企业在运营的同时保证城市交通和城市管理的基本有序，要求企业加强对大数据的研究和分析，计算出车辆在一个地方投放的数量是否合理。而政府则要尽可能提供合理的资源，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共享单车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快速发展。”
第3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关键词：智慧城市 物联网 云计算 城市发展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不断推动时代进步与发展。目前，全球信息技术创新持续加快，以云计算、云存储为代表的新兴网络技术正在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大潮。物联网技术在促进各单元互联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加广泛的信息量，知识经济进一步凸显，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技术正在全球范围深入城市管理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
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掀起了建设“数字地球”的空间信息革命。数字城市正是源于数字地球的战略构想，是数字地球思想在城市范围的延伸和具体实现。
数字城市是基于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技术、可视化和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综合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自动采集和动态监测管理，实现城市运行和管理的可视化、数字化、网络化。
2008年11月， 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 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智慧城市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通过深入推进基础性建设和各类信息资源及其应用型信息系统的开发利用，全面灵活地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相互感知和互联互通，从而实现对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细化、动态化管理。
建设智慧城市，是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机遇，加快向信息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刚刚起步，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宁波、苏州等城市已将“智慧城市”列入“十二五”规划并着手实施。天津滨海新区在2011年提出了“建设智慧新区”的任务。
二、智慧城市的本质与内涵
2.1 智慧城市的本质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的体现形式，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延续，也是城市信息化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产物。“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其本质是以物联网为重要基础之一，以先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多网融合为依托，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生活等为重要内容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新形态。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集合四个方面的建设与应用。一是广泛的联接人，广泛的联接物；二是依托信息网络，全面采集、感知生产、生活、城市管理、经济社会活动等所需的各类信息；三是依托云中心，对采集、感知的海量信息进行智能化实时分析、处理、反馈；四是依托信息网络，为人提供及时参考、决策信息，为物提供实时控制信息，使经济社会活动更为优化。
2.2 智慧城市的主要特征
全面感知。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联成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实时感测，具有更全面灵活的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和相互感知能力。
充分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整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借助于发达的智慧基础设施，提升信息处理和信息资源整合能力。
协同运作。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城市里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地协作，提高跨部门、多层级、异地的合作能力，实现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
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3 智慧城市的体系架构
1. 横向架构
从横向上看，智慧城市建设包括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和应用层四个层面。
感知层，具有超强的环境感知能力和智能性，通过RFID、智能终端、传感器等泛在网技术实现信息识别、采集、监测和控制。
通信层，是智慧城市的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大容量、高带宽、高可靠的光网络，全城覆盖的无线宽带网络，以及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的网络。
数据层，是实现数据资源融合的层面，按照智慧性、广域性进行加工和关联。数据层包含各行业、各部门和各企业的数据中心以及为实现数据共享、数据活化建立的市一级的动态数据中心、数据仓库等。
应用层，是在感知提取层、通信互联层、数据资源层基础上建立的各种智慧应用和应用整合。
2. 纵向架构
从纵向上看，智慧城市建设涉及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和智慧城市安全体系。
为了推进智慧城市相关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有统一的技术和接口标准。智慧城市的标准体系分为技术基础标准体系和应用标准体系两个部分。
智慧城市信息安全体系是在安全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为智慧城市提供安全保障。
图 智慧城市的体系架构
综上，智慧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世界科技革命又一次新的突破。利用智慧技术，建设智慧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三、滨海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十二五”期间，滨海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新区发展战略和功能定位，提出了“建设智慧新区”的任务，广泛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务实推进政务、民生、城市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化，提升信息产业整体水平，建设以“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滨海”。
3.1 智慧滨海的架构体系
智慧滨海体系概括为“4211”架构体系。四项智慧工程，即智慧政府工程、智慧城管工程、智慧经济工程和智慧民生工程；二个高地，即信息基础设施高地、新兴信息产业高地；一套保障体系；一张“智慧滨海”名片。
1. 智慧政府工程
建设高效电子政务系统，提高政府信息的利用水平和政策科学制订水平，促进城市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智慧政府工程包括：建设电子政务专网、电子政务云中心与云计算平台、公用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信息资源支撑平台等13个子项目。
2. 智慧城管工程
在城市管理领域建设一批信息系统，以信息化为支撑，推行物联网应用，创新管理模式，改善新区整体发展环境。智慧城管工程包括：公安视频指挥调度与技防网、数字城管、智能交通及环境监测、安监、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等7个子项目。
3. 智慧经济工程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引导作用，支持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等领域的深入应用，推进“智造云”和“超算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智慧经济工程包括：两化融合示范试点、企业信息化平台、电子政务、现代物流与农业信息化、超算云等6个子项目。
4. 智慧民生工程
深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事业向社区延伸，丰富服务内容，努力实现公共信息服务的普遍、优质和高效。智慧民生工程包括：街镇信息化、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文化及智能小区试点5个子项。
3.2 建设智慧滨海
滨海新区按照“三个一”进行统筹布局，即一张覆盖新区的电子政务专网，一个统一的电子政务云中心和一个基于GIS的人口、法人、地理和经济等基础信息库公共共享平台，稳步推进两化融合，加快建设“智慧滨海”。2012年以来，滨海新区投入近15.5亿元全面升级信息基础设施，电子政务专网、电子政务云中心和地理信息共享服务系统“三个一”基本建成并实现试运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预计到2013年底，滨海新区将基本完成智慧滨海“4211”架构体系建设，为基本形成电子政务高效便民、城区管理精细智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兴信息产业集聚发展、综合水平全国领先的发展格局奠定扎实基础。
四、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滨海新区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智慧城市理念为城市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但智慧滨海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具体表现为：
第一，缺少统一标准和规范。智慧城市建设覆盖诸多领域，目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建设标准和评估标准等来约束和指导，不同系统之间接口复杂，不易实现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的共享协同，有形成“智能孤岛”的可能。
第二，亟待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划和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对涉及的物联网、云计算等产业缺乏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有效支持。商业模式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投资和管理，未能有效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缺少核心技术及产品，技术支撑体系不健全。大部分核心技术、产品依赖国外；基础技术研究、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技术支撑能力不强。缺乏技术创新带动，发展后劲不足。
五、滨海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5.1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制定和完善标准体系
