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方式精选(九篇)

第1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一、网络治理：公共服务治理的新模式

近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公共服务改革，先后经历了官僚制公共服务模式、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模式和“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不同阶段[1]。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中同时存在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传统的单中心或单主体的供给机制日益被多中心治理所取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理论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治理理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加之其无法回应现实公共服务供给具体操作的需要，网络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易于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具体操作模式，首先在企业管理领域被提出，并随着公共管理理论发展逐步成为公共服务治理的新模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最先是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Goldsmith)和威廉•D.埃格斯(WilliamD.Eggers)提出来的。他们在《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GoverningbyNetwork：TheNewShapeofthePublicSector）一书中指出，等级制政府管理的官僚时代正面临着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网络治理，它是全球治理模式更加广泛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种全新的，通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共同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他们认为网络治理象征着世界上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4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即逐渐出现了利用私人公司和非营利机构从事政府工作的第三方政府模式；从顾客———公民角度考虑采取横向协同政府，减少政府程序；技术进步所造就的数字化革命减少伙伴间合作成本；公民对需求选择的灵活性日益增加[2]。国内有学者认为，网络治理就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3]。可见，网络治理将公共服务中的治理理解为多元行动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协作与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它将除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企业、公民，以及社会资本、非正式关系都纳入治理的分析框架中。在网络治理中，政府是核心行动主体，但与其他主体是一种基于契约的平等关系，在一些特别公共服务的供给中，非营利组织等其他多元主体也可能在网络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4]。同时，网络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手段多元化的特性，它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诠释公共服务中的治理模式，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二、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与各主体的角色分析

弱势青年是社会救助的主体之一，它一般是指在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群体，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贫困、知识贫困和综合能力贫困。在美国，弱势青年年龄一般在16～24岁之间，多数人有着高中辍学经历。由于教育获得严重不足，加之没有一技之长，弱势青年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最易被边缘化的群体之一。比如2004年，全美的失业率是5.5%，而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则高达12.3%[5]。弱势青年的困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犯罪、吸毒、福利依赖、未婚先孕等。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州监狱囚犯当中有3/4是辍学青年，联邦监狱则有59%[6]；每年辍学青年犯罪和福利依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240亿美元的经济负担[7]。应用教育救助来解决青年所面临的发展和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作为社会救助体系组成部分的教育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或基础教育，提高弱势青年的教育和技能获得，从而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最终促进其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自福利国家危机以来，美国公共服务领域的网络治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教育救助也不例外，业已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治理结构。在该结构中，各行动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救助的供给、生产，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其中，非营利组织在整个教育救助供给中处于中心地位。非营利组织（NPO）一般是指除政府、企业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在美国，它是指在税法上享有税收豁免的组织。由于非营利组织具有自治性、草根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的特征，实现社会公益、服务社会弱势群体是它们的组织宗旨，因而比政府和企业更能够解民忧扶民困，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网络治理的核心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与协作的伙伴关系。在整个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中，非营利组织承担着为弱势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基础教育和就业安置服务的任务，并依赖于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等在内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政府既是资金供给者，也是教育救助服务质量监管者；雇主协会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但提供教育救助运作所需的资金，也通过参与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确保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教育救助符合社会需求，同时企业也为弱势青年提供培训所需的实训岗位。作为教育救助网络治理主体的非营利组织，其具体职责包括甄别救助对象，并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基础教育、职业培训、人际交往辅助、职业生涯指导、公民养成等一系列服务。非营利组织之间还形成联盟，影响政府相关政策，并相互学习、推广成功的运作模式。被救助对象成功实现就业、摆脱贫困后，也可成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资本，向他们所在的单位推荐其校友，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最后社会大众也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募捐与合作对象。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各个主体在教育救助网络中的作用。

1．政府角色分析

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网络治理中所形成的公私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公共服务治理的主导形式，它们在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教育救助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就是政府购买，即政府按照契约出资购买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救助服务，并对其质量进行监管。美国教育救助服务的政府购买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竞争性的合同购买；二是赠款购买。这种两种方式的使用则取决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服务提供的实际运作。库珀[8]认为，当一个机构对受资助者几乎放任不管的时候，资助(即赠款)是最合适的；相反，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期望非营利组织按时完成公共服务的话，那么合同大体上就是合适的。在竞争性合同外包模式中，政府的作用就是根据相关法案的要求对承包商的资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此基础上进行投标以确认项目的承包商，并对它们的业绩进行考核以便奖惩和决定是否续约。而中标的非营利组织必须根据合同提供相应的教育救助服务。下面我们以职业团为例介绍美国教育救助服务的合同外包模式。职业团是美国唯一由联邦政府全额拨款的教育救助项目，每年服务的弱势青年人数超过6万人，自1964年成立以来，已经帮助200万美国弱势青年实现升学、就业，摆脱贫困。政府将其服务分为招生、训练营地的运营、就业安置服务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进行招标。职业团的训练营地的招标是整个职业团合同外包的核心，也是其教育救助服务的核心部分。在其全部的122个训练营地中，除了28个由内政部和农业部直接管理外，其他94个营地均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给各个非营利组织。美国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团全国办公室和6个区域办公室负责管理职业团。投标前，劳工部必须根据《合同竞争法案》和《联邦采购条例》对投标者的资质进行审查，包括评估运营商的技术实力、资产规模、过去的业绩等等。劳工部根据职业团的训练营地绩效标准决定是否授予合同。一旦运营商接受合同，那么它们就必须根据合同负责对训练营地的管理，内容包括雇佣和培训雇员，提供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咨询、健康管理和其他相关服务；管理学生的奖学金和纪律；提供财务报告等等。自职业团建立以来，劳工部和相关的承包商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很多非营利组织负责职业团训练营地的运营达4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救助经验。职业团还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估制度，它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学生的产出（如就业率、薪资水平、文凭和职业证书的获得），二是训练营地的运营质量。同时承包商还必须接受严格的财务审计，以确保联邦的资金没有被挪用。政府赠款则分为定向赠款和竞争性赠款。前者是根据特殊群体的需要而设立的拨款计划。联邦政府一般根据特别法案向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州和地方政府机关、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下达拨款计划。它一般针对的是整个群体，而不是个别的公共服务项目。比如青少年罪犯重返社会赠款计划，旨在帮助刑满出狱的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能够获得升学或者实现就业。只要是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都能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竞争性赠款则实行严格的招投标。在竞争性赠款模式中，政府通过设立严格的申请条件来达到控制服务对象和服务质量的目的。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救助机构要获得政府的赠款，就必须在标书上详细说明组织的资质、运营成就，并且保证会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使用赠款。与此同时，为了让赠款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一般会要求申请机构建立广泛的社会伙伴关系，保证赠款用完后该救助机构能够继续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以继续服务于救助对象。在赠款的招标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就是根据特别法案，遴选教育救助水平较好的救助机构，为它们提供特别的资金，帮助它们完成特定的救助任务。除此之外，对于比较成功的非营利组织，政府也会拨款帮助它们完善自身的教育救助体系。比如，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JobsforAmericasGraduates）从2001～2005年三次获得了美国劳工部的赠款，累计达到了274万美元[9]，这部分赠款用来帮助该组织修缮训练场所、训练师资、完善全国连锁网络等等。美国政府的资金是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第一财源，它是保证此类非营利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根据萨拉蒙的研究，在美国整个非营利组织中，有关就业培训业务的资金在1980年有48%来自于政府的赠款，规模达到30多亿美元[10]。而美国一些比较成功的非营利教育救助组织（比如青年建筑团、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获得的政府资金的比例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CenterforEmploymentTraining，即CET），自1967年成立以来，其资金有一半是来自于政府的赠款；同样的，青年建筑团（YouthBuild）的运营资金中有一半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拨款，35％来自各种基金会，9%来自各个企业的捐赠，6%来自个人的捐款[11]。

2．非营利组织及其联盟

在整个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中，非营利组织处于核心地位。它们从政府、雇主协会、各类基金会、个人获得组织运作所必须的资金与实物，同时，通过对社会弱势青年的救助，实现它们扶危济困的组织宗旨。由于教育救助所服务的对象比较特殊，因此，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核指标也与其他组织差异较大。衡量它们绩效的主要指标一般包括青年的升学率与就业率。为了保证教育救助服务的质量，提高组织的绩效水平，各个非营利组织都十分注重组织的建设与能力的提升，提供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职业培训、同青年身心发展相匹配的心理咨询、人际交往辅导、组织领导能力培养和住宿服务。比如总部位于美国圣何塞市（SanJose）的就业培训中心自1963年成立以来已形成鲜明的组织特色：一是强化学员培训的参与。CET要求学员严格遵守培训时间表，学员必须全职参与培训。这样可以缩短他们的培训时间，节约学员和项目的成本。二是强化雇主对课程的设计、开发、教授的参与。三是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网络。自成立以来，CET就十分注重社会网络的开发，与当地的社区、雇主协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为CET提供大量的实习岗位；当地雇主协会的成员不仅捐赠了大量的培训设备，而且还为其学员提供现场工作机会。社区和雇主有岗位空缺，都会优先录用CET结业的学员。这使得CET的就业安置能力十分强大。在任何一个社会，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它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问题：如何生存？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地方就在于，它们要靠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资金援助才能服务于社会。这一点对于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尤为如此。根据萨拉蒙的研究，自里根政府缩减对非营利组织的援助以来，美国非营利组织为了生存，被迫走上服务收费的道路。但是，由于教育救助服务的对象一般都是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靠服务收费很难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很多提供教育救助的非营利组织走出了一条“加盟式”发展的模式。这类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创办初期一般都只是地方性的非营利组织，其服务对象、服务的社区都极其有限。但是，由于其杰出成就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政府或者企业帮助这类非营利组织推广其成功的模式。比如美国青年建筑团、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都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帮助下推广其原有的服务模式。而美国毕业生计划和工业化中心计划则是依靠社会特别是企业支持来推广它们的服务模式。这几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成立本组织的全国委员会，将其自身的服务对象、服务的课程设计、服务的场所要求、服务内容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新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想加入它们的全国委员会就必须遵循该组织统一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这样就可以迅速地扩张其组织的规模和服务能力。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和工业化中心计划还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向其他国家推广它们成功的模式；青年建筑团还将其服务模式推广到了中国。另外，这类非营利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同时努力参与各级政府的相关决策。由于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声誉较佳，它们在吸引社会赠款方面较其他组织有优势，加入该组织就意味着可以共享它们的资源和信息。比如青年建筑团和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的全国委员会会向它们的地方组织提供大量的资助经费、统一的就业信息，帮助地方组织培训师资和工作人员，使地方组织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服务能力。同时，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全国委员会不仅争取联邦政府的赠款，还经常帮助地方组织争取州和地方政府的赠款。比如青年建筑团全国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先后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劳工部总共争取了高达7.55亿美元的赠款；还帮助地方组织从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斯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了4600万美元的赠款[12]。这些赠款有力地帮助了青年建筑团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扩大服务规模，使“加盟”的地方组织从15个扩展到了2007年的226个，几乎覆盖了全美。另外，为弱势青年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还组成全国青年政策联盟，希望联邦政府在政策、财政上给予弱势青年更多的倾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同时，也为这些非营利组织赢得新的发展机会。

