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市场精选(九篇)

第1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关键词：无人机；应用；市场策略；渠道

近年来无人机热度不减，随着无人机在各行业的应用更加广泛，各行业专业化的无人机市场细分需要不断优化才能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因此各大厂商以及无人机行业参与公司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一轮的竞争。本文将从STP理论来阐述分析无人机今后的市场可能存在的竞争策略和一些行业应用的发展。

一、市场细分Segmenting

（一）工具

1.军用在军事领域，无人机的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执行3D任务（Dull（枯燥乏味）、Dirty（恶劣环境）、Dangerous（危险））。这些任务可以细分为空中侦察、目标搜索定位、校射、战场观察和毁伤评估、通讯中继、大范围搜救、电子战、对地攻击、导弹拦截、战场物资补给及运送、空中格斗等。2.民用民用方面，无人机+行业应用，是无人机后续应用发展的广阔天地；包括在通信路测网优、植保、测绘、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油气管路巡查、高速公路事故管理、森林防火巡查、环境污染勘察、反恐维稳、公安执法、应急救援与救护、抢险救灾、海岸线巡查，影视拍摄，新闻报道等等各个领域的应用，大大的拓展了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积极扩展行业应用与发展无人机技术，因此评估不同细分市场的吸引力，并据此选择发展方向，从而拓展潜在的目标客户是非常有必要且有实用价值的。

（二）玩具

1.航拍：目前航拍是无人机应用比较成熟的行业，不仅在国内包括《爸爸去哪儿》等电视节目和《智取威虎山》等电影节目，也包括国外的好莱坞电影《荒野猎人TheRevenant》。目前主要的航拍设备厂商有坐落于美国好莱坞的美国Freefly的无人机和云台，也有创建于我国深圳的大疆创新DJI的无人机和云台。同时涌现出一些配套的设备如图传，既有来自以色列的能实现理论上信号零延时的AmimonConnex系列产品，还有大疆创新DJI的light-bridge以及深圳威固等产品。2.竞技：2016年年初在阿联酋举办的第一届无人机大赛的奖金高达100万迪拉姆（约170万人民币），小型无人机的运动属性被挖掘出来，广大的无人机爱好者和DIY爱好者各显身手，为此以色列的Amimon公司还推出了一款专门适合无人机竞技的图传产品ProSight。3.社交、互联：未来无人机的社交属性将会更加显著，目前只能通过拍摄后将照片和视频导出才能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以后将有可能在飞机飞行的同时直接通过手机将无人机的照片实时网上直播或者将照片分享给朋友并配上自己想要发送的文字给亲朋好友。

二、目标市场Targeting

无人机厂商根据地理区域、消费行为、人文因素进行细分市场来定位目标市场，从而确定目标客户。

（一）无差异性

市场策略，是面对细分化的市场，无人机企业看重各子市场之间在需求方面的共性而不是特别注重它们的个性，不单独地把一个或者若干个子市场作为目标市场，而是把各个子市场集合成一个整体市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无人机厂商向整体市场提供标准化的产品，采取较为单一的营销组合，并通过较强有力的促销吸引尽可能多的购买者，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增强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会使管理工作变得简单而有效率，从而形成规模效益，比较优势也会凸显出来。例如3DRobotics，Parrot，Yuneec等厂商的无人机以及大疆创新DJIPhantom精灵系列，Inspire悟系列等产品就实施无差异性市场策略，制造标准化的产品，统一定价，统一渠道进行销售。供每个入门级的用户使用来满足个人爱好者航拍的应用。就是让每个人以后在天上都有一台连着手机的相机，创造性满足了客户的潜在需求，虽然在这些产品出来之前这种需求并不强烈，但是一经推出，潜在的目标客户趋之若鹜，从而形成新的市场商机。

（二）差异性

市场策略，在无人机市场细分的基础上，针对无人机目标市场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品牌的定位与传播，赋予本公司与其他品牌相比更独特的价值，树立较为鲜明的形象，建立品牌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差异化营销的关键是积极寻找选择目标市场，挖掘消费者尚未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开发无人机产品的新功能，赋予产品新的价值。差异化营销的依据，是市场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特性。不同的无人机消费者具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不同的消费理念，从而决定了他们对无人机产品和品牌有不同的需求侧重，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差异化营销的原因。例如美国Freefly推出的Alta系列无人机和Movi系列云台，大疆创新DJI推出的M600无人机与Ronin系列云台，则是较专业的无人机供行业从业人员来拍摄电影电视和真人秀等节目。Freefly公司利用其坐落于好莱坞，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挖掘出影视业的巨大潜在需求并成功攻占市场。而DJI也不落下风，利用其整体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也在该领域强势突围。当然DJI还推出了MG-1农业植保机来帮助农民解决喷洒农药的痛点，这些都是将无人机简单的航拍功能的延伸，在应用上进行差异化的定位，来抢夺特定市场的份额，从而让该公司产品多元化以形成完整的产品链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三）集中性市场策略

无人机公司不是面向整体市场，也不是把力量分散在若干个细分市场，而只选择一个或少数几个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优点是能够在一个企业资源有限的时候，可以集中力量迅速进入和占领某一特定细分市场。生产和营销的集中性，使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但该策略风险较大。如果目标市场突发变化，如价格下降或突然出现强有力的竞争者，企业就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

三、市场定位Positioning

（一）未来无人机的工程服务供应商

根据现有无人机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针对消费者对无人机的特征、属性重视程度，强有力地塑造出该公司与众不同的、给人印象深刻且个性鲜明的产品形象，并通过特定的营销组合把这种形象迅速、准确而又生动地传递给顾客，影响顾客对无人机的总体感觉。未来朝着做一个无人机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训客户去使用为其打造的无人机解决方案节省其工作和运营成本，技术团队和销售团队结合目标客户研发适合通信行业的无人机解决方案（寻找行业合作伙伴）。在国内或者海外寻找行业运营商做出示范案例，参加行业展会做出示范性的演示。将案例进行可复制的推广，将在行业的案例模式推广到其他行业，如无人机+交通无人机+电力无人机+农业等。最后建成无人机Cloud,用无人机解决方案在各个行业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优化，帮助客户个性化解决其遇到的问题。

（二）营销策略

第2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短短一年时间，在亿航无人机名声大噪之后，联合创始人熊逸放与他的无人机依然经常出现在CCTV、美国华尔街日报、BBC、CNN、福克斯等国内外主流媒体上。之后，不管是世纪互联、联想、微软高管的加盟，还是获得4 200万美元（约27 403万元人民币）B轮融资，都充分说明：市场对熊逸放以及他的亿航无人机的兴趣度有增无减。

爱折腾，根本停不下来

熊逸放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却不是无人飞行的（UAV）爱好者，“我一直不是航模或无人机的爱好者，我只是一个爱折腾的大学生。”电子学渣，不会代码，和所有传奇的大学生创业者一样，熊逸放有的是比别人“更厚”的脸皮和更多的渴望。移动物联网、电子团购、社交网站……学生时代就忙于各种买卖的熊逸放很早就知道创业的艰辛，“没办法，就是闲不下来。”

1989年出生的熊逸放，外界给他贴了一个“连续创业者”的标签，他还被福布斯评选为2015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之一。 熊逸放

自16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书开始，熊逸放几乎一直在创业。他前后和朋友一起创办过中文团购网站、手机PS切图软件公司等。为了接触美国硅谷顶级的创新公司和创业环境，又去了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攻读硕士，随后又和朋友一起创业，做了一个情侣社区APP“chapter”。

“在硅谷，我看到很多新鲜的玩意。这些智能硬件在美国众筹网站上很火，但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品牌则是美国品牌。”能不能给中国制造加上“智能”二字？于是，他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熊逸放遇见了比自己大一轮、玩无人机和航模玩了20年的天才――清华大学少年班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胡华智。“遇到胡华智的时候，我刚好在清华大学的咖啡厅谈事，他就在外面放飞机，我路过看到觉得挺新鲜，2人就加了微信。他那时也想创业，但他的创业就是一个人在家苦哈哈地研究怎样用手机操控无人机，好让更多人都能轻易接触到无人机。他自己把产品做完了，但缺一个做市场的人。”

一个喜欢研究，一个喜欢折腾，于是2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了广州，创办了一个无人机品牌――亿航。

中国人跑到海外做营销

2014年5月22日，全国第一款纯手机操控的四轴飞行器Ghost正式在国内面世。无钱扩大团队，无钱打广告，熊逸放想到了众筹。在国内进行了两波众筹后，他又跑到海外去众筹。“海外众筹，没什么人干过，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而且中国人跑到海外去做营销，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时我想，公司小，不怕，就拿着公司第一代的Ghost跑到美国了。”

2014年11月11日凌晨，亿航无人机Ghost 1.0在美国众筹网indiegogo上线，整整持续了半年多，最终筹得了86万美元（约566万元人民币），它打破了中国科技产品海外众筹的最高纪录。三轮众筹下来，亿航共筹得100万美金（约658万元人民币）。

“我们的理念竟然如此大获成功，这让我们感到很意外。因为当初创业的时候，无人机在中国市场就有一家公司叫大疆，已经存在了8年，而且市场做得很大。”

海外众筹无疑是一场成功的营销，全国顶级的投资人都被亿航所吸引。2014年12月，亿航获GGV资本1 000万美元（约6 578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估值在短短6个月内翻了25倍，成为2014年中国智能硬件市场上成长最快的公司。2015年8月24日，亿航又完成4 200（约27 628万元人民币）万美元的B轮融资，由金浦投资领投，GGV纪源资本、真格基金、乐博资本、东方富海跟投。估值相比16个月前成立之初翻了100倍。

“我遇到了一个上升的行业，这几年无人机很火，我们抓住了机会，但离成功还很远。”熊逸放说。

颠覆小圈子的游戏规则

“亿航和大疆有何区别？”面对这个每次都被问到的问题，熊逸放这样比喻：“就是苹果手机拍照与专业单反相机拍照的区别，是大众化和专业化的区别。”

作为全国第一款纯手机操控的四轴飞行器，亿航无人机废弃了遥控器（尽管兼容），改用智能手机上的一款APP操控飞行。只要通过一部手机、一张地图和几个简洁的按钮，就能完成无人机的操作，包括自动跟随、高清航拍、自动悬停、夜航功能、自动返航、实时数据显示等智能化功能。

