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综述精选(九篇)

第1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闻思想　新闻传播规律

2011年6月10日，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和新闻记者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经验与历程：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媒体的50多名学者及业内人士会聚一堂，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新闻思想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经验，探讨当下新闻传播改革的焦点问题。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黄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记协主席范以锦教授，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张扣林在致辞中指出，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经历发展变迁逐渐趋向成熟是基本共识，新时期新闻传播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探索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领导新闻传播创新与变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正本清源：

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的梳理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不断总结和丰富自己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汇聚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认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历经90年的风风雨雨，大致走过了三个重要阶段——在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风浪中逐渐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苦奋斗中曲折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升华。下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去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为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科学体系打好基础，实现我国新闻事业的更大繁荣与更快发展。

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有新的探索和认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认知大致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新闻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二是就新闻传播过程中使用的事实进行探索；三是就新闻与传播对象的关系进行探索；四是从新闻作品制作的层面探索新闻传播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和认知则主要涉及新闻与经济基础、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新闻报道与题材内容的关系，舆论的运行及其作用，新闻的时效性，新闻传播规律与领导的关系，改进新闻文风等方面。当下在领导和管理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党尤其要重视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认知。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整体上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科学理论和开放的思想体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广安、崔维维对梁启超关于报刊的性质和功能与我党的“喉舌论”，梁启超的党报理论与我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梁启超对记者提出的“五本”、“八德”?要求与党的新闻工作者作风修养进行了比较，认为党的新闻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新闻观点，充分呈现了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管理和经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认为，对党报如何进行管理，甚至还在报刊的创立期间，中共的缔造者们已经为此提出重要原则，即报刊不仅是党的宣传工具，也是党的组织工具，接受党组织的领导。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董小玉、刘成文从《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外宣媒体的地位与意义出发，分析了其1942年整风期间改版所蕴含的深意。《新华日报》改版在党的外宣媒体工作中实现了与《解放日报》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在国统区的产物。经过改版，宣告了外宣媒体的党性回归与坚守，确立了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党性原则。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欧美国家人士掀起了两次访问“红色中国”的高潮。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芮必峰、李家嘉总结了两次高潮的历史过程，指出正是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失实报道激起了西方人士的探访欲望，而中共向西方人士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积极宣扬民主自由的理念、努力亲近西方国家的姿态，给西方来访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新闻观念的历史变迁说明，时代是成就新闻观念的重要背景，它可能造就新闻观念的具体形态，也可能塑造各个国家独特的新闻文化。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樊昌志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报道“不闻”观念的三种典型表述:一是“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毛泽东）；二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胡耀邦）；三是“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江泽民）。新闻报道“不闻”观念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践规则。“文风”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文章的问题，而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党风问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王梅芳、涂明华以历史的衍变为脉络，通过分析考察党内历次有关“文风”问题讨论的话语，分析其出现在不同时代下内涵的变迁。历史的经验证明，以运动的形式解决文风问题，只能在短时期内奏效。“文风”问题的内涵既有变，又有不变。不同历史阶段，整顿文风，实质要面临的问题均有不同，但尊重传播规律，尊重读者，尊重写作技巧，这是不变的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历程和经验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供了比较新颖的视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黄卫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开创的“霸权”理论框架下，全面考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试图全面厘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文化思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戴元光在发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产生吸收了梁启超等中国资产阶级报人的办报主张、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继承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但在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不少坎坷，主要表现为曾经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从现实语境出发，从价值观的培育入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这是构建新思想维度的当代选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批评了一些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过分实用化、功利化的现象，提醒人们不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为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是新鲜灵动的思想之源，而非空洞的教条和说教。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进行了再考察，针对新闻从业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围绕何谓“新型记者”、如何造就、呈现何种特征等问题，从身份意识、业务操作以及开门办报三个方面考察，尽力展现《解放日报》及其办报者在改版中是如何改变观念，积极参与实践，终至明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转身为“新型记者”，从而共同创造并完成了党报的“延安范式”建构。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可以领会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的经过，而且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共党报及其整个从业群体的精神气质，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聚焦当代：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三贴近”，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实行政府、党务信息公开，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重视互联网建设和网络舆论，关注世界新闻传播格局等诸多重要新闻观念正在逐步落实和加强。与会学者针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新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新闻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断深入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王雪竹认为，胡锦涛的新闻思想以坚持党性为原则、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重点、以统筹兼顾为方法、以队伍建设为关键，是科学发展观在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体现、延伸和展开，不仅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思想内容，并且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品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对中国共产党“党管报纸”制度构建与演革历程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这一制度的确立受到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形成较全面的规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了党政分离，突出了以干部配置为重点的报纸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思路逐渐清晰。总的来看，党管报纸的基本制度将坚持下去，但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挑战下，党管报纸的空间将不断缩减，党管报纸的途径及手段也将实行必要的、大力度的改革。比如，党委主要着眼于对报刊的方针政策及意识形态的监管，对报社领导干部的配置，同时通过政府主管机构对包括党报在内的一切报纸实行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行政管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党委新闻工作需要加以完善的问题。首先，要稳步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工作，真正实现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其次，要加强指导、统筹协调、形成党政新闻的合力。党委新闻工作进一步推进要注意三点：一是要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党委新闻发言人信息权限问题。二是统筹协调机制如何设置的问题。三是要切实解决好“重复、多头、交叉、信息不一、口径不一”的缺憾。他认为，党委新闻人要比政府新闻发言人更具备专业化，甚至是“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更要有新闻性、故事性，更要有说服传播的能力与技巧。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重点。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亚平、刘静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全面考察，认为从强调“舆论宣传”，到强调“舆论导向”，再到强调“舆论引导”，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当下更多地强调舆论引导，凸显党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主体性的认识与尊重。针对国际舆论格局呈现的“西强我弱”态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认为，对外舆论宣传的要务是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历史和国情的逻辑中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传播内容上，宏观方面可以多务虚，将着力点放在传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上，多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具体开展国际传播时要微观、具体，加强对各个国家研究。在国际传播路径上应有主导性、前瞻性的思路，加强党委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努力打破西方媒体的“冷战思维”。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李本乾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为个案，探讨了党报对外传播模式的创新，认为其有三个主要特点：通过建立国际学术平台，探讨全球话题，建立了党报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渠道；发挥名人效应影响国际传媒议程，间接提升了党报国际议程能力；有效利用西方话语体系表达我国诉求。

党报，是我国传媒业的政治核心和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但由于“耳目喉舌”的功能定位，使得党报在改革中受到的制约也是最多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党报？他认为，一份“好”的党报应包含如下特征：首先是办给尽可能多数的人看，这是党报作为执政党代言人的政治基础；其次要好看，有亲和力，这是吸引读者向党报靠拢的第一步；再次兼顾政策解读和民生关怀；另外，权威性也是党报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嘉兴日报总编辑蔡伟达介绍了《嘉兴日报》以“努力办好红船旁的党报”为宗旨的改革，该报以视觉创新为突破点、以内容创新为攻坚点，为党报创新由点及面的推开，尝试了一条具有实践操作示范意义的路径，其创新改革的经验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冯帆、马艺认为，网络的发展带给党报巨大冲击，现时应着重借助网络互动性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发挥党报群众性办报传统，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自身的突破。

第2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目前，音乐撰写的毕业论文，问题很多，离“学术规范”很远。其中，抄袭、剽窃现象是最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是：或抄袭音乐老师的文章；或抄袭音乐名家权威的文章；或抄袭外国音乐家的文章；或抄袭一般音乐作者的文章。其抄袭的方式多样，有的是东拼西凑，有的干脆从网上下载，改名换姓。

音乐本科毕业论文抄袭、剽窃现象为何如此严重？许多专家教授都曾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先天文化基础不牢”。音乐专业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不高，他们被录取时，文化分数低于其它专业很多。而“论文写作是一种综合的脑力劳动”，撰写论文“实际上是作者思想、观念、知识、修养和语言文字能力的全面体现”。

[1]“他们最应该补习的东西是文化。” 〔2〕

音乐专业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些“先天”不足。他们从小用大量的时间接受音乐技能训练，文化知识的学习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自然要受到一定影响。[1]因此，撰写毕业论文困难较大。“论文是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最方便、最好的一种载体。”〔3〕“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首先应该能清晰明白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现在还不习惯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知道学术思想从哪里来。” 〔2〕

