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学术思想范文
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不能否认，80年代的“思想”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由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西学的大量引进和“美学热”、“人学热”、“文化热”的兴起，文艺领域中各种“禁区”的逐步突破，固然反映了的躁动，但由于很少进入到深层次的学理层面，思想上总的说来是旧话重提，并没有超出“五四”以来的“启蒙”的范围。人们急于追求的是形成“热点”，成为大众关注的中心。学理的浅薄限制了思想的深化。进入90年代，知识界面临信仰危机，暴露出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是靠“学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此一些文化人开始“渴望堕落”；有的则以“纯学术”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和信仰的丧失，满足于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到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人的书斋生活中去寻求“学术独立”和“人格自由”的楷模。随着“人文精神”讨论的滥觞和“国学热”的兴起，思想和学术都呈现出一种向内龟缩的趋势，与其说是思想和学术，还不如说是意气和文章。兴趣的消解使学者越来越“文人化”，甚至连作家、家也纷纷疏离了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群又一群靠时令散文、小品文逢场作秀的文人了。
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思想和严肃的学问了。深刻的思想和学问是不分家的。思想和学问的分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严酷的高压下，学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学术的方式来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另一种是思想的狂躁和学术的浅薄导致的分裂。我以为，真正的学术规范应当是思想的规范，即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辨析从理论上清除思想界的陈腐之见，在具有基本思维能力的学者中形成某些共识。这就要求一方面尊重事实，包括尊重事实和尊重当代生活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尊重逻辑，要努力从历史和当代现实中寻找某种性的东西，并且要能自圆其说。没有相当的思想穿透力，这两点都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是对单纯事实的接受，也需要有健全的思想。如“文革”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沉渣泛起”，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实就有不同的说法；又如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究竟是由于“化”所导致的，还是由于不够“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们也是各执己见。这些问题没有学理上的和逻辑上的推断，单凭个人感觉甚至情绪倾向来体会，是绝对解决不了的。
由此观之，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的空间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就是说，这种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只是传统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中国传统学术历来只是道德（及道德情感）的附庸，而由于道德的政治化，也不能不是政治的附庸；也正由于这一点，这种学术哪怕表面上“独立”了，实质上也不过是对其依附对象的暂时的悬置，而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人们在学术上所关心的，还是传统儒家经典的训诂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学人眼里，一谈“学术凸现”就是“国学凸现”的缘故。老古董既可避开现实敏感问题，又可曲折地标榜自己对待现实的道德态度，凸现自己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这对于传统型的中国文人的确不失为在现实理想受挫的情况下的一种心理。至于作为纯粹思想探索的学术研究，以及动用纯学术来进行思想上的开拓和突破，则是中国传统学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所以“思想和学术分裂”一说只不过表明了中国学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事实上，道德政治化的思想和依附于其上的学术从来都没有什么“分裂”，而只有“隐显”之别。这真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悲哀。
我以为，当代中国学人的要务并不是如何把学术和思想分开的问题，而是如何超越旧的学术思想而开拓新的学术思想的问题。所谓“新的学术思想”，不仅仅指它的，而且也包括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不再单纯把学术看作思想（道德政治思想）的附庸，而是将严格的学术作为思想本身内在的风骨，它引领思想的灵魂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成为立足于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学术是思想的自律，只有自律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有超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它当然也包含有道德政治的内容，但又不止于这些内容，而是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和审视; 因而它是超功利的，但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它直接关系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前理解结构”。从历史上看，人类一切曾经有过的思想在学者眼里都已经成为了“学术”；就当下来说，没有一种学术不是同时也在表达着一种思想。学术对现实的超越其实是对现实的深化，即深入到了人心和人性的普遍现实、深入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即“时代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它的前面充满了未知数，是根本不可能用一种封闭的、内部一片混沌的思维框架（天人合一、天道有常、五德终始等等）来把握的，而必须精炼我们的思想武器，用一种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锐利而轻灵的逻辑理性来刺穿现实的表层，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趋向。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范。
第2篇：学术思想范文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丰富，已经初步形成框架在此思想体系中，思想的根基是对水利发展的定位。汪恕城认为水利要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五个需要，即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新世纪，人们对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九个转变，要适应五个层次、九个转变的需求，根本的途径是要实施资源水利，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理论基础是水权和水市场，要实现资源水利，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流域统一管理与准市场的结合是实现资源水利的体制保障。上述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每一方面，汪恕城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下面仅就汪恕城一些重要的水利学术思想进行概要性述评，主要包括资源水利、水权水市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利学术思想。
2、汪恕城重要水利学术思想述评
2.1资源水利思想述评
1999年3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实现由工程水利水利到资源水利的转变，作好面向21世纪中国水利这篇大文章》，首次提出了资源水利的概念。同年5月29日，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职工大会上，汪恕城结合黄河治理对资源水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2000年4月7日在中国水资源论坛上，汪恕城做了《资源水利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的报告，2002年9月26日在《中国水利》杂志专家委员会会议暨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汪恕城发表了《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和体制保障》，对资源水利进行了进一步总结和提高，至此，经过不断地完善，资源水利的思想渐渐成熟。
资源水利就是把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地概括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六个方面，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的提出，就是强调资源管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资源水利思想提出以后，在学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个别学者认为将资源水利作为水利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不确切；有的学者认为资源水利是一种新的理念，应该大力支持和探讨。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是学术自由和繁荣的特征之一，通过争论、探讨和实践检验，对水利的认识更加客观和深刻。
自从1999年3月汪恕城首次提出“资源水利”概念以来，至今已经近7年了，实践已经证明，资源水利的理念对我国的治水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水利的健康发展。资源水利的思想彻底地改变了过去以水利工程为主的水利发展观念。在过去很长时间，水利部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兴建各种水利工程，水利部几乎等同于水利工程部，这与水利部担当的管理水资源的重任不完全匹配。资源水利的思想提出，改变了传统的水利的观念，为水利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石。目前，我国的水务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水务统一管理正逐步形成，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约1360个单位成立了水务局或者由水利系统实施水务统一管理，占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总数的57%，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资源水利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说明资源水利的思想有很强的生命力。
资源水利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该思想既从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现阶段我国水利的本质特征，也从实践的角度开辟了中国水利发展的广阔的空间，他改变了我国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必将对我国未来健康水利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2水权与水市场思想述评
2000年10月22日，在2000年中国水利学会年会上，汪恕城发表了《水权与水市场——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讲话，认为“明确产权和水权是深化水利改革、实现水资源优化培植的必要手段；有偿水权的提出是建立水市场的理论基础；资源水价是水价组成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水价的不断调整和水市场的建立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水市场调节三者有机结合，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和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保证”。在2001年2月19日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汪恕城发表了《谈新时期的水利规划计划工作》讲话，强调在当前的规划计划中需要注意四个问题，其中“要认真研究产权、水权、水价、水市场等水利经济问题，研究体制、机制、法律法规问题，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2001年4月27日，汪恕城考察完西北四省后，发表了《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文章，强调明晰水权是水权管理的第一步，只有确立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一套是用来规定社会每一项产品或工作的具体指标）可持续发展才有确切的保障。2004年4月8日，汪恕城到内蒙古、宁夏调研后发表了《水权转换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讲话，指出，“水权转换可以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方向流动，实现以节水、高效为目标的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保障；水权转换既可以在企业和灌区之间进行，也可以延伸到地区和地区之间、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结构用水的转换，还可以跨流域进行流域之间的水权转换；进行水权转换，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水权转让的政策法规”。汪恕城水权水市场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和系统。
汪恕城提出水权水市场理论之后，在中国水利界产生巨大反响，有关水权水市场的讨论异常活跃，远远超出了水利学界，甚至在经济学界、法学界都成为热门的话题。
如果对中国的水权历史进行考察，至少早在西汉时期就形成了初步的水权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到民国时期，已经具备现代水权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行以后，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国家凭借此调配水资源。由于所有权缺乏人格化，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拥有调配开发水资源权利，导致了水资源无序开发现象十分严重，引发了各种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汪恕城提出了水权水市场思想以后，引发的大讨论对中国高效利用水资源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建设需求，将水资源管理由单独的行政管理改革为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管道上来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水利发展过程中，我们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而相应的管理却薄弱得多，特别是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水利更不擅长。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水权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能形成水交易市场，导致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缺乏内在动力，为了促进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逐步实现水资源产权的合理流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市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水资源配置产生深远的影响。