第3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感受不到风光的还有一些无人机企业。2016年11月9日，运动相机老品牌GoPro旗下Karma无人机上市仅16天就宣布将售出的2500台全部召回；2017年1月16日，众筹后一直跳票的Lily无人机宣布倒闭，而国内也传来了两家知名无人机厂商亿航与零度大幅裁员的消息。 刚刚过去的2016年，被称为无人机元年。从航拍到物流，从测绘到农业，从专业级到消费级……随着应用场景的拓展，市场对无人机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然而，无人机行业的真实情况如何？火热的市场投资外，又暗藏了哪些隐忧？2017年，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多地机场无人机 “黑飞”成患

近年来，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而由此造成的航空安全事故不胜枚举。春节期间，多地机场发生无人机、孔明灯等飞行物非法闯入民航空域的事件，对航班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据中新网报道，深圳机场2月3日消息称，当日有3个航班机组报告在起飞及落地过程中发现不明升空物，对飞行安全造成一定隐患。接报后，空管部门调整进出港航班间隔，指挥空中飞机避让。

报道称，深圳机场多个出港航班受此影响出现不同程度延误，深圳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无人机等升空物体与民航航班撞击，或吸入发动机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机毁人亡的后果。

媒体记者注意到，近期，因“不明升空物”致航班延误的情况不只是在深圳机场出现，在四川绵阳机场、浙江萧山机场也出现了类似事件。

2月2日晚，绵阳机场附近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导致机场5个航班延误，3个航班备降。3日下午，绵阳机场通过官方微博通报了2月2日不明升空物影响航空安全事件的情况。

绵阳机场表示，近年来中国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无人机在民用机场上空及附近区域飞行，对航班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呼吁严禁无人机、自由气球、飞艇、孔明灯、航模等升空物持有者，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进行非法飞行活动。

今年1月15日，浙江萧山国际机场无人机“直逼”民航客机事件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嫌疑人被警方拘留。

事实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早有规定，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情节严重的，将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仅如此，公安部于年初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对违反国家规定放飞低空无人飞行器或升空器的人员处以拘留。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无人机等飞行物非法升空事故依旧频发，除了对现有监管力度的质疑，在维护低空空域安全上，监控与防患手段、无人飞行产品的技术创新亦值得我们思考。

数量超2万架 一半以上都在“黑飞”

无人机从2015年开始便火得一塌糊涂。新闻航拍、楼盘广告、向女友求婚送戒指都会见到它的身影。如今，一架无人机售价只要5000元，跟一部智能手机差不多。但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是严重的安全隐患。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OPA）执行秘书长、无人机管理办公室主任柯玉宝表示，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无人机数量超过2万架，一半以上没有拿到无人机驾照，处于“黑飞”状态。而国内无人机最为活跃的广东上空每天也有数十架无人机在“黑飞”。“无人机这种无序飞行的状况亟待改观。”柯玉宝表示。

怎样才不算“黑飞”？柯玉宝称，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人员要有航空器驾驶执照。第二，航空器要有适航证书，相当于汽车的行驶本，包括了国际登记证、试航证以及电台执照。第三，要申报飞行计划。

而美国巴德学院日前公布一组检测数据，使得无人机飞行安全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这组数据显示，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5年9月12日期间无人机和遥控飞机与民航共发生了327起危险接近事件，其中28次导致航班为了避免与无人机相撞而改变航线。这其中，有数次都发生在中国。

长期从事航空安全研究的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教师乔善勋表示，最近两年，全国已发生多起无人机在空中逼停飞机的事件，无人机已成为民航班机的“隐形杀手”。

航空专家宋心之表示，近年来无人机威胁民航班机的情况非常普遍。普通民航班机在下降时，速度大约在300公里/小时，而一般的无人机重量大约在2～5公斤，相撞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导致飞机坠毁。而即便是2公斤重的无人机，从200多米的高空坠落在人群中，其威力也会像一颗子弹一样，非常危险。每查处一起这样的空情动辄耗费上千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航空法学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张起淮表示， 目前无人机隐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起降飞行过程中发生坠落事故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害、干扰军民飞行器正常起降飞行、航拍“偷窥”侵犯隐私权、泄露国家机密等。

如何驯服“黑飞”无人机？应该建立怎样的秩序监控？柯玉宝提出利用技术手段建造 “电子围栏”：“无人机本身里面是有飞行控制的，俗称飞控，飞控就可以镶入电子围栏。有的地方不能去，无人机就自动识别，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进去了，或者返航，或者落地，自动的。”

除了“电子围栏”，另一种技术是“无人机云”。柯玉宝介绍，“无人机云”类似于无人机的“黑匣子”，是一种无人机运行的动态数据库系统，由我国率先在全球提出。“无人机云”除了向无人机提供航行、气象服务之外，也对飞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测。“我们通过画设电子围栏，通过实名制，通过让所有飞的人加入到无人机云运行，让管理者能看得见，摸得着，出了问题能找到你。”

立法滞后于市场发展

近年来，无人机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很多人以玩无人机为时尚，但是也有不少人违规飞行，危及公共安全。对此，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无人机行业的立法和监管问题。

早在2003年起，我国相继开始施行《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等，更有针对性地对无人机进行管理，规范无人机的各项管理工作。

但是现实中，无人机“黑飞”乱象却有增无减。张起淮表示，从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屡禁不止的现象可以看出，立法仍然滞后于无人机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不仅现行的法律法规、管理文件需要贯彻执行，监管措施需要认真落实，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也亟待出台。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驾驶员资质等方面已有相关的管理文件出台，但还缺乏无人机专用审查程序和适航规章。而且现行的法律法规、管理文件多是原则性、指导性的规定，尚不能对无人机的适航、审批、操纵、运行等环节做出切实有效的指引，仍需进一步完善。

此前，无人机飞行计划申报程序较为繁琐，申报难、审批难也被专业人士认为是无人机“黑飞”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6年3月4日，中国AOPA优云系统（U-Cloud）得到中国民用航空局w行标准司的批文，试运行期为2年，无人机接入该系统后可进行飞行计划快速报批。中国AOPA的工作，也填补了我国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管理的空白。

不过，张起淮指出，由于法律素养不高、安全意识淡薄，至今仍有一部分进行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没有按规定进行飞行计划的申报。因此，需要在推进申报手续简便快捷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安全教育。

对于违规飞行的无人机所有人或者承租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其应负的责任。其中《民用航空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民用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进行飞行活动，应当取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许可。”否则，按照该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应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飞行，对该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者承租人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业脚步放缓 技术有待突破

从精灵一代到四代，无人机领军企业大疆的产品先后加入了三轴云台、4K摄像、高清图传、障碍感知等配置，每次的迭代，几乎都提高了行业标准。大疆的拓荒，让外界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光鲜亮丽，可是，疯狂的热火能持续吗？应该说不是所有无人机产品的前景都很美好。

在持续近两年的井喷式增长后，2016年无人机在资本市场上遇冷，投资缩水更加剧了无人机市场的两极分化。去年12月初，无人机市场第三季度跟踪报告指出，大疆的市场份额首度出现下滑，预示着独角兽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很多人蜂拥进来就一定会鱼龙混杂。不少厂商推出的产品、会令人充满期待，到手后却是“槽点满满”：有的厂商供应链跟不上，导致多次跳票；有的品控不当，质量问题频现；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几家厂商能做出一款既容易操控，又能安全稳定运行的产品。

市场是残酷的，离市场期望越来越远，迎来的只会是死亡。业内认为，无人机市场已经进入洗牌阶段，而国际舞台上的玩家尤为明显。

去年，无人机行业开始了第一轮洗牌：曾被认为是最强竞争对手的北美无人机巨头3D Robotics最终裁掉 150人，黯然退出无人机硬件市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办的Lily无人机多次跳票长达三年，最终宣布倒闭；运动相机厂商GoPro市值缩水75%，无暇顾及无人机市场；国内几家最有潜力的无人机创业公司，也相继出现了裁员的传闻。

其实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像HOVER CAMERA小黑侠这种便携式的飞行器其实还是很陌生，应用的也很少，无人机能成为像手机或者相机那样的高频应用产品吗？

便携式无人机公司零零无限相关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们的产品不再是仅为“航拍”服务的产品，转而全面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因为嵌入了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实现高度智能、自动跟随、指尖放飞、人脸识别、人形跟踪等常规功能。“我们相信，我们的无人机可能是继手机、相机之外你的下一款必备智能硬件产品。”

有观点认为，在资本的助推下，很多创业公司想迅速打造起知名度，对产品本身的打磨远远不足，从业者的浮躁可想而知。对于相继传出的行业不景气的消息，零零无限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永远都有自己的规则，优胜劣汰和阶段性起伏是常态，企业需要关注的核心是如何做好自己。即使是知名品牌的消费级无人机，实际体验也离宣传差之甚远。

媒体记者浏览了一家无人机创业公司网站发现，“智能”“一键”“体感操控”等词在产品介绍中被多次提及。然而在某知名电商的售后评价页中，抱怨不好操控的用户并不在少数。而在这款产品的用户论坛里，因各种因素导致无人机坠机的“炸机”反馈长达数页。有人笑称，实际使用体验低于用户预期可谓是这一行的“惯例”。

易观智库在民用无人机市场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产业链上，无人机制造业研发成本仍较高，标准化程度较低，关键技术也仍有待突破。由此可以看出，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上，从概念机到量产机之间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才能得以实现，同时还需要资金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前景巨大行业仍吸金

如果用一句话预测2017年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会是什么呢？去年一批批厂商纷纷倒下，有人悲观地说：如果2016年是无人机开启的元年，那么2017年将成为众多无人机企业的绝唱。

但也有乐观的预测，市场研究机构IDC预计，2019年中国市场消费级无人机出货量将达到300万，较2016年的39万大幅增长6倍多，研究机构普华永道、FAA等机构也做出了相似的预测。

这或许说明，消费级无人机的市场规模还远未到达天花板。行业的共识是，无人机在未来的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元，消费级无人机以外，还有专业级无人机的市场有待开拓。在农业、安防、测绘、电力、物流等领域，不少厂商已经起步。

正是因为看好无人机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各大互联网巨头也尝试进入这个领域。去年，电商巨头京东高调宣布将用无人机配送广大农村的订单。2016年11月，京东获得四省无人机批文，在政策上获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在“双十一”的第二天，京东就在山西完成了首单运输。