（二）“后期训练不够”。开设相关的课程很少，音乐专业开设此课程更少。他们在撰写毕业生论文之前没有受此教育，没有进行写作音乐论文规范化的系统训练。郑州大学教授郭英剑说：“不客气地讲，我们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没有能够受到良好的学术规范教育”。[3]因而，直接导致音乐专业写作训练的不足、学术规范意识的缺乏。中央音乐学院钟子林教授认为：“对音乐系来说，应该把论文写作规范作为一项教学的重要内容”[3] 例如，音乐专业学生不通晓论文写作的技术规范。有位学生的论文题目是《源远流长的古筝史》，其内容摘要：“凭着自己对古筝的兴趣和爱好，以及大学四年所学到相关音乐知识，使我对古筝的学习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写成此文。”显然，这位音乐专业学生不会写“内容摘要”。

音乐专业本科毕业生，是未来音乐学科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然而，我们目前却没有加强对他们的科学道德教育、没有制定防止学术失范的根本措施；没有教育音乐大学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从事学术研究者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也没有组织他们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树立法制观念。

（三）“部分专业教师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其一言一行、思维方式、指导思想都会对学生的价值判断产生影响。而专业教师中重技术、轻学术的思想也会对使学生不重视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音乐专业的特殊性质要求对其所学专业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对其教学及工作的评价也由其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决定 ，至使教师产生技术至上的思想。“作为大学教师，要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感染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如果一个教师在学术道德上不能为人师表，那他怎么可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教师决不能在学术人格、道德操守上把自己降为普通人”。[3]

一句话，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最终导致音乐专业学生不知该怎样入手撰写毕业论文，不知做学问的方法。

二、

“音乐学是一门专业技能，要从事这门职业，必须掌握学科术语以及写作技

巧，对音乐学提出看法。这种看法必须就学科规定的内容用学科接受的写作方式表达出来。”〔2〕

音乐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要在毕业之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各环节的初步训

练。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科研实践训练。怎样达到这一目的？

笔者认为：综述训练方法是有效训练音乐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方法，能够

达到这一目的。

其实，西方国家的大学音乐教育，早已注意这一问题。“在西方国家学习音

乐，首先要学习的课程是文献书目与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师会告诉学生各种有关书籍文献、图书馆分类和查找方法等等必要的资料收集手段。”“在学期末课程结束时，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做研究状况综述，就某一个题目总结有关数据，明白前人做了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2〕

何谓“综述训练方法”？是指根据论文写作规律，在专业教师指导下，通过

学生根据已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每年围绕音乐某一选题，一开始就学习将大量分散的有关本选题的音乐文献，通过各种检索方法收集整理；一开始就学习广泛综合、归纳前人音乐文献数据中有实用价值、有见解的新材料的方法；一开始就学习具体分析有关本选题音乐文献的异同点，并学会述评、阐明自己的观点。“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和艺术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每篇以综述文体撰写的学年论文，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经过2至3篇的“综述训练”，再撰写毕业论文。当然，优秀的综述文章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这种训练要求具备以下特征：

（一）连续性。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综述训练，连续不断，直到大学四年级完

成撰写毕业论文。这样，将音乐本科毕业论文由一次性写作变为“四年性”论文写作过程。从“综述训练”到论文写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练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完成论文写作的所有环节，最后撰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通过答辩。

（二）同步性。音乐专业学生撰写综述与专业理论课的学习、公共课的学习

同步进行，有机结合，其知识结构同步扩大，学问同步积累，到撰写毕业论文时必能很快进入研究状态。因为在这期间，他们学习《哲学》《法律》《教育学》《心理学》和专业理论等课程，通过综述训练的不断思索，已经积累相关知识，感悟必出。

“综述训练”为本科毕业学位论文的写作选题打下基础。学生选择毕业论

文课题，总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与专业理论课结合，二是与已撰写过的综述训练内容结合。河南大学音乐教育2000级于捷在大三时曾撰写学年论文《音乐治疗学综述》，她的毕业论文《现代音乐治疗学管窥》就是在综述基础上完成的。此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收入《河南大学学术论文集》（2004）印刷出版。

（三）实践性。坚持多写综述，实践再实践，是掌握撰写论文和做学问的基

本途径。在实践中学习撰写综述，在实践中提高撰写综述的水平。

（四）全员性。要求所有音乐专业本科学生参加“综述训练”、所有专业教

师参加指导，教学管理人员进行宏观管理。

“综述训练”离不开专业教师指导。有谁来组织实施“综述训练”？笔者

认为：由的二级学院组织，以音乐专业理论教师为主、音乐专业技能课教师为辅，并有教学管理人员参加的队伍，具体指导学生进行综述训练。在教学计划“毕业

论文写作”中，应有所体现这一方案。其指导形式，或专业理论任课教师通过课堂组织；或专业技能课教师单独指导。

三、

综述训练方法的步骤：

（一）选题：一是专业教师结合本课程的教学规定题目。例如，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班一讲师在讲授《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为学生学年论文规定的选题范围限定在《中国传统音乐综述》。这样，学生可选其中一章题目综述，也可选所有章综述。学生结合所学课程的内容撰写综述，有可能做到综中有述，述中有综；既不是纯碎的音乐文献堆砌，也不是专业教材的简单重复，而是专业知识的升化与掌握。二是学生结合自己主修课程选题。一般要选较小的题目，文献资料的来源有保证。如果选题太大，不易掌握。例如有的学生选题是《小提琴的发展史研究综述》、《世界舞蹈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综述》，这类选题偏大，难以承载，不能完成。如果没有围绕已掌握的专业知识选题，学生则对要综述的内容不能形成自己的论断。“综述的题目越具体、明确，搜集音乐文献越容易，写作范围越清楚，因而也越容易把综述的“焦点”写深写透。”〔4〕提倡“小题大作”，而不提倡“大题小作”。

（二）收集音乐文献。

“综述训练方法”的基础是检索音乐文献。欧美许多国家，“大学里导师们

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指导，一开始便是如何使用图书馆数据。”〔5〕音乐专业学生没有掌握音乐文献及其检索知识，也就没有检索音乐文献的能力，在撰写论文之前，对有关课题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了解，也是抄袭、剽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当他们具备了检索音乐文献的能力，不但有利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确立重点需要阅读与研究的论文论著；有利于确立资料收集的范围与相关研究的意向，避免研究课题重复；而且也能从根源上杜绝抄袭、剽窃现象的发生。

首先，音乐专业学生要认识音乐文献的特性。音乐文献既有理论论著、乐谱，更有载体形式不同的有声音乐作品（单声道唱片、立体声唱片、激光唱片、激光视盘、录音慈带、录像磁带等等）；音乐文献具有语言文字和非语言文字特征。〔6〕

其次，音乐专业学生要熟悉音乐工具书，掌握传统的检索方法，到学校图书

馆、院（系）资料室查找音乐文献。在西方进行音乐研究，其快捷方式是辞典和百科全书。“在这些工具书里，我们可以找到基本事实，某一个术语的准确解释，以及该词条所涉及内容的简要概括。”〔2〕音乐工具书是在已有的大量音乐图书数据基础上，广泛搜集音乐范围的知识材料，按照一定方式加以编排，为人们提供音乐基本知识和数据线索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常见的主要有音乐文献目录、百科全书、音乐年鉴、图录等。还可利用音乐期刊查找，效果不错。它分理论和乐谱两类。理论有《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等，以评论音乐为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星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锺》《乐府新声》《交响》《音乐探索》等，以音乐理论研究为主，以其学术性见长。曲谱有《音乐创作》、《音乐生活》、《音乐天地》、《歌曲》、《通俗歌曲》、《祁连歌声》、《广播歌选》等，以刊载不同体裁的音乐新作为主。〔7〕音乐专业学生可查馆藏音乐期刊目录或馆藏音乐期刊篇目索引，就可获得有关资料。

再次，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音乐专业学生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检索

方法，熟悉主要网站及网址，上网查找。（1）雅虎(http:.cn)。其按主题分为14类，音乐专业学生点击“娱乐”类目下的“音乐”，即能获得各类

音乐相关信息；若点击“参考数据”类目下的“图书馆”，又可以查到联网的音乐图书馆的文献信息。（2）中国期刊网(.cn)等.。

（三）做读书笔记和卡片。这是很关键的一步，目的是获得本选题有用的音

乐文献。首先“确定摘录项目：包括参考文献著录项的作者、论文题目或书名、刊物名称或出版社名称、年、卷、期”〔4〕等。其次确定摘录内容：重点在于写好摘要，适当摘录正文内容等。再次将卡片“分类、归入提纲、标号：根据摘录卡片的内容进行初步分类”，〔4〕将相关的、类似的观点内容分别归类；对结论不一致的音乐文献，要学会对比分析，按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做出是非的判断。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应将自己的心得、感受、思想火花记录在卡片上 备用。

