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云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1949年6月，宋任穷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西南服务团团长。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时，他努力学习西南少数民族知识，并请、邓小平等领导给大家作报告，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同时，他积极组织力量为西南服务团编写西南各省有关情况的资料和相关政策汇编，以便为服务西南，特别是搞好民族团结做好知识储备。9月3日，宋任穷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国人民西南服务团干部大会。他指出，要加强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急性病。他说：“西南少数民族很多，如犯急性病，几天之内就可能搞乱，搞乱了，几十年都可能翻不过来。对少数民族地区要少派干部，只派一两个能掌握政策的同志就可以了，要他们自己的人当干部。我们要和他们联络感情，利用一切关系，不能急于求成，不要企图几天、几个月、一两年就什么都能搞好。”

9月29日，他为云南支队作《到云南去的几个问题》报告，反复强调了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云南支队在长沙学习整训期间，他又邀请邓小平到服务团作报告，开展民族团结教育。10月26日，宋任穷召集云南支队班以上干部进行动员。他着重联系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等实际情况，强调了要防范急性病，加强民族团结。12月29日，他在贵阳主持召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并在其所作《关于进军云南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中强调，“云南处在中国西南边界上，与缅、印、越等国家接壤，属于边防地区。这地方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民族间很不团结”。因此，“绝不能在少数民族区域内犯急性病。要十分谨慎小心，首先搞民族团结，经过宣传政策，行动上的影响，求得逐渐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为团结少数民族，他还提出“对少数民族武装，绝不要马马虎虎去处理，不收其枪支，现在不收，半年后还不收，将来也不收。将少数民族群众发动起来了，枪支在少数民族手里是非常巩固的，将来少数民族组织，可在政府中成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吸收其进步分子领袖，能在政府中发言代表他们利益，甚至有地位”。12月30日，在云南支队组织的学习会上，宋任穷邀请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到会作报告，宋任穷也作了报告，强调要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次日，他邀请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向云南支队的同志介绍新区接管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初步经验。宋任穷也就当时的形势和少数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等问题作了报告。

主政云南期间对民族团结的贡献

1950年2月初，中共云南省委在贵州安龙成立，宋任穷担任第一书记。2月20日，宋任穷、陈赓率部进驻昆明。之后，组织召开了为期9天的少数民族专题工作会议，经过实地调研和听取汇报，他发现云南边防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感到“云南的民族问题是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他指出：“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而且是地处边疆的省份，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1、积极组建民族事务机构，推动民族地区建政工作，加强民族团结

第2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肖雪峰、中评协副秘书长韩立英等一行与国家林业局联合组成调研组，于2012年9月24至28日到云南昆明、红河等州市就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相关工作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实地考察调研。调研组一行日夜兼程，深入昆明市石林县、红河州弥勒县等林权管理服务中心、林权交易所和林地进行实地勘察，同时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市、县财政部门、林业部门、金融及评估机构关于林权抵押贷款和森林资源评估工作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基层情况，征求云南省相关部门和单位对修订《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推进森林资源评估工作的举措。

调研中，财政部企业司肖雪峰副司长充分肯定了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量价分离”的做法，他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权交易逐步市场化，林权主体、经济行为呈现多元化趋势，使得森林资源评估工作既具有资产评估的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这对做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10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云南省财政厅、林业厅、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银监局联合印发的《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在森林资源评估过程中充分发挥注册资产评估师从事价值量评估和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机构具有森林资源调查的技术优势，由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调查出具森林资源蓄积数据（量核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出具价值估价报告的“量价分离”合作模式。经过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方式有利于财政部门和林业部门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从而保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质量，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云南的森林资源评估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与近期的关系，财政与林业的关系，支持培育和加强监管的关系，尽快研究出台一系列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促进森林资源评估日益规范化、制度化，最终纳入法制化轨道，推进森林资源评估工作健康全面发展。

中评协副秘书长韩立英指出，云南省财政和林业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发挥云南评协作用，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为进一步修订《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提供了经验和借鉴。1998年脱钩改制以来，我国中介专业服务行业已经形成了市场化发展的大方向，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制度设计既要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又要具有前瞻性，符合行业发展的大方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作为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管委会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累了丰富的准则制定经验。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既适应中国国情又与国际基本接轨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内容包括各类业务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涵盖了主要的评估业务流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属于资产评估执业行为，国有林权和集体林权评估都应当遵守统一的执业标准和监管标准，评估报告披露内容可以根据评估项目的难易程度等条件按照报告准则决定繁简程度。要在制定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准则的同时，由有关各方共同参与，研究制定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核查标准。要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的培养和继续教育，不断提升森林资源评估的质量和水平。

云南省评协秘书长杨捷表示：财政部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到地方调研森林资源评估工作尚属首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部和林业局对森林资源评估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云南评估行业一定要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积极配合财政厅企业处不断加强行业监管，继续在森林资源评估队伍培训、森林资源评估机构培育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积极与省林业部门合作，在组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委员会的基础上，研究筹建资产评估专业技术委员会，针对云南特有树种，积极探索出一套规范、适用、针对性较强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主要参数、操作技术规范、工作底稿等，以指导森林资源评估工作，满足不断扩大的森林资源评估市场需求，不断推进云南森林资源评估工作规范发展，再创评估佳绩。

（云南评协）

第3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近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零点前进策略公司了一份《2012年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报告采用“三九理论”，从三个维度、九个元素第一次科学、系统地创建了一套评估企业健康生态的系统理论和指标体系。“三”指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商业环境三个维度；“九”指创新力、创业力、领导力、竞争力、合规力、责任力、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这九大健康元素。报告指出，三大维度中，企业家精神得分最高，商业环境得分最低；九大元素中，创业力得分最高，合规力得分最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健康状况处于初级阶段，可增长空间巨大。

复旦大学MBA北京招生

2013年复旦大学MBA招生宣讲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说明会主要介绍了复旦大学2013年度MBA招生政策的最新举措。复旦大学MBA项目副主任兼国际MBA执行主任孙龙主持了整场宣讲会。会开场，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人事办公室主任刘方珍女士做了“跟随、选择、经营”的主题讲座。其后，2009级复旦国际MBA校友，现任职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吕斌校友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学习生活和在座朋友们做了深入分享。