结合滨海新区建设实际情况，各级政府加快电子政务网络、信息系统、信息资源建设标准规范制定工作；各相关部门建立相应制度规范，加快新区在物联网、云计算、通信与网络等领域相关技术、应用和管理标准的完善和实行；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结合新区经济社会和信息化发展实际，研究智慧滨海指标体系，量化发展目标和任务，明确智慧滨海建设内容和发展方向，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
5.2 加强队伍建设，形成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信息化队伍建设，充实新区信息化工作主管部门、重点行业管理部门、功能区信息化人员力量，确保工作正常有序开展；成立机关事业单位，统筹新区信息化技术服务工作。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人才开发，引进高层次和复合型信息化人才，建立智慧城市专业人才培养机构。
5.3 强化自主创新，掌握核心关键技术
对新区范围内技术优势明显、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内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鼓励和引导其承担起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任务。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突破高端芯片、关键组件、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占领科技制高点，减少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依赖；着力夯实信息安全基础，确保城市信息安全总体可控。
5.4 做好产业规划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将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发展列入区域重点发展规划，科学规划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培养一批核心骨干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创新商业模式，引入市场机制，扩大投资渠道。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支持、引导公共性、基础性、效益好的重大项目建设。鼓励企业加大对信息化投入，支持、吸引IT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推动物联网等产业迅速发展，带动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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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玲玲，卢杰民，胡剑瑛.智慧驱动城市变革[J].上海信息化，2009（12）：33-35
4. 张公忠.智慧城市与智能建筑物联网应用[J].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2012（2）：14-18
第4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因此，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及消费（使用）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它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工业经济，是一种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型经济形态，它给人类带来全方位且深刻的影响。
一、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
（一）知识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要求是知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力量》中认为知识已成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时间的最终替代物。
（二）知识经济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富有的资源替代稀有的资源，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必然要发生变革
因为会计是反映和监督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手段。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要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影响。这种必然性体现在它对四大会计假设、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及会计实务的影响上。
（一）会计主体假设
传统会计概念下，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会计主体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企业可在网络上根据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组企业的人员，形成“网络公司”这一“虚”的实体。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存在着许多以联营公司、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松散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这种“虚”“实”实体的共存，为会计主体的界定带来困难
（二）持续经营假设
传统会计概念认为，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存在，并以此作为会计核算的前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随时都有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因此，将企业生命的预计无限期作为会计核算的前提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会计分期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分期假设，同时，“网络公司”的存在也使得原先会计实务中很多会计估计变得困难。因为知识经济下技术的飞速进步使无形资产的变现速度大大加快，而市场的瞬间万变又经常会给公司带来意外的收益，这样要将会计收益和成本进行配比就变得极为困难。
（四）货币计量假设
网络交易的增加使得货币计量成为交易中的累赘。因为在这种交易条件下，人们可以以更为快捷的交换方式――电子货币进行交易。
（五）历史成本计价原则
知识经济条件下，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已不能公正反映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因为知识资源属于无形资产。但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源又是企业资本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新动力。为了真实反映企业的能力，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必须更新。
三、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中心地位的新会计体系
就资本制度而言，现有的会计理论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这一资本制度的基本特点是：1.实体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2.实体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实体资本为中心的结构，即实体资本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利润）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因此，现有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站在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记录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反映企业实体资本的运动状态，帮助他们进行风险决策和业务监控，从而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就是说，知识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拥有者应享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对智力资本地位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而被认为是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而且智力资本能比非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的新的会计体系。
四、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
对利润的概念而言，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资本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五、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
就对资产概念的影响而言，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不得超过35%。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将其作为资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也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而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不正视这一事实，仍将人才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的资产形态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相背离的。
六、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研究
就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而言，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基本观点下，包括人才智力资源在内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无法在会计上得到反映。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此相关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学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受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局限和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问题。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试图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但由于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存在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溶为一体，始终游离于财务会计体系之外，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研究，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七、固定资产相关会计科目必须重新设立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会计科目确认方式也变得不合时宜。以固定资产为例，现在固定资产的确认方式是：企业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及不属于生产经营用主要设备，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使用期限在两年以上的资产。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这种会计确认方式已不能同时满足固定资产对企业财务会计的两大要求，即管理的要求和真实反映企业成本的要求。因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从而有能力在购买固定资产之前就判断一项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在一年或者更短，但是并不是说预计有效使用年限很短的资产其使用年限就很短，更何况对于大额价值的资产来说，税务的抵扣范围也是有限的。因此，出于管理的需要，出于税法的要求，不可能将此类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成本，但这又违背了配比原则，同时使资产的实际价值得不到真实反映。因此固定资产相关会计科目必须重新设立，相应的确认方式也必须改革。
