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形式逻辑教学 讲授 原则 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7） 04-0141-01

引言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形式逻辑课教学必须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灵活的应用到课堂之上，探索必要的教学方法改进，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下面，笔者在概述形式逻辑课的四大特点之后总结教学改革的三大原则，最后提出六条改进方法。

一、形式逻辑课程的特点――教改的难度

形式逻辑课是一门研究思维的课程和科学，它是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研究。受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影响，其研究过程和其他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想要讲清楚这门课程、让更多的学生取得学习的效果，就必须全面、准确的认识这门课程的特点和难点，从而有的放矢。

1.内容单调枯燥

形式逻辑学的知识点较少，内容较为单调，理论性东西短缺。例如，在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这一部分的内容中，仅仅只有同一律的基本内容以及违反后的逻辑错误这一点内容，如果不进行透彻的分析，只需要几句简单的话便可以完成，学生掌握难度较大。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需要不断地重复，不仅使得教师重复嗦，也让学生无心继续学习，教学难度较大。

2.知识抽象、难懂

形式逻辑学的内容大都较为抽象，在进行判断时也要考虑判断的逻辑性，讲课时内容也十分抽象，常常听得学生昏昏沉沉、云里雾里，真正掌握其中内涵比较困难。

3.知识环节性很强

形式逻辑学的知识点之间衔接的非常紧密，从概念到判断再到论证往往一环套一环，任何一个部分存在弱点都可能造成知识缺陷，给整体的学习带来倍增的难度。

4.实际应用难

在学习了逻辑知识之后，大家在工作、生活、学习中需要不自觉的运用，但是在讲知识要点与具体实际联系在一起时比较困难，逻辑学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这些逻辑学的自身特点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也给教师工作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想要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进一步深入了解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二、形式逻辑教改的思路――教改的原则

教学改革的大趋势下，教师必须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法上有所提升，从实践中提高创新能力，坚持正确的原则。

1.课堂讲授为主的原则

课堂是教师进行传授的主要平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主要依靠教师的讲授。教师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之后，要在“怎么教”上面多进行研究，让学生能够在愉快的课堂过程中获得知识。教师要珍惜每一节课堂的机会，增强课堂教学动能，正确处理好联系、讨论、讲授等环节的相互关系，不能忽视讲授的主导地位。

2.精讲多练原则

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在课堂讲授中，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必须要把握“准”字和“精”字，让学生通过课堂充分掌握所要学习的要点和体系，领悟到知识的切入点。逻辑学的课程虽然基本表述比较简单，但是运用困难、程序繁多，这需要教师在进行教学安排时，把练习贯穿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通过练习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达到教学目的。

3.提高能力的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动脑能力。现如今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习的知识较为单一，机械古板，思考问题时逻辑混乱。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积极地引导学生，让学生能够运用知识和理解知识，举一反三的运用到实践中。

三、提高逻辑学教学效果的具体措施――教改的方法

1.精心备课

备课是每一节课的必要环节，也是好的教学效果的基础。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法、备内容、备教材还要备学生。教师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创设不同的课堂情境和教学过程，保证思路清晰、有备无患。

2.精选教例

形式逻辑学课程的内容大多比较枯燥，规则和形式比较多。想要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就必须在引用教例时多加注意。教例要能够集中反映事物的共同本质，有利于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思维能力提升。

3.科学传授

传授内容确定之后，采取怎样的方法使学生能够掌握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课堂讲授力求表达准确、深入浅出、启发引导、层层递进，切忌似是而非、拖泥带水。不管是讲概念、判断还是推理、论证，都要从基本知识入手，使学生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在引用教例时要准确、适时、恰当，使学生在理论教学中学习知识，在案例教学中体验知识，把知识融化于实际中。

4.双向交流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说到底是为了学生的学。要实现预期的教学目的，教师在优化讲授的同时，必随时把学生引导到教学活动中来。不管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还是课堂教学的组织，都要调动、激发、引导学生进入教学角色。这样才能够通过良好的反馈机制促进双向交流。

5.强化训练

在教学过后要注重学生运用教学内容和课堂知识的训练，指导学生在正确的逻辑思维下解决实际问题。教师所安排的各个教学环节都应当紧紧围绕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方便学生接受更多的逻辑训练。

6.严格要求

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教师的严格要求密不可分，教师在把握了认真教学的原则后还要注意对学生要求的严格性，通过对教法的不断探索，形成一套固有的传授模式。

结语

本文的研究对形式逻辑教学法进行了全面的探析，从教改难度、教改原则和教改方法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了研究。后续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更好地促进形式逻辑教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1]王远明.案例教学法在形式逻辑教学中的运用[J].高教学刊，2015，（23）：88-90.

[2]杨红玉.再论我国的逻辑教学――从王路教授的观点看[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146-151.

[3]刘邦凡，黄海林，万明.逻辑共通、文化同祖――第五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综述[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17-20.

第2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2]在2006年10月，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于南京大学举行，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逻辑学会、江苏省逻辑学会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由南京大学张建军教授负责，参与学者百数十余人，规模盛大。会后并将论文与大陆顶尖至学术刊物《哲学研究》专刊发表，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会议。2006年10月28-30日,“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逻辑学会及江苏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协办。这是继2002年6月在台湾大学召开“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第二次逻辑学盛会,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6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130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会议。在大会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江苏省逻辑学会会长张桂岳、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林正弘、南京大学逻辑所所长张建军先后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逻辑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和本次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围绕如下主题展开了热烈、融洽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第三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述要

2006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第三次逻辑学盛会，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2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了会议。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林正弘教授、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所长洪裕宏教授、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教授、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两岸逻辑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振兴中华逻辑事业。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考察和研究在我国学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本次会议上，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元理论与方法论问题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在题为“关于张东荪的‘逻辑与文化’”的主题演讲中，揭示了张东荪“逻辑与文化”思想的核心：“把逻辑当作文化的产物，用文化来解释逻辑”，探讨了张东荪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所阐发的四个问题：研究和说明包括中国逻辑思想在内的中国思想特性的方法、制约逻辑发展的基本要素、逻辑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以及中西逻辑的差异。

第四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述要

2009年7月30日，“第四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通识科及伦理学文学硕士课程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和中国逻辑学会协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3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了会议。

第五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述要

第3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教学；批评方法；可拓学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230-02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教学方法中，批评的恰当运用，一直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教改的深入，教书育人的责任对教师来讲，越来越有更大担当的情形下，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批评的方法，已成为教师的一种普遍需求[1-2]。因此，对教学中的批评方法进行更深入浅出的研究，就显得很切合实际。

二、问题的分析

学习，就是改进，但习惯往往是下意识的，很顽固。不明确指出来，确实会妨碍同学进步，有失教师职责，也就是说，批评确实需要。但是，不当的批评则会使得其反，甚至引发教师与学生的心理冲突。这里，区分当与不当的关键是在指明问题的方式应和爱护学生的自尊心相容。因此，批评方法的研究必须围绕着批评与爱护学生的自尊心相容原则进行。这是因为，自尊心是学生接受批评、改正行为的动力，如果批评破坏了学生的这个动力，批评就难有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这样，贯彻相容原则的方法研究，就是一种体系的研究了。在这里，确实是需要学科上的支持了。而可拓学[3]是一门从方法上研究如何拓展相容性的学科。为深入浅出见，我们这里只是对此问题做可拓学逻辑[4]运用的研究。这样，把教学中批评的艺术性研究[5-6]推向一种逻辑性研究，更容易掌握和运用。

三、可拓学逻辑的运用

（一）逻辑非：原则的阐释

如上所述，恰当的批评方法来自于正确的批评原则。所以，必须先明确正确的批评原则。也就是说，先要明确是非。以往的研究多从批评与表扬相结合角度探讨，但更深入地分析可知，学生更需要要的是尊重，因为不尊重的表扬学生也无法接受。其实质就是爱护学生的自尊心。从集合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与爱护学生的自尊心相容的批评作为一个正确的批评集合A，那与爱护学生自尊心不相容的集合就是非A集合，可记做A-。这样做，就可从抽象的原则落实到实在的分界，更易于掌握和理解原则的作用了。

有了明确的原则，明确是非分界线，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寻求能贯彻原则的方法了。

（二）贯彻原则的方法

1.逻辑或：双向选择。

（1）逻辑说明：A∨B∨C…。按照某种标准，从一个可以选择的有限的集合里，选择一个最好的。

（2）逻辑运用：心灵沟通。从自己的批评方式的有限集合里，选择特定学生最能接受的；从学生能够接受的批评方式的有限集合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式。

（3）运用效果：表扬不如尊重。在选择上，对批评方式上与爱护学生自尊心的相容给予更大限度的考虑。在发挥自己的风格特点的范围内，给予学生最大的尊重。

总之，对不同的性格都要尊重，尊重就不是一味褒贬，而是扬长避短。首先老师要有胸怀，不能有偏见，对自己更需一分为二。批评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做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更像老师。在批评教育上，真正做到有教无类。

2.逻辑与：特点发挥的正向引导。

（1）逻辑说明：A∧B∧C…A、B、C…。诸元素通过分工与合作，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2）逻辑运用：从直接纠错转到特点的正向发挥。此处的逻辑与，只用AΛB，其中，A代表特点的负向发挥，B代表特点的正向发挥。AΛB代表特点的发挥。在强化特点的正向发挥同时，去弱化特点的负向发挥，更见整体性的妙用。

