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贸易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成了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图1所示,用各省人均实际GDP变异系数衡量的地区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现了从0.6078到0.6014轻微的缩小和2006—2007年从0.6754到0.5849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近乎直线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着的国家之一。而与地区差距变化趋势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我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之外,在这期间也一直发展十分迅速,从贸易总额来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30倍,而单从出口额来看,增长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别23%和27%,如果除去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三个年份来看,年均增速可达30%以上;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图2所示。从以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发展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有着十分类似的变化规律,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吗?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已有的实证分析也明显存在一个不足的方面是对于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分析的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鲜有。大多数分析的是外贸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外贸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贡献度。因而本文认为尝试借用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的分析方法,从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贸易开放是如何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意义。本文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的简要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应用到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变量、数据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是对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条件下,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规律作用下,即使地区之间没有要素流动,没有贸易,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增长也将会超过富裕的地区,从而最终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发展往往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相伴相随这种特征事实,转而他们求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而贸易则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时认为,东道国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本国技术创新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条件,也即存在“门槛效应”(EatonandKortum1996,YukoKinoshita2000,ReddingandReenen2000,Xu2000,CaseliandCole-man2001,Keller2002)。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何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要素禀赋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地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就存在不同,达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受益多,经济增长快,而没有达到条件的地区则受益少,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预测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是扩大一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KrugmanandLi-vasElizondo(1996)建立的三区域NEG(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在经济封闭时,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是趋于不断集中的,因而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然而当国家走向开放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国内企业的投入产出更多地依靠国外,而与国内的联系减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将减小,同时由于国内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导致制造业的分布从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减小。而采用类似的NEG模型,Paluzie(2001),却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同结论。这两个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源自于对农业部门所作出的不同假设。Paluzie假设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如劳动力等)相对制造业而言的流动性要差,他还假设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离心力来源于潜在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因此在经济封闭状态下,制造业经济活动是比较分散的,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小。而当一国贸易开放,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转向国外市场时,因为城市一般有着更加便利的接近国外市场的条件,企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和减少运输成本,制造业经济活动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流动,贸易收益将很难传到给农村地区,地区收入差距于是扩大。由于在理论上对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结论,故许多学者转而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一国内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andSánchez-Reaza(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等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地区间收入差距;PerniaandQuising(2003)以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地区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缩小其地区收入和贫困的差距;Marjit,DandKar,S(2007)研究了印度贸易自由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出口的州收入增长要快,而进口竞争州收入增长要慢,州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认为因沿海地区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天优势,结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和中国总体区域经济的发散;Hu,DapengandF(1998,2001,2002)通过模型和实证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间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不断扩要原因;Yao,Yudong(2000)的研究结论是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XiaoboZhang&KeZhang(2003)应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计算出了各种增长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达11.1%,仅次于资本因素;王丽娟(对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赵伟,何莉(2007)应用德特(DeLaFunente,2003)的趋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增长趋同与差异的贡献,认为对外贸易是引致中国各省市劳均GDPσ发散和β发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张(2009)分析认为我国地区外贸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差异是地区差距的格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项卫星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中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是低收入省区缩小与全国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张衔等(20 11)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西部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itit-1it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为了利用这个方程来分析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对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对(3)式进行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把物质资本存量Lnkit分成两项,一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私人物质资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项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存量,相当于公共基础设施用I表示,因而:其中f和w为线性函数,对于f(LnC)函数可以表示三项,第一项为滞后一期的私人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为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O交叉相乘项;第三项为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分析地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效应。这样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中d、r、z为线性函数)(5)it-此外,为了分析公共基础设施I与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把函数表示为其与贸易开放度O之间的交叉相乘项加上其滞后一项的基础设施水平,因而有:其中p、q也为线性函数,把(6)、(5)代入(4)得:最后我们考虑技术进步项LnAit,我们把它表示四项,第一项为贸易开放度O与人力资本h的交叉相乘项,以分析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其余三项是依据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变量,一项人力资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直接和独立的作用(Romer1986);一项是反映技术在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地区之间的扩散(NeslonandPhelps1966);一项是反映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Connlloy2003),这样技术进步函数可表示为:

四、变量、数据与方法说明

(9)式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方程,因变量采用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获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流量。对于私人资本存量C应当采用的是全部企业资本存量之和,但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特别是分省数据无法获得,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质资本存量总和,1997-2000年的数据采用张军估计的数据,2001-2007年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张军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术追赶项Lnh)中的A用劳均GDP来代替,因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正相关,劳均GDP用地区总GDP除以全省总劳动力。虽然采用贸易量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因为影响贸易量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运输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标如关税率、配额等带来的是更多的问(RodrikandFernandez2001),因此本文贸易开放度依然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注意这里贸易开放度是全国的开放度,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地区变化故采用Ot-1表示。对于公共资本存量变量I,我国同样没用直接可得的数据,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采用公路密度来作为变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长度除以各省面积。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9),以控制截面个体效应,由于所用的自变量都是滞后一期,故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我国1997—2007年间的分省数据集,共31个省市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表1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五、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的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是正的,且在1%水平上显着,意味着贸易开放使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高)比落后地区(人均GDP水平低)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差距。这一点是与Myrdal(1971)的思想相一致的,他认为贸易开放将使地理位置和条件都优越的发达地区更能发挥其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其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从单独收入项来看,其回归系数也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我国地区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发散现象,这与以前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吻合(蔡昉,都阳2000,沈坤荣、马俊2002等),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增长越快。人力资本存量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为正,人力资本存量本身项也为正,表明在人力资本高的地区(发达地区),其在贸易开放中受益越多,增长也越快,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不过从统计显着性来看却都不显着。公共基础设施项和其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都为正,表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发达地区),贸易开放将促使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虽然并不显着。私人资本投资项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着,说明私人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这可以从其回归系数虽为正,却不显着看出,这些都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沈程翔1999,刘木平,舒元2000,沈坤荣2002等)。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分别做了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回归分析,模型(2)是利用高中学历以上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3)是利用铁路加公路的道路密度来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4)是剔除不显着的变量之后所作的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其基本结论没有改变,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以上的分析只是定性的让我们知道,贸易开放将使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比在这三个方面都相对要落后的地区受益要多,经济增长要快,从而拉大地区收入之间的差距。利用上面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定量地来分别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效应,表3是以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为例所得出的计算结果:表3中计算公式的意义是贸易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贸易开放的直接作用s,它对所有的地区都是一样的;另一部分是贸易开放与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等特征相作用而产生的间接作用rLny。表3的收入效应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贸易开放度变化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所变化的百分点数,其他类似。从表3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贸易开放通过收入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分别可以拉动贵州在样本期间平均每年增长2.78、3.66、3.04个百分点,上海平均每年增长4.08、3.78、3.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分别使贵州比上海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低1.30、0.12、0.01个百分点,贸易开放的总效应使贵州经济增长比上海平均每年低1.41个百分点,其中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是主要的,占95%以上。