第5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关键词：中国制造2025；技能人才；职业能力；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张磊（1981-），男，河北邢台人，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张弛（1981-），女，河北邢台人，邢台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究所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原理。
基金项目：邢台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职院校开展素质拓展体育选项课可行性研究”（编号：xtsk1512），主持人：张磊；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省高职教育的需求研究”（编号：SD151048），主持人：张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0-0017-05
“中国制造2025”开启了以高新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为诉求的新工业化进程。依据“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升级调整和产业链价值创造取向，我国制造业技能人才的专业与职业亟需重构――面临升级与分流的两向职业流动，契合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的职业能力与应对产业融合以及职业衍生的职业能力成为“中国制造2025”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一、“中国制造2025”要义认知
（一）世界各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发达国家相继提出科技振兴本国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战略计划。在德国，“工业4.0”概念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11年，来自行业协会、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产官学专家组成“工业4.0”研究组织，德国产业经济联盟于2012年底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交《确保德国未来的工业基地地位――未来计划“工业4.0”实施建议》，2013年“工业4.0”研究组织向政府提交《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工业4.0”被确立为德国国家高新技术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
依据工业发展进程，“工业4.0”是工业文明与科技发展的里程碑和指向，推动国家的新工业化进程。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的飞跃式发展，工业技术历经了机械化“工业1.0”、电气化“工业2.0”和自动化“工业3.0”三个阶段，未来的工业发展将走向智能化“工业4.0”阶段。智能化“工业4.0”是信息通信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是以“虚拟+实体”的智能工厂为子系统构建的工业科技系统，智能工厂通过虚拟的“互联网+”生产控制系统，沟通联接材料、生产、物流、销售和服务等产业价值链的多重环节，构成网状智能制造系统，完成按需要定制、低成本、高附加值的个性化产品生产，实现劳动者、设备、生产组织方式、产品等要素高度匹配，形成并无障碍集成并融通的合作系统。“工业4.0”打造出德国现代化工业的新起点，使德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高品质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和转型，从产品质量的高水准控制转型为产品生存周期内的客户价值创造，产品价值创造的范畴是指从产品制造之前的定制到产品销售之后的用户反馈[1]。
不仅是德国，世界发达国家均推进着具有本国特色的新工业化发展计划。美国的制造业复兴战略与产业经济调整战略发轫于2009年初。《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1）、《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2）等国家战略计划相继出炉，旨在通过高新技术的提升式发展催生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以3D打印技术为核心引领制造产业的升级发展[2]。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高端制造产业的发展，于2014年开始实施“再兴战略”，在加大高科技的政府投入的同时，企业方面十分注重提升产品的高科技含量，通过技术的改进减少生产工时和成本，改造传统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兴起“无人工厂”和智能企业。此外，韩国的“新增动力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等，使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步调相映成序。世界各国的新工业化战略的共性取向是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转型传统的制造业，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经济的升级发展，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世界工业文明又一次飞跃，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如何加速前行？“中国制造2025”揭开中国新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篇章。2015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首个十年行动纲领，力争十年后进入全球制造业第二方阵，开启了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进程，是中国的“工业4.0”。顺承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脉络，“中国制造2025”提出国家重点发展十大高新装备制造业领域，并关注工业基础能力、工艺水平、产品质量的提高，改变以往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窘境，全面推进智能化制造产业的进步。“中国制造2025”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中高端智能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计划，主要体现于创新驱动、“互联网+”智能制造（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制造基础的强化、品牌质量的提升、绿色低碳制造的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具有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3]。
（二）“中国制造2025”的新工业化变革要义
从“工业4.0”到“中国制造2025”，世界新工业化使人类文明走向新的阶段。“中国制造2025”开启我国的新工业化变革，其要义可以归纳为高新科技的进步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两个方面。
其一，高新科技的进步是新工业化的动力引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在新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以及社会进步的内生变量，高新技术水平的增长具有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的特征。对于制造产业的升级发展而言，高新科技的力量来源于信息化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及其向制造业的渗透式扩展，工业化与信息化互动发展解决了传统制造业的科技发展瓶颈问题，从而系统化提升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
其二，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是新工业化的发展取向。基于高新科技的前导推动，新工业化发展的取向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升级，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之下的产业格局调整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升级。首先，从经济资本投入而言，经济发展方式升级的保障基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因为虚拟经济以虚拟资本为载体，实体经济以现实资本为依托，二者的融合发展确保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次，从经济产业结构布局而言，经济发展方式升级带动了传统产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升级改造以及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第一，当前的新工业化加速产业融合，是将大数据、传感器和劳动者有机结合起来，突破智慧与机器的界限，实现制造业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和服务化升级。第二，企业生产组织方式走向新的温特制阶段，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建制并日趋完善，使“互联网+工业制造”的生产模式应用在采购、设计、生产、销售、客服等多环节。第三，“工业4.0”触发的新工业化，联动催生了第三产业的服务化职能，构成信息化-工业化-服务化的产业共生格局。智能化制造工厂的“无人化”必然要求延伸产品生产的前后端价值链条，如产品生产前的用户需求订制、材料供给，产品出厂后的“智能消费”、“互联网+物流”模式的物联网物流以及价值附加服务等。
二、“中国制造2025”视域下技能人才的职业流向
“中国制造2025”开启了新工业化进程，与其契合的生产关系是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这对“机器换人”时代的技能人才产生职业流动要求，并指出了两方面流动方向。以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析为切入口，本研究探求新工业化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及其应对职业流变的职业能力需求取向[4]。
首先，温特制是契合“中国制造2025”的生产组织方式，确定了制造业技能人才的职业流向。