3．雇主协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角色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是非营利组织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对于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来说，企业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资金的赞助上。对这些非营利组织来说，与企业结成伙伴关系是保证它们成功提供服务的一个关键。与提供其他人类福利的非营利组织不同，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的最终产品是合格的劳动者。受助对象在接受教育救助服务后，能否实现就业以及就业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这些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组织的长久发展，更为了提供最优的教育救助服务，这些非营利组织一般都和企业、雇主协会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比如上文提到的圣何塞市就业培训中心，自1967年建立以来，和当地的雇主协会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雇主协会的成员不仅参与该组织的董事会，更全程参与该组织相关课程的设计、开发，并及时提供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保证其培训的内容符合就业市场的需求。同时，雇主协会的成员还为该组织的学员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并在有岗位空缺的情况下优先录用就业培训中心的学员。这使得就业培训中心的救助效果十分显著，其模式被美国劳工部向全美推广，并向拉美一些国家介绍其成功经验后，被这些国家所移植。当然，提供教育救助的非营利组织还和其他社会组织结成了紧密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各类大型的基金会、科研组织。前者是非营利组织资金的重要来源，后者通过严格的学术研究，分析判断非营利组织提供这类服务的有效性，并为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提出大量的建设性意见。所有的这些都促进了这类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进步，使它们的服务对象不断扩大，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4．受助对象、公众、媒体角色分析

作为社会救助组成部分的教育救助，与其他救助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授人以渔”，使受助对象在接受救助后能够自力更生。与此同时，这些受助对象离开非营利组织后，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等非营利组织都成立了校友协会。这些过去的受助对象在成功实现就业、摆脱贫困后不但成为该组织的最好的宣传材料，而且他们在介绍校友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和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的很多学员就是在已经毕业的学员的帮助下实现就业的。同时，由于美国的福利政策实现了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工作第一”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受助对象在接受教育救助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包括公园绿化、家政服务、灾后救援、社区基础设施的修缮等等。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得非营利组织能够和社区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反过来，社区就为非营利组织的学员提供实习岗位；积极帮助非营利组织完成就业安置任务；同时组织社区居民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大量的个人捐款。当然，社会公众也是非营利组织发展重要的推动力，它们不仅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而且为它们提供大量的志愿服务，为青年提供心理咨询、人际交往辅导服务。媒体也是这类非营利组织密切的伙伴，通过对优秀非营利组织的宣传与报道，弘扬了社会正义与公德，促进了美国社会公益事业的良性发展。总之，美国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教育救助服务的提供，不仅提高了美国社会教育救助服务的供给能力，而且通过教育救助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了教育救助市场的竞争，提升了整个美国社会教育救助服务的水平。教育救助服务中的各种伙伴关系的良性发展，使得参与合作的各方实现了共赢：非营利组织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扩大了组织规模，提升了服务水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政府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减轻了财政负担；企业获得了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受助对象在获得就业、摆脱贫困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服务。总之，教育救助服务中的伙伴关系在帮助弱势青年实现就业、升学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其他组织的发展与进步。

三、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的优势与风险

网络治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帮助政府减少雇员，进而压缩行政开支，为公共服务挤出更多的资金，降低纳税人的负担；同时政府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网络联盟来提供公共服务，也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构建良好的官民关系，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总结了网络治理的四个优势[13]：一是网络通过让政府探索各种供应商在更大范围参与的选择方案，鼓励各种对创新进程至关重要的实验模式；二是通过平衡“精英”供应商的专门技术，网络能使政府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使命；三是网络能够增加灵活性，有利于公共部门快速回应公民的需求；四是网络有利于扩大专业化的优势，充分发挥承包商中专家的作用。教育救助网络治理也充分显现出其优势。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长期从事这类服务，它们的专业水平较高、服务能力较强、社会网络健全，可以最大程度满足美国社会对弱势青年救助的需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总统在第一时间内签署了职业团拨款令。那是因为职业团卓著的救助效果和良好的业绩水平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多次既担当教育救助服务的供给者、也充当生产者的角色。但是，效果均不理想。而一直由非营利组织运营的职业团则取得了成功。教育救助网络治理帮助美国政府从具体的供给事务中抽身出来，全力制定社会救助计划和监督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提升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当然，任何事务都是两面性的，网络治理也不例外，它也具有风险性。网络治理容易因主体之间目标的不同而陷入行动的僵局，同时，由于网络成员之间的沟通渠道发散，也容易导致沟通难从而产生网络瘫痪。政府的服务购买也容易成为官员推卸监管责任的一种方式，甚至也会产生腐败、开支超支等各种丑闻。最后，网络治理是基于契约的一种治理形式，对行动主体特别是政府的合同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政府公务员录用与培训的缺陷，导致了政府合同管理人才的匮乏，由此政府易于被承包商牵着鼻子走。教育救助概莫能外。一些非营利组织偏离其非营利性、志愿性、服务性的组织宗旨，在获得政府承包合同和社会赠款后，将获得利润作为其运作的目标。它们在遴选救助对象时可能采取“萃取”（creaming）的方式，将那些易于就业的青年作为服务对象，以此提高其业绩水平，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青年则被排除在外，失去受救助的机会。而政府很可能因为专业人员的缺乏，难于实现公正监管。因此，加强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的建设十分必要。政府除了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外，还要培养和聘用那些对合同事务十分熟悉的专业人才，以此提高网络治理水平。

第2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关键词： 国际化趋势 中外合作办学 高职教育 模式 应用型人才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衡量国家、地区步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随着我国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更加迫切。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浪潮中崛起的一个新的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简称高职教育），面对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将迎来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和良好的发展机遇。高职教育要改变传统的封闭式教育成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面向国际的开放式教育；要改变以往单纯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而培养具有国际化、信息化知识结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也正是我国入世后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本文将探讨高职教育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局限性、主要模式及成效、值得注意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建议。

一、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

1.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院校数量已由1998年的286所增长到目前的1091所，占全国高校总院校数量的60.9%。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已成为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三个重点之一。国家现已把义务教育、创建高水平大学和加快发展包括高职教育的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较短，经验不足，对学生的实际技能培养不够，缺乏职业教育特色。据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存在的全局性困难反映在“办学难、育人难、就业难”三大方面。

2.中外合作办学成为高职教育摆脱困境、迎接挑战、谋求发展的必要途径。

入世后，摆在高职教育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工作必须从国际平台上来整体考虑，即具有人才培养的国际意识。借鉴和研究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验，在内容、目标、质量评价体系及合作上走高职教育国际化道路。中外合作办学，有助于高职院校引进国外资金、优质高职教育资源和国际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课程体系，学习国外有益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更新办学理念，树立国际意识、改革意识、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学科、专业建设、课程、教材、教学改革以及教育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助于我国高职院校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拓展毕业生海外就业市场和留学渠道，从而有效提升我国高职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增强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缩小我国高职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此外，中外合作办学把以人为本的高职教育思想带入国内高职教育领域，使受教育者不仅学到了技能，而且还突出发展了自我，提高了开发创新能力，增强了工作责任感，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不仅有助于高职院校较快与国际教育水平接轨，更可使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人尽快适应国际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满足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高素质、国际化的各类实践型人才的需求。

3.江苏省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

作为全国教育强省之一的江苏省是我国最早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其高等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发展迅猛。目前已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192项，占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总量的55%。江苏省到2010年将重点引进世界不同地区五所以上国外知名大学，十所以上国外高水平高职院校在本省举办合作项目。

二、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局限性

1.落后的地方教育体制和机制束缚高职教育面对职业教育市场的挑战，政府和市场尚未达成有效的统一。现有政府的职能对职业教育还有相当程度的束缚力，如硬性要求高职教育必须达到50%―60%的比例，这种忽视具体地区差异的指令易于造成高职教育脱离实际。

2.观念上的偏差是造成高职教育发展滞缓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人们追求管理型、高新技能型人才的意识逐步强化，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因而不屑于接受高职教育。再者，社会的分配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技能人才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致使他们失去了继续接受高职教育的信心。高职教育故而在国内处于备受冷落的局面。

3.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还是从简单的从业需要角度来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原则，让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者掌握一门技能，忽视了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迫切性。我国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在尊重受教育者、服务受教育者、满足受教育者个体要求方面形成着力点，采用国际惯例设置教育培训的评估标准，以期早日与国际化接轨。

三、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成效及问题

1.在高职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多样。国内高职院校最主要的国际合作方式还是与国外知名高校或高职院校合作举办专业课程项目，共同招收学生、共同组织教学，采用“3+1”或“2+2”的方式跨国分段培养高职类本科学生，共同颁发学历证书。中外高职教育合作伙伴也可合作共建教育科研机构和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此外，国家鼓励国外知名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在中国开办分校或合作创办独立设置的教育机构。

2.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课堂上讲理论，黑板上开机器”式的中国老式高职教育模式渐渐退出了中国高职教育的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交互式而非灌输式教学方法。先进的国外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教学理念、实景化教学环境和灵活的教学形式，如课堂讲解实例分析、学生提问与讨论、计算机模拟作业参观现场。这些国际领先的高职教育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人才的现代职业素质，学生经过先进教育模式的训练，动手能力更强，团队合作精神更足，职业道德观念更硬，受到了企业的热烈欢迎。

3.值得注意的是：高职教育的定位是服务于地方经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重点等方面自然会有所不同。无论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如何先进与完善，他们都是以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发展和积淀而成的，有着浓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我国的高职教育模式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在中国高职教育拓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认识到如何去学？如何结合自身需要和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去学？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借鉴国外高职教育经验时需着重考虑的。

四、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缺乏权威有效的沟通平台。

目前，国际职业教育洽谈会是比较普及的一种中外合作交流渠道。但中外合作中的中方高职院校往往在参会前对此次参会的外方院校不太了解，对适合自己学校的项目心里没数。这样一来，很难找到合适的外方院校进行配对洽谈，成功率很低。因此，在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中急需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和服务平台，它不仅能提供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和发展动向，还能帮助寻找合适的外方职业教育合作机构，更能帮助学校去正确辨析国外教育资源的优劣。