IDC中国云计算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日前，IDC今天《中国云计算基础架构建设指南》报告，提出中国企业建设云计算基础架构的路线图。IDC认为，云计算基础架构的实施不是一个简单的软硬件集成项目，而是一种企业IT战略的改变，因此用户在实施云计算项目之前需要谨慎评估，对云计算项目进行整体的规划，考虑云计算数据中心的管理模式，将未来的运营纳入到整体规划中。

雅虎北京研发中心将专注个性化互联网体验

雅虎公司在华全资设立并运营的雅虎北京研发中心近日举办成立三周年庆典，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总裁张晨回顾了三年来北京研发中心的成长历程，并与雅虎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卡罗尔共同见证了庆典仪式。未来，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将专注于个性化互联网体验，云计算和移动产品及平台在内的雅虎核心研发领域。

北大青鸟领导力研究院推新课

北大青鸟领导力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大学召开“博学通识、培元固本——北大青鸟领导力研究院元培项目”新闻会，隆重推出旗下高端培训产品“元培项目——卓异政商领袖通识教育课程”。本项目面向高级管理者，推出了涵盖地理、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心理、艺术、医学、时事、经管、法律等内容的课程，大部分由北京大学知名教师楼宇烈、钱乘旦、王博等讲授。这是北大青鸟领导力研究院将北京大学优良传统和育人理念推广到社会层面，在校园和社会之间搭建一道桥梁的尝试。

英才网即将全平台升级

近日，作为Monster全球招聘网站成员的中华英才网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创新技术体验活动，首次面向中国业界展示全球网络招聘巨头Monster三大核心技术：语义搜索、云计算及行为定向技术。即将进行全平台升级的中华英才网正式成为Monster平台后，将完全由全球领先的Monster技术支撑。随着中华英才网的全平台升级，这些技术和产品将陆续在中国实现应用。在体验会上，中华英才网的技术专家曹文韬首先展示了Monster最为核心的6Sense语义搜索专利技术。采用了6Sense语义搜索专利技术的Monster超级简历搜索能模拟经验丰富的HR招聘专家，并基于求职者的相关资质条件智能地对简历进行分析、评级和排序，帮助HR快速准确地找出更合适的求职者。

微软将建“微软云加速器”项目

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日前在北京大学纵论创新论坛举行演讲，他表示，微软将在中国建立“微软云加速器”项目，为创业者提供云计算创业平台。此外，他还在演讲中预测了未来科技的五大趋势，分别为“机器学习、核心平台、多形态产品/用户界面、云计算及全新应用场景”，微软将在设备与服务两方面推动这些趋势的实现。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转型与HR外包调研报告

日前，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外企服务分公司了《2011-2012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转型与HR外包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到来而使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在中国从业的HR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吸引、发展和挽留人才成为诸多挑战中的首要挑战，HR转型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有专家认为，部分企业在HR转型的过程中会选择HR外包，而它们选择外包的首要因素已不再是单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更为看重的是HR管理的专业性、加强HR管理的合理性并能节约时间成本。

第4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事业单位人员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云南分中心将组织开展2016年度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纪守法，品德端正，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

(三)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条件;

(四)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五)工作责任心强、吃苦耐劳;

(六)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学位;详见《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云南分中心2016年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需求表》(以下简称《岗位需求表》)相应岗位学历、学位要求;

(七)对于高校毕业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在35周岁(含)以内，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生年龄在30岁(含)以内;社会在职人员年龄在35周岁(含)以内。

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公务员被辞退未满5年不得报名。报考人员不得报考招聘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

二、报考程序

(一)岗位查询

云南分中心的招聘岗位、人数、条件等详见《岗位需求表》。报考人员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阅《岗位需求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单位公开招聘考试考务服务平台(gxbzhp.org.cn)

云南省通信管理局网站(ynca.gov.cn)

国内有关高校就业网站、部分国内招聘网站。

(二)网上报名

本次人员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考人员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单位公开招聘考试考务服务平台”(gxbzhp.org.cn以下简称“考试考务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提交报考申请。

报考人员可在2016年3月3日8：00至3月23日18:00期间登录考试考务服务平台，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进行报名，不得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名时，报考人员要仔细阅读报名须知，提交的报考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报考人员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

报考岗位需选择具体报考岗位：岗位1、岗位2、岗位3、岗位4、岗位5。

如某一个岗位出现报考人数或实际考试人数少于3人的情况，取消该岗位的招聘。

(三)查询资格审查结果

报考人员从2016年4月1日8:00至4月7日20:00，可以登录考试考务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不能再更改岗位。报名期间，报考申请尚未审查的可以改报其他岗位。

(四)网上打印准考证

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请于2016年4月11日8:00至4月16日24:00期间，登录考试考务服务平台下载打印准考证。

三、考试内容、时间和地点

(一)笔试

1、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公共基础知识能力测试。

2、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参加考试时，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缺少证件的报考人员不得参加考试;迟到30分钟不得入场考试。

3、考试成绩：5月6日8:00至5月20日24:00登录考试考务服务平台查询。

(二)面试

根据各岗位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一定的比例确定参加云南分中心面试的人选名单，并在考试考务服务平台上统一公布。凡提供相关材料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

四、体检、考察

面试结束后，将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进入体检和考察的人选。

综合成绩的计算方法为：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

五、咨询电话

0871-63902061,63902075

违反招聘纪律监督：0871-63571938

特别提示：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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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西楼会议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次会议只确定了国民经济要大力调整，扭转困难形势的题目，但这个题目怎么做，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需要进一步摸索。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