（3）运用效果：还批评改正于学生自身。

3.逻辑逆：批评互动。

（1）逻辑说明：ABB-。其中，B-是B的逆过程，这样，ABB-体现的是一个从A到B，又从B回到A的过程。

（2）逻辑运用：寓言教于身教之中。A代表批评学生，B代表自我批评检讨，B-代表又回到批评学生中。

（3）运用效果：养成反省习惯。在解决具体的纠错同时，在如何接受批评方面，在学生面前率先垂范；另外，培养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省素质。

4.逻辑积：举一反三。

（1）逻辑说明：ABC。当不能做D的时候，可先做能做的A，再做能做的B，最后做最初做不到的C。

（2）逻辑运用：融会贯通。面对不能直接做到而准备放弃的C，先找特长A；B是再对如何做到特长A进行大道理上的总结，即总结做到A的心得；再把这个大道理即心得运用于做C。这一步也是能力的迁移，也是基本能力的广泛运用。确实给做C很大借力。

第4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普遍认为我国逻辑学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逻辑学从功能上看是一门工具性学科，主要为人们提供有用的逻辑知识及逻辑思维方法。人的思维必须具有严谨性和准确性，人们在生活、工作交流中都要讲究逻辑，表达思想时不容含糊其辞，更不可以自相矛盾，不然人们就会无所适从，社会生活就会陷于混乱。思想表达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判断、命题、推理、证明、反驳这些思维活动。

 

一般情况下逻辑学课程开设是在大一上学期，由于是初次接触逻辑学，内容中的概念、内涵、外延、命题、推理等逻辑术语显得过于抽象，不易于理解，学生对逻辑学的学习容易产生畏惧心理，进而产生抵触学习情绪，从而不能达到学科教学的要求和目的。加之逻辑学课时较少，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增强逻辑学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热情，调动他们学习积极性，接受并理解大量逻辑学基本理论知识及当前本学科研究热点问题，在逻辑学教学中移植应用 PBL是教学中的一个大胆尝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PBL的概念及特点

 

(一)PBL的概念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简称为“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1]。美国南依利诺斯大学的霍华德·白瑞斯(Howard Barrows)和安·凯尔森(Ann Kelson)博士则认为“PBL既是一种课又是一种学习方式”。

 

PBL最早应该是从医学教学过程中产生的。1969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MCMaster)大学制订了一个 “三年规划”。这个全新的三年规划标志着PBL的诞生。新的三年规划产生原因是：该校临床医学老师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学生在课堂和考试中的优异表现与他们临床上笨拙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学习成绩好、考分高并不等于临床实际操作能力强。PBL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合作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能力。1983年，Schmidt详细论证了PBL教学方法的优点，倡议在医学教育中使用PBL作为传统教学的补充。随后作为一种学习策略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医学教育组织的认可，PBL被专家誉为“一条被广泛采用的核心思路”。一份调查表明北美130所医学院校(全美125所大学中的118所、加拿大16所大学中的12所)引入或准备引入 PBL教学法的占调查院校的86.2%，占北美所有院校的79.4%。

 

(二)PBL的特点

 

1.学生主动。强调以学生主学习为主，学生必须有对自己学习任务的责任感，学习者要全身心投入问题中。学生有许多参与课堂的机会。通过对逻辑案例进行分析、讨论、交流甚至辩论，不但可以愉快地理解逻辑案例本身反映出的基本原理，而且可以在参与过程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教师适当参与。教师要为学生设计具有真实性的任务和问题，改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唱“独角戏”、学生被动接受的状况，教师适时提出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案例供学生分析，实现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目标。3.鼓励探究。自主学习中学生学到的知识必须能够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倡导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的学习情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潜能、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增强教学效果。4.小组互动。PBL是一种小组互动式学习模式。对学生而言，能否以积极态度、恰当方式参与小组讨论，是保证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小组精干，教学班级人数不宜过多，以少于30人为佳，教师可将学生分为4个讨论组。每一组都有自己的针对某一个逻辑案例的讨论主题，在讨论中解决问题。

 

二、PBL与逻辑学相结合的应用研究

 

传统教学把教学过程看成知识的输入过程。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学习者只需理解和记忆书本上的知识。教师只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这种“灌输式” 教学模式中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教师和学生的位置关系是上下关系、教与被教关系、听与被听的关系，缺乏平等与尊重。由于中国高校扩招，在校学生人数激增，随之而来的是高校课程设置安排越来越多，但课时相对减少，如何利用较少课时讲精讲透学科内容，使学生真正掌握学科内容，教改势在必行，PBL教学法值得一试。

 

PBL教学法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与假设，并要求其收集与自己的问题与假设相关的资料论证自己所做的假设是否成立，然后进行总结等[2]。

 

在整个逻辑学PBL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是中心，学生基于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内容自主学习，有同样兴趣的同学组成讨论小组，自行决定学习内容和进度，相互教育、共同进步。如学生对周延、三段论规则等问题进行讨论，以解决问题。

 

PBL在逻辑学教学中的应用步骤：

 

1.首先，教师引导学生设计逻辑问题，“以逻辑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以问题为中心”是该教学模式的第一大特点。为此，逻辑学教学中应该根据教材的特点及教学大纲要求重新整合教材，科学设计问题，包括典型逻辑问题的准备。问题设计可根据以下三点进行：①教师潜移默化地诱导学生思维;②引导学生提出有梯度的逻辑问题。学生针对具体的、不易理解、内涵模糊的逻辑学概念或推理案例提出问题;③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随后进行独立资料收集、自学、研究等工作，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看法，哪怕是错的;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辨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分成不同的逻辑小组。小组互动是PBL的核心。①按逻辑问题相近程度分组：5～7名学生为一组进行逻辑问题小组讨论，指定一名学生为组长。旨在培养学生彼此协调合作能力。②学生的自学阶段：把设计的逻辑问题分给组内学生，指导学生阅读问题并独立思考，开展积极思维。③学生合作讨论阶段：针对逻辑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组内学生根据所给逻辑问题提出假设性答案，相关知识信息可以翻阅教材、查阅文献，或通过网络搜寻，也可找相关学科教师请教获得。旨在培养学生收集资料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小组讨论结果总结：经过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每组学生最终总结归纳得出逻辑结论。⑤逻辑老师的积极评价：每组提交讨论结果，每一位学生提交相应逻辑问题分析及相关知识检索结果，教师对讨论结果及学生报告进行评价，主要从逻辑资料的获得、分析、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查询资料、陈述及相关知识的合理涉及等方面进行。⑥最后的共享：教师针对学生回答问题存在的不足，全面系统讲解该逻辑问题的相关知识，大家共同分享资料与讨论结果。

 

三、结语

 

PBL教学法有着传统教学法无可比拟的优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见学习方法对受教育者的重要程度，同时，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受教育者自学意识的树立，PBL教学法注重从具体问题细节着手，着眼于提高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将PBL教学方法有机应用于高校逻辑学教学中，能较好地实现从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为中心的学习模式转变，从重媒体应用的教学模式向重教学设计的教学模式转变，从重知识传授向重能力培养的三大转变。

 

当然，一个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师工作只是其中一部分，需要学校相关部门协作，改革需要纳入学校建设规划，从师资、资金、场地、时间、制度等多方面获得保障，学校在教学质量评测方面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只从教学方法评测教学效果，而应着重评测教学实际效果。总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面积极参与进来，PBL教学方法改革才能取得实效。

第5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尽管主要身份是社会学家的布迪厄在原则上反对建立一种普遍性元话语，然而，他的确在事实上创造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并将它令人咋舌地运用在农民、失业、、、、阶级、、宗教、、语言、住房、婚姻、知识分子、国家制度等极为广阔的领域里，而他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似乎是文学艺术。他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屡屡提及文学艺术，而且还专门写了几部专著如《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艺术之恋：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发生和结构》、《文化生产场：论艺术和文学》等等。要绍介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浩浩茫茫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慨叹，因为布氏几乎没有遗漏文学社会学的任何一个重要领域，但是，正如上述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文学场显然是布迪厄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是通过文学场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让我们从文学场开始说起。

一、为什么是文学场？

布迪厄自认独擅胜场，并得到了一些学者赞同的学术闪光点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和理论研究、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文学分析，诸如浪漫主义者基于卡理斯玛意识形态，将作者视为独创者；新批评派之类的形式主义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将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视为文学性的一般特质；实证主义者相信经验数据的科学性，把赖以统计的分类范畴当成文学事实的自在范畴；萨特在传记材料中寻求作者的个人特性，并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性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或荣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或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而福科则拒绝在话语场之外发现文学发生的解释原则；……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社会条件和条件。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契或者以发生学结构主义者自命的戈德曼，则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人，将文学的发生简化为政治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工具是场域、资本和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诸概念。就文学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学场或者文化生产场的概念。一方面，文学场在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场可以被描述为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具有自身运行法则，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封闭的社会宇宙。这说起来很有点类似于阿尔都塞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但是，对于布迪厄来说，文学场的隐喻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与宏观的社会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阐释工具，重要的是，它还是超越上述二元对立、反对本质主义文学观的一种叙事框架，同时也是理解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文学家的文学观与创作轨迹，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等等几乎重大的文学理论的。当然，还需要提上一笔的是，他的文学场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文学事实是近世以来逐渐获得文学自主性的文学现象，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围之内。