2.文化差异考验师资水平。

在目前已达成的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中，引进国外课程、进行师资培训、学生交流实训是主要的几种形式，但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外来课程“水土不服”，不符合中国国情，国内部分教师水平不高，难以接受新型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等问题，使不少高职院校在项目运行后开展并不顺利。

课程本土化程度不够、教师教学理念陈旧、学生学习能力不强等问题是国内高职院校在中外合作中需大力解决的关键所在。

中外合作办学的确考验教师的教学管理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果高职院校能调动好教师的积极性，帮助他们通过阶段性的强化学习，尽快接受国外教学理念，同时为学生设计好学习方案，相信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3.办学监管体系有待完善。

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开展以来，得到了教育部和各地政府的支持，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办学和管理过程不仅涉及行政部门还涉及劳动、金融、税务、外汇、民政及海关等多个部门，急需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体系，以便从项目审批到立项、办学过程的质量监管以及财务审计，能够给予及时有效的监督管理。

五、对高职教育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几点建议

1.结合本校合作项目的具体要求，中方高职院校应踏踏实实地做好自身工作。

开展中外合作教育，对国内高职院校的合作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学校应充分了解和掌握来华合作办学机构的情况。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对外方院校在国外的资质进行审定，从而保证合作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水平。其次，中方高职院校要有明确的合作办学目标和内容。最好能依据国内紧缺专业的需要，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有技术、懂管理、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合作方式可以形式多样，但一定要有实效。再次，中方高职院校在开展中外合作教育时，应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扬长避短，积极引进国外优质资源为我所用，通过学习和借鉴两种途径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教育规范。最后，中方高职院校从项目一开始运作就能重现项目的内涵，明确质量要求，在办学过程中，抓住每一个环节，兑现对社会的承诺。

总之，已开展或打算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合作的院校，要以国际合作办学为契机，对本校人才培养要求、培养渠道、培养形式依据客观环境的需要进行转变；对本校高职教育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改革；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与国际接轨；对本校师资队伍、教材、实习实训基地应加紧规划投入和建设，尽快缩短与国外高职教育办学水平的差距。

2.积极开展中外校际合作教育的模式，中外校企合作联合培训模式。

国内高职院校在中外合作办学中要正确定位自身发展规模和发展策略，充分利用现有的行业专业教育教学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中外校际合作、中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突破高职院校办学规模偏小、人力资源利用率偏低、学生就业空间狭窄等问题的制约。

3.按市场规律运作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中外高职院校间的合作办学，还是中外校企间的联合联训，双方都要在相互信任、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互助互利而又独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单向援助式或过分依赖的合作，一般只在一定情况下有效，却不能长久稳定。

4.从语言培训入手，积极开展以培养专业学科知识和技能为主导的双语教学。

通过积极邀请华裔或外籍语言和专业任课教师来校执教，力争全校百分之百青年教师接受语言和专业培训。其它形式的国外受训也可作为提升高职院校专业与国际接轨，提高学院国际化教学水准的重要途径，也是高职院校引进高质量中外合作项目的前提和保证。

六、结语

中外合作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应主动出击，认真研究并推进高职教育与国际接轨，把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视为学校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办学能力和竞争力，主动学习和吸收国外高职教育先进的办学理念、教育体系；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成功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承担起培养国际型、外向型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朱天麟.中外合作办学与转变教育理念［J］.北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2）.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M］.

［3］马庆发.当代职业教育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4］何群.浅析WTO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J］.四川：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3）.

［5］易峥英.浅析“入世”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J］.黑龙江：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4）.

［6］吕鑫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7］黄红梅等.国际合作办学初探［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6）.

第3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随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许多发达国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出口国”和“最大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在此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已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之一，国家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也积极倡导和鼓励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办学。自2010年以来，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每年都会主办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交流研讨会暨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国际合作办学与交流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境内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既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引进境外优质资源的背景下，境外教育资源如何与我国高职院校办学资源成功嫁接并实现“本土化”，使其成为我国高职教育资源体系的有机成分，如何通过科学、高效的办学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内化，培养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改革发展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中外合作办学体制概述

我国高等教育各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独立设置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上海纽约大学）；另一类为非

独立设置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一般以中方学校二级学院和中外合作项目形式存在（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项目合作是目前国内高职院校与国外合作最为普遍的一种模式，即学生先在中方院校就读，满足英语能力要求，雅思成绩合格，可申请海外合作院校进行本科阶段的学习。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而言，存在融合型、嫁接型和松散型三种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融合型就是将中外合作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模式中，中外双方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大纲等教学资料，教学实行外方派相关专业教师来中方授课和接受过外方系统培训的中方教师双语授课相结合；嫁接型模式的中外合作双方院校保留各自的教学模式，通过双方对各自开设课程的评估，互认学分及对方院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通常所说的“2+2”、“3+1”或“3+2”等模式便属于此类；松散式是指通过聘请国外教师来中国讲学，或者中国教师去国外进修，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或者学生去国外短期学习、实习等手段实现与国际教育的接轨。[1]此外，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也可依据办学机构主体进行的分类，分为单校园模式和双校园模式。单校园模式是指不把到国外留学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学生在中国境内完成预定的学业，即可获

得相应的文凭和证书。双校园模式则指学生必须分两部分完成学业，一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合作院校内完成，另一部分在国外的合作院校内完成，通常有2+2、3+1、1+2+1、2+1、1+2（数字代表年数）等模式。

针对我国现阶段普遍采用的项目式中外合作办学，单校园模式下的融合式教学更能保证合作双方就教学对象，分享资源，共同合作开展教学工作，从而促使境内外的优质教学资源互相融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双校园模式下的嫁接式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也能发挥较大程度上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有益于学生掌握多元文化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目前，由于很多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要达到英语水平相应要求，才可以申请境外求学，所以绝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最后变成单校园下的融合模式或嫁接模式，甚至为松散模式。因此，高职院校在进行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的过程中，从制度设计上将单校园下的融合模式作为自己的办学体制，最终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从而在广泛接触中实现优质资源的“内化”。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模式

提高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就必然要求高职院校具备实施合作项目的良好环境和高效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观念，拓宽办学新领域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抵挡不了的世界潮流。[2]对于高职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更要努力接受它、迎接它。我们要学人所长，补我所短，从全球职业教育的规律出发，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紧贴区域发展实际的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与教师的国际交流，立足于学生在国内学习，达到一定要求、具备一定的能力才可以进一步获得境外学习的机会。而应该把办学目标定为培养国际性职业人才，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因此，中外合作办学要通过互派教师，参与教育教学与学术交流，促使教师队伍国际化，使其朝着教育思想观念、课程和课堂教学国际化方向发展；互派学生参与国际交流，让学生了解该国的历史、风土人情、宗教信仰、行为习惯，亲身体验国外的学习生活。

在办学领域方面，国内高职院校要选择职业教育先进国家的知名院校、教育机构合作或相关专业有特色有优势的国外院校合作，开设的专业和课程也是本地区、本区域急需的或合作院校有特色、有优势，国内又很有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中外合作更能体现优势互补、学他人之所长的原则。然而，目前，高职院校特别是文科类高职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目前主要分布在经济、管理等人文学科，法律类和动漫、数控等高技术专业较少；国内高职层面的中外合作办学出现了合作的专业趋同、低水平重复的尴尬现状。[3]这就给我们拓宽办学领域带来了带来了迫切性，并要求我们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有目的地以就业为导向，引进新的专业和成熟学科；加强对原有专业和学科的改造，特别是经济管理类的专业，有意识地渗透和交叉。调整原有的课程体系，增强实用性和时代感；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方法，特别是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提高教师的职业技能水平。

（二）建立适合院校实际的中外合作管理机构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涉及到外事活动管理、外教管理、教学运行的实施与管理等多方面工作的系统项目，其具体工作敏感、复杂而又繁琐，经常牵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3]因此，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或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项目都由独立设置的国际交流学院来进行统一管理（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国家教育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国家教育部等）。

在院校独立设置的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的基础上，还要有健全的组织领导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制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在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育教学与管理效率。

在组织领导机构上，着力形成一套在国内院校完善的协调沟通的畅通机制。院校内部成立以院长为组长，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的中外合作办学领导小组，相关职能部门如国际交流学院、财务、教务、后勤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明确分工，责任到部门，最终确保项目得以顺利开展。

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由于对外合作办学涉及学院内外众多部门，采取项目负责人制度，即项目负责人既要积极与境外合作院校的联系与沟通，又要与校内各部门进行组织与协调。这一管理方式能有效解决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等状况。

（三）加强双语教学，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

外教团队和双语师资队伍的建设对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来说既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不但因为其建设周期长、难度大，也是因为其投入高，所以令不少高职院校望而却步。英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也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显著特色。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入学时的英语基础不是十分理想，如何培养他们的英语综合素质，适应不同形式的双语教学的需要，消化吸收原版的专业课教材以及提高商务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对于合作办学项目提出了很大的挑战。[4]有鉴于此，对于合作项目的学生，要在学生入学的基础阶段采用不用形式的英语教学和课程，对学生的英语进行强化训练，从而为后期的专业课学习打下重要基础。

有的院校在外教团队和双语师资队伍建设上具有自己的经验和做法，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为例，该校一方面建立了校级“外教专家库”，通过外教专家局推荐和社会招聘等途径招聘了一大批授课能力强、有敬业精神的外教，并首创了专业课授课“外教+助教”的授课模式；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和培养双语师资，这不仅有益于教师的自身发展，更能在教师教育教学中影响学生、培养学生。

（四）强化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监管

加强和建立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考核机制和评价体系，强化办学质量监管，对于规避合作中的风险，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合作办学能否产生和发挥出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是否有一套依据合作办学运行特点而构建的先进的评估体系。[5]因此，加强中外合作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主要包括：质量目标与决策系统；与教育对象的沟通系统；条件与投入系统；教学实施与监控系统；信息与反馈系统。[6]

2009年，教育部就对依法批准设立和举办的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实施境外学士学位以上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制定了评估方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指标体系有8项一级指标，22项二级指标，其中8项一级指标分别是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项目管理、培养条件、师资队伍、教学组织、培养质量、社会效益和办学特色。因此，对于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应该仔细对照上述评估方案，从八大方面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