（四）草拟提纲：在积累大量读书笔记和卡片的基础上，写出本课题综述提

纲。通过提纲，将已掌握的音乐文献组织起来，并串连到本课题研究的问题上。一般可采用“分类综述”，例如余琛《近年来唐代乐器研究综述（载《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2期）就是分类综述：“一、打击乐；二、吹奏乐器；三、弦乐器。”

（五）评判：在概述音乐文献的基础上，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就浮出水面。这

时，就要评判前人的成果是否有价值、取得哪些成绩，尤其要注意分析两个以上音乐学者不同的学术思想、观点的异同。在此基础上，适当阐述自己的意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样，“文献综述”不是纯粹从文献到文献的碓砌。

（六）回顾研究与建议：这是最后的步骤。在评判的基础上，要提出进一步

研究的设想和内容，力争发前人未发之言，并分析新的研究思路的可行性等。

为便于说明问题，再详细分析上例：

1、综述题目：近年来唐代乐器研究综述（作者：余琛，载《交响——西安

音乐学院学报）

2、前言部分：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唐代乐器的研究作分类综述。

3、正文部分（分级分类标题）：

（1）打击乐（再细分各种乐器）;（2）吹奏乐器（再细分各种乐器）;（3）弦乐器（再细分各种乐器）.

4、初步印象：总结全文，提出研究不足。

这篇论文作者至少做卡片85张之上，因为本文引用论文85篇。

音乐专业学生可选其中一类乐器进行综述研究，例如“弦乐器综述研究”；

也可先其中一种乐器进行综述研究，例如“古筝研究综述”。另外，根据读书笔记和卡片，可把年限定为“近年来弦乐器综述研究”、“近年来古筝研究综述”。

四、

“所谓学术，它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做学问的方法，二是指应用一

定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所得到的成果。”〔8〕著名学者王力先生特别强调学会撰写论文方法的重要性，他说：“研究生的任务不单纯是接受知识，而且要进行科研工作。因此，研究生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写论文。”“我们现在要求研究生写论文，就是要他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会写论文的方法。”〔9〕显而易见，综述训练方案，对培养学生做学问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走向“学术规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综述训练”为音乐专业毕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命题。“在西方，指导

教授和学界人士一看论文的导言就可以判断论文是否有学术价值，因为导言部分通常会对前人在某一个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做出回顾和评价，然后以此 作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中心论点，即命题。”〔3〕而我们目前，音乐专业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这一部分。

（一）“综述训练”使学生对前人的学术成果一目了然，熟悉本课题的研究

现状、进展和困境，避免“重复研究”和“常识研究”。“按照德国学术规范，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们就受到文献分析训练：要研究某个问题，先必阅读归纳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文献，然后再考虑自己能做什么。”〔2〕

（二）“综述训练”使学生正确使用引文、注释等。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昌

勇认为：“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化是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7]“西方的学术论文注释很长，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积累和保证学术发展的重要措施。如果不重视这种积累，就为剽窃抄袭制造条件。”〔3〕

（三）“综述训练”能够训练学生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锻练学生覆盖专业

知识的能力。分析与综合是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而撰写综述文章离不开分析与综合。只有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形成科学规范的写作思路。

（四）“综述训练”能够锻练学生查找和积累文献资料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学会各种检索音乐文献手段和方法；学生做笔记、做分类卡片，为毕业论文积累学问。厚积累，多看书、多搜集、多动手，根深方显凝重，厚积方能薄发。“抄一本书是剽窃，抄十本书是研究，抄一百本书是学问，抄一千本书是大家。” 〔2〕

五、

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工作中进行“综述训练”，既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

的培养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和掌握做学问的方法。但要全面解决培养学生走向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应开设相应的课程，“学术规范”教育应成为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其内容包括：音乐文献、音乐文献检索、著作权法、学术论文写作等。这门课程可称为《音乐信息文献综合检索与论文写作》。

在音乐专业开设这门课程，有必要与信息素养教育结合起来。当今，在“美

国，信息素养教育成了讨论热点。”﹝10﹞我国在图书馆界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图书馆员要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发挥作用，责无旁贷。

从这门课程内容看，涉及音乐学、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写作学及计算机应用。要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提倡图书馆员、音乐教师、法学教师、写作教师、计算机教师等多方合作开课，音乐教师讲授音乐文献部分、法学教师讲授著作权法部分、写作教师讲授论文写作部分、图书馆员讲授计算机检索和手工检索部分；辅导实习以图书馆员为主，专业教师亦积极参与，与图书馆员密切合作，这样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在美国，专业教师与图书馆员的合作，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意味着图书馆员积极走进学科教学的课堂，全面地深层地参与课程；另一方面，它要求教师把信息素质内容纳入自己的课程要求，接纳并主动寻求图书馆员的帮助与合作，双方协同进行课程作业活动等的设计师实施乃至评价。这是信息素质教育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只有通过它，信息素质教育才能直接惠及全体教育对象。”﹝10﹞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蔡际洲．音乐论文的写作基础〔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1）．

〔2〕陈铭道．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3〕程千帆，巩本栋．贵在创新〔C〕．学术规范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24．〔〕郭英剑．〔〕杨玉圣．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关于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C〕．697．〔〕张国春．近期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讨论综述〔C〕．*128．〔〕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命题和注释——简评我国法学研究的流弊〔C〕．497．〔〕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C〕．194页．

〔4〕黄栩兵．文献综述的写作〔J〕．人民军医，2004（4）．

〔5〕杨沐．我国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J〕．音乐研究，1988（4）．

〔6〕郭旗．音乐文献的特性〔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3）．

〔7〕童小燕．谈音乐期刊文献的开发利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3）（4）．

〔8〕王振铎主编．编辑学通论〔Z〕．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94页．

〔9〕葛发智，陈崇铨．学位论文的要求、准备与撰写能力的自我培育〔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1996（3）．

﹝10﹞王朴．为信息素质而合作——来自美国的启示．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1）

第3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关键词：电视综艺晚会　导演　素质

一、电视综艺晚会导演的素质

电视综合文艺导演所从事的工作。是将策划人和撰稿人用文字撰写的文学台本，动用电视技术中诸多表现手段，把文学台本中那些思想深邃的、构思精美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新鲜的、活泼的、形式多种多样的节目，经过设计、加工、创造性地转化为荧屏艺术形象，使文学台本的内容进入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成为一台有机的、独具电视特点的综合文艺节目，供电视观众欣赏、娱乐和审美。要达到这些要求，导演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否则是难以胜任的。因此，电视导演是一门复杂而又特别的艺术，导演必须是具有多种才能的人。

1.政治素质

电视文艺导演的艺术创作是面对亿万电视观众，这要求做导演工作的人员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思想上具有对社会的、民族的、时代精神风貌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多层次收视观众心理上的感应力，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

2.业务素质

首先，导演对于文艺作品的优劣要具有很好的判断能力；能根据党的宣传方针，结合当前形势，确定节目主题，制订切实可行的节目录制计划，满腔热情地向社会提供优秀的艺术作品，以影响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在艺术欣赏中得到激励与鼓舞。这是导演业务素质的主要方面。

其次，组织协调能力。一个电视文艺节目的成败，关键在于导演的组织和实施能力。为此，导演务必协调好艺术部门和技术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合作者们心中有全局，使各部门都深知某一环节的失误将会导致不良的后果，要求各部门全身心地投入，忠于职守，在导演的统一指挥下，成为有机的整体，沉浸在和谐的创作氛围中。从外部说，导演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善于争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注意观众的意向和愿望，所办节目雅俗共赏，能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肯定和欢迎。

3.实施能力

导演的业务实施能力表现在能够撰写电视文艺节目分镜头脚本和串联词上，具有担任导播的能力；导播时镜头调度连接流畅，切换点准确，富有节奏感，能完整地表达主题和创作立意；熟悉电视文艺节目后期制作流程，能独立地组织完成后期编辑、配音、合成等工作。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概括地说，导演的业务能力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抉择能力。即对各工种工作人员、晚会节目、晚会形式与风格，以及节目生产全程各环节、突发事件的解决、决策能力。

第二，视觉想象能力。如果一台晚会直到呈现出来，导演才能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话，那么，这个导演至少是不称职的。一个导演，在执导一台晚会的时候，在晚会的策划和实施准备阶段就应对自己的未来作品做到“心中有数”。艺术直觉、前瞻能力和“过电影”能力，往往被当作判定一个导演水平高低的依据。因此，任何一位有志于电视综艺晚会导演事业的人，都应努力培养和锻炼自己的这种能力。

