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精选(九篇)

第1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戏剧反讽；宏观言语行为；微观言语行为

莎士比亚的戏剧，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受全世界人们欢迎的。我们不但被戏剧中的情节所吸引，而且还对戏剧中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处理所吸引。莎士比亚堪称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戏剧中，表面意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多的涵义。只理解表面意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写作技法。在众多的技法当中。戏剧反讽是莎士比亚经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在很多戏剧中看到，如《第十二夜》、《错误的喜剧》、《李尔王》、《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言语行为理论可以有效地对戏剧反讽这种语言现象进行解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由说话者的意图与听话者的感知所产生的差距而导致的误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讽效果。

一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认为话语具有“施事”功能，也就是说，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实施一种行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人们所说的话根本不是有意图或者只是有部分意图来传递信息，做一说话行为的同时也在做施事行为…。他将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显性施为句，把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隐性施为句。在显性施为句中，施为动词可看作是表达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的标签。而在隐性施为句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施为动词。发话人的真正意欲实施的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变得不透明，其理解需要借助具体的交际语境.

Austin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所表达的是话语的字面意义，指说话人说出一句有特定意义和指称的、能让人理解的话语的行为。言外行为指的是发话人通过话语来实施其交际意图或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行为，也称作言外之力或语力。言后行为指的是某一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即话语说出之后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和结果。

J．R．Searle在Austin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不存在不带语力的句子”。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话语就是言语行为，而这种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说，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他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说话者的意图转向听话者对说话者意图的解读。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即“一种施事行为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来实现的情况”。顾日国认为，有时是一言做多行，有时是一行得多言。言语行为既是一个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行为，因为Ausitn反复强调施事行为是规约性的，这就是施事行为的社会性。

Searle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按话语字面意义推断出来的“言外之意”，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指交际双方要根据共有的知识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出发话人的“言外之意”。

Van Diik将文学看作是一种具有自己合适条件的、具体的言语行为。他将文学作品分为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宏观言语行为决定整个文本，而微观言语行为则可以由文本中的一个或多个单句构成。宏观言语行为就是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其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盲语行为，也就是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是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在戏剧中，剧中人与观众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就是宏观言语行为，而剧中人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就是微观言语行为。通过对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的区分，可以更好地理解具有双重语境的戏剧反讽。

二反讽与戏剧反讽

“反讽”这个词直到1502年才出现在英语中，并且直到18世纪才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irony”通过拉丁文和希腊语进入英语，意思是“虚伪、掩饰”。从语用学的角度，反讽可分为四类，即言辞反讽、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和矛盾反讽。有的反讽很容易定义，但有的却很难，其中包括戏剧反讽。《布留沃文学词典》(百年版)将戏剧反讽定义为：有观众领会舞台上某个场景或菜句语的含义而剧中人却没有领会。《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认为：“戏剧反讽使一出戏的观众或读者比剧中人物知道更多的东西，是剧中人的认识与某一行为实际上表现出的结果之间的一种对照；误会的一种形式是悲剧，处于这种场合的剧中人物说的话，对自己是一种意思，对那些比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前处境的人又是另一种意思。”《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给戏剧反讽所下的定义是“观众比剧中人更了解剧中人的处境，其预见的结果与剧中人所期望的结果形成对照。”

虽然上_面对戏剧反讽所下的定义在某些方面有不同之处，但它们都体现了戏剧反讽的最基本的特点：观众知道了，但剧中人却不知道。我们将用言语行为理论对戏剧反讽的最基本特点进行分析。

三言语行为理论与戏剧反讽

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人们如何以言行事。反讽是一种间接施为句，实施的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而且是非规约间接言语行为，其“言外之意”必须要经过推导。间接施为旬一般者可以插入施事动词，但反讽却不能。正如Haverkate所指出，言辞反讽与元所指表达是不一致的，言辞反讽没有施事动词“toironize”，其意义需要推导才能得出(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Canyoureachthesalt?”，我们可以将其变成“IrequestyoupassIl1ethesalt”，但是我们不能说“Iironize…”。因为反讽是隐性施为句，所以要想理解它，我们必须了解反讽所发生的环境，也就是Austin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必须与说话者有“公认的”语境。但是，戏剧反讽与一般反讽还有一些不同之处。戏剧反讽具有双重语境，其一是戏剧中角色之间共有知识所形成的剧内语境，即微观言语行为产生的语境；其二是戏剧与观众基于剧内浯境的戏剧语境，包括宏观言语行为所产生的语境。

在《哈姆雷特》中，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言语行为理论进行解释的戏剧反讽的例子。在哈姆雷特听了鬼魂(死去的老哈姆雷特)讲述了他是如何被毒死，并要求哈姆雷特为父报仇之后，哈姆雷特开始装疯。其实这时候哈姆雷特的一言～行都是他真正情感的表露。波洛涅斯问了他几个问题，哈姆雷特因为“精神有问题”而给出的是“愚蠢”的答案。但哈姆雷特的答案是尖刻的，直指波洛涅斯的弱点：圆滑世故，表里不一，以奥菲利娅为工具来刺探哈姆雷特。哈姆雷特j}清楚波洛涅斯不允许奥菲利娅与他接触。但通过问答之后，波洛涅斯只是感觉到这个神志不清的人所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OLRDPOOLNUIS；Doyouknow me，mylord?

(2)HAMLET：Excellentwel；youareafishmonger．

(3)OL RDPOLONIUS：NotI，mylord．

(4)HAMLET：Then1wouldyouwelY~80honsetItman．

(5)OLRDOPLONUIS：Honest，mylord!

(6)HAMLE’T；Ay，sir tobehonset，asthisworldgoes，is tobeonemanpickedout0ftenthousand．

(7)LORDPo10MUs：T[mt’8verytrue，mylord．

作为微观言语行为，也就是波洛涅斯与哈姆雷特的对话，哈姆雷特的回答是空的、无效的，虽然波洛涅斯承认哈姆雷特的回答有一些道理，但似乎对他没有任何效果，因为这些回答是愚蠢的，全是废语。波洛涅斯之所以认为哈姆雷特的话没有意义而造成误解，是因为他们没有公认的语境，波洛涅斯不清楚哈姆雷特已经知道他父亲死亡的真相。但是，从这段对话的两个不同的语境来分析，其言后行为(对听话者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剧内语境中，哈姆雷特的意图是让波洛涅斯认为他是真的疯了，而且波洛涅斯也确实这么认为。但是在剧外语境中，哈姆雷特是想让观众知道他在讽刺波洛涅斯的不诚实。作为一个小的宏观言语行为，哈姆雷特的回答确实是有意义的。他意欲说明一些事情，他的目标(言外行为)就是产生让人接受波洛涅斯是虚伪的这个结果，而且观众接受了这一观点(言后行为)，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这段对话所发生的背景。

言语行为的单位可以是词(这个词必须有句子的功能)、词组、句子、段落或章节14nD，而且必须把它们看成是具有语力的话语。在戏剧中，为了达到反讽的目的，经常使用双关语。在上面这段对话中，话轮(2)就是使用双关语来进行反讽。哈姆雷特使用“ifshmonger”来讽刺波洛涅斯利用他与奥菲利娅的关系来调查他是否疯了。波洛涅斯将“fishmon一异cr”理解为“鱼贩”，所以他在话轮(3)中回答是“NotI，lont”。所以，他认为哈姆雷特的话有些莫名其妙，这样哈姆雷特所说话语的言外行为就是空的、无效的。但观众了解哈姆雷特的真正用意。在观众这里，“ifshmonger”的意思是“皮条客”，也是哈姆雷特的意义所指。这样哈姆雷特的话就是有效的，而且达到了讽刺波洛涅斯的目的。在上段这个大的言语行为中又有很多小的言语行为，而这些言语行为的意图对观众来说是清楚的。话轮(4)中的“1wouldyouWeresohonestarllan”和话轮(6)中的“tobehonest，8．8thisworldgoes，istobeonerllanpickde outoftenthousnad”都是反话正说的例子。哈姆雷特也是用其来讽刺波洛涅斯的表里不一。

另外，在这种情景下哈姆雷特的讽刺言语行为也是恰当的(felicitosu)。对于剧中人来说，哈姆雷特的回答是可笑的，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哈姆雷特疯了。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的回答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观众是知道哈姆雷特是装疯的。观众从戏剧中所得到的与剧中人所理解的正好相反，并形成对照。正如张冲所说的那样，“戏剧反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是剧中人的无知，正因为他对别人的身份不清楚，正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情境的有利与否浑然不知，他在某种意义上比别人更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自己换了个环境也许就不能讲的话，可以自由地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

在《哈姆雷特》中三幕二场有一个名为“捕鼠器”的戏中戏，这个戏也是整个事件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哈姆雷特》的一个特点。哈姆雷特想检验一下老哈姆雷特的阴魂所说的话是否是真的，便雇佣巡回剧团上演一部凶杀剧，其剧情与老哈姆雷特被毒死的情形一样，来看一下新国王的反应。这个时候观众中又多了一员，那就是哈姆雷特。当“戏中戏”演到奸夫毒杀国王时，新国王克劳狄斯就下令不要再演并离座返宫。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整个“戏中戏”做为一个大的言语行为，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宏观言语行为。这也符合顾日国的“一行多言”的说法。这个“戏中戏”的戏剧反讽言后取效行为结果就是怀疑被证实了。反讽的言后取效行为效果包括精神效果和功能效果。对于我们和哈姆雷特来说，这部戏中戏的作用在于检验新国王毒死老哈姆雷特是否是真的，而我们得到的答案是真的，这是这部“戏中戏”的功能效果。但对于新国王克劳狄斯，这部“戏中戏”有心理效果，他在真心地忏悔，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在祈祷。

《哈姆雷特》这部戏剧最后一个且是最大一个反讽就是最后他们的复仇与争斗使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国家。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及福丁布拉斯都肩负着为父报仇的责任。从表面上看，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可以说都为其父报仇了，因为杀父仇人都死了。但是真正为父报仇的是福丁布拉斯，因为杀父仇人没了，而且他最后还得到了这片曾经失去的土地。当然。对于很多剧中人来说，这个结局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才发生的。如果将这个戏剧反讽作为一个宏观言事行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当然，不同的观众会因自身的环境及生活背景会有不同的解读。

第2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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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 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

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第3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关键词: 反语 心理状态 动态语境

1.引言

据传统观点,反讽就是说反话,通常为反话正说,偶尔有正话反说之例。反讽“为一修辞格,其内含意义与所用词语表达的意义相反”。这一传统观点的提出者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伟大的修辞学家Quinitilian。

反讽大致可分为两种:言语反讽和情景式反讽。也有的把它分为三种:言语反讽、戏剧性反讽和情景式反讽。言语反讽是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使用最频繁、最简单的反讽形式,约翰逊定义其为“用相反意义的字词表达意思的讲话方式”。言语反讽是最原始的反讽格,常常与许多古典比喻格连用,如夸张、曲言法和间接表达法。比如,天天见面的人会彼此说“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既是反讽,又是夸张)这样裸的反讽话语;一个人谈起某件特别好、特别漂亮的东西时会说“That’s not bad.”(既为反讽,又属曲言法)这样的反讽话语。言语反讽多用于揭露、讽刺、警告和嘲弄,效果往往幽默风趣。