西楼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和如何调整的问题。

在各部委汇报中，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以及一九六二年预算和信贷的安排的报告》。刘少奇发现虽然报告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主要指标作了压缩，但计划草案对农业、轻工业的倾斜仍然不够，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仍然过大；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如：1962年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59．5亿元。按此计算，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而且1958至1961年，4年的财政收入都有水分，赤字也早已存在。“没有暴露赤字，揭露矛盾，解决问题”。这让刘少奇非常吃惊与生气，严肃批评了这种隐瞒情况、措施不力的错误。他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他认为当前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严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23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发言的陈云，在会上应刘少奇的要求，毫无保留地作了长篇讲话。陈云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要取得一致，需要事实和时间。”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困难，主要表现在：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粮食比1957年减少约800多亿斤；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

如何克服困难呢？陈云提出了6条措施：（一）把十年经济规划（指1958年拟定的1963年至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措施。在插话时，他激动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刘少奇认为要研究处理问题的办法，首先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困难，因此，鼓励大家把话说透，把困难形势讲透，把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也才能保证调整方针顺利地切实地贯彻执行。他坚定地提出：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还说：若“非常时期”在外国，总统就要发表废除被宪法规定的若干权力。

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根据新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指出国家经济正处于非常时期，鼓励大家谈认识，谈看法；肯定陈云对国民经济困难程度的分析和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这反映了刘少奇的敏锐和对大局的把握能力。

西楼会议看清了形势并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针政策，这就比七千人大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与会的袁宝华回忆，西楼会议上听刘少奇的讲话以后，“很扎耳朵。但听陈云讲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富春、先念都发了言。这才感悟到形势的严重性”。

刘少奇的真知与湖南农村的44天蹲点调查

为什么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作出与七千人大会不一致的估计，陈云又为什么应刘少奇的要求作长篇讲话呢？

刘少奇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与七千人大会后对新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有关，也与他1961年四五月间在湖南长沙、湘潭、宁乡3县农村的深入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情况有关。

“”运动和化运动，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严峻的现实使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开始大力纠“左”并反省。1960年底和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与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4月1日，63岁的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在农村蹲点调查。

刘少奇回湖南调查前与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约定，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因此出现了一个插曲：当穿着一套蓝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的国家主席出现在宁乡县委的大院里时，大白天同县委负责同志走了个照面都未被认出。一位同志发现了王光美，才又转回来问：“刘主席呢？”

刘少奇在湖南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主要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涉及公共食堂、生产资料、粮食产量与购留、供给制、所有制、社办企业、基层干部民主作风等等。他要求调查组不要抱着成见、带着框框去搞调查，好话、坏话都要听。他来到群众家里、田头陌上、山岗林间，查看农民住房，探望患病农民，听取群众的心里话，觅取各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迹象。

作为中央领导人，在调查中，刘少奇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及时解决了一些问题，开诚布公的自我批评，激发了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缓解了干部群众的怨气，促进和提高了大家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的工作越深入，了解的情况越多，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深感责任重大。他“心情沉重，吃饭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经常久久不能入睡”。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在家乡，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道歉：“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正是这次以普通劳动者身份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让刘少奇发现了农村存在的大量问题，对农村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真正原因，有了切实的了解。

刘少奇5月中旬回京，在下旬主持召开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反了几年，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可以考虑。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为解决思想作风问题，统一认识，上下通气，鼓励克服困难的信心，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118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称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有两个报告。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起草了大会报告，交大会讨论。另有一个根据提议，根据大会报告精神发挥的讲话。这称为口头报告，前一个为书面报告。

在书面报告起草过程中，刘少奇说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庐山会议上的那两句话，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书面报告集中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对当时的经济形势、1958年以来的工作、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及其后果、经验教训以及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报告着重强调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要求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标准，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

1月27日，只作了一天准备的刘少奇滔滔不绝谈了3个多小时，谈的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尤其突出的是，他讲了两个“三七开”。一个是突破了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惯例，提出缺点和成绩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另一个是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关于缺点和成绩的讨论，敢于向全党指出主要是工作失误造成了困难局面，对这些当时争议极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尖锐的判断，表现了非凡的胆略。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人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大胆举动与他对当时真实情况的掌握相关，也与七千人大会形成的解放思想的气氛有关。陈云能在西楼会议上大胆讲话，原因与刘少奇相同。

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至于真正的原因，在事隔26年后，陈云作了说明：“1962年七千人大会，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难堪。”两人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有着差距。

刘少奇全力支持陈云是调整工作的重要一环

西楼会议在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把困难形势讨论深透，并因此以更大的决心来进行调整，决定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这对当时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起了巨大的作用。

刘少奇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那么，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是什么呢？“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为此，七千人会议提出的十年规划作出相应调整：“今后10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这对于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极为不利的。”这就摆脱了“”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恢复上，这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重视陈云经济思想并全力推动使之变为全党的共识，以指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是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是第一号人物，党内公认的理财能手，是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西楼会议，刘少奇请陈云讲话。陈云经过反复考虑，直率地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再次表现了洞悉经济全局，抓住要害，提出的克服困难办法切实的特点，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刘少奇的共鸣。

为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陈云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26日，在召开的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由李富春、李先念和陈云分别传达了西楼会议的精神，把问题彻底摆开，提出的措施也比较具体。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陈述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扬。刘少奇提出将陈云的讲话批转全国，使更多人了解会议的精神。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示》在审阅后，于3月18日下发。

刘少奇极力促成陈云出山，重新担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任务。在中共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经济工作时，他提议陈云出任组长。当时陈云没有参加会议，他知道后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刘少奇去陈云家里劝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陈云为刘少奇真情所动，终于同意出任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

4月16日，刘少奇将整理的有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及一万多字的摘要送给。之后，将这个材料印发给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

在刘少奇的大力推动下，以西楼会议为契机，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调整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1962年真正成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主持下，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调整工作不再是修修补补，用的话说，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

第6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20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方向