第4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201-03

模式通常指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即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和塑造人的活动，普遍的存在于世界各国，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具体名称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上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灌输及传播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政治观点、道德思想、社会规范等，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人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塑造灵魂的科学，在世界各地都发挥了其独有的作用，在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一、以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为例的国外思想政治教育

（一）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美国是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与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学校或社会教育中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公民教育”也称之为“政治社会化”，这种形式的教育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名称不同，但却发挥了相同的效果。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主要实施方式首先是设立正式的相关课程。美国各级学校十分重视传统课堂教学的作用，在高校中各专业都设立与其专业相关的伦理学课程，如哲学课、历史课、职业道德教育课等。其次是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社团活动、社会活动。如校内的校庆、运动会等，除了校园活动以外，美国也注重让学生走出学校，参与社会实践，增强与外界社会及组织的联系，如鼓励学生参与美国总统选举宣传、环境保护活动、社会慈善服务等。美国各学校还通过与本校所在的城市各部门和组织相联系，利用各种资源对学生进行教育，如在相应的节假日参观历史纪念馆、博物馆、历史名人遗址、文化展等场所。再次是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机构，对学生进行心理和思想的帮助与指导。“如果说美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与德育有关的话，那就是心理咨询机构。”[1]美国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是美国“公民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对引导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有着强有效的作用。最后是注重对学生的影响。“宗教在美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政府极其重视利用公民作为实行统治的思想舆论武器”[2]美国政府有效地将政治与宗教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公民宗教的氛围内，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的政治观和价值观。

（二）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日本与我国在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教育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道德教育的面貌出现的，道德教育的目标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国民要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爱护与尊敬象征国家的标志，养成优良的民族特性”[3]。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实施措施。日本的道德教育主要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分为三部分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制，即政治课、历史课、道德课等学科教学与校园活动，以及校风建设等相结合；其次是强调学校所在社区的作用，提高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俱乐部等的利用率和隐性教育导向作用；最后日本政府十分“注重与家长沟通和合作，重视家庭对学生道德教育的作用”[4]。

（三）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新加坡位于亚洲南部马来半岛南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这种国民形态使新加坡具有不稳定性，新加坡为了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三大基础之一，这一举措既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又统一了国民的思想，对国家的统一和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实施方式。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实施途径上也是相同的，主要采取“三兼顾”、“五强调”、“六顺”、“七结合”的方法。在新加坡，政府提出道德教育要“三兼顾、五强调”，即个人、社会、国家兼顾，法育与人情味兼施，理想与现实兼行；强调国情，强调国家利益，强调新加坡特色，强调内容形式应符合时代要求强调寓教育于故事之中”[5]。“六顺”是顺情、顺性、顺势、顺理、顺真。“七结合”是学校与家庭、社会相结合；道德教育与生活需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国家归属感的培养与班组、社区、公司归属感的培养；物质奖励与光荣感教育相结合[6]。

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我国高校现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显著的不同是名称，我国很早就明确并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并将其设立为独立的课程，而国外则是以各种名称和形式发挥其独特的作用。除了名称上的不同外，国外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方法和实施措施，都与我国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方面值得我国借鉴。

（一）方法上的不同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为了达到既定教育目标，教育者、受教育者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采取的各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称。”[7]我国高校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很多种，但主要以课堂灌输教育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和党的教育传统。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学校、社区的协调交叉作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无时不有，无处不有”，在校内将思想教育的内容与各门课程相结合，并将重点放在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上，在校外，各学校高度重视社区活动和环境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作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教育的目的。

（二）实施方式上的不同

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式也在不断创新突破，再继续沿用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外，融入诸多新的元素，如多媒体器材、校外课堂等，同时也加强了与外界社会的联系，与企业单位联合为学生政治道德等方面活动提供参与机会，但这些活动大多都是在学校的统一组织和领导规划下进行的，缺乏灵活性。这便是与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措施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在国外大多校园活动学校都放手让学生自己组织开展，以培养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和个人能力。同时国外各国特别重视教育环境的隐性教育导向作用，向民众或学生群体开放国家历史纪念馆，重大科研成就馆，艺术展播馆等场所，以此来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还十分重视宗教和民族精神的作用，通过精神层次的引导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历经几千年的探索发展，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模式，为了保证其更好地发展，我们也应该不断审视自己并积极地学习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的有效措施。

（一）我国高校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8]我国高校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两大模块，一块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在课堂上完成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块是通过学生工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国高校采用党政合一体制实行校、院（系）、年级（班级）逐级管理、条块结合的运作方式贯彻横向领导和纵向领导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二级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对同级党委行政负责又对上级党委行政负责”[9]。

（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地位，强化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四位一体”的合力作用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也不断转变，给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继续前进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此我国应当及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战略，改变以往以家庭、学校为主的形式，打破常规重新组合，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家庭教育同时交叉进行的“四位一体”的模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地位，做到思想政治教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引导作用，而家庭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及幼年儿童，因此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担就主要落在学校的身上，各高校为了完成统一的目标，只能依靠统一系统的课堂教学来进行，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灵活性和自主性。这种模式很难一次性打破但我们可以逐步转变，首先应当注重政府的效力，政府应当且必须制定调控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做得很完善且具体。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当给予学校或地方政府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对自，允许他们在大方向和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具体措施，争取突破以往各校教育目标统一的限制，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政府应当调节学校与地方的教育合作作用，分摊学校的教育压力，通过政府的权威力量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社会各领域，如学校与知名国有企业合作，企业所展现的生机活力及竞争力能够激发学生的自豪感、认同感和紧迫感，反过来学校师生的科研活动又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这种双向互动，既能引导教育学生的思想行动，又能为企业社会的发展增添动力，达到“双赢的效果”。

2.重视传统文化的熏陶作用，加强民族精神的培养

国外许多国家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数量远不如我国，他们的发展历史也不如我国，如美国、新加坡等国，他们的建国历史与本国的文明发展史基本是同步的，但是他们却能有效地利用建国以来的社会历史文化财富对本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一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认同感和自豪感以及爱国热情。在美国，“公民教育”的阵地不仅在校内，有很大一部分分布在校外，从联邦到州到市县、乡镇政府，乃至街道社区都不惜巨资打造有利于“公民教育”的公共资源如名人故居，历史纪念馆，名人雕像等，其中旧金山的街道就是以华盛顿、林肯等著名历史人物的名字来命名，这些教育环境和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重新展现了美国辉煌的历史及各位伟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这些都直接体现了美国的精神文明，同时也宣传了美国的价值观，这“无疑是美国向其国民包括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10]。还有一些国家利用其他形式来弘扬本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如新加坡利用儒家道德规范来教育和约束人民的行为规范，展现一个国家的道德素质。

相对于美国、新加坡等国，我国不仅有革命英雄纪念馆，革命圣地，战争遗址等近现代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以孔孟为主的儒家文化，以屈原、文天祥、岳飞等人为代表的爱国历史人物等，我们应当提高这些资源的利用率，在保证其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它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实践基地。增强广大高校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做到知行结合，重视教育实践活动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要依靠课堂也要脱离课堂，形成“课堂教育，课外巩固”的双重教育形式，课堂是很好地进行系统教育的地方，但只有通过课下学生的亲身实践融为自身的一部分，才算真正地实现课堂教学。思想政治教育课不同于其他的课程，很难进行监测和评估，因此不能只注重课堂教学的教，还要经常认真考量学生的学，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进入课本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因此教师应当选取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使学生主动地去学习这种枯燥的知识，各式各样的活动则是最好的选择，活动能够让学生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会领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据统计，新加坡每年开展的全国性运动大约有20多个，最常见的有敬老周、劳动力周、礼貌月、华族文化月等等”[11]，这些活动常常邀请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良好品质和道德素养，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秀品行能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新加坡各地社区也与学校合作广泛，支持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服务，如宣传竞选、环境治理、残疾人工作、募捐物资等。

我国应当借鉴他国的经验重视知行结合的作用，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活动的重视，与校外企业单位合作创办学生群体能够参加的活动，如文明社区建设、企业文化展播、偏远山区支教等，使学生在活动之中体会课堂所学的内容，“使受教育者不再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为一种精神‘负担’，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进而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谢雪.中美大学德育的比较[J].教育探索，2002，（8）：76.

[2]李俊，唐芳.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及其发展趋势[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9，（5）：63-66.

[3]梁忠义.日本教育发展战略[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58.

[4]于林平.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及辩证和理性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4）：：41-43.

[5]柳建营，姜越.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传承，2010，（4）：42-43.

[6]胡越.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各界，2007，（4）：7-9.

[7]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9.

[8]熊礼贵.深刻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以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N].攀枝花学院校报，2009-08-30.

[9]陈金波.中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比较[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7，（3）：136-139.

第5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B

一、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背景分析（一）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辽宁省从1997年开始试办民办高等教育，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民办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辽宁省民办高等学院已有十所，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截至2008年，辽宁省民办高等院校共开设了112个专业，其中管理类(公共、经营、工商、旅游) 专业30个,占全部专业的26.8%；计算机类专业14个,占全部专业的12.5%；外语类专业17个,占全部专业的15.2%；艺术设计类专业15个,占全部专业的13.4%；传媒、表演类专业15个,占全部专业的13.4%；其他的如经济贸易类专业占7.1% ,金融、会计类专业占6.3%。从专业设置上看，辽宁省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形成了良好的互补态势。公立院校由于办学时间长、经费充裕、师资力量雄厚，在理工专业上形成明显的优势和特色；民办高校由于办学时间相对较短、经费有限、师资相对年轻，专业设置更加强调适应经济发展特点的需要。但是，由于体制及自身条件所限，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金短缺民办高等教育的体制决定了政府不承担民办高校的经费支出，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捐款、校办收入，其中学费收入占了民办高校收入的80%以上。民办高等院校的学费水平通常要比公办高校的学费高出50%~80%，但由于公办高校有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公办高校自身所承担的成本比民办高校低得多。国外的不少私立高校的经费来源于社会捐款，但由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短、知名度较低，加之社会上对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着歧视，民办高校很难从社会上筹集到经费。资金短缺使得民办高校在改善办学条件、吸引优秀师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阻碍了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2.教学质量不高首先，从生源上说，民办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于高考录取的本科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和专科批次，质量相对公办学院来说偏低。分数虽然不是衡量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惟一标准,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数也能代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对知识接受能力的水平高低。其次，民办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教学模块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实践基地的建设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教育质量难在短期内有大幅度的提高。加之上文提及的民办高等院校普遍存在资金短缺、教学设备落后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学的效果。3.生源压力国际上一般将18~22岁列为高教适龄。随着辽宁省人口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正呈逐年减少之势。资料显示，2008年辽宁省高教适龄入学人口数达到峰值335.9万人；2008年以后适龄人口开始逐渐递减，到2020年预计降到178.1万人（如图1所示）。