反语言语的参与者有3个:言者、听者和反讽所值的对象。对立性是反讽的内在属性,其定义蕴涵了对立: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对立存在于反讽的各个层面:字面意义与语境的对立;心理对立;字面意义与说话人的真义之间的对立。从这三个对立我们可以看出反语的产生和理解都不离开语境,尤其是动态语境。例如:It is a fine day.假如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fine”的含义就与语境信息相一致。受话者透过表层意义就能理解话语者的原意。然而,如果这是一个阴雨不断的日子,那说话者和受话者的心理状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出现了变化,都需要双方认知环境的调节。因此本文就此从动态语境的角度去分析反语的理解。

2.语境的动态性

语境(context),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是语用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演绎式推理过程,“在其推理中,交际者将新信息(话语,可包括伴随话语的其它信息)置入语境(人的知识的某一组合)中处理,得出结论”。因此,语言交际实质上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交际双方随时根据自己的心理状态(包括心理认知、知识结构)和相互反馈的信息不断调整,更正自己的话语,确保对话的顺利进行。除了先设的静态语境外,这种过程建立在交际者心理认知推导的基础上,交际双方可以根据交谈的内容及对语用含义的理解,选择和设定自己需要的语境,这种语境也就是动态语境。语境的因素都在变化着,变化着的因素可能成为语境的成分。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或思维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种语用因素内在化、认知化的结果就形成了在人们大脑中的种种假设。这种假设系统化地储存在人的大脑里,在实际言语交往中常常被激活,并不断地补充、完善。

3.在动态语境中正确理解反语

语言交际是发话人和受话人双向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说话人凭借语言符号实施各种言语行为,从而实现其特定的交际意图和目的。然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和目的能否有效地达成,除了说话人本身外,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意义的正确理解。正如Georgia Green所说:“交际的成功不取决于双方语言符号的交换,而在于听话人能否成功地理解说话人实施某一语言行为的意图。”因此,反语是否成功,除了说话人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的表达外,还得依赖听话人是否理解明白说话人的意图。

反语的理解必须与具体语境相适应,这是因为人们的语言交际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场合、面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因此唯有依赖语境才能理解反语。

例1::哈哈!德邻(李宗仁)先生,你上当了!你这次岂不上了贼船了吗?

李宗仁的秘书:我们登上了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

没有具体的语境的这句反语就无法理解,更不可能有这位秘书的巧妙的言后行为。李宗仁带其家眷回大陆投奔。李是原政府代总统,而一直称共产党为“匪”。所以主席才会说李宗仁是上了“贼船”了,一个反语玩笑创造了一种轻松亲切的气氛。而对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则不能感受到这种气氛。

话语的理解离不开认知语境。Sperber与Wilson提出了关联理论,用来解释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与此同时,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把握语言交际的本质,为我们构建语用推理模式提供了认知心理上的理据。从关联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显性话语还是隐性话语,其成功的交际都在于有交际人的认知心理状态为保证,通过推理,才能实现交际话语的理解。在语言交际中,听话人建立并处理和话语相关的某些假设形成一个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认知环境,从中获得新的信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人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语境假设去处理说话人的话语所提供的新信息或新假设,获取该新信息或新假设所产生的语境效果,从而推导出话语的含意,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明示推理模式可图示如下:

Simulating activating

Linguistic form linguistic meaning conversational

(coding) decoding inferring

Implicature contextual effect (new contextual environment)

(赵艳芳,2001:1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们的语用推理过程不仅是简单的语言编码、解码的过程,而且是交际双方在认知能力和语境的共同作用下进行认知性综合语用推理的过程。由此得知,听话者是对话语作出倾向性理解,使自己的认知心理状态与说话者的认知心理状态趋同。“趋同”意味着听话者的认知语境在发生变化。反语作为一种转机交际,要求听话者使用一定的推理,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来归属话语语旨,获得话语的关联。Winner与Gardner提出,理解反语须区分解释层(level of interpretation)和元语言意识层(level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前者指听话者必须从字面推测说话者的真意;后者指理解非直义句蕴含了不仅要构建说话者的真意,而且要记住字面义并审读所述与所意指之间的对立性。他们认为只有具备这种元语言意识,听话者才能识别反讽含义并注意到反语与相应直义句的功能差异。

例2:I think you for stepping on my toe indeed.

“thank you”预设了听话者实施过行为,这个行为使说话者受益,且说话者相信这个行为使自己受益。这样,thank you触发了听话者的心理状态,使听者认为说话者对这个行为怀有感激之情。但是当这种心理状态流向由“stepping on my toe”构筑的现实的时候,这就在听话者已有的认知语境里产生了对立。现实触发了听话者不得不调整认知语境,即说话者的行为对听话者带来了痛苦,听话者有理由对说话者怀有一种消极情绪,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趋同,达到理解说话者真正的意图。

由此可见,在反语的认知过程中,反语的不一致性成为识别反语的凸显标记。当听话者意识到输入信息与现实相违背时,他会调整自己的认知语境使自己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趋同。因此当反语交际发生时,交际双方之间必然有某种默契。反语的理解必须综合概念意义和语用意义,它的识别与理解取决于言语形式、交流者之间的共知环境等的相互作用。

4.结语

语言交际本身就是动态的。而反语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认知心理现象,它的认知性必须在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它是一种意图很强的语言选择。反语一方面反映了说话者在做语言选择时根据语境所做的自我调控,另一方面反映了听话者通过改变自己的语境进行正确的推理做到与说话者的认知语境趋同,以达到对反语的正确理解。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反语来对非期待的现实作出反应,它表现在认知过程中大脑同外部世界、认识主体同认识本体、表达同表达愿望以及表达与理解之间的多种层次上。因此反语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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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兆熊,蒋艳梅.语境的动态研究[J].外国语,1997,(6).

[8]何自然,冉永平.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第4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诸如“本质”、“实在”、“必然性”、“客观性”、“真理”、“自由”之类的语汇是一些最常见的基础性语汇。对于这些语汇的揭示或说明几乎是每一位哲学家的基本任务。西方传统哲学家一般认为，获得“真理”是达到“自由”的前提，“真理”意味着对于“实在”之“必然性”的揭示，“自由”则意味着“人的本质”和“事物的本质”的某种联系或吻合。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传统由于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一种由黑格尔发其端、由尼采给以诗意阐发、并且在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那里获得展开和应用的“反讽”（irony）理论的诞生而正受到严峻的挑战。进入本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理论由于德里达、福柯、巴尔特和罗蒂等人的竭力推崇而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自称为反讽人，以示自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反讽人那里，“自由”更密切地相关于“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围绕“随机性”、“反讽”、“自由”、“协同性”等概念而展开的讨论便构成了当代西方人文学术尤其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称之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个转向。

一、从必然性到随机性

在《随机性、反讽和协同性》一书中，以“反讽人”自许的罗蒂考察了反讽理论的一般特点。罗蒂认为， 对于“随机性”（contingency）的认可是反讽人的一个共同点。在反讽人看来，语言、个体和团体都是“随机的”（contingent），人的自由源于对语言、个体和团体的这种随机性的基本认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反讽人特别喜欢拿哲学与诗学、哲学家与诗人进行比较。反讽人特别看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得到明朗化的诗学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艺术与科学（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特别看重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实现自我创造的努力与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超越而达到普遍性的努力之间的张力〔1 〕。罗蒂认为，自黑格尔、尤其是自尼采以来，哲学与诗之间的这种张力一直延续着，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大多追随于浪漫主义诗人尼采之后，告别了柏拉图开创的西方哲学传统，把自由看作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他们同意尼采把伟大的诗人、创造者看作人类的英雄，而不太看重在传统上被人看作发现者的科学家。他们看重后尼采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因为他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揭示个别事物和随机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介入了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和诗学之间的争论，并且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初立场，从哲学转向了诗学，使哲学屈从于诗学。

西方传统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等大多认为，人满意地逝去的条件是完成对真理的探索，认识真理也就是接触到自在存在的东西。绝大多数人都跟随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后，以为只有一套关于世界的真正描述，只有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但是诗人对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喜欢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性表象上徒费口舌。因此在传统哲学家看来，诗人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反而有可能离开真实的客观世界越是遥远。

尼采改变并颠倒了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这种对抗。他放弃了追求真理的整体观念，他把真理定义为“一簇流动的隐喻”。他戳穿了柏拉图的“真理世界”，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笑话而已。在丢弃了真理世界以后，尼采专注于人的自由问题，专注于人的自我生成、自我成就及自我创造。尼采要求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他所谓的“超人”通过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心灵，并由此来显示自己高于他人的可贵品格。尼采认为，人的自我认识即自我创造，个体面对自己的随机性，必须去创造出一套新的语言，去杜撰出一些富有新意的隐喻。对于尼采来说，那些力争成为一个新人的人都应向成功的诗人学习。尼采断定，诗人的失败就是做人的失败，就是接受了他人对自我的描述，也就是对他人生存方式的模拟或重复。人类大多努力地逃避随机性，而只有那些伟大的诗人接受了、也阐释了随机性，只有诗人真正地理解了自我的随机性。因此，在普通人和伟大的诗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诗人以一种前人从未使用过的语言重新叙述了自我的故事。

在尼采那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从有限的时间中逃避出来，而在于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人生的意义在于推陈出新，在于无中生有，在于标新立异，在于谋求自我超越。这样，人生的意义，无论是作为单一的个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类，都不在于胜利地达到或悲惨地失去某个先定的目标，而在于把它看作是一个“尼采式的”自我超越过程。

以尼采为榜样，现代反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追本求源的人，不再把自己当作具有某个先天本质的人，不再为只允许让自己成为某类特殊的人而忧虑，他们现在唯一的担心是自己仅仅是前人的一个复制。顺着尼采的思想路线，现代反讽人把弗洛伊德看作是另一个反叛西方文化传统的思想家。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在于，他是这样的一个道德家，他通过追溯良知之起源的随机性，帮助人们消除了自我的神圣性。”〔2 〕正如德里达是对于黑格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动，福柯是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一样，弗洛伊德是对于康德（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动。康德的良知观念曾经神圣化了自我，在康德那里，由于人类无力获得关于硬事实的科学知识（真理），人类只好反身向内，到心灵深处去寻找道德良知的出发点。弗洛伊德消除了人类道德感的普遍性，使它成为类似于诗人的杜撰那样的东西。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证明了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历史地给定的，是政治意识或审美意识的偶然产物：“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自我描述的语汇，它从根本上不同于柏拉图的语汇，也不同于尼采哲学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曾正确地称之为被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例证——从而揭示激情胜于精神，心灵胜于大脑，意志胜于理性的浪漫主义企图。”〔3〕