第三，独到的艺术见解、观点及表现能力。导演是一台综艺晚会的组织核心和艺术灵魂，他的艺术见解、艺术观点和表现能力，将直接制约和决定着一台晚会的艺术风格、品格。因此，电视综艺晚会的导演必须时时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和表现力，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电视综艺晚会导演职责

电视文艺是综合性艺术，一台成功的电视综合文艺晚会，凝聚着若干艺术部门、技术部门各工种的辛勤创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电视导演则是这一艺术创作集体的核心。关于导演工作的实施，可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前期的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排练节目期间的工作；第三阶段，实地录像工作；第四阶段，后期制作工作。

在前期的工作中，导演集中精力进行案头工作。首先，研究策划人、撰稿人撰写的策划性文学台本，撰写出导演工作用的导演工作台本，或叫做镜头本。其次，撰写导演阐述，以期在举行全体摄制组工作会议上宣读。

从总体上看，电视综合文艺的导演主要承担三个重要职责：

(1)摄制计划的制订者；

(2)艺术风格的设计者；

(3)实施制作的指挥者。

1.撰写导演工作台本

导演撰写工作台本的依据是文学台本。首先要仔细地研究文学台本并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这台综合文艺晚会的立意与主题。也就是说，创作这台电视综艺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表现什么?表现什么思想内容?第二，在构思这台电视文艺节目时预计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效果；第三，在社会效益上期望观众从节目中获得哪些主要的收益(宣传某种思想、提供审美愉悦、精神娱乐等)。经过这几个方面的认真分析，导演清楚了文学台本中的内涵和节目的总体构成。在这个基础上导演运用想象进行形象化的电视艺术构思，将构思中所设想的内容用文字表述出来，成为未来电视文艺节目的摄制蓝图，也就是导演在工作中使用的工作台本。

导演所撰写的工作台本，凝聚着导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体现着导演独特的总体构思以及调动诸艺术表现手段和运用多种创作素材的能力。比如，需要穿插什么样的外景镜头或历史资料；运用什么样的字幕；采用什么样的内部结构对一个节目进行艺术上的处理，使它更具有可视性；使用特技手段后如何与节目内容进行有机的结合，等等。

导演在执导一台综艺晚会时，在前期的案头工作中从何处着手呢?要从每个具体的节目着手，对每个具体节目进行艺术构思。当一个个节目构思完成，总体构思也就都体现出来了。把构思变成蓝图，就需要进行撰写导演工作台本的工作。

(1)撰写节目的画面内容

导演工作台本中包括：解说词、歌词、字幕、节目构图的设计，电视特技处理的设想。此外，还有穿插影视镜头资料，插播外景有关镜头，说明内容的文字字幕、音乐、音响等。

(2)撰写插播影视资料镜头

在导演工作台本中穿插影视镜头和插播外景有关的镜头是体现导演艺术构思的另一个方面。穿插影视资料镜头和外景，往往用在歌曲、器乐曲演奏、舞蹈表演之中的较多，它可以揭示歌词、乐曲、舞蹈表演的内涵，增加节目的艺术含量，使节目艺术品格更高远。

(3)撰写工作台本中的声音

电视文艺节目中的声音不外有三种：一种是人物发出的语言范畴的声音，如对话、主持人串联词；一种是音乐和歌唱的声音；一种是作为现场动作的音响效果声。这些声音与画面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导演在撰写工作台本时对声音的处理，在总体上要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进行协调统一。

导演在进行总体构思时，对声音的表现力要有足够的考虑，如果说导演的工作台本是一部交响乐的总谱，那么，就应该将画面、语言、音响效果作总体的设计，进行优化组合，使其做到和谐统一，恰到好处。因为，只要听觉正常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事物发展的信息，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审美体验。

2.导演如何撰写有关阐述

撰写导演阐述是导演前期案头工作中的一部分，这不仅表明导演对文学台本中的思想和艺术的全部构想，还集中地体现导演本人在电视观念和艺术创作上的美学追求及个性。一台“大型的、综合性文艺晚会，涉及舞美、摄像、技术、录音、照明、制片等各个工种，它们是办好晚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部门和人员，在晚会的总体艺术创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台成功的晚会，必然是各个方面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好编导，应该同时也是一个好的组织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指挥者”。导演通过什么方式使各个工种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呢?可通过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召开摄制组工作会议，在会上进行导演阐述，使摄制组全体创作人员充分了解和领会导演的总体构思，以便统一思想、确定方案、明确分工、协调工作。因此，导演阐述是导演艺术创作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那么，导演阐述包括哪些内容呢?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晚会的主旨

导演要向摄制组说明为什么要举办这台电视文艺晚会，本次晚会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使全体摄制组人员都明确参与这次晚会工作的意义。

(2)对各工种艺术创作的建议

①对灯光设计的建议或强调。在综合文艺晚会中，灯光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有演播环境，有形象，有画面，就有灯光的存在。而灯光的设计是以导演阐述中提出的要求为依据。灯光师要听取导演对晚会基调的阐述和对具体节目的处理与镜头运用，以及对灯光造型气氛的想法。

②对录音和音响的要求。导演在阐述中要向负责录音和音响的工程师们提出要求，使节目达到声画合一、协调有致。比如，晚会采用直播还是录播?是否先期录音、现场还原?插播节目的音响又应该怎样?这些都应有明确的说明，供负责录音和音响的创作人员去完成。

③摄像。文艺晚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摄像师可以说是整个晚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最终展示在电视荧屏上的画面，才是电视艺术的直接体现。摄像师首先要有扎实过硬的基本功，必须熟练地掌握摄像机的性能和推、拉、摇、移、跟、甩、急拉等操作技术。他还需要了解和熟悉整台节目，从而完成导演的意图。导演要了解摄像师的基本水平，达到默契地配合。因此，导演在撰写导演阐述中要对摄像师提出明确的要求，使摄像师能按节目内容和导演要求提供播出的镜头画面。

第4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评述；个案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36-03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原著与研究者之间的转化。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由于其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而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而言，其作者刘勰都有精辟的论述。因此，对其相关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对《文心雕龙》的文本为对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龙学”的显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历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探究。对此，张连科曾经对其20世纪的“龙学”研究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而又在这样总结的基础上，列举了宏观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观的研究代表人物――黄侃等人。即，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对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属于对其原著的研究；对于后者而言，在宏观的层面上对其研究主要是指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说明。例如，王运熙等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李泽原等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学术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对其原著与相关历代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客观地说明。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变迁。既有研究者对其原著文本内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对其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体系里，既有研究者对传统结论的列举式说明，又有研究者对传统研究结论的再细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结果的重新审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不仅出现了研究焦点由“文本”为研究对象向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转化趋势，而且这种研究趋势还逐渐出现了两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勋初的《〈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思考。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给予骈文的重视。从而得出了《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从构思与美文两个层面上探讨相关的文学问题。再如，在2005年时，王小盾题为《〈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论及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及具体范畴，而且还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王运熙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仅涉及到对传统易学研究成果的审视，而且还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易学给予《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专著的诞生，都不能脱离其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确证。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作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者，刘勰的理论视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其传统易学给予其创作的影响，既是对其创作实践的一种关注，也是对其作者知识理论体系的一种挖掘。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论的参与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例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作为一种语言作品，《文心雕龙》的研究课题一定会涉及到语言学的理论。因此，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作者就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心雕龙》中核心术语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其文言韵语中存在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作用的阐释；包括对这种语言兼有的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的挖掘。所以，对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这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传统训诂学的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个案，对相关术语的语言学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特别是对概念、术语隐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龙》的传统研究，又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核心问题的多维解读需要多维的理论视角。《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美学问题。对于其美学问题的解读也需要新的理论视野。美学又有“艺术哲学”之谓，在此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对其美学问题的分析需要哲学的视角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仔细分析《文心雕龙》的创作，读者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影响《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又是颇为复杂的。从这篇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既可以发现传统哲学著作《周易》的影响，又可以从中发现荀子哲学理论的客观身影。甚至还有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理论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层面进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龙》的传播需要更新传统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龙》的翻译问题逐渐进入近年的研究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的分析，无疑更能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刘颖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期刊上的《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一文；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等文章都是对其传播问题进行的客观分析。虽然这些传播问题似乎与其文本内涵的研究无关，但在实质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其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国外研究者而言，翻译质量决定着他们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翻译的质量是其针对《文心雕龙》所有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忠诚于原著的翻译，国外一切针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没有对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译作介绍，国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国内研究现状。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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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潘玲.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