温特制企业生产组织方式是“中国制造2025”指向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生产关系。温特制以“互联网+”为基础，制定统一的产品标准和销售运营规则，建立辐射形态的跨地域生产系统，以制造业为中心并融合的一体化产业链条，将智能化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纳入产业化链条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鉴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科技的进步，促使生产工具与设备发生智能化飞跃，同时劳动生产关系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也在发生的变化。温特制便是契合“中国制造2025”的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任务是合理协调生产关系的关键要素，进而提升新工业化生产的效率。生产关系的关键要素是制造业生产的智能化设备与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
温特制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积极的创新型耦合关系。其一，从产业规模而言，制造业与服务业构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高新技术成为必要的沟通方式和生产协作手段，这使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依存度提升；其二，从发展内涵而言，制造业的智能升级提升了产品质量，这与服务业的层次、质量与内涵形成相互促进的关联，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5]。
基于产业链视角分析，温特制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据产业链的各关键环节。以制造业为核心向上游扩展的服务环节是研发、设计、咨询、信息、节能环保等，是智能化制造业成功运营的重要环节；由制造业向下游延伸的服务环节是产品流通、终端零售和售后服务等。因此，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变迁，在福特制、丰田制发展为温特制的当今时代，温特制将会在我国未来的智能化制造业企业的生产以及服务业中大放异彩。
其次，在“机器换人”时代需要正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的不可替代性在于职业流动。
“中国制造2025”引领之下的制造业智能化进程中，“机器换人”对劳动者产生了巨大冲击，值得社会多方面关注与担忧。但更值得解释的事实是，“中国制造2025”的新工业化进程仍然对人才具有依赖性诉求，人的不可替代性还是必然存在的。一方面，人在社会生产格局中的作用与位置有所转型，即“中国制造2025”使技能人才职业发生流动。另一方面，“中国制造2025”要求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随职业流动而变化。由于“中国制造2025”开启的新工业化变革不仅是高新技术的进步，更是产业升级调整、企业生产组织关系的转变。
“中国制造2025”使社会劳动者的职业发生变化――某些职业需要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具有较高的技术技能含金量，而某些新型职业亟需技能人才的补给，因此而生的职业流动对技能人才提出了相应的职业能力要求。
三、“中国制造2025”视域下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框架
“中国制造2025”是由高新信息通信技术引领的产业经济变革，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新生服务产业的衍生发展，都需要社会人发挥积极的生产力作用。因此，“中国制造2025”对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及人才产生必要而紧迫的需求[6]。
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中，劳动者的分工不再局限于福特制与丰田制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下传统的水平分工或者垂直分工所划分相关专业及其对应的职业，企业中的技能人才将受到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的调遣与安置性约束，并发生职业转型。“中国制造2025”引领的新工业化，将依据产业升级调整和产业链价值创造取向，对“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服务产业”进行技能人才的专业与职业的重构。重构主要涉及制造业从业者的升级与分流两个方面，温特制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对传统技能人才提出契合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的职业能力与应对产业融合与职业衍生的职业能力两方面需求。据此，构建“中国制造2025”视域下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框架。
（一）契合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的职业能力
适应高水平科技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升级发展为技术人员或者技能科研人员，他们将处于制造业的核心环节。这对现在从事制造业的技能人才提出技术技能升级化的职业能力要求，他们将成为现代化智能生产设备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等职业人群，具有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应用能力与技能创新能力。
鉴于制造业的技能人才的工作对象是智能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机器设备，工作过程对技能人才提出动态更新的高水平职业能力要求：其一，智能化设备的维护涉及到基础性技术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其二，智能化设备的操作流程涉及到技能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契合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的职业能力包括技术知识应用能力和技能科研创新能力。
1.技术知识应用能力。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要求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设备维护能力提升，需要具备扎实的技术原理知识方面的基本功。设备使用关注于“黑箱原理”，不需要了解洞悉；设备维护则需要关注“白箱原理”，需要分解诊断整体化的智能设备的各子系统及其部件，以确定故障或待维护的位置，进而结合高素质技能人才扎实的技术知识对设备维护做出正确而迅速的分析，这需要技能人才具备扎实的技术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技术知识是指产品生产（或某种服务产品的提供）过程所需的技术原理知识，以及控制技术过程的实践性、方法、程序、诀窍、技能经验等的总和[7]。技术知识应用能力是在生产实践中技术知识通过多主体协作而建构的共同的、交互的理解性经验[8]，并能够促进具体操作实效的能力[9]。
“中国制造2025”提出强化制造基础装备的应用能力，提出产品设计能力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及产业技术基础这“四基”能力建设，其中，数控机床等基础制造装备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应用能力是涵盖于“四基”之中，需要在智能化设备的工作流程中逐渐提升。
“中国制造2025”倡导的新工业化进程与愿景，并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智能化的机器运行对人的技术知识应用能力的依赖性更强了。在严密的智能化制造产业体系中，智能化设备运行过程中，高素质技能人才对设备维护必不可少，任何子系统的设备运行故障都会影响整体化生产流程体系。因此，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设备维护职责意义重大，必然需要掌握基础的技术知识并将知识应用于实践流程中，即技术知识应用能力。
2.技能科研创新能力。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要求劳动者在设备操作过程中，具有对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技能科研创新能力。
技能科研及其创新能力的提高，体现于智能化生产过程的工艺设计方面。技能人才的工作场域是生产设备的工作车间。与传统的工作车间相比，智能化生产的智能化工艺流程被设计为无需人工干预的整体工艺序列，是无人化生产系统。但事实是，这种智能的无人化生产工艺是由人设计的，设计群体之一便是具备技能科研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其设计重点在于工艺的流程和生产设备的衔接化。高技能人才的设计能力关注于在实践应用设备与生产过程中，通过设备实现的技能自动化与智能化，即把传统制造业中技能操作者的技能工作流程，通过计算机控制语言和机器执行语言表达成为智能化设备的连贯性工作序列，从而表现为“无人化工厂”中设备的一键化智能控制。此类高素质技能人才在现代化设备的设计团队中不可或缺，其具备的技能科研创新能力可解释为：依据设备运行及其工艺流程的智能化设计能力，需要高素质技能人才具有行业通用的技能应用能力、技能扩展能力以及跨专业的技术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生产设计和操作实施的工作过程提出技能改良与创新的能力。
（二）应对产业融合与职业衍生的职业能力
数量巨大的技能人才将被分流到制造业的两端环节以及相关的生产业中。现在从事制造业的从业者将面临产业融合与升级态势，需要应对职业分流。因此，应对职业流变、转岗为服务业技能人才，不仅需要灵活的在企业之间流动，还能够从容的在产业链的服务化环节实现职业流动。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需应对产业融合与职业衍生，包括新技能的适应与应用能力、复合型技能与沟通协作能力和知识型服务创新能力。
1.新技能的适应与应用能力。根据工作内容的变化，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化产业要求技能人才能够适应相关服务领域的新设备，能够准确应用相关技术技能从事服务化工作并高效率处理客户需求，逐渐立足于新兴的服务性职业。如，从事服务业的技能人才应具备新技能的适应与应用能力，包括数字和外语应用能力。面对高新技术和设备，能够短时间内读懂并掌握设备说明书和高新技术文件，具有驾驭高集成化设备的灵活应用能力，能够产生高效率的生产价值，。
2.复合型技能与沟通协作能力。其一，复合型技能：新工业化的产业调整将造就大批中小企业，技能人才的工作方式变化，所在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再是金字塔状的层级化管理格局，而是根据完整工作任务划分的协同工作组。因此，技能人才应具备领导者角色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还应兼具交叉学科领域的复合型技术知识和跨专业工作能力等综合技能与能力。
其二，沟通协作能力：相关产业融合趋势下，技能人才所从事的制造业相关服务工作，是整体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了解与产品相关的技术技能，在此基础上提供相关的订制、与售后等附加值服务。这要求技能人才应具备较强的社会交往、沟通和协作等方面的职业能力。
3.知识型服务创新能力。随着新工业化的推进，服务业内部的结构也发生升级式结构演进――知识密集型的生产业发展迅速，因此，亟需具有知识型服务能力的技能人才充实知识型服务企业及机构。在信息资讯、软件测试、法律咨询等内容的商务服务企业中，技能人才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和职业能力，为制造企业的资源转移与扩散发挥聪明才智。
对于服务业的技能人才而言，知识型服务创新能力是运用创新的技术和思维优化现有工作流程、提升服务铲平质量的能力[10]；对于从事生产业的技能人才而言，知识型服务创新能力是在为客户提供满意的设计创新活动时积的经验与力量，体现为技能人才在企业生产设计过程中的新知识获取、消化吸收、创造以及传递的能力[11]。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开启高端智能化制造时代，全面提升我国经济体的供给侧要素贡献率，尤其对技能型人才资本提出调整性需求，并落实到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层面。因此，面向“中国制造2025”，技能人才面临职业发展与职业能力的新的挑战，应充分考虑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职业能力框架，提出职业能力应成为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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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9-60.