而腾讯去年和零度联合的空影无人机以1999元进军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社交出身的腾讯也给空影注入了强大的社交功能。用于农林植物保护作业的植保无人机也是目前行业的一大趋势。

有业内人士认为，待政策落地后，专业级无人机的市场规模，将会远远超过主要用于航拍的消费级无人机。红杉资本方面认为，无人机是未来大势所趋，几十年后，无人机会像火车、汽车一样普遍。

如今，不少厂商已经开始尝试用主打自拍、兼职航拍的低空便携无人机，去打开普通消费者市场大门。零零无限方面指出，“便携式无人机不是航拍器，而是你生活中的私人摄影师，可能是继手机、相机之外你的下一款必备智能硬件产品。”

第4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关键词:环境监测；市场；趋势；挑战；机遇；对策

中国进入WTO后,面临体制、机制转变,缺乏准则规范和工作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和人才流失,以及面对市场化经济不适应等问题。国内环境监测行业在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中,首先应改变无偿为政府提供数据服务的情况,要敢于摆脱落后机制的诸多束缚和思想观念上的因循守旧,将精力投入到开发市场和拓宽监测领域中去,同时提出了积极转变机制、拓展融资渠道、开拓监测领域、适应市场机制、培育和规范环境监测市场的对策。

随着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市场化经济已日益占主导地位,作为事业单位的环境监测行业也面临着市场化经济的改革问题。在新形势下,环境监测以哪种体制、机制发展,是值得环境监测从业人员认真思考的。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许多行业在起步阶段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模式、以行政监管为主要手段来造就和规范市场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市场供求的逐渐活跃,单纯以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模式已无法解决多变的供需矛盾,在此情况下,走市场化道路,以“无形的手”作为经济指挥棒,采取优胜劣汰的竞争模式,将成为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进入WTO后,相关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检测、检验市场也不例外。环境监测除涉及国家环境安全的大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督监测外,其余也将对外开放。当国外环境监测(检测)机构挺进中国,抢占中国市场份额时,国内的环境监测行业将面临竞争的挑战,当然也拥有无限的发展机遇。

1．挑战

首先,国外环境监测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拥有一套成熟、行之有效的行业规范、技术准则和科学合理的运作机制,其工作效率以及运作流程都将比国内环境监测行业更加顺畅,而国内环境监测行业普遍存在的是体制、机制不灵活,缺乏准则规范和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其次,国外投资者资金雄厚,能配置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并且拥有先进的专业监测技术,故在数据产出效率、数据精准度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必然胜出一筹。而国内环境监测行业在走向市场前,监测投入主要靠财政拨款,结果出现了很多仪器设备闲置、使用效率低下和仅用作充门面的资源浪费情况。进入市场后,环境监测机构的投入、产出将完全独立核算,环境监测站的每一笔投资都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做到仪器设备物尽其用,避免任何资源浪费和成本提高,这对依靠财政支持、习惯了“衣食无忧”的国内环境监测行业来说,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另外,国外环境监测机构拥有高精尖的技术人才,并能以优质高效的管理机制和丰厚的薪资待遇吸引国内的能人贤士,国外环境监测机构在达到人力资源重组、优化的配置目的同时,实现其异地本土化的进程。而国内环境监测机构在体制、资金、设备和技术都不如国外的情况下,还将面临着人才流失的窘境。由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尚处于科学化、市场化运作的初始阶段,各类环境监测机构如长期生存于沼泽地中的原生群落,对既存的环境十分适应,而外来环境监测机构像外来物种一样,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适应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但随着投资环境改善和法制化进程加速,环境监测机构的生存条件会大幅改善,运作途径会变成“高速公路”,国内各类环境监测机构拥有的本土优势,即得天独厚的“沼泽地优势”将不复存在。

2．机遇

首先,环境监测行业市场化后,将改变以往无偿为政府提供数据服务的情况,政府需要监测数据为管理服务时,可通过商业化采购模式获取。这样,每项监测工作都有利可图,每个监测数据都有效益产出,将大大提高环境监测站的收益,也有利于实现环境监测站原始资本的积累与运转,加快推进环境监测行业真正进入市场化、商品化发展轨道。

其次,转制后,环境监测机构的社会服务职能将走向市场,实现真正的企业化运作模式,摆脱以往落后机制的诸多束缚和思想观念上的因循守旧,在用人机制、投入机制和竞争机制等方面能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单位特点、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在剥离了行政管理职能后,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环境监测机构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开发市场、拓宽监测的领域中去。以室内环境监测为例,在国家和民众日益关注人居环境,以及房地产市场空前活跃的今天,室内空气监测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如果再将各类楼堂馆所及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计入,并且推及各市及发达地区的县、小城镇,规模将更加可观。

显然,室内环境监测市场的潜力被严重低估了,可见,在商品化浪潮中,在环保工作逐渐受到重视的起步阶段,还存在着很多的监测盲点,有许多监测领域亟待开发,监测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能否尽早获得资质、树立信誉、抓住机遇、抢占市场,是监测机构转制后能否尽快在市场立足、发展、壮大的关键。

3．对策

3.1积极转变体制

现在,环境监测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效率低下,人才开发、培养不到位,劳酬分配上大锅饭现象明显,仪器设备使用效率不高,思想观念守旧,安于现状,缺乏创新精神等。因此,积极转变体制,剥离行政管理职能,规避行政干预,使监测机构轻装上阵,是激活环境监测行业的根本。

3.2拓展融资渠道

资金是一个单位正常运作的关键。环境监测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监测能力,需要多渠道地吸引各类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同时,雄厚的实力与良好的业绩也有助于吸引包括政府投入的更多资金,此举会实现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

3.3开拓监测领域

环境保护应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但目前环境监测行业开展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江河湖泊、空气、污染源的例行监测上,横向创收的主渠道也多集中在“三同时验收”等领域。像室内空气环境质量监测、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监测等一类真正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监测领域和监测业务还需要环境监测工作者大力开拓,以填补市场空白,切实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也有利于在国外环境监测机构大举进入我国环境监测市场前抓住商机。

3.4适应市场机制

进入市场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供求关系,环境监测机构必须摆正发展道路,转变用人理念,加快改革步伐,缩短磨合期,以尽快适应市场发展机制。对于涉及环境安全的大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督监测,虽然还属于政府行为,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方式要考虑市场发展状况,适应市场机制,否则将是脱离现实,违背规律,呆滞、刻板的教条主义。

第5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摘要：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本文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规范化、金融体制改革及避免两极分化等措施着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启示

一、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消灭经济危机的必然途径是消除资本主义，根据来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有几下三点：

（一）竞争盲目性。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竞争的自由化，而竞争总是与供求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供求从来就不是完全吻合的，供应相对于需求或者过多，或者过多。这种竞争的自由化对于供求无法准确把握，造成一定的竞争盲目性。

（二）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导致资本得以不断扩张积累的根本内因。而资本的内部性质也决定市场经济无法在正确比例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当符合社会化生产的适当比例被打破，就很有可以引发经济危机。

（三）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剥削使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把获得剩余价值当成最大追求，二是工人是消费品的最主要消费者。工人支付能力的有限性和生产的无限扩张同时存在就诱发了经济危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

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在论述中并没有涉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当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现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可有诱发经济危机，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与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一般市场经济存在共性，即企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利润、追求财富，这样企业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体，而不是市场整体，就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去平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不能说我国的市场管理是无政府状态，但在许多行业重复建设现象不断，行业产品供求失衡、生产力与实际要求不符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的大量存在都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因素。

（二）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二者的矛盾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三方面因素导致的，分别是“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及“世界市场的形成①”。然而，这三个因素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个因素仍然存在，并仍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三）从有限的支付能力与无限的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看。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看，人民存款储蓄量不断提升、工业贷款需求量降低、生产力利用率低下、工人失业率攀升、就业率履创新高……虽然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买方市场，可是消费者力不足、消费力与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在马克思经济危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依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指导和规划。

（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在利用新科技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带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在市场经济提倡转型跨越发展的今天，不应将建设的重心停留在原有的、无意义的重复建设，而在重点关注人才引进、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

（二）加强市场管理，促进市场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应该发挥其引导、规划和管理作用，在市场管理中，加强市场规则的建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加强市场交易行为规范化，营造公平交易、合理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还应该对市场本身无法提供的商品进行调剂分配，以解决民众的需求，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促进市场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几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予以警醒。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资料相对过剩，只是由于实物经济的相对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已经越来越趋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更是不断加快，这种情况在引入国外金融资金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将国外的金融风险也同时引入。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金融机构管理刚刚起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仍有待规范，银行与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完全理顺，金融业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四）进行生产资料占有再分配调整，避免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加剧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问题，低收入者徘徊于低层次消费需求，高收入者消费需求极度饱和，这种情形使得社会消费格局进一步分化，使社会供求平衡被打破，两极矛盾不断激化。现在，基于市场内需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三农”问题，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缩小两极分化现象，促进社会公平。这些举措不但对于巩固政权，提高政府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不可因为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完全忽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第6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国务院总理在2014年“两会”上表态称，“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据此，我们认为未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将具有更多自，区域调控政策差异化的策略将成为常态，且三、四线市场冷淡的城市政策将趋于松动。

无锡近几年的房地产市场表现一直差强人意。即使是在楼市一片火爆的2013年，其商品住宅销售金额仍旧是负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同比增长26.6%，而无锡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同比下降3.2%，跑输全国市场29.8个百分点。而2014年一季度，无锡商品住宅销售金额更是大幅下降12.2%。

楼市表现不佳，土地市场亦趋于冷清，一季度无锡土地成交金额43.6亿元，同比下降1.2%，土地整体成交溢价率低至1.49%。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对无锡本已如履薄冰的宏观经济（一季度无锡GDP同比增长8.3%，为2009年二季度以来新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无锡市政府救市的动力比较强，顺应中央政府双向调控的政策基调，此次新政的出台符合市场的预期，其意图也非常明显。

据媒体报道，2012年元旦起，无锡市户口准入政策调整为，外地人购房落户门槛由此前的100平方米以上降至70平方米以上。当年1月至12月，外地户籍购买商品房住宅面积达到121.57万平方米，占比达21.78%，比2011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同年，无锡全年共成交各类房屋75195套，同比增长44.63%。

此次无锡地方政府再次调整购房入户政策，短期有望释放部分需求，但影响有限。

截至2013年底，无锡常住人口为648万人，户籍人口为472万人，那么非户籍常住人口为176万人。短期内，这个群体的购房需求有望释放，但它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支付能力有限，且在当前市场预期向下的背景下，入市购房的积极性被削弱，因此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