由于高校生源绝对数量减少的客观事实，民办高校面临的生源压力将逐年增加。公办高校由于享受国家的财政补贴，拥有较强的师资和相对完善的设施，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知名度，在招生中更容易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近年来，一些公办院校纷纷设立独立学院，依托公立大学的品牌优势，吸引一些二本分数线或三本分数线的生源。民办高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将面临着更大的生源压力

（二）与辽宁省经济互动的需要2010年辽宁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达到18278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升至全国第七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4.3%，2010年达到来2004.8亿元，是2005年的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0.5%，累计达到5.1万亿元，是“十五”的4.2倍，名列全国前茅。2000-2010年辽宁省GDP增速与全国GDP增长率如图1-2所示。2010年，辽宁省外贸进出口实现了重大突破。全省进出口总额实现806.7亿美元，同比增长28.2%，其中出口431.2亿美元，增长28.94%；进口375.5亿美元，增长27.4%。外贸出口再创历史新高，超过2008年出口420.5亿美元的历史最好水平，继续在全国保持第八位。2000—2010年辽宁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增长率如图3所示。

（三）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可行性民办高校突破目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关键是进行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而中外合作办学是实现人才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民办高等教育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丰富的生源是吸引外方合作者的重要条件。民办高校学生普遍对出国留学有着多样化的需求，有的学生希望申请到国外的预科学校，有的学生希望在自己的专业学习中增加国际化教育的经历，有的学生则希望参与本科或硕士课程的深造；另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可以有效弥补民办教育自身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和知名度方面的不足，是民办高校谋求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则

（一）立足民办高校现实情况的原则民办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应充分考虑高校的实际情况。辽宁省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在数量、发展层次与创新力度方面与中部、南部民办高校相比略显逊色。因此，要充分考虑到高校的现实情况，根据从实际出发与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序地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

（二）结合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在辽宁省的十所民办高校中，只有辽宁省对外经贸学院和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是本科院校，其他八所均为高职学院，并且辽宁省对外经贸学院和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仍然保留一部分高职教育。高职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立足其区域性和地方性，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是高职院校的办学宗旨。高职院校的核心人才培养目标就是“满足地区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培养适合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办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一种教育形式，是教育与经济的交汇点。因此，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应充分考虑辽宁省经济发展特点，立足于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宗旨。

三、辽宁省民办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研究（一）办学层次多元化鉴于生源的特点，学生对于出国留学也有着多样化的需求，有的学生希望申请到国外的预科学校，辽宁省民办高校有必要在中外合作办学中设立多元化的办学层次，满足学生不同的受教育需求。1.职业资格培训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都有重视职业资格培训的传统。学生在完成了专业基础课程后，还要参加相关的实践技能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只有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方能从业。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在某些要求职业资格的行业情况尤为明显，比如医务护理专业、机械维修、酒店服务和导游专业等。根据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目前的专业基础，可以适时开展酒店服务和导游方面的职业资格培训。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合作办学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间的劳务合作，另一方有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2.大学预科大学预科亦称大学基础课程（University Foundation Year），属大学前的预备教育，一般为一年。大学预科是西方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在国外教育体系中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对于从基础教育顺利接轨高等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在国内或西方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在客观上都存在着较大的跨度。中外合作的大学预科教育不仅仅强调外语的强化，也包括对专业知识、国外风俗习惯的了解适应。每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和模式都不相同，大学预科能让学生熟悉国外大学的教育环境和方式，为顺利适应国外生活做好准备。

3.学历教育（专科、本科）学历教育是中外合作办学最普遍的形式。按照学生学习的地点可以划分为国内学习、国外学习、国内+国外学习三种模式。国内学习是指引进国外教师到国内授课，学生在国内完成既定的学业即可获得相应的文凭和证书，即人们常说的“不出国门的留学”；国外学习是指学生所有预定课程均在国外完成；国内+国外学习则是指学生在国内完成基础专业课程和外语强化训练后到国外完成余下的课程。目前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集合了以上三种形式，其中以国内+国外学习方式为主，比如2+1+1、3+1、2+1，其所获得的文凭为本科或专科。

4.学历教育（硕士）硕士学历通常是本科课程的延伸。目前辽宁省民办高等教育已设立的硕士课程包括辽宁省对外经贸学院与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合作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及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与日本京都信息学院合作的应用信息技术研究硕士项目。作为合作项目的延伸，有些项目允许学生在完成本科课程后申请硕士课程。硕士文凭通常是通过国外学习的方式取得。

（二）合作方式多元化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方式主要有松散式、嫁接式和融合式三种。各种模式的内容、优缺点和与之相适应的办学层次如表1所示。对于学历教育而言，融合型的模式把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和国外合作学校的教学模式完全融合在一起，有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利于教学质量的保证。但融合式的合作方式要求合作双方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磨合过程，在现有条件下，学历教育还是以嫁接式为主，随着合作的深入将逐步向融合型模式过渡。

1.传统课堂教学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有许多优点，授课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对讲授内容和进度进行灵活地调整；学生通过与教师的直接交流，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也会得到提高。但是，传统的授课方式也存在相应的不足。无论是外籍教师到中国授课还是国内学生出国学习，教学成本都相对较高。另外，在外籍教师集中授课的情况下，学生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

2.网络远程教学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及互联网的不断成熟和进步，促进了基于网络技术的远程教育的发展。教学网站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功能，诸如教学内容管理、数据库查询、教学资源共享、个性化服务、教学邮件列表、实时聊天、交互导览等，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能够提供的功能也在不断增加。由于采用交互式和自主式学习方式，网络远程教学有利于加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克服了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交流受限的缺点。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引入网络远程教学，有利于降低教学成本、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强教学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蒋福玲.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 2007(5).

[2]李盛兵.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J].教育发展研究，2008(8).

[3]杨海蓝，杨峰峻.论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09(10).

第6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关键词】医德教育 国际比较 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医德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及时下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充分暴露了医学人才培养方面的欠缺。在此情形下，对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的医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于我国医德教育而言大有裨益。英、德、美的医德教育内容全面，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尤为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医学生的医德素养;日本的医德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严禁、多样化，并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借鉴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医德教育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对现有医德教育模式和方法进行合理调适是必然选择。

国外医德教育的特点

医德教育是职业道德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医学教育单位在遵循医疗职业道德要求及原则的前提下，对医学院学生及医疗从业者展开的目的性比较明显的、以提高其医德素质的教育活动。①培养职业道德、提高医德素质是进行医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对于医学院学生而言，主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实现，辅以实践中的锻炼修养;对于医疗从业者而言，主要途径虽然也是教育，但是实践锻炼更为重要。探究国际上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医德教育特点，对于我国医德教育多有助益。

以人文为基础的医德教育。国外医德教育注重医学生和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医德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感的培养。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对医学教育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并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教育，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甚至要求医学生在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②美国医学院学会设立了医学人文教育奖，奖励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以及在提供其他服务中表现优异的教师、医生和工作人员。1978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1993年国际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强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同样作为毕业生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③。英国注重人文教育体现在通过大量阅读领会精神与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准备与课程相关的大量的资料分发给学生，并且通过有针对性布置课外阅读强化认知。日本的医学院前两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续开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伦理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关系。④医德与技能是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相辅相成，并无孰重孰轻之分。西方的医德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典型的特点是“轻理论，重行为”，在教学过程中贯穿以病人为中心、与实践相联系的思想，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医疗实践整合为一体。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并非单一进行专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将两者割裂也同样不能达到培养健全人才的目标。国外医德教育发达的国家是将两者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不失偏颇。以人文为基础的医德教育是培养医学生和合格医疗从业人员的根本，也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

贯穿始终的医德教育。欧美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在校学习阶段、临床实习阶段以及在医疗机构工作实践阶段。医德教育贯穿这三个阶段，确保了从医人员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规范化。

在美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在入学前已经接受过本科教育，所选拔的学生要求修过生物科学和医学基础的相关课程，对于从事医学专业的学科和工作性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在医学院入学时竞争较为激烈，95%的医学院校把面试作为学生入学的必要考核方式和录取依据，面试内容中注重学医的动机、人际交往、责任心和献身精神。入学后除注重哲学和伦理课程的学习，还开设了从业后面临的重点问题。如哈佛大学医学院持续开设4学年的医患关系课程，并配有医德教研室进行医德课程相关的研究工作。医学院校许多学生参与社区或医院的义工活动，教学医院伦理学教师通过查房及时解决学生在实践中遇到道德问题。在毕业教育，住院医师通过医学专业委员会（ABMS）的考试，先后获得从业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资格， 通过完成继续教育， 维持终生的医师生涯。⑤完成毕业教育后继续接受包括相关职业到教育在内的医学教育。

英国医学教育包括在校教育和校外教育两个部分。以医学院校教育为起点，毕业后教育为重点，通过继续教育把教育培训同持续终身的职业生涯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英国医学院校将医学伦理学课程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在临床实践中注重培养学生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的能力，增强职业责任感。⑥此外还通过“医德教育社区”、“道德聊天室”对在校生和医务人员遇到的医疗道德问题进行讨论。注重医德教育不仅是在校学习期间医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对真正完成医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更为重要。医德教育是一个贯穿于学业和职业的始终过程。

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西方国家医学生的医德教育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部过程，除常规医德教育课程，还充分发挥专业课的载体和渗透作用。多学科交叉教学主要体现在医学专业课程中穿插伦理的相关问题。将医德教育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无形中拓展了医德教育的途径，同时将医疗技能与医德教育在教学中相互渗透和紧密结合。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教学是国外医学教育的典型特点，其效果远超过单纯的医德伦理教育或专业学习，也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英国的医学系会聘请法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教授讲座。学科间交流是知识的融会和补充，提高施教者的水平，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在医学生学习的4学年内，共穿插了50学时的道德教育课程。日本的医德教育不是通过独立部门负责，而是由多学科合作实现，并通过培养专业的医德教师调适医学伦理、宗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平衡。

国外医德教育模式

国外医德教育广泛采用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两种模式。英美两国在医德教育主要采用此两种模式。校内学习课程的设置的体系完善，增扩多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校外实践的方式多样化，并实时解决实践中存在困惑学生的道德问题。