（2）引发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
尽管水权制度国内外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水权制度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其发挥的作用更加有限，水权各种制度的缺乏明确和相关研究的缺失，水资源管理长期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模式进行。水权水市场思想提出和不断实践以后，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有了理论指导和创新的动力。
（3）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水资源短缺引发的必须实施的战略性措施，如何扎实有效地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是摆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水利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水权水市场的思想，能有效地调动用水户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用水户的内在动力，对节水型社会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3生态保护思想述评
汪恕城具有丰厚的环境保护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开展专题论述。在1999年11月6日发表的《谈人们对水九个方面认识的转变》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个转变就是“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防止水对人类的侵害，转变为在防止水对人类侵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人类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的同时，特别强调对水资源培植、节约和保护”。在2000年5月24日广西考察水利时发表的《水利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中，将满足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一个层次加以论述。2001年10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做了《水环境承载力分析与调控》学术报告，在此报告中论述了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关系，指出两者分别体现在水的使用权和污水排放权上，为此要建立两套指标进行管理，即宏观控制指标和定额指标，同时指出了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的途径：减污和增水，清洁生产、节水和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的手段是针对不同污染源采取不同的防治方法；综合运用工程、经济、技术、行政和法律手段；污水处理市场化、提高水域的自我净化能力。2002年4月1日在长江委检查指导工作时做了《紧密结合长江实际，抓好四大关键问题》，对黄委、海委、太湖和长江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中长江的治理关键是“保障防洪安全，合理开发利用，维护优良生态，稳定河势河床”。2004年4月8日，针对社会上大坝与生态问题的争论，汪恕城发表了《论大坝与生态》，该文分析了大坝导致的8个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我国水电的发展正处于生态制约的阶段，提出了水利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进行大坝建设，慎重对待“建坝和拆坝”，水利水电工作者要勇于挑起大坝建设与生态保护两副重担。2004年9月6日，汪恕城在珠江水利委员会干部会议上，做了《新形式下流域机构当好河流代言人》的讲话，明确指出，“在新形势下，流域机构要义不容辞地担起河流代言人的众人，要成为河流的代言人。成为生态的代言人，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从生态保护和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角度来确定工作方针、原则和规划，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上，把保护河流的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开发利用、修建水库、电站放在第一位。”
上面简单叙述了汪恕城生态保护的思想，该思想对水利发展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拓水利服务新领域
2005年11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水论坛”上，钱正英直言不诲地对自己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钱正英勇于剖析自己的勇气和精神令人赞叹！她的话直接指出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水利工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缺位，由此引发了各种与水利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不是钱正英错误，这是我们当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哪个层次。汪恕城环境保护的思想，是在深刻地总结过去水利实践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将水利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汪恕城要求水利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维护河流的生命健康，积极倡导流域机构要做好河流代言人。值得欣慰的是，《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将生态用水放在重要位置给予高度重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为开拓水利服务新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
（2）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的生态环境异常严峻，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成为水利发展的“瓶颈”。必须承认，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水利密切相关。汪恕城生态保护的思想抓住了制约水利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水利建设中，正确处理好水利与生态的关系，积极主动地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改变过去对生态环境漠视的水利发展观，对水利的发展非常重要。近年来，贯穿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水利部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如让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调度很困难的情况下多年没有断流，确保了黄河下游生态环境不继续恶化，黑河连续多年的补水，使曾经无水多年的居延海焕发勃勃的生机，塔里木河七次应急调水，下游植被有所恢复，野生动物也经常出现，塔里木河尾闾河台特马湖最大时达到200多平方公里，湖区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汪恕城生态保护思想，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水利的发展
（3）支撑水利健康发展
水利能否健康地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正确地处理好水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系到水利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我国由于生态环境的压力十分巨大，也异常重视，环境保护意识无论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很强，水利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倍加关注。近年来关于大坝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反对建设大坝的声浪很高，成为水利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汪恕城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贯彻实施，能有效地处理水利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因而为水利健康发展奠定理论与现实的基础。
（4）有利于水资源高效利用
对于水资源是否高效利用，不能仅仅考虑其经济效益，而且要将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纳入考核体系统一考虑。汪恕城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是在考虑水资源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统筹考虑，这样对水资源效率的考察的空间和范围比仅考虑经济效益要大的，而且也比较复杂。在现代社会，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潮流。汪恕城关于给洪水资源化思想，为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充分利用洪水提供了方向，有利于水资源高效利用。
3、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综合评价
综观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哲理性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探讨水资源，是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贯穿了哲学的思想，将对水利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获得了解决水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法。1999年11月16日，汪恕城在《谈人们对水九个方面认识的转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该理念贯穿始终。“我们在防洪工作上也得用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去考虑问题，给洪水以退路，就是给人以出路，不要以为人有多大的本事，人和大自然斗争，还是要服从大自然的规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水利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他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破解中国水问题的核心理念，给洪水以出路，建设节水型社会，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核心问题。
（2）创新性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是学术得意延续的基石，也是增加精神财富的根本。汪恕城的水利学术思想富有很强的创新性，更大程度地引发了与水利有关的各学术界思考，通过这些思想的研究和不断地实践，对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总结，获得了对水利发展的全新认识，带动了相关水利的学术的繁荣，同时为水利发展探索、开辟了新的空间。在水利中嵌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明确提出资源水利、水权水价水市场、水利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既是对传统水利发展观的继承，也是对其适应新时期新阶段水利发展的革新。思想的调整或者变革，必将带动水利实践跟进，影响水利发展的进程。
（3）时代性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是在认真分析我国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水利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家对水利发展需求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他跳出水利看（论）水利，从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角度认识水资源。水利必须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需要，也就是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这都是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时代的召唤，是我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最强劲的迫切要求，水利发展必须满足这个需求，汪恕城敏锐地抓住了时代脉搏，将其引入水利领域，用该理念统领水利工作，不断开创中国水利发展的新局面。
（4）实践指导性
汪恕城许多学术见解都是在学术研讨论会上首先发表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从事水利工作的政府官员，也有众多的相关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术界在学习、研究和探讨，相关部门则积极努力将这些思想应用于实践，解决中国水利存在问题，开拓水利发展新领域。汪恕城针对其思想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不断进一步升华自己的学术思想，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指导水利实践，不仅促进了我国水务体制的改革，将分散的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到统一管理的管道，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奠定了基础的平台，同时也将水利深入环境保护领域，为水利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水权水市场的思想将中国的水管理推入一个新的层次，适应现代社会对水利的需求，更加发挥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对于我国水资源管理机制的改变，节水型社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总的情况来看，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改变了中国水利发展的进程，促进了水利健康的发展，是水利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在中国水利发展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说明：本文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对汪恕城的主要水利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述评，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再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汪恕城著，资源水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修订版），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第3篇：学术思想范文