由于市场表现不佳，2014年以来无锡不少楼盘已经开始降价，不过大部分项目都以暗降为主促销，以推特价房的形式进行，价格调整幅度在10%左右，但效果不理想。

第7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关键词：资源配置；人际关系；市场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人际关系现象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一现象，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人际关系学。然而，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人际关系是一种十分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这种机制能够代替市场起到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人际关系往往与市场失灵相伴而生，无论这种失灵来自于天然的市场本身的因素，还是来自于人为的对市场的干预。按照经济学理论，市场失灵之后会自发演化出某种机制来完成市场的某种功能，这种自发演化出来的机制是一种即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企业的混合式的、关系型的交换契约。在中国人际关系便是最符合这一特点的机制。

本文将以火车票购票难为例说明人际关系这种资源配置机制，阐明当火车票这一市场受到政府价格管制时人际关系如何更加高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将车票配置到更具经济价值的地方，并且对排队配置、黑市配置与人际关系配置进行对比，比较说明各种配置机制之间效率和福利。

一、春运购票难的经济分析

春运来临之际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许多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总是抱怨车票被黄牛抢先购买进入黑市高价倒卖，或者抱怨铁路系统内部员工买走了“关系票”使得原本稀缺的车票更加紧缺。我国这种一票难求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春节期间陡增的运输需求同铁路运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即供需矛盾和政府对火车票市场的价格管制。

首先，铁路运输供需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需求方而非供给。由于铁路建设周期长，初期投入大，所以在短期内大幅提高铁路运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长期内我国铁路按照春运的需求规模进行建设，则在非春运期间铁路的供给则必然处于过剩的状态，投入铁路建设中的资源就会闲置，从全社会视角来看这种建设规模则是不经济的。在短期内提高铁路运力非常困难，而长期内按照春运规模建设铁路也无此必要。所以，春运期间铁路运输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方法也应是调节需求规模使之达到供给需求均衡的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需求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整价格，通过调整价格可以改变人们的成本或收益，激励人们重新调整其行为达到最优。

由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中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决定的，火车票价格也必须遵从这一规律，其票价由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需求和铁路的运力供给两种力量共同决定。所以铁路运力很难根据旅客的需求做出大幅度的调整，相对稳定。在图1中，铁路运力的供给曲线可以表示为一条垂线S，如果铁路运力提高，则随着运力的不断增加，这条垂线将不断向右移动。但在短期内，由于供给曲线垂直，需求的变动并不能使供给量发生变化，只能导致价格的变动，在短期内铁路票价就取决于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需求状况。在平时，人们出行愿望不强，对铁路的需求也不大，在图1中我们可以用D1这条需求曲线来表示这种状况。当市场中供给给定时如果需求较少，市场价格则较低，在图1中平时火车票的价格应该为P1。当进入春运期间，人们期盼回家与亲人团聚，出行意愿在这时会突然增强，对铁路运输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在图1中表现为需求曲线从D1上移至D2，由于这时运力供给不能有效增加，所以市场的价格水平就会大幅提高，从平时的P1上升到春运期间的P2。价格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是市场本身运行的规律，不能通过人为力量来加以控制，如果人为地对价格变动进行干预就会出现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利用，此时就会出现其他机制代替市场发挥其某种功能，将扭曲的资源配置重新调整到最优状态。

如果人为控制车票价格，将其固定在某个水平上，就会产生其他问题，要么需求过度供给不足，要么相反需求不足供给过度。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运输资源的浪费，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都是不经济的。然而，现实中我国火车票价由国家直接控制，不能根据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这样就会造成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在平时政府制定的票价高于市场均衡价格，所以会产生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主要表现为列车载客率不高，造成运输资源的浪费；而在春运期间，政府制定的票价又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均衡价格，造成相反的结果，需求过度供给短缺，这种短缺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购票难。正如在图1中，国家将火车票价严格控制在PG这一价格水平上，无论市场形势如何都以这一价格出售。平时火车票的需求为D1，如果没有国家的价格管制则其票价应该为P1，但是国家却将价格控制在PG，而在PG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量只有Q1，所以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就会产生Q1QS这么多的超额供给，就是说Q1QS这部分运力没有被充分利用，从全社会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进入春运期间，火车票的需求由D1上升到D2，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票价会从P1上升至P2，但由于国家对价格的管制，价格只能停留在PG水平上，那么在价格为PG条件下，人们对火车票的实际需求量为Q2，而运力的实际供给量只有QS，那么Q2QS之间的就成为超额需求，这部分需求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无法得到满足，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必然有Q2QS这么多的人无法得到车票。所以，虽然购票难的根源在于我国铁路运力不足，但是在现有运力条件下，造成火车票购票难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对铁路票价的管制，使得市场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地调节人们的需求，造成人们实际需求量大大超过铁路实际能够提供的运力，这种超额需求必然会争夺有限的供给，这种争夺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购票难，总会有一部分人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下无法得到车票。

图1 列车车票供给需求图

对于火车票购票难，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增加运输供给、减少供需矛盾。但是在现有运力条件下，在短期内运力不能增加的条件下，要解决火车票购票难最根本的方法还是通过市场手段，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需求，使需求水平与供给能力相符，其他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而当国家对车票价格实行管制，使市场价格不能自由变动时，就会产生其他机制对稀缺的车票资源进行再分配，这其中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排队机制，火车票的黑市交易，以及本文所要讨论的人际关系。

二、人际关系在火车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当市场价格受到管制不能发挥调节资源配置作用时，就会自发演化出其他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功能。当市场功能失灵时会有三种最常见的机制出现，一种是“排队”机制，一种是“黄牛市场”，还有就是人际关系。“排队”机制是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最为常见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特别是在价格不能自由调节的计划经济国家，“排队”成为这些国家最为典型的特征。当价格不能发挥作用时，人们无法通过价格上升来排除那些对资源支付能力较低的消费者，那么如何才能使得资源配置给真正需要者呢？我们只能通过其他“付价”机制来实现，“排队”就是通过时间“付价”淘汰那些对车票评价更低的消费者，将车票配置给那些愿意为得到车票花费最多时间的消费者。如果说“排队”机制是通过时间来竞争车票，那么“黄牛市场”则是一个正规车票市场的延伸，是车票市场的“次级市场”，在这个中则通过“金钱”来竞争车票。由于国家管制的价格在春运时期大大低于市场均衡价格，这样两种价格之间巨大的差额就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套利空间，因而引发人们在两个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将商品从一个市场买进在另一个市场卖出，形成火车票“黄牛市场”。“黄牛党”从受国家管制的正式的车票市场以低价购买车票然后在不受国家管制的“黄牛市场”出售，从中赚取差价以牟利。当消费者不能通过价格竞争在正规车票市场得到车票时，消费者便会在“黄牛市场”通过价格竞争得到车票。只要存在国家对市场票价的管制，“黄牛市场”就会或明或暗地存在。

当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取缔“黄牛市场”时，火车票的配置又回到一种无效率的状态，这时人际关系就开始发挥作用。许多有“关系”的人利用各种关系内部购票，这表面上看违背公平，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有效率的配置，这一配置过程不是在市场中完成的，而是在人际关系内完成的。人际关系配置资源从形式上看与“黄牛市场”有很大不同，但是其配置原理却是异曲同工。两种配置机制都是通过交易将资源配置到经济价值最大的消费者手中，而且两种机制都使得交易双方福利得到了改进，获得了剩余。但两种机制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剩余的来源不同，“黄牛市场”是通过“黄牛”与旅客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火车票配置给了对其评价最高的旅客，实现了火车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是车票这一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同一个市场、同一次交易中双方同时实现了改进。而人际关系与其不同，他没有在火车票这一市场中直接实现火车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通过人际关系购买火车票一方所支付的价格仍然是国家管制的价格而不是市场均衡价格或者消费者的保留价格。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买票者以低于其保留价格的“管制价格”购得了车票，获得了剩余。而人际关系内的另一方在火车票市场中没有通过这种交换得到像“黄牛票”那样的收益，那么另一方为什么有激励去从事这种交易呢？原因就在于，与一般的市场交易相比，人际关系内的交易不只发生在一个市场中，而是在多个市场中同时发生，在火车票市场中人际关系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索取高价，但他放弃索取，将这部分剩余让渡给另一方。另一方在一个市场中得到剩余，他不会在同一个市场中立即给予对方回报，在另外一个市场中他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而给对方更多的回报。比如一个政府官员需要一张车票，他可以排队购买，可以通过“黄牛”购买，也可以找关系购买。排队购买时间成本过高，对官员来讲得不偿失；通过“黄牛”购买则要支付一个不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钱，这一价格支付后其所得经济剩余大大减少；而通过人际关系购买他只需要支付一个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管制价格”即可，而给予对方的回报是在另一个市场中给予对方同样的或者更高待遇，比如在其权力范围内办事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所以通过人际关系内的这种相互关联的交易使得人际关系内双方都得到了比市场上更多的剩余。这种剩余便是人际关系的魅力所在，通过人际关系使得在市场中许多无法发挥的比较优势在关系内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正是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使得人际关系内各方的行动的成本都得到降低、剩余都得到增加。

但是人际关系也有其不足，除了人际关系内交易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公正之外，人际关系与市场相比其资源配置只实现了局部的即人际关系内的最优化，不一定实现全局的即整个社会的最优化，而且由于人际关系的存在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的作用，使全局的优化无法实现。仍以火车票为例，两个人同时竞买，一个人在人际关系内，另一个在关系外，而关系外的人对火车票具有更高的社会评价、愿意支付更高的经济价值。如果这一车票在市场竞卖，那么这一车票就可以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配置给对其评价最高的消费者手中，实现其经济价值最大化。但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存在，这张车票的交易只发生在人际关系内，无法进入市场，那么这张车票就只能实现人际关系内经济价值最大化，原本可以实现的更高的经济价值现在由于人际关系而未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社会损失。

总之，当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的时候，人们通过交易所能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发生改变，当人们通过交易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时人们就会更多地参与交易，这时市场中就会出现短缺；相反，当人们通过交易可以得到的福利减少时，人们就会减少这种交易，这在市场中就表现为过剩，所以与价格管制相伴而生的不是市场短缺就是市场过剩。当价格管制改变了交易中人们所能得到的福利时，人们为了获得这部分社会福利就会在其他领域内展开竞争，这时就会出现其他替代市场的机制。