第6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关键词：传统工程；智能；信息搜集
中图分类号： TQ1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新型科技在不断更新中，而将新科技应用于工程中，是科技向开
放式、应用式转变的开始。电子工程是传统工程的革新，在人工智能化的发展下，从传统的机械工程逐渐变为信息化的链接方式。这种高效的智能化技术减少了繁重的机械生产，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使我国市场进入智能化。
1 传统工程与新科技工程
1.1 电子工程的发展情况。机械电子工程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手工加工为主要生产力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力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家们不得不穷极思变，引导了机械工业的发展。第二阶段则是以流水线生产为标志的标准件生产阶段，这种生产模式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大批量的生产开始涌现，但是由于对标准件的要求较高，导致生产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第三阶段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现代机械电子产业阶段，而以机械电子工程为核心的柔性制造系统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1.2 机械电子工程的相关属性。
1）设计上的不同。机械电子工程并非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一种包含有各类学科精华的综合性学科。在设计时，以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机械电子工程会依据系统配置和目标的不同结合其他技术。工程师在设计时将利用自顶向下的策略使得各模块紧密结合，以完成设计；2）产品特征不同。机械电子产品的结构相对简单，没有过多的运动部件或元件。它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但却缩小了物理体积，抛弃了传统的笨重型机械面貌，但却提高了产品性能。机械电子工程属于集各类自然学科综合于一体的学科。
2 新型人工智能
2.1 人工智能的概念分析。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了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学科，是21世纪最伟大的三大学科之一。人工智能是研究通过计算机延伸、扩展、模拟人的智能的一门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目前被应用于计算机网络的开发，生产出的产品适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工程的发展对于人类的益处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能够刺激消费，拉动市场内需，使人们的经济水平趋向平衡；其次，人工智能是新型科技，能够吸引大量的商家进行投资和研究，对智能市场的开发，增加更多的经济效益；最后，智能化的工程能够拉近人与人的交流，人工智能工程不仅能够提供高效和便利，还会更加人性化，在集体交流中有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既促进社会的发展又增进人工智能工程的提高和改进。人工智能只有在与人相互接触才能逐渐融合，这样才能共同发展，智能化会慢慢替代繁重的操作方式，以新型科技解决工程上的技术问题。
2.2 人工智能的成长过程。
2.2.1 人工智能的初期阶段。17 世纪的法国科学家 B.Pascal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能进行机械加法的计算器轰动世界，从此之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开始热衷于完善这一计算器，直到冯诺依曼发明第一台计算机。人工智能在这一时期发展缓慢，但是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2 第一个成长阶段。在 1956 年举办的“侃谈会”上，美国人第一次使用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主要以翻译、证明、博弈等为主要研究任务，LISP语言就是这一阶段的佼佼者。我国在不断发展科技的同时，将科技成果应用于实际当中，使技术性工业逐渐转化为科学性工业。例如，GPS测量技术就是科学进步的成果之一，将其应用于工程测绘中既提高工程质量又加快工程进度。大范围改变测绘工作的作业方式。发挥了其连续、动态、实时、精准可靠、快速、简便等众多特点。这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
2.2.3 困难的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中至 70 年代初期，当人们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后却发现，用机器模仿人类的思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许多科学发现并未逃离出简单映射的方法，更无逻辑思维可言。但是，仍有许多科学家前赴后继的进行着科学创新，在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机器人、专家系统等方面取得了卓尔有效的成就。1972 年，法国科学家发现了 Prolog 语言，成为继 LISP 语言之后的最主要的人工智能语言。
2.2.4 中期发展阶段。以 1977 年第五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为转折点，人工智能进入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阶段，知识工程很快渗透于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工智能走向实际应用。
2.2.5 稳定成长阶段。由于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人工智能逐渐由单个主体向分布式主体方向发展，直到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演变的复杂而实用，可以面向多个智能主体的多个目标进行求解。
人工智能稳定的成长阶段属于在稳步提升中，使工程智能化，也使管理智能化，这是现代管理体系的基础，能够对员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使组织有调理化，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更深层的研究其在细节方面存在的不足，进一步改善和升级，使人事管理为组织规范化做到极致。在就近的几十年内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进化和革新，网络信息时代已然来临，电子智能化的应用技术也逐渐成熟，不论是检测机械故障或者操作之辉机械系统工作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因此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开发以及应用越来越成熟。
人工智工程已经在以快速的步伐向人们的实际生活靠拢，正式因为这样，经济大市场更应该对其进行调节和控制，取其精华，对其进行研究发展，并将电子工程推广到各个方向，智能化的工程越来越与实际生活相贴切，在精确的测算下，把数据整合，做出人类想要的智能产品，这种电子商务的方向逐渐替代繁重的手工作业化生产。同时，只能带来的其他困扰也会对人类有影响。例如智能手机，传统的手机只有普通的功能，可玩性差。而智能手机的出现，即使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高新技术的软件。但是大量的有趣新奇游戏等会影响到学生等自制能力差的青少年，这样既耽误学习，又浪费时间，而且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因此，智能化工厂不仅要生产适合人群的产品，也要在销售方面有效控制，只有将对的智能产品卖向适合的人群，人工智能工程才会在经济市场得到快速发展。
结语：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智能化已经大范围覆盖国际市场，不论工业中还是电子市场，都已成为经济快速运行的动力。为国家提供高技术的便利，为其注入新的概念，使其更为广泛的应用。着实做到了作业内外一体化，数据搜集自动化，系统智能化。人工智能与机械电子相结合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把我国的相关经济产业链带动了起来。在这新星科技的引领下，我国的经济将迈向更高的阶梯。
参考文献
第7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关键词】智能建筑 成本管理能耗
中图分类号：F406.7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智能建筑成本管理现状
有调查表明，我国约有30%与信息化建设有关的工程项目失败，其功能和性能均达不到预期的要求，超出预算较多，且项目越大，超出计划程度就越高，多数因为工程商的智能建筑项目成本管理体系不健全，投资方对市场发展趋势把握不准。
1.成本管理主要问题
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工程商，对于成本管理的认识和落实还比较肤浅，国内工程上更不重实际，引进消化国外在成本管理方面的创新方法。
智能建筑工程费用居高不下有以下几个部分：
直接工程费用，指直接构成智能建筑工程实体的有助于项目完成的各种费用，包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及现场经费。
直接费用：完成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任务而直接体现在工程上的费用。
其他直接费：包括施工辅助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等。
现场经费：指施工现场组织施工生产和管理所需费用。
间接费用主要指智能建筑工程实施现场以外为项目提供服务管理的费用，含企业管理费，上级管理费和财务费用三部分。
施工技术装备费，指为承包人逐步扩大施工技术装备的费用和实施方案设计费，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费用，以及根据发包人需求或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工程实施方案所发生的费用等。