第2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也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如近年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环境优先等新贸易保护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关注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问题,更强调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人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隐蔽性。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 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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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等观点,都一致认为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当今国际贸易要公平开展必须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贸易保护干预,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开展。

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推崇的公平贸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新贸易保护主义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出发,来确定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平国际贸易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这种公平贸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ZC)下辖的大部分技术委员会(TC)与分委员会(SC)的秘书一职均为西欧各国所担任。被认为协调世界贸易秩序的第一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决策也大多受发达国家成员的左右。

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尺度最终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标准的。目前,这种尺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主要表现在: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等削弱对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动植物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第3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 关税率 汇率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第4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摘 要：文章探讨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地区从贸易开放中受益的多少决定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特征，因此贸易开放能多大程度上影响地区发展差距取决于要素的地区分布。利用1997―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使收入水平高、基础设施好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受益更多，而这些地区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这种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棘轮效应”机制是形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贸易开放；地区差距；棘轮效应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Trade Openness’ Impact on Regional Gap in China

XIAO Xiaojun

(Business School,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rade openness’ impact on regional gap. According to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what a region benefits from trade openness depends on characteristics of factor endowment in the region. Therefore, to what extent can trade openness affect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s determined by factors’ region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data from 1997 to 2007, the study shows that developed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income, better infrastructure and higher human capital stock benefit more from trade openness. The ratchet wheel effect mechanism that trade openness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regional economic gap in China.

Key words：

trade openness; regional gap; ratchet wheel effect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成了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图1所示，用各省人均实际GDP变异系数衡量的地区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现了从06078到06014轻微的缩小和2006―2007年从06754到05849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近乎直线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而与地区差距变化趋势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我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之外，在这期间也一直发展十分迅速，从贸易总额来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30倍，而单从出口额来看，增长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别23%和27%，如果除去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三个年份来看，年均增速可达30%以上；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图2所示。

从以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发展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有着十分类似的变化规律，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吗？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已有的实证分析也明显存在一个不足的方面是对于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分析的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鲜有。大多数分析的是外贸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外贸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贡献度。因而本文认为尝试借用Marcela González Rivas（2007）的分析方法，从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贸易开放是如何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的简要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应用到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变量、数据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是对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条件下，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规律作用下，即使地区之间没有要素流动，没有贸易，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增长也将会超过富裕的地区，从而最终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发展往往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相伴相随这种特征事实，转而他们求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而贸易则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时认为，东道国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本国技术创新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条件，也即存在“门槛效应”（Eaton and Kortum 1996，Yuko Kinoshita 2000，Redding and Reenen 2000，Xu 2000，Caseli and Coleman 2001，Keller 2002）。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何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要素禀赋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地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就存在不同，达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受益多，经济增长快，而没有达到条件的地区则受益少，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预测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是扩大一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Krugman and Livas Elizondo (1996)建立的三区域NEG（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在经济封闭时，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是趋于不断集中的，因而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然而当国家走向开放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国内企业的投入产出更多地依靠国外，而与国内的联系减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将减小，同时由于国内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导致制造业的分布从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减小。而采用类似的NEG模型，Paluzie (2001)，却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同结论。这两个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源自于对农业部门所作出的不同假设。Paluzie假设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如劳动力等）相对制造业而言的流动性要差，他还假设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离心力来源于潜在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因此在经济封闭状态下，制造业经济活动是比较分散的，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小。而当一国贸易开放，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转向国外市场时，因为城市一般有着更加便利的接近国外市场的条件，企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和减少运输成本，制造业经济活动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流动，贸易收益将很难传到给农村地区，地区收入差距于是扩大。

由于在理论上对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结论，故许多学者转而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一国内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 and Sánchez-Reaza (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 González Rivas(2007)等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地区间收入差距；Pernia and Quising（2003）以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地区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缩小其地区收入和贫困的差距；Marjit,D and Kar,S（2007）研究了印度贸易自由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出口的州收入增长要快，而进口竞争州收入增长要慢，州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

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认为因沿海地区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天优势，结果导致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和中国总体区域经济的发散；Hu, Dapeng and Fujita,M（1998，2001，2002）通过模型和实证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间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Yao, Yudong （2000）的研究结论是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Xiaobo Zhang&Kevin H, Zhang（2003）应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计算出了各种增长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贡献，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达111%，仅次于资本因素；王丽娟（2005）对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赵伟，何莉（2007）应用德拉富恩特（De La Funente，2003）的趋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 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趋同与差异的贡献，认为对外贸易是引致中国各省市劳均GDPσ发散和β发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张红霞等（2009）分析认为我国地区外贸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差异是地区差距的格兰杰成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项卫星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是低收入省区缩小与全国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张衔等（2011）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

Yit=AitKαitLβitεit （1）

下标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A是技术水平，K是物质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1）式采用劳均的形式并取对数得到：

Lnyit=LnAit+αLnkit+(α+β－1)LnLit+Lnεit （2）

上式小写字母表示劳均指标，其它变量与（1）式相同，为了计算劳均GDP增长率，对（2）式进行差分，得到：

Lnyit－Lnyit－1=LnAit－LnAit－1+α(Lnkit－Lnkit－1)+(α+β－1)(LnLit－LnLit－1)+Lnεit－Lnεit－1 （3）

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为了利用这个方程来分析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对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对（3）式进行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把物质资本存量Lnkit分成两项，一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私人物质资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项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存量，相当于公共基础设施用I表示，因而：

Lnkit－Lnkit－1=f(LnCit－LnCit－1)+w(LnIit－LnIit－1) （4）

其中f和w为线性函数，对于f(LnCit－LnCit－1)函数可以表示三项，第一项为滞后一期的私人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为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O交叉相乘项；第三项为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分析地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效应。这样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中d、r、z为线性函数）

f(LnCit－LnCit－1)=dLnCit－1+r(LnOt－1Lnyit－1)+zLnyit－1 （5）

此外，为了分析公共基础设施I与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把函数w(LnIit－LnIit－1)表示为其与贸易开放度O之间的交叉相乘项加上其滞后一项的基础设施水平，因而有：

w(LnIit－LnIit－1)=pIit－1+q(LnOt－1LnIit－1) （6）

其中p、q也为线性函数，把（6）、（5）代入（4）得：

Lnkit－Lnkit－1=dLnCit－1+r(LnOt－1Lnyit－1)+zLnyit－1+pLnIit－1+q(LnOt－1LnIit－1) （7）

最后我们考虑技术进步项LnAit－LnAit－1，我们把它表示四项，第一项为贸易开放度O与人力资本h的交叉相乘项，以分析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其余三项是依据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变量，一项人力资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直接和独立的作用（Romer 1986）;一项是反映技术在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地区之间的扩散（Neslon and Phelps 1966）;一项是反映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Connlloy 2003），这样技术进步函数可表示为：