排队是政府价格管制条件下最为常见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通过先来者得、后来者不得的机制将资源配置给那些愿意为得到资源而花费更多时间消费者。当人们无法利用价格竞争机制将资源配置到经济价值最高的消费者手中时，人们便可以通过时间竞争将资源配置到那些愿意为得到资源花费最多时间的消费者手中。这种机制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时间也具有经济价值；同样也是因为时间具有经济价值，所以排队这一机制存在着巨大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消费者为得到资源而花费时间在排队时，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因为这种时间的耗费而获得福利的改进，时间这种本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资源在排队过程中无声无息的耗散了，没有人因为这种耗散而得到改进；即从全社会视角来看，社会投入某种资源——时间，但是整个社会却未能从这种投入中得到回报。那么从全社会视角来看，排队这一机制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如果某些人将排队的时间投入其他方面，并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然后将所获得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让渡给时间相对充裕的人，那么这两个人同时获得了改进，整个社会福利也得到增加。所以，排队这一机制不可能成为均衡机制，除非实行全面的、严格的价格管制，如果只对某种资源进行价格管制，则从整个社会来看必然存在着某种更有效率的机制来替代排队这一机制。

黑市是在价格管制条件下另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其本质仍然是市场，其资源配置的机制与市场完全相同，价高者得、价低者不得。只是黑市在法律上为非法，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契约执行不得不依赖私人的“信誉”某个保障及第三方执行。如果存在一个“公正”的私人第三方来执行契约，那么黑市的效率在这三种替代机制中将是最高的，通过黑市可以将在正规市场中受到扭曲的资源配置恢复到最有效率的配置状态。

人际关系则是在价格受到管制条件下另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人们在某个市场中的竞价行为受到限制时，资源无法通过价格机制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那么人们就不得不从从另外一个市场中进行竞价，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如张五常（Cheung，1974）所叙述的，当房租受到最高限价时，人们无法通过租金的上涨来获得居住权，那么在家具市场就会出现扭曲的竞价行为，一张破旧的桌子可能买到很高的价格，并不是因为桌子本身的价值，而是当租房市场的竞价行为受到限制后，人们不得不在家具市场中通过更高的“付价”展开竞争，以获得房屋的居住权，将房屋这一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而人际关系正是连接原本两个不相关市场的通路，两个人通过人际关系可以将两种本不相关的交易联系起来，当其中一种交易受到管制不能使资源实现其全部经济价值时，人际关系能够保证在另外一个相关的市场中，这种未实现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可见，人际关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人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将各个市场中的交易联系在一起，人际关系内的各方在各个市场中相互让渡自身比较优势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使得由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得以恢复，使得资源可以通过多个市场来实现其最大的经济价值，将资源配置到经济价值最高的地方。

三、对传统经济学二元资源配置机制的反思

自人类诞生以来，整个人类就面临着自然资源稀缺的约束，人们总是希望实现更多的目标、完成更多的愿望，但是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却限制了人类的行动，使人们不能同时、完全实现所有期望完成的目标。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这对矛盾伴随着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人类就是通过不断探索发现各种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来实现自然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有限的自然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创造最大的价值。正因为资源的高效配置对整个人类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为有效地配置资源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再到科斯，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都在研究这个主题。

（一）传统经济学二元资源配置机制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认为资源主要通过市场和企业两种机制进行配置，由于这两种配置机制都有各自的有效性和不足之处，所以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往往观察到两种机制并存，共同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首先发现了市场这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对市场这一机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直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研究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市场利用价格机制为杠杆，通过价格调整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以激励人们采取他人所需要的行为。在市场中，人们总是将自身的资源与对该资源具有最高支付能力的人进行交换，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同时，人们也会从该资源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者那里购买该资源，以尽可能多地降低成本，这样在支付最高的需求者和成本最低的供给者之间就会产生社会剩余。这部分剩余也按照市场的法则来进行分配，对资源价值评价越高的人所得社会剩余越多，资源供给成本越低的人所得社会剩余越多。所以，市场这种资源的配置机制对人们的行为构成最有效的激励，使得人们行为的收益与社会需要高度一致，正是由于市场这种高度的激励相容，才使得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最基础的机制，几乎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绝大部分资源配置都通过市场来完成。

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机制时也发现市场并不总是能够高效地配置资源，市场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失灵，无法高效地完成资源配置。比如当卖者与买者信息不对称时，市场中往往只有最劣等的商品进行交易而优等商品被排挤出市场之外，市场中这种逆向选择现象就是由于信息条件不具备而引起的失灵现象；再比如，市场中几乎无法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导致市场中配置该商品失灵。从这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在任意条件下都能有效配置资源，当条件满足时市场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高效的配置资源；而当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时，市场就会失去作用，无法按照人们的愿望配置资源。

当市场失灵时，人们就会寻找其他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替代市场，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能够替代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就是企业。关于企业理论经济学界可谓百家争鸣，但从整个经济学说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是古典企业理论，其中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以及马克思等人，他们主要从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存在和企业的规模。第二阶段是新古典企业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从规模效应和平均生产成本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最优规模。第三阶段是现代企业理论，其基本上沿着两条重要的路径发展，一是科斯交易成本的路径，另一个是奈特企业家才能的路径。沿着科斯的思路，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为基点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能够与市场共存，以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这其中又主要包括交易费用视角的解释，不完全契约视角的解释，委托视角的解释，团队生产视角的解释，以及声誉视角的解释等等。沿着奈特的思路，如熊彼特、青木等，主要解释了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与权力安排。无论以上哪种解释，都试图说明企业可以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大大降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高昂的交易成本，恢复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市场中交易成本比较低时，人们就会选择市场来配置资源；当企业中交易成本比较低时，人们就会选择企业来配置资源；而当市场中边际交易成本与企业中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就达到其边界，这一边界就是市场与企业的边界。边界内企业有效率，边界外市场有效率。

（二）资源配置机制的多样性

传统的经济学往往只是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市场、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资源配置机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些以往被忽视的机制正在逐步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些资源配置机制之间比较的问题。比如威廉姆森就是其中一位集大成者，在其经典著作（Williamson，1985）中就提出了市场、企业和关系三种签约方式，并对各自发挥作用的条件进行了论述。以青木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者往往从文化，宗教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研究制度的多样性，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差异性的原因。青木在其《比较制度分析》之中提到日本德川时期农业灌溉系统的修建，灌溉系统本属于公用资源域，因此不能得到人们关心，但是在当地却存在着一套社区规范，通过公用资源域与交易域或者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博弈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机制，这种各个不同域之间关联博弈形成的治理机制和我国人际关系的治理机制几乎是异曲同工。

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对不同国家的群体和社会内部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共同财产的管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指出了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在现实中得到有效的执行，这些机制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奥斯特罗姆所提的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执行的关系型治理机制，是一种小范围内的多边治理机制。但是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只适用于较小规模的公共财产范围，当公共财产的范围扩大后，谁去设计规则，谁来执行监督，谁去实施制裁这些都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设计规则、执行监督和实施制裁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其供给必然越来越少。

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 & Gintis，2002）则考虑了一个不相连的网络，每一个网络成员在他们之间进行交易，网络越大则找到贸易伙伴的概率越高，但是，网络成员过去行为的信号则越差。这样，关系网络就面临着交易发生概率和获取信息成本之间的权衡，最终确定一个最优网络规模，以此说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在决定关系网络规模中的作用。该文中提到的网络实际上就是一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搜寻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人际关系广则搜寻成本要小一些，但获取成员信息的成本要高一些；如果人际关系窄，则获取信息的成本要小，发生交易时搜寻成本要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最优的规模，在这个规模上信息的边际成本应该与搜寻的边际成本相等。

栗树和（Li，2003）依据两种类型的治理机制随着群体规模增加而出现的成本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自我执行的“以关系为基础”的群体起初固定成本要小，但是面临着不断上升的边际成本。正式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建立法律制度和信息机制需要高昂的固定成本，不过一旦这些成本投入，与陌生人交易的边际成本却很低，甚至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关系型治理的总成本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较低，规则型治理的总成本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更低。这和我们最基本的经济学直觉也非常相符，关系型治理的初始投入要小，但是边际成本却在递增，所以关系型治理的平均成本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增加；相反，规则型治理机制初始投入会非常大，但是规则一旦形成，边际成本非常低，如果扣除监督和执行的成本，单就制定规则的边际成本而言几乎为零，所以，规则性治理机制的平均成本会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它们之间的替代就在平均成本相等的地方。

钱海梅（2011）研究了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机理。处于同一网络中的组织或者个人，由于长期接触与互动，形成了彼此间的义务与期望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信任，通过这种信任可以动员网络内的各种资源，从而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信任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机制。程恩富、彭文兵（2002）也提出相似的结论，社会关系网络在资源配置中具有三大功能：为资源配置提供捷径，降低企业内的道德风险，协调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并将社会关系网络列为与市场和科层制组织并列的第三种资源配置形式。

可见，在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摆脱传统经济理论中市场与科层组织的两分法，越来越多地关注处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资源配置机制，比如社会网络。在中国与社会网络相对应的便是人际关系，因此，我国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处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人际关系通过固定的人际圈将多个不相关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关联市场内通过租金的相互让渡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当市场或者企业由于信息、外部性等原因导致失灵时，人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租金以恢复市场或企业效率，当租金过高时人们就只得放弃交易，回到无效率的状态。而通过人际关系，人们则可以通过在“关系”相关联的几个市场内相互让渡租金，使得人们为恢复市场或企业效率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随着这种租金的降低，原本两个同时失灵的市场会同时恢复效率。所以当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地方，人际关系会相对较为淡薄，而越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人际关系越受到重视，原因就在于此。

传统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分析问题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教条地接收传统经济学的所有结论，一种经济理论的力量最终还需通过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得以检验。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资源并非只通过市场和企业两种方式进行配置，而是通过多种机制配置到效率最高、经济价值最大的地方，我们不能把这些机制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市场”，我们更多地应该找到这些机制与市场的不同之处，把这些机制与市场并列进行研究，把传统经济学资源配置的两分法推向多元，这既增强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也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本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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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ung，Steven N.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4（1）：53-57.

[3] Dixit， Avinash K.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J].New York：P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4] Li， John Shuhe.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crisi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4）： 651-673.