计划利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企业应取得的利润。
指按照国家规定应计入工程造价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附加。
2.建筑能耗
由于智能建筑内设备复杂，许多设备都是24小时运转，再加上这些机器散发的热量，又增加了空调的负荷。所以比一般的大楼能耗要大，耗点要增加30%左右，这也是智能建筑的高成本的来源之一。
二、提高智能建筑经济效益
1.成本管理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要达到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信息共享提高公司效率
将成本管理相关的各类信息由相关部门分门别类地录入到系统中，通过系统对所有相关信息进行统一管理。
强化过程控制有效降低成本
通过制定相关的指标和参数准确及时地反映出整个成本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将事后控制转变为过程控制，通过强化过程控制能够使问题及时暴露，使管理层能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解决，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项目利润率。
完善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升级
结合系统应用规范性和严谨性，企业可以重新优化或调整成本管理中的部门分工与岗位设置。主要业务流程，使企业的各项主要业务流程都能够通过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通过不断优化来持续改进和完善企业的管理体系。
2.建筑能耗
建筑能耗，主要包括建筑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炊事、照明、家用电器、电梯等方面的能耗。这些能耗问题，也对智能建筑的经济效益带来很大的阻碍。据专家研究，我国大型公共建筑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大约是普通居住建筑的10倍左右，而大型公共建筑又多为智能建筑。智能建筑的节能是个系统工程，比一般建筑的节能更复杂，既要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建筑节能，又要考虑到建筑智能化系统的IT节能，同时还面临各建筑智能化子系统的充分利用、降低能耗的问题。我们考虑到一下方式提高其经济效益：
国家应出台扶持政策、制定详细标准
国家应在税收、奖励、资金成本等方面扶持智能建筑在低碳建筑中的应用，制定、完善相关的国家标准。
合理增加相关投入
研究表明，如果采用节能标准化流程，增加总成本5%左右的投入，就能取得30%~40%的减排效果。从“建筑经济”的角度来讲，建筑有30~50年的平均寿命，而5%的投入一般在5~6年内即可收回。除了成本这个显而易见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开发企业的意识问题。政府项目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加大智能建筑的前期投入，降低能耗，眼光长远，以期取得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
提高设计水平、重视设计中的整体协调问题
智能建筑各系统是一个整体，只有充分认识到各系统的作用，在设计中把握好整体协调问题，才有可能充分发挥智能建筑在节能领域的作用。
大胆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首先，生产厂家要增加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比如，虽然综合布线系统本身并不属于高耗能领域，但其产品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及有色金属等资源，所以同样需要节能。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只有不断地改善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原料的消耗，才能在布线领域为节能做出贡献。另外，采用光效高、耗电少、寿命长、易控制、免维护的节能灯、LED灯不但能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也能够美化环境。
重视二次开发
首先，设计人员要有比较全面的技术知识，不仅要懂得智能建筑本身的技术，也要兼顾其他专业的知识，同时要有意识地去与其他专业人员协商、沟通，尽量在设计中体现出整体性、兼顾性、全面性。在安装调试的过程中，技术人员不能为了提高“效率”，应当尽可能地把产品、系统的功能与现场结合，发挥其最大功效。使用环节中存在的使用率低等问题，事实上也反映出了系统设计与使用脱节，因此二次开发就变得格外重要。很多人都认为，二次开发多，就表明设计不合理。其实，智能建筑中的许多系统，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发现问题，特别是楼控系统，不经过时间和实际使用的检验，就没办法给出最佳的控制模式，所以说重视二次开发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必需。
总结
在智能建筑的过程中，成本管理信息化是先进管理理念和计算机技术的科学结合，有效地收集和处理与经营管理相关的信息，是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实现效益最大化目标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能够在立项阶段准确评估项目的成本状况，大大提高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成功率，真正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智能建筑与能耗经济密切相关，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建设经济社会认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云计算”、“模糊控制技术”以及更多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应用，智能建筑必将为我们建设低碳经济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孙睿金. 沙滩酒店智能建筑工程成本管理分析. 建筑经济与管理[J], 2012(4)
[2]康小苗. HD公司智能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
第8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关键词】 知识经济 智能产业 智能化制造 再工业化
一、智能产业特征与发展前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逐渐从传统的生产要素捆绑中解放出来，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向智能技术研发重心转变。全球经济竞争发展为高端智能产业的主力军比拼，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凭借着雄厚的资金技术首先进入智能产业时代，促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发展智能产业队伍。智能制造业高收益显著高于低端加工生产制造。如今发达国家智能产业的发展高度已不再是单一凭借技术优势，而是技术、知识、管理制度和人才相较量的综合创新能力。长期作为发达国家附属的“造物车间”，降低了发展国家制造业产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极易被国际贸易环境改变所波及，更难以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当前的智能制造业也属于新兴产业范畴，代表性特点是规模较小与尚未完善成熟的产品和市场，其产业链是由产品研发，生产和管理等多环节紧扣的连续性过程，代表性的产学研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而智能制造的产品种类包括实体、软件系统和智能管理服务平台。总体智能制造的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趋势，存在更多的发展空间容纳新兴产业的扩充。具体而言，初具规模的智能产业的生产覆盖面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企业整体的智能化为特征。产品的智能化体现为将数据控技术与信息化处理技术注入产品中，产品市场价值则由其智能技术水平高低所决定。目前智能化在产业生产中的运用基本以生产线系统的IT控制、生产程序人工预设系统，数据采集和实时生产监控可达到高效的定制生产功能。适用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产品需求的快速批量生产。“互联+”产业模式也让制造商原有生产模式从B2C向C2B转变；让企业高层统筹者将管理目标设定在协调内部部门间的控制、管理、生产环节高效交接同时，更加注重延伸产业链、设计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产品、流通销售环节与工业物联网相对接。从强调对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主动控制权向资源动态需求变动生产理念转换，进而促进了产业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二、加快我国产业“智能化”转变的重要性