第5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一、要充分理解小学美术学科的思想教育内容

1．突出体现在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上。小学美术学科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质就是丰富的情感性，其实这也是美术学习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所以，美术教学能够增强学生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及其责任感，并能够培养学生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

2．突出体现在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上。通过小学美术课程的教学，有利于全体学生熟悉美术的内容和形式，理解和运用视觉语言，更多地介入信息交流，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并对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3．突出体现在发展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上。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大多数课程都是建立在抽象符号的基础上，而小学美术教学则能更多地让学生接触实际事物和具体环境，以此逐步培养学生对周围环境的形象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水平。

4．突出体现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上。创新是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之一，美术教学过程的情趣性、表现活动的自由性和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为学生提供了创造活动最适宜的环境。

5．突出体现在促进学生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上。美术教学包含情感与理性的因素、脑力与体力的因素，对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方面具有独到的作用。

二、要认真分析小学美术教学的环保教育因素

1．在“造型•表现”学习领域里，着重渗透构思与创造环境的环保教育因素。因为“造型•表现”领域主要是让学生运用多种材料和手段体验造型乐趣，表达情感和思想，所以在渗透环保教育方面要突出培养学生构思创造、表现环境的能力。

2．在“设计•应用”学习领域里，着重渗透设计与美化环境的环保教育因素。因为“设计•应用”领域主要是让学生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围绕一定的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传递、交流信息，美化生活及环境，培养设计意识和实践能力，对此在这一领域强化美化环境意识效果尤为明显。

3．在“欣赏•评述”学习领域里，着重渗透热爱美丽大自然、抨击破坏环境行为等环保教育因素。因为“欣赏•评述”领域是让学生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进行欣赏和评述，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提高美术欣赏能力。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领域的学习，培养学生热爱美丽的大自然、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同时增强他们敢于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的意识。

4．在“综合•探索”学习领域里，着重渗透提高环保意识以及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环保教育因素。因为“综合•探索”领域是让学生通过综合性的美术活动，主动探索、研究、创造以及综合解决各种问题的美术学习活动，它融“造型•表现”、“设计•应用”和“欣赏•评述”于一体，并与其他学科和现实社会相联系，因而是渗透提高环保意识以及树立环保责任理念的最佳领域。

三、要不断探究小学美术教学的环保教育方法

第6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关键词】项目管理 工程管理 管理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及现状综述

在中国广泛推广普及是近几年的事，方兴未艾，而我们引进、普及的重点，不应是繁琐的理论、概念、程序，而应该是简明、适用、有效的方法。

不论经济结构如何变化，工程项目建设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在我国目前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发西北、振兴东北的背景下，项目建设成为许多地区经济振兴的重要手段。有的城市甚至提出“项目兴市”的口号。在经济进步主要依靠新科技成果应用、依靠内涵式项目建设并不是合适的振兴经济的手段，我国也一直在为投资决策的失误付出巨大代价，所以利用科学方法对工程建设项目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条件。

工程项目管理方法不仅是具体方法，也包括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的一个根本内容就是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工程项目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对周围环境有较大影响，所以必须满足可持续、协调发展要求，这也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发西北、振兴东北的现实背景可能掀起新一轮工程建设热潮，可持续、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对于工程项目建设提出了一定制约的宏观控制，这一点落实到建设项目管理要落实到建设项目管理的方法上，工程项目管理的目的不仅是实现具体的目标(工期、质量、费用)，也应做到项目建设也环境、社会的协调，否则可能重蹈以前投资失误、失策、失控的覆辙。这也是工程项目管理方法上升到“方法论”的意义之一。

项目管理的管理至今已可以说是很完备的，这不仅表现在丰富多样的理论成果如各种项目管理书籍(包括翻译)的面世，更表现在这个领域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如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于1987年提出并经1996、2000年修订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国际项目管理协会1997年推出了“项目管理人员能力基准”，中国双法研究会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也于2001年推出《中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上述各知识体系将项目管理知识划分为若干领域、要素、模块，中国的知识体系未有关于方法的独立专题，而是贯穿于项目管理的各个阶段、过程、领域。各种项目管理著作也多侧重于对项目管理内容、阶段、程序、组织等的论述，对于方法的专门论述不多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方法的忽略，但对方法的总结、集中研究与完善有助于项目管理的推广应用的项目管理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的层次性

狭义的工项目管理是在限定的工期、质量、费用目标内对工程项目进行综合管理以实现项目预定目标，但这只是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随着投资规模、领域的扩大、投资来源多样化、工程项目对环境、经济影响增强，工程项目管理已不限于施工过程，而是扩展到从立项到交付使用维护全过程的管理，工程项目的实施也从施工承包发展到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等多种形式。对于一个具体的工程项目，其目标已不仅仅是质量、工期、费用的控制，还要与资金筹措、风险分析、使用维护以及与所在地经济、环境等联系起来，项目的目标、管理都应该“广义”考虑。工程项目管理的方法，出了具体的技术性方法，还要向前后期的评价延伸，要考虑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体现这些思想。综上所述，本文将工程项目管理方法分为两个层次：思想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

三、工程项目管理的思想性方法

项目管理的思想性方法也可称之为思想，之所以将项目管理思想作为方法加以分析，是工程项目管理的背景、环境日益复杂，涉及环节、因素增多，项目对环境、经济的影响较大，并受到人文、社会关系的影响，资金来源、建设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如果仅仅着眼于具体的技术方法，不能从战略高度对项目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观念相协调，所以首先研究工程项目管理的思想方法。工程项目管理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应该是系统思想。

系统思想不仅是项目管理的基本思想，也是项目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之一。形体思想的科学基础是系统论，哲学基础是事物的整体观。工程项目管理的系统思想包含两个含义。

一是将工程项目自身作为一个系统来管理，也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通过信息反馈与调控，对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综合管理，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以实现项目的目标。

工程项目管理系统思想的第二个含义是工程项目作为一个系统，又是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大系统”包括项目所在行业、所在地经济、社会环境、以至于地区、国内、国外市场等，要将工程项目放到社会经济系统中，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看待，特别要注意项目建设与环境、资源、文化区域发展规划等大系统的协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在项目建设中体现出来，不能为了经济振兴而牺牲资源、环境和人全面发展，这方面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考虑到当时尚出于小康前阶段，片面追求投资规模有历史原因，当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性时应尽量减少项目的负效应。项目自身是一个系统，又是社会环境是一个目标。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工程项目建设才能实现自身发展的作用。这一指导思想重点应在项目的策划、评价、决策阶段体现。

工程项目管理还有一些其他思想如控制性、目标性、柔性、团队性等，但它们都是系统思想的延伸，是以系统思想为基础的，所以才不加论述。

四、工程项目管理的技术性方法

技术性方法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或工具，在不同环节有不同的方法。

1.项目评价方法

项目评价主要指经济评价，包括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其思路基本一致，只是角度不同，前者只考虑项目本身，后者从国民经济整体考虑，同时采用影子价格为数据基础。

2.项目直接目标管理方法

对一个建设项目而言，其直接控制的目标有三个，时间、质量、费用，即按计划的时间、费用、质量完成项目。这三个目标彼此之间有一定互斥性，难以同时达到最优，其实施应以项目整体最优为目标。

3.项目过程管理方法

项目实施过程中有许多内容、环节需要管理，对项目实施影响较大的有：合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采购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

4.项目综合管理

项目综合管理实际上就是对项目各目标、各环节、各要素、各过程进行全面协调，以保证项目整体效果最优，这也是系统思想在项目实施中的表现。项目综合管理是针对项目系统进行，综合管理是现代项目管理的主要特点。

五、结论

第7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摘 要：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是唐诗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新颖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野、通脱的学术思考、谨严的学术态度是对唐诗研究的新开拓。

关键词： 唐诗研究 道家道教 研究视角 研究视野

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①一书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在学术视野、学术态度、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新颖的研究视角

有关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若再无新的研究视角，唐诗的研究的确难出新。《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能独辟蹊径，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诗歌做全方位的深入解读，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接受美学的理论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大学，主要创立者是联邦德国学者H・R・姚斯和伊瑟尔。姚斯在《论接受美学》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更多地像是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26可贵的是，段永升博士能够活学活用，将这一理论用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在该著作中，作者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接受对象，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接受主体，凸显了唐代诗人诗歌对道家道教思想的能动接受问题，从而使“道家道教思想”这一接受对象在唐代诗歌的解读中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接受客体的“道家道教思想”在唐代诗人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多彩多姿的表现形式。作者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解读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凸显了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从接受美学角度阐释唐代诗人的不同个体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之后，其诗歌风貌千差万别的深层次原因。