校内学习模式。国外医德教育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美国的部分院校在对课程体系修订后，增加了社区实践、医学伦理、卫生经济、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并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贯穿医学专业教育的始终。法国的医学教育法规定，医学院讲授的课程必须包括心理学、医学伦理学、伦理学、流行病学以及外国语。在课程的设置过程中有严格的程序，如包括法律、伦理、宗教等相关人员参与讨论，使得教学内容的设置更趋于合理。校内医德教育在授课的内容和授课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其一，表现在不拘泥于教材，且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二，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如通过讲座、讨论和研讨会等方式进行。

校外实践模式。英国的校外实践模式主要采用见习、实习的方式，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对见习、实习的医学生进行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并通过设立专门的医德辅导机构来引导学生。⑦注重在临床实践中与患者沟通能力的培养，通过“医德教育社区”、“道德聊天室”等载体，对实践中遇到的道德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增加医生或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借助于载体的互动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对于实践中的问题相互交流感想和意见，校内外人员探讨促进理论和实践的更好结合，更能有效提高道德素养。美国在校外实践上，通过学生参加社区和医院的义工及伦理教师查房等方式解决实践中道德问题。学生参加社区和医院的义工可以直接接触病人和需要帮助的群体，增加道德在实践中的认知，伦理教师查房及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就实际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国外医德监督、评价体系

国内外对于医生医德素质都有明确的要求。医务人员能否在实践操作中践行相关文件或要求，与从医人员自身素质和监管体系的完善有关。欧美国家医德监督主要依靠制度保障。社会不允许医疗机构的自我宣传、药效宣传、药品推荐。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医生夸大药品使用范围和药品公司的非法营销开出巨额罚单，通过惩罚警示医务人员和药品生产厂商。在医疗过程中采取类比的程序化模式，类似病例的比较在相差不大的范围内，如果出现增加没有必要的检查项目、大处方等过度医疗的情况，医保部门会拒绝支付医疗费用，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情节严重的会因此失业。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对医德监管的有力保障，当依靠医务人员的自律难以起到效果，制度上的完善是最为有效的监管方式。

美国的医德教育具有鲜明的广泛性，把学校、社会、家庭有机结合起来，为此，他们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也多样化，就评价方式而言，除了学生自评、老师评价、学生互评外，很重要的一项是家长评价和社会评价。⑧犹他大学将医德演讲作为医学伦理的一项重要测试指标，并与学分相联系。此外，美国的医学生入学考试、毕业、毕业后从业和执业医师资格的取得并不唯分数是从，道德素质的评价也是重要的内容。

国外医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强化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比重。与国外医德教育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比重不足。医德教育课程过多依赖于非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如目前的“两课”课程。简言之，目前我国医学院关于医德教育内容主要依赖于“两课”课程。虽然我们坚持马列主义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和熏陶，但不能忽视当今时代下“两课”课程也需要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人道主义的熏陶需要整个人文教育的作用。尤其不能忽视哲学、心理学、历史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对学生医德素质提高的重要影响。一个合格医务人员首先要有健全的人格，其次才是高超的医疗技能，两者不存在偏倚。因此，我国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应加强在校学习期间人文课程教育的比重。

贯穿始终的医德教育期限。欧美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主要经历3个阶段，即在校学习阶段、临床实习阶段以及在医疗机构工作实践阶段。国外的医德教育有始无终。对于从医者而言，医德的锻炼与修养贯穿职业生涯始终。在校学习阶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多样化，对于医德教育并没有最终的期限。相比之下，国内只注重在校学习期间的医德教育，而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几乎沦为“真空”或“形式主义”。因此，完善必要的在校医德教育内容，填补职业阶段的医德教育成为培养职业道德、提高医德素质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内应将医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过程始终，加强在校、从业阶段的医德教育的衔接，并把医德教育和医德素养作为衡量具备医师资格的标准。

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是国外医德教育的突出特点，而国内医学专业教育不仅在缺乏文科课程的融入，更缺少在专业课程中渗透医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课程设置套用苏联的教育模式，文理分工明确，这在强化医学生的专业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当医学教育在医德教育方面显得无力时，医学课程设置的缺陷就凸显出来，即专业课程缺少对受教育者人文素养的提升。如果医学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打破原有文理分工课程设置的局面，增加哲学、心理学、法学等人文基础学科，那么对于受教育者―医学生而言，增加了课程的选择性、多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必然能够有利于医德素养的提高。由此可见，进行多样化的的课程设置，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是提升医生职业道德的重要途径。

强化校外实践。欧美国家医德教育主要采用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两种模式。国内医学院校医德教育采用单一校内学习模式，缺少实践教育和继续教育等重要环节。国外医德教育“轻理论，重实践”，而国内医学院校的医德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国外采用讨论、讲座或借助于网络载体讨论等方式进行医德教育，而国内医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单一的理论灌输，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国内医学院校学生实践主要是在毕业前1～2年进行，侧重点主要是医疗技能的学习和掌握而缺乏医德方面的教育。鉴于此，国内医德教育应强化应加强在实践中进行医德教育。除了在医院等部门进行教学实践之外，还可以拓宽实践教育的渠道。例如，医学院学生参与社区义诊等活动，在实践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医者的作用。

建立完善的医德监督和评价体系。国外对于医德的监督主要依靠比较完备的制度。在我国则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特别是近些年网络媒体在医德监督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舆论在充分暴漏医疗或医德方面的问题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负面的作用。情况未明的社会舆论将会导致社会对医生职业的误解。这反映了我国医德监督在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医德监督和评价系统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程序，并结合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作用，能够使医德监督臻于完善。在评价体系上应打破唯分数是从和走形式的传统弊端，建立起社会、家长、学生自评及互评的评价体系，将医德表现和考核纳入奖学金、毕业、就业和评职相关事项中，更有益于医德素养的培养。

（作者为赤峰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教学医院医德教育与医德建设问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NJSY14275）

【注释】

①孙慕义：《医学伦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②滕黎：“英美两国医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医药卫生》，2012年第15期，第2381～2383页。

③王星明，王艳华：“西方国家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特点及启示”，《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2期，第30～31页。

④熊亮，季春元，黄振元：“国外卫生职业道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2年第26期。

⑤张威，谢长勇，潘晨：“中美高等医学教育比较与启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年第1期。

⑥⑦王昕，黄蕾蕾：“英美医德教育模式对我国医德教育的启示”，《教育科学》，2014年第1期，第 84～88页。

第7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工程人才培养；培养模式

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际合作以及涉外工程项目越来越多，急需培养大量熟悉国际先进技术和行业标准、具有良好英语基础和专业交流能力的电气信息类工程人才。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发挥双方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探索出中外合作办学电气信息类工程人才的崭新培养模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急需解决的理论课题。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高校坚持传授知识、创新知识和培养优秀人才的办学理念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高等院校被人们誉为承担着发展国家科学技术之重的脊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高等院校学生的培养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规模上也有了很大的扩张，学校的招生人数近年来迅速增加。但是，从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看，社会需求和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所具备的能力之间逐渐呈现出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社会各行各业缺少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这说明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高层次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定位认识、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一个急需研究、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在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阶段，各高校在育人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变，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高校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探索。

二、国内外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关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工作已进行多年。一般来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教学规章制度、教育教学模式和人文成长环境。更多的研究内容倡导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中应注重面向社会实际需求、加强学习能力培养、重视实践过程、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提高思维创新能力等。（一）有关教学制度的研究和探索。近年来，国内高校在教学制度改革方面的探索相对集中于以下几个热点：一是使用学分制。学分制既是一种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又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以充分学习自由”的办学理念。二是推行暑期学习制度。暑期学习制度能够帮助部分学生提供科学研究训练平台，帮助他们进行素质拓展教育、工程实践教育或职业培训教育等。三是本科生参与导师的研究。学校为本科生提供参与研究的平台，鼓励学生发表科研论文，在学生就业、升学和相关政策方面给予奖励和倾斜。在美国的大学中，也有很多与此相近的教学制度，例如学生可以自行定制学习规划。此种模式有利于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培养。还有的高校设有本科生研究计划，并将其作为一种人才培养制度的尝试。在学习常规课程之余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研究内容从选题立项，到研究开展、过程把控、成果鉴定，都依规而行，学生的科学研究训练体系也是完整而又循序渐进的。（二）教育教学模式的设计及优化。目前国内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很多，在教育教学模式实施上，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共享型模式。共享型模式是指合作办学的中外双方各自保留本身的教学模式，对双方学校的授课课程进行互相评估，评估合格后进行备案，互认对方学校的学分。大学期间，学生选课学习并获得相应的学分，经累加达到规定的学分要求，即可获得合作院校双方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共享型模式非常普遍，主要有：“2+2”模式、“1+2+l”模式和“3+1”模式。在共享型模式下，学生能够出国学习，使用国外的优秀教育资源，这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能力，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国外的学习模式、人文资源和生活方式。对学生而言，双方学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能够增加自身的就业竞争能力，提高进入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的机会，扩大了就业范围。2.汇合型模式。汇合型模式就是把中方院校的教学模式与合作方院校的教学模式汇合在一起，取长补短。汇合型模式合作方式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引入外方合作院校的授课方法，如分组讨论、团队合作、案例教学和实践锻炼等；二是引进外方合作院校的教学大纲、课程资源以及相关学习方法；三是直接聘请外方教师来校授课，直面外方教学过程，同时派遣中方教师去合作院校访学进修，提升授课能力；四是增加双语授课、全外教授课。通过引进、吸收、融合，不仅可以看清授课内容差异，还可以相互借鉴，高效培养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中，汇合型模式应用较为广泛。对学生来说，此种模式可以在国内享用国外高水平的教学资源，减轻更换学习环境的压力，避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困扰，同时也减轻了求学的经济负担。另外，汇合型模式中西合璧，学生更容易了解专业领域的国际研究方向，更便于接触国内外先进的专业技术和应用领域，更有利于了解国外的文化资源，通过与中华文明的对比，丰富自己的知识维度，熟悉国际型专业人才的优势标准。对于施行合作办学的高校来说，通过国内外教学资源的融合，可以提升教学服务水平，拓宽教师国际视野，了解国外授课形式，丰富教学经验，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管理经验。合作中学生、教师相互促进，加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3.交互型模式。交互型模式主要是指合作双方进行教师派遣授课，选派学生参加短期国外学习。在高校国际化教育的初级阶段，此种模式更具普遍性，操作更为简便。中方院校可聘请外方教师来校集中讲授课程，中方院校亦可派遣教师到国外访学进修，利用假期时间选派学生到国外进行短期学习，实现教育资源国际化。交互型模式办学成本低，可操作性强，能够提升教师国际化师资水平，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国际化现状，全面提升合作院校国际化办学质量。（三）人文成长环境的营造。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提出高校应该逐步营造以下几种人文环境：一是“追求科学、崇尚真理”和“国家使命”的学习本质与大学精神文化；二是崇尚科技、尊重知识、注重合作的和谐、健康学习氛围；三是比学赶帮、良性竞争意识的上进文化。竞争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活力，健康积极的竞争环境也是一所大学蓬勃发展的动力之源。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既可以满足人们渴望接受国外高水平教育的需求，又可避免到国外学习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如何引入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如何论证中外合作办学电气信息类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对培养国际型的专业人才具有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紧迫课题。