二、什么是文学场？

那么，布迪厄何以能够声称他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规定性上来了解文学场的一般结构。跟任何场域一样，文学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比如作家或者批评家，在文学场这一游戏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在文学场，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或者说文学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例如一个作家被选入某一级别的作家协会，被授予某种荣誉头衔，其作品发表于某一权威文学杂志，获得某一重要文学奖，被选入某种作品选或者甚至收入到教材之中从而被经典化，也可以是以表现为身体化形式或物化形式，例如一个人的修养谈吐、藏书、文凭、职称等等。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这就是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观，比如捍卫或者颠覆文学场主流话语的基本立场。换句话说，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所随机发明的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的客观反映。文学行动者的文学观与自己在文学场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将自身的优势合法化为文学场的普遍性话语。

为了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危险，布迪厄还强调行动者的习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说，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并不直接就支配了他的立场，实际上，作家在实践中具体行动方案根据的首先是某种感知图式和评价系统，这就是经由一系列轨迹筛积、凝聚而成的某种性情倾向。正是布迪厄称之为习性的这种性情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实践感"；其次，行动者还根据与游戏中自己的位置相联的特定形式的利益来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一切，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被卷入到文学或斗争中的行动者和体制的策略，亦即其根据位置所采取的立场（或者是特有的，例如风格，或者不是特有的，例如的或者伦理的），依赖于它们在场的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也即是依赖于无论业已体制化了或还没有体制化了的（’名声’或者认同）特定符号资本的分布。并且，通过构建了其习性（这些习性对于它们的位置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性情的调节，还依赖于维持或者改变这一分布结构，因而将游戏的现存规则永久化或者对它进行颠覆等构成其利益的程度。"

这样，布迪厄就可以以某种关系主义的逻辑声称他摆脱了本质主义，并且这种关系主义又没有堕落为另一种新形式的相对主义：要是我们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在哪一个特定时空中的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对于文学的合法定义是什么；要是我们问文学家究竟是决定于集体无意识、童年的个体经验、文学形式的变革压力，还是其阶级出身、社会的状况，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作家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他与其他文学家的结构关系，他的习性对于文学场的建构方式，亦即对此游戏的赋值限度，以及文学场与社会空间尤其是权力场的关系。实际上，所有上述思路并没有被他抛弃，我们在下文的部分中可以看到，它们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通过被整合到文学场之中，而借尸还魂了。

三、文学场的发生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文学场作为一般场域的游戏规则，即文学场作为可能性空间，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倾向于使他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在由场域所塑形的一定的习性的调节和特定的利益的召唤下，表现出某一立场或者行动策略，换句话说，文学行动者例如作家、批评家、报刊文化记者或者出版商等其文学观或文学选择与其所立足之位置具有结构性对应关系；但是，必须指出，文学场不能化约为一般场域的运作，与其他场域一样，它具有自身特殊的，也具有自身特殊的逻辑。布迪厄把文学场的特殊逻辑称之为"颠倒的体系（economy，或译经济）"："因此，至少在文化生产场中最具有充分自主性的部分--在那里唯一被瞄准的受众是其他生产者（正如象征主义诗歌一样），就像’负者获胜’的流行游戏一样，实践的体系基于对于全部普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颠倒：包括商业（它排斥对于利润的追求，并且拒绝确保在投资与金钱收益之间的任何对应）、权力（它谴责荣誉和暂时的伟大），甚至体制化的文化权威（缺少任何学院训练或者圣化也许会被认为是个优点）。"

既然与支配世人的日常逻辑相敌对，不言而喻，文学场的发生和成熟，显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也就是一点一滴的与社会世界相决裂的历程。布迪厄以大量笔墨描述了法国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具体地说，即是以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为代表的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经济力量干涉文学的过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文学领域对于权力场的结构从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市场，通过文学作品的销售额，通过改编成戏剧的票房收入，或者通过报纸等产业文学受制于商业逻辑；其二是通过沙龙，从而受制于政治势力。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的诉求，是通过与资产阶级世界断裂，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文学体制决裂开始的。通过拒绝家庭、拒绝前途和拒绝社会，波德莱尔确立了此岸世界的受难是彼岸世界得救的条件这一类似于宗教的文学场内部运动的模式；而福楼拜，则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通过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双重拒绝，确立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张扬艺术自主性的第三种立场。

具体地说，在福楼拜，文坛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派"，以蒲鲁东、乔治·桑等人为代表，反对唯美主义，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接近现实主义。这些人不乏工人阶级或外省的背景，与其社会地位一致，在文学场中处于被支配的位置。而处于文学另一极的是"资产阶级艺术"，它们主宰着当时最走红的艺术类型--戏剧，享有优厚的物质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有些人例如小仲马，还拥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他们张扬厚重的浪漫主义，重视文学的道德价值。福楼拜所标举的"为艺术而艺术"多少是有些奇怪的艺术主张。它不喜欢资产阶级艺术的道德约束，以及对一些体制(如政府、法兰西学院、报纸等)的热衷，也看不起社会艺术的粗俗。这种双重拒绝用福楼拜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所有人以为我热爱现实，而实际上我却讨厌它。正是因为我憎恶现实主义，我才动手写这本书(按指《包法利夫人》)。不过我也以同等的程度鄙视理想主义的虚假招牌，它在现如今是个空虚的骗局。"福楼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漠视公众或说"群氓"的阅读期待。纯粹的眼睛拒绝看到形式之外的东西，作家应该无视任何事物的实体性，应该对政治或社会的各种具体情势无动于衷，艺术家的道德就是对社会的道德信条置若罔闻，只遵守艺术内部的特殊法则。显然这种艺术观与文学场的任何一极，不论是支配的一极或是被支配的一极，都大相径庭："’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有待制造的立场，缺乏权力场的任何对应物，并且也许不需要或者并不必然被认为需要存在。"

四、美学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发明

因此，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带来了一场美学革命，艺术的目的在于艺术自身，而形式才是文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布迪厄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对此进行了相当精彩的。《包法利夫人》作为一部文学史的杰作，在当时是无法归类的。它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精致的风格、现实主义琐碎平庸的人物，以及通奸这种资产阶级轻歌舞剧所擅长的娱乐性题材，让诗和散文杂交，让粗鄙的现实赋以抒情的风格，让史诗的笔触去描摹凡人俗事，这种把文学的形式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对文学场诸对立面进行调停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其古生物学家式超然客观的态度，又使得那些总是想在文学里证明什么的人大失所望。与莫奈把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与流氓无产者画在同一画布上一样，福楼拜以诗(这一最高级的文学形式)的语言去描绘蠢笨低贱的下民百姓，描写其灰色贫乏的生活。当他在道德、价值、情感保持中立--对此布迪厄称之为超脱、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虚无主义--的同时，他诉诸形式以最高的权力。

但是，纯粹美学的发明不仅仅是指向文学文本，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的发明，而且，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明，亦即是所谓波希米亚生活方式（Bohemianlifestyle）的发明。波希米亚人是指居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批文学无产者，这些受过一定程度数量庞大的青年人不能被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吸纳，他们缺乏稳定富足的谋生手段，缺乏社会保护，因此只好选择毋须高级文凭和高贵身份的文坛--因为文坛的基本特点是不需要类似于场中的经济资本一类的东西，是一个前沿可渗透性很强的、不确定的、低章程化的所在--作为自己栖身的场所，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拒绝转化成一种艺术家的特权，将一贫如洗的物质生活转化成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标志，将放浪不羁的越轨生活转化成反对资产阶级严肃刻板伪道德的生活艺术，从而建立起一个与日常社会世界断裂的另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只有文学作品中才会存在的拒绝功利的生活旨趣成为其无上法则。正是波希米亚人，正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活趣味的制定者或者生活的发明者，诉诸形式的美学革命才可能找到其受众，才可能合法化，从而超越社会艺术与资产阶级艺术，成为文学场上的支配性法则。

最后，借助于纯粹的凝视，美学革命还带来了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发明。作为将全身心献身于的全职的艺术的人格化，文学家不营物务，因而得以超越物务；无心于事物的功利价值，因而能够看清事物的"无用之用"，即美学价值。左拉在德雷法斯事件中成功的干预创造了一个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通过"我控诉"的声明，左拉将文学场内部的自主性原则强行推行到政治场：因为只有能够独立于政治、和道德强制的文学家才有可能与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立场相决裂，才可能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客观性和纯粹性，因而也才可能以正义、真理和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来进行批判，尽管在布迪厄看来，这只不过是文学家把自己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特殊语境加以普遍化而已。必须指出，这种知识分子与"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士大夫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与标榜独立性并与权力场相决裂的知识分子相比，后者在主观意识上与统治阶级是合谋的。这是为什么被鲁迅讥为动机与贾府上的焦大相似的屈原以及时刻不忘忠君爱国的杜甫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宗师，而敌视资产阶级的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却成为资本主义法国的文化巨人的原因。