[关键词]守中；无用；知和日常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2-0070-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22.034 [本刊网址]http：∥
中国的技术哲学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等特征，既得益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辉煌：自春秋战国时期，历经两汉、唐宋，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明末清初衰落，历经千年累积；更来源于古代先贤的智慧启发，《老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科学技术文献。《老子》全文5298字，它形象生动的比喻以及玄而又玄的哲思，涉及伦理、宗教、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充满智慧、气度和预见。从全书内容上加以考察可知，《老子》第5章、第11章，第27章，第77章，第80章等诸多章节都专门论及古代机械制造，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或以技术作比喻阐释其技术哲学思想，这在同时期其他著作中是罕见的。虽然当时科技发展尚在萌芽，但《老子》已深切关注到了科技问题，贡献了极富创建性的思想并产生深远影响。李约瑟曾指出：老子的“无为”精神体现了道家的原始科学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最早记载科学技术的著作，包含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有鉴于此，本文从技术生成观、技术价值论和技术发展观三个角度试探老子技术哲学思想大厦一隅。
一、“不如守中”的技术生成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老子》第25章）可见，宇宙万物的生成和“道”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万物生于无，而道是宇宙从无到有的总过程。“道”是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或方法“可为天地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意思是：万事万物从无到有，背阴向阳，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中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坚守中道，即坚守负阴抱阳。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有负阴抱阳，必有中道。坚守中道，即能相继。技术也是如此，技术产生于“无”中，但遵循着“道”的秩序来运作：在不和谐中寻找和谐，在不合理中寻求合理，在矛盾中寻求中和，在平衡中生长。“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有与无相互生成，难与易相互依存，长与短彼此表现出来，高和低相互依附，万物都有对立面，均需辩证来看，也正因如此万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为了保持天地平衡彼此调和。进而“天地之间，其犹橐a。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5章》）“橐筲”是古代冶铸生产过程中吹风炽火的机械。“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橐a，空虚但不会穷竭，发动起来生生不息，它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不如守中”的“中”字，即为“中和”。老子用“橐筲”为喻，说明这个物质世界及世间的一切活动，犹如气的合分变化，动而用之便有，静而藏之便止。守中之“道”可执、可用、“为天下式”，它是体验和把握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或方法。
在技术生成过程中固然要突破和创新，更需要“守中”或折中。一项技术尤其是具体技术活动在实践过程几乎得不到理想条件，在面对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时，为保证技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通常会选取最全面最兼容的方案，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进行折中选择。在人类的技术活动当中，有些矛盾是“难以克服”的，例如人类认识的限制，客观环境和条件，历史发展的局限等等，为了调和矛盾选择最为可行的方案，既能解决目前困境又能保证技术应用，不失为亦此亦彼的良药。同时，选择“守中”是建立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之上，调和之中各有侧重，“负阴抱阳”顺势而为。人类是不能自由选择技术和生产力的，从这个角度看，“守中”既保证了技术的生成和更新也保证了技术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无之以为用”的技术价值论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11章）意思是：三十根辐条凑到一个车毂上，正因为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车作用。这三十根辐条共同受力承载重量，形成一个共同体，彼此协调运作，使一辆车能够向前行驶。但连接这些辐条的是一个中空的“孔”，没有这个孔辐条不能成为整体，车辆无法前行。虽然这个孔看似无用，实则无用之为大用。老子以此探究“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价值关系。无论是辐条还是器具，他们本身都人们利用的对象即为“有用”，而体现其价值和作用的恰是毂的“无用”。“有”与“无”是老子哲学中常用的一对概念，“有形”与“无形”，“有用”与“无用”，“虚”与“实”等都是在表达老子关于两者之间的思考，借用魏源的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非不知“有”“无”之不可离，然以“有”之为利天下知之，而“无”之为用天下不知。如老子说：“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天地万物都是从“有”中而生，而“无”中生“有”。“无”是万物的本源。正因如此老子重视“无”的作用和价值。
伴随着技术进化的漫长历程，技术价值判断具有自身的系统性，自主性和环境的适应性、改造性。作为技术的主体，人的技术活动是保证技术价值实现的根本原因，并在实践中形成价值观的不断转型和成长。而实践活动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这里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稀缺迫使人们追寻上技术价值，生态资源稀缺要求人类开辟技术价值新路。正是由于现实情况的“稀缺”之无，为科学技术引领新方向。因此，“无”是技术前进路上的“留白”，是技术创生的新契机，人们建筑房子，制造器物、设计机械都是试图利用“无”来满足自身需要求。“无”不仅是机械设计思想上的重要内容，也是设计方法上的创新。在当代技术创制过程中，“无”的理念发挥中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创意设计师陈俊达提出“无用设计”这一设计理念，著有《无用设计》一书。书中提出设计师对技术价值的有益探索，提倡设计应该具有将无用转化为有用的功能，这一理念也可以说是老庄的“无之以为用”思想的暗合。无用和有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两者相对而生。庄子用“大瓠之种”作比喻，阐释了与老子“无用之用”一样的道理：葫芦的果实巨大有五石容积，用大葫芦去盛水其坚固程度不够，把它剖开做瓢又过大，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它。然而在懂得使用的人手中，这无用之物堪比利器。如果把它制作成腰舟，浮游于江湖，它的价值则是普通的水瓢所不能比拟的了。“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同理，大树枝桠弯曲，人人以为无用，然而，正因如此才能树才能枝繁叶茂自然生长。由此可见，有用与无用是判断标准上的差异，即价值观的不同。世上没有绝对的无用之物，对于技术设计者，他们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化腐朽为神奇，赋予事物新的面貌和意义。同时，“无用之用”的技术价值观，也能够体现事物本身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凭借技术使得事物焕发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发掘事物的本性“道法自然”，因此“道”作为自然法则，它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
第4篇：学术思想范文
本文对程国彭《医学心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医学心悟》是清代名医、著名新安医家程钟龄的代表作，集中体现其首先明确“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首创“汗、和、下、吐、温、清、消、补” 八法、“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病因、仲景伤寒学说及理法方药等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家及中医方剂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关键词】 程国彭 《医学心悟》 学术思想
程国彭，字钟龄，原字山岭，号恒阳子，晚年到当地普明寺修行，法号普明子，天都（今安徽歙县）人，生卒年月不祥，附贡生。少年多病，酷爱医学，经多年刻苦钻研，临证卓有效验，四方求诊者众。对危重病人，只要有一线生机，均极力抢救，每能起死回生。著有《医学心悟》［1］与《外科十法》二书。
《医学心悟》系程氏积30年业医心得，融会《内经》、《难经》及历代名医精华编写而成。全书5卷，卷一载“医中百误歌”、“经腑论”、“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医门八法”等文40余则；卷二论伤寒，分述《伤寒论》六经证治；卷三、卷四为内科杂症及五官诸疾；卷五为妇产科病症。是书所列各科病证先述病源、症状，次述诊断治疗，并附程氏自拟经验方。可谓分类清楚，论述简要，所选方药简便易行，内容丰富，切于实用，是一部理论联系临床的中医启蒙著作，流传甚广，被后世认为是中医入门的重要参考书。程氏归宗普陀后，逢皇上拨款大修庙宇，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有患背疽者，有患臁疮、疥癣者，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医学心悟》未及外科，乃复会聚精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为《外科十法》1卷，其书言简而赅，方约而效，与《医学心悟》合刊而成6卷。余偶读是书，若有所悟，现管窥其学术思想如下。
明确八纲，概括病证总要
程氏将病证首次明确概括为八纲，指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
病之寒热，全在口渴与不渴、渴而消水不消水、饮食喜热与喜冷、烦躁与厥逆、溺之长短赤白、便之溏结、脉之迟数以分之。假如口渴而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此热也。假如口不渴，或假渴而不能消水，喜饮热汤，手足厥冷，溺清长，便溏，脉迟，此寒也。病之虚实，全在有汗与无汗、胸腹胀痛与否、胀之减与不减、痛之拒按与喜按、病之新久、禀之厚薄、脉之虚实以分之。假如病中无汗，腹胀不减，痛而拒按，病新得，人禀厚，脉实有力，此实也。假如病中多汗，腹胀时减复如故，痛而喜按，按之则痛止，病久禀弱，脉虚无力，此虚也。病之表里，全在发热与潮热、恶寒与恶热、头痛与腹痛、鼻塞与口燥，舌苔之有无，脉之浮沉以分之。假如发热恶寒，头痛鼻塞，舌上无苔，脉息浮，此表也。假如潮热恶热，腹痛口燥，舌苔黄黑，脉息沉，此里也。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热者为阳，实者为阳，在表者为阳；寒者为阴，虚者为阴，在里者为阴。寒邪客表，阳中之阴；热邪入里，阴中之阳。寒邪入里，阴中之阴；热邪达表，阳中之阳。而真阴真阳之别，则又不同。假如脉数无力，虚火上炎，口燥唇焦，内热便结，气逆上冲，此真阴不足也；假如脉大无力，四肢倦怠，唇淡口和，肌冷便溏，饮食不化，此真阳不足也。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总不外此。
首创八法，立论治病之方
程氏首次将中医治法明确归类为八法，指出“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病之方，则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并对八法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代表方剂及使用禁忌等详细阐述。如汗者，散也，邪在皮毛者，汗而发之；伤寒，其在半表半里者，惟有和之一法；下者，攻也，攻其邪也，病在里，则下之而已；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吐者，治上焦也，胸次之间，咽喉之地，或有痰食、痈脓，法当吐之；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补者，补其虚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精气夺则虚。
每法均列出当法不法，不当法而法，当法而妄法，当法不可法而又不可以不法，法之不得其法以误人等不同情形，详加论述。如在论汗法时，汗者，散也。风寒初客于人，此皮毛受病，法当汗之，若适时不汗，或汗不如法，此当汗不汗之过也。如元气不足，或劳心好色，真阴亏损，或伤食，或寒痰厥逆，湿淫脚气，内痈、外痈，瘀血凝积，或风温、湿温、中暑、自汗等，皆有寒热，与外感风寒似同而实异。若误汗之，变证百出，所谓不当汗而汗者此也。若夫证在外感应汗之列，而其人脐之左右上下或有动气，则不可以汗。有少阴中寒、寸脉弱者、尺脉弱者、诸亡血家、淋家、疮家、伤寒病在少阳、坏病、虚人及女人经水适来者，皆不可以汗，若妄汗之，变证百出也，所谓当汗不可汗，而妄汗误人者此也。凡一切阳虚者，皆宜补中发汗；一切阴虚者，皆宜养阴发汗；挟寒者，皆宜温经发汗；伤食者，则宜消导发汗；感重而体实者，汗之宜重；感轻而体虚者，汗之宜轻。汗不出则散之，汗出多则敛之，此敛汗退热法，其谓致病有因，出汗有由，治得其宜，汗自敛之。
凝炼病因，阐述病证由来
程氏认为，“人身之病，不离乎内伤外感，而内伤外感中，只一十九字尽之矣。风、寒、暑、湿、燥、火，外感也。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夫阳虚、阴虚、伤食，内伤也。此一十九字，而千变万化之病予以出矣。”以十九字概括外感、内伤病因，提纲挈领，言简意赅。
关于火，《内经》有壮火、少火之名，后人则曰天火、君火、相火、龙火、雷火，而丹溪以虚实二字括之。程氏认为，外火：风、寒、暑、湿、燥、火及伤热饮食，贼火也，贼可驱而不可留。内火：七情色欲，劳役耗神，子火也，子可养而不可害。
驱贼火有四法：发：风寒壅闭，火邪内郁，宜升发之，升阳散火汤之类是也。清：内热极盛，宜用寒凉，黄连解毒汤之类。攻：火气郁结，大便不通，法当攻下，承气汤之类。制：热气拂郁，清之不去，攻之不可，此真水有亏，不能制火，当滋其肾，地黄汤之类。
养子火也有四法：达：肝气郁结，五郁相因，当顺其性而升之，逍遥散之类。滋：虚火上炎，必滋其水，所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六味汤之类。温：劳役神疲，元气受伤，阴火乘其土位，补中益气汤之类。引：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入海，引火归元，八味汤之类。
风、寒、暑、湿、燥、火常相杂为患，冬月致病，风、寒、火是也。春兼四字，风、寒、湿、火是也。夏兼五字，风、寒、暑、湿、火是也。秋只四字，风、寒、燥、火是也。
关于风邪，中风有中脏、中腑、中血脉之殊。中腑者，中在表也，外显六经之形证。中脏者，中在里也，如不语中心，唇缓中脾，鼻塞中肺，目瞀中肝，耳聋中肾。又有闭证与脱证之分，闭者，宜疏通开窍，脱者，宜温补元气固脱。中血脉者，中在半表半里，如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药宜和解，而又有气、血之分，气虚者，偏于右，佐以四君子汤；血虚者，偏于左，倍用四物汤；气血俱虚者，左右并病，佐以八珍汤。寒邪中脏，一于寒也；风邪中脏，而有寒有热。热风，多见闭证，理宜疏导为先；寒风，多见于脱证，理宜温补为先。中风不语有心、脾、肾之异，若心经不语，必昏冒，全不知人，或兼直视、摇头等症。若胞络受邪，则时昏时醒，或时自喜笑。若脾经不语，则人事明白，或唇缓，口角流涎，语言蹇涩。若肾经不语，则腰足痿痹，或耳聋遗尿，以此为辨。
关于内伤杂证，丹溪治法，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薛立斋从而广之，气用补中，而参以八味，益气之源。血用四物，而参以六味，壮水之主。痰用二陈，而兼以六君，补脾土以胜湿，治痰之本。郁用越鞠，而兼以逍遥，一方治木郁，诸郁皆解也。程氏认为，杂证主治四字者，气、血、痰、郁也。气虚者，宜四君子辈，而气实者，则香苏、平胃之类可用。血虚者，宜四物辈，而血实者，则手拈、失笑之类。寻常之痰，可用二陈辈，而顽痰胶固，致生怪证者，非滚痰丸之类不济。些小之郁，可用越鞠、逍遥辈，而五郁相混，二便不通者，非承气、神佑之类弗济。
唱和伤寒，“传经直中”为要