Abstract： In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can be p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beginning and initial stage (before 1937)， mature stage (1938~1949)， setback stage (1950~1979)， and reconstruction and booming stage ( from 1980 up to now). Over the year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by translating western anthropological works into Chinese，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 doing large scale fieldwork，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Ethnology 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etc. While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are thriving， problems like improper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do exist. However， the ever increasing tendency of cross boundary studies and the painstaking efforts by Chinese scholars will certainly rejuvenate and broaden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Key words： 20th century；Chinese anthropology；development direction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20世纪初～ 1937年，1938～ 1949年，1950 ～ 1979年，1980年至今(注：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狭义人类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英美学术界大都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以法、德和俄罗斯为代表，研究人类文化与社会的那一部分学问归为民族学。本文是从狭义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历史进行综述。关于中国内地人类学发展的分期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有分为3个阶段，如周大鸣在“中国人类学的世纪回眸”(出自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中，持三段论观点；有分为4个阶段，如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一书和陈国强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主张分为4个阶段；有分为6个阶段，如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建民等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均持这个观点。 我的分期也是4个阶段，但与陈国强先生和顾定国先生的不同：陈国强先生分为20世纪20年代以前传入传播阶段、30～4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50～70年代分科发展阶段、80年代后宣传提倡这4个阶段；顾定国先生的4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全盘接受西方人类学理论、50年代初苏联模式取代西方理论、毛泽东化、80年代后强调中国模式。)。笔者如此划分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连，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国民政府的重视，出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人们去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复兴成为可能。1949年以前，中国人类学深受西方传统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术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至深，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和文化发展的繁荣，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恢复和重建的阶段。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一

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初至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表现在西方人类学学说的介绍、田野调查的开展、相关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4个方面。

抗日战争之前，西方人类学的许多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1903年)、陶孟和等翻译的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许德珩翻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年)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翻译出版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近20部。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根据西方著作加以编译，写出一些早期的人类学作品，如刘师培《中国民族志》(1903年)、陈映璜《人类学》(1918年)、顾寿白《人类学大意》(1924年)。林惠祥编译的大学教材《文化人类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人类学最初把“原始落后的民族”或“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类学家最初也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1928年夏，杨成志克服了诸多困难，首次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成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1]，后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一系列论著。1929年4月底开始，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开展调查，编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是中国人类学家编著的第一部民族志，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1934年10月，凌纯声、陶云逵还对云南傣族、彝族、佤族等进行了调查。1935年，方国瑜调查滇西傣族、拉祜、佤族等，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此外，还有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金秀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等。

同时，有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对汉人社区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在吴文藻、许仕廉、步济时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他们的调查成果由黄迪综合整理为《清河村镇社区》。李景汉主持了长达7年的定县社会调查，他所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3]57-58。

1936年，费孝通对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1个多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后来题名为《江村经济》出版，被认为是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林耀华根据自己家乡的生活经历和对福建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仍然以福建调查为基础，以两个农人家庭的兴衰为线索，用小说形式写成了人类学作品《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再版)，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江边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早期中国人类学另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杨懋春写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利用社区研究的方法对家乡山东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著名美国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认为它不仅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而且也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3]59。

1927年七八月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2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内分4组，第一组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成员有凌纯声、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另一个重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3组。人类学研究最初放在考古学组，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

1934年12月，由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凌纯声、商承祖、胡鉴民、徐益棠、何联奎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这是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学会创办了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司长陈念中主持了“全国风俗普查”，他邀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3人负责筹划此事[4]。他们拟定了3年计划，调查项目包括人生礼俗、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岁时风俗、职业制度、宗教迷信、神话故事、道德观念与制裁。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土化”的研究统一起来，既重视少数民族，也关注汉人社区，这与西方人类学最初纯以“原始族群”和“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

第二，中国人类学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传入的基础上创立的，受欧美人类学影响较大。最早传入的是进化人类学派，学者们主要应用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对汉族的古代历史进行解释，但没有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现状进行研究。德奥民族学派、美国历史人类学派、法国民族学社会学派传入较晚，中国学术界除了广泛介绍这些学派的理论之外，着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做了不少实地调查。英国功能学派的传入是更晚的事情，但由于学术界的广泛介绍，并曾深入到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其影响较大[5]。可以说当时西方出现的前沿学术理论均先后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人类学界紧跟国际学术潮流，与国际学术界亲密接触。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处于引用和模仿西方理论方法的阶段。

第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方法，由于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注重历史资料的运用，并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相互印证。如凌纯声在调查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之前，先对古代东北民族和赫哲族的资料进行详细考证，以弄清其发展脉络，“已发今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先声”[3]55。

二

1938～1949年，中国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先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国民政府先后迁都武汉、重庆，西部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政府需要开发西部各省，以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最多，政府亟须了解他们的状况。抗战中，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向西部转移，学者们就地取材，更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发展达到了高潮，其重要标志是开展大量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调查，也有学者个人的调查，其中政府的调查活动最多。

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开始于1929年，大规模调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调查区域主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如火如荼，盛况空前。可将政府进行的诸多调查分为3类：一是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组织自上而下的调查；二是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的调查；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的调查。

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进行调查从1929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这类调查规模最大，积累的资料最多，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文给西南几省地方政府，令各省民政厅负责，民政厅再令各县县长负责，认真调查情况，填表上报。方法是通过对调查表进行汇总，掌握西南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情况。其中，云南方面主要有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和云南傣族调查5类。贵州、四川和西康方面有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4类。

蒙藏委员会是民国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抗战时期蒙藏委员会对云南、四川、西康等西南地区开展调查，出版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中甸调查报告》(1945年)等[6]238-239。1941年，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对川西进行调查，出版了《川西调查记》(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4年编印)。同时，蒙藏委员会对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组织了调查，刊印了《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伊克昭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伊克昭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41年)、《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1941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942年)、《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等。

云南省的边政机构——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1943年成立)，聘请民族学家江应梁为主任委员，该机构积极地开展边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制定了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先后写出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中维德区开发方案》、《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等。这些调查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并设计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方案，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贵州省的边政机构——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1945年成立)，发行《边铎旬刊》、《边铎月刊》等刊物，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并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其调查成果发表在《边铎月刊》上。