五、文学场的结构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被确认为文学领域的合法信念乃是文学场得以建立的一个明显标志。一个文学场的自主性越强，外部因素就越是需要通过对于文学场内部的重新塑形才能发挥作用。这在文学场的结构上，就表现为两极对立的极端化。一极就是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派文学，布迪厄又称之为"为了生产的生产"、"纯粹生产"或者"限制生产"，其受众就是生产者的同行，也同时是其竞争者；另一极是从属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社会艺术"或"资产阶级艺术"，布迪厄称之为"为了受众的生产"或"大生产"。前者因为挑战既定的社会准则和文学常规，蓄意冒犯流行的社会趣味，拒绝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注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获得经济回报，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符号资助，因而可能会陷入生活的全面困顿。但是，经济资本的匮乏则可能暗示了文化资本的增值，文学受难者的形象则可能预示了未来得到拯救的希望。因此，假如波德莱尔起初穷困潦倒、被资产阶级主流话语拒之门外，但后来却得到更崇高的圣化地位这样的故事成为一种文学成功的范式，成为一切后来雄心勃勃的文学觊觎者的可资继承的符号遗产，那么，渴望成为新的波德莱尔的先锋派以捍卫文学纯洁性的名义在文学场中的斗争必然会获得胜利；另一方面，"为了受众的生产"旨在迎合受众的阅读趣味，无论其预想受众是资产阶级或是普通的芸芸众生，它由于满足了受众的阅读而得到当下的经济回报，这就是畅销文学的写作模式。由于它看起来象是"圣殿里的商贩"，因而它得到的经济资本越多，相应的所得到的文化资本也就越少，换句话说，它必然在文学场中占据被支配地位。

文学场的这种双重结构说来简单，其实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次场的结构对立。比如说，在限制生产场，存在着已经得到圣典化的先锋派作家与正在谋求文学场合法承认的先锋派作家之间的对立；在大生产场，存在着拥有丰厚的物质利润与符号利润、与广泛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作家与居于边缘、以人民大众代言人自居、表现下层百姓姿态情趣的作家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谈到的是资产阶级艺术与社会艺术之间的对立，这多少让我们想起在当代中国《生死抉择》、《雍正王朝》与汪国真、琼瑶的某种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布氏关注的重点。此外，这种双重对立还可以表现为文类的对立，比如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法国诗歌与戏剧的对立，前者拥有文化资本，却极度缺乏经济资本，而后者刚好相反。小说则居于两者之间。最后，这一对立也体现在出版社之间的对立，比如只雇佣了十几个人的出版先锋派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与拥有700雇员、基本上出版畅销书与已有定评的文学名著的诺贝尔·拉封出版社，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布迪厄好像没有提到批评家的类似对立，不知道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够重要，还是因为他找不到有关经验材料。这使他的在这方面看上去不那么精致。

无论如何，这种对立是不对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先锋派总是能够把符合自己长期利益的写作原则强加为文学场的合法原则，其所及，是迫使文学场中的所有行动者，包括"为了受众的生产者"，总是强调自己作品的性，强调自己与权力场保持哪怕是表面的距离。这一点我们从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的一个小细节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梁实秋诬陷鲁迅拿了苏联的卢布，而鲁迅则痛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场的结构及其运作规则既不违背马克思的决定论，即经济是世界的最终决定动因，也不违背社会能量守恒定律。文化资本作为时间、精力、激情甚至金钱等的长期投资，只有行动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收回成本并使自己增值，换句话说，经济基础是使文学行动者免于经济压迫的条件，而另一方面，与那些畅销文学迅速流行，也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迅速淡出、迅速贬值的情形相反，起初遭遇冷眼的先锋派文学会伴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及其对于文学场结构的影响，会成为经典，会被选入大学教材，会成为书店中长盛不衰的常备书，也就是说，先锋派文学最终会获得经济上优厚而经久的利益，其拥有的文化资本最终会转化成可观的经济资本。

六、文学场的符号斗争

文学场的双重结构决定了它的存在形式表现为永无休止的符号斗争。布迪厄说："如果说场域的即是为了争夺强加以感知和评判的合法范畴的垄断权的斗争的历史，这种说法并不充分。斗争自身创造了场域的历史；通过斗争，场域被赋予一个暂时性的维度。"我们可能会以为布迪厄谈论的斗争是纯粹生产者与大规模生产者之间的斗法，但实际上布迪厄主要讨论的是希望得到圣化地位的新锐先锋派与已经得到圣化的先锋派之间的文学角逐，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夺更多的符号资本，从而获得垄断文学合法定义的权力，或者说祝圣文学行动者的权力。

对于这两派文学家，布迪厄借用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术语，将已经得到经典地位的先锋作家与希望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分别称之为牧师类型和先知类型作家。牧师以正统自居，强调文学历史的连续性，强调当下文学法则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倾向于将现时凝固为永恒，倾向于将当初自己领导的符号暴动所带来的断裂视为历史性的断裂，也就是不言而喻的断裂，而拒绝文学新锐对自己的合法化了的断裂进行全新的再度断裂。另一方面，先知则以预言者的身份强调新一轮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并挑战既定的符号秩序。他们在标榜自己回溯到文学本源、成为文学真理的唯一合法守护者的同时，以自己的种种话语实践和文学行动力图将文学场上现行的游戏规则宣判为无效，并发明出有利于自己场上位置或者符号资源的新的区隔原则，最后将此原则强加为文学场上的普遍性话语和合法信念。新进先锋派最常采用的策略就是种种文学命名活动，通过新的命名标签，他们得以重新组织文学系谱，从而将得到经典化地位的先锋派作家区隔为历史和传统，也就是贬入到退出话语场的正在消逝的过去之中，最终构建出全新的现实，也就是将自己在文学场中的被支配的位置置换为统治性位置。

文学革命的成功是两种历史相遇或契合的结果。就文学场自身的逻辑而言，首先，文学场的发生本来就是从上文已经描述的双重拒绝开始的，波德莱尔的反叛的示范意义在于，从他以后，文学对于既定法则的颠覆已经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范式，从此以后，文学造反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文学场一再发生的历史宿命。其次，新的美学因素向文学场的进军，在事实上也使得经典文学黯然失色："先锋派的颠覆行为，使得现行惯例--亦即美学正统的生产规范和评价规范--丧失信誉，并使得根据这些规范生产的产品已经落伍、过时，这种颠覆行为从对于圣化作品的印象的厌倦的中获得客观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布迪厄在总体上拒绝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理论，但是在这里实际上又将其阐释文学史变革的动因的"陌生化"理论资源挪为己用。最后，经典先锋派不仅常常不能摆脱使自己成名的那种创作方式的迷恋，而且，当他们获得巨大的符号财富和经济资本之后，他们创新的原动力可能会停滞不前，因而也就可能会偏离文学真理的纯洁的源头，而新锐先锋派正好处在他们未发迹时的结构位置上：新锐作家除了对于文学的真诚信念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文学付出全部青春和热情时，他们也就积累了足够的符号资本，从而为异日取代其先辈先锋派作家准备好了条件。

但是新锐先锋派的文学业绩只是为促使先辈先锋派文学作品的衰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美学革命的成功最终还要依赖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就是、甚至技术等语境的变换。只有经历上述语境条件的变化，例如体制的变化或者新的消费阶层的形成，才能为建基于新的美学趣味之上的文化产品生产出大量的潜在的新的接受者，而只有当这些文化接受者数量大到构成具有购买力的市场的时候，新的先锋派的文化使命才能完成：先知才会成为牧师，异端才会变成正统，而其宣布的新的感知图式和评介系统才会成为君临文学场的合法规范。

七、信念的生产和文化炼金术

争夺文学场合法定义的符号斗争在具体策略上常常是通过诸如标举什么主义这样的实践上的分类工具来制造差异，并由此获得远离文学场现有位置的新的位置。虽然从原则上来说，差异是无限的，但是，如果每个文学行动者都以标新立异作为自己进入文学场的条件，如果只有发动新的文学运动才是唯一有效的符号筹码，如果文学场的合法定义被越来越快地刷新，那么，文学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部结构必然变得弱不禁风，文学无政府主义必然大行其道，而赖以制造差异的符号资源必然有竭泽而渔之虞。

布迪厄尽管没有得出黑格尔终结论那样的悲观结论，但是他的确了种种文学革命在形式上带来的这种现象。"纯诗"的革命使命是摧毁传统上构成诗歌特点的那些东西，即诗体的形式，如十四行诗体或者亚历山大诗体，如押韵或者修辞格，甚至还要摧毁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中最拿手的那些方面，例如抒情。至于小说，"小说的，至少从福楼拜一来，也可以用爱德蒙·德·龚古尔的话来说，被描述为’杀死小说性’的长期的努力，也就是说，清除似乎是定义了小说的其所有方面：情节、行动、英雄。"文学不断寻找新的区隔原则来表现自己的活力，其逻辑结果并不仅仅是刺激过多使文学失去传统意义上的活力或者说吸引力，也就是失去受众，而且是文学在形式上越来越变成了对文学的反思，"纯小说"使得小说家和批评家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因为小说家成了自己小说的家。这就使得像马拉美这样的文学家提出如此可怕的："像文学这样的东西存在吗？"

布迪厄对此的回答是，对于文学的幻象（Illusio）是存在的。实际上，文学场就是围绕着对于文学的幻象而被组织起来的。处在文学场之中的全部行动者，不管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其唯一相同之处即是对于这一游戏的信念的集体性执著，而文学场上永无宁日的符号斗争其功效在于对此幻象进行了无意识的持续再生产。幻象作为游戏的利益和筹码，既是游戏的产物，也是游戏的条件："执著游戏、相信游戏及其筹码的价值的某种形式，使得玩此游戏值得不辞劳苦，乃是游戏得以运作的基础。而在幻象中的行动者的共谋，是使他们彼此对立的竞争的根源，以及制造游戏本身的竞争的根源。"