以柏拉图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观念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主张而旋转的：如果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务必依照某些一般原则来特殊行动。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则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特殊，把当前的特殊处境和机缘看作是相似或相异于以往特殊活动或事件的东西。罗蒂指出，“弗洛伊德放弃了柏拉图把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国家的各部分和心灵的各部分、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和对个体完满的研究给以归并到一起的企图。弗洛伊德给道德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要求以相等的尊敬，但拒绝在两者之间作出谁优谁劣的选择，拒绝将两者予以综合的尝试。他明确地区分了自我创造的私人伦理和相互协调的公共伦理。他说服我们不依据普遍具有的信念和愿望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4 〕虽然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作出了使精神分析学说合法化的种种努力，但是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仍然无法用来确定社会目标，用来确定与个体目标相对立的人类目标。这样，这种道德心理学至多体现了道德的“个体性”、“私人性”一面，我们无法把弗洛伊德纳入到柏拉图的模式中去，弗洛伊德所完成的是一次从柏拉图主义的退却，即从普遍的转向具体的，从必然真理转向偶然意见或“随机真理”（contingent truths）， 从永恒信念转向盲目驱力。他的道德心理学可以同尼采和布鲁姆把伟大诗人视作杰出人物的观点相媲美，他们都非神圣化了世界和自我。这是诗学对于哲学的胜利，是“自我创造”隐喻对于“发现客观真理”隐喻的胜利。

二、从客观性走向协同性

由于反讽人把自由理解成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不是对于必然性的遵从，由于反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道德与偏见之间的区别，他们便有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道德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嫌疑。为了替自己的见解作辩护，罗蒂和德里达等人取消了人们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道德和偏见之间所作的二元论区分。他们主张，自由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将通过一套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语汇而不是使其得以保存的语汇而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反讽人看来，戴维森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自我观和良知观并不企图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某个哲学基础。〔5 〕他们也不想为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找到某个哲学基础，而只想重新描述西方民主社会的实践和目标。遵循着前人的思想路线，他们试图以一种非理性主义和非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描述自由社会的希望。他们向往一种自由主义的、开明的、世俗的、对神圣事物持否定态度的文化，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和反科学主义的文化〔6〕。他们反对柏拉图和康德等人把人格一分为二的企图， 即把人格划分为神圣与非神圣、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的企图。他们认为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或差异是相对的。受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用以表达其最高理想和信念的语汇的随机性，意识到他们的良知的随机性，虽然他们仍然信守其良知、信念和理想。他们日益认识到“自由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的正确性，把它当作是探索人类社会关系之随机性的出发点。在他们看来，对于随机性的认可是自由社会成员的首要德性，而致力于诊治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形而上学的需求则成为其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7〕。

由于人类始终囿于语言之中，由于语言随历史而迁延，人类无法逃避其历史性。由于语言的随机性，人类也无法逃避其随机性。传统哲学家试图逃避历史性和随机性，去寻求某个中性的立场、中间的道路，最终都没有成功。据此，反讽人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在真实与虚饰、实践与理论、逻辑与修辞、语辞与行动、说服与压服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进行自由对话的开明机制。他们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虽然真理未必能够取胜，但是真理总是自由而公开的遭遇的结果。

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等哲学家认为，自由文化需要一种不断提高的自我描述，而不需要一系列类似于哲学的理论基础。那些总想为文化找到某种理论基础的思想起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在那个时候，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由政治理想同自然科学理论的联姻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后来，当自然科学家被视为同非人类的客观真理打交道的类似于以往的牧师身分的时候，科学便逐渐丧失了其吸引力，科学已经不再是最有趣味最激动人心的文化领域。相反地，艺术和乌托邦政治成了青年人向往的领域。以至于到了当代，“当知识分子关注目的甚于关注手段的时候，他们便把目光指向了文学和政治学。这些领域成为自由社会的核心领域。”〔8〕因此， 反讽哲学家主张把自由主义重新描述为这样一种希望：“整个文化是可以被诗化的文化，而不是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希望那样整个文化是可以被理性化或科学化的文化。”〔9〕

这样，按照反讽人的设想，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里，人们推崇的文化英雄将是尼采所赞美的“超人”、布鲁姆和海德格尔等所推崇的“强有力的诗人”，而不是武士、牧师、或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家。未来的文化将是一种反讽的文化，那种文化将摈弃启蒙运动时期的流行语汇，它将不回避被人称为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它将抛弃对于某个哲学基础的寻求，它将在与以往社会的比较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并由此来表明自己的正当性。所有的语汇都将是人类的创造物，诗歌、乌托邦社会、科学理论等等都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工具。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将既是毋须证明的，又不具有“道德的优先权”；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将不存在某个元道德标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都将不再具有存在的特别理由，它们纵使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当代自由文化中的一套自然语汇，而非特殊语汇。

反讽人希望自由社会的英雄是强有力诗人和乌托邦革命者的综合。他们将是社会现存制度或传统典章制度的破坏者、“异己者”、例外者。但是他们更希望通过以理服人地说服而不是以势压人地制服的方式，以自由公开对话的方式，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自由社会的理想。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自由将成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标，而人们的语言、 良知和道德都成为偶然的东西， 成为隐喻的意外文字化、书面化或被定型的结果。 他们希望在那样的社会里， 作为理想的公民，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弗洛伊德和布鲁姆的思想，而不是某些伟大科学家的思想。

总而言之，反讽人对于语言的随机性、自我的随机性和团体和随机性具有某种深切的理会，他们以一种自由而反讽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的事业、地位和身分。他们反对柏拉图－康德把自我的某个核心部分予以孤立起来的传统，反对传统哲学家把追求的目标如“真理”、“实在”、“必然性”予以实体化的企图。他们非常看重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他们将像福柯那样，回避达到某个超历史视野以发现某个非时间起源的企图，而满足于对随机性的系谱学叙述。他们将赞同后结构主义者对以主体为中心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以主体间性的哲学取代主体性哲学。他们将放弃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他们将以协同性而不是客观性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从中心走向边缘 传统形而上学家一直在寻求着某种“最后的语汇”，而反讽人则否认有“最后的语汇”存在。他们认为，所谓“最后的”，可以理解成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诉之于武力、或保持沉默的一种办法。因此，形而上学家和反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

罗蒂指出，作为反讽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于她受到正被别人或著作作为最后语汇而使用的其他语汇的影响，她对自己通常使用的最后语汇表示了激烈而持续的怀疑；第二，她意识到自己目前所使用的语汇无法解决或消除这种怀疑，从而挽救自己的语汇；第三，因此，虽然她哲学化了她的处境，但她并不认为她的语汇是比别人的语汇更接近于实在的。”〔10〕反讽人是喜新厌旧的，且带有游戏性地喜新厌旧，在他们眼里，任何事情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颠倒过来。他们玩世不恭地面对一切，是一群随波逐流、随机应变之徒。他们随意地、武断地、断章取义地对待语词。在反讽人看来，为形而上学家所普遍具有的常识性识见缺乏自我意识（自知之明）；形而上学家大多是目光短浅、固执而缺乏主见的，总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家的目标是定义、本质，他们总是寻求对某一类事物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某种创新精神。囿于常识性识见的形而上学家相似于古希腊哲学中的智者们，他们的对立面则是具有反讽精神的苏格拉底。

反讽人断定，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固有的性质或实在的本质。由于对于某术语的使用无法超越其所在时代之语言游戏的随机性，他们担心自己进行的是某种错误的语言游戏，担心学到一套错误的语言，从而成为一类错误的人。这种担忧促使他们具有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并不断地自觉到常规术语的无根基性。为此，形而上学家称反讽人为相对主义者。形而上学家一般认为，人性、人类的本质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终极语汇（如自然科学语汇）则提供了一幅揭示人类与实在之关系的知识图画，人类有必要、也有义务去建立那种关系，并且实在将告诉我们终极语汇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形而上学家认为，在外在世界中存在着实在的本质，正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相比之下，反讽人不承认有一套解疑去惑的终极语汇，所谓终极语汇并不是满足了人的最后性、最适当性和最优性标准的语言；因为反思并不受制于什么标准，在反讽人看来，任何标准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东西。他们赞同戴维森的如下见解：我们无力走出我们的语言之外以便同他物作比照；他们也赞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随机性和历史性的见解。

反讽人和形而上学家在对待学科分类的态度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形而上学家按不同学科来划分图书，并认为其做法是与不同的知识对象相一致的；反讽人则按习惯来划分图书，认为划分活动是因人而异的。反讽人对著作家不作分门别类之举；形而上学家则特别强调给他们以各种名分，认为诸如“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和“科学家”这些称谓是本质于他们的工作的。反讽人强调博览群书，强调去读那些有趣味的著作，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一门类，他们无法容忍西方的形而上学识见（偏见）和终极语汇，强调制作甚于发现，标新立异甚于照搬照抄。他们反对陈腔滥调，而崇尚诗意的创获。

在反讽人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家的工作导致了两大后果：第一，他们日益迷恋于越来越单纯、稀薄、灵活、油滑且无所不在的习语而难以自拔。第二，他们把哲学探索归之于逻辑争论，专注于诸假定之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诸语汇之间的比较。反讽人认为，形而上学家进行哲学和其他学术研究活动的典型策略是，抓住两套陈词滥调（或规范语汇）之间的表面矛盾，然后指出其差异所在，并解决那矛盾。这种策略是法官处理棘手案件和神学家解释棘手经文时的惯用手法。相比之下，反讽人认为理论的变迁是一个语汇的新陈代谢过程，被形而上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因此，当形而上学家认为，近现代的欧洲人特别擅长于发现事物的实际存在境况的时候，反讽人则认为他们特别擅长于迅速地且不断地重塑其自我形象，他们的方法是重新描述而非推论，即标新立异地、另辟蹊径地重叙对象和事件。

在反讽人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之终结的起点，又是反讽人展示众多重述之可能性的第一个原创性范式或本文。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个论辩性的程序，一个统一主体和客体的途径，而且是一种转换主题的技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成为推动回忆沿着思辨理解前进的一种智巧（ingenium）。这种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黑格尔非常清楚，在任何已知的或原本的意义上，它都不是方法。辩证法不是方法而是智巧，是智巧活动本身的一个名称。”〔11〕这样，在反讽人看来，青年黑格尔对先人的批判不是因为其假定的不真而是因为其语言的乖僻。青年黑格尔通过创造这种新式批判，摆脱了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开辟了一种反讽哲学传统，后来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人把那个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视自己的成就为对先人的超越而非对真理的逼近。

因此在黑格尔尤其尼采之后，反讽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崛起。一方面，西方传统知识分子（以形而上学家为代表）同民众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哲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摇身一变而成为现代自由社会的公共修辞学；另一方面，从黑格尔和尼采到福柯和德里达的反讽思想路线摧毁了由西方传统知识分子确立起来的社会希望，这条思想路线不再相关于公共生活和政治问题。反讽理论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主观主义，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的东西，成为一门不再具有核心问题和社会功能的学科，一门非意识形态化或反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反讽人（反讽哲学家）和非反讽哲学家（尤其是形而上学家）之间的唯一政治差异是以势压人还是以理服人的差异。在反讽哲学家那里，“公正”、“正义”、“真”和“善”等等都是自由讨论的结果，真理即是“非失真的交流”。