LnAit－LnAit－1=n(LnOt－1Lnhit－1)+m［Lnhit－1(Amaxt－1－Ait－1Ait－1)］+s(LnOt－1)+g(Lnhit－1) （8）

把（7）、（8）式代入（3）式得：

Lnyit－Lnyit－1=(g－m)Lnhit－1+m［Lnhit－1(Amaxt－1Ait－1)］+s(LnOt－1)+n(LnOt－1Lnhit－1)+p(Iit－1)+q(LnOt－1LnIit－1)+f(LnCit－1)+r(LnOt－1Lnyit－1)+z(Lnyit－1)+(α+β－1)(LnLit－LnLit－1)+(Lnεit－Lnεit－1) （9）

四、变量、数据与方法说明

（9）式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方程，因变量采用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获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流量。对于私人资本存量C应当采用的是全部企业资本存量之和，但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特别是分省数据无法获得，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质资本存量总和，1997-2000年的数据采用张军估计的数据，2001-2007年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张军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术追赶项Lnhit－1(Amaxt－1Ait－1)中的A用劳均GDP来代替，因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正相关，劳均GDP用地区总GDP除以全省总劳动力。虽然采用贸易量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因为影响贸易量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运输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标如关税率、配额等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Rodrik and Fernandez 2001），因此本文贸易开放度依然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注意这里贸易开放度是全国的开放度，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地区变化故采用Ot－1表示。对于公共资本存量变量I，我国同样没用直接可得的数据，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采用公路密度来作为变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长度除以各省面积。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9），以控制截面个体效应，由于所用的自变量都是滞后一期，故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我国1997―2007年间的分省数据集，共31个省市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表1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五、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的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是正的，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贸易开放使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高）比落后地区（人均GDP水平低）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差距。这一点是与Myrdal（1971）的思想相一致的，他认为贸易开放将使地理位置和条件都优越的发达地区更能发挥其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其与落后地区的差距。

从单独收入项来看，其回归系数也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地区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发散现象，这与以前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吻合（蔡，都阳 2000，沈坤荣、马俊 2002等），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增长越快。

人力资本存量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为正，人力资本存量本身项也为正，表明在人力资本高的地区（发达地区），其在贸易开放中受益越多，增长也越快，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不过从统计显著性来看却都不显著。

公共基础设施项和其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都为正，表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发达地区），贸易开放将促使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虽然并不显著。

私人资本投资项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私人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这可以从其回归系数虽为正，却不显著看出，这些都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沈程翔 1999，刘木平，舒元 2000，沈坤荣 2002等）。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分别做了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回归分析，模型（2）是利用高中学历以上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3）是利用铁路加公路的道路密度来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4）是剔除不显著的变量之后所作的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其基本结论没有改变，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以上的分析只是定性的让我们知道，贸易开放将使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比在这三个方面都相对要落后的地区受益要多，经济增长要快，从而拉大地区收入之间的差距。利用上面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定量地来分别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效应，表3是以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为例所得出的计算结果：

表3中计算公式的意义是贸易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贸易开放的直接作用s，它对所有的地区都是一样的；另一部分是贸易开放与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等特征相作用而产生的间接作用rLnyit－1、nLnhcit－1、qLnIit－1。表3的收入效应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贸易开放度变化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所变化的百分点数，其他类似。从表3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贸易开放通过收入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分别可以拉动贵州在样本期间平均每年增长278、366、304个百分点，上海平均每年增长408、378、3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分别使贵州比上海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低130、012、001个百分点，贸易开放的总效应使贵州经济增长比上海平均每年低141个百分点，其中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是主要的，占95%以上。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机制的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贸易开放对我国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效应，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地区的具体特征相关。对收入水平高、人力资本存量高、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好的发达地区这种作用大，而这三方面都较差的落后地区这种作用要小，因此贸易开放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棘轮效应”，越发达的地区受益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这是贸易开放导致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内在机制。

（2）在贸易开放引起我国地区差距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三种效应中，收入效应是主要的，因此应千方百计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其能从贸易开放中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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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自冷战结束以来，两股同时获释的力量即经济全球化和人权就开始基于各自的价值目标来重塑国内与国际制度安排，并在开始上升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日益碰撞，导致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趋于紧张。结果，在21世纪初叶，学界爆发了前后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贸易与人权论战。“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中上升为主流地位，构成贸易与人权争论兴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化催生了新自由主义国家并引发国际经济治理的根本转型，尤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由此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大量不满者。此类不满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走向跨国联合，并掀起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性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借用人权语言对贸易自由化展开批判。作为回应，各国学者纷纷阐述其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不同理解，贸易与人权论战随之爆发。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它就如何恢复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一套更有说服力的经济理论：自由与竞争性市场并辅之以强有力的私人产权，乃是通向经济增长最可靠之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创造市场得以良好运行的制度条件。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信奉，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信奉首先造就新自由主义国家：由于转而相信市场而不是政府，国家通过退出国有企业和提供社会服务来避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直接作用，从而在世界范围掀起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浪潮。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推动下，多边贸易体制发生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因为两者原本就是意识形态盟友，都支持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此种转向的核心标志就是WTO取代GATT而诞生。在GATT时代，多边贸易体制信奉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而非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即把对于自由贸易的有限且有条件支持与信奉国家大规模干预主义结合在一起，并首先致力于维持国际稳定的集体目的。而在WTO时代，它转而信奉新自由主义：让市场筛选一切，借助规则定向与深度一体化使国内干预屈从于贸易自由化，从而背弃为缓和自由市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而实施政府干预的战后承诺。

（二）经济全球化抵制运动的兴起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生在许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是没有不满者。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扩展很快就引发一系列反对它的抵制性运动。此类运动不只关注有关改革的重新分配效应即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分化，同时也反对改革者把财富创造与经济效率当作首要价值目标加以追求而忽视其他社会价值尤其是社会正义。而且，在WTO诞生之后，那些原本分散且各自为政的不满者开始走向跨国联合，并有意识地制造多起围绕多边贸易体制的旨在争取社会公正的全球性运动，在世界贸易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西雅图事件最具代表性。1999年12月初，数万名示威者以WTO在设计促进自由贸易的规则时没有给予劳工、环境和人权问题以应有考虑为由举行抗议，并引发激烈冲突与骚乱，直接导致“千年回合”谈判的启动失败。西雅图事件不仅凸显南北方的利益冲突，而且表征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分歧：一方完全借助经济术语来理解世界，认为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并增进所有人的物质利益，因而反对施加限制；另一方则主张进行道德审视，认为需要规制自由贸易以保护作为“非经济”价值的人权与劳工权利。由于正好构成前述冲突和分歧的交汇点，贸易与人权论争在西雅图事件推动下进入新阶段，并成为全球化支持者与反全球化者之间争论的中心。面对非政府组织针对WTO举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联合国人权机构做出反应，主要是就贸易自由化的人权影响系列报告，力主贸易的“人权取向”：把促进和保护人权设定为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寻求贸易渐进自由化与人权渐进实现相互支持。此类报告对21世纪初贸易与人权论争有着塑造性影响。学者随即对于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行动做出了积极回应，贸易与人权论战由此拉开序幕。“与联合国和市民社会的工作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并且风格各异的学术文献问世，分别由研究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人权法的学者撰写。”