国民政府还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对西部地区进行调查。1938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梁等学者，其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7]。同年冬，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成员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938年，教育部组织了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了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松(潘)理(番)茂(县)边区施教团。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开展调查。同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四川和西康进行调查，后来送交了视察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川康建设方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以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编成《雷马屏峨纪略》，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6]238。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遣康昌旅行团和青康考察团对西康进行调查，康昌旅行团成员朱契写成了《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 中央大学地理系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委托，考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移民垦殖等问题，重点调查甘肃和新疆等地，事后发表了许多著作，丁实存还整理出版了《新疆书目》[6]226。

在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同时，学术机构和团体也在西部地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38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这个机构后来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因此人们称这一机构为“魁阁”。先由吴文藻先生负责，1940年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等人在此工作。

抗战时期，魁阁学者选择云南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又称喜洲)、个旧等地开展调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合著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是代表作。其中《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点睛之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8]。费孝通抗战胜利后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许烺光的《祖荫下》，其影响力与《江村经济》、《金翼》和《山东台头》不相上下，在国外人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云南大学还建立了方国瑜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李田意的《缅甸史纲》、李拂一的《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丛书。

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贵州定番合办定番乡政学院，以定番为实验县，试图对当地少数民族做详细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1939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苗族考察团先后到贵州考察[3]86。1940~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派李桂芳、吴定良到贵州调查苗族和仲家的语言，测量体质[9]。对贵州调查研究规模较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夏大学许多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曾协助政府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1939年春，内政部委托大夏大学调查安顺、定番、炉山(今贵州凯里)等县，最后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每种约20万字。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贵州省民政厅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参加，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经过5个月调查，最终向民政厅上报了调查报告[6]234。

1938年夏季，第一次西康科学调查团对西康进行调查，社会学家柯象峰、民族学家徐益棠等人参加了西康科学调查团，参与西康民族调查。柯象峰后来写出《西康纪行》，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和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上。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馆合组西南文化考察团调查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川康边境地区[4]。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他们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搜集相关物品标本，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文[6]229-230。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10名学生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地区考察，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专家学者个人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中。江应梁于1937年9月到1938年5月间，到云南考察滇西傣族(旧时称摆夷)，写成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10]。1937年至1946年，在多次调查傣族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摆夷的生活文化》(中华书局1950年版)、《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印)等著作。1941年，江应梁前往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珠海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他的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1948年由珠海大学印行。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学者在贵州开展民族调查，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收入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再版)。另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出版有《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入了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当时称夷族、罗罗或倮罗)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调查研究成果较多。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著成《凉山夷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有关凉山彝族的研究还有任映沧的《大小凉山倮族通考》(西南夷务丛书社1947年版)、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年版)等。

1938年，李安宅和夫人于式玉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研究。他们的调查长达3年之久，创下了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之最。通过这些考察，李安宅写成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又名《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

1938年冬，任乃强曾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聚居或杂居地区进行调查，撰有《泸定导游》(《康导月刊》第2卷第2～9期连载)。1944年，他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康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后来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和《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1944年夏，林耀华在暑假期间赴西康北部考察。1945年夏，他又带领自己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地区的嘉戎(今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写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和《四川嘉戎》等作品。陈永龄根据此次调查资料，完成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出版社1947年印)。

抗战期间，全国对边疆民族问题更加重视。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学会“以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以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华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1]。本着此宗旨，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出版刊物《边政公论》。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和中国边疆学会；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后，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华西协和大学建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中国边疆建设协会、中国边疆教育委员会、边事学会、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机构。总之，“民族研究之团体在此时期内极发达，重庆一地即有8个单位，其他大都市间，每处必有一、二团体之组织”[12]。

抗战时期，登载人类学文章的刊物增加，除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外，还有《人类学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5]。同时，在大后方兴起了“边疆学”和“边政学”，出版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刊物，较著名的有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疆学会出版有《中国边疆》、《边疆月刊》、《边疆周刊》。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还有《边疆人文》、《边事研究》、《边疆》、《边疆研究通讯》和《西南边疆》等。这些刊物也登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13]。

抗战及战后，西部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调查。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些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人类学调查中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系统搜集全面的民族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这种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的运作机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直接观察、典型调查等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同时，政府调查又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第二，调查种类齐全。其中，既有官方调查，又有学术团体调查和学者个人调查，形成政府调查为主，学术团体及个人调查为辅的局面，并明显带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第三，人类学调查研究与边疆问题结合，形成了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边政学。1942年，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成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他提出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边疆民族的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问题，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14]。吴文藻先生提倡边政学，实际上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尝试。

第四，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达到一个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度”，被国外同行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3]6。

三

1950～1979年，是中国人类学曲折发展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因为在欧美学术界普遍使用，基本理论框架受欧美学术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科体系受苏联影响较大，而苏联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结果，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不再出现，以民族学取而代之，全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或被停办或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并到其他科系。

这一阶段，开展了一些少数民族调查，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有所忽视，而且为了现实的需要，民族研究又长期定格在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划分等方面，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是曲折的。同时也应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研究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5]，突出体现在新中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

民族识别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54年，将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和归并，确定了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彝族等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是1954～1964年，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新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仡佬、布朗、阿昌、普米、怒族等15个少数民族，并将一些不同的族群归并到全国53个少数民族中，识别工作基本解决；第三阶段是1964～1978年，于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第四阶段是1978～1990年，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同时对约500万人口的民族成分做了恢复和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作了归并，至此形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结一体的格局。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世界民族学史上仅有的先例，总体上是成功的。通过民族识别，历来不被承认的一批少数民族取得单一民族的资格，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识别的成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州、自治县(旗)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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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各民族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于是民族学界闻风而起。1956年春，为准备进行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一些专家起草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