程氏对仲景伤寒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认识，在《医学心悟》中有专门论述。
在“伤寒纲领”中，认为“凡看伤寒，以传经直中四字为纲领。”传经者，由太阳传阳明，由阳明传少阳，由少阳传太阴，由太阴传少阴，由少阴传厥阴，此名循经传也。也有越经传者，如寒邪初客太阳，有不传阳明，而径传少阳者。有不传阳明经，而径入阳明腑者。也有由阳明不传少阳，而径入本腑者。也有少阳不传三阴，而径入胃腑者。也有传一二经而止者。也有始终只在一经者。虽所传各各不同，其为传经则一也。夫直中者，谓不由阳经传入，而径中三阴者也。中太阴则病浅，中少阴则病深，中厥阴则愈深矣。此其所当急温也。至于伤寒主治，表里寒热四字也。太阳、阳明为表，太阴、少阴、厥阴为里，少阳居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凡伤寒，自阳经传入者，为热邪，不由阳经传入，而直中阴经者，谓之中寒，则为寒邪。
对于经腑的认识，夫经者，径也，行于皮之内、肉之中也。腑者，器也，所以盛水谷者也。夫邪之在三阳也，有太阳、阳明、少阳之经，凡三阳在经之邪，未入腑者，可汗而已。邪之在阴也，有太阴、少阴、厥阴之经，凡三阴之邪，已入腑者，可下而已。此入腑之腑，阳明胃腑也。凡阳邪入阴尚未结实之证，可还阳向汗。大抵伤寒治法，急于解表，而缓于攻里。对于伤寒阴证，认为阴证有三说，即传经之阴证，阴中之热证也；有直中之阴证，阴中之寒证也；有房室之阴证，阴中之虚证也。
程氏认为，合、并病者，伤寒传经之别名也。或两经同病，或三经同病，名曰合病。若一经病未已，复连及一经，名曰并病。并发挥仲景三阳有合病，有并病之说，认为不仅三阳有合病、并病，三阴也有合病、并病。两感者，表里双传也，一日太阳与少阴同病，二日阳明与太阴同病，三日少阳与厥阴同病。分为直中之两感，传经之两感，如仲景所谓“少阴证，反发热，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此论直中之两感。传经两感，以解表为主，而清里佐之。直中两感，以温中为主，而发表次之。
程氏注解伤寒病证，先列经病症状，后注治法、方药、用法、用方禁忌、主要病证表现及其病因病机等。如注解少阳证，先列症状，如目眩、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寒热往来、呕吐、头汗、盗汗、舌滑、脉弦等症，病证为少阳经受病，法当和解，用小柴胡汤和解之。后列小柴胡汤组成、用法、随证加减用药。再列诸症的病因病机。层次清晰，条理顺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掌握领会。转贴于
奉参诸经，论述各科玄微
程氏上奉《内经》、《难经》、《伤寒》之旨，下参金元四大家及诸贤之说，发前人之未表，阐古者之未及，结合自己的临证感悟与心得，注释临床各科病证，确有独到之处，且理法方药，环环相扣，一目了然。
如关于类中风，认为有火中、虚中、湿中、寒中、暑中、气中、食中、恶中等八种，应辨证施治。关于中风，有中脏、中腑、中血脉。中脏者，寒风，多见脱证，当温补元气，大剂附子理中汤；热风，多见闭证，先用搐鼻散吹之，次用牛黄丸灌之。中腑者，中在表也，中太阳，用桂枝汤；中阳明，用葛根汤；中少阳，用小柴胡汤加桂枝。中血脉者，中在经络之中也，大秦艽汤主之。偏在左，倍用四物汤；偏在右，佐以四君子汤；左右俱病，佐以八珍汤，并虎骨胶丸。
关于腰痛，有风、有寒、有湿、有热、有瘀血、有气滞、有痰饮，皆标也。肾虚，其本也。
关于咳嗽，认为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之火，自内攻之则亦鸣。治法则在止嗽散的基础上，随证加减。如外感咳嗽中，感受风寒，用止嗽散加防风、苏叶、生姜以散邪。暑气伤肺咳嗽者，加黄连、黄芩、花粉以直折其火。湿气生痰，加半夏、茯苓、桑白皮、生姜、大枣祛其湿。若燥气焚金，加栝楼、贝母、知母、柏子仁以润燥等。在内伤咳嗽中，若七情郁结，郁火上冲者，加香附、贝母、柴胡、黑山栀。劳欲伤肾，阴虚不能制火，朝用地黄丸滋肾水，午用止嗽散去荆芥加贝母、知母开火郁。若内伤饮食咳嗽，止嗽散加连翘、山楂、麦芽、萝卜子。
关于喘证，认为外感之喘，多出于肺；内伤之喘，多出于肾。如风寒外客而喘，散之；直中于寒而喘，温之；热邪传里便秘而喘者，攻之；暑热伤气而喘者，清而补之；痰湿壅结而喘者，消之。七情郁火上冲而喘者，疏而达之，加味逍遥散；肾水虚而火上炎致喘者，壮水制之，知柏八味丸；肾阳不足而火上泛者，引火归根，桂附八味丸；脾虚不生肺而喘者，培土生金，五味异功散加桔梗。
关于吐血，程氏认为，暴吐血，以祛瘀为主，而兼之降火；久吐血，以养阴为主，而兼之理脾。祛瘀降火多用四生丸、十灰散、花蕊石散，养阴理脾多用六味汤、四物汤、四君子汤。
关于心痛，程氏认为有九种，气、血、热、寒、饮、食、虚、虫、疰，气痛用沉香降气散，血痛用手拈散，热痛用清中汤，寒痛用姜附汤加肉桂，饮痛用小半夏加茯苓汤，食痛用保和汤，虚痛用归脾汤，虫痛用化虫丸，疰痛用神术散、葱白酒、生姜汤。
关于痿证，丹溪治法，泻南方，补北方。泻南方，则肺金不受邪，补北方，则心火自下降。程氏认为，治痿取阳明，所以祛其湿也。泻南补北，所以清其热。治痿之法，不外补中祛湿、养阴清热而已，方用五痿汤随证加减治脏热，十全大补汤、虎潜丸治气血虚、肝肾虚热。
关于痹证，痹者，痛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治行痹者，散风为主，而以除寒祛湿佐之，大抵参以补血之剂；治痛痹者，散寒为主，而以疏风燥湿佐之，大抵参以补火之剂；治着痹者，燥湿为主，而以祛风散寒佐之，大抵参以补脾之剂。通用蠲痹汤加减主之，痛甚者，佐以松枝酒。
关于三消证治，认为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口渴小水如膏为下消。三消之证，皆燥热结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使胃火不得伤肺也，二冬汤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肾，使相火不得攻胃也，生地八物汤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滋其上源以生水也，地黄汤、生脉散主之。
关于痰饮，程氏认为，大抵痰有燥湿之分，饮有表里之别。湿痰滑而易出，多生于脾。脾实宜消之，二陈汤，甚则滚痰丸；脾虚宜补之，六君子汤。兼寒、兼热随证加药。燥痰涩而难出，多生于肺。肺燥则润之，贝母栝楼散；肺受火刑，不能下降，以致真水上泛，则滋其阴，六味丸。饮在表者，干呕，发热而咳，面目、四肢浮肿，香苏、五皮散。饮在里者，或停心下，或伏两腋，或走肠间，用小半夏加茯苓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精选效方，简便实用易行
自仲景之后，随着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历代医家不断搜集、整理、增辑有效方剂，方剂著作层出不穷。程氏采用由博返约、去芜存菁的方法，从浩瀚的方书中，精选有价值的方剂，分门别类，纳入各种病证之下，理法方药，脉因证治，简便易行。
每个病证之下，先列历代医家对该病证病因病机的认识及治则治法，后列程氏自己对该病证的认知及理法方药，既选《伤寒》、《金匮》等经方，又载《千金》、《局方》及河间、东垣、丹溪、从正等名著名医的效方，还录入《肘后》、《世医得效方》等民间验方，且创立新方。如《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葛根汤、承气汤、白虎汤、四逆汤、五苓散、茵陈蒿汤、真武汤、半夏泻心汤等；《金匮》的百合地黄汤、栀子汤、金匮肾气丸等；《局方》的逍遥散、四君子汤、二陈汤、神术散、藿香正气散等；《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化汤、大秦艽汤等；《内外伤辨惑论》的补中益气汤等。据统计，程氏在《心悟》中创立的新方有搐鼻散、冰黄散、百部膏、改容丸、柴葛解肌汤、加味柑桔汤、治疫清凉散、治痢散、淡竹叶汤、茵陈术附汤、神术散、茯苓升麻汤、假苏散、程氏萆分清饮、程氏蠲痹汤、启膈散、手拈散、泽兰汤、通经丸、五痿汤、补天大造丸、橘核丸、秘精丸、菟丝子丸、生铁落饮、安神定志丸、二冬汤、月华丸、透脓散、消瘰丸、止嗽散、半夏白术天麻汤、贝母瓜蒌散、加味香苏散等多首。无论是精选效方，还是创立新方，都以简约、易行、实用为宗旨。
药味少而精 书中所选方药药味精炼而不庞杂，每位药均列剂量、炮制方法，程氏自创之止嗽散、半夏白术天麻汤即是明例，止嗽散由炒桔梗、荆芥、蒸紫菀、蒸百部、蒸白前各二斤、炒甘草十二两、陈皮水洗，去白一斤等组成，治诸般咳嗽，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咳嗽，均可在此方基础上进行化裁，药味少而精练，药物剂量、炮制方法明确。
药量适中 程氏所选方中药物剂量适中，无大剂量药物的使用，如其自制的治湿痰壅遏所致眩晕的半夏白术天麻汤，由半夏一钱五分，天麻、茯苓、橘红各一钱，白术三钱，甘草五分，生姜一片，大枣二枚组成，药物剂量适中，配伍精当。
用法讲究 每选之方均注明用法及饮食禁忌，如治虚劳久咳不已的团鱼丸，用法为将贝母、知母、前胡、柴胡、杏仁与大团鱼同煮熟，取肉连汁食之。将药渣焙干为末，用鱼骨煮汁一盏，和药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麦冬汤下，日三服。
注重化裁 程氏注重在主方所治病证的基础上随症化裁。如用柴胡疏肝散治肝气不和所致胁痛，如唇焦口渴，乍痛乍止者，火也，加山栀、黄芩；肝经一条扛起者，食积也，加青皮、麦芽、山楂。痛有定处而不移，日轻夜重者，瘀血也，加归尾、红花、桃仁、牡丹皮。干咳，咳引胁痛者，停饮也，加半夏、茯苓。喜热畏寒，欲得热手按者，寒气也，加肉桂、吴茱萸。
此外，《医学心悟》中“医中百误歌”从医家误、病家误、旁人误、药中误、煎药误等方面说明医误之害，令人深思。“保生四要”从节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嗔怒等方面强调养生保健。“外科十法”论述内消法、艾灸法、神火照法、刀针砭石法、围药法、开口除脓法、收口法、总论服药法、复论五善七恶救援法、将息法等外科十种疗法，反映作者外病内治、顾护脾胃、调养为贵、善恶预后的外科学术思想与俱丰的外科临床知识与治疗经验。这些均是《医学心悟》中有别他者、独具特色的闪光点。
第5篇：学术思想范文
在中国古代，人们乐舞不分，统称为“乐”。《礼记•乐记》记载:“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①“比音而乐”代表的是音乐演奏，“干戚羽旄”代表的则是舞蹈，二者都可以称之为“乐”。荀子的《乐论》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家主要的审美对象———乐———的哲学反思。“乐”是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推而广之，可以视为一般艺术形式的代表。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将荀子对“乐”(以及其他礼仪或艺术形式)的反思看成是对中国古代舞蹈音乐艺术的哲学反思，也可以看成是对一般艺术形式的反思。我们可以将他对“乐”等艺术形式的反思看成是他的艺术哲学。事实上，荀子的相关思想确实代表了中国古代先秦艺术哲学的重要成就。荀子的《乐论》阐明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有着自身的内在价值。《乐论》开宗明义，“夫乐(yuè)者，乐(lè)也”②，一开始就点明了“乐”(yuè)与人的感性情感有关、与快乐有关。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舞蹈音乐的本质特点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也可以解释为舞蹈音乐是表达人们快乐的形式。无论是哪一种理解，舞蹈音乐的价值都是满足人们对快乐的欲望与追求。一个事物的价值可以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是指一个事物自身的或自有的价值，亦即可以独立于其他价值而存在的价值。所谓外在价值则是依赖于其他价值的存在而存在的价值，通常指工具性价值。在荀子看来，满足人们对快乐的欲求正是舞蹈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何以见得?首先，荀子认为舞蹈音乐所追求的“乐”(lè)乃人性之必不可免，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之一，也是人性对外部事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如同荀子所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正名》)这里的“精合感应”就是指人的感官在和外部事物接触后的本能的反应，后面所提到的“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均是“精合感应”之结果。如秦汉时期的《礼记•乐记》所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这些情感反应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既不可能制造，也不可能消灭或避免，因为它们是“生之所以然者”，“不事而自然”者。荀子将“好恶、喜怒、哀乐”称之为“天情”(《天论》)。正是因为舞蹈音乐之“乐”所追求的快乐根植于人性对“乐”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反应之中，根植于人性之中，乃是人性的基本需要之一，因此，荀子认为追求快乐乃“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人不能不乐”，“人不能无乐”(《乐论》)。其次，荀子认为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表达喜悦之情的形式，也是满足人的这种基本需要的形式。“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乐论》)人的情感需要发泄，舞蹈音乐则是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因此不可缺少。在这一点上，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颇为相近。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以及艺术)的功用就在于“净化”(希腊文为katharsis，英文译为purge，含净化、宣泄之意)人们的情感。荀子显然也认为“乐”等音乐舞蹈形式具有表达和发泄情感的功能与作用，这也抓住了艺术不同于科学的本质特征:科学探讨的是真假问题，而艺术探讨的是情感或情感的满足问题。再次，舞蹈音乐所带来的那种喜悦之情是其他的人类活动，如认知活动、生产活动、道德政治活动所无法带来的，因此，其价值独立于其他价值的存在而存在，也是其他价值(如道德价值、物质价值)所无法取代的。荀子对舞蹈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这种价值的特殊性有一个说法，即“文”。中国古代的“乐”和古代丧葬祭奠等宗教仪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能是从后者发展而来。荀子和墨子一样不信鬼神。在荀子之前，墨子对于不能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祭礼、礼仪、舞蹈音乐等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④荀子则反对墨子的看法，主张保留这些仪式。荀子认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礼论》)“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天论》)按照冯友兰的解释，“文”就是“点缀装饰”之意，这种点缀装饰的价值就在于可以满足人的“天情”的情感需要。
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也是一样，也具有这种“文”的价值。荀子认为墨子的问题在于“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也就是说，墨子没有认识到“乐”等艺术形式独有的“文”的价值，亦即艺术自有的价值，没有认识到在满足人的“天情”方面，“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具有其他人类活动不可替代的价值。最后，舞蹈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内在价值还表现在这种价值有别于道德价值，它们所产生的感染力不同于纯道德的感召力，所影响的行为也并非总是和道德要求一致，并非总是能产生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后果。这说明审美价值不同于道德价值，纯美学意义上的美丑不同于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外在美有别于内在美(或心灵美)，前者通常是指纯美学意义上的美，后者则实际上是指道德意义上的美，亦即道德上的善。荀子说:“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非相》)这里所说的形相之善恶实为纯美学意义上的美丑，而心术之善恶则实为道德意义上的善恶，而非纯美学意义上的美丑。荀子认为形相之美丑与道德品质上的善恶并不总是一致的，与其行为后果的好坏吉凶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么，舞蹈音乐所带来的那种喜悦之情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美”或“美感”是什么关系呢?施昌东认为这种喜悦之情其实就是美感。⑥按照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将荀子对舞蹈音乐的分析推广到对一般艺术形式的分析，对其喜悦之情的分析也可以推广到对“美感”或“美”的分析。音乐舞蹈所带来的喜悦之情就是美感，而能引起这种美感的属性就是美。按照荀子的观点，从纯美学的意义上，舞蹈音乐的自有价值，所带来的审美的愉悦之情或美感具有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价值，表现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不能不乐”，“不能无乐”，特别当这种价值与道德价值或其他价值不发生冲突时，尤其如此。但这种审美价值或美感自身道德上却是中性的。荀子在《非相》篇中曾谈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尽管“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的“奇衣妇饰”道德上应当遭到谴责(“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然而，这并非是他们美丽容貌的罪过(“非容貌之患也”)。也就是说，尽管道德上他们的行为应当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颠倒了男女之别)，然而，在纯美学的意义上，他们的容貌依然是美丽的，依然能够吸引那些缺少道德思考的女子。有人认为他们的容颜“姚冶”而不美，那是因为他们夹杂了道德判断在其中，他们所说的“姚冶”实际上包含了“不道德”或“伤风败俗”之意，已经不是纯粹的美学判断了。“乐”所引起的美感就其自身而言道德上是中性的，还因为这种愉悦的情感是人性的一部分。“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人性的诸多欲望与情感本身并无善恶或禹桀之别，任何人都有，“凡人有所一同……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荣辱》)