三、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基于山东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我校”）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合作办学十几年来的经历，我们坚持“国际化、开放式”的人才培养理念，按照“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要求，强调“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按照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成为工程师的职业素养的要求（该要求同时也得到美国工程师协会的认可），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掌握电气信息领域先进理论、知识和技能，熟悉电气信息类工程项目建设技术和管理知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级工程专业人才为目标，依托我校和塔斯马尼亚大学电气信息类专业学术和教学研究平台，夯实学术基础，强化实践技能，构建了以培养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工程素质的电气信息类工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模式。根据国际化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及优势，我校在高级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多次组织教育思想大讨论，组织教师在国际化大背景下研究工程教育教学规律，形成了“国际化、开放式”的人才培养理念，提出并确立了如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路。在经济国际化大背景下，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学校的科研优势设置专业方向，我们做到如下三点工作：一是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优质教育资源，共同培养具有一定国际视野、创新实践能力，通晓国际规则的高级工程专业人才。二是满足区域经济需求，实施大工程教育，厚实基础教学，强化实践环节，重工程素质熏陶，形成了基础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研究创新性实验和项目驱动教学相结合，特色鲜明的工程实训实践教学体系。三是通过选派本科生到国内外高校交流、引进国外师资、中方教师出国培训交流等方式，拓宽我校的国际化办学视野。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以期实现教育理念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学生培养国际化的目标。在培养模式方案设计方面，我校按照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工程师职业技术要求，通过对教育教学理念、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教学运行和管理机制、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构建了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专业工程素质，通晓国际规则的高级电气信息类工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模式方案设计中我们集中做到以下几方面。1.加强通识教育，注重打造专业能力拓展的基础首先，建立电气信息类大工程教育基础；其次，加强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育。这能使学生广泛涉猎知识、塑造自我人格。在课程体系的安排上，前两年主要打造宽泛的工程科学基础；在教育内容上，除知识的传授外，还要渗透科学精神、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在基础课程设置上打破专业界限，建立共享平台，融合外方的专业基础课程，厚实基础教学，实施电气信息类大工程教育。2.加强核心课程体系建设，注重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先进性通过学习国际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借鉴国际名校的课程体系，结合本校传统特色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讲授经验，形成课程框架体系优势互补，实现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课程体系的构建注重国际化的课程和教学内容。3.多层次模块化国际化办学必须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尤其是电气信息类学科。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课程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但又各自功能明确。依据专业学科发展需要，构建一个独立、完整的课程体系，形成多层次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是专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我校通过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知识和教育体系，不断调整、更新和充实体系内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多层次的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课程之间的递进关系，即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则体现在通过知识体系的模块化划分，使得课程知识相对完整。4.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课程体系注重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特别是借鉴和引进国外的实践性课程，通过外方专业教师的直接授课和实验，使学生获取原汁原味的专业国际性知识及专业最新研究进展。理论知识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国际性、实践性。部分课程直接选用外方课程教材，由外方教师授课，直接与国际教育接轨，保证了课程体系的先进性。5.注重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架构4年不间断的英语教学体系，开设外国文化类课程，让学生了解外国的文化。假期组织学生研修夏令营，让学生到国外体验本地风土人情，拓展视野。部分专业课程由外籍教师授课，中方教师的课程主要以双语教学课程为主，以此提高学生在专业方面用英语交流的能力。6.项目驱动式工程教育，注重学生工程素质培养建立融合中外双方优势的专业培养体系，专业课程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接近工程实际，得到工程素质训练。

四、总结与展望

我校自2011年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以来，研究和跟踪国内外最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动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电气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营造一流的教学环境，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的试验田和高水平教学成果的孵化区。我校通过引进国外的优质教学资源，吸收国外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师资培训模式、课程资源等，以引进促提升，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2019年，在我校中外合作电气信息系毕业生中，考取诺丁汉大学、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等国外院校研究生的有50余人；考取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院校研究生的有60余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做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外合作办学迎来新时展的重要契机。回顾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探索、创新的心路历程，更加坚定了我们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教学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的自信和决心。

［参考文献］

［1］潘懋元，车如山.略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2009（5）：35-38.

［2］吴中江，黄成亮.应用型人才内涵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66-70.

［3］秦逊.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设计的创新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7.

［4］陈慧荣.中外合作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第8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论文摘要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对新闻教育的模式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和改革，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创办于1983年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本文首先将对我国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一总结回顾，并将探讨国际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从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探讨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根据上述结果就目前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提出个人的建议。 关键词： 新闻教育，模式探讨 一． 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闻事业得到全方位的发展，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外，还出现了卫星电视和网络；不仅有中文媒体，还有外文媒体；有对内报道，也有对外报道。与此同时，媒体新闻报道也日趋专业化，有经济类、科技类、教育类、体育类、文艺类等，有关著述亦越来越多（单承芳，1995， p57）。 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促进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专业化趋势。有些院校侧重经济类新闻（如上海财经大学），有些则侧重体育类新闻（如上海体育学院）；有些侧重广播电视，有些则注重报纸，甚至网络技术。还有些院校依靠外语的优势，创办国际新闻教育，即英语教学+新闻学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将对我国在1983年出现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一总结回顾。在这之后将探讨国际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探讨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根据上述结果就目前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提出个人的建议。 二． 我国国际新闻教育为何可称为一种模式 我国国际新闻教育创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国新闻教育专业化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之所以称它为一种模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新闻教育不是以媒体种类（如报纸、广电、网络）或媒体专业内容（如体育、财经、科教等）来进行分类，而是以新闻学与英语的应用相结合为前提的。 第二，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学生决不仅仅是为某一媒体作国际新闻编辑。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实践表明：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既可以胜任报社工作，也可以到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工作；既可以为中文媒体工作（对内报道），也可以为英文媒体工作（国际报道）；不仅可以从事驻外记者工作，也可以从事编辑、摄影、摄像、公关、广告等工作。既可从事财经报道，也可从事体育、文艺、科技、教育新闻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际新闻所培养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从国际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看，尽管是英语教学+新闻学，但它决不是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简单混合，而是两者的一种有机结合：即在适当开设有关的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同时，还聘请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开设新闻学课程；有时还与中国教师一起开课，使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郭可，1998）。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国际新闻教育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已实行学分制（尽管还不太完善）。因此，国际新闻教育确已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专业教育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模式。 三．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它的诞生与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视国际报道工作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国际新闻教育旨在培养更多能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有人曾把国际新闻教育当时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变“六条腿”为“两条腿”，即把原先国外采访时需要记者、翻译和司机三人的局面，变成一名既懂外语，又熟悉新闻业务，还掌握开车等技能的复合型记者。国际新闻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称为复合型新闻教育模式（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表明：首先，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国从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变为信息开放的社会，希望中国能了解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其次，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畅通，达成了一种共识：首先要克服英语语言的障碍。 事实证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后来的发展轨迹与我国英文媒体（如中国日报）和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的发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时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领导的重视，国际新闻教育在师资的组合、资金筹措、设备和资料方面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厦门大学建立起来（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学员不是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而是在全国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当中招收的。学员在取得一定的英语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进行系统的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的学习。毕业后，取得双学位。这些学员还得到了新闻单位的资助，在这些单位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实习。通过实习，大批学员都被留在这些媒体，成为媒体的骨干力量，有些则被派往国外，作驻外记者。 第二阶段为维持时期（1990-93年）：在这一时期，各大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国际新闻教育在资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师资匮乏（多数教师出国未归），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大幅度减小。有些高校甚至停办了国际新闻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来的从高校英语专业招生改为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生（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减少，学制由原来的六年改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这一时期国际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处于自生自灭、摸索前进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9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国际新闻教育开始走向有序化、正规化。主要表现为： (1) 教学体制开始理顺，并逐步实行学分制。既强调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了“培养知识基础厚，专业口径宽，外语特色强的新闻人才”的目标（郭可，1998）。 (2) 国际新闻教育正式被确立为新闻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学计划。 (3) 招生人数逐步扩大，如上外国际新闻系的招生人数由93年的30人已扩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点 在过去的17年中，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其特点是明显的。首先，它强调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语教学和新闻学教学。学员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同时，又能学到新闻理论和实践知识。这就使得国际新闻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适应性强，且多样化。他们可以选择到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和网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公关、广告公司、外资企业、驻外机构工作。以上外新闻系为例，在毕业的近500名学生中，有70%至80%进入了京、沪的各大英文媒体，有的毕业生还成为驻美、西欧、非洲、澳洲的驻外记者。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加强英语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英语学习是基础，这个基础和能力需要在学校教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许多毕业生都在毕业后需要使用这种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础不牢固，则无从使用，更谈不上提高了。专业学习是学生日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基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在学校学到的这个框架上添砖加瓦，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国际新闻教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语专业技能的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适当的方法论之后，学员的总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时，择业竞争能力增强了，在新闻界甚至非新闻界选择职业时，都有较大的余地。一位学员在毕业之后进入一家证券交易所作证券分析员。他深有体会地说：“一定要首先学好英语然后再进入证券行业。决不能颠倒过来。证券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可以自学，而英语则不行”（张斌， 1999/0710）。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国人才需求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不仅懂得英语，还要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如上文所述，国际新闻教育不以内容为限，广泛涉及经济、金融、财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学员有机会接触各个知识领域，这就为他们从事这些领域的报道，甚至转入这些领域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再加上他们的英语优势，便很快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教育对充实我国国际报道的新闻队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主要英文媒体，如新华社的国际报道部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9和国际台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体中，多数记者（包括驻外记者）、编辑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刚创刊一年的《上海日报》，其70%以上的记者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学员（张慈云，2000/07/20）。