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开始，先派出内蒙古、东北、新疆、两广(广东和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8个组，最初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蒙古、藏族、维吾尔、壮、苗、傣、景颇、佤族等20个少数民族。后来调查组增加到16个，调查对象扩大到全国少数民族。调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注：调查分期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42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956年8月到1958年6月，以调查社会形态为核心。调查工作仅两年时间，就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资料1 500万字，其中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成的调查报告有400万字，公开发表的有《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云南西盟卡瓦族(后改为佤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问题》等5篇调查报告。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由于种种原因，编写丛书的工作推延到“文革”以后继续进行。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历时8年，搜集到大量文献资料、访谈资料、实物(文物)资料，同时利用电影手段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从1958年开始，各个调查组开始编撰“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后增加为5种，编纂工作历经30年，到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齐。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1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本)，总计400多本，约8 000万字(其中包括辑录的文献史料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一些补充调查报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在中央、各省地方政府领导下，由专家学者组成调查组，对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进行的调查。1958年以前，各调查组往往在调查地待很长的时间，与当地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参与他们的活动，直接观察他们的生活，所得资料又经过当地领导机关的审核，所以比较准确。但从1958 年起，“收集到的资料与前期相比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16]218，原因是“由于调查工作被规定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很多值得调查的问题被忽视或禁止调查；调查报告中充满了政治术语和套话，有用的资料很少；由于各种干扰，即便是可以调查的有限问题，亦常为了诠释经典著作、领袖言论或现行政策而不惜曲解实际问题”[17]。

笔者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国家投入充足的资金，各级政府部门密切配合，调查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的资料比较准确。只是因为1958年后的政治空气紧张，调查报告的编写有了许多顾虑和规定，出现了调查报告中充满政治术语和套话等现象，但有用的资料还是不少的。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调查范围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调查者，对所有少数民族开展广泛调查，调查材料的字数逾千万，这样大规模的田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提供了特殊的经验。

第二，调查研究种类单一。政府组织的调查成为唯一调查类型，学术团体和个人的调查几乎绝迹。由于这时人类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说”，人类学是以民族学的名义存在，而当时中国民族学是在“少数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旗帜下进行的，民族学被片面认为就是少数民族调查，因此忽视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前苏联民族学的方法成为新中国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影响较大。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社会进化论，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18]。

第四，调查方法与过去不同。采用组队的方法，除民族学家外，调查组还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文艺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这是综合性的调查方法。萨尔茨曼认为：人类学调查在“西方学者是孤独的冒险者的方式，而中国学者是‘组队研究，集体写作和联名发表’的方式”，这是中国用自己的田野调查工作经验丰富全球人类学的知识库[16]334。

四

198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重建和兴盛阶段。80年代开始，先后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一些大学恢复和建立了人类学系，并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是这一阶段的特征。

沿袭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的学术传统，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专家对少数民族继续进行调查。其中主要有：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东南部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综合调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省民族学会对该省“六山六水” (注：贵州省的“六山六水”是指乌蒙山、云雾山、霄公山、武陵山、大小麻山、月亮山和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舞阳河流域地区，是苗、布依、侗、水、彝等族的聚居区。)地区的综合调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对怒江地区的调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雅砻江下游及川西北地区有关民族的调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牧区的综合调查和工商业专题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开展的对萨满教等原始宗教的专题调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90年展战略研究和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专题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等。

云南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表现突出。为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2000～2001年，云南大学组织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这次民族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指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19]。其成果是“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7本)。2003年，由云南大学牵头，联合全国14所大学百余名专家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这是为全面了解新中国50余年来各民族发展变化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一项创举。整个调查历时近两年，省内外专家学者组成32个调查组，对全国15个省区32个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且主体民族占80%以上的1个村寨，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调查，内容包括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文化艺术、宗教、遗传、生态环境等。调查成果是出版了“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34本)，文字总量1 000余万字[2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调查以县、区、乡为主要调查单位，鲜有以单个村寨为对象。云南大学组织和牵头的这两次民族村寨调查，力图超越过去“广泛的面上调查”，而转入以“典型”、“代表”的村寨为对象进行的“综合调查”，是一种新的尝试，至于调查所得资料的价值，将留待学术史的评断。

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调查，也包括后继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形成热点。

1939年《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以来，江村逐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知晓。费孝通本人自1957年重访江村后，对这个农村社区先后进行了20余次访问，持续研究长达60年之久，先后发表了《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探讨了江村几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正是这些后续性的研究，使江村一直被看作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江村的回访也成了学术史上追踪研究的经典范例。1986～1989年，庄孔韶5次访问林耀华先生《金翼》中的原型福建黄村，并出版了《金翼》的续篇《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

对华北村落的再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戴瑙玛重访40年代杨懋春所著《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的台头村，写出了《重访台头：社区再研究的前景》和《模范村与乡村真实》两篇文章。20年后，潘守永再次走入台头村，发表了《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一个中国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在20世纪40年代对河北、山东的6个村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汇编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依此资料，黄宗智完成了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Duara)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2001年七八月，兰林友在考察了华北6个村之后，入住后夏寨村进行调查， 在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概念，从而对黄宗智(他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他认为村落政治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所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发表了《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对华南名村的再研究主要有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注：1918年、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美籍教授葛学溥对广东潮州的凤凰村进行调查，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境内，葛学溥是最早的一位，而且他还进行了体质的测量。)进行的追踪调查。对凤凰村的追踪调查，使周大鸣对“乡村未来发展有进一步思考，对人民的关注使他很自然从村落聚焦到农民工、乡村都市化”[21]。他对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展现了华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孙庆忠对广州南景镇(注：1948～1951年，杨庆堃任教于岭南大学时，对广州近郊的南景村进行了调查，1959年出版了《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的追踪研究，描述了南景镇半个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村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周大鸣和孙庆忠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从2000年起，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对费孝通主持“魁阁”时期云南的3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进行重访和再研究[22]，其成果有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禇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云南大理的西镇成为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张华志从西镇商帮、家族关系和家族企业等方面对西镇进行了延伸性的研究[23]。另外，段伟菊重访西镇，从族群认同角度研究了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24]。

对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福建和广东为代表。对福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惠东地区，1984年，蒋炳钊对福建惠东地区的惠东女风俗进行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开展人类学社区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岞村调查》、《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第一部有关汉人社区的民族志著作。1992年，两岸惠东人协作研讨会论文集《惠东人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闽台惠东人》。同时，开展对福建客家人的研究，成果有《长汀涂坊客家》、《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等代表性著作。