如何维护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是攸关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生存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为工业的起步贡献了必要的资本积累，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悄然而至，中国制造业紧抓机遇成功得搭上了高速疾驰的全球制造业列车，承接跨国公司的加工生产外包项目，从此“中国制造”便成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一部分。由于前期发展过度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为大量国外品牌贴牌生产而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份额。显然，产量与价格优势并不能为中国制造立足全球市场长久之策，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品牌的双引擎就不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实力。从“世界工厂”的日不落帝国的崛起再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帝国的相互轮替的制造业发展史表明，虽工业革命促发生产力空前上升，但工业化所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又摆在了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壁垒重重不得不让这些“先行者”重新思考探索解决之策，唯有将产业发展重心转向发展智能产业成为众家之选。同时也指明了依赖传统加工制造为主线的制造业必须摆脱密集劳动力模式禁锢，突破传统模式思路，才能迎接未来智能化产业比拼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低端加工制造的产业主体格局有所改变，许多跨国公司把其研究机构设立在我国，如运输设备、信息技术、生物制药等产业为主要领域，但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并非掌控在我国制造产中，需逐步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作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制造业既存“智力”不足的软肋，又患有自主知识的根基不牢的弊病，务必审慎防范知识经济控制权下的产业转移陷阱。产业转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发达国家为了降低机会成本而交换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政策优待的条件，让发展中国家成为产业转移的最大收益者，但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进行产业战略布局调整的策略。随着时间推移，机会成本日益加大，演变成发展中国家过渡依赖西方自主知识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被抑制，且自主知识研发基础薄弱，甚至付出环境资源破坏和财富流失的惨痛代价，安全风险存在易使我国制造业陷于外国知识产权控制。故此做好我国人才资源的挖掘、培养、投入等工作都将成为未来智能制造道路上势必补齐的短板，追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软实力上的差别。
三、美国、日本、德国智能产业发展概况对比分析
我国智能产业发展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虽现阶段是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工业用品生产国，但相对比之下，生产规模较小不及美国与日本的四分之一；工业增加值率低，其中产品的加工生产的附加值占比低，仅为美国的25.12%和日本的29.32%；而劳动生产率更是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前三者的5.01%、4.22%和5.89%。若以垂直分工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位于国际分工的底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大国拥有机械设备精细制造能力，密集丰富的资源要素投入，外加金融市场资金支持。这种分工位置对号入座的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的智能制造却占据分工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并具备长期性和高附加值的特征。上个世纪70年起进入美、日、德三国制造业腾飞的黄金期，三国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是由自身相对优势出发，美国沿着以研发和生产为主线，加大对进出口的政策扶持，符合产业发展生命周期模型的特征；日本发展模式更似燕行形态理论模型，大力提升国内生产能力，意在增加出口贸易激发本国制造业生产潜能；德国则依托于产业集群效应，构建产业间共生互补的良性循环模式，供应更多具有多样性高科技产品。当制造业发展后半期时，美国、日本和德国大量向外转移低端生产加工线，国内呈现制造业“空壳化”现象，国内主营资本操控的虚拟经济。然而金融危机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使高失业率，低迷贸易额量等经济衰退征兆频出，要求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重振计划提上议程，并取得一定客观效果。美、日、德的重振规划中都突出了智能制造产业的独特地位，美国一直是智能制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熟悉的人工智能、控制论、物联网等都起源于太平洋东岸。美国颁布许多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把制造业中心放在智能制造平台搭建上，借助“再工业化”进程推动对外贸易，拉动就业率增加。日本智能产品拥有高精准、人性化特点，如机器人技术就领先于全球。但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受肆虐受挫后一蹶不振，在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时，日本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市场培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进行了政策扶持。特别是应对去“产业空心化”时，则凸显以智能制造业为主调方向，试图以赢取知识经济竞赛得以重返全球市场原有位置。虽然德国仍需面对未逝去的欧洲债务危机余波影响和适应国家政权的频繁更替的不利环境，经济依然保持高增长态势原因在于，制造业被奉为德国经济的增长源，只有科学技术在产业转型进一步得到释放，才可保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美、日、德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产业转换上成功经验，为我国成功实现智能制造产业道路点亮了引航灯。
四、经验启示
美、日、德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凭借智能产业发展强势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规划，值得我国对智能产业初步探索的经验学习与借鉴。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空心化”无疑给金融风险创造了爆发经济危机的机会，同时告诫我们扎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的必要性，未来知识经济迅猛发展中，制造业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特别是产能过剩老旧工业区成为亟待转型升级的目标区。另一方面，加快智能产业发展步伐，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来提升产业获益水平，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我国的智能制造不是简单制造业重振，而是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的智能化高端发展。从参与主体而言，企业应着重增强研发技术开发，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将智力高效转换输出，凭借技术优势逐步进入世界智能产品市场行列。而我国政府应为智能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有利环境，大力培育社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新风潮。在当下经济发展放缓时，人才的作用尤显突出，我国智力市场的潜力巨大，注重“智力库”的培养，减少与国外竞争者的时间差，有效借助智力资源促发智能化的变革。故此，发展智能产业是我国制造业改造的必经之路，只有企业、政府等多重主体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朝着定点目标前进，得以攀登全球制造产业链的新高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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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志友：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趋势、特征、条件[J].生产力研究，2004（6）.
[6] 成元君、赵玉川：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我国制造业自主技术创新的价值链分析[J].中国青年科技（学术新知），2007（6）.
第9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关键词】 智慧财产 知识产权 资产属性
一、前言
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已经来临了，而且它正在全球范围呈现威力，各主要经济体内外知识产权政策的博弈如火如荼。
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制度是在知识经济之上为知识经济提供保障服务的法律形式，知识产权制度也应该以知识经济和相关产品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为依据。
法律在某件事物之上为人们设定权利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该件事物的属性及其对人们――包括将因此享有权利的权利人和权利人的相对人――意味着什么，即事物对于人的价值，否则，设定什么样的权利和给予什么样的保护就不能合理解决，权利的设定将失去意义。财产权的设定和保护正是这样，所谓“一种产权制度的绩效依赖于产权客体的属性，资产属性的不同决定了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同样的产权安排应用于不同的资产，其绩效是不一样的”。
二、知识产权客体的资产属性