二、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的基本主题

西雅图事件之后，贸易与人权关系论争从学者之间分散性争论升级为集中性学术论战。而且，有关论战不只持续时间长且参与者众多，同时还是跨国和跨学科性的。在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际学界围绕贸易与人权关系展开多起学术交锋：2002年耶鲁大学艾斯蒂与英国经济学家亨德森“WTO的合法性危机”之争；同年纽约大学阿尔斯通与欧洲大学彼德斯曼“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2004－2006年阿尔斯通与多伦多大学郎吉尔“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2005－2006年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哈斯曼与纽约大学波利斯“全球化与人权保护”之争；2008年彼德斯曼与纽约大学豪斯“自由贸易与人权保护”之争；2009年哈斯曼与爱尔兰国立大学奥康奈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人权保护”之争。此外，特拉华大学梅尔与纽约州立大学史密斯早在1999年已就“人权与全球经济”展开论战。结果，贸易与人权关系成为过去十年来国际关系与法律领域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尽管每场论战的重心不同，但学者之间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对话。

（一）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性质

就贸易与人权的关系而言，自由贸易支持者声称两者天然和谐。他们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即自由贸易能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并实现互利互惠，宣称贸易自由化将会带来诸多益处：增进和平、提高收入和导向良治，因而最终会促进人权保护。“从经济方面看，消除贸易壁垒会提升效率、增加经济福利，并为提高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本身就是人权追求的目标。”由来自贸易法、经济学和商界杰出人士组成的旨在为WTO总干事提供支持的高级别专家组在2004年的“沙利文报告”就持此种看法，其中心结论是：没有必要直接解决自由贸易对于人权保护的影响，因为多边贸易体制天生就促进人权保护。与自由贸易支持者把贸易与人权关系描述为天然和谐相反，人权倡导者强调两者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制度层面都处于紧张状态。奥康奈尔认为，当今全球化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不仅在理论上与人权不相容，而且在实践中给人权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天生损害人权保护。贸易自由化使“贸易价值”与“贸易目标”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其他合法目标比如人权保护与社会公正之上。WTO总干事拉米归纳了对贸易自由化的人权攻击：“对于许多人士来说，贸易就是一个坏家伙。它象征重商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强大跨国公司借以把它们的法则强加给人们的工具，由此损害了后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定性上，加拿大学者哈斯曼独树一帜。她首先抛弃两种简单的解释模式即“全球化促进人权”和“全球化损害人权”，强调必须对两者关系进行过程性分析：从短期来看作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二次大转型”的全球化有可能损害人权，但从中长期来看其对人权的影响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一国社会朝着民主、法治和民权方向进步。但波利斯认为，哈斯曼把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直接联系起来并不妥当，因为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带来民主与人权；全球化给人权带来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促进。奥康奈尔也批评哈斯曼持有一种信念：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带来人类安全与福祉的改进，提升人权保护，资本主义与民主和人权因而是同义语。哈斯曼反驳道，她本人只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民主与人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贸易自由化对于人权保护的影响

自由贸易支持者与人权倡导者在贸易自由化的社会影响上同样看法相左。“一般说来，尽管全球化的支持者宣扬自由贸易的益处，但批判者则指出其对各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前者强调：“贸易与投资带来的财富增长能够为社会与经济福利规划提供资金，从而有助于经济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且，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经济开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交流，制造政治开放性的压力，从而促进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人权倡导者却把自由贸易视为人权的威胁而加以批判：由于贸易自由化没有融入劳工与人权关怀，它引发在社会规制标准上的“探底竞争”，即各国竞相降低其劳工与人权保护标准以增强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因此，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冲击人权保护。与阿尔斯通论战中，彼德斯曼强调应当看到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国际贸易绝非目的本身，但却是通过自愿达成的互利互惠易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手段，同时此类交易本身涉及自由和财产权的行使。他甚至认为WTO协定对自由、非歧视与法治的国际保障，可以视为在国内外起到了对人权价值进行法律保护的功能。不过，把多边贸易协定说成给予人权以保护无法为阿尔斯通所接受，并被他批判为搞历史修正主义，因为人权根本没有出现在相关文件之中。而且在一些学者看来，贸易自由化正好从制度上制约国家保护人权，尤其是压缩它们保护人权的国内政策空间。“事实上，贸易规则包括WTO规则正在日益压缩国家的政策空间。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灵活性来使贸易协定适应一国国情与发展目标，国家就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困境：贸易规则削弱它们遵守其人权义务的能力。”

（三）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功能

人权倡导者宣称，人权的当代功能就是消除全球经济体系及其制度安排的负面影响。具体到WTO来说人权需要发挥两大功能：一是消除WTO的“亲贸易”偏见，以便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平衡追求“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二是反击WTO过度侵入成员的政策自主，目的是为国家打开或者恢复保护人权所必要的“政策空间”。豪斯强调：自由贸易只是手段，而人权才是目的，必须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人权保护相对于贸易自由化的优先性。“不仅是国际商事惯例，而且贸易和投资协定，都必须对人权法负责。如果人权法和贸易法要实现其目的，人权法的精神必须主导贸易法的发展。”自由贸易支持者彼德斯曼企图超越手段与目的二分，转而强调人权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基础性与工具性意义。“人权……提供分散性的信息、激励和执行机制，从而使得民主和市场经济变得更为有效。”人权同时还具有工具性价值，能够给国际贸易规则提供道德与民主合法性，因而比起传统功利主义理由来说更能促使一国议会批准多边贸易协定。但在阿尔斯通看来，彼德斯曼实际上用人权来为贸易自由化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以便使其免受质疑和挑战。奥康奈尔强调：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人权保护间的冲突无法调和，人权倡导者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天生就阻碍人权保护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么利用人权范式来挑战并废弃全球化的现行模式。