1992~1995年间，王铭铭对家乡福建泉州先后进行了1年多调查，之后出版了《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两部著作。前者以国家社会作为分析框架，以福建溪村陈氏家族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作为叙述架构，力图从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的变迁。后者是基于闽台3个村落的实地考察素材而展开的理论思考。同时，王铭铭先后写了《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文化格局和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人类学是什么》、《漂泊的洞察》、《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和《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等，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和普及有一定意义。

广东地区的调查研究主要有黄淑娉主持的课题“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对17个市县进行调查，1999年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报告集》。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朱晓阳的《罪过与惩罚——下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等，都是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与都市人类学不同的乡村(乡土)人类学。

近年来，中国乡村、农人、乡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学科专家的广泛关注，对汉族农村社会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家的专利，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史专家也开始重视对此的研究。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在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就比较关注具有典型性的乡村个案，其学生的博士论文有张学强的《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莫宏伟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钟霞的《集体化与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等，其中多数已经收入“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出版。他们注重档案资料的利用，同时又注意田野调查，重视口述史料，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族社会研究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汉族社会研究在承袭传统、拓展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一方面将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紧紧把握社会文化变迁这一主脉，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25]。但是也应看到，对汉族社区的调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华南、华北、华东地区，而东北、西北、西南的汉人社区则比较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

五

中国文化人类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目前正在走向兴盛，但是，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并未解决。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同一学科，还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科，近年来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从国际学术界来看，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有变化，早期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以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则正好相反，早期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将民族学包括在人类学中。近10多年来，一些国家的学者都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因此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26]。

中国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也是变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人类学被称为民族学，学科含义是广义的，既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也研究体质。当时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即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只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叫法，文化人类学等于民族学，两个学科没有严格的区分，当时的许多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等同时是民族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学科名称被取消，体质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保留了民族学的名称，这时的民族学含义则是狭义的，而且大多集中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忽视了汉族。从学科名称看，中国文化人类学前70年几乎都被民族学所替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名称才逐渐恢复。人类学与民族学尽管关系非常密切，但重建后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的建立就可见一斑。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但是中国学者认为，从历史和目前的具体情况看，中国民族学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又由于中国民族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把民族学置于人类学下面显然是不合适的”[26]，所以，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目前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人类学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汉族的研究上，放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海外华侨的研究上，摈弃少数民族研究，不与民族学争地盘”[27]，民族学则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不统一，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归属的混乱。目前，国内有3家权威单位对学科进行分类并定位。首先是教育部的分类和定位。在1990年正式公布，1997年调整后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广义的民族学)被归入法学类，是一级学科，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5个二级学科，把人类学归入社会学类。其次，是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和定位。1992年11月批准、1993年7月实施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民族学(广义)为一级学科，包括7个二级学科，即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学、蒙古学、藏学、文化人类学与名俗学、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学其他问题。这里的文化人类学是指狭义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作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体质人类学则分在生物学的二级学科。再其次，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分类。1994年3月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数据代码表》，规定民族问题研究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列在二级学科，社会人类学则分在社会学下面作为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作为一级学科的广义民族学，往往是“民族研究”的同义词，而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狭义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地位是漂浮不定的。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正确的学科定位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在人类学“销声匿迹”之时，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得到突出发展，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人类学则时而附于民族学之下，时而又被放在社会学之下，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能确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要求成为与民族学、社会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至今学科定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建议把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以“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作为学科名称，其下分若干二级学科[26]。这种建议笔者非常赞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统一、规范的学科分类标准，做出合理的学科定位。

对于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应分3个圈子：第一就是核心圈，即中国汉族的乡土人类学；第二圈是少数民族研究，即民族学；第三圈是海外研究(注：参考徐杰舜、王铭铭：《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前面两个研究圈，是对中国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继承，第三个研究圈体现了中国人类学家在21世纪走向世界的梦想，对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至关重要。

人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改革以来，人们试图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人类学研究出现了自觉的学科整合，形成了诸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如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体育人类学、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专业学会。20世纪90年代后，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这种“学科互涉”将给中国人类学研究带来持续的活力，开拓更宽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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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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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地方如何通过改革谋发展，推动转型升级？2015年地方两会，是落实中央决策，谋划发展大计的重要窗口。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及两会报道发现，各地均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了重要位置。

但在外部环境总体复苏疲弱、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抢抓机遇，对各省市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

预期增速普降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中高速，被认为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之一。

考虑到目前的基本面，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调降了当地今年的增长预期。在31个省区市中，有29个下调了预期增速，仅与去年持平，上海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取消了GDP目标。

与2014年相比，GDP预期目标降幅最高达到3%左右，包括山西、甘肃和辽宁三省;而黑龙江、青海、贵州、云南也下调了2.5%。在各地普遍选择“降速”的2014年，黑龙江和海南还曾逆势上调经济增长目标，但这种势头如今已不复存在。

普遍下调预期的背后，则是2014年的经济目标，各省区市基本都未完成。仅以12%的增速排名全国第一，勉强完成预期目标。

没有完成增长预期的省份中，有18个省份的差距超过0.5%。其中，煤炭大省山西差距最大，设定目标为9%左右，仅完成4.9%;而辽宁、黑龙江、云南的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的差距，也分别达到了3.2%、2.9%、2.9%，这三省今年设定的增速目标，则略高于2014年的实际增长。

对于未完成预期目标，普遍认为既有整个经济形势下行全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又有经济总量基数扩大增长难度加大的因素，同时还是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的必然。其中，投资下行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压力，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体投资比例中占80%。但2014年以来，制造业投资下滑幅度大，基础设施投资小幅回落，房地产正经历调整期，导致整体投资形势不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新常态逐步定型恐怕需要5?10年，“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我国的发展动力也将转换为：世界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新四化’以及全面的创新驱动。”

基建稳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多地稳增长的关键举措。比如，河北提出推进一批重大交通、水利、能源、生态、城市管网、农业农村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项目。湖南要求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实施50个重大工程，推进1000个重大项目。

云南则明确，稳增长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多管齐下扩大有效投资，力争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以上，着力加快路网、航空网、能源网、水网、互联网“五网”建设。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5年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也成为相关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地方政府在抢抓三大战略机遇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各省谋划的首要切入点。