这里的行动者就不只是指作为作品的物质生产者的文学家，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信仰圈，一套体制，或者用贝克的术语说，一个艺术世界，包括批评家、出版商、文学史家、学院、报纸、教育系统、政府有关文化主管部门、各种学术委员会等权威机构等等。正是这个信仰圈的集体性信念或者说误识，一些即使是作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文学游戏也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被确认为艺术经典。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来自于艺术界，来自于杜尚著名的尿盆。杜尚的本意是对于个体创造性的嘲弄，通过在尿盆上签名并作为艺术品展出，他激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艺术体制。在杜尚之前，从来还没有人寻求区隔达到了消解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从而消除艺术形式特性的程度。但是，正如彼德·彼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假如一个艺术家在烤火烟囱上签名并展出它，那么这个艺术家肯定没有否定艺术市场，而是适应了艺术市场。这样的适应并未消除个体创造性的观念，而是确认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企图使艺术脱节的先锋派所以失败的原因。早期的先锋派反对作为体制的艺术，这种反对被当作艺术而为人们所接受。"美学家或艺术史家通过解释杜尚实际上并不是"随便做"，从而收买了达达主义者的美学理想，并维护了艺术幻象。布迪厄通过这个艺术个案揭露了崇拜艺术家创造力的艺术幻象如何使一个签名具有转铁成金的魔术般的神奇作用，如何使它可以对公众进行有效欺骗与权力的合法滥用："艺术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现成品上面，从而生产了一个其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相称的物品，这种物品被集体性授权进行一场魔术表演。如果没有整个传统为艺术家的姿态做好准备，没有神父和其信徒的宇宙根据这一传统赋予它意义与价值，这一表演将一无所有。"

八、美学性情、区隔与符号反抗

对文学幻象的批判必然还会涉及到对于美学性情的批判。何谓美学性情？布迪厄说："美学性情是一种将日常紧迫性中立化和排除实践目的的普遍化能力，一种没有某一实践功能的实践的持久的倾向和才能，它只有被建构在摆脱了紧迫性世界的经验之内，并通过其自身即是目的的活动的实践，诸如学术训练或者对于品的沉思，才能奏效。换言之，它预先注定了与作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经验基础的世界的距离。"这一美学性情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形式高于功能，强调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对象。它要求人们对于客体尤其是艺术品进行纯粹的凝视，比如说，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不应该过多的关注故事的情节，也不应该进行任何个人感情的不加节制的投入，更不应该混入任何道德义愤或立场，而只应该欣赏小说的形式维度。换句话说，不应留意故事叙述了什么，而应注意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

秉有这种美学性情被资产阶级美学家假定为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我们相信热奈特能读懂普鲁斯特的叙事话语而我们芸芸众生如读天书，是因为他是慧根人，而我们却天生是智短汉。但实际上，一方面，美学性情是的产物，它对于文化习性的建构只有在文化生产场中才能得以形成，也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形式的解读并不是自古以来唯一正确的合法阅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社会学调查显示，美学性情首先与水平密切相联，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作为一整套感知图式和欣赏系统，美学性情预设了对于编码了文学作品的代码的实践把握。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解码技术，一部文学作品对他而言才可能具有意义和旨趣。但是这样的文化能力，只有超越了生活直接性并受到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才可能拥有，也就是说只有拥有足够的（由资本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本的人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布迪厄揭露了克理斯玛意识形态是如何掩饰真相，并骗取文化资本欠缺者认同的："趣味的意识形态其貌似有理的特性及其功效归于这一事实：正如产生于日常阶级斗争的全部意识形态策略一样，它将真实的差异自然化，将文化习得模式中的差异转化为自然的差异。"

这样，美学性情通过将自身自然化和合法化，将诉诸功能的自然趣味从自身诉诸形式的自由趣味中区隔开来，将前者区隔为粗俗和卑下，把自身区隔为优雅和高尚，并无视其赖以构建的经济条件，将其隐含的阶级对立和人类不平等转化为得到被支配阶级认同的文学趣味的区隔，因而，文学实践与其他文化实践一样，在调节各社会阶级之间对立关系的同时，还作为一种符号暴力，掩饰着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充当着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加以合法化的功能，而教育系统，则强化了对此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曾经指出，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信徒。他的文学社会学既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系统解释，又是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话语实践。实际上，在他看来，由于知识分子属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与广大被压迫阶级有着结构上的对应性，因此能够理解后者的困境，并有可能成为其代言人。布迪厄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反对种种社会不平等和符号控制，就文学或者文化领域而言，他强调通过捍卫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来抵制权力场的殖民。在《关于电视》等著作中，他不无忧虑的看到隐含在大众媒介中的商业逻辑对于文化生产场无孔不入的渗透，看到在文化生产场上居于被支配一极的那些"特洛伊木马"们借助于外部资源来调节内部的符号斗争，从而试图将从属于政治经济资本的文化标准强加为文化生产场的合法原则，对此，他具体的应对策略不是让人们重温左拉或者萨特的个人干预，他呼吁开创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他提出，在或者为统治者服务，从而屈从于经济压力或者国家体制的权威，或者成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成为独立自主的旧式小生产者，这两难选择之外，还可以尝试成为集体性知识分子。文化生产者首先立足于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存在，保卫住自己的自主性，也就是成为自主的主体，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参与或者政治干预就可能是有效的，由此，正如伊格尔顿说的那样，任何文学都是政治的，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不仅仅可以加以政治阐释，而且它本身的价值指向在意识层次就是政治的。

八、对反思性文学学的反思

尽管我们已经用相当长的篇幅绍介了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但必须指出，布迪厄的文学观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的视域实际上比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要宽阔得多。布迪厄不仅仅讨论作家在文学场的位置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还将这套模式引入文学批评中，例如对福楼拜《情感》的分析。正如《文化生产场：论和文学》一书的英译者R.约翰逊所指出来的："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可以说具有一种激进的互文本化(contextualization)的特性。"在考虑文本的因素时，布迪厄把它结合到作家的策略、社会轨迹及其文学场的客观位置中加以考察，从而指出形式自身也是地、社会地被建构的，而且，在考察文学场的自在结构时，他不仅占主导地位的作家，而且注意居次要地位的作家，有时甚至是被今天所遗忘的作家；他不仅研究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而且注意那些赋予文学场以合法性的人，诸如阅读大众、出版商、批评家、报纸、政府文化部门，特别是教育系统；此外，他不仅研究文学场自身，而且将它置于权力场的背景下进行探讨，从知识分子在统治阶级位置上的结构从属性得出文学家必然与社会世界保持距离的基本立场，从而将文学社会学引入到实践领域，也就是引入到社会批判的维度。最后而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布迪厄的文本中，还有一种反思性或者说自我指涉性，他不断质疑自身的逻辑前提。

布迪厄以场的独特视角来透视文学现象，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文学场概念的创设，比之许多过于宽泛因而显得大而无当的理论术语例如环境种族三因素决定论、俄狄浦斯情结、集体无意识、意识形态、能指的自由游戏、编码和解码等等，似乎更有可能实现宏观理论和微观的经验事实的结合。布迪厄将文学场理解为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权力场也具相当程度的理论概括力，特别是文学史上出现或真或假的美学变革的时候尤为如此。以的文学事实来说，我们在理解为什么创造社一会儿打出的旗号是"为艺术而艺术"，一会儿又变成了"为革命而艺术"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解释：艺术口号其实是使自己增加符号资本以及合法化权力的一种策略，既然是一种在文学场上为符号斗争提供武器的一种策略，那么这两者之间前后的不一致就可以被创造社的同仁们忽略不计了。至于八十年代李杭育等人扯出"文化寻根"的旗帜，九十年代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创作实践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命名，前不久，"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喝狼奶长大的叛逆者自居，说"鲁迅是一块臭石头"，无论其出发点是有意或无意，未尝不可作如是观。布迪厄将涵义复杂的资本、习性的概念引入文学场内，在使得这种文学分析趋于性、实证性的同时，又没有丧失作为一种文学分析所应该具有的活力。这部分地归因于布迪厄一些理论术语的弹性。例如他在谈到习性和策略时说："习性包含了对一些没有主观意图的客观意义的悖论的解决。它是诸多套’招数’(moves)的根源，这些招数在客观上可以被组织为策略--而非真正策略意图的产物--至少必须预先假定这些策略被理解为其他可能策略之中的一种。"这样，无论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以及上文提到的创造社、李杭育等人的各种姿态是精心筹划的结果，还是无意为之使然，都不上述分析的言论。另一方面，布迪厄又多次不厌其烦地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强调文学场的不可化约性，即文学场的斗争并不直接就是毫不掩饰的权力的斗争，而认为文学场的斗争作为符号斗争，必须遵循文学的内部。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形式必须首先接受文学场的形塑，采取文学场特有的符号系统。例如福楼拜时代的文学场受政治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沙龙这一中介机制所实现的。在具体研究福楼拜时，布迪厄把福楼拜作品中的风格、人物描写、福楼拜的艺术观与福楼拜本人的习性或性情、福楼拜在文学场、权力场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拥有的资本、符号资本联系起来考察，并力图揭示其对应关系甚至因果关系。这种独辟蹊径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庸俗社会学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降格为自己理论的图解的粗暴做法，又比之形式主义者就形式而谈形式，将文学研究划地为牢，不越文学之雷池一步的狭窄眼光，视野无疑要开阔了许多。

第6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半导体光放大器；太赫兹光非对称解复用器；马赫-曾得干涉仪；超快非线性干涉仪

中图分类号：TN9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3X(2008)1515203

Analysis of All-optical Logical Gates Based on Non-linear Effect

HUI Zhanqiang

(Xi′an Institute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Xi′an,710061,China)

Abstract：Optical logical gate is a kind of important device using for high-performance op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ll optical networks,some exampl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high-speed optical packet-switched routers,header recognization,parity checking and data encode and so on.Several kinds of optical logical gates based on nolinear optical effection are introduced,its structure as well as principle is analysed and discussed.In conclusion,optical logical gates is popular in future.