（四）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制度设计

人权倡导者多力主在贸易与人权之间创建某种制度联结以消解其间的冲突，其中包括主张在WTO协定中写入“社会条款”来阻止贸易自由化引发“探底竞争”。“社会条款”信奉的核心理念是，要求出口国承认并保护一系列核心劳工与人权标准，并允许对那些未能达此标准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自由贸易支持者则反对在贸易与人权之间人为联结。巴格瓦蒂认为，人权并非贸易问题，WTO因而无权处理，如果非要纳入到WTO之内，就可能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最终扭曲世界贸易。人权倡导者对此反驳道：贸易与人权联结不仅有助于消除其间的冲突，而且能够缓解WTO自身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艾斯蒂看来，由于崇尚效率优先，WTO正陷入“一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必须通过平衡追求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如人权保护才能摆脱危机。“抗议者要求WTO更好地平衡相互冲突的两类目标：一类是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效率；另一类是环境保护、人权与公平。”不过，亨德森却认为，WTO管辖范围的扩展并未根本改变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它的民主合法性并未因为受到侵蚀而陷入合法性危机；WTO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决捍卫自由贸易理念，并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其他自由贸易支持者不同，彼德斯曼意识到贸易联结之争的发生表明比较优势论已不再足以支撑多边贸易体制的合法性，因而主张把WTO法重塑为具有“”性质的高级法，使之不再只取决于经济科学，也依赖法律甚至道德基础规范。他同时强调，所有国际国内规则包括WTO协定在内，皆从保护人性尊严和人权中获得其民主合法性，而不可剥夺的人权今天构成对于所有国内和国际决策权的制约。因此，他认为WTO应当仿效欧盟的做法，通过把人权纳入经济一体化协定而使贸易与人权关系化。不过，阿尔斯通批判道：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冲突深刻而复杂，仅为其间关系贴上标签将无济于事。而且，该研究进路的结果将会使人权法为贸易法所并购。豪斯也强调：自由贸易与人权关系十分复杂，因而不论借助“相互促进”之类的模糊术语，还是借助从经济一体化直线性地进步到人权取向的术语，都是难以真正理解的。

三、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的理论评析

20世纪最后十年与21世纪最初十年乃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前十年先是新自由主义上升为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并引发国际制度的重大变革，而后深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的各国弱势群体走向跨国联合，并日益使用人权语言来表达它们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满；后十年先是国际学界就贸易与人权之关系展开激烈争论，而后世界相继陷入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由此看来，“承前启后”的“十年论争”既有其深刻时代背景同时又为后续事件的发生设置了一个宏大背景，因而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首先，“十年论争”的爆发表明经济全球化之争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从是否需要经济全球化演进为需要何种类型的经济全球化。斯蒂格利茨指出：贸易（与人权）联结争论的发生显示国际社会已经从早先支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纷争进入全球治理之争，其核心是如何强化并引导全球治理朝着实现进步性价值的方向前进。具言之，“十年论争”的发生显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已经遭到动摇，而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需要重构。实际上，通过把经济全球化对于农民、妇女和食品安全的消极影响表述为对享有食物权、劳工权与健康权的冲击，人权语言被用来想象一种更具柔性的人道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换句话说，人权为创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全球贸易秩序提供了规范性基础，此种秩序致力于实现经济正义、社会福利和消除贫穷。其次，“十年论争”的爆发预示多边贸易体制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激进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还是停下来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贸易自由化不仅可能加剧世界环境破坏，而且也会制造分配问题，因为它并不确保相关收益与成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公平分配。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和社会阶层自然主张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而从中获益最少但却承受其主要负面影响的国家和弱势群体要求暂停推进，其间的分歧与对抗不仅使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而且可能酿成社会危机，西雅图事件就是例证。“西雅图会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很多国家政府都认定：失败的政治成本比成功的政治成本要低得多。西雅图提出的解决办法即新一轮贸易自由化，原本就是对于错误问题的错误解决办法。”由此看来，不同国家与社会阶层之间在贸易自由化上的分歧不再关涉其内容与速度，而是关涉其本身的可取性，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最后，“十年论争”的爆发表征人权已经取代其他概念比如而最终成为对全球经济秩序展开激进批判的通用语言。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基于主张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但在权力大量让渡并被嵌入到法制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之中的今天，似乎不再能够充当批判并重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重任，从而不得不让位于兼具法律与伦理维度的人权。作为一种法律语言，人权可用作抵制WTO给成员设定某些法律义务的有效工具；由于具有伦理之维，用人权术语重新表述某种政治诉求能够给此类诉求增添道德份量和不可质疑性。“至少过去二十年来，人权一直是作为对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激进批判的一个支柱而出现的。结果，人权行为体在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争论中已经成为一股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声音。”尽管“十年论争”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在有关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影响下，它也存在明显不足。