在荀子看来，正是因为“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具有纯审美的肯定性价值，可以满足人们追求审美之要求，所以，它们能够感染人、激励人、调动人们的激情，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为何道德上它能够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原因。如果“乐”不能打动人，对人心人情毫无影响，它也就无法为道德服务。“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乐论》)荀子认为由于舞蹈音乐能满足人的情感的需要，所以其教化的力量也就格外大。“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乐论》)舞蹈音乐由于其节奏、音律、舞步等特点，特别能够振奋人心、鼓舞士气、表现情志，“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乐论》)正是因为“乐”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夫声乐之入人也深”)，所以其所发挥的道德教育或激励作用往往比纯粹的道德教育本身更为有效(“其化人也速”)，能发挥一般道德教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这似乎正是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所想表达的一层意思。平心而论，墨子未必完全“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说他反对舞蹈音乐等活动，“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墨子•非乐上》)然而，“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将舞蹈音乐、美味佳肴、亭台楼榭所能带来的快乐和天下之利相比，后者要远远重于前者。墨子说:“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墨子•非乐上》)因此，仁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故墨子认为“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墨子在《非乐》篇中还列举了“乐”的种种其他“罪状”，如加重税赋、浪费钱财、滥用人力、占用时间等，以说明“非乐”的合理性。荀子反对墨子的看法。他认为“乐”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物质利益，但却有满足人之“天情”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因而能够打动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加以适当的引导，可以用以改造人，并最终实现安邦治国之目的。好的音乐可以使君臣、乡邻、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团结和睦，“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乐论》)。好的音乐还可以治国安邦，“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乐论》)。因此，即使从“天下之利”的角度，乐的作用也是其他人类活动，如生产活动和道德活动所无法取代的。荀子认为乐和礼(伦理道德)在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方面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乐合同，礼别异”(《乐论》)。音乐使人同心同德，礼制则使人区别出等级和分工的差异。
如前所述，虽然“乐”的美学价值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能够吸引人，但道德上却是中性的、有别于道德价值，因此，人们受它的影响而采取的行为未必总是符合德礼的要求。它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道德上未必总是积极的、正面的。音乐可以调动人们积极的情感，但也可以唤起人们消极的情感。荀子认为乐必发于声、动于形。而恶人必有恶人之喜乐，必喜欢恶声恶形，“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乐论》)君子必有君子之喜乐，必喜欢好声好形。“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论》)反过来，恶声恶形必败坏人们的行为与风俗，好声好形则可以倡导健康向上的民风，移风易俗。“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乐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乐论》)因此，荀子认为尽管人不能不乐，乐不能无形，然而，“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论》)。为了发挥音乐等艺术形式的积极作用，荀子主张“以道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乐论》)荀子秉承了孔子“乐以成人”的思想，主张艺术要服从道德和政治的需要，但这种服从依然需要遵从艺术本身的规律，这也是因为艺术和道德政治不是一回事之故。当然，荀子最终的目的，或者说其理想，是艺术和道德政治能够实现“德美合一”，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安邦治国平天下。
中国儒家自孔子起，一直就主张“乐以成人”，主张人的艺术修养有助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并最终有助于安邦治国平天下。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那么，如何理解在儒家传统中的艺术修养与道德修养的一致性?提高音乐的修养何以就可以提高道德的修养?毕竟，音乐具有煽情的作用(“乐者，乐也”)，可以振奋人心，但也可以使人萎靡不振。音乐舞蹈以及诗歌、礼仪等艺术形式何以能够有助于人们道德情感的培养呢?首先，荀子和孔子一样，认为“乐”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是德礼的一部分。不仅政治上，“乐”是德礼的一部分，而且日常生活中，在很多情况下，“乐”与“德”也难以分辨。这是因为一方面，“乐”与“德”(礼)的作用与目的都是一样的，“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大略》)都带有情感的意义，都是为了影响人们的行为。“美”、“善”、“好”在荀子那里，均有“伪”、“文”、修饰、赞美之意，如“广教化，美风俗”(《王制》)。德礼的作用是“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礼论》)与生俱来的情感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引导才能为善。“乐”等艺术形式的作用则是“文”，装饰点缀，使人的“天情”获得“美”的表达。因而，这两种作用有可能合为一种作用，荀子曰之“养”。“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豸頁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礼论》)另一方面，在荀子那里，美善在概念上也难以区别。荀子没有直接用“美”来概括“乐”等艺术的本质，也极少直接讨论“美”或“美”的本质问题，但我们从他的论述和用语中可以推断他对美的看法。他在谈论“美”时，常常是美善不分。如，“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文中的“美”显然是指道德上的“善”。在很多情况下，荀子将“美”“善”看成是相通的概念。如，“崇其美，扬其善”(《臣道》)，这里的“美”“善”是相通的。
“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正论》)此处“美”实为“德”。“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不苟》)，这里德美的意思一致。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施东昌认为:“荀子认为凡是那些具有‘善’或‘好’的品质而又有其‘文饰’的东西都是‘美’的。这也就是说凡是‘善’或‘好’的内容以好的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美’的东西。”⑦简言之，荀子认为与德礼要求一致的“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才是“美”的。这种意义上的“美”已经不是纯美学意义上的美。这也许正是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实情。尽管概念上，纯美学意义上的美和纯道德意义上的善是有区别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美善不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包含了肯定性伦理因素的审美情操的培养当然可以提高行为者的道德修养。其二，“乐”以及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可以表达人的道德情感和政治志向。“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由于音乐等文艺形式自身就具有动人情感的作用，赋以道德的内容，当然也就很容易转化为道德的情感。听音乐能给人带来愉悦美好的感觉。正是因为音乐等艺术形式本身就具有打动人的力量，故用来培养道德情感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效果要好，所以提高“乐”等艺术的修养可以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其三，人的心境有可能影响审美判断、审美趣味，从而使得审美判断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判断。从心理学上探讨，这是因为人们的审美易受主观态度的影响，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也。荀子认为“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正名》)。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不是通过“天官”，而是通过“心”来辨别的，这样，喜怒哀乐等情感就不能不受心境的影响，人们审美时就不可能不受其道德态度的影响。当一个人认为“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的打扮不符合礼或道德的要求时，这必然影响到他对他们外表的审美判断，反映在语词上就会用“姚冶”(妖冶)去形容，“姚冶”本身就包含了否定性伦理判断的审美判断。主观心境甚至可以影响人们基于五官的感知觉判断(对外部事物的判断):“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间而嗛之则不能离也。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正名》)如果心怀忧惧，甚至会影响到五官的功能、判断，享受了万物之美也不能满足，还脱离不了忧虑，虽兼万物之利，还以为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其私乐少矣。夫是之谓重己役物。”(《正名》)相由心生，正是因为心境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情感，甚至影响对外部事物的判断，因此，圣人必须“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天论》)。由此可见，由于审美判断易受心境的影响，因此，不可能不包含伦理判断或伦理观念，如“美丽姚冶”的审美判断就包含了伦理判断的内容。这样，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就不可能不包含道德的情操。如此，前者修养的提高自然可以影响后者的养成与升华。当然，荀子强调“乐”等艺术形式在培养人们道德情操方面的作用并不是说审美情操的培养可以取代道德修养，而是说“乐”具有一般道德教育或一般纯道德修养所发挥不了的作用。荀子的艺术哲学集先秦艺术哲学或美学之大成，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他对“乐”的研究和相关结论实际上可以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乃至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因此，他的音乐舞蹈理论可以上升为一种艺术哲学或美学的理论。他的“乐者，乐也”的观点，抓住了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即音乐舞蹈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与人的天生的情感有关，其内在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人的“天情”的需要。这种审美的价值不同于物质利益，也不同于道德价值，但依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也正是因为“乐”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所以，才能在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移风易俗、治国安邦方面发挥其独特的、难以取代的作用。这一思想也为不包含任何道德内容或政治内容的艺术活动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内在的审美价值本身就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具有自身独立的合理性。换言之，即使他关于德礼的部分内容可能过时，但其纯美学的内容以及他对美与善的分析，依然有其现实价值与意义。他的“礼乐一致”的美学伦理思想深刻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美善合一的美学伦理现象，形成了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即探讨艺术和美的问题总是要和道德修养以及治国安邦联系起来。在西方，只有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1759～1805)才有类似的思想，才看到和强调美学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席勒甚至主张要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变成合理的社会制度，唯一的路径是通过审美教育，他说:“人们为了在经验界解决那政治问题，就必须假道于美学问题，正是因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到自由。”
第6篇：学术思想范文
一、教学幽默的主要功能
“幽默”一词是舶来品,英文为humour,意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对于幽默,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西方某些学者甚至认为解释幽默是一件“比宇宙引力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有人认为,幽默是一种技巧、方式;有人认为,幽默是一种素质、能力;还有人认为,幽默就是可笑有趣,让人在情感上感到会心而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教师把幽默带进课堂,融合于教学过程之中,就有了教学幽默。我们认为,教学幽默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的幽默感,是教师运用富有情趣、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教学的富有艺术性的行为方式。
思想政治课教学离不开幽默。教学幽默在教学领域大有用武之地,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教学功能。