Keywords：semiconductor optical amplifier;THz optical asymmentric demultiplexer;M-Z interferometer;ultra non-linear interferometer

全光逻辑门是实现全光信号处理的核心元件，它可以实现全光信号提取，全光地址识别，全光复用/解复用以及全光开关等［1-4］，因此，在未来的全光高速通信网络和新一代光计算机中将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目前，国内外均对此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半导体光放大器以其体积小，光谱性能好，工作波长范围宽，响应时间短以及良好的非线性特性等优点，成为各种全光逻辑门中的主要功能器件，本文介绍了几种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中的非线性光学效应工作的全光逻辑门，并对其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比较。

1 实现光学逻辑门的非线性光学原理

实现全光逻辑门主要是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中的交叉增益调制波长转换原理，在忽略放大的自发辐射引起的载流子消耗的条件下，波长的转换过程可以用以下两个方程描述［5,6］:Nt=IeV－R(N)－∑i=s,cΓgi(N,vi)AhviP+i－

∑i=s,cΓgi(N,vi)AhviP－i(1)

±P±it=Γgi(N,vi)－αintP±i(2)其中，N是有源区中载流子浓度，I是注入电流大小，e是电子电量，V是有源区体积，Γ是模场限制因子，A是有源区横截面积，h是普朗克常数，c是真空中光速，下标S，c分别对应信号光和探测光，gi(N,vi)是对应光波的增益系数，v是光波的频率，P+i和P－i分别对应正向和反向传播的光功率，αint是有源区内部的损耗系数，R(N)是非辐射复合和自发辐射复合引起的载流子消耗。为准确模拟载流子沿半导体光放大器有源区长度方向的分布，可以采用分段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将有源区分为M段，每段载流子浓度均匀，给定入射光功率就可以根据式(1)解出第一子段的载流子浓度N1，然后根据式(2)求出第一子段光功率P2，再代入式(1)求得N2，依次类推可求得整个有源区内载流子浓度N和光功率P在空间上的静态分布，最后采用龙格-库塔法求出随时间变化的输出光功率。

2 光学逻辑门的工作原理

2.1 利用半导体光放大器实现光逻辑与门

利用半导体光放大器(Semiconductor Optical Amplifier,SOA)实现光逻辑与门是利用级联的交叉增益调制型波长转换来实现全光逻辑与门［7］，工作原理为：特定速率的信号光经过掺铒光纤放大器放大后再经耦合器1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信号光A和可调谐激光器提供的连续光(探测光)经耦合器2合路，再经过环行器送入SOA1。两束光在SOA1中可以产生基于交叉增益调制效应的波长转换现象，信号光携带的信息转换到探测光上，但与原信息反相。第一级SOA1输出的信号光经环行器输出，而后经过EDFA2放大，随后由带通滤波器1滤出波长转换后的信号；另一路光信号经过可调谐延时线延时后，和带通滤波器1输出的信号一起经过耦合器和环行器耦合进SOA2，适当控制第一级转换输出的功率远大于延时后的信号光功率，因此，当第一级转换输出的比特为“1”时，SOA2的增益被抑制，无论信号光为“1”还是“0”，输出为“0”；反之，当第一级转换输出的比特为“0”，信号光为“1”时输出“1”，为“0”时输出“0”，因此，经带通滤波器2(对准信号光波长)滤出的信号就是信号光A和延时后的信号光B的逻辑与运算结果。

图1 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的光逻辑与门2.2 利用太赫兹光非对称解复用器实现全光逻辑门

利用太赫兹光非对称解复用器(Terahertz Optical Asymmetric Demultiplexer,TOAD)实现全光逻辑门的原理如图2所示。耦合器1将一段光纤首尾相接［8］，作为非线性元件的SOA非对称的置于光纤线路中，它偏离环路中心的光程为T/2，控制脉冲经过耦合器2从端口A引入环路，探测脉冲从端口C注入，控制信号光足够强，能够引起SOA中的非线性效应，而探测光很弱，它不在SOA中引起非线性光学效应。此逻辑门的工作过程为：探测光从端口C输入，被耦合器1分为幅度相等的两部分，分别沿顺时针(CW)和逆时针(CCW)方向传输，在没有控制光的情况下，CW和CCW光均可获得SOA的小信号增益，当它们再次回到耦合器1时所获得的相移也相等，因此，两束光在端口D相干相消，而光全部从端口C反射；反之，当有控制光从端口A输入，控制光经耦合器2注入环路中，适当调节探测光和控制光之间的时延，使得控制光在CCW之后CW之前到达SOA，这样，在控制光的作用下，CW将获得额外的非线性相移，经耦合器1再次耦合后，从端口D输出，相当于实现了探测光与控制光的逻辑与运算。

2.3 基于马赫-曾德干涉仪的全光逻辑门

基于马赫-曾德干涉仪(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s,MZI)的全光逻辑门的原理如图3所示［9］，SOA1和SOA2对称放置在干涉仪两臂，连续的探测光通过一个耦合器分解成两束，注入到干涉仪两臂，波长为λ1的两路强度调制的信号光分别注入其中，信号光的峰值功率高于SOA的最大线性输入功率，当输入功率超过SOA的最大线性输入功率时，SOA的有源区内载流子密度就会发生变化，使有源区内的有效折射率发生改变，导致通过SOA的探测光的强度和相位发生变化，探测光经过SOA就会携带上信号光的信息，两路经过相位调制的探测光在耦合器中发生干涉，将相位转移成振幅调制，完成两路信号的异或运算。

图2 基于太赫兹光非对称解复用器的光逻辑门图3 基于马赫-曾德干涉仪的全光逻辑门2.4 基于超快非线性干涉仪的全光逻辑门

超快非线性干涉仪(Ultrafast Nonlinear Interferometers,UNI)的工作原理如图4所示［10,11］，信号光经过起偏器保持一定方向的偏振态，经过双折射光纤后分离成具有不同偏振态相互正交且有一定延时的两路脉冲，其中一个脉冲先进入SOA，然后控制脉冲通过耦合器1输入到SOA，接着相互正交的后一脉冲再进入SOA。由于前一脉冲强度小，SOA不会产生增益非线性，而后一脉冲将会遇到强的控制脉冲导致的SOA增益非线性，从而获得一附加相移。

图4 基于超快非线性干涉仪光逻辑门因此，当两个脉冲经过快慢轴与双折射光纤BRF1正交的BRF2后，重新在时间上重叠。由于两个脉冲有相位差，当它们通过45°检偏器后将会产生干涉，从而有输出；反之，如果没有控制脉冲，则这两个脉冲将会遇到相同的增益特性，没有相差，在检偏器中不能形成干涉，因而也就没有输出。当利用超快非线性干涉仪作为逻辑门时，时钟信号作为信号光输入超快非线性干涉仪，再利用耦合器2输入A和B两个逻辑控制信号代替超快非线性干涉仪原来的控制信号，就可以获得或门和异或门。

3 结 语

以上分析了几种典型全光逻辑门的工作原理，其中，在利用半导体光放大器实现的全光逻辑门中，第二级半导体光放大器前置的掺铒光纤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功率和消光比对逻辑与运算的输出性能起决定性作用，而利用太赫兹光非对称解复用器实现全光逻辑门方案，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性强等优点，在实现逻辑操作的同时实现了波长转换，最后探测光作为载波携带逻辑结果输出，同时，此方案还具有扩展性，即能够实现多个具有不同波长的数据流的操作，如果改用偏振无关的半导体光放大器，可实现偏振无关的逻辑门。基于超快非线性干涉仪的全光逻辑门，利用反向控制光实现全光或门和异或门，同时信号光和控制光可实现单一波长工作，加之采用了半导体光放大器，使得结构紧密，连同基于马赫-曾德干涉仪的全光逻辑门，均具有便于集成的优点，用于未来的全光信号处理颇有前途。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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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连续性/间断性/传统理性主义/思想资料

【正文】

人文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都要受社会实践的制约。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受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也要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制约，但它主要表现为受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受社会制约的方式、程度和条件上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一、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非独立性

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31页。）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

当然，任何理论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都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但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间断性要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理论不仅在其形成和发展上，而且在成果上都要受社会状况的高度制约。因此，思想史的就不能局限于思想本身的发展，而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去寻找根本原因。前苏联学者托尔斯特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把意识看成客观进行的过程，即在自身运动中不是由个别人（乃至天才人物）的主观心理观点，而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的普遍机制来调节的过程。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克服以往家认为这个过程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的外观’。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强调的那样，这种外观对以往一切哲学都抱有空想，这不单纯是哲学家们的主观谬误，错误判断的结果，而是哲学（一般地说，也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客观状况在社会分工和劳动与人的异化系统中有意识的表现。”（注：托尔斯特赫等《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88年版，第135～136页。）