WTO在1995年的成立表征多边贸易体制发生根本转型，此种转型通常被叙事为“从政治到法律”的转变。“GATT是一种主要为外交官把持的政治论坛，而WTO更多的是一种主要由律师把持并拥有其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渠道和正式执行机制的结构化制度安排。”以该叙事为原点，论争双方都只看到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安排层面上的重大变革，并寻求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来回应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反全球化批判，但却未意识到已发生的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重构其内在知识结构（新自由主义取代嵌入式自由主义）来实现的。结果，他们除了就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制度关系”展开两极对抗性激烈争论并由此制造相关研究的虚假繁荣之外，并没有给贸易与人权关系指明真正出路。首先，论争双方无论给贸易与人权关系贴上“天然和谐”还是“固有冲突”标签，都不准确。究其原因，贸易与人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为制度所塑造，而制度本身又是为其背后的观念所决定。因此，主流观念的改变必然引发制度变革，并由此重塑其间关系。然而，在“从政治到法律”主流叙事之下，无论是自由贸易支持者还是人权倡导者都把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晚近变动归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重构，完全忽视主导此种重构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引发贸易与人权关系变动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二战后基于对此前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且随后酿成世界大战的集体历史记忆，“自由贸易”被理解为“不受歧视的贸易”，国家可以基于国内稳定与福祉目的而广泛干预贸易，GATT因而建立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之上，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承诺被嵌入在对于国内干预主义政策的更大承诺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自由贸易”被视为增长引擎和现代化的驱动器，贸易自由化旨在消除边界背后的壁垒以创建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多边贸易体制随后发生根本变动：奉行自由市场至上，国家只能例外地进行干预，并且受到严格限制。正是由于多边贸易体制转向新自由主义，致使“自由贸易”被重新界定进而引发相应制度变革，贸易与人权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其次，论争双方都未能全面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于人权保护的影响。自由贸易支持者通常高估贸易自由化对于人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同时低估其消极影响，而人权倡导者正好相反。在“从政治到法律”叙事的支配下，人权法学者不是过于“高估”而是严重“漏估”贸易自由化的消极人权影响，因为他们主要强调多边贸易体制压缩国家保护人权的政策空间。事实上，多边贸易体制“从政治到法律”转型背后是“从嵌入式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从而引致其性质与目的被重设，人权保护因此遭受重大影响。“基于嵌入式自由主义，多边贸易体制的所谓目的被理解为是有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而基于新自由主义，它的假定目的是创建一个全球统一市场。”换言之，由于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至上，以其为理论灵魂的WTO本身被设计为国家交换国内市场的市场，只致力于促进国家市场交易而不追求某种集体目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对“政治”做了重新定义：先前是指创设、动员与实现政治共同体的集体目的，现在是促进个人追求他们自己的私人目标与目的。WTO本身市场化及其集体目的的缺失，不仅无法提供人权保护之类的公共产品，而且完全不顾及社会负面后果的产生，导致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公共权力行使与公共目的追求和集体道德责任承担之间的分立，不仅使自身面临合法性危机，而且触发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紧张。最后，论争双方也没能准确定位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应有功能。正如前文指出，WTO遭遇合法性危机，不是因为其与人权法发生制度冲突，而是因为它在塑造出全球经济新秩序过程中缺乏合理目的关怀，并对其产生的后果没有一种责任意识，导致在国际层面上行使公共权力与追求集体公共目的和担负集体道德责任相分立。在此情形下，学者理应使用人权来打开重新想象多边贸易体制的集体目的空间，以便确立一种合理的集体目的来支撑其运行。但是，彼德斯曼基于其新自由主义人权观，强调完全借用人权来为贸易自由化正名从而赋予其合法性；阿尔斯通却认为，人权主要是一种批判性武器，用来抵制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两人都未意识到人权在重设国际贸易治理的集体目的上的意义。“批判性的声音应当引发全球贸易治理的基本宗旨之争，而不是争论它们是赋予贸易秩序还是其他国际秩序以相对的优先性。应当重新打开全球贸易治理的集体目的之争的空间，而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在多边贸易体制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进行权限的适当分配的争论。”而且，人权还是评判WTO公正性并对其进行重塑的伦理基准。多边贸易体制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性质与目的变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日益丧失实质公正性的过程：从作为维护和平与实现繁荣的世界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晚近演变为一种市场交易机制，它自然会构成对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重大冲击。国家间的市场交易一方面基于比较优势论展开，各成员国内没有“比较优势”的弱势群体自然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在实力基础上展开，因而对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是不平等的。并且，由于不再担负某种集体目的，WTO把贸易自由化的分配与环境后果推给其他场合解决，同时又制约成员国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目的而进行干预。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人权已经全面承载其所宣扬的核心价值即自由、平等和公正（最低限度的博爱），天生就是对不公正制度安排的批判者、改革者和重塑者，因而应当被用来给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价值，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崇尚自由、平等和公正贸易的人权友好性制度安排。人权的制度变革功能早就为《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所预见，因为它规定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其所有人权都能够得到确保的社会与国际秩序中的“权利”。一句话，由于转而信奉全球贸易治理只影响私人利益，不影响集体目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过程也是一个重复后者核心缺陷的过程：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与追求合法的公共目的和担负集体道德责任相分立。而且，多边贸易体制在重复新自由主义核心缺陷的过程中也加重了国内社会和国际贸易关系的非公正性，使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权益严重受损。据此来看，反全球化者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拒绝贸易自由化，而是对“自由贸易”的社会意义的政治抗争，目的是使在国际层面上行使公共权力也追求某种集体目的，最终确保相关制度安排的公正性。然而，论争双方却把WTO的不满者的诉求曲解为要求消解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制度紧张，并在此基础上把论战定格在其间“制度关系”之争，自然不能为WTO批判者拓展想象自由贸易工程应有集体目的的空间以回应其基本诉求。

四、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的基本启示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第一大贸易国，同时还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转型，如何理顺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国家如非洲的埃及、利比亚和中东的叙利亚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陷入危机：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且不受制约，导致民权被侵犯且滋生腐败，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使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加剧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结果引发社会动荡甚者是政权更替。“十年论争”至少给我国以两点启示：

（一）应当改变有关贸易自由化对人权保护影响的传统认识。

人们通常认为，入世即融入贸易自由化不仅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为我国经济贸易持续增长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而经济贸易快速增长最终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包括人权保护。因此，贸易自由化给我国人权保护带来的全是积极影响。但“十年论争”显示两者关系十分复杂：贸易自由化给我国保护人权既产生积极影响又带来挑战，即使要把有关积极影响转化为人权进步，也需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一些新自由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权利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需要社会民主来把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权利。”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并不能无视贸易自由化给我国保护人权带来的冲击。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能力。我国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条约，负有“渐进性”实现相关权利的国际义务，因而需要保有一定的政策空间，但此种政策空间却遭到WTO规则不当压缩。在“原材料”案和“稀土”案中我国接连败诉就是例证。征收出口税和进行配额管制原本是国家固有的，以担负某种公共目的比如说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公众的健康权，并且至今仍为绝大多数WTO成员所采用。但是，我国在入世过程中被迫向WTO让渡此类权力。比如，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即使是出于保护环境和民众人权的目的，我国也不得对某些矿产品出口征收出口税和设置出口配额。

二是WTO规则因缺失公正性而冲击我国人权保护。“WTO程序和过程当前偏向商业贸易利益和发达国家。此种体制性偏见可能产生损害其他利益诸如发展中国家或非贸易（人权、环境）利益的结果。”而且，WTO规则对我国来说公正性问题最为严重，因为美国等国出于战略目的，在我国入世过程中设置苛刻条件，最终导致我国承担的义务比任何成员都多即“WTO加”义务，而享有的权利比其他成员都少即“WTO减”权利。此种“一加一减”对我国政府保护民众权益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正在凸显。

三是间接促成我国贫富悬殊加大，从而使人权保护面临新挑战。自由贸易既是经济繁荣的推动者，也是贫富分化的加速器，因为贸易自由化也许确实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并增进各国及世界的整体福利，但它并不确保以所有人都认为公正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且，我国作为加入国，参与贸易自由化虽然是有收益的，但同时也是有成本的，而收益与成本往往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不公平分配。“贸易协定通常有利于某些群体，使它们变得更为富裕，但同时伤害其他群体，后者将会因此而变得更为脆弱。”入世以后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分化，都使我国政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能力遭遇挑战。

（二）重新定位人权保护在贸易自由化时代应有功能。

一是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促进正义重建。人权的传统功能是制约政府权力即构筑关住权力的笼子以实现基本政治正义，而晚近开始转变为制约强势阶层的权力并扶助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正义。我国尚未完成社会转型，人权因而需要同时发挥前述两大功能。由于贸易自由化总是在国内制造赢家和输家，我国显然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市场机制辅之以社会安全网）来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唯有如此才能减缓贸易自由化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二是促进国际贸易秩序的公正化。尽管多边贸易体制奉行规则定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缺乏实质公正性。而且，公正性的缺失还严重影响南方国家民众的各类人权。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坚持自上而下地使用来争取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成效有限。因此，现在应考虑基于人权理由来主张改进WTO规则的公正性，以使其追求自由、平等与公正贸易，如此做不仅更具道德理由，而且有可能取得更大成功。因为，人权承载的自由、平等与公正价值为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石，而新秩序将会追求平等与公平的贸易自由化，消除对南方国家特别是对我国的制度性歧视。