又如在分析“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这一问题时，作者分别从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三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探究，概括出了三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15种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2]71-106。正是因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动因各不相同，所以其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容存在各取所需的千差万别。这就为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再如作者在阐释“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时，既有宏观的分析，又有微观的解读，然而都凸显了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如第六章第三节“方外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中，通过论述得出了如下结论：有一批诗人对道家道教义理的精研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道教法术和炼丹服食的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求仙问道的热情至死不渝；有一批诗人对神仙生活的渴慕之心始终未变[2]195-197。

总而言之，作者能将接受美学的理论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深刻阐释了唐代诗人诗歌与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从史论角度揭示了其中的规律性。因此，新颖的研究视角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

二、宏阔的研究视野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该著作以唐代诗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用接受美W、宗教学、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探究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得出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如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唐前诗歌接受史进行简要梳理，又分别从文化学、美学、接受学、宗教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角度，对目前研究状况做了梳理，对古今中外唐诗与道家道教思想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作者还就该著作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使用的理论等做了介绍。这样，作者就将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置于一个综合交错、时跨古今中外的学术背景下讨论。

若就具体问题研究而言，作者能从大处着眼，层层深入地分析问题。如第四章在探讨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形式的接受时，作者就运用接受美学、文化学、宗教学等理论进行解读。该章第一节《对道家道教语词的接受》中唐诗“对道教神仙及名物的熟稔”的讨论中，作者首先对作为接受对象的道教神仙谱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爬梳，指出道教神仙谱系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南北朝以前为第一期，是道教神仙谱系的草创阶段；南北朝至唐末为第二期，是道教神仙谱系框架的建构阶段；两宋以后为第三期，是道教神仙谱系定型、丰富和完善阶段”[2]P110。这是对哲学、宗教学、史学等学科理论的运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唐代诗人接受道教神仙谱系及名物问题做了探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结合王绩、李白等人的诗歌创作深入细致地阐明了此问题，把接受美学、宗教学与唐代诗歌研究进行了结合。

综上所述，该著作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所做的研究，都能充分体现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素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且有学术价值的新结论。

三、通脱的学术思考

如果一项研究仅针对个别现象进行研究，而没有从理论高度和史论层面做出思考和提升，那么这样的研究终究会是一种遗憾。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有着理论层面的思考。该著作不仅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对宏观问题的综合探究，更有对整体内容的理论思考，从而体现作者通脱达观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素养。

首先，论著能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作者在研究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时，能够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第三章第二节对文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进行研究时，就从五个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即寻求终南捷径、渴望心灵解脱、梦想长生成仙、追求独立人格、家世出身影响等。在具体探究每一种接受原因时，作者则能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如对由于“追求独立人格”而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探究中，作者选取了王绩、李白等人为代表，做了重点阐释；其次又能旁及陈子昂、常建、白居易、李商隐、杜荀鹤等诗人。这样的论述，点面结合，论证充分，令人叹服。

其次，对一类问题做综合探究。在对某一类问题进行研究时，作者能全方位思考，以期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如“对道教义理的诗化阐释”这一问题的分析，作者便从方外诗人和文士诗人两大类诗人出发，进行综合性分析。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方外诗人与文士诗人虽都借助诗歌形式表达对道家道教义理的体悟与实践，而两者之间由于身份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诗人诗歌中多有对成仙飞升、修道体验的描绘，其着眼点多是对道教义理的信奉，且如痴如醉；文士诗人诗歌的着眼点则是对世俗生活的逃避，以修道、成仙作为自己应对世俗社会的方式。

再次，对整体内容作规律性思考。在以上两种问题探究的基础上，作者还能站在史论的高度，对整部著作的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思考，从而总结出整体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第六章《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的规律性》的研究中，作者分四节讨论这一问题。前三节是对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规律性的探究，而第四节作者则从总体上探讨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照应了主题，体现出了作者对整体研究内容的理性思考和把握。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在《结语》中，作者对整部著作前六章的分析做了一个高度的凝练与提升，从而分析了“唐诗何以能够呈现出如此瑰丽奇崛的新风貌”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作者通脱的学术思考，不仅对著作的观点进行了归纳，而且提升了著作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

四、谨严的学术态度

学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密切相关。段永升博士以谨严的学术态度，一切从文本出发、从材料出发，客观准确地分析、阐释问题，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首先，全面占有文献资料，引用科学合理。该著作引用文献资料准确。著作中使用的文献资料涵盖了文、史、哲、宗教、美学等多门学科，共参考了200种学术著作和论文。作者都能秉持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每一种文献资料的运用都能结合论述的问题做出客观、准确的分析与阐释。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引述具体文献资料时，始终坚持使用第一手资料。一本26万多字的著作没有一条资料是转引的，作者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运用统计法，材料富有说服力。该著作的一个亮点在于作者精心制作了《附录》中的统计表。既是统计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又是澜餮术态度的很好体现。在《附录一》中，作者一共制作了四个统计表，分别是《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道教神仙谱系演变表》、《仙境系统列表》和《唐代公主入道、早卒、改嫁情况统计表》。这些统计表与著作正文中的相关论述密切配合，既为相关问题的论述提供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基础，又为更深刻地论述该问题提供了依据。如作者在结合《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分析“唐代帝王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时，就充分用数据说话：“唐代21位帝王，除了唐顺宗李诵等4位帝王或因在位时间短，或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崇道活动外，其余17位帝王均有过崇道活动，总次数为146次。从高祖李渊起至玄宗李隆基止，初盛唐共有7位帝王，而崇道活动则有89次，占崇道次数的61%；从唐肃宗李亨至唐哀帝李堑闹型硖剖逼冢共14位帝王，其崇道活动则仅有57次，占崇道次数的39%。”最后得出结论：“唐代帝王的崇道活动与唐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政策宽松、自由之时，唐代帝王的诗歌创作和崇道活动就相对多一些；反之，则诗歌创作与崇道活动也会相对减少”[2]184。因为作者用数据说话、用事实推论，所以得出的结论准确、客观。其他几个附表的运用，都能达到同样的论证效果，从而显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注释：

①该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

参考文献：

第8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05定义）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育技术，两者都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两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括，这就更加谈不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了。本文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的研究，对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大学科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希望对教育技术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一个小小的帮助。本文得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主要从以下3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 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技术学是以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要求及其规律，利用技术与科学、教学系统设计与科学决策方法，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

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且依据各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使它们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教育技术学在自己的实际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总结出、建构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并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本专业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联系。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一个的二级学科，它与该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而且它们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依靠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从中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发展本学科的内容。

依据上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活动。自从教育这一活动一产生，人类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就会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

二 从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教育技术05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学习资源是指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教学材料、支持系统、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教育技术学导论，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技术的研究是围绕学习者的学习进行的，学习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多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普遍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展的关系，揭示、探索如何调节社会环境对教育对象的交叉立体作用，以及教育对象在受环境影响时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且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的个体行为。

上述关于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而言，从一出生就开始接收教育，而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和资源就是教育技术，另外，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实践活动。

三 从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

教育技术学从本质上说是运用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来促进教育教学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既不是传统的理科，也不是传统的文科，而是融合两者于一体的具有方法论的应用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是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评价都真正体现了该学科的性质。其实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一直都蕴藏于、表现于而且作用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学科的性质都具有很强应用性、综合性以及方法论。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际上就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技术活动以及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它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运用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现代教育媒体等进行系统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第9篇：学术思想综述范文

综合艺术与综合学术中国之戏曲以及中外之歌剧、音乐剧和舞剧，是音乐、戏剧、舞蹈、舞台美术及表演艺术高度融合的综合体，因其构成艺术要素的橫跨多个艺术门类及其高度综合性特点，历来被称为“综合舞台艺术”;而这些艺术要素的跨门类综合，从来就不是各个艺术要素的简单拼凑和机械叠加，而是它们在充分发挥自身表现优势的同时，又与参与综合的其他艺术元素结成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共生关系，在综合过程中既因受到其他艺术元素的牵动而不断改变着自身，也以自身固有的表现优势而牵动了其他艺术元素的不断改变，由是产生神奇而又美妙的化合、融汇和增墒效应，将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表现艺术与造型艺术之所有表现优势和独特美感融于一体，熔铸出一种为其他单科艺术所绝无而仅为综合舞台艺术所独有的综合美质。