但是，由于反讽似乎注定是一项私人的事业，由于自由主义和反讽主义联系松弛而形而上学和自由主义联系密切，人们无法相信哲学中的反讽主义和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它招致了尼采、海德格尔、保罗·德·曼、德里达和福柯等反讽哲学家统统被视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危险人物。反讽哲学与当代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虽然在今天，“只有在自由社会里，反讽人才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自由社会才给予反讽人以离经叛道的自由”〔12〕，虽然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多偏好“解构”，但是作为反讽人的一个口头禅，“解构”恰恰是反讽哲学家道德责任心匮乏的一个极好标志。反讽是对重新描述之力量的自觉，但是反讽人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被重新描述。因此，反讽理论隐藏着残忍：因为它有可能贬抑了他人自视甚高的东西，尤如成人看待稚童玩耍的玩具及其世界，使之显得琐碎、表面、无聊和乏力。因此，反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形而上学家如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只是以理性的名义重新描述了人类的屈辱和卑微，那么反讽人如德里达和福柯并不比形而上学家高明多少。反讽人只是使自由依凭于历史的偶然性，他们同样无法向世人提供以往的形而上学家企图提供的那种社会希望。它表明，今天西方知识分子的诸多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已经真正从社会的中心走向了社会的边缘。

四、结论：当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转向

在《罗蒂：再现论、反再现论和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向》一文中，我曾经对发生在当代西方专业哲学领域里的主题转向的逻辑起点、理论准备、完成过程和实际后果等进行过专门论述。〔13〕在这里，通过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罗蒂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反讽理论的初步考察，我们揭示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另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基本上发生于非专业或非学院哲学领域里。同第一个转向相比，这个新转向是对于以寻求客观真理为目标的西方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的进一步背离。我们认为，它至少导致了以下几个结果：首先，通过考察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等人对“真理”、“自由”作出的重新解释，我们看到，现代西方一些典型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已从哲学和科学转向诗学和艺术，从真理转向自由。他们对自由的关注先于对真理的关注，自由首先源于对随机性的认可，而不是源于对必然性的遵从，随机性成为他们考虑自由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转向导致了传统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式微。其次，这种转向也导致了反讽理论的崛起，并且使之发展成为当代西方人文学术中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看到，反讽理论是哲学（形而上学）衰落之后的一种“拟文学”和“拟诗学”的东西，是一种为人文科学尤其是诗学而在的理论。反讽理论的崛起表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向着人文主义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第三，反讽理论还必然地引发出一种反讽文化。传统哲学理论同人们的社会希望和社会理想联姻，结果产生了一种自由的形而上学文化，其中某些特殊的（特许的）学科试图穿透个别表象，使之与某个一般的实在联系起来，以期在某个共同点上把人类联系起来，从而达到“真”、“善”、“美”等终极目标。可是，反讽理论及其杰出的表现形式，如人文艺术，只与私人的完美相联系，它只专注于描述私人的和标新立异的东西。因此，反讽理论指示出了当代西方文化中某些学术活动的“私人化”方向，这个方向旨在成就某些完美的或崭新的个体目标，而不在于成就某些共同的社会目标。反讽理论和反讽文化还促成了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反讽人。虽然反讽人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益式微和边缘化的一个确证，但是它毕竟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新形象。

注释：

〔1〕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页。

〔2〕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30页。

〔3〕〔4〕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33、33—34页。

〔5〕参阅拙作：《罗蒂：再现论、 反再现论和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向》，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7期，第34—41页。

〔6〕参阅拙作：《罗蒂和西方基础主义文化观的终结》，载《 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第26—32页。

〔7〕参阅包利民：《西方哲学中的治疗型智慧》，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8〕〔9〕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53、53页。

〔10〕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73页。

〔11〕d.p.维尔纳：《黑格尔的回忆》，“第一章导论：黑格尔的想象力”，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第11页。这是第一部把隐语、反讽和记忆作为理解黑格尔基本哲学立场的关键来探讨的著作。

第5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关键词：《第二十二条军规》 反讽 写作技巧和构思

基金项目：广东省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2012C3105015）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品。西方评论界认为它是“六十年代最好的一部小说”，是“描写疯狂世界的典范”， 是“黑色幽默”文学流派的扛鼎之作。其荒诞悖谬的主题、滑稽幽默的风格、支离破碎的情节和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背后，蕴藏着深沉的悲哀和绝望。它让读者“先大笑，然后将笑容凝结在嘴唇上”。[1]在这部作品中，海勒使用反讽的修辞手法，成功地表现了他所看到的梦魇式的美国社会的非理性和无秩序的特点和小说的喜剧性质，引起了读者灵魂的极大震动。

一、反讽

作为西方文学界古老的研究课题。反讽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喜剧中，指运用包含真理却像是傻话的语言来击败自以为是的对手。在罗马和希腊修辞学中，“反语”与“反话”都被认为是反讽的形式。16世纪前，反讽的基本特征是相互悖离的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18、19世纪，德国思想家把它扩展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原则，认为反讽就是矛盾的形态。20世纪中叶，反讽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张扬。新批评文学流派认为反讽是诗歌的基本哲学态度和思维方式。布鲁克斯认为：“在反讽中，语境压力得到了承认，反讽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歌里，即便是简单的抒情诗。”[2]D. C. 米克认为反讽由五个成分组成：（1）无知但却自信的因素。反讽的一方假装自己是无知的，却被受嘲弄的一方理解为真实的。（2）表象与事实的对照因素。即事实和表象越抵触，对照越强烈，反讽就表现得越鲜明。（3）喜剧因素。喜剧因素是反 讽所固有的因素，本质上冲突不断、无法协调的事物与似真似假的深信的态度结合以后，矛盾的表象被设置，产生了一种只有在笑声中才能求得解脱的心理张力。（4）超然因素。反讽者具有居高临下的心态，有愉悦感及超脱感。（5）美学因素。生活中的反讽因素经过概括、集中、精炼，反讽的特点和反差得到了强化。[3]反讽是文学上的语言修辞技巧，指在人物、情节及主题上与表面表达的意义相反的对比或暗示技巧。[4]反讽包含了两个对立项，通过他们的悖逆冲突表现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

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反讽

两次世界大战和东西方冷战极大地冲击了美国人的思想，使人们对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大家都处于一种不可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的异己力量的胁迫之中，惶惶然却又无奈。二战中曾经担任美国空军轰炸手的海勒，曾经真切地体验过战争，对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二战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寓言现象，命名“Catch-22”（第二十二条军规），它跟战争这一人世间最荒诞的极端相关联，其强制性令人生畏。“第二十二条”的命名使它从不存在的状态变成了存在。所有的人物、事件均处于它的裹挟之中。它的阴影从头到尾笼罩了整部小说。飞行员尤索林求生的经历表明，“军规”象征着权力和蛮横无理。它虽无文本，却处处被引用;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一种不存在但又无处不在的隐形的力量。“军规”本应具有明确具体的指示及精确规范的制度，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却是一朵飘忽不定的云，瞬息万变，拥有数不清的条款内容，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生效。在它的控制下，官僚们为非作歹，奸商们肆意牟利，士兵们束手待毙，百姓们颠沛流离……军规子虚乌有却神秘莫测，像一个魔力圈套，使人们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这是一个可怕又可笑、荒谬又真实的反讽。

小说开头就对“第二十二条军规”做了这样的描述：

“只有一个圈套……

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5]

“catch”这个词被用来指称“军规”，一语双关。它本身指“圈套”或“陷阱”，喻指“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个诡计多端的陷阱，充满了丑恶、阴暗、荒唐和冷漠。它是现实中的人生境遇最生动的写照。“第二十二条军规”后来成了美国的日常用语，意为“无法摆脱的困境”。这部小说的题目就奠定了它的反讽基调。[6]

（一）荒诞矛盾的情境反讽

在现实生活中，世事无常。为获胜而使用的策略，常常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盾牌常常变成了迎面刺来的长矛;防御性措施却导致了出人预料的恶果;希望常常意外地变成了失望。事与愿违、主观努力与客观结果的大相径庭就构成了情境反讽。

在“军规”控制下，军人全都成了“中了圈套的老鼠”，被异化成了非人。有人对此漠不关心，听任摆布;有人徒然挣扎;有人堂而皇之对其加以利用。他们厮杀碰撞，导致一连串荒诞不经的事件接踵而来。连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和第二十七空军司令佩克姆将军彼此暗算倾轧;指挥官卡斯卡特为了求得个人的飞黄腾达，不顾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任意提高他们的任务指标，导致飞行员们个个得了恐惧症;科恩中校为了对付学习班学员的提问，竟然制定了一条“提问规则”――只有从未发问的学员才可以提问;梅杰上校命令士兵只能在他外出时进屋见他;连内脏的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医生，为了获取手术机会，在无需手术的病人身上动刀;不择手段、大发战争横财的食堂管理员兼跨国公司大老板米洛一方面与美军签订合同，负责轰炸桥梁，一方面又同德军签订合同，保护该桥，两份合同各付给他百分之六的酬金。这些人有的神经兮兮，有的疯疯癫癫，有的道貌岸然，构成了小说中光怪陆离、头绪纷纭的人物世界。

在这充满混乱和恐怖的战争中，尤索林像个惊弓之鸟，为了保住性命、逃避飞行，在情感和理智、理想和现实、社会和个人的矛盾中奋斗、挣扎，但是越努力，越绝望。他深陷矛盾的漩涡，吃够了“军规”这个“紧箍咒”的苦头。可是，等尤索林索性采用赤身、倒着行走、擅自外出等行为进行反抗时，情况来了个大逆转。军队官僚主动提出与他实行交易：请他帮他们说好话，他们对他又提拔又嘉奖，封他为英雄，送他回国;大活人丹尼卡医生由于被宣布死亡，不能“选择”活着。因为科恩上校曾经宣布：如果丹尼卡医生出现在中队，就要将其火化;已经阵亡的马德仍然活在官方的名单上;曾任摄影记者的亨格利・乔因为健忘，不是忘记带胶卷，就是忘记打灯光，从未拍成过一张照片;领航员阿费在战斗中总是迷航。

在这个疯狂得无法理喻的世界里，掌握权力的都是那些卑鄙腐败的之徒。他们相互勾结，变成了军事经济巨头，对下层像尤索林一类的小人物进行压榨和统治。小人物无计可施，只留绝望和迷惑。高层官员用残酷的统治来扼杀他人的灵魂。精神死亡的人，或像“士兵”拥有一副空架子，或像丹尼卡医生那样扮演活死人。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描述，体现了两个世界人物的对立以及生命和死亡的对立。海勒成功地描绘出两类人物的鲜明个性，这种二元对立体现了他的反讽性评价，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小说常常会描写一个人说另一个人“疯了”。尤索林说长官们都疯了，他们总想让他去送死;长官们却认为，尤索林的脑袋坏了，因为他“事事都不感到顺心，自诩如他一样的理智青年能够做的就是在混乱和荒谬中保持自我”。尤索林还被很多人称为“疯子”，因为他不愿执行飞行任务。丹尼卡医生说奥尔是“疯子”，因为“他多次逃脱死亡，还是一味地飞行、作战，他如果不是疯子才怪呢”。[5]到底谁理智，谁疯狂呢？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中，展现了一个头绪纷繁、杂错的疯狂社会。反讽把现实和幻想杂糅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现代社会的荒诞与反常。