一是激发学习兴趣。教学幽默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趣味性。它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密切相关。教师巧妙地使用幽默技巧,就会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枯燥无味的学习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二是消除教学疲劳。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一项身心紧张的活动,课堂上出现疲劳现象是正常现象。尤其是许多学校将思想政治课大多安排在上午第3、4节或下午第1、2节,学生的疲劳现象就更为突出。在教学中,教师恰当地运用教学幽默,则能消除疲劳,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精神振奋状态。
三是活跃课堂气氛。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不失时机地运用幽默的话语或事例进行教学,可以给紧张、沉闷、呆板的课堂注入兴奋剂,形成宽松、愉悦、和谐的教学气氛。
四是深化知识理解。法国演讲家雷曼麦有句至理名言:“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真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容易让人接受。”思想政治课讲授的正是“严肃的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幽默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无缘。实践证明,如果在叙述概念时列举一个幽默的事例,然后再解释概念,学生的学习成绩就会显着提高。
五是和谐师生关系。由幽默引起的笑声能填平师生之间地位的差异,缩短师生之间心理上的距离,消除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隔膜,建立起亲密、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六是发展学生能力。教学幽默是聪明才智的表现。凡创造水平高的人大都富有幽默感。教师以其创造力进行幽默教学,学生则能逐渐培养起幽默感,从而促进创造力的发展。教学幽默是卓有成效的创造力的培养途径。
七是优化学生个性。幽默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是高尚情操的自然流露,是开朗个性的反映。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幽默无疑能使学生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使他们形成幽默品质,养成乐观豁达的气度,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教学幽默的表达技巧
思想政治课教学幽默主要是通过教师的体态幽默和言语幽默来表现的。
体态幽默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表情动作所体现出来的幽默感,可使教师形象富有动态之美。体态幽默离不开言语幽默,往往与其结合使用。
言语幽默是指以语言符号为载体所产生的幽默。它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描述事件、情景、观点等本身来产生幽默,而且可以通过语言要素的变异使用来创造幽默。从教学幽默艺术而言,语言要素的变异使用最为常用,且难度更大。我们在此着重分析教学幽默的表达技巧。它们大致为:
形象比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打比方。它是以某种事物或情境来比方和说明另一种事物。在课堂教学中,虽然比喻运用最经常、最广泛,但并非任何比喻都能产生幽默效应。具有幽默性的比喻关键在于富有情趣而意味深长。例如:一位教师讲授“我国9亿农村人口,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工具搞饭吃”时,把农民形象地称为“1007部队”。“1”是一条扁担,“7”是一把锄头,“00”是两个水桶,农民种地就是拿一把锄头,刨一个坑,撒上种子,然后挑水浇地。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几亿农民搞饭吃的落后生产状况。
巧妙移用就是采用大词小用或小词大用、古词今用或今词古用、同话异境或异境同话等方式而产生幽默效应的方法。例如:一位教师在讲“货币的产生”时,讲道:“当你走进新华书店,拿着一本《英汉词典》爱不释手时,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指望营业员无偿奉送,也不能学孔乙己----‘窃书不算偷’(学生异口同声回答,并发出愉快的笑声),只能拿钱去买。为什么一张薄薄的‘纸片’,就能买到各种商品呢?”在这里,“窃书不算偷”的巧妙移用,诙谐有趣,增添了语言的幽默情趣。
极度夸张夸张是“言过其实”,从形象、特征、程度、数量、作用等方面作夸大或缩小的描述方式。它是造成语言幽默和喜剧色彩的一种常见手段。在教学中,夸张的巧妙运用,也可产生幽默效应。例如:一位教师讲授“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时,为了批判庸俗唯物主义“意识活动像胆囊分泌胆汁一样”的错误观点,讲道:“如果意识活动真是像胆囊分泌胆汁一样,那么,一个人思维越敏捷,岂不是脑浆分泌越多吗?在座的各位都勤奋好学,思维敏捷,聪明过人。现在,大家不妨赶快摸一下自己的鼻子,看看有没有脑浆流出来。”这种极度夸张的语言幽默,造成了学生的哄堂大笑。在笑声中,他们领悟了知识的真谛。
故意曲解任何一个词语和一句话,都有其固定含义。如果我们不按其固有含义去理解它,而任意附会,使理解或解释与原意不相一致,或完全相反,这样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曲解。在教学中,较为常见的是利用相同或相近发音的词产生一种谐音曲解。例如:批评有些人缺乏远大理想、“一切向钱看”时,可讲道:“在这些人的眼中,‘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谐音曲解可使教学语言产生耐人寻味的幽默效应。
反语倒置这是一种用和本意恰恰相反的语言来表达本意的方法,其具体形式可以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褒词贬用或贬词褒用,等等。例如:一位教师讲授“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时,为了批评有些人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崇洋媚外,讲了这样一段话:“对有些人来说,如今倒是‘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不是吗?请看:手戴‘卡西欧’、脚踏‘本田摩托’、身披‘皮尔.卡丹’,……他们言必称外国,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是谁’,惭愧得很,有几位仁兄的答案居然是小凤仙。”在这段话中,“胸怀全球,放眼世界”是要从反面去理解的。
虚拟情境在教学中,假设某种情境并把它讲出来,即为虚拟情境。虚拟情境能起到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由于有些虚拟本身含有较大的谬误因素,所以也能起到幽默的作用。例如:一位教师讲授“通货膨胀”时,针对有些学生思想上的疑虑,采用了虚拟的手法:“有同学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不好,就是因为经济收入不多,要是我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就多印些钞票,发给人们改善生活。”教师的话语一出,立即引起了学生惬意的笑声。
换名借代不直接说(写)出人或事,而是借用与人或事密切相关的名称来替代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借代,或换名。例如:用“大团结”替代“100元人民币”;用“四只眼”替代“近视眼”;用“54号文件”替代“朴克牌”。又如:一位教师讲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幢时,为了描述当前有些农村的生产现状,讲道:“有些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弃农经商去了,种田的是一支‘三八六一部队’。”“三八”、“六一”是妇女、儿童的代称,含蓄幽默。
转换套用对脍炙人口的某种语言形式,如改变其内容,借用其文句、语气、格式来表达新的思想,即“旧瓶装新酒”,就会产生较强的幽默效果。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时,为了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不注重调查研究、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随口吟道:“朝辞宾馆酒楼间,乡镇视察一日还。群众呼声听不见,轿车已停舞厅前。”教师套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使教学语言产生了令人深思的幽默感。
婉言曲语在教学中,对一些不宜直说或不必明说的事例,运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或含而不露,或绕一个弯子来说,即为婉言曲语,或称婉曲。婉言曲语运用得法,可收到幽默含蓄、富有情趣之功效。例如:一位教师讲授“商品价值规律”时,为了说明商品价格与其质量及价值的密切关系,讲道:“我省以前生产的××牌自行车‘全身都响,就是铃不响’,它能与‘凤凰’、‘永久’等名牌自行车卖同样的价格吗?……”“全身都响,就是铃不响”的说法委婉含蓄,一语中的,道出了该种自行车的质量低劣,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学生虽然忘记了老师的名字,但仍清晰地记着老师幽默风趣的这一堂课。在课堂上,有时面对学生的过错行为,教师不厉声斥责,而是婉言曲语,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例如:一次,几位学生伏在课桌上打瞌睡。此时,教师停止了讲课,用诙谐的语言讲道:“听说有一个小企鹅,在跟师傅垒巢时,总是爱把头和长长的脖子贴到地面上呆一会。它师傅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小企鹅回答说:‘我是对师傅的礼貌’。由此我深受启发,有的同学上课总喜欢把头贴在桌子上,可能这也是对老师的礼貌吧!”话音刚落,学生哄堂大笑,几个睡觉的同学在笑声中被惊醒,羞愧自惭。
当然,教学幽默技巧远非以上列举的数种。教学幽默虽不是流水,但却是浪花。有了它,课才会上得生动活泼,充满艺术魅力。
三、教学幽默的基本条件
第7篇：学术思想范文
1970年初，袁教授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从调查入手，深入民间调研，数十次前往不育症多发区的41个市县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率先发现集中不育症人群与食用棉籽制品密切相关，提出棉籽食品可致男性不育，进而分离出男性抗生育有效成分棉酚。嗣后，国家组织全国18个省市千余名多学科科技医药卫生人员协作攻关，袁教授作为全国棉酚研究协作组化学制药组负责人和山东省棉酚研究组组长带领科研团队对棉酚的理化性质、生产工艺、质量标准与规格、抗生育效果、作用环节、吸收分布、毒理、临床用药方法及剂量、棉酚的拆分、衍生物及络合物的制备和筛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1974年2月在探寻高效低毒棉酚衍生物的过程中，研制成功“男性避孕药甲酸棉酚”，袁教授亲自执笔起草了棉酚、醋酸棉酚、甲酸棉酚质量标准［3］。棉酚是迄今国内外男性抗生育作用最为确切的一个药物，作为非甾体类药物的新发现，填补了国内外男性避孕药的空白。1972年，袁教授首次分析测定出青蒿素的分子式与分子量，为“抗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做出了关键技术贡献。
2系统生态观的中药可持续发展
中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其生态环境保护是袁教授长期关注的课题，他指出：“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物质基础，要发展中药事业，首先要加强中药资源的保护［4］。”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他多次深入山区、药材产地和道地药材产区开展中草药资源调查，搜集民间中草药方剂，编著出版《山东中草药手册》《中草药避孕方剂汇编》和《山东省中草药资源调查报告》。80年代初，面对中药使用量激增，中药及天然药物野生资源日趋减少的现象，袁老认为中药资源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应对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进行研究与科学利用。为摸清山东中药天然药资源现状，积极配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袁教授组织开展了山东中药资源普查，切实推进中药道地药材研究和人工栽培研究。针对中医和中药发展不平衡和“重医轻药”，以及临床用药不规范，中药炮制不当，或调药有误、分量不准，药材霉变，以伪充真、以劣充优等问题，深入分析中药及中药学科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适时地发表了“振兴中医事业必须同时发展中药事业”的重要论述。90年代，袁教授立足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竭力倡导中药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客观化，组织山东道地药材研究，开展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及质量研究［5］，从混乱品种甄别、本草考证入手，就其化学成分、饮片规格、质量标准等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对荆芥全面系统研究，明确了荆芥入药历史沿革，澄清了荆芥入药品种［6］，首次探讨了135种常用中药所含微量元素与中药性效相关性，保障了临床用药安全。24大科学观塑中药产学研经贸战略架构中药为复杂体系，其突出特征是整体性，袁老对中药现代化有着系统思考和独特见解，认为：“中药现代化要立足大科学观，从系统整体观出发，做好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着眼，基础与应用研究、实验与临床并重，科学技术与人文经济融合，产学研科经贸并举，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实现中药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还分析说：“应重视中药基础性研究，无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更不可能有重大创新和突破。要坚持以中医药理论为依据，以临床效果为前提，以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为核心，破行业界限，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多学科交叉协作，探索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机理。从根本上使传统中药提高到现代中药的水平。”1990年，他在20余年中药生育调节研究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从战略发展着眼，系统梳理古今文献，开展专题调研，首次在国内外全面总结中草药节育成果，独立完成了“中药节育的预测研究”，准确客观分析了国内外中草药避孕及抗生育研究思路与进展，前瞻性的提出了我国中药节育研究的发展趋向、目标，尤其强调应着力加强中药复方抗生育作用与有效成分及中药双向调节系统研究［7］。1998年，他综合分析中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水平，着眼于山东厚实的中医药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及在国内外所独有的优势、地理环境特点，增强中药国际市场竞争力，建立中药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高速路”，提出发挥山东居环渤海经济带区位优势，建立集产学研经贸于一体的“北方中药港”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设想和围绕“北方中药港”建设核心，以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自主发展模式创新为着力点，增强中医药科技自主创新力的发展策略建议，推动了中药现代化和“国家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基地”的建设进程［8］。
3系统整体观和非线性科学理念融合构建符合中药