转贴于 五． 面临的问题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17年的发展，在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 上文提到，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英语学习+新闻学。但这一特色是把双刃剑。国际新闻新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源于此。国际新闻教育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该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学习方法论上的矛盾。英语学习和新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说，各有侧重。英语学习需要死记硬背，要大量的时间去记忆；而新闻学需要有敏捷的思维方式和广泛的兴趣，要培养较强的动手能力。 第二，课程内容安排不尽合理。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要求学员既要学好英语，又要学好新闻。这在初期的六年制双学位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有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都实行了四年制。在与别的专业同样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语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同时新闻知识还要达到普通的新闻系学生的水准。这就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整天疲于修课，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学生的实际学习中，往往只顾得上一头。常常是加强了英语语言的学习（因为需要花较多的时间）而忽视了新闻专业，甚至是中文母语的学习。即便学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语与新闻学之争不仅反映在学生总体的方法论和学习内容上，也反映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中。由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国际新闻教育一般由三种类型的教师组成：一类是只教授中文新闻课程（包括技能课，如摄影、摄像等）；一类只教英文基础课；还有一类就是用英文教授新闻类课程。 在我国，由于新闻与英语分属两个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评新闻学还是评英语职称？尽管原则上新闻系的教师应评新闻系职称，但如果学术成果与学科系列不相符合，实际操作就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一矛盾已成为上面前两类教师的学术障碍，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尽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闻学，教师待遇却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高质量的教师匮乏，教学投入不够，且教师在外面兼职较普遍，再加上学生不断扩招，教学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着国际教育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由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教师忙于在外兼职维持生计，极大地减弱了其理论研究能力。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体也因此还未建立起来。所以国际新闻教育要进一步发展还缺乏一种原动力和基石。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际新闻教育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为： （1）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较差，书生气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做”。（此话由毕业生说是：“大事不让干，小事不想干”。）（慕滔， 1988， p21）。 （2）学员（包括有些教师）在学习中只重视内容的完整性，忽视方法的掌握及在实际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师上课满堂灌等，在客观上都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个政府应急措施而出现，缺乏长远规划。 （2）国际新闻教育作为培养国际报道记者的模式，较多重视实践操作而轻视理论建设。同时，由于思路落后和体制问题，与新闻媒体的实践没有紧密联系。再者，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媒体往往广告收入较少，甚至没有，他们也难以与国际新闻的教学单位联合，进行合作教育。这就造成了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3）由于缺乏理论基石，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始终未能在教学设计、管理和人事体制上理顺新闻与英语两个学科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两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六． 几点建议 尽管作为三级学科，“国际新闻教育”已归入“新闻学”，国际新闻教育的特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认为，国际新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顺体制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首先，应明确把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提出来。国际新闻教育的总体思路还是相当可取的，问题在于实际操作。首先明确英语学习与新闻学的关系，确定二者在国际新闻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语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终的目标，新闻学是国际新闻教育的重点，也是学员和教师应该注重的方向。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相比的确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英语要扎实学习，专业不仅要跟上，而且还是今后继续学习的方向。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的改革重点应是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充分认识到，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绝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够造就的。新闻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让教育对象明确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而不是无视或惧怕这种距离（慕滔， 1988， p22），换言之，国际新闻教育应该启发学生去掌握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满足于传授一般的知识。教师欲教好，学生欲学好，功夫当在新闻和英语之外，或者应在如何使新闻和英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所确定的只是一个框架，内容则是多维的，与其他学科有紧密联系的（慕滔， 1988， p52）。 再者，国际新闻教育应分设相应的专业。可开设新闻学、广告学、广电学、公关学和网络等专业，使得课程体系更趋合理化，减轻学生负担，使它们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学习相应专业，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单承芳（1995冬）我国新闻教育专门化的强劲趋势，新闻大学。 2． 慕滔 （1988春）我国新闻教育模式面临挑战， 新闻大学。 3． 李晓樱 （1998）中国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4． 张慈云，《上海日报》总编，2000年7月20日采访。 5． 张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析员，1999年7月10日采访。 6． 郭可 （1998） 浅析我国国际新闻教育的发展和特点，1998年南京全国新闻学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交流论文。

第9篇：外国教育方式范文

关键词：国外远程教育；中国高校；网络教育；发展

现代远程教育，即网络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广大社会公众提供继续学习和提高学历水平的机会，也是现代信息社会高速发展情况下，构建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处于逐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在办学、管理、教学、服务、资源建设、运行机制等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在新时期还应继续探索新思路、新模式，积极借鉴国外远程教育的优秀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高校网络教育，以提高我国继续教育事业的整体水平。

一、办学体系多元化发展

随着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高校网络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办学体系方面，国外诸多著名大学远程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办学机构，如美国在传统高校教育模式中拓展了自办网络教育机构、各传统高校联合开展的地方性远程教育机构、传统高校与技术资金提供商联合举办的契约式教育机构（美国国家技术大学）、虚拟高校以及具有独立性的远程教育高校（凤凰城网络大学）等；加拿大主要设立了电视大学、阿萨巴斯卡大学、沃特卢大学以及由加拿大高校与开放学习局联合举办的远程教育机构等；英国远程教育发展过程中最成功的典型代表即英国开放大学，为各个国家发展远程教育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其中还有新型电子大学及常规大学开办的远程教育机构等；法国的远程教育主要依托于公立高校及教育机构进行，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瑞典、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远程教育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多元化的办学体系。我国的网络教育办学体系主要有两种：其一，由传统高校设立的网络教育学院以及校外学习中心；其二，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其他参与开放式远程教育的地方电大及下设的教学点共同构成。通过上文分析国外多元化先进的远程教育办学体系，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在今后应继续深化发展，以社会经济需求为依据逐步完善网络教育学历教育机构以及公共服务体系，以成教、自考、电大及培训等多种教育模式推进网络教育办学体系的完善。

二、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作为发展定位的依据

从国外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教育系统的发展与各个国家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远程教育不仅应满足广大社会学习者的需求，在发展定位方向上还应为满足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发展为办学目的。国外远程教育的发展定位在不同国家中体现出不同形式，如美国主要开展学历学位教育，并规定网上文凭学位具有传统高校文凭学位的同等作用，同时这种形式已经被企业培养大规模应用；加拿大开放大学（阿萨巴斯卡大学）以为全球学习者提供开放远程教育的形式进行，每年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能够达到2万多人；英国远程教育以促进终身学习、全球化学习为发展定位，并突出学习者的主体性地位，在入学方式、地点、专业设置以及结业方式等各方面设置都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同时低廉的教育费用受到了全球学习者的欢迎。我国高校网络教育以全日制教育形式作为自身发展定位的方向，旨在为广大在职人员接受学历教育、岗位培训以及资格证书培训等提供教育机会，同时还有其他非学历培训等继续教育模式。当前，我国高校网络教育主要发挥着弥补传统教育多重限制下不足的作用，对满足广大受教育者的差异化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积极借鉴国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应继续拓宽教育范围，促使中央电大及传统高校的网络教育形式涉及到社区、企业及各行各业中，从而提高全社会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

三、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多样化

网络教育在积极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已经逐渐形成以学生为主体、媒体与面授教学形式相结合的多样性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利用海量的网络教育资源、媒体技术以及协作学习方式等实现了网络教育在教学、管理及技术模式方面的多元化发展。美国远程教育在教学管理及技术应用方面主要以网络与面授结合的形式进行，其中主要依托互联网及视频技术实现非同步、双向交互式的远程教学模式，通过设立“学分银行”在网络中完成对教学的管理；加拿大的远程教育以学习者的时间、地点安排为主，通过灵活的教育模式满足广大业余学习者的需求；英国的开放大学为学习者提供脱产、不脱产的学习方式，课程设置内容随社会需求变化和调整，利用电视、广播、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形成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同时还制定了学分制、自由选课等教学管理模式。我国高校网络教育的教学模式主要以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为依据，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媒体技术、数字卫星系统、光盘播放及通信技术等，形成了实时、非实时结合，单向、双向互补的教学模式，体现出显著的普教化特征。在继续深化网络教育的过程中应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各方面进行继续优化和改革，制定完善的证书、学分认证制度。

四、提高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整合与应用水平

国外远程教育主要利用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资源以及立体化教材等，重视对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整合等，并且注重教学资源的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美国远程教育在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强调各类政府、社会办学机构的统一与协调，通过整合、共享不同教育机构间的教学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发挥各个机构教学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避免资源浪费、重叠等问题出现；英国远程教育对教学资源的设计、编写以及出版发行的质量要求都较高，在教材内容的编写及设置方面十分重视知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并以活页教材的方式对更新的教学资源进行及时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产业化特征的教材设计、制作、发行及销售系统。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在教育资源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300多门网络课程、大量的国家精品教育课程以及针对职业教育多媒体远程教育课程，此外还有大学数字化教育资源库、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等。在今后建设网络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应在整合、优化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建设国家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提高资源建设的公益性、标准性、示范性以及整体质量。

五、优化教学支持服务体系

远程教育作为以学生为主体、满足不同学习者、受教育需求的教学模式，其教学支持服务体系以及教学课程资源的开发是两大核心功能。美国远程教育在发展数字化教学支持服务体系时，让学习者全面了解远程教育模式以及办学体系的内涵，使其能够对自身学习可能实现的成果以及是否适合远程教育模式进行把握，美国高校普遍认为他们的在线教育同样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英国远程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媒体应用、资源建设以及教学环境等多方面都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特征，在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辅导咨询服务的组织等方面也体现出较高的服务水平。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在支持教学服务体系的构建方面主要通过利用网路平台、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等方式为学习者提供招生、教学、资源、师资及就业等各方面的信息服务。但是当前部分高校网络教学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仍较为松散，未实现各教育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学分互认、课程互选等，因此，应从资源整合、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不断提高网络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六、建立并完善网络教育的监督保障体系

远程教育不仅应保证教学质量，还需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教育效益。在这一方面美国远程教育通过建立网络教育质量标准、提高网络教育机构的认证标准以及对课程质量进行监管等措施保证整体教育质量与效益。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在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方面主要通过实施全国统一考试、教学评估、年报年检等措施对网络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管理。在新形势下高校网络教育还应继续抓质量、重效益，结合教育内部自律以及外部监督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积极引导各高校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网络教育师资队伍，以实现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网络教育作为我国高校建设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政府与各高校应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从办学体系、教学模式以及资源建设等多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深化网络教育的发展，使其切实发挥出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进程的重要作用，为广大学习者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孔玲，袁若，杨睿，等.部级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分析化学”的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5）.

[2]曹中一，朱颖.提高网络教育毕业论文质量的探索与实践[J].现代大学教育，2013，（6）.

[3]王国川.高职教育与网络教育专业（课程）之间学分互认探索[J].高教探索，2014，（6）.

[4]翟霞，冀翠萍.大数据背景下干部网络教育平台发展的困境和出路[J].理论学刊，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