唯心主义者把思想史看成理论自我演变的历史，认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只是纯理论、纯逻辑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在克服思想史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理解，打破思想理论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就必须看到理论以外的因素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传统理性主义的研究思想史的，即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看成与人的社会生活无关的这样一种方法是应予以抛弃的。这种方法同传统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一致的，它解释不了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两个人用同样的逻辑规则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仍然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实际上，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只能到思想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

进入以来，特别是随着唯物史观的的逐步扩大，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对思想史领域的理性主义解释感到不满，他们在思想史研究中逐渐把目光投向客观的社会因素。“环境解释学派”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该学派主张在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作用，认为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环境和思想家的生活环境对于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有的人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国家宪法的形成，有的人用社会环境的变迁来说明社会思想主流的演变，有的人则用环境来解释政治家的思想倾向。虽然他们中许多人走向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没有看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但他们的观点毕竟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这一方面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影响的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思想本身来解释思想史，把思想史看成思想独立发展的历史，这终究要走入困境。

二、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具体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以往人们认为，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种看法在静态地社会结构这个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我们就必须看到社会存在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实践活动。因此，用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就是要用物质实践活动去说明社会意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人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但是生产力并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因此我们

应当从人们的物质活动出发，看到“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同时要看到物质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看到生产力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多种中介因素，这就需要对社会存在作宽泛的理解。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社会因素对它有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第一，社会分工推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哲学、神学、道德等等首先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结果。“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由此造成了一大批哲学家、家和人文社会理论领域的其他思想家，这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大多数人造成不幸，使之成为终生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即使从事社会精神文化创造的人的活动也成为被分工束缚的终身从事一种职业的活动。这也同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相悖。旧的社会分工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它又将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被历史所消灭。马克思反对把某种工作作为人的终生职业，但并不反对专业化，因为专业化同职业化是两码事，专业化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人的专业化活动即有具体内容的活动是以完整的个性为前提的，因为创造性地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就要有广泛的各种才能。

”（注：见托尔斯特赫《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第二，群体利益制约和推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物质利益原则不仅引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且引导着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贡献之一就在于看到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对思想的作用。梯叶里认为，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仅仅用信仰来解释，而应当从物质利益出发来解释。基佐则指出了阶级利益和财产关系对于政治制度、思想发展以及风俗习惯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且用财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文学艺术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思想斗争是思想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思想斗争应从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出发来加以说明。

第三，阶级斗争、历史环境的变迁等因素也是推动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往往要通过思想理论的斗争为自己开辟道路。

历史环境的变迁对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发生变化。制约和推动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此外，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理解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社会条件。

三、正确看待人文社会理论发展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要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是这种影响和制约关系是复杂多样的，而且人文社会理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道路与自然科学相比，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力避简单化，采取合适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不能把社会对思想理论的制约作用看成机械的因果决定。社会对思想理论的关系是复杂的，正象恩格斯在晚年指出的那样，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把唯物史观理解成经济决定论，而要看到多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作用。因此，在社会制约思想理论这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制约作用的灵活多样性，不应将其等同于僵硬的机械因果决定。

许多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提出质疑，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会导致相对主义，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那么思想也就再无客观性可言。另一些人则认为思想一旦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人们会产生什么思想都是既定的，这样思想家的活动就再无自由可言。实际上，这些片面的看法都同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有关。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因果决定，它带有以下特征：一是开放性，作为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开放系统，这在近、现代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人的需要是不断扩大的，满足需要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扩大的，人们的经济交往是不断扩大的。由此决定了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思想，观念也要随之而扩大视野。二是全面性，社会存在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两个经济因素，而是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因此，要用全面的观点理解社会存在及其由之决定的思想观念。三是中介性，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决定要经过一系列中介，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政治生活、思想家的认识图式等在这其中都会起作用。四是动态性，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总之，只有辩证地理解存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才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起来。

第二，要看到人文社会有相对独立的道路。社会对思想的制约并不排除史、思想史、伦史、史的存在。因此思想理论作为人类文化现象，总要一代代地流传下去，并在流传中不断地更新发展。因此思想资料的流传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人文社会理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恩格斯在说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这一事实时指出，这是因为“每一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其他文化因素对于思想发展的是要通过思想资料才能起作用的。这些因素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着思想家对思想资料的选择、舍弃以及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改造的方式和方向。因此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是影响思想资料流传的方式和方向。脱离了思想资料本身，思想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恩格斯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是发生在思想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

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因此，思想资料的流传和变化既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人文社会理论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应立足于这方面来说明。

第8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小学数学；数学逻辑思维；微课

在新课程背景下，实施素质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锻炼学生心理能力。而要想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智力，就必须关注和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数学是一门非常注重逻辑性、系统性以及严谨的学科，有助于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其他综合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时，需要做好微课设计，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提高思维逻辑能力以及解题能力。

一、微课的含义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课程改革的实施。而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一项重要辅助方式，能够优化教学流程以及课堂中师生互动方式，借助网络技术，打破了传统课堂中基础的教学结构，是一种更加新型的教学方式。微课的概念起源于国外，Dacid Penrose认为若是将微课与相关的作业和讨论结合实施教学，便可以更好地达到与课堂授课时一样的效果。而随着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进行的相关实践，其含义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着，笔者看来，微课实质上是针对某个教学环节或者是某个具体知识点来进行的教学设计，以微视频为教学核心，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微课设计原则

1.主体性

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微课设计的时候，需要树立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这是因为，只有学生处于主动学习状态的情况下，思维才会更加活跃，才能更好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而，教师通过数学微课进行教学时，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创新教学方式，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从而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探究学习。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进行实践参与，能够使学生在愉快的学习中，自己去发现问题、思考质疑，从而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从而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2.时间性

微课设计一般一个课程只会关注一个知识点，而同时由于小学生的特点，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此，在进行微课设计时，需要有时间观念，每个课程内容的设计都应尽量控制在十分钟以内，从而避免时间过长、学生注意力分散以及内容过泛的现象。

3.完整性、针对性

即便是微课设计，也应当是完整而具体，且有针对性。课程需要分为课程导入、学习、小结以及课后练习四个部分，或者是适当进行课外学习等。同时需要进行目的性较强的逻辑思维训练，科学合理的教学过程设计，从而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比如说提供或者组织各种探索性问题来引导学生进行逻辑思维训练。也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互动合作、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从而提高逻辑思维的层次。

三、小学数学逻辑思维微课设计

1.微课功能结构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进行逻辑思维训练微课设计时，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清晰、统一的方向，从而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数学课程框架，在学习中慢慢构建自己的数学知识系统。而微课资源一般都是基于Flash的微课件、学习任务单、知识地图以及相应的逻辑思维练习组成。其中基于Flash的微课件是微课中的重点内容，一般包含了课程辅助以及课程学习两个模块的内容。这两个模块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在基于Flash的微课件的微课资源中，更为突出教学趣味性，从而使学生能够处于愉快的学习氛围中，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方法与提升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2.微课界面设计

微课使用对象是小学生，同时必须要通过网络媒体去实现，因而在进行微课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认知能力水平。小学生电脑操作能力并不是很强，因此，需要有方便的操作以及简单明显的引导才能更好地让他们使用微课学习。同时在微课设计时，需要注重色彩以及设计一些画面感较强的图像。一般微课界面设计主要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内容：（1）导航设置。微课首页设计需要简单明了，除了必要的标题外，便是每个模块的文字名称按钮，对相应部分内容进行链接；（2）按钮设计。为了方便使用，可以设置文字按钮、图形按钮以及立体式按钮等；（3）页面布局。进行页面布局时，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特点以及需求，小学生对于色彩鲜艳的图片类素材会更感兴趣，而不是大篇幅的文字描述，因此，为了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在进行页面布局时，文字要适量，适当增加图片；（4）交互设计。在微课设计当中，微课教学内容和学生之间进行的交互主要是通过菜单选项、导航设置以及按钮设计来实现。

总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入微课，不仅可以丰富小学生学习资源，同时还能够有效开拓小学数学学习方式。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微课设计时，应当注重小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基于微课设计的基本原则来进行实践教学，从而提升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第9篇：逻辑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大学；战略；规划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2-0043-05

规划意味着确定理想目标以及确定实现这个日标的方式。规划的目的是通过变革，使组织更贴近客户的需要，更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从而提高组织的绩效。作为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达到一定的复杂阶段后，规划得以在大学中广泛应用。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是一种积极主动、目的明确、面向未来的大学管理方式，其任务在于谋划全局、谋划长远、谋划重点。

一、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就开始了以制订院校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为标志的战略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而在这之前，大学基本都处于经验管理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入学人数增加，院校扩张，管理日益复杂，开始出现权威领导主导的发展战略规划。但这类规划既缺少理论研究，也缺少广泛参与。20世纪60年代，以计算机为工具，以数学模型为标志的定量技术，被很多高校用于制定发展战略规划。20世纪70年代，管理工具继续不断引入战略研究。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学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持续的财政压力等，简单的定量技术已经无法适应规划的要求。许多管理专家开始将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用于大学。在美国，许多大学邀请军界和企业界的人士到大学介绍实施发展战略规划理论的经验，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也不断研究战略规划理论在大学中应用的方法和途径。1972年，美国学者申达尔和哈顿发表了题为《战略计划与高等教育：概念、问题和机会》的文章，最早将战略规划用于高校发展。1978年，哈佛大学霍斯墨出版《学术战略》一书，完整地提出了战略规划用于高等教育的理论。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凯勒出版的《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更是掀起了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对高校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热潮。除了一些专家的研究，美国全国高校管理系统中心与全国州立大学协会等组织也将战略规划应用到大学的管理实践之中从而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南此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战略规划才引入大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大学中广泛实施。乔治・凯勒的论述也印证了这一点：“1983年本书首次出版时，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采用了战略规划来设计学校的未来发展。而今天，在美国的3900所学院和大学中，却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已经制定了某种形式的战略规划。或者正在制定一系列战略行动重点。在过去的20年里，在其他国家的大学里，战略规划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被广泛采用。”