恰恰因为如此，综合舞台艺术及其下属的戏曲、歌剧、舞剧各门类才被称为“艺术皇冠上的宝石”而备受推崇，而音乐剧才被称为“朝阳艺术”和“朝阳产业”而风靡全球。它们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之艺术创造力的发展水平和整体成就。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整体性的史论研究，还是对其下属各门类(戏曲、歌剧、音乐剧和舞剧)分门别类地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历史研究及批评实践，同样是横跨多个艺术学学科(音乐学、戏剧学、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及表演艺术学)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将它称之为“综合学术”恰如其分。它的学术使命，是以参与综合美营造的各元素之固有特质为研究起点，探讨它们在综合过程中的坚守与变异，破解各元素相互关系及其化学反应的诸多奥秘，揭示在不同综合舞台艺术门类中各个不同的综合形态、综合美质及其生成规律。而多视角、多向度和整一性研究，正是这种“综合学术”之根本特点，也是其研究方法的独门绝技。

传统学科格局下的综合舞台艺术史在传统学科格局之下，以往的中国音乐史对于戏曲、歌剧、音乐剧、舞剧发展历史的记叙和研究，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暴露出怎样的缺失，遭遇到怎样的尴尬?再问之:这种状态、缺失和尴尬，在其他姊妹学科的史学研究中是否也同样存在且同样严重?事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确凿的答案。

单科体制与单一视野下的综合艺术门类史自我国现代高等专业艺术教育创建以来，基本仿效欧美艺术教育体制，按艺术分类原则设置院校，从中央到地方，各类音乐学院、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影视学院、美术学院均为单科制院校，按照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各自的独特艺术规律，对学生实行专业化、系统化的艺术修养和专门技能训练。即便是综合性艺术高校、某些戏曲学院以及师范类高校中的艺术学院(系)，几乎将所有艺术门类都囊括其中，但其院系设置原则和教学理念仍旧是单科思维，下设之音乐、戏剧、舞蹈、影视及美术等院系虽在同一道院墙中，但单科思维及其所造成的专业壁垒却如一道无形院墙，将各院系彼此隔绝开来，本院与他院、教师与教师、同学与同学之间每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单科制的院校设置和教学理念，培养出大量通晓本专业规律、掌握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特长的专业艺术人才，这就是它的特殊优势和贡献;但也暴露出艺术视野过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缺项较多等弊端。

这种单科制办学理念及其弊端，同样也在艺术学理论下属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反映出来。分别从音乐学、戏剧学、舞蹈学、美术系专业出身的学者，只熟悉本门艺术，对其他姊妹艺术，少数知其大概，余则茫然不知。故而他所从事的研究，仅能从本门艺术的单一视野切入对象;一旦研究对象超出他的学术视域，往往茫然无措、怅然失语。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此类情况不在少数，特别在研究对象是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或舞剧史，从事综合舞台艺术门类史研究时，学者们通常的应对之策是取单一视野以扬长避短，只谈音乐不及其他;于是笔下的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舞剧史就蜕变成了“综合艺术元素史”，亦即戏曲音乐史、歌剧音乐史、音乐剧音乐史或舞剧音乐史。实际上，有诸多艺术元素均参与了这些综合舞台艺术之综合美的营造，音乐只是其中最主要的艺术元素之一;在这些综合艺术体中，音乐元素自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独特的表现优势，但同时也接受着来自其他综合艺术元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不断改变自身。

因此，以往诸多研究的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将音乐元素从综合艺术体中单独剥离开来，仅从音乐这个单一视野对综合艺术体中的音乐元素做单向度的观察，便很难避免“只窥一斑、不见全豹”之弊。

首先以歌剧史中民族歌剧音乐戏剧性展开方式研究为例。民族歌剧为什么要在欧洲歌剧普遍采用的主题贯穿发展手法之外另辟蹊径、要采用板腔体这种独特的音乐思维方式来展开戏剧性?它与中国戏曲的音乐戏剧性思维、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性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板腔体结构在民族歌剧中经历了怎样的萌芽、生长、成熟、发展等不同阶段，其具体音乐形态有何发展变化?在二度创作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取得了怎样的审美效果?到了新世纪之后，这种板腔体民族歌剧又为何成了“一脉单传”?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从音乐创作视角出发对之进行研究，固然能够得出部分答案，但若不以综合思维和综合视野并联系中外戏剧艺术思维和审美趣味的差异性、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和音乐戏剧性展开的特殊性，联系当时之社会思潮，对之做多向度、全方位、综合性的历时考察，便无法对上述问题中诸多深层次命题做出圆满合理的深度阐释。其次以戏曲史中“样板戏现象”研究为例。

“样板戏”的创腔实践和乐队编配思维，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戏曲写意美学和音乐戏剧性思维的影响至深至巨并将之当作自己传承和创新变革的基本立足点之外，往近里说，同时也接受了我国40年代以来民族歌剧的影响;往远里说，同样也受到五四以来我国新音乐创作的影响;往更远处说，欧美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艺术音乐创作(特别是歌剧音乐和交响音乐创作)中主题贯穿发展的音乐戏剧性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样板戏”的音乐创作。

若不将上述因素融会一处、了然于心并做整体性、综合性的多维审视，其中诸多暧昧不清的重要命题便断难说明。再次以舞剧史中舞剧音乐创作研究为例。

中外舞剧史证明，作为舞剧艺术综合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舞剧音乐同样是戏剧性音乐，从事舞剧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们普遍采用主题贯穿发展这一严密有机且行之有效的音乐戏剧性思维来展现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而现今之中国舞剧音乐创作，绝大多数作曲家均摈弃主题贯穿发展手法和音乐戏剧性思维、转而采用一种可称之为“场面描绘性思维”、“激情渲染性思维”来谱写音乐，其音乐布局因缺乏贯穿统一的结构力而益显松散杂乱，其音乐描写因与戏剧情节、人物性格、戏剧情境未能构成明确可辨的对应关系而令人对其音乐表现目的何在顿生疑窦;还有更为等而下之者，则将央视大型歌舞晚会“大呼隆”式的音乐思维直接横移到舞剧音乐创作中来。舞剧音乐史研究者如果不联系剧情和人物性格，不对作曲家的音乐描写与舞蹈本体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综合性考量，仅从音乐本体形态视角出发对之做微观层面的作曲技法分析和评价，便绝难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甚至极有可能将这种起因于创作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盛行而产生的对于舞剧音乐创作戏剧性原则的倒退看成是一种观念更新和历史进步。

其实，在单科体制与单一视野下，不仅音乐史对于综合舞台艺术门类史的研究存在上述诸多缺失，戏曲学中的戏曲史研究、舞蹈学中的舞剧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戏曲学者研究戏曲史时只谈脚本和剧诗不论音乐及其他、舞蹈学者研究舞剧史时只谈舞蹈不论音乐及其他这类情形，我们在以往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中随处可以见到。

单科体制与单一视野下的综合舞台艺术史单科体制与单一音乐视野下的综合艺术门类史研究，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缺失，但它毕竟从一个特定侧面、部分地揭示了音乐艺术元素在综合艺术体中的重要地位、表现意义和具体形态特点，因此仍是一种常规的、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不宜对之做过多的责难，否则便失之偏颇;至于过往研究中的诸多缺失，也确有增强“综合艺术”意识、拓宽“综合学术”视野来逐步加以弥补和完善之必要。对戏曲学中的戏曲史研究和舞蹈学中的舞剧史研究，亦应作如是观。

然而，每当我们一旦超越“综合舞台艺术门类史”这个层面，将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和舞剧史跃升到它们所隶属的更高一级逻辑层次“综合舞台艺术史”来观照时，总会遭遇到被无视、被遗忘甚至被抛弃的尴尬。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事实:在传统学科格局之下，鉴于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属于“综合学术”，为艺术学各学科自身的单科性质和特定范畴所决定，不仅中国音乐史研究自然将“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根本排除在本学科的划定边界之外，而且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国舞蹈史研究也同样如此。这也难怪。

如前所说，传统的艺术分类以单科思维为依据，于是，在艺术分类中，除了相关的单科艺术之外，在艺术分类群落中并无“综合舞台艺术”的地位;传统的学科分类亦以单科思维为依据，除了与之相适应的以单科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各学科之外，在学科分类群落中亦无“综合舞台艺术”的地位。在人类艺术史上有千年历史的戏曲、数百年历史的歌剧和舞剧、百余年历史的音乐剧，这些曾经诞生过无数大师和杰作、充分体现出人类艺术创造的惊人天才和伟大成果并且至今仍是人类高尚精神生活断不可缺之艺术品种，居然在艺术分类和学科分类中处于极度尴尬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窘境之中———尽管戏曲被称之为“戏曲学”，尽管歌剧和音乐剧被迫屈居于“音乐学”、舞剧被迫屈居于“舞蹈学”，但恰如前已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些学科的单科体制和单一视野，各学科之间非但界限明显，而且壁垒森严;在现行单科艺术教育体制和学科布局之下，若要它们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破学科间的既有界限和学科壁垒，对这些综合舞台艺术品种之综合要素、综合机制、综合美质、综合效应进行跨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和多维度审视，即便不是天方夜谭，也是极为困难的。更具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因传统学科布局不合理而造成的“综合舞台艺术史”或被活生生肢解到各个单项学科之中、或遭整体性遗弃而长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现实，学界人士对此多习以为常，甚至渐渐积淀成一种思维定势。