在经济学上，财产与资产并不是一回事，财产是对有价值的物品的静态称谓，资产是对投入生产经营的有价值物品的动态称谓，财产投入生产经营时就是资产，所以，资产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财产。资产属性就是利用有限资源进行物质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活动特性，财产属性就是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限资源特性。资产属性与财产属性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属性是动态属性，特性显示在过程中；财产属性是静态属性，特性显示在静止事物上。
属性是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所固有的特性，由该事物的构成材料和内部结构决定。权利的属性则由构成权利的客体和内容决定。
1、知识产权客体――智慧财产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8）》用列举的方式指出“知识产权”包括“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等在内的八类应当予以保护的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客体是什么和如何称谓，在学界有不同观点，主要有智力成果说、信息说、无体物说、知识说、知识财产说和知识产品说等。
相对而言，台湾学界用的“智慧财产”称谓比较妥当，理由与知识财产说一样，即该称谓涵括知识产权客体的思想性、财产性特性，同时与国际上通行的英语称谓“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致。但不用“知识财产”一词，因为“智慧”与“知识”是不同的，“智慧是一种能够睿智及有效地整合、选择和利用各种不同知识的内在能力”。该词很容易因为“知识”与“智慧”的不同而使人对知识产权客体的认识产生误解或混淆，另外“知识财产”的称谓并没有约定俗成，更没有到不必要更改或不能更改的程度。所以，本文将用“智慧财产”一词称谓知识产权客体。
2、智慧财产的财产属性及其价值构成
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有三种，即物质、能量、信息。智慧财产就是以信息形式存在的，内容是思想，即以信息形式存在的创新思想，或曰蕴涵创新思想的信息。
智慧财产作为一种客观事物，能够为人们所利用而生产出物质资料并最终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或者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所以，智慧财产是有使用价值的，因而是一种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只能通过人类的智力劳动产生，凝结了人类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因而是有价值的和有限的。所以，智慧财产具有财产属性，这一结论已经是共识。
但是，作为一种财产，智慧财产的价值是如何构成的呢？这个问题经济学界争论较大，并已经造成经济实践和司法实践中诸如财产价值和损失评估方面的混乱。
我们知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用公式表示，即：价值=C（原料等不变资本）+V（物化劳动）+M（剩余劳动）。那么，智慧财产的价值就应该是凝结在智慧财产中的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是复杂劳动，而且是有差别的。所以，不同的智力劳动可以分解成不同数量的无差别的体力劳动。如此一来，智慧财产的价值似乎可以直接度量。其实不然，除了智力劳动难以分解和以无差别的体力劳动度量外，首先，在智慧财产的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物质资料的投入。这些物质资料是生产它们的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因而是有价值的，只是在智慧财产的生产过程中转移到智慧财产中了。这种转移是通过物质资料的消耗转化为人的经验或最后的智力成果，是有形财产通过人的劳动向无形财产的转化。所以，应当把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作为智慧财产价值的构成部分。
其次，智慧财产的生产仅有生产者的智力劳动是无法完成的。智慧财产的创新性要求其必须是区别于人类已有知识的新思想信息，这就进一步要求生产者必须知道和利用人类某个、某几个或某几类知识，智慧财产的生产者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造性人才是知识的生命载体，他们依靠前人积累的知识为劳动资料，以抽象的知识产品为劳动对象进行精神生产劳动。”而被依靠并利用的前人积累的知识正是来自于人类唯一的自己建造的庞大的公共财产库，来自于前人或他人的智力劳动，是有价值的，但却是没有所有者的（这一点与物质性资源截然不同，人类目前对几乎所有的可控物质性资源都划分了所有权归属）。这个被利用的人类公共知识资源，因为它与智慧财产具有的同样的无形性而被忽略了。
既然公共知识作为劳动资料被利用，那么，应当将被利用的公共知识价值作为智慧财产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样，智慧财产的价值就由被利用的公共知识价值、生产者的智力劳动价值和被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三部分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智慧财产的价值=被利用的公共知识价值+生产者的智力劳动价值+被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
3、智慧财产的资产属性
在智慧财产价值的三个构成部分中，被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因为其本来的物质形态存在形式而容易度量，但是被利用的公共知识价值和生产者的智力劳动价值部分因为它们的非物质存在形式而无法度量。同样，作为智力劳动结果的智慧财产的存在形式是信息，其价值也是无法直接度量的。信息量的度量须借助物质，智慧财产的价值量的度量同样要借助物质，即借助智慧财产所转化的物质的价值度量智慧财产的价值。而智慧财产向物质转化的过程就是利用智慧财产生产物质资料的经济活动过程，所以，智慧财产的价值度量必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才能完成，智慧财产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智慧财产固有的无法回避的资产属性。
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人类的消费需求从消费对象的存在形式角度可以分为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精神消费）。从消费层次角度看，非物质消费高于物质消费，一般要在物质消费得到满足后才开始。物质消费需要生产活动提供可供人类直接消费的物质产品，智慧财产是思想信息，不是物质产品，不能直接消费。智慧财产要想实现其使用价值就必须通过经济活动转化为可供消费的物质产品。非物质消费通过读取信息而直接进行，智慧财产可以不通过任何转化而被消费。但是，由于智慧财产必须借助物质载体进行储存和传播，人们在消费时必须持有某个智慧财产的物质载体才能读取、消费。所以，智慧财产产生后要想成为人们的消费品，就必须进行物质附着为一个个载有智慧财产的物质载体，这个“物质附着”过程正是智慧财产进入经济活动的过程。可见，为了实现智慧财产的使用价值，智慧财产必须进入经济领域实现思想信息向物质产品的转化或附着，智慧财产具有天然的资产属性。
所以，智慧财产具有静态的财产属性，更具有动态的资产属性。而且资产属性是根本属性，财产属性是派生属性，财产属性源于资产属性。智慧财产的使用价值就在于通过经济活动转化成为人们的消费品，不能通过经济活动转化为消费品的智力成果不具有任何财产价值，就不能称为智慧财产。资产属性是智力成果获得知识产权的根本原因和根据，财产属性是智力成果取得知识产权的结果。
三、知识产权内容的资产属性。
从《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8）》列举的八类应当予以保护的知识产权来看，所有知识产权的基本内容都是独占、使用（实施）或许可他人独占、使用（实施）智慧财产的专有权利，看上去，这些权利与物权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客体与物权客体在使用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如上所述的根本区别，智慧财产的纯粹占有没有实际意义，知识产权的全部意义在于，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智慧财产产生可供消费的物质产品并实现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的所有权能都是对客体的经济过程的控制权。
正是知识产权内容具有直接的资产属性，知识产权才能在国家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甚至本质上就是国家经济政策工具。而其作为经济政策工具的基本作用机理就是：通过赋予智慧财产生产者以一段时期独占使用智慧财产的权利，鼓励智慧财产的生产，同时通过对其权利时间和范围的限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公共财富的增加。
其中，前者是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保护方式就是给权利人一定时间内实现垄断利益的权利。后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保护方式是限制权利人的权利时间和空间范围。显然，这两者之间需要平衡，正因为需要平衡，知识产权才能成为经济政策工具。
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体现就是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这样，智慧财产因为其固有的资产属性催生了知识产权制度并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而在法律上确认和彰显了它的财产属性。智慧财产成为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极其重要的财产。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和内容固有的资产属性，知识产权便当然具有资产属性。我们为知识产权设置的法律制度包括一系列保护制度都应当立足于并紧紧围绕资产属性展开。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偏离我们的初衷，才不会制定无效的或者无理的法律制度。
（注：本文系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基金项目“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与刑法保护方略”（项目号：2012SJD82002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