[5] Lovett， Steve，Lee C. Simmons & Raja Kali.Guanxi versus Market：Ethics and Efficienc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9（2）：23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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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钱海梅.社会资本：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方式探究——兼论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的运作机理[J].现代管理科学，2011（2）：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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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光飞.关系嵌入和华人家族企业的制度演进——解析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一个视角[J].现代管理科学，2009（10）：89-91.

[14]张军.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Innegligible “Guanxi” in Resource Allocation：Taking Difficulty of Buying

Train Tickets as an Example

MENG Ku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Liaoning Province Committee of C.P.C，

Shenyang 110004， China）

第8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产品销售策划书参考范文【1】

一、销售运作平台

公司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新产品的市场调研、开发、制定营销策略、销售方案，用市场经济观念全面打造白酒第一终端网络。配备市场管理和财务人员，打破传统的用人机制，从社会上招聘若干名业务精英。确定区域市场业务代表、业务主管、业务主任、业务经理，组成专业的营销团队，建立重点市场销售分队，对客户实行专人管理，对单品实行承包销售，在新产品上市前完成营销团队的组合。

二、销售产品的设计

由于老产品的价格透明、结构老化，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难以支撑高昂的营销费用，产品无法形成市场优势，因此，需要开发组合产品。

1、按白酒的香型来开发，力求产品个性化明显，使其成为主打品牌。

2、按白酒的度酒开发产品，形成高中低度系列产品。

3、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不断进行市场调查，跟进产品，达到产品结构的最佳组合。

4、按市场价格来开发产品，建立合理的产品价格体系。

三、网络系统建立

对原有的经销商网络进行有效的整合，先帮助原有的经销商进行助销，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市场底细。为下一步营销工作打好基础。新产品上市工作可按下列步骤向市场推进。

1、确立主攻市场，建立可行的县级目标市场，制定市场开发规划。销售人员直接为一级商服务，由一级商对业务人员进行考核，在销售区域市场选择信誉良好的酒店、商超、商店，对产品进行全面集中铺市。打造样板市场，力争市场的铺货率达到80%以上。通过一个月的铺市后，强化和筛选客户，确定一、二级客户，建立和完善客户的档案。

2、对一级经销商管理的下线客户由业务人员协助管理，实行一、二级客户供货卡管理制度；对一、二级客户印制并发放供货卡。目的是掌握与控制市场货物流向，有效的控制市场砸价、窜货，彻底杜绝假货的出现。

3、对一、二级经销商的奖励政策进行合理的区分，保护一级经销商，扶植和支持二级客户。视业绩大小奖励二级客户。

4、对客户采取晋级管理的办法。当二级客户业绩达到或超过一级经销商时，二级客户可以直接晋升为一级经销商，享受的待遇随之变化。最终形成强大的、具有拓展能力的销售一、二级网络。

四、市场资源的利用

1、配置送货车辆，制作车体形象广告。2、业务人员统一服装、名片，佩带胸卡。3、任命业务代表、业务主管、业务主任、业务经理。4、公司可以掌控的资源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五、产品利益分配和销售费用

（一）、产品利润分配

合理的分配各个环节的利益关系，做到资源的最大利用，对此，将按照产品价格的空间关系予以层层分配。

1、制定统一的市场销售价，包括酒店价、商超价、零售店价等，合理分配利润空间，按月返利和年奖励两种形式对经销商进行嘉奖。2、销售产品进行的有机组合，制定单品的市场操作办法。3、对于阶段性的促销活动按出货的总量设置奖励标准。4、随着市场逐步成熟，各个环节上的费用相应的予以减少或者取消。

（二）、营销费用的管理；

1、对销售产品采用费用包干的办法，公司承担业务人员的基本工资、出差费用、电话费用等。

2、车辆费用、办公费用、库房费用。

3、业务人员的待遇采取底薪＋提成＋奖励的办法予以发放，基本任务保基本工资，业务提成上不封顶。

4、易拉宝、招贴画、公益性广告等宣传费用。

5、铺市阶段的宣传和造势活动以及阶段性的销售活动产生的费用。

（二）、直销工作的步；

计直销操作办法（一品一策）；

2、公开招聘业务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安排具体岗位；

3、制定直销产品上市造势活动方案；

通过直销运营可以有效的对市场进行掌控，对市场的进行不断的补充和完善，达到太白酒网络的扁平化，为运作大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产品销售策划书参考范文【2】

一、背景

TCL集团是以电话机发家的企业，TCL通讯则是国内最大的电话机产销公司，自1990年代初以来，TCL电话连续十年销量全国第一，成为中国名符其实的“电话机大王”。

进入**年，电话市场发生了变化，TCL通讯面临着新的形势。一方面，由邮电渠道发号配装电话逐渐取消，消费者自主购机市场快速成长，而TCL向来对邮电渠道依赖过重；一方面，无绳电话机销量增长迅猛，前景可观，TCL传统强项却在于有绳机产品；还有新兴的无绳电话机消费被看好，竞争激烈，后起之秀步步高已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了领先。

对国内市场深入研究，并参照国外市场发展进行分析，TCL通讯确认，无绳电话产品会是将来的主流，为了在未来市场获取主导优势，企业从今天起，需要加强对无绳电话机的推广。TCL期望，通过不多的数年时间，能够凭公司整体资源在无绳机话机市场赶超对手，重返领导地位。

特别重要的是，TCL通讯当时的思路非常明确，新市场的推广必须“先有定位再做广告”，这为无绳电话机的实效推广，奠定了基础。

二、定位策略

无绳电话机市场已经启动，且有不少竞争者加入，要为TCL无绳电话确立合适的定位，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定位三角研究”是较为通常的做法，可以探寻在消费者心智中，有哪些富含价值的位置尚未被竞争对手占据，而且真正适合自己。

定位三角研究从消费者方面发现，人们已普遍知道了无绳电话机产品，但对它的认识却并不深入。一者，往往只是被无绳电话机“无绳”的方便性所吸引，对进一步如何评价，选择这种产品认识不多；二者，大家普遍关注基本的产品质量问题，特别是“无绳”带来的通话质量，而较少有更高的要求；第三，几乎所有的人都倾向于购买知名品牌，以求品质保证，但真正熟知的无绳电话机品牌只有“步步高”。

从竞争方面来看，市场颇为热闹，真正强势的品牌也只有步步高。步步高第一个以“方便”的概念吸引普通电话机的购买者，大力开拓品类市场，其他品牌也类似地跟进，没有独特的定位性推广。

回看TCL自身，企业认为自己的整体实力、产品品质及技术力量应该强过主要对手，而且TCL的另一个产品彩电非常出名。因此品牌有一定的影响力。

综合研究的结果，TCL通讯首先明确，步步高已在消费者心智中抢先占据了“无绳电话”品类定位，自己应该避免与其争夺同一位置，而要通过关联、攻挤步步高，或寻找其他特性阶梯，来树立自己的定位。度量到步步高没有突出的特点或弱点，难以让人关联和攻挤，则探寻有价值特性概念，成为TCL无绳电话的定位方向。

深入分析知道，既然电话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通话，那么“声音清晰”应该是可以评估的重要特性，回到定位三角研究事实显示，消费者正是非常关心声音清晰问题，而且其他竞争者也没有类似的主题推广，企业认为，TCL产品的品质能够支持“清晰”概念，于是确认：TCL应该去抢占无绳电话中“声音清晰”的特性阶梯，定位于“清晰”。

考虑到“TCL”品牌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度，但它“彩电”的联想其实并不适宜无绳电话产品，新定位最好要配有一个更吻合的名字，TCL通讯重新为自己的无绳电话进行了命名。称为“TCL美之声”。企业希望，通过有章的推广，“美之声”可以尽快地抢得无绳机市场第二的地位，以后再等待时机，一举超越领导品牌步步高。

假以时日，“声音清晰”的美之声，有可能象“防止蛀牙”的高露洁、“安全”的富豪，成为个性鲜明、价值独特的品牌。

三、实效的推广

有了明确的定位之后，该如何有效地推广美之声品牌？有什么主题可以统帅企业所有的传播行动，整合大家用力的方向？

一个比较好的技巧，是将定位概念当成熟品类去推广，这样会让所有人（包括企业和顾客）有一个明晰的印象。TCL美之声的行动主题，应该是：在中国推广“清晰型”无绳电话！

定位的前提研究已经证实，消费者对无绳产品已广泛晓得，但还不够深入，普遍关注通话质量问题，那么进一步引导人们购买“清晰型”无绳电话。理当是不错的策略。美之声可以通过推广清晰型无绳电话产品，建立起自己的定位。

依正常的传播步骤，美之声的推广拟定了三波推广计划。第一波，告知“清晰型无绳电话”面世，着意向业界、媒体传播新品牌的“身份”，同时引发消费者的关注；第二波，以“清晰型”的身份，去唤起和迎应消费者对无绳电话“声音清晰”的需求，推广品牌；第三波，如若“清晰型”产品出现跟进者，美之声将加强清晰技术方面的诉求，维护领先地位。

计划已定，待到TCL通讯调整、改进好产品，推广便拉开序幕。

1、告知“清晰型无绳电话”面世

宣传新概念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利用新概念的“新闻性”，张场它的冲击力，从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美之声清晰型无绳电话的上市，就综合了新闻、公关、促销、广告等多样形式，来为“清晰型”新概念开路，以求获得人们最大的关注。

整个“告知清晰型无绳电话面世”的推广活动，以“TCL创新出品美之声：清晰型无绳电话上市”新闻会领衔，围绕一个免费换机的事件活动展开，大张旗鼓地宣告清晰型无绳电话的诞生，鼓动消费者购买新型产品。由于TCL集团的良好影响，以及TCL通讯高层对推广的重视，新闻会举行得颇为成功，“清晰型无绳电话”在业界与媒体有了一定认识，为后续的宣传确立了基础。

重头戏事件活动，是一次甚具规模的“免费换机大行动”，主题为“无绳电话不清晰，免费换成清晰型”，全国展开。活动时间内，任何无绳电话的使用者，只要觉得电话通话质量欠佳，就可以到商场免费换领一台崭新的TCL美之声清晰型无绳电话。这种破无荒的好事，令“TCL美之声”及“清晰型无绳电话”迅即成名。活动表面上针对已经购买无绳电话的消费者，实际上更大程度也吸引了正在打算购机的人群，直接激起了人们对“无绳”机通话质量欠佳的关心，使众多人通过产品比较，转向了“清晰型”产品的购买，（当然在产品上市期，TCL有相应的优惠促销。）