作者还通过人物表里的反差和前后矛盾的言行构成反讽，昭示人物的真实面目。佩克姆将军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其灵魂却狂妄自大、卑下猥琐。对于随军牧师出现在军官俱乐部这件事，德里德尔将军受情绪影响，前后态度完全相反;米洛义正词严地断然拒绝通过行贿将没有销路的棉花卖给政府后，又辩解道，为了挣钱，什么事都可以努力，酝酿通过行贿达到目的。一方面是振振有词的说法，另一方却是凿凿有据的诡辩，一位利己主义者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纵观《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以荒诞离奇的背景和事件为起点，将生活常态与荒谬变态结合在一起，制造了一系列的对立，从而展示命题内容和语义与语境的不匹配性，使小说笼罩上了矛盾与荒谬的神秘色彩，使读者努力试图寻找命题的适当解释。 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及情节结构的进展，昭示了人的各种病态心理，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他对生命的困惑、对人生的感慨以及世间的乖张和谬误。海勒将人与社会的对峙夸大、扭曲、变形，虽嘲讽嬉闹却从未放弃过严肃的思考，在各种令人震惊的悖逆与悖离中，昭示了严峻的反讽，质疑了所谓的公正性，深刻揭露并批判了战后美国病态的社会现实，也反思了人类自我制定的理性准则的合理性。[6]

（二）戏谑调侃的叙述

虽然海勒采用了戏谑调侃的描述，我们却可以看出，貌似正义庄严的战争，其实有着荒唐、无奈、可笑与可悲的实质。

（1）以冷漠克制、漫不经心的调侃口吻抒写人间的不幸，讲述严肃重大的话题;以一本正经的态度或气势辉煌的语言讲述琐碎平庸、荒诞不经的内容。

海勒表达了对荒诞无奈的人生和混疯狂乱的世界的激烈抗议，有着批判现实的严肃意旨。如描写“士兵”的情景看似滑稽，却令人发指。“士兵”全身裹满了石膏和纱布，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护士给他从胳膊输入液体，将肾脏排泄物导入另一只瓶子，一旦输液瓶空了，就和排泄物的瓶子对调，将排泄物重新输入体内，而“士兵”的死活，谁人在意？作者貌似俏皮的语言下掩盖着深深的不幸和浓浓的酸楚。再如描写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费尽心机发明出了不摆动手的前进方式，竟在阅兵比赛中大获全胜。书中还用了不少篇幅叙述官兵迷恋美食珍馐，迷恋，因为琐事争吵不断。这样小题大做，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内容的琐碎无聊，也更强烈地批判了现实。海勒曾经说过：“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头，以恐惧的心理去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7]由此可见，完美的反讽修辞的运用达到了他的目的。用调侃戏谑的语调来描述惨痛沉重的事物，把荒诞滑稽的事件用浩大的声势、庄重的语言来陈述，在这些巨大的反差中，使小说气氛悲喜交加，无比怪异，幽默滑稽的背后掩藏着无尽的苍凉和无奈。

（2）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无视语法规则，无视语言运用对语义、语体和感彩的要求，有意误用语言，达到间接的反讽效果。

首先，海勒使用典型的反讽形式――反语，以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根据语境的不同，反语可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意味，强化和突出作者的真实旨意。卡吉尔上校在部队待了近三年，却连军官和士兵都分不清，竟还以此为荣。 海勒这样描述：“卡吉尔上校是依靠自己的奋斗出人头地的，他的一事无成算不到别人头上！”大发战争横财的卑鄙小人米洛说：“我这个人从不说谎，只是在需要时才说谎。”沙伊斯普夫为了阅兵取胜想出的荒唐行为――不摆动双手行进的方式，被作者描述为“杰出的人为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所做出的艰苦而卓越的伟大斗争，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能够让他名垂千古”。[5]

反语的这种错位安置，使语境的压力明显歪曲了话语的意义，从而令话语变形，生出一些言外之意，这些潜台词和话语的字面意义形成了明显的反讽，使话语悖离其本意，带来一种语言。以不动声色的表象，极尽讽刺之能事。

另外，海勒将相悖或相关的词语并置，用来展示人性和社会矛盾交织的复杂状态，这种写法产生了特殊的反讽效果。如德里德尔将军夸耀自己：“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丹尼尔医生讲：“治病救人可不是我的事情。”海勒这样描写卡斯卡特上校：“有冲劲，却极易泄气;处事泰然，却经常懊丧;自鸣得意，却无法掌控前程;长相不错，却没有魅力，强壮如牛，却有些虚张声势;很自负，因为才三十六岁就成了一名上校军官;很沮丧，因为已经三十六岁了还只是一个上校;对什么消息都信以为真，但又都不愿相信;时时刻刻都在嫉妒的痛苦与快乐之间徘徊……”[5]

海勒用漫不经心的夸张和调侃展示出犀利的讽刺锋芒，揭露出荒诞的要害，乍看让人忍俊不禁，细品却余味深长，这样的奇谈妙论信手拈来，让读者应接不暇，表现出作者的幽默天赋以及对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1]

三、结语

反讽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手法，贯穿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反讽具有戏谑、滑稽的外形，却蕴含着严肃的批判性内涵、漫不经心的态度、悖理的情境、调侃的笔法，这些美学表象下隐含着作者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对世界的郑重思考，对人生的理性理解。在浓烈的喜剧性与悲剧织的怪异氛围中，其严肃的内涵不但没有被外观消解，反而使读者在幽默诙谐中更加解读了作者的真实意图。荒诞疯狂的情境和调侃戏谑的描述，更逼真地揭示了残酷悲惨的现实，引起了读者对荒谬的世界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史晓慧.“黑色幽默”的经典――《第二十二条军规》[J].河南社会科学，2005（1）：124-126.

[2] 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 一种结构原则[A]//“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45.

[3] D. C. 米克.论反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8.

[4] 李惠然.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反讽艺术[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25.

[5] （美）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M].杨韧，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第6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关键词：电影艺术反讽叙事现代性解构

叙事学家米克认为反讽是“虚假语言的运用：现在它是修辞学里的一种辞格——以反讽性褒扬予以责备，或者以反讽性责备予以褒扬”。人类社会生活中久已存在反讽现象，反讽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意指一种引诱他人上当的欺诈和油腔滑调的修辞手段，如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佯做无知、故意赞同别人并加以引申，使对话者陷入谬误境地以反证自己正确观点的谈话方式。古希腊时期反讽就作为修辞方法进入了戏剧表现领域，阿里斯托芬等喜剧作家在其作品中曾非常娴熟地运用反讽这一艺术形式，如在戏剧中设置一种反讽角色人物，通过他与另一个炫耀自夸的角色相对立，进而以自己的明智和人格的内在力量反衬对方的缺点。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努力下，反讽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技法，而是被扩大为整个文艺创作和世界存在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态度，成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浪漫主义不仅拓宽了反讽修辞意义，使其具有宏观的美学意义。同时还为20世纪新批评反讽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叶鼎盛的新批评使反讽理论得以充分挖掘，反讽不仅被视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新批评也因此被称为反讽批评。新批评认为，反讽把貌似不相容的对立观念、事件组合到一起，微妙地引导读者通过发挥自己的智力而理解作者，潜在地、间接地、幽默地表现深邃的哲学反思，同时也增添作品的活力、魅力和持久力。

由弗兰克·达拉邦特导演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丽塔·海华丝与肖申克的救赎》，讲述20世纪40至60年代末，一个名在一座名叫肖申克监狱里发生的事情，围绕新囚犯安迪、老囚犯雷德、狱长诺顿等人，呈现了一幅美国监狱的多维图景。《肖申克的救赎》发行不久即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完美影片、好莱坞最有气势的十大巨片之一，1995年该版获得全美影带租售冠军。除却商业成功以外，影片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人生哲理思考，从艺术表现方式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反讽”的多层面运用是该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的手段。

美国佩思大学的罗伯特·迪雅尼教授认为，反讽在叙事作品中以三种方式出现：作品的语言中，作品的事件中，或者作者的观点中。罗伯特·迪雅尼把反讽分成四类：(1)语言反讽，即说反话；(2)情境反讽或命运反讽，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在表象与事实之间制造的反差：其二是叙事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希望某件事会发生，结果相反的事却发生了；(3)戏剧性反讽，即故事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形成反差；(4)语调反讽，即叙述者以一种语调方式暗示所指与能指的分裂。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运用了多种反讽方式，影片中一些语言“言在此而意在彼”，表达的是否定语言能指的含义，构成了最常见的语言反讽。如典狱长诺顿引用圣经语言教导囚犯：“我是世界之光，跟随我的人不会行于黑暗，还会拥有生命之光。”而实际上，在他管理之下的肖申克监狱罪恶累累，他加给狱犯的只有更深的黑暗。在实行狱外计划时，诺顿口口声声自称这是“一个真正的、有进步意义的服刑和改造。我们的服刑人员，被正确的监管的服刑者，将走出高墙，为各种公共服务进行劳动。”他的话中反复强调“真正、进步、有意义、确实”等崇高的概念，而其真实的动机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婪。而承包商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不被诺顿抢走，采取了贿赂的方式取悦诺顿：“尝一下我太太特意为你烤制的馅饼吧，然后再考虑一下。”这里，表面上是温情的友谊，而实际上“馅饼”之下掩盖着肮脏的内幕交易。这样各自冠冕堂皇的能指语言与追求私利的所指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语言反讽的刀刃突显出其内在的锋利。此外，像影片中喜欢男犯的三恶徒命名为“三姐妹”，专横跋扈的守卫队长哈雷被捕时，叙述者黑人瑞德形容其“哭的像个小姑娘”，老布鲁克斯上吊自杀前在旅馆屋梁上刻下“布鲁克斯·哈特兰到此一游”等等，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言此意彼”的反讽意味。

情境反讽或命运反讽在影片中有诸多表现。影片开头是庄严的法庭庭辩，一边是主人公安迪对谋杀妻子和其情人罪行的苍白无力辩护，一边是律师滔滔不绝、言之凿凿、气势逼人的有罪推理，表象上看，一系列证据链均指向了安迪，而事实上雄辩的律师和庄严的法庭共同将无辜者的命运推入有罪的深渊。