战略规划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才引人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广泛地在大学中运用，与大学自身的变化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变革直接相关。正是在这段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单一的精英阶段走向多样化为主要标志的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也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中心，成为美国经济的强大引擎。高校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如大学入学人数的持续下降、学生的大龄化、少数民族学生的快速增长等。这些挑战迫使高校领导采用战略规划方法，在进行环境分析和制定规划时。不再是被动地应付，而是变成有前瞻性地主动反应，强调战略管理而淡化对定量技术本身的关注。此时，大学本身演变为复杂的学术组织，其发展目标多样，与社会关系密切，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问题凸显，结构与功能不断分化。这种情况下大学才需要进行发展战略规划。

二、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逻辑

1 竞争逻辑

“西方世界在1520年以前建立的大约75个公共机构，仍旧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有着类似的功能和未中断的历史。包括天主教会……以及61所左右的大学”。也就是说，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较之在竞争中前赴后继的企业而言，无异于百年老店，不存在资源与社会声誉方面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来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信息化的发展，高校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和挑战。首先，高等教育大众化促成了大量大学的产生，进而促成了大学之间对资金、生源、师资乃至社会声誉的竞争。其次，伴随着大众化进程，就整体而言，高等教育将不再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稀缺资源，高等教育发生了由精英教育时代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化意味着大学对紧缺资源和消费者市场的激烈竞争将不可避免。再次，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大学的竞争将超越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最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创造、提炼、控制、传播等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领域，远远超出了大学的范围。很多新的巨型公司，比如微软等，都以信息或知识为业，而这在传统上是大学的功能。基于此，大学不再能垄断知识的创造和传授，而是面临着严峻的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

“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日益增强，而且未来还将大大加强，这就要求学校应当有新的运行方式和新的管理程序”。对于大学来说，发展环境的竞争性决定了它也需要被规划，战略规划是大学应对外部竞争性环境的基本途径。是大学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正是出于竞争的需要，战略规划才引人大学发展及其管理过程中。

2 适应逻辑

追溯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见，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作为“象牙塔”始终远离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它创造知识，并传授给前来的学习者，之外与社会再无更多的交集。而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成为科学研究和新思想的温室，引领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掌控着使个人成为明天的专业人员、领导以及政治与经济巨鳄的权力。简言之。大学已经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巾心，它与外部社会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复杂。而与此同时，外部社会也在发生急剧的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技术的影响以及来自外部力量的干预和控制等使得大学正在进入一个革命性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学、工程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把数百万成年人带人了大学，受教育者从学生转变为学习者：市场需要大量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许多大学仍然因袭旧的教学方式，大量培养理论型、学术型的人才。

社会环境是大学活动的空间，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能适应环境的组织将走向衰落，很多组织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基于此，大学需要通过新的管理方式或变革来适应社会环境。战略规划的角色毫无疑问是目前可以获得的最好方式来帮助一个组织更好地适应环境。正如乔治・凯勒所言：现在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复杂的变革不再容许学校回避管理的要求，通过战略规划和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管理改革，学院和大学将在效益和效率两方面都得到提高。

3 选择逻辑

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大学只需要按照单一的发展模式，实现精英人才培养的目标即可。时至今日，以多样化为主要标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大学的发展面临众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大众化意味着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加，大学内部的规模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大学也变得更加分权，更加多层次、多类型，拥有更多样化的使命。也就是说大众化必然引发大学发展目标多元化，功能发挥多样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学内部的管理也趋于层级化、复杂化。

面对大众化带来的大学发展目标和模式的复杂多样，大学必须从中做出选择。因为社会不需要让研究型大学主宰整个高等教育，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所有的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为增强大学的长期生存能力，大学领导者有必要对未来的发展目标多些思考和判断，选择对于大学的发展来说关键的、战略性的、根本的目标和发展战略。而这正是战略规划要解决的问题，战略规划的任务就在于谋划全局、谋划长远、谋划重点。运用战略规划作为新的管理方式，大学领导常常能够高瞻远瞩，选择未来若干年内大学的发展目标，根据对未来目标的选择决定现在的工作重点和任务。可见，大学处于以大众化为标志的复杂化阶段时。需要通过规划，对发展目标、功能、层次、发展领域的先后顺序等做出选择，即选择是发展战略规划得以在大学运用的基本逻辑。

4 资源配置逻辑

资源是所有组织最关心的因素，它决定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也是大学全部活动的基础，有了资源，大学才能维持运转，发挥其基本功能。目前，随着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其内部的组织结构更加复杂，院系和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功能不断扩展。基于此，大学对资源的需求量必然越来越大。而大学获取资源的能力、利用资源的能力却很有限。

在资源有限且不断消耗的情况下，大学尤其需要重视资源的合理配置、争取。如何将有限资源运用于发展的关键领域，是大学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而战略规划的目的正是通过变革，使组织更贴近客户的需要，更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从而提高组织的绩效。通过战略规划，大学可以了解如何充分利用外界环境中的机会，避开威胁，充分挖掘和运用学校现有的资源，并争取更大的资源投入，扩大办学规模和拓展发展空间。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作用就在于优化整合、组织调配学校资源，将各类资源效用最大化，减少消耗浪费，指导大学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保证大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集中有限资源用于战略性、关键性的发展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有后为”，保证在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实现大学的跨越式发展。

5 协调逻辑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化，大学内部组织结构越来越趋于复杂，发展包括的子目标越来越多且关系错综复杂。比如行政目标与学术目标之间，教学目标、科研目标与服务社会的目标之间，基础学科发展目标与应用学科发展目标之间等等，有的关联性很强，有的互相冲突，都需要协调和平衡。与此同时，大学的发展还涉及外部的多个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又会对大学提出很多不同的要求。比如，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公司等，这些不同利益的投资者有权对大学的事业发展目标、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只有满足多个利益主体的需要，大学才能获得发展。

总之，大学有多个子目标，多个利益团体。当我们考察各个团体的需要时，就会意识到重要的是平衡，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需要。但大学本身的资源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满足所有利益主体的需要，为此只有通过战略规划进行协调。因为规划的任务之一即在谋划重点，讲究重点思维，所以可以通过规划来协调实现不同子目标的先后顺序以及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分阶段、分层次，以一定的轻重缓急的顺序来逐步解决问题，对每一类社会群体的需求都能够有所回应，进而推动大学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协调促成了大学发展需要规划。

三、战略规划之于中国大学的发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曾经是远离竞争的。在计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呈现出以集中控制和服从模式为特征的运行特点。在这种制度安排中，由于高等学校运作的条件完全由上级主管部门所占有和支配，高等学校不存在退出的威胁。另外，当时大学的发展也处于精英化时代，规模较小，结构简单，发展目标和模式单一。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所应对的环境千变万化，充满竞争。在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既有合作更有竞争：在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中，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学之间对生源、师资等的竞争愈演愈烈：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大学与其他行业、社会组织也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大学经受着不进则退、缓进也退的巨大压力。因此，任何大学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未来高枕无忧了。另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终身教育理念的倡导等都不断冲击着大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开始逐步向大众化推进，大学大幅度扩招，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学校数量不断增加。

内外部环境的这一系列变化对大学的生存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在多样化的发展目标和模式中做出选择，如何协调日益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利益主体，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等问题成为当前我国大学发展的热点话题。要做到这一点，最迫切的就是要引人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是高校适应和驾驭内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众多高校力图通过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以增强自身应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并通过战略规划来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对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做出选择等，以期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工作。各大学在这个时期纷纷成立发展战略规划部门，如北京大学1999年6月成立发展战略规划部、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11月成立发展战略规划处、武汉大学2001年1月成立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办公室等。也就是说，在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成为我国众多高校的共识与集体行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可见，对于我国来说，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产生同样基于竞争、适应、选择、资源配置以及协调等基本逻辑。独特之处在于，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在我国的广泛运用还与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大学是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直接相关。一方面，具有独立的自身利益和自，是大学进行规划的前提。因为拥有自，大学才可以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管理。在我国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事业一直被视为由政府支出的公益利事业。大学产品的性质为纯公共产品，大学所有权与管理权都由政府掌握。高校办学自小，甚至没有办学自，就没有寻求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其发展就无法自我设计和规划，只能跟着政府指令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加大了步伐，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学校自主办学为主体的高校运作机制。1999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也从法律上有效地保证了大学的办学自。基于办学自的逐步确立，目前我国的大学发展才可以被规划。从这个角度来说，办学自是大学制定和落实战略规划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要将大学自落到实处，除了政府放权以外，大学自身也需要加强自我意识的树立和自主发展能力。大学自我意识的树立及其自主发展能力的养成，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制订、实施发展战略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等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大学寻求自我发展的意图，承载着大学为实现发展目的而进行的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调控。因此，大学通过发展战略规划来思考自己的未来，能提高大学自主发展的意识，激发大学自主发展的热情，强化独立决策的功能，进而将办学自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