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体系中药质量是中药事业发展的核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教授便着力于现代仪器分析技术评价与控制中药质量的系统方法学探索。80年代初，组织了紫外、红外、荧光、色谱、电泳和细胞核型分析等中药鉴定与质量评价现代方法技术的系列研究，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技术依托单位”，确立了该领域领先地位。遵循中医整体观和中药复杂体系的特点，融汇系统学和非线性科学理念，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中药领域，指出中药质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种质、原药材、饮片、制剂、中成药、辅料及环境土壤等的多维标准规范和综合集成控制。创建性地提出中药全成分分子动态变化整体性、综合性的质量评价与控制理论“中药质量全成分控制论”，即：中药具有整体性、非线性、模糊性、时空序列等特征，单味中药的化学成分是复杂的，中药复方的化学成分更为复杂。并且这些成分存在着极大的可变性。它既有植物生长时由于生物变异及基因表达的可变性，又具有采集加工后成分分解转化的可变性。因此，只选用其一种成分，甚至选用几种成分定性定量，进行评价与控制中药质量，难以反映出中医中药的特色，与中医辨证用药重视整体药效相距甚远。中药的整体作用特点决定了中药不同于西药，中药的质量控制方法必须能对起效的全成分（有机成分、无机成分和络合物成分）进行控制，以中药全成分为基础，以其全成分分子的整体效应为指标，采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方法获取标准量值，达到控制中药质量、保证中药用药安全有效的目的［9］。袁教授首创了“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中药多维指纹图谱共有峰率和变异峰率双指标序列分析法”和“全成分宏观总体效应表征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方法”等系列新方法［10－12］。1994年，他将热力学理论引入中药研究领域，采用微量量热法新技术，运用生物热效应表征黄连、黄芪药效作用机制，探索建立中药质量评价的热力学方法［13－14］。袁老在长期系统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成果，完善了中药及其生产质量控制体系。
4复杂巨系统理论与集成统一分析方法解析中药复杂体系
20世纪80年代，袁教授以阐明中国特色生命科学———中医药学的本质为根本目标，开始了以方剂配伍规律和“方－药－证”相关性研究为核心，运用多学科研究模式，以中医方剂的功效为指标，采用现代分离分析技术，剖析方剂的物质基础，揭示方剂的作用机理，阐明其科学内涵的艰辛求索之路。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修养和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与中药实践，使他对中药方剂有着精深的认识，作出了“中医药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工作是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下，根据中药配伍理论，研究中药复方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功效关系和物质关系，研究复方中药化学成分及其变化（物理的、化学的和活性的），从而探讨中药的协同、拮抗和双向作用，对于发病机体治疗疾病的机理，以阐明中药复方的组方规律，揭示中药作用的本质，进而阐述中医药理论”的论述。形成了“中药配伍化学关系论”，其核心内容是：中药的化学成分是中药的组成，中药化学成分包括有机化学成分和无机化学成分，包含微量元素以及两者形成的络合物成分等。单味中药中具有多种有效成分，每个有效成分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中药在临床上应用多以复方形式，它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复方的中药配伍是以“君、臣、佐、使”及功效方面的“七情”的组方原则，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味中药组合而成，并在机体内作为一个整体而起作用，即复方作用的最大特点是复方中所含中药的综合作用和整体作用。中药通过方剂配伍，可以提高与促进疗效，减低毒性与不良反应，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中药汤剂多是复方，配伍煮后，各种成分多数相互作用，发生多种化学物理变化，含量上升或下降，甚至产生新物质，只有极少数成分保持原有状态，由此反应而产生的新物质，足以导致量或质的变化；汤剂进入机体内又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中药配伍组成的复方，其汤剂的功效作用，不能简单地用单味中药中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功效作用普遍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复方的药理作用并非简单地等于各味中药及所含某些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加合，显示出整体作用大于部分作用的总和，体现了祖国医药学在直接治疗疾病的同时，重在调动机体内在的抗病因素和通过对其他药物的影响使得机体恢复健康。中药复方汤剂中各单味中药所含化学成分有的保持原有状态，有的因相互影响而产生量的增多或减少，有的则产生物理（吸附）或化学反应而产生新的物质。由于单味中药就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单味中药中不同化学成分可以具有不同的生物活性，它们间可以相互协同、拮抗或又协同又拮抗［15］。率先采用色谱指纹图谱技术及效标成分与药效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将智能色谱专家系统用于中医方剂分析，开展了中医传统名方四物汤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四物汤其成分变化与药效的相关性和配伍减毒增效的作用机理与物质基础，确证全方补血药效最佳。继而提出“中药方剂分子合式作用学说”，合式，即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指有序、有规律的作用。中药方剂是一个多种化学成分的复杂体系，含有机成分、无机成分和络合成分。中药配伍制备汤剂的过程中，则可能发生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此反应而产生新物质（沉淀物和非沉淀物），导致量或质的药效变化。当汤剂进入机体内部形成一个随病症可发生协同或拮抗的动态平衡的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复杂体系，在机体内活性成分分子包括原有活性成分分子、代谢产物活性成分分子和间接产物活性成分分子，一种活性成分分子在机体氛围中可改变状态，如形成络合分子等，随病症可呈现一种或几种不同的活性作用，其活性成分应能被机体吸收，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的协同或拮抗作用。起作用的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又可划分为Ⅰ类活性分子，即已作用在靶点上的活性分子；Ⅱ类活性分子，虽未作用在靶点上，但可协同或拮抗Ⅰ类活性分子的活性；Ⅲ类活性分子，是Ⅰ类和Ⅱ类活性分子的作用基础或后续分子。在机体内，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可作用于多个部位、多个靶点或几种活性成分分子作用于同一部位、同一个靶点，其作用呈现层次性、有序性、整体性、综合性和调节性，使机体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病症得以治愈。
5系统动力学方法剖析中药学科内生机制与动力
学科是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功能的平台，是造就学术领军人物与科技拔尖人才的舞台，数十年的学科工作经历，使袁教授体会到高水平学科是实现高质量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础，是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中医药学发展的载体与基石。他立足于建立中药现代学科教育体系，着力构建“中药光谱鉴定学”学科体系，其专著《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及应用》作为学科建设的开篇之作，为中药学与现代科学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径［16］，成为新学科的理论奠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提出：“人才智力资源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物质条件是学科建设的保障、科学技术进步与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原动力、理论知识创新与技术创造是学科发展的关键”的“学科建设发展四要素”和“构建方剂学二级学科群”及“方剂化学”学科的发展目标［17］。1985年初，就学科建设提出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三者的关系为“首、主、重”三要关系。袁老注重优秀中药技法的传承与创新，倡导科学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医药并重、医文合一的人才教育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重视培育文化底蕴深厚的复合型中药创新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从本专科、研究生教育到博士后人才培养层次完备，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健全的五个层次的中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6结语
第8篇：学术思想范文
关键词：叶天士；温病；卫气营血；络病
中国分类号：R2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512-02
叶天士，名桂(1667-1746)，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出生于江苏吴县。少时昼则从师习儒，夜而从父学医，先后拜于周扬俊、王子接、马元仪等名医门下。悬壹济世50载，名扬大江南北，其主要代表著作有《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幼科要略》、《种福堂医案》、《叶案存真》等。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对温病理论的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在诊治内伤杂病方面，师古而不泥古，建树颇多。本文试从以下6个方面阐述叶天士的主要学术思想。
1.明辨伤寒与温病之不同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温病理论萌芽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说，《素问・热论》中有“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之论。至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至今仍指导着外感伤寒的辨证论治。然论治外感热病宗伤寒之旨，其效不佳。随着温菏研究的深入，诸多医家开始认识到《内经》、《伤寒论》所述温病乃伏气致病，对外感温热致病义蕴未尽，宗伤寒之法论治温病，如圆凿方枘。
明清时期，百家开始另辟蹊径论治温病。若方中行、喻嘉言等，虽置温病于伤寒之外，然治法终未脱离伤寒。叶氏对此潜心研究，突破《内经》《伤寒》“伏寒化温”的传统认识，接受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病传变途径和趋势，被后世温病学家誉为温病之总纲，把温病学说上升到理论高度。同时指出：“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病则热变最速”，“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叶氏揭示了外感温病的致病特点，明辨外感温病在病机与治法上别于伤寒。叶天士引伸《内经》中卫气营血之义，并根据温邪致病特点，创立以卫气营血为纲来认识温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据此来概括证候类型及证候之间的相互传变，作为辨证施治的根据。《温热论》曰：“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此段精辟论述，成为温病的辨证论治纲领，确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法在温病辨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叶氏明辨温病与伤寒之不同，所刨卫气营血辨证法丰富了外感热病辨证论治内容。同时，叶氏还发展了前^三焦分证的理论，为温病三焦辨治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重完善温病理论奠三焦辨证体系基础
“三焦”，其名首见于《内经》，本义是说明所属脏腑生理位置及功能。以三焦作为部位分析疾病病机，辨别病证。始于《太平圣惠方》。后世刘河间，所著《六书》提出分三焦论治，不墨守六经，实属中医辨证法中一次重要突破。然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杂而不精。叶天士继承前辈理论，阐明了三焦所属脏腑在温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并以此概括证候类型，作为辨证施治的根据。叶天士创造性地把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于温热病辨治中，使得温病辨治体系的框架大体落成。如在《温热论》有：“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温病“不但分三焦，更续明在气在血。”叶氏的理论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了温病学术的发展，更是启发了清代吴鞠通，其所著《温病条辨》便是在继承叶氏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
3.擅长辨舌验齿之法丰富诊法内涵
因温热毒邪致病具有起病急、传变快、易伤阴液等特殊的病理特点，决定了温病的诊法必须更具特色，以便快速准确的诊断。舌诊在温病诊断中的实用价值逐渐凸显出来。叶天士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温病舌诊体系，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临证指南医案》中记录的大部分医案中都详细描述了舌与齿的变化。在《温热论》中，有近1/3的篇幅论舌(舌质和舌苔)，近1/10的篇幅论齿，详细介绍和讨论了温病辨舌验齿之法，可见验舌得到的相关信息是诊断温病的切要。辨舌包括辨舌质和辨舌苔两方面。辨舌质主要从舌体的色泽、胖瘦等方面着眼；察舌苔当从色泽、润燥及厚薄等方面入手，尽可能细致而完整搜集关于病邪性质、病位的深浅、病情轻重等相关信息。同时，验齿查龈也是温病诊断的重要方法，“温热之病，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揭示出验齿查龈可以测知胃津与肾液之存亡。如齿燥如石、齿白如枯骨分别反应出胃热津伤与肾阴枯竭。另外辨齿垢、齿衄等情况亦有助于证候诊断和判断预后。辨舌验齿法已成为温病辨证不可缺少的要素，经历百年验证，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于中医防治温病的理论和实践中。
4.强调脾胃分治创甘润养胃疗法
叶天士在东垣学说影响下，重视脾胃在人体中的作用。东垣倡导脾气、脾阳是机体运化的动力，临证时多注意健脾气升脾阳。其所创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清暑益气汤等亦被后世习用。叶天士汲取东垣学说并结合自己临床实践，认为脾胃虽同为中土，胃属戊土，脾属己土，脏腑之体各殊，提出“胃喜润恶燥”，“脾喜刚燥”，“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故临证时脾胃应分别论治。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东垣补脾升阳之说基础上，叶天士更注重降胃和胃，并善用甘润养胃药，重视顾护胃阴。正如他所云“阳土喜柔，偏恶刚燥，若四君、异功等竟是治脾之要。腑宜通即是补，甘濡润，胃气下行亦有效验”。叶氏辨治脾胃之法，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5.发展中风学术倡导阳化内风之说
唐宋以前，医家多从外风立论辨治中风。如《诸病源候论・中风候》：“由血气偏虚，则腠理开，受于风湿”。金元以后，对中风的病机有了新的认识，产生许多不同学术观点。如刘河间主张情志化火，肝风内动；李东垣责之内虚气衰；朱丹溪认为湿痰化热，热极生风。叶天士别于前人关于中风论述，认为中风当则之本气自虚。如《医学发明》：“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壮岁之际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如此。”叶天士否定外风致中风之论断，倡导“阳化内风”。中风多为“身中阳气之变动”，与肝关系密切。如肝肾阴亏、阳亢不潜，营阴不足、血虚生风，中土虚衰、肝胃失调，五志化火、烦劳扰动等均影响机体阳气，导致阳气变动，发为中风。这在内风病机认识和辨治方面发展了前人学说，“阳化内风”的认识更接近了中风发病的本质，亦是现代中风辨证分型与治疗的维型。
第9篇：学术思想范文
一、教学幽默的主要功能