除了主人公安迪外，影片中其他人物也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命运的反讽：瑞德在狱中努力改过，希望能假释重回社会，然而自由的希望接连破灭，当他被“体制化”而变得只适应狱中生活时，却意外获得了假释的自由；老布鲁克斯在拘禁生命的狱中呆了一辈子，当他刑满出狱获得自由时，却无力面对与从前迥然不同的世界，他甚至想到以再次犯罪的方式入狱，但终因“太老了”而只能以自杀了结残生：典狱长诺顿处心积虑，一边以狱犯的救赎者自居，一边压榨狱犯做着大肆敛财的勾当，然而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戏剧性反讽主要是读者(观众)的无所不知和故事角色的有所不知形成的。影片中有两个戏剧性反讽的例子，其一是安迪在户外工作时，偶然听到监狱守卫长哈雷谈及遗产继承的收税问题，就大胆跑过去为哈雷献计避税，在瑞德等人看来，安迪此举在瑞德等人看来是极度危险的“自杀”之举，然而最终安迪却戏剧性地为每个同伴赢得了三瓶啤酒，让他们饱享“自由”的愉悦。其二是青年汤米是主人公安迪帮助的对象，安迪帮助他取得了中学文凭，使他的人生充满了希望，然而由于他对安迪案件的线索了解，最终却因安迪要求重新调查自己案件而遭典狱长阴谋杀害。前一个戏剧性反讽令人会心一笑，后一个戏剧性反讽则让人唏嘘不已。J·加百尔说“观众的无所不知和角色的有所不知形成对照，从而产生反讽。反讽总带有令人满足的色彩，它来自观察者的高视点位置和全知心态。”影片就整体叙事结构来说，就是巨大的戏剧性反讽，以救赎者自居的诺顿等人终遭覆灭，而安迪、瑞德则在自己的努力下终获自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柔弱胜刚强”的戏剧性反讽，这种反讽在观众那里得到深刻的两相对照，从而超越了故事角色的视角限度，使影片意味深长。

语调反讽是叙述人对作品中角色和主题的态度。新批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他认为语境的巧妙安排可以产生反讽的语调。《肖申克的救赎》的主叙述人是瑞德，作为一个长期生活肖申克这个特殊监狱环境中的黑人，他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又深谙监狱的环境，对人性的特点，监狱的潜规则都有相当的了解。在假释无望的心境下，身上形成了一种对抗主流价值观念的玩世心态，这些通过其语调明显地反映出来。当安迪问瑞德进监狱的原因：“也是无辜的吗?”瑞德轻描淡写地回答“肖申克监狱唯一有罪的人。”表面上看瑞德坦承自己真的杀过人，但其语调平淡，更透出一种对罪感的麻木，因为经过多年炼狱般的生活，他对有罪无罪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再关心，他已经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再者，监狱生活经验使他明白，有罪或无罪在肖申克这个环境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在最后一次假释答辩时，瑞德听之任之的反讽语调反映出瑞德对监狱教化制度的不满，同时也暗含对自己命运的彻骨悲伤。这种语调反讽既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喜剧性，带有黑色幽默感，又加深了反思的深度。作为现代艺术法则的反讽从古希腊时期就具有严肃的批判精神内核，喜剧的外观下潜藏着对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的深层探求。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所谓“反讽人”，实际就是传统权威的典章制度和固有秩序的解构者。反讽者希望读者或观众捕捉到其言外之意，从而被人识破，实现意义的增殖。成功的反讽往往能激起读者或观众对现代性主导的宏大主题的怀疑甚至否定。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故事时间跨度为20世纪40至60年代，这是现代性价值观念一方面在社会现实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文化哲学领域引起怀疑的时代。反思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寻求感性的解放是先锋艺术家和哲学家思考的命题。而《肖申克的救赎》很好地切入了这一时代主题，通过反讽这一具有解构力量的武器，对现代性的宏大话语，诸如真相、崇高和救赎、自由等进行了解构和反思。

真相即事实，其客观性得源于事实，是人们认识真相的基础。而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发现人们认识的事实往往得源于虚构，巧舌如簧的律师循循善诱，足以使安迪获不白之罪；汤米获得的凶案真相在诺顿踏灭烟头的刹那间，即永堕黑暗；而子虚乌有的斯蒂文先生也在安迪的精心营构下，走向阳光灿烂的海滩。影片给我们的思考是，当认识真相的“皮之不存”时，现代性主张的真理又“毛之焉附”?显然影片的反讽性追问直指现代性的价值中心，对其构成了巨大的解构。

崇高是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在西方宗教文化之下。人生就是通过追求崇高而获得生命意义的救赎。然而，《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崇高和救赎往往与卑鄙和陷害共生，或者成为压抑个体的新的异化力量。现代社会体制按现代性原则建立起的规范本身也具有一种崇高品质，但它对原则、规则、程序的臣服远超过对生命本身的敬重。如银行经理审核化名斯蒂文的安迪时，他所相信的只是“他具备所有的证明，驾照、出生证、社会保险卡、签名也十分符合。”安迪的命运在此又一次被逆转(第一次他没有杀人而被定罪，而这次他不具身份却被赋权)。新的监狱长考察瑞德的假释时，第一句话就是“档案上看你已服了三十年的终生监禁”，这里“档案”不仅代表了事实，更具有现代性社会规范意义。个体生命在这种规范压抑下，其生存尤显卑微而渺小。

关于自由，现代社会以各种规制保证人们的自由权，但与此同时却无法祛除各种规制本身给人带来的枷锁。影片中安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用石头是刻不来的。在我们的心中有块地方是关不住的，那块地方称为自由。”而瑞德则以他的几十年的亲身感受，认为“这些高墙很有趣的，一开始你恨它，然后你逐渐习惯，等时间足够长的时候，你就该依靠它了。这就是制度化。”老布鲁克斯在走向自由的同时，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所以，安迪的“生而自由”，并不能否认“枷锁”的存在。在瑞德眼里，安迪挣脱枷锁，必须忍受“通过500码散发着恶臭的粪便”，“爬过污垢的河流，在彼岸洗净重生，奔向海洋。”当现代社会自由的获得如此来之不易时，自由的天然神性也必然引人深思。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是一个不断消解自身的立场，它还是一种要消耗一切的虚无，同时又是某种人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的什么东西；它既是又不是这个东西。”对于反讽者来说，发问并不在于回答而只在于发问的行为本身，他既无预定答案也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个答案，更不知道能否找到这个答案，他的全部努力仅在于追问。简而言之，反讽的本质就是在生存虚无的前提下，用永恒的追问来反抗生存的“虚无”。反讽就意味着生命感受与生命承担过程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一方面深知生命本身的无意义，另一方面却不断的追问生命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使生命获得意义，以此来反抗虚无。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深层结构是由相互对立的一组关系构成深刻的反讽，从这些对立关系的转化(崇高转化为卑鄙，救赎转化为陷害，自由转化为灭亡等)促使人们思考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虚无之感。肖申克监狱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惩教机构担负着救赎犯人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体制框架下不断使狱犯获罪。安迪本为无辜之人，但为诺顿洗钱的行为构成犯罪，其自我救赎的行为是通过自我获罪的方式而取得，这一方式证明了现代社会法则的虚无和苍白。我们还可以发现作为英雄形象的安迪，其行为动机来源于体制化的世界力量介入，他的无辜获罪以及他的戴罪(伪造身份)新生都源自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射。

第7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关键词：萧红；叙事策略；反讽；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74-02

萧红在同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这里萧红谈到的另一种小说就是一种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鲁迅先生也曾用“越轨”笔致来概括这种风格，五四以来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并不鲜见，郁达夫、废名、沈从文都曾有过这种创作，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与他们相比，除了抒情因素外，她的反讽叙事策略是需要我们格外予以关注的。

“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指希腊戏剧中一个佯装无知的角色，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假想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自身无所知，即一种“无知”与“对无知的过分自信”和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之间的矛盾。萧红的小说可以说对传统的小说是一种颠覆，萧红小说传达的那种氛围和人们的阅读期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一、总体反讽的叙事策略的运用

萧红的作品阅读需要一种整体性的领悟力，因为它是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没有整体感就不会对她作品形成深入的领悟，而“总体反讽”在形成这种整体深入领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的“总体反讽”既是说反讽不同于讽刺，不一定非要出现一个具体的嘲弄对象，反讽也可以具有“形而上”和概括的性质，换句话说整个人类即是人类存在状况所固有的那种反讽的受嘲弄者。正如法国批评家乔治·帕朗特所说“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的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或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一种基本难以避免的荒谬。”从总体反讽的角度来看，同被列为“奴隶丛书”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丰收》相比，萧红的作品蕴含更多的现代性审美因素。

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在萧红的《生死场》中，一共分为17章，基本上每篇都可以拿出来独自成篇，文中没有中心的人物，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呈现一种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但小说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人类困惑点的基础上，它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聚合，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中，人们像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妇女的生产与动物的繁殖没有任何的区别。五姑姑的姐姐赤着身子在尘土飞扬的火炕上翻滚，金枝在怀孕期间还要忍受丈夫的，李二婶的小产。妇女的尊严，生的尊严在生死场中是没有的。就连死在这里同样也是波澜不惊的，小金枝活活被亲生父亲摔死，因传染病而增加的乱坟岗上的死尸，日本人侵入时村子里的座座坟头，在《生死场》中，萧红为我们展示了形形的生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死。生与死这个长久困惑人类的问题，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中似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一切都按着生物的本能在“轮回”，萧红通过这种蒙太奇式的片段组合形成了对生死的哲学性反讽，在这种动物性生死的背后，暗藏着萧红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主题的重大揭示。这也表达了萧红对生死一种现代性的忧虑，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

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它和受嘲弄者同属一个类别，因此它是倾向于受嘲弄者角度的，但它又站在超然的角度几经观察，这种所谓的超然和存在的张力通过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产生了作用。《呼兰河传》中，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搭野戏台子，庙会等等这些呼兰河的盛举都是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作，活人是借了死人的光。作者在超然的层面冷静的观察“呼兰河”事物的同时，表达了对呼兰河城人的一种同情，也透露了自己身为其中一员的深深的悲凉感。人们为小团圆媳妇“治病”而出的种种荒唐的主意，最终使小团圆在人们的热心“关爱”下，悲凉离世，胡家家破人亡，有二伯怪异的种种行为和冯歪嘴的爱情悲剧，在呼兰河“正常”的社会秩序下上演种种离奇荒唐的事情，作者通过对这些情况的描写表达了她作为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人的深切而又无奈的思考。透过《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我看到了萧红对生命的哲思远多于她的抒情意味。呼兰河城整体成为了一个反讽的对象，承担了作者关于善恶美丑的丰富思考。通过总体的反讽，萧红散文化的小说的整体意蕴得到了一种多层次的呈现。