第一波的广告运动，完全配合全国免费换机活动展开，电视广告作为重点。TCL美之声最广为人知的第一条广告片，描述了一个坐在马桶上打电话的人，由于通话不清晰带来尴尬和无奈，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无绳电话不清晰，方便有什么用呢？最后，广告建议人们选用TCL创新出品的美之声清晰型无绳电话。这个广告让不少人联想到了步步高的广告片，以为美之声是在质责“方便千万家”的步步高不够清晰，应该改用新型产品美之声。这种“对台戏”广告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对美之声品牌及产品的知名度而言，显然得到了大大提高。

（影视广告）

美之声的其他广告，则又配合影视广告展开。报纸广告延续了对通话不清晰的针砭，同时作为平面媒体，亦承担了告知免费换机活动细则的功能，广告投放基本上集中在活动期间，很好地加强了宣传声势。美之声的售点建设，为换机活动配置了焕然一新的POP物料，更着力提供有关清晰型产品的宣传资料以期在一线争取更多的潜在顾客，甚至是直接的购机者。

（报纸广告）

“无绳电话不清晰，免费换成清晰型”的活动，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加之有效的广告配合，令众多消费者注意到了“清晰型无绳电话”的面世，并吸引不少的购买者，开始转向考虑选择新品牌“美之声”的产品。

2、唤醒“清晰”需求

借助事件活动初步告知清晰型无绳电话面世之后，新产品与美之声品牌受到了人们较好的关注。TCL通讯在此基础上，继续唤起消费者对无绳电话“声音清晰”的需求，乘胜追击。

首先是加强向渠道的推广，和完善售点人员促销。在中国市场，一个品牌被经销商接受非常重要，他们既是销售参与者，亦是产品他们的看法会慢慢渗透到市场，最终影响及消费者。TCL针对渠道关系人员，沟通了企业对无绳电话项目的看法，提出了对新产品销售的政策激励，取得了渠道方面的支持。在此基础上，TCL通讯组织了全国销售人员的学习，了解清晰型无绳电话的推广计划，特别强化了一线促销人员的培训，让大家在售点能更好地激发消费者的“清晰”需求。

广告上，美之声转向了新产品带来“声音清晰”好处的诉求，承诺美之声具有优良的通话品质。电视广告，描述一个母亲通过电话唱摇篮曲，催宝宝睡眠，但她轻微地打呃声掩饰不住，惊动了宝宝，非常生动地传达了美之声无绳电话“再细微的声音也能清晰传递”的特点。()报纸及平面广告，以饶有趣味的绕口令来表现，突出美之声“只要你说得清，就能听得明”的传话性能。由于广告单一、明确地诉求“清晰”，切中人们对无绳电话普遍的关心点，美之声温罄、有趣的广告很容易地让大家会心接受，从而赢得了人们芳心。

（影视广告）

第二波的推广表现得很平实，在渠道与售点做足功夫之后，直接地去点激和满足消费者潜在的需求。但正因如此，TCL美之声的推广简明有力，颇为奏效。

3、诉求“清晰”技术

这是一波有备无患的推广运动，准备有竞争者跟进“清晰”概念，用来强调美之声的领先优势。

小家电产品的营销有一个特点，消费者在深入了解一个品牌，特别是将两个品牌相互比照时，可能会关心它们的“技术先进度”，虽然不一定详细弄清，但总要有大致的印象。基于此种情况，TCL美之声一早就提出了“六重清晰技术，四重清晰品质检验”的口号，意指自己采用了多项技术，使通话质量更清晰，并且产品出厂要经过关检验，确保清晰品质。这一方面使品牌在推广“清晰”概念初期能获得消费者信赖，别一方面也为将来的推广作出了铺设。

由于技术的叙述比较理性与复杂，TCL美之声对“6+4”清晰技术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平面广告及宣传品上，特别是售点的物料。TCL设想，消费者买电话机，不会象购买大宗商品那样事先研究太多，而往往到售点进行比较选购，适当的技术性能介绍，有助于消费者现场作出选择。

TCL最终的打算，企业要大力发展清晰型产品，技术研发应该往通话清晰技术方面侧重，一旦有新的突破，即刻和消费者的“清晰”需求对接起来，策动新的技术形象宣传。

现有“6+4”技术伴随产品面世，又待新成果来张扬品牌，TCL美之声“清晰”定位的推广，当可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

四、效果评估

美之声先有定位再做广告，而且传播活动直指消费者明确的需求，总体上是一个富有实效的推广案例。

从销售与市场来看，TCL通讯的无绳电话销量比上一年增长30%，而新品牌“美之声”数月内成为第二品牌，成绩喜人。

第9篇：无人机市场范文

关键词：股票市场 经纪人 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F832.5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0-007-03

新层次股票市场的体制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它应是一个由经纪人主导并以经纪人为中心的市场，不应是一个由政策导向以交易所为中心的市场；第二，这一市场应保障经纪人等市场的各参与主体有充分的选择权，并且每一主体都应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经济责任乃至法律责任，而不应是一个缺乏选择权、各项业务基本由监管部门安排、并且最终由监管部门提供救助政策的市场；第三，这一市场应有比较完善的竞争机制和退市机制，严格贯彻优胜劣汰原则，不应是一个处处体现政策保护、差异对待和特殊处理的市场。

建立新层次股票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本文只能就新层次股票市场的一些主要方面提出设想，以供继续研讨之参考。

一、新平台：经纪人主导的股票场外交易市场

新层次股票市场应是一个与A股市场有着明显区别而且有明显竞争关系的市场。如果说A股市场是交易所市场（即场内市场），那么，这一新层次股票市场应是一个场外交易市场。

设立新层次股票市场的主要目的如下：一是有效满足各类公司（尤其是成长型中小企业）对资本金的需求，着力突破资本性资金可得性方面的体制障碍；二是培育中国股市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经纪人机制，包括经纪人制度、机能、自律规范、行为监管等，弥补A股市场十多年发展中由于经纪人缺位所引致的股市机制缺陷；三是通过发挥经纪人机能，积极开发股市潜能（包括投资者、运行机制、证券产品和交易方式的潜能等），有效推进各方面的创新，由此提高中国股市的发展质量，加快国际接轨进程。

从这些要点出发，新层次股票市场的构架大致有六个特点。

第一，以证券公司为平台，通过将各家证券营业部和其他金融网点（如商业银行国债交易柜台）联网形成一个报价系统。

第二，以注册经纪人为中心。经纪人可分为公司经纪人和自然人经纪人两种，其中，自然人经纪人是基础，公司经纪人是平台。不论是公司经纪人还是自然人经纪人，都应进行注册并缴纳一定数额的经纪人保证金。具体来说，应当有三方面界定：其一，证券公司从事新层次股票市场的经纪业务，应有最低数量自然人经纪人的限制。其二，公司经纪人可根据公司的性质（如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制）分别承担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但自然人经纪人应当为其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其三，经纪人资格的降档和撤销注册资格。

第三，股票入市的经纪人推荐制。进入新层次股票交易市场的股票，由公司经纪人推荐；为了保证该股票入市的合法合规，除实行股票的注册备案外，每只股票还应有若干个公司经纪人联合推荐，并且每个公司经纪人至少应有一名自然人经纪人在备案资料和推荐书上签字。这意味着，一旦发生被推荐的入市公司信息披露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包括作假、推荐人不尽职等），公司经纪人和签字的自然人经纪人就要准备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经济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第四，股票交易的做市商制度。在此，有五点是需要强调的：其一，每只入市交易的股票应有最低数量的做市商。一旦已入市股票的做市商数量少于最低数，则这只股票自动退出交易市场。其二，做市商应为每只做市股票缴纳规定数额的交易保证金。这种交易保证金，既可按照做市股票的某种价格（如面值、发行价等）的一定比率计算，也可规定为绝对值。当每日闭市结算之后，交易保证金少于规定数额，做市商就应在规定时间内补足，如果做市商不能补易保证金，就不能为这只股票继续做市；超过这一时间，做市商的资格自然撤销（但其经纪人资格依然保留）。其三，做市商对其做市的股票必须提供双向报价（即既报买价又报卖价），做市商每日必须达到做市股票最低成交股数。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投资者买卖做市股票，做市商之间必须进行该股票的最低股数交易，以维持股票交易价格的连续性。其四，做市商可以为自己买入或卖出做市股票，也可以客户买卖做市股票，但两者必须在业务台帐上严格区分。其五，做市商向其客户所推荐股票的信息应当真实可靠，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做市商利用信息不对称有着误导客户买卖，监管部门就应对其依法进行处罚。

第五，股票交易的融资融券制度。这既是经纪人向客户提供的一项重要业务，也是经纪人的重要收入来源。融资融券的重心在于融资，其直接效应是提高了客户进行股票买卖的能力。

第六，最低佣金制度。实行最低佣金制度有两个含义：其一，在客户进行股票交易中，实行最低交易佣金制度，以便于经纪人根据客户委托和提供服务的差异，调整佣金数额；其二，只规定一部分最基本经纪业务（如交易）的最低佣金，其他业务（如咨询、资产管理等）则由经纪人与客户谈判商定。在交易佣金制度中，应改变按照交易额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的制度，实行按照交易笔数收取浮动佣金的制度，由此，鼓励大额投资者进行股市投资，限制小额投资者频繁买卖股票。

二、入市股票：由经纪人选择的交易对象

A股市场发展的10多年历史，实际上与公开发行的社会公众股的一系列特点直接相关。具体来看，A股具有五个特点：一是无纸化，即一律实行电子股票方式；二是记名式，即A股股票均为记名式股票；三是增量股份制，即股份公司的股份中只有以社会公众股名义发行的增量新股（包括首发、配股、增发新股等方式）可入市交易，由此，形成了股权分置格局；四是以融资为目的；五是审批制，即各种增量新股均需经过行政审批。新层次股票市场如若继续延续A股的这些特点，新层次股票市场也将只是A股市场的复制品，因此，需要对新层次股票市场的交易对象--股票进行新的界定。