“幽默”一词是舶来品,英文为humour,意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对于幽默,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西方某些学者甚至认为解释幽默是一件“比宇宙引力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有人认为,幽默是一种技巧、方式;有人认为,幽默是一种素质、能力;还有人认为,幽默就是可笑有趣,让人在情感上感到会心而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教师把幽默带进课堂,融合于教学过程之中,就有了教学幽默。我们认为,教学幽默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的幽默感,是教师运用富有情趣、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教学的富有艺术性的行为方式。
思想政治课教学离不开幽默。教学幽默在教学领域大有用武之地,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教学功能。
一是激发学习兴趣。教学幽默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趣味性。它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密切相关。教师巧妙地使用幽默技巧,就会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枯燥无味的学习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二是消除教学疲劳。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一项身心紧张的活动,课堂上出现疲劳现象是正常现象。尤其是许多学校将思想政治课大多安排在上午第3、4节或下午第1、2节,学生的疲劳现象就更为突出。在教学中,教师恰当地运用教学幽默,则能消除疲劳,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精神振奋状态。
三是活跃课堂气氛。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不失时机地运用幽默的话语或事例进行教学,可以给紧张、沉闷、呆板的课堂注入兴奋剂,形成宽松、愉悦、和谐的教学气氛。
四是深化知识理解。法国演讲家雷曼麦有句至理名言:“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真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容易让人接受。”思想政治课讲授的正是“严肃的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幽默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无缘。实践证明,如果在叙述概念时列举一个幽默的事例,然后再解释概念,学生的学习成绩就会显着提高。
五是和谐师生关系。由幽默引起的笑声能填平师生之间地位的差异,缩短师生之间心理上的距离,消除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隔膜,建立起亲密、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六是发展学生能力。教学幽默是聪明才智的表现。凡创造水平高的人大都富有幽默感。教师以其创造力进行幽默教学,学生则能逐渐培养起幽默感,从而促进创造力的发展。教学幽默是卓有成效的创造力的培养途径。
七是优化学生个性。幽默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是高尚情操的自然流露,是开朗个性的反映。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幽默无疑能使学生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使他们形成幽默品质,养成乐观豁达的气度,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教学幽默的表达技巧
思想政治课教学幽默主要是通过教师的体态幽默和言语幽默来表现的。
体态幽默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表情动作所体现出来的幽默感,可使教师形象富有动态之美。体态幽默离不开言语幽默,往往与其结合使用。
言语幽默是指以语言符号为载体所产生的幽默。它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描述事件、情景、观点等本身来产生幽默,而且可以通过语言要素的变异使用来创造幽默。从教学幽默艺术而言,语言要素的变异使用最为常用,且难度更大。我们在此着重分析教学幽默的表达技巧。它们大致为:
形象比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打比方。它是以某种事物或情境来比方和说明另一种事物。在课堂教学中,虽然比喻运用最经常、最广泛,但并非任何比喻都能产生幽默效应。具有幽默性的比喻关键在于富有情趣而意味深长。例如:一位教师讲授“我国9亿农村人口,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工具搞饭吃”时,把农民形象地称为“1007部队”。“1”是一条扁担,“7”是一把锄头,“00”是两个水桶,农民种地就是拿一把锄头,刨一个坑,撒上种子,然后挑水浇地。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几亿农民搞饭吃的落后生产状况。
巧妙移用就是采用大词小用或小词大用、古词今用或今词古用、同话异境或异境同话等方式而产生幽默效应的方法。例如:一位教师在讲“货币的产生”时,讲道:“当你走进新华书店,拿着一本《英汉词典》爱不释手时,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指望营业员无偿奉送,也不能学孔乙己——‘窃书不算偷’(学生异口同声回答,并发出愉快的笑声),只能拿钱去买。为什么一张薄薄的‘纸片’,就能买到各种商品呢?”在这里,“窃书不算偷”的巧妙移用,诙谐有趣,增添了语言的幽默情趣。
极度夸张夸张是“言过其实”,从形象、特征、程度、数量、作用等方面作夸大或缩小的描述方式。它是造成语言幽默和喜剧色彩的一种常见手段。在教学中,夸张的巧妙运用,也可产生幽默效应。例如:一位教师讲授“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时,为了批判庸俗唯物主义“意识活动像胆囊分泌胆汁一样”的错误观点,讲道:“如果意识活动真是像胆囊分泌胆汁一样,那么,一个人思维越敏捷,岂不是脑浆分泌越多吗?在座的各位都勤奋好学,思维敏捷,聪明过人。现在,大家不妨赶快摸一下自己的鼻子,看看有没有脑浆流出来。”这种极度夸张的语言幽默,造成了学生的哄堂大笑。在笑声中,他们领悟了知识的真谛。
故意曲解任何一个词语和一句话,都有其固定含义。如果我们不按其固有含义去理解它,而任意附会,使理解或解释与原意不相一致,或完全相反,这样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曲解。在教学中,较为常见的是利用相同或相近发音的词产生一种谐音曲解。例如:批评有些人缺乏远大理想、“一切向钱看”时,可讲道:“在这些人的眼中,‘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谐音曲解可使教学语言产生耐人寻味的幽默效应。
反语倒置这是一种用和本意恰恰相反的语言来表达本意的方法,其具体形式可以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褒词贬用或贬词褒用,等等。例如:一位教师讲授“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时,为了批评有些人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崇洋,讲了这样一段话:“对有些人来说,如今倒是‘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不是吗?请看:手戴‘卡西欧’、脚踏‘本田摩托’、身披‘皮尔·卡丹’,……他们言必称外国,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是谁’,惭愧得很,有几位仁兄的答案居然是小凤仙。”在这段话中,“胸怀全球,放眼世界”是要从反面去理解的。
虚拟情境在教学中,假设某种情境并把它讲出来,即为虚拟情境。虚拟情境能起到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由于有些虚拟本身含有较大的谬误因素,所以也能起到幽默的作用。例如:一位教师讲授“通货膨胀”时,针对有些学生思想上的疑虑,采用了虚拟的手法:“有同学说,现在人们 生活水平不好,就是因为经济收入不多,要是我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就多印些钞票,发给人们改善生活。”教师的话语一出,立即引起了学生惬意的笑声。
换名借代不直接说(写)出人或事,而是借用与人或事密切相关的名称来替代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借代,或换名。例如:用“大团结”替代“100元人民币”;用“四只眼”替代“近视眼”;用“54号文件”替代“朴克牌”。又如:一位教师讲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幢时,为了描述当前有些农村的生产现状,讲道:“有些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弃农经商去了,种田的是一支‘三八六一部队’。”“三八”、“六一”是妇女、儿童的代称,含蓄幽默。
转换套用对脍炙人口的某种语言形式,如改变其内容,借用其文句、语气、格式来表达新的思想,即“旧瓶装新酒”,就会产生较强的幽默效果。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时,为了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不注重调查研究、作风严重,随口吟道:“朝辞宾馆酒楼间,乡镇视察一日还。群众呼声听不见,轿车已停舞厅前。”教师套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使教学语言产生了令人深思的幽默感。
婉言曲语在教学中,对一些不宜直说或不必明说的事例,运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或含而不露,或绕一个弯子来说,即为婉言曲语,或称婉曲。婉言曲语运用得法,可收到幽默含蓄、富有情趣之功效。例如:一位教师讲授“商品价值规律”时,为了说明商品价格与其质量及价值的密切关系,讲道:“我省以前生产的××牌自行车‘全身都响,就是铃不响’,它能与‘凤凰’、‘永久’等名牌自行车卖同样的价格吗?……”“全身都响,就是铃不响”的说法委婉含蓄,一语中的,道出了该种自行车的质量低劣,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学生虽然忘记了老师的名字,但仍清晰地记着老师幽默风趣的这一堂课。在课堂上,有时面对学生的过错行为,教师不厉声斥责,而是婉言曲语,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例如:一次,几位学生伏在课桌上打瞌睡。此时,教师停止了讲课,用诙谐的语言讲道:“听说有一个小企鹅,在跟师傅垒巢时,总是爱把头和长长的脖子贴到地面上呆一会。它师傅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小企鹅回答说:‘我是对师傅的礼貌’。由此我深受启发,有的同学上课总喜欢把头贴在桌子上,可能这也是对老师的礼貌吧!”话音刚落,学生哄堂大笑,几个睡觉的同学在笑声中被惊醒,羞愧自惭。
当然,教学幽默技巧远非以上列举的数种。教学幽默虽不是流水,但却是浪花。有了它,课才会上得生动活泼,充满艺术魅力。
三、教学幽默的基本条件
美国教学研究专家赫修特在《教学艺术》一书中把幽默规定为一位优秀教师所必备的品质和能力之一。教师应该是幽默的人,教师的教学语言应该是幽默的。幽默细胞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1)培养幽默品质。幽默是一位称职的教师最优秀的品质之一。正如英国的M·鲍门所说:“高尚的幽默隐含了生活的全部哲学,它不仅仅是对无知的嘲讽及对笑话和故事的掌握。真正的幽默者能够像从口袋掏东西一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和反映出来,而不要花大力气。”其实,高尚的幽默是教师思想、学识、阅历、经验、智慧和灵感在教学语言运用中的结晶,是一瞬间闪现的光彩夺目的心灵的火花。教师只有知识渊博,才能谈天说地;教师只有虚怀若谷,才能言谈隽永;教师只有开朗乐观,才能出言精辟;教师只有思绪如泉,才能妙语连珠。可见,磨砺思想,修养品性,是教学幽默的灵魂。
(2)领会幽默实质。众多研究结果表明:教学幽默既具有一般幽默的特性——感染性、高雅性、机智性、含蓄性、启发性,又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定性——教育性,且实质在于教育性。教学幽默是形神兼备的,其形是幽默,其神是教育。教学是积极的价值引导活动,教育性是它的灵魂。幽默诙谐决不能脱离教育性。教学幽默不是教学的目的,它只是教学的手段,必须为教书育人服务。
(3)积累幽默素材。幽默能力与教师平时对幽默素材的日积月累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教学幽默素材的来源主要为:①教材中的幽默。这是教学幽默的“富矿”所在。因为教学内容的幽默因素最容易引起学生的直接兴趣。②艺术作品中的幽默。许多笑话、漫画、喜剧、相声、格言、警句、歇后语、谜语、文字游戏等,无不妙趣横生。教师顺手拈来,便可获得良好的幽默效果。③生活中的幽默。如教师、学生和周围其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轶闻趣事和出现的俏皮话、顺口溜、打油诗等。对于这些“活”的幽默素材,教师应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精于运用。此外,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教师要学会加工幽默、改造幽默和创作幽默。例如:“金钱不是万能的”这一格言人人皆知,把它改变一下,就会产生幽默创新:“金钱不是万能的。请千万不要让别人有机会向你说这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金钱是不能的,但金钱不是万能的。”又如:将“凡闪闪发光的并非都是金子”这一格言灵活运用,也会产生新的幽默效果:“凡闪闪发光的并非都是金子,这一点不假。我们虽然不是金子,但让自己的人生闪光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教学幽默更可贵的是教师自己的独创,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4)把握幽默结构。教学幽默之所以富有艺术魅力,关键之一是它出人意料的表达结构。简单的教学幽默即为一个表情动作和一个词语、一句话或几句话等来完成。复杂的幽默则须经过精心设计的开头、展开和结尾。一个典型的复杂的幽默结构可分为引起悬念——渲染铺垫——反转突变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教学幽默接受者又有三种不同的心理效应。所谓引起悬念,就是指教师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避实就虚地设置悬念,使之产生浓厚兴趣,急于探知其中的奥妙。所谓渲染铺垫,就是指教师利用学生的期待心理,对前一段所设置的悬念进行渲染,甚至故布迷阵,使其眼花缭乱,产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之感,从而急于走出“迷宫”,求得问题的答案。所谓反转突变,就是指教师在学生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关节点上,妙语突现,使学生疑团顿释,豁然开朗,从而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收到既引人发笑又令人深思的艺术效果。当然,这三个阶段并不 是固定不变的。有时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可以交替使用。例如:一位教师讲授“静止是相对的”时,列举了一则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法国飞行员碰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极不寻常”的提出,初设悬念)。这位飞行员在2000m的高空飞行时,发现脸旁有一个什么小玩意在游动着,他以为是一只小昆虫,便敏捷地一把将它抓了过来(渲染铺垫)。一看,他大吃一惊(又设悬念):原来是一颗德国制造的子弹!(反转突变)飞行员为什么能抓住飞行着的子弹呢?(又设悬念)因为子弹的初速度为800~900m/s,尔后会逐渐减少至40m/s,这与飞机飞行的速度大致相当。飞行着的子弹相对机上的飞行员来说是静止的。所以,飞行员能抓住子弹(疑点顿释)。我们知道,子弹从枪膛发出,与空气摩擦会产生近100℃的高温,为什么飞行员不怕烫呢?(又设悬念)在学生议论纷纷、猜想答案时,教师妙语道出:因为飞行员戴着特制的皮手套。此时,学生发出了会心而欢畅的笑声。
(5)掌握幽默技巧。教学幽默的具体表达技巧,我们已在前面进行了论述。教师掌握一定的幽默语言修辞技巧,可产生幽默诙谐的教学效果。例如:用“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来形容我国旧经济体制的弊端;用“蛋糕‘使用’了一口,其价值随之减少”来讲授一般商品的价值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而减少。这都是成功的范例。
(6)注意幽默时机。教学幽默要时机得当,为教学所需。一是为学生心理所需,即在学生心理疲劳、注意力分散时,及时插入幽默;二是为教学内容所需,即在教学内容包含有幽默素材或可用以进行幽默创造时,及时使用和创造幽默。一旦时机得当,整个教学过程就会错落有致,高低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