二、语言反讽的叙事策略运用

萧红散文化小说的语言与同样倾向的郁达夫语言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郁达夫更多是受到传统诗词文化的影响，语言呈现清丽典雅委婉含蓄的特色。萧红的语言更具有了一种野性，多了一份原始特色和原始情调，萧红直白自然而略带野气的语言也构成了萧红一种特色的语言反讽。语言反讽是一种常见的反讽，语言反讽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对照”即语言与文本呈现之间的对照，这种对照可以呈现多种表现方式，既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隐晦的。胡风在谈到《生死场》的语言时曾说到“语法句法太特别”，“特别”是隐晦的说法，其实是说萧红这时的语言比较生硬的。不可否认与《呼兰河传》相比，《生死场》的语言的确略欠火候，显得粗粝得多，但萧红散文小说语言的反讽在《生死场》中已经初现端倪，她在对《生死场》中形形的人物进行语言描写时，读者可以从中隐约体会到她对言语者的态度和情感，生死场中的二里半、赵三、王婆、麻面婆的语言与读者期待的语言存在某种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使人们对生死场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产生怀疑。

这种言语反讽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得更加鲜明。不得不又一次谈到小团圆媳妇所在的胡家，在胡家婆婆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过程中，婆婆与道士关于抽贴的对话，和婆婆对抽贴钱与鸡、鸡蛋、小猪、豆腐等一系列事物之间的等价联想，通过小团圆媳妇婆婆这种直白的令人发笑的独白中，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那种对生命的漠视震撼，心也在那一刻被狠狠地刺痛了。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间语言的外表下，包裹着的是对国民性深深地思考。言语的反讽即在言语表象与言语实指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引导读者通过字面上的含义领会作者的深层意味，萧红以她非凡的才华和敏锐的直觉在她的散文化小说中为言语反讽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言语越是天真无邪，越是幽默可笑作品的悲凉意味就越是深广，文本的审美意蕴就越是耐人寻味。

三、结构反讽策略的运用

萧红小说的结构也是值得玩味的，有人说她的结构非常散乱。这一点我是无法认同的，萧红小说的结构并不是一盘散沙的，事实上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有它的结构，区别仅在于组织结构的模式，有的是显得，有的是隐地，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传统的以人物故事的因果联系组织结构的模式，在她的小说中你看不到明显的中心人物和明显的事件因果有联系，传统的组织结构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你，但生活不都是尽如人意的。萧红的结构组织模式更多具有一种现代性的意味，表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状态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心理动态的展示，揭示生活的复杂，这是现代作家追求的一种境界，萧红尊重生活的原始性，从自己敏锐的对生活的感受出发，以她非凡的才华展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度和生活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展示构成了萧红小说散文化倾向的最大动因，而反讽在拓展非理性的情绪时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萧红本能性的现代意识决定了她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而这种散文化倾向反过来又影响了她的反讽结构模式。

萧红的结构反讽体现了这种反讽模式的美学形式和文化特质与其散文化的内在联系。在这种结构性反讽的情绪中潜伏着作家的历史反思和文化内省的独特感受方式，并以此为内在线索来连贯和衔接其跳跃性的艺术画面。正像赵元所说：“萧红的那些作品的各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个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在一起的。”即是说萧红的散文小说呈现的不是纵向的因果的复杂关系，而采取的是一种“横向”的聚合式氛围观察。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虽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但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场景搭建起的完整结构，每一个场景中作者都如实地记录了生活的本真状态。“菜圃”“麦场”“荒山”“羊群”都是生死场的典型场景，每个场景都写出了村庄极其零散琐屑的事，如找羊、生产、传染病、丧事，每个场景单独看都品不出审美意蕴但如果将每一个场景放置于“横切面”的结构气氛中，就会发现每个场景都是整体气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场景的隐喻性内涵构成了对整体氛围的一种反讽。

由场景搭建的结构反讽之所以有效是来自于场景与读者之间的心理期待的巨大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将结构性反讽的审美意蕴展现出来。《呼兰河传》的结构反讽体现得更加完整，以大量的场景支撑呼兰河松散的结构，艾晓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将《呼兰河传》的场景结构称为“野台子戏”，这个概括既有趣又十分生动，《在呼兰河传》的第一二章中描写了大量呼兰河的寻常事物，如十字街的牙医，西二道的火磨，神奇的大泥坑，吃瘟猪肉的种种借口，买麻花的揩油，磨坊伙计的争风吃醋，以及呼兰河的种种精神盛举。各种场景在呼兰河轮番上演，生与死轮流交替，形成强烈的对照，在小团圆媳妇示众治病的场景里，场内人的虔诚和场外的读者感到的荒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萧红以她卓越的才华和真挚的性情来创作小说，她的个性为她散文化的小说注入了灵魂，使之历久弥新，反讽策略的运用为她的作品增加了一种哲思，使她的作品有了一种现代性的意味，也使人们阅读她的作品能够形成一种共鸣。

参考文献：

[1]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2]葛浩文.萧红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第8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反讽艺术分析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02.019

Irony Art Analysis in "Pride and Prejudice"

TANG Xi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Haihua College， Shenyang， Liaoning 110167）Abstract "Pride and Prejudic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Jane Austen，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is work is theflexible use of irony： irony theme，the novel structure， the use of irony irony art of shaping the character. The author throughthe art of irony not only presents the theme of his works， and in that time， readers， and even their own taunt. This paper mainly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art of irony in "Pride and Prejudice"in carries on the brief analysis，thereb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novel.Key words Pride and prejudice; irony; analysis反讽又称为反语，是写作时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反语作为叙述的写作技巧，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不能单纯地从字面上进行理解。而在反讽这个手法中，作者真正的意义正好和字面上理解的意义相反，通常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和全文的内容来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简单地来说就是说此指彼，甚至是正话反说。《傲慢与偏见》中作者简・奥斯汀就精彩地给人们展示了反讽的艺术特色，起到了其他艺术表现手法所无法表现的作用，小说正是通过反讽艺术的运用为作者奠定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

1 运用反讽表现主题简・奥斯汀通过《傲慢与偏见》运用反讽的手法讽刺批评了当时社会上一味追求地位和金钱的资产阶级婚姻观，婚姻与地位、财产的价值观贯穿整个小说全篇。开篇的第一句就写道：“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singleman in possession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①这句话看似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述，但是确实也强调了年轻女性择偶的首选是有经济基础的单身汉，这里所提到的所谓的真理是作者用来嘲讽把这个当作真理的人，这里真实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有钱的单身汉非得娶位太太，而是单身貌美的姑娘想要嫁给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先生。作者在开头就通过反讽的语言影射了班纳特太太想把自己女儿嫁给有钱人的想法，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有钱人的婚姻问题。《傲慢与偏见》中作者描述了四种类型的四桩婚姻，并且四桩婚姻都是以皆大欢喜收场，具有典型的戏剧特色，作者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批判了当时资本阶级婚姻的真正面目。以下对四桩婚姻分别进行分析。

1.1 柯林斯和夏洛特的婚姻在柯林斯和夏洛特结婚之前，柯林斯想在他们府上找个太太，为的是未来这位太太可以继承她们父亲的遗产。在柯林斯求婚词中的三条结婚理由都没有提到“爱”――这个走入婚姻前提的字眼，并且还想当然地认为求婚会成功。小说中的这个求婚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情景反讽。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柯林斯求婚失败的第三天，柯林斯先生向夏洛特求婚并且成功了！虽然夏洛特知道柯林斯对她没有爱情，并且他既不讨人喜爱，又不通情达理，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信奉的那条真理：为了金钱和地位，夏洛特还是选择嫁给柯林斯。这两人的婚姻完完全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为个人追求而屈从于社会利益的现象，作者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对二人进行的嘲讽批评，但也表示了同情。

1.2 威克姆和莉迪亚的婚姻如果说作者对柯林斯和夏洛特的婚姻在讽刺批评之余还带着一丝同情的话，那么对威克姆和莉迪亚的婚姻这桩婚姻而言，作者的描述始终都充满着不满和批评。作者在威克姆刚出场时对他的描述是“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威克姆徒有其表、卑鄙吝啬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他为了金钱，为了躲避债务，进而拐带莉迪亚出逃。对威克姆而言，婚姻、爱情只不过是自己获得财富的工具而已。作者通过对威克姆风度翩翩的外表与卑鄙吝啬的真面目反差的描述，对其进行讽刺。而莉迪亚是个纯粹追求自己兴奋和享乐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军官面前卖弄风情。威克姆和莉迪亚的私奔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威克姆为了一己之乐和躲避债务，他们二人的结婚是在达西为威克姆还债并给了他们一笔钱以后。

由此可见，这二人的婚姻完全就是一味地追求金钱、追求追求诱惑。作者通过对威克姆和莉迪亚婚姻的描述，对当时追求诱惑、金钱至上观念的婚姻进行嘲讽。

1.3 宾利和简的婚姻与上面所说的两对婚姻相比，宾利和简的婚姻在小说中算是比较幸福的。二者的婚姻是贝奈特太太一直所渴望的漂亮女性和有钱先生的结合。从小说开篇来看，这桩婚姻完全可以作为小说的中心，但是在作者的刻意安排下，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虽然两个人都极其优秀，但两人都缺乏一定的自信和洞察力，才有了后来简以为宾利不再爱她而灰心丧气，宾利对周围舆论对简社会地位的批评轻易屈服的事情。这两个人虽然都爱着彼此，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抵制社会力量的阻挠，去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帮助下才使宾利和简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样的情节安排表现了作者对两人懦弱的反讽。

1.4 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姻达西和伊丽莎白两人认识时并不喜欢彼此，可是后来却彼此吸引、相爱并且结婚，这二人的婚姻是小说中最成功的一桩婚事。在19 世纪的爱情小说中，男女主角都异常完美，并且大多以一见钟情开头。但是《傲慢与偏见》却与之相反，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19 世纪传统的小说模式进行了讽刺。

在刚出场时，达西是一个英俊、富有但却傲慢、冷漠的男士，与伊丽莎白的相遇是在一个舞会上，但是伊丽莎白因为他的出言不逊而对他极度反感。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在一次次的相处中，伊丽莎白的机敏、诙谐吸引了达西，后来终于鼓起勇气向地位和出身低微的伊丽莎白求婚，因为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偏见坚定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并称自己最不愿意嫁给达西这样傲慢的人。求婚遭拒的情节安排是作者对当时社会门当户对婚姻观念的反讽和批评。当情节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很多读者开始怀疑达西和伊丽莎白结合的可能性，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达西克服了自己的傲慢，伊丽莎白消除了对达西的偏见，两个人成了小说中最幸福的一对。但是这桩婚姻从本质上看还是建立在金钱和地位的基础上的，即使开始伊丽莎白因为偏见拒绝了达西的求婚，但是最后她还是和有财富、地位的贵族达西结合了，与小说的开头遥相呼应。

2 小说结构反讽小说以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会娶一位太太）开头，并且直接描述了班纳特太太把有钱的单身汉视为自己女儿的合法私有财产的心理，使读者对班纳特太太的想法和那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进行嘲讽，但小说情节结束时，又不得不承认班纳特太太可笑的想法竟然一一实现了。