事实上，股票特性不仅直接制约着股票市场的特点，而且严重影响着经纪人和其他参与者的运作空间。从建立由经纪人主导的新层次股票市场出发，同时，也从激励中小企业（尤其是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在新层次场外交易市场中，股票应当具有8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有纸化和无纸化股票相联结。有纸化股票和无纸化股票各有优缺点。无纸化股票的主要优点包括成本较低、不易造假、递送快捷和保管方便等，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在缺乏对应电子系统的场合，它不便使用，由此，给身份验证、股票赠与、遗产继承、公司并购和公司退市等带来种种困难；二是它不便质押处置，尤其是当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时，债权人很难及时将质押股票随机处置；三是不利于经纪人和投资者的运作选择、组合创新和衍生开发。有纸化股票可以较好地克服无纸化股票的这些缺点，同时，也有一些缺陷，如印刷、保管和递送的成本较高且易于造假等。为了有效发挥有纸化股票和无纸化股票各自的优点，可以考虑实行有纸化股票与无纸化股票相联结的模式。具体来说，包括：在股票发行、投资者买卖委托等过程中实行有纸化股票方式；在投资者将有纸化股票委托给经纪人后，经纪人将这些有纸化股票交付托管机构，转为无纸化股票，进入交易环节；在股票成交并交割后，如果客户需要从经纪人处取回股票，则以有纸化股票付与。在这种模式中，如若公司退市，也可将托管的有纸化股票归还持有人。

第二，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相联结。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各有优缺点。记名股票的主要优点是，便于持有人和有关部门管理（包括身份管理、数量管理和丢失后的补给等）；缺点是，不便转手且转手成本较高（如有纸化股票条件下的背书）。无记名股票的主要优点是，便于转手（不仅包括交易，而且包括赠与、继承等）且成本较低。为了充分发挥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的优点，可以考虑实行记名股票与无记名股票相联结的模式。具体来说，包括：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实行无记名的有纸化股票方式，以便于股东随机且多方式地处置其持有的股票；在公司入市以后，客户可将这些股票委托给经纪人，经纪人接受这些委托后，将无记名的有纸化股票转为记名的无纸化股票；在成交且交割完毕后，如若客户需要将股票取回，则经纪人付与他无记名的有纸化股票。在这种模式中，一旦公司退市，无记名的有纸化股票就将退还给客户，由此，客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处置。

第三，增量股票与存量股票并存。A股市场以发行增量股票为特征，由此引致股市以公司融资为中心，新层次股票市场应摆脱这一误区，回归到股市以“股票交易”为中心的定位，因此，不应继续以融资量为首要指标来讨论制度安排。从深层关系上说，“融资”是公司（尤其是高管层）的要求，而“交易”是股票持有者的要求。这两个要求虽有不少一致之处，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差异之点。股市作为一种市场激励机制，不仅需要激励入市公司的融资，更重要的还是激励各种社会资金勇于投入众多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并通过这些中小企业的成长，给股市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的入市公司。由此来看，着力推进存量股票入市，应是新层次股票市场的主要着力点。

由于股份公司为数众多，其中不乏质优公司，由此，在以存量股票入市为重心的条件下，经纪人就有了较为宽广的选择空间，也有了业务创新的各种可能。而且，改变增量股票形成的“融资”导向状况，有利于改变为了获得巨额融资，各家公司不惜血本大比拼所形成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状况。毫无疑问，入市公司有着“融资”要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发股票是必然的。但增量股票不应成为主导方式，更不应是唯一方式。在新层次股票市场建立的一段时间内，应贯彻“存量股票入市为主、增量股票发行为辅”的理念，以促使股份公司着力将自己的主业做好和公司质量提高。

第四，资金资本股票和人力资本股票相兼容。资金资本股票，是指由资金投入和相当于资金资本的实物资本投入所形成的股票；人力资本股票，是指由高管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投入所形成的股票。要建立激励高科技企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机制，必须建立人力资本机制，由此，就需要形成资金资本股票与人力资本股票相兼容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具体内容还可做进一步研讨，但取向应当清晰明确。

第五，持股人数。A股市场以增量股票为基础，要求上市股票应有不少于1000名持有者（每个持有者持有的股票面值不低于1000元）。如若坚持这一规定，存量股票的入市将面临严重障碍；尤其是，考虑到新《证券法》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视为公开发行，则存量股票的入市交易几乎没有可能。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打破原有的限制，选择分段计算的方式。例如，在存量股票入市时，持股人数不做限制；但这一股票在入市后的一段时间（如20个交易日）内，持股人数必须达到规定数量，否则，做退市处置。

第六，盈利要求。投资者购买股票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得股利收益，因此，对入市股票的盈利要求是合理的。但是，“盈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指标。在相当多场合，满足股东追逐眼前盈利要求并不符合公司业务长期发展的需要，更不用说，一些高科技公司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盈利可能。因此，新层次股票市场不应继续贯彻A股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要求，而应贯彻新《证券法》关于“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的规定。

第七，存量股票入市的注册登记制。在股票发行方面，A股市场迄今实行的是审核批准制度。新《证券法》再次明确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发行审核委员会，依法审核股票发行申请”的制度，由此，A股发行的申请还将在一个漫长的审核批准程序中运行。新层次股票市场以存量股票入市为重心，并不涉及新股发行，同时，又大大强化了经纪人的职责，以做市商为特征，因此，应当考虑突破A股的发审制度约束，实行存量股票入市的注册登记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第八，新股发行的买断式包销。新层次股票市场以中小企业（尤其是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入市为基本定位。这些企业的特征是，成长性较高，但同时因尚不成熟所以风险较大。由此，为了保障投资者权益，也为了强化证券公司的风险责任，除了对存量股票入市实行做市商制度外，对增量股票（包括IPO、配股和增发新股等）应实行买断式包销制度，即经纪人一次性将发行人发行的股票按照竞标确定的每股价格全额买断，然后，再由承销团分销给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如若发生股价变动，则风险由承销团承担。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既有利于强化承销商的责任意识，提高承销股票的抗风险素质，又有利于拓宽证券公司在股票承销市场中的运作空间，还有利于实现股票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分立，改变由A股市场形成的发行上市连为一体的状况。

三、退市安排：新层次股市的机能和防范风险的重要机制

入市公司退市，既是股市实现优胜劣汰、防范风险的重要机制，也是入市公司调整运作、提高股票价值的重要机制，还是经纪人化解风险和拓展业务的重要机制。在过去的10多年中，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退市机制，以至于鱼龙混杂，不仅给上市公司造成了一种“上市终身制”的误导，而且给证券公司、投资者和股市运行都带来了严重风险。新层次股票市场不应重蹈A股市场的这一覆辙，需要建立有效的退市机制，以强化经纪人的推荐责任和入市公司的负责机制。

所谓退市，就是入市公司的股票退出该股票交易市场，因此，不应发生在该股市另设一个市场予以交易的现象。新层次股票市场的退市，大致有六种情形：

第一，因做市商数量不足引致的退市。例如，在每只入市交易股票需要三个以上做市商的条件下，某只股票的做市商因少于三个且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补足到三个，则该股票做退市处置。

第二，因交易价格不合规定引致的退市。例如，在规定入市股票的交易价格不得低于1元/股的条件下，如果某只股票的交易价格持续低于1元/股且在30个交易日内无力改善，则该股票做退市处置。

第三，因交易量过小引致的退市。例如，在规定入市股票的连续30个交易日的交易累计量不得低于总股份5%（或某一绝对值）的条件下，如果每只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的交易量低于规定且在此时间界限内无力改变，则该股票做退市处置。

第四，因股份回购引致的退市，即入市公司通过回购自己的股票而主动退出交易市场。

第五，因公司被并购、股份转换而退市，即在入市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的条件下，入市公司已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此时并购公司将入市公司的股份转换为自己的股份，引致原入市公司的股票退市。

第六，因公司违法或倒闭引致的退市。

与A股市场相比，在这些退市情形中，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一，入市公司的财务盈亏是否应作为退市的主导性标准。入市公司的经营盈亏是投资者买卖该股票的主要选择性指标，但股市的核心在于“交易”，不在于入市公司的经营盈亏。假定一家入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优秀，有出乎预料的发展前景，使得持有其股票的投资者基本不愿卖出交易，造成该股票持续有行无市，那么，该股票就失去了可交易性，与其继续报单交易，不如做退市处置。反之，假定有一家入市公司亏损了，但对应股价下跌，投资者的买卖依然持续活跃，那么，将其立即做退市处置就没有必要。在入市公司信息公开披露的条件下，应当相信投资者自己对入市股票的买卖会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因此，某只入市股票是否退市的关键在于它是否继续具有良好的可交易性。

其二，退市股票的恢复入市。退市股票因其可交易性丧失（或已不适合）或者支持可交易性的条件明显改变（如公司被并购、公司倒闭等）而退出股票交易市场，当引致退市的因素消解后，某些退市股票可能申请恢复入市。对此，A股的实践是，申请恢复上市的公司，其条件可以低于申请初次上市的公司。例如，初次上市公司需要有连续3年以上的盈利业绩，而恢复上市的公司只需有6个月的盈利业绩。这种状况事实上造成了入市标准的不公平，也给退市公司以“特权”，因此，在新层次股票市场中不应延续。在新层次股票市场中，恢复入市应当完全看作是一次新的入市申请，其标准应与其他入市公司一样。

其三，公司退市后的股票处置。A股市场因实行统一的电子化股票，所以，一旦公司退市，如何解决股票持有者的股票凭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新层次股票市场实行有纸化与无纸化相联结的股票，一旦公司退市，就可将有纸化股票退还给每个股东，以满足其身份鉴别、私下转让、捐赠送与、文物鉴赏等方面的需要，也可满足其等待该公司东山再起的期待心理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股票的私下交易是股票的一种交易方式，不应简单以违法违规论处，更不应简单予以强制取缔。如果私下交易的股票具有较强的可交易性，新层次股票市场就应考虑如何（包括修改入市规则和交易规则）将它们引入交易市场；如果私下交易的股票在可交易性方面较差，即便保留这一交易方式也不会对正式的股票交易市场产生多大负面影响，反而有利于解决退市股票的“出口”。

王国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曾任“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兴达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近年，主要从事资本市场、公司金融等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已发表《中国企业组织制度的改革》、《中国证券业的理论和实务》、《资本市场导论》、《中国资本市场热点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层问题》等著作40部，论文700多篇，主持过“青岛海尔”、“江苏春兰”等40多家企业的股份制改组、股票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国刚.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层问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卞耀武.美国证券交易法律，[M].法律出版社.1999;

3.国际律师协会商法部证券发行和交易委员会.证券管理与证券法，[M].群众出版社.1989；

4.安托尼・阿格迈依尔(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M]，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