第6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护政策国际贸易保护理论问题发展政策展望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和区域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其高速的发展对于各个国家内需以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可谓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不断深入，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贸易的不公平，格局单一化等矛盾也有走向不可调和的趋势。而其中，我们发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但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却新的挑战，在整个国家贸易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成为了主力军，但是这些跨国公司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后的发展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时对于这些国家贸易行为，本土的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也因此产生了不小的问题，从而使得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对于国际贸易未来的发展进行探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就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政策和相关理论与实践这一侧面，结合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以及我国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相关政策研究从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保护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存在的问题分析、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分析和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发展展望等方面展开一番剖析和论述，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或意见。

一、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保护理论分析

国际贸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多边的区域无论是在贸易形式、贸易政策以及贸易行为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性。因此，要想国际贸易在发展的历史中在这些方面遇到过形形的问题，也一度给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各种理论应运而生，贸易理论作为独立的形态出现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追溯到国际贸易发展的初始阶段，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则又依托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行为和实践中的利益分配。而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则又作为反动推理推动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理论化，因此可以说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主要分为干预保护和自由贸易两个独立对立的方面，从而在不断实施的过程中形成了纯理论和干预理论两个大的体系，在本文的论述中，主要就国际贸易中典型的保护理论进行阐述。就当下世界主要的保护理论可以分为几大类：

(一)改善国际收支理论

该理论主要的保护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支出方面。其手段是通过减少进口的数量，从而减少外汇的支出，基于贸易顺差的思想保持在国际收支中的贸易出超。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这种保护理论的实施的作用就是通过增加自身商品或者一切劳务的窗口，从而增加在商品或者劳务中的支配权，从而避免进口超过了出口量情况的发生，也可以有效的改善国际收支中出现赤字的不利情况。

(二)改善贸易条件理论

贸易条件理论着重与如何有效的将进口商品的在同等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或者征收更高的关税，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给本国的国家贸易在更多的福利。这一理论是否能够成功的实施还需要取决于商品本身的特征以及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

(三)关税收入理论

关税的收入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起到一个类似于杠杠原理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是否能够取得经济效益上或者市场拓展方面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税，可以说是每个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成为了每个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保护政策的主要环节之一。而如何做到合理的增加关税收入而又不会给国内居民的生活消费带来太大的影响，这需要在关税政策制定上进行合理的把控。

(四)夕阳产业保护理论

这一保护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某些过去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不错市场而当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无法很好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站住位置的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进入衰落阶段会使得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因此进行这项夕阳产业保护政策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五)保护就业理论

保护就业可谓是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动机之一。

(六)绿色壁垒理论

随着环境保护越来越深入人们的关注。环境保护成为了国际贸易过程中每个贸易行为和合作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七)非经济目标理论

大部分的保护政策或者保护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的有利于本土经济发展或者就业率增加的贸易保护措施。而非经济目标理论则是通过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坚持做到自力更生发展，有效减少本土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其目的除了有能够实现经济目标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能够让国民在民族自豪感、社会公平以及国土安全等方面更好更快的实现。

(八)保护公平贸易理论

这一理论就是在国际贸易的规则应该保障公正公平的进行贸易，许多做法有如倾销等会破坏这一规则的需有效的规整，但每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一理论的践行力度和理解也各不一样。虽然对于国际贸易有着多种不同的保护政策和理论，但是这些理论的目的都是殊途同归——为了自己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存在的问题分析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商品进出口积极加以干预，利用各种措施限制商品进口，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使之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待和补贴，鼓励扩大出口。从表面上来看，保护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变化，这也使得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发展形成了许多问题，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其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之大不言而喻。其中，主要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往来之间产品期待效益的巨大差别导致保护政策存在着不对等、不公正的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产品相对价格都较高，进入国内后都会遇到市场受阻的情况；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薄利多销这种方式导致自己本国的产品在本土没有了相应的竞争力，由此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这也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保护政策对于国际贸易发生的限制；第二，为了扶持本土的夕阳产业的发展，保护政策限制了外来产品的进入市场，无论是通过提高关税还是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其短期看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但在长久来看则限制了该产业的良性发展和进步；同时，产品的环保技术成为了重要问题，而各个国家在产品上绿色环保制定的相关标准却高低不统一，这也导致环保纠纷在国际贸易中时有发生，也必将成为未来贸易摩擦中的焦点；而保护就业理论的实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保护就业这一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增加生产从而增加就业使得某个行业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虽然看似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增加就业有积极作用，通过牺牲对贸易进口物品的需求来拉动内需的方式在短期来看确实能够有效的维持就业平衡，至少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本土企业竞争力降低，失业等现象的产生，但是从长久的发展来看这一政策无疑会对本国或者本地区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幼稚产业”产业的保护划分不够明确，虽然对于这一产业的发展我们在初期需要进行有效的扶持，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够明确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较大的漏洞。总的来说，保护政策下的国际贸易存在这一系列客观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政策理论以及具体实践中进行合理的探索和调控。

三、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分析

针对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需统一规划，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就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而言，首先，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统一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的客观事实，加强多边国际贸易往来的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则需要在保护壁垒政策中适当放开对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关税，从而有效的促进两者之间在国际贸易中的良性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结合自身国家的特点，针对性的对外来商品进行扶持性的帮扶贸易政策，坚持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的国际贸易政策，从而让双方获得共赢共生；第二，在绿色环境保护政策上，我们可以对产品的绿色环保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制定统一的划分标准，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能够通用，从而减少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因为标准不一带来的贸易行为的麻烦；第三，有效的利用国际贸易给我们发展带来的契机，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商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着重引进高端加工增值环节。同时，组织协调好国内急需的能源、重要原材料、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进口。通过合理的进出口国际贸易发展，有效的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身快速发展，这才是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未来的发展之道和终极目标。

四、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展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政策对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行为的开展。首先，贸易政策的选择需要基于我国当下现有的基本国情，做好走出去和引进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适当的进行贸易保护是有必要的，但是把握好“度”是一切展开的前提；第二，保护政策实施以及保护对象的十分的重要，不能够没有针对性而一概而论，如若是这样，我们的许多行业和企业都会失去发展以及成长的机会，我们需要敢于面对外来商品的冲击，在挑战中求生存；第三，进行开放型的贸易政策，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中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第四，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将本国的产业进行升级转型，合理有效的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业，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让我国的产品和输出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

五、结束语

保护政策已然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也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保护政策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问题，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合理的把控好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和力度，才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也只有在越来越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合作中，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长期共赢共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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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文潇.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及新趋势[J].金融经济,2013,第10期

[3]徐小丽.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2012

[4]王英凯.全球经济再平衡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的挑战[J].特区经济,2010,第8期

[5]Gomory,RalphE.,andWilliamJ.Baumol.Globaltradeandconflict⁃ingna-tionalinterests.MITPress,2000.