小说最后一个章节提到“她所有的女儿后来都得到了归宿，她生平最殷切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说来可喜，她后半辈子竟因此变成了一个头脑清楚、和蔼可亲、颇有见识的女人……”②虽然这段话中作者对班纳特太太的嘲讽意味还是很强，但是却让读者不得不接受，这位目光短浅、粗俗浅薄的班纳特太太竟然实现了把女儿嫁给有钱人的心愿。这样的小说情节既荒诞又搞笑，让人不再敢武断地下结论，作者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思考，直到小说结束，读者才能明白，小说中被嘲笑最多的人的想法竟然是正确的。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嘲讽，既讽刺批评了当时的社会，又嘲笑了读者，甚至嘲笑了自己。小说结构反讽贯穿了整部小说，这篇小说的结构反讽可以算得上小说中最大的手法了，对读者的想法、对社会现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嘲讽。

3 反讽艺术塑造人物3.1 对班纳特太太的反讽对班纳特太太的反讽是小说中作者使用最成功的反讽手段之一。作者主要通过直截了当的反讽语言来塑造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头脑愚昧、喜怒无常的小人形象，小说中的很多情节都充分表现了她这一形象，例如在威克姆和莉迪亚私奔后，班纳特太太担心女儿的安全，同时又因女儿结婚没有新嫁衣而苦恼，这两种轮番折磨着她，但是当简给她读莉迪亚的信读到莉迪亚不久就要结婚的那就话时，班纳特太太瞬间大喜过望，通过与之前班纳特太太坐立不安、烦忧惊恐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使班纳特太太反复无常、喜怒无常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牧师求婚后，柯林斯牧师这位有钱的单身汉与邻村卢卡斯家的女儿在一起的时候，让班纳特太太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甚至病倒，但与其说是她为女儿的未来婚姻担心，还不如说是她想把女儿嫁给有钱人的想法受挫。

3.2 对伊丽莎白的反讽伊丽莎白作为这部小说的女主角，自然少不了作者对她的一番反讽。作者通过使用大量的反讽，塑造了一个聪明、坦率、有主见的女主角形象。伊丽莎白比她的姐姐们更加聪明、活泼、大方，并且有着人格的尊严和精神上的优越，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中，她算是一个比较有理性的女性。从伊丽莎白断然拒绝柯林斯牧师求婚，可以看出她并不推崇金钱至上的婚姻观，并且与当时的爱情观、婚姻观背道而驰。但是尽管如此，她却因达西的傲慢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偏见，并被韦翰的翩翩风度所迷，被他的谗言所骗，从而揭示了她爱听奉承话、偏狭的弱点。在伊丽莎白拒绝达西求婚的时候，聪明的她因陷入了对达西的偏见而不自知，振振有词地拒绝了达西的求爱，这显然是作者对聪明伶俐的她陷入偏见的一种嘲讽。在经过重重波折后，达西再次求婚，伊丽莎白也终于消除了对达西的偏见，最终和达西幸福的在一起。作者通过波折的过程和喜剧式的结局讽刺了这个“有理智的女性”是消除偏见、享受爱情是何等困难。③作者正是通过在塑造人物时大量运用反讽，来嘲讽伊丽莎白这种不自知的偏见，展现了她性格中的不同侧面，并且使她性格前后变化形成鲜明的“反讽对照”。

3.3 对达西的反讽奥斯汀对这部小说中的男主角达西也费尽心思地讽刺了一番。达西出身于资产阶级贵族，并且风度翩翩、举止有礼，但却因为班纳特太太的粗鲁言行而看不起整个班纳特一家，进而去劝说彬格莱，让他离开吉英，让本来有可能的一桩婚姻而变得不可能。并且在对伊丽莎白求婚的时候也凸显了他高高在上的傲慢，从而使本来就对他有偏见的伊丽莎白不仅拒绝了他的求婚，还对他大加指责。第二次在尼日菲花园中的舞会上相遇时，通过两人的言语对话能够清楚看出达西怀着傲慢，伊丽莎白怀着偏见，最后导致不欢而散。作者通过对达西傲慢的描述和伊丽莎白偏见的描述，对当时社会的傲慢与偏见进行了反讽。

3.4 对柯林斯牧师的反讽糊涂、满脑子错觉和自相矛盾的典型指的是小说中的柯林斯牧师，他是个生活在自己妄自尊大幻觉中的主观主义者，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喜剧人物。他还未出场，就在信中用笨拙、累赘以及装腔作势的文风表现出了十足的市侩气息，一开脱脱就是一个自贱自负、狭隘愚笨的形象。他生活在自己妄自尊大的幻觉中，并且盲目自信地扮演着幻想中的人物，在面对贵族德・包尔夫人的时候却又表现得自卑自贱、唯唯诺诺，这一前后对比显得十分滑稽，讽刺意味明显。小说作者用了很多笔墨，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描绘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的情节，用滑稽的举止和话语来对他那狭隘世俗的婚姻观进行反讽。小说中关于柯林斯最滑稽的情节要属他向伊丽莎白求婚的那一幕。在求婚时，他像在读道文一样言语虔诚，并严正声明了自己的结婚理由有四条，让人觉得十分恶心但又好笑。“你的求婚使我感到荣幸，可惜我除了谢绝之外，别无办法。”是伊丽莎白对他的拒绝，但是柯林斯却仍旧不知羞耻，还拿自己的身份地位来当作求婚的砝码，再次遭拒后，柯林斯表现的就不仅仅是不自重，而是厚颜了，竟然说“伊丽莎白的拒绝还在鼓励我追下去”。④甚至最后一次求婚造伊丽莎白拒绝后为了自己的脸面，竟然编出“我想只要令尊令堂作主应承了我，你就决不会拒绝”这样的借口下台。作者运用大量的语言和情景进行反讽，塑造了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丑形象。在整个求婚过程中，所有人都知道伊丽莎白不会同意他的求婚，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对伊利斯的求婚会成功，但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想象，从而达到反讽的效果。柯林斯这三次的求婚与伊丽莎白的坚定拒绝形成鲜明的对照，蕴含了作者无尽的嘲讽，甚至可以视其为是这本小说中情节反讽的杰出典范。

第9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论文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反讽;王译本;孙译本 

    一、引言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反讽在这一作品中的运用达到了戏谑、嘲弄及讽刺的效果,使作品生动幽默,富有艺术感染力。令读者百读不厌。在《傲慢与偏见》中,irony(反讽)是其艺术创作的精髓之所在。奥斯汀的幽默和讽刺不动声色,微言大义,反话正说,令人常感余痛难消。然而,反讽又是英语文学翻译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具慧眼识别,又要最大限度地传译,使读者能充分欣赏到原文的反讽特色。本文拟对《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王科一译和孙致礼译)中对反讽的处理作一粗略比较,着重赏析两个译本在保留原小说艺术效果方面的不同处理。以便求教于译界广大专家学者。 

    二、反讽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通常指故意用与原意相反的话来表达本意,以达到谐谑、嘲弄、讽刺、喜爱和亲昵的目的。英语里irony的含义远比汉语里的广泛,它不仅指作为修辞格的verbal irony(反语),也指一种文学技巧(a literary device),主要包括:verbal irony dramatic irony(戏剧性反语)和situation irony(情况反常)即literary irony(嘲弄)。此外,irony还被人们用来表示一种对世界的认识、态度和心态:对世界加以描述、分析与推断,或对世界的矛盾和对抗表现出的一种冷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等等。Irony作为英语辞格(verbal irony)和汉语的反语基本相同。而翻译时能否成功再现英语原作中反讽的风格,使译文达到原文戏谑、嘲弄及讽刺的效果,却并非易事。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具慧眼识别,又要最大限度地传译,使读者能充分欣赏到原文的反讽特色。 

    三、《傲慢与偏见》中反讽的译语对比赏析 

    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是《傲慢与偏见》最大的艺术特色之一。反讽艺术渗透于《傲慢与偏见》整部小说中,贯穿于人物刻画、情节发展与小说结构之中。而反讽又是英语文学翻译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作者或言者的真实思想往往取决于个别词语的微妙差异,说出的话语是一回事,而其所指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在翻译中直接表达出来便会显得生硬、不宜。下面笔者就《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王科一译和孙致礼译)中对反讽的处理进行对比赏析。 

    例1: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王译: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孙译: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傲慢与偏见》中的这一开首句无疑可说是整个英语小说中最着名的开篇语句了。原文里,反讽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特效。主句使用了一个严肃的大字眼“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仿佛在宣读一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然而从句的语调却急转直下“that a single man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变得平淡无奇。整部小说的喜剧性反讽基调便由这一突降法的开篇首句奠定。在王译本中,译者加上了“凡是”一词,更加突出了原文的反讽语气,同时又照应了“举世公认的真理”这一说法。“凡是”二字足以表明这条所谓客观真理的绝对正确性,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存在,译文取得了与原文同样幽默的效果。而孙译文虽然意义传达准确,句子凝练、匀整、利落,但缺少了原文的反讽意味。 

    例2:They were in fact very fine ladies; not deficient in good humor when they are pleased

    nor in the power of being agreeable where they chose it, but proud and conceited. 

    王译:事实上,她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小姐,她们并不是不会谈笑风生,问题是在要碰到她们高兴的时候;她们也不是不会待人和颜悦色,问题是在于她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可惜的是,她们一味骄傲自大。孙译:其实她们都是很出色的女性,高兴起来也会谈笑风生,适宜的时候还讨人喜欢,但是为人骄傲自大。 

    这是一段介绍Bingley姐妹的话语,原文里作者的反讽味道特别明显。王译为了将反语表达出来,在译文里增加了“问题是在要碰到……”、“问题在于……是否乐意……”和“可惜的是,她们一味……”等原文字面上本无而在涵义上却含有的词语,使译笔确切而传神[2]。而孙译照字面直译,语句虽说精练多了,却使读者难于理解原文的讽刺意味,可能误以为她们真是很好的小姐,只不过有点儿骄傲自大罢了。 

    例3:…“To treat in such a manner,the godson,the friend,the favorite of his father”—She could have added“A young man too,like you,whose very countenance may vouch for your being amiable.” 

    王译:……“你是他父亲的教子、朋友,是他父亲所器重的人,他怎么竟这样作贱你!”她几乎把这样的话也说出口来:“他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孙译:……“如此对待他父亲的教子、朋友和宠儿!”——她本来还可以加一句:“还是像你这样一个青年,光凭那副脸蛋,就能看出你是多么和蔼可亲。” 

    这是Elizabeth在听了Wickham自叙可怜身世后的一番话。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聪慧、伶俐的Elizabeth的形象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受到作者的嘲讽。由于对Darcy的强烈偏见,扭曲了她的判断力,使她敏锐的洞察力变得迟钝。显然,谁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不可取的,而Elizabeth此时却偏偏以貌取人,还振振有词,且浑然不知自己的幼稚可笑。王译本在遣词方面不够简练,却十分传神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To treat…”译为“竟这样作贱”要比孙译的“对待”胜一筹。“She could have added”译为“她几乎把这样的话也说出口来”要比“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本来可以再加一句”更生动、形象、贴切。“whose very countenance”译为“光凭你一副脸蛋儿”,更具口语特色更符合Elizabeth爱打趣的语言风格,更能体现她的内心情感倾向。王译更准确地再现了原文风格,使Elizabeth的形象更为丰满、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