为此，戏剧类杂志常常拒绝刊登包括音乐元素在内的歌剧史和音乐剧史研究论文，音乐类杂志常常拒绝刊登包括舞蹈元素在内的舞剧史研究论文，舞蹈类杂志常常拒绝刊登包括音乐元素在内的舞蹈史研究论文;其牛气冲天的理由，一般都是“专业不对口”。

综合舞台艺术的长期活跃、综合舞台艺术研究的长期阙如以及这两者的长期并存，于是便酿造了一出削足适履式的悲剧且已上演了数百年;究其悲剧成因，不能不归咎于单科体制和单科思维，以及传统学科布局对于综合舞台艺术这个鲜活大家族的整体性漠视。缺失与尴尬的两种解决之道中国音乐史在面对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时所常见的缺失、所遭遇的尴尬，因其属于体制性痼疾且由来已久，故此不易得到根本解决。笔者从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歌剧音乐剧史研究多年并有几部著述面世，每到涉笔戏曲、歌剧、音乐剧、舞剧这些史学对象时，亦常怀捉襟见肘之憾。故此思之再三，特提出如下两种解决之道供同行参酌指正。

权宜之计:在现行学科布局下完善学者知识结构中国音乐史之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主要是来自学术队伍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局限，而单科制的艺术教育体系则是造成这种局限的主因———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很难成批培养出能够胜任并自如驾驭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多学科、综合性史学研究和批评的学者。综合舞台艺术史自身研究传统和学术积累之所以薄弱，当与学者队伍的这一局限关系极大。于是便有学者据此提出质疑:学者知识结构局限若不能合理解决，合格的研究队伍便付之阙如，理想中的中国音乐史之“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岂不成了“无人地带”，本文所描画的种种优越性美景，与海市蜃楼何异?有鉴于此，在维持现行学科布局的前提下，我认为这一难题暂有两条破解之法:

其一，在我国从事中国音乐史的学者中，钟爱综合舞台艺术、对其史论研究及批评怀有浓厚学术兴趣且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有一定成果积累者不乏其人。只要这些学者对自身的知识结构局限抱有清醒认识并通过个人修为和不懈努力，仍有较大可能增其强补其弱，进而逐步实现综合艺术素养、技能的自我完善和理论视野的多维拓展。当然，这种仅靠个人修为和努力以达成学者知识结构自我完善的方案，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设计和保证，既有较多的偶然性，也带强烈的个别性;但也不可否认，“制度外成才”或“自学成才”现象仍是一种现实的人才培养之路。

其二，在有条件的艺术高校、特别是在打破单科思维和学科壁垒方面拥有特殊优势的综合性艺术高校，明确提出“以综合思维办综艺高校，化综合潜能为综合优势”的目标，打破无形院墙，充分发挥综合性艺术高校的有利条件，在本科各理论专业的教学中试行以本学科为主、兼学其他学科的制度;同时专门设立“综合舞台艺术学”这个新专业或新学科，通过硕士、博士学位教学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将本校或其他高校本科、硕士和博士中那些既对综合舞台艺术某一门类及其史论研究和批评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一定学术积累、又有广泛的艺术兴趣、理论视野较为开阔、具有培养潜质的学生招收入学或从事合作研究，令其广泛接触其他综合舞台艺术的经典作品和学术文献，在积累更多鲜活感性经验的同时，从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诸方面对之进行针对性的增强补弱训练。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高层次学位教学和合作研究，前述“制度外成才”所特有的偶然性和个别性得以有效避免，如能坚持七八年、十数年，一批批真正合格的综合舞台艺术学学者之有望从各院校中培养出来，当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一个具体实例是，笔者从2004年以来在南京艺术学院设立“歌剧音乐剧史论研究”方向，通过硕士、博士教学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对入学和进站的中青年学者进行这两门综合舞台艺术的史论训练，效果良好。如果戏曲学、舞蹈学这两个学科也尝试这样做，相信同样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当然，上述建议和方案也未必能够得到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可，即便经过深入讨论和争鸣最终能够获得多数同行的共识也还有待时日。但从中国音乐史对于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和舞剧史研究队伍培养来说，仍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权宜之计。

根本之道:作为艺术学理论之二级学科的综合舞台艺术学近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最新学科目录，将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列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在其之下，设立“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

尽管艺术学界仍有一些学者对这个最新学科目录持有异议，但仅就它将艺术学从长期从属于文学这种寄人篱下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一点而论，当为我国艺术创作、艺术教育、艺术学研究的整体性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立平台，因此有难以估量的战略意义;而包括“综合舞台艺术史”、“综合舞台艺术论”、“综合舞台艺术批评”在内的“综合舞台艺术学”，其长期“妾身犹未明”式的尴尬处境，也因此现出了“必也正名乎”的曙光。本文的论旨之所以从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缺失与尴尬转向并最终归结到“综合舞台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上来，并将它列为彻底解决上述诸多难题的“根本之道”提出，其基本立意正在于此。

窃以为，从“综合舞台艺术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范畴的综合性和特殊性及其跨学科多维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做统筹考察，其最佳的学科定位，是将它置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之下，与“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共同构成4个二级学科。

我之所以如是说，不单单是为“综合舞台艺术学”寻找到最佳的学科定位，同时也是针对艺术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而给出学科建设建议。因为，过往之艺术学理论，无论它是曾经的二级学科还是如今的一级学科，其研究一般均呈现出如下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路:

其一，现今从事艺术学研究的学者，多系文学、史学、美学或哲学专业出身，其长处是文史哲修养和抽象思辨能力较高，著述的逻辑性强，文字表达功夫到家;然终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特别是教育背景)的限制，其笔触往往由于未经某一门类艺术本体理论和技术技巧的系统训练而缺乏坚实的立足点和真切丰富的感性体验，常常无法真正探入到特定艺术门类的本体结构和形态特征之中去探知其美的生成规律和独有奥秘，因此普遍存在着某种“泛理论”倾向，绝大多数成果均在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般的高谈阔论中难免露出粗疏空泛、隔靴搔痒之弊，甚至流于“门外艺谈”———此即所谓“不通一艺莫谈艺”也。

其二，经历了某一门类艺术之技术技巧系统训练的学者，往往又缺乏宽广的艺术视野和超拔的哲学－美学素养，难以进行跨门类、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概括，其成果大多局限于某一门类的本体论研究、史论研究或批评，其成果每每钟情于本门艺术某些技术细节的描述和分析，并止步于具体艺术经验的玩味，却无法将其理论视野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学层面，因此存在某种“经验论”倾向，终令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未得到真正彰显而常遭名实不符诟病———此即所谓“仅通一艺难论艺”也。

当上述两类学者面对戏曲、歌剧、音乐剧和舞剧这些研究对象时，其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固有弱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泛理论”或“经验论”缺憾便更加暴露无遗，根本无法胜任对它们做多艺术元素综合审视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使命;至于上升到“综合舞台艺术学”这个层面，对之做更高层次的综合审视和超拔研究，则更无从谈起———这也是综合舞台艺术及其史论研究和批评迄今为止从未进入艺术学学者研究视野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笔者才放胆建议:将“综合舞台艺术学”列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项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这一建议倘获采纳，我想它的优越性至少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期被遗落在诸多学科之外、一直处于居无定所状态的综合舞台艺术及其综合性史论研究和批评，从此结束流浪者和弃儿身份，终于找到了名正言顺的栖身之所;而对综合舞台艺术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也将因此受到艺术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论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将大有益于综合舞台艺术创作、表演、教学及其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其二，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因综合舞台艺术学的加盟而从此有了专属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学科内涵更为充盈，学科结构更具纵深感。尤为重要的是，实际上，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真谛多深藏于舞台综合艺术的基本理论之中;舞台综合艺术研究及其成果可以为艺术学学科理论建设提供一条切入路径、一种学术架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有助于艺术学研究得以超越“泛理论”和“经验论”层面，逐步跃入真正的艺术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