[6]陆燕.当前世界贸易形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与应对[J].国际贸易,2010,第4期

第7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教学改革

石河子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建设的100所重点大学之一，现由教育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建，也是国家西部重点建设高校。国际贸易是石河子大学的热门专业，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状况，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惯例、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涉外部门的实际业务以及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方针、政策，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逐步增大，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多。对于国内设置国际贸易专业的高校来讲，每年培养的本科生数量也不少，但真正能符合市场需求的并不是很多，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普通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进行适当的转变，即从培养研究或者管理型人才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变。

一、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

从目前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中可以发现，公共课设置过多，占用学时数较大，对于学生今后从事外贸工作的实务课程设置较少，专业课学时数逐步被压缩。公共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学公共课（不能删减，必须按照教学计划实施），另一部分是学院的公共课（课时可以变动）。其中，大学的公共课有些根本没有必要占用太多学时数，而且有些完全可以设置为选修课，对于在实务中需要的海关、报关实务、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等课程一般都为选修课。因此，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应该结合目前的社会需求，设置合理、有效、实用的课程体系，使本科生毕业后能适应市场需求。

二、重视师资队伍培养

在国际贸易专业建设中，师资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对于目前的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来讲，专业教师数量不足，每门专业课不能做到两名教师来共同承担，甚至出现一名教师要承担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学校在人才引进方面不能仅仅限于博士，应适当放低门槛，引进国际贸易硕士。先引进，然后再组织教师外出进修，多与同行切磋技艺，提高教学质量；组织国内学术会议，在与同行的交流中可以获取前沿的学科知识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经验，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聘请外贸公司、银行国际业务部、外运公司、商检部门、海关等对外贸易有关单位的专家进行信息交流，不断吸取最新的国际贸易方面的信息和动态。

三、重视校内实践

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校内实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机房进行上机操作，采用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世格软件公司开发的S imTrade外贸实习平台软件、外贸模拟练习系统、外贸实务教学系统和外贸单证教学系统。每个参与SimTrade外贸实习平台虚拟贸易的学生都将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从而共同组成了模拟贸易环境。学生按照实验老师所分配的学号扮演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和进出口地银行不同的角色，从事目标对象日常工作，从而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体会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真正了解到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方式，最终达到在实践中学习的目的。第二部分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在商务实验室开展的手工操作实习，也就将报关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环节全部纸质化，按照实际工作中的要求进行练习。这两部分的实践，是对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的一个检验。学校应该重视校内实践，加大对校内实践经费的投入。加强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实验教师的技能。

四、拓展校外实习基地

加强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学院通过科研立项，与自治区及兵团企业进行合作，促进科技向成果的加速转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找企业寻求合作，建立相应的实习基地，实现校地双赢、校企双赢。同时，要继续加大与阿拉山口海关、检验检疫局、五矿有限责任公司、兵团商务局等单位的合作，定期选派优秀的学生去实习。积极拓展与霍尔果斯口岸、红其拉甫口岸、吐尔尕特口岸和喀什机场口岸等的联系，建立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以便学生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转贴于

五、加强毕业论文管理

毕业论文是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节，是毕业生总结性的独立作业，是学生运用在校学习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基本知识研究和探讨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是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毕业论文选题要符合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教学要求，达到毕业论文（设计）综合训练目的，应尽可能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教学、科研、外贸的有机结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要注重对学生基本能力的训练，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有较大的提高。指导教师要严把质量关，督促学生完成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任务书的撰写。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按时提交相关材料，认真阅读参考文献，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论文的撰写。同时，通过答辩小组讨论，评选出优秀论文和论文指导教师，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对于不合格的论文应该放入二答，二答不过的直接推迟毕业。这样，学生不但能充分重视论文撰写和答辩的重要性，而且也可以提高论文质量的水平。

参考文献

第8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WWw.133229.cOm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第9篇：公平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为我国一些具有优势的服务行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但是，在服务业越来越依靠技术知识进行国际竞争的今天，我国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服务市场上已难以进一步实现服务贸易量的扩大和结构的改善。面对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将遇到严峻的挑战。 本文从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在我国的地位入手，对我国服务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指出了我国服务业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研究应对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服务业 跨国公司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所谓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就是要使各国取消服务贸易的壁垒，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的国际间自由交换。对于我国来说，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会为我国一些具有优势的服务行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但是，在服务业越来越依靠技术知识进行国际竞争的今天，我国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服务市场上已难以进一步实现服务贸易量的扩大和结构的改善。面对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浪潮，我国面临的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 一、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法律体系、市场体系带来的挑战 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管理体制的改革，但始终都存在着一些另人遗憾的漏洞，而这些管理体系的瑕疵给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1.服务业的行业垄断。我国的一些行业如电信，金融，保险，教育具有的强垄断性，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导致了服务业创新动力的缺乏和效率的低下。中国的服务业要适应服务型贸易公司进入后服务业发展开放的大环境，必然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2.服务贸易保障制度不完善。服务贸易保障制度上的不完善，主要是指对服务行业里的一些弱势产业，像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咨询，专业服务等需要有一些专门的保护政策来应对我国入世后国外相关产业对这些行业的冲击，使其可以健康成长而不至于夭折。目前，中国政府在电信，银行，教育等行业制定比较全面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自由化，所以如何制定出有效的贸易保障政策，既可以使本国服务贸易行业健康发展又可以应对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应引起关注。 二、对服务贸易理念带来的挑战 我国的服务贸易行业，过去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受某些陈旧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至深，因而企业规模小，服务设施差。思想观念落后，服务质量水平低，难以适应跨国公司进入后我国对外全面开放的经济形势，更难以与国外服务贸易领域里的跨国公司相抗衡。 在我国经济学理论中，仍把服务定义为服务属于流通领域，因此服务不创造价值。而这种论述在WTO将服务贸易外延扩大，内涵深化之后，服务项目不仅提供使用价值，有的还创造价值。还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服务部门对待客户受政策影响较大，比如银行对经济效益不好，资金留存率低的企业也出于政策原因同样提供资金放贷等服务，结果往往血本无归。而国外银行采用企业化经营，对客户进行细分，严格保证了资金的安全。 三、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升级带来的挑战 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看，自由化形成的外部竞争将迫使我国只能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旅游、工程建筑、劳务输出等传统服务，我国服务业结构的局限又形成其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依赖。这样，一方面我国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另一方面又依赖传统服务业的出口来换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很可能促使这种格局固定化，这种服务贸易格局的实质是我国用附加值低的服务来换取发达国家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相交换。这就意味着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转化为更高的价值，我国的服务贸易格局局限在低增值的水平上。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服务贸易格局一旦长期延续下去，就会使我国永远无法改变自身的落后地位。这是服务型跨国公司进入后我国服务贸易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 :服务业改写国际贸易理论.亚太经济时报，1994 (5) 刘海云:世界服务发展的国际化与我们的选择.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1):29-34页 卡尔·索旺:FDI趋势及政策的最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