比如，云南省要立足于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加快连接周边国家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新疆则明确，2015年将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切实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储备”;宁夏拟将实施开放通道拓展计划，组织铁路、公路建设攻坚战。

2014年下半年以来，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也是源于稳增长力度加大，而一系列基建大项目的加速上马正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趋势如今仍在继续，比如国家发改委在1月26?27日就连续批复了投资额达571.25亿元的5个大型基建项目。

与以前偏向重工业和房地产行业投资不同，这轮投资逐渐转向基建项目，被寄望于帮助化解过剩产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协调区域平衡发展。

王军认为，稳增长要从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出发，探寻和激发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全新动力，营造持久动能。

调结构重任

在增长放缓、系统性风险犹存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更加突出调结构和创新驱动。比如，北京提出要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并将其作为适应新常态、落实新定位、迈向新目标的“核心任务”;中部省份湖北把调结构转方式作为稳增长的“主攻方向”;而西部省份宁夏则表示，调结构、转方式是今后发展的“根本出路”。

其中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更加注重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打造经济升级版。如浙江省就将2015年视为强化创新驱动以适应发展变化的“关键时刻”，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培育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已经在上述领域发力，仅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25%，突破2万亿元。

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转型压力较大，其传统产业比重较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升级任务普遍较为艰巨。中部湖北2015年的调结构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等，并将重点实施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工业机器人等新增长点的培育工程。而西部的四川也计划，2015年支持和组建20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00家，力争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

第8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检察风云》：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就上海市检察机关来讲，这给戎们的工作带来哪些新的任务或者说挑战?

陈旭：在我看来，在未来的五年中，上海市将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些都为上海检察工作的发展拓展了一个新的空问，而且，一直以来，各级党委、人大对检察工作高度重视，同时老百姓对检察机关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充满期待，应该说我们检察工作越来越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这些都为检察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执法环境。

当然，当前我们国家仍处于一种深刻的变革之中，刑事犯罪仍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高发状态，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涉众型经济犯罪时有发生。与此同时，新领域、新手段的犯罪可能更加突出，这些都给检察机关打击和预防犯罪带来巨大挑战。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信息化条件下，我们如今的社会更加开放、透明，检察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舆论的广泛关注，这给检察工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要求高了，是一种压力，同时也就可以促成我们工作效能的提升，促进我们改变传统的检察到乍方法，探索新的模式，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百姓。

《检察风云》：在“十二五”规划中，再次重中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您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检察机关在以往的基础上，还将有哪些新的、更加深入的探索?

陈旭：推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要做的工作有很多方面。比如要进一步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坚持依法严惩那些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的刑事犯罪同时，要贯彻“两减少、两扩大”精神，也就是对初犯、偶犯、未成年、老年人犯罪的，还有“民转刑”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犯罪决速办案机制，探索附条件不、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等等改革措施。再比如，我们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沟通，逐步推进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的工作机制。这些都是减少对立面，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方式手段。

《检察风云》：在百姓眼中，提到检察机关，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击贪官，而也是目前尤其让人痛恶的顽症。具体到这项工作上，我们在新时期将有哪些举措呢?

陈旭：没错，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一直以来是我们检察机关的―项重要工作。2010年1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0年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全党同志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按照中央、市委、高检院对“十二五”期间反腐倡廉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要重点查处涉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案件，特别是要严肃查处那些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贪腐案件，因为它更直接牵连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另外，要及时介入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查处这些案件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渎职违法行为的法律监督，加强对司法人员徇私枉法、非法拘禁、非法搜查、违法变更强制措施等的监督和查力力度，坚决纠正惩处违法犯罪行为。

需要强调的―点是，渎职侵权犯罪仍然是惩防职务犯罪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要解决对这类案件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思想认识不统一，解决在这类案件查办中发现难、查办难、处理难的问题。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仂调配合，加大宣传力度，要建立反渎职侵权联络员制度，完善侦查办案工作机制，推进侦查办案一体化机制建设，建立重大渎职案件异地力理机制，由市检察院统一指挥。

《检察风云》：您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上海预防职务犯罪如同气象预报一般可以预测预警”?应该说，在职务犯罪预防方面，上海检察机关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陈旭：坚持标本兼治，把预防犯罪作为检察机关为大局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抓出明显成效，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化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探索建立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预警和预防建议。积极推出检察机关内部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加强预防与反贪、反渎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形成定期研判案件庸况工作机制，切实解决侦查和预防脱节、整体合力不强等问题，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信息共享，增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整体效能。要强化重大工程创双优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工程建设领域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形成系统注的报告，重点推进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管理透明和诚信题体系建设。

刚刚你提到我说的“天气预报”，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职务犯罪预警预测机制，接下来，这项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完善与案件预防有关的信息收集、分析、整合和机制，切实提高发现风险信息并及时分析、报告、研判的工怍能力。

《检察风云》：2009年10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曾经作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上海市检察机关的工作始终围绕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行开^要进一步完善者一职能，您认为接下来还应该采取那些些措施?

第9篇：政务云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潮安区 电子政务 政府网站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政务以其多功能、开放性、时效性、适应性等诸多优点，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模式、改进工作方法、实现资源共享、加强与公众交流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当前，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应当深化“创新服务型”发展理念，优化和梳理电子政务流程，切实提高电子政务的应用成效，为建设服务型、责任型、能效型和创新型政府做出新的贡献。

一、潮州市潮安区基本情况

潮州市潮安区，位于广东省东部，地处韩江中下游，东邻饶平县，南连汕头经济特区，西与揭阳市揭东县交界，北与梅州市丰顺县接壤。下辖18个镇和一个国营林场，共有461个行政村和28个社区居委会。全县总面积1238.77平方公里。2010年末全县户籍人口113.5万人。根据《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研究报告（2010）》，潮安县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居全省第八位，发展活力排名第四位。

二、潮安区人民政府网站建设的现状

目前，潮安县区民政府网站建设运营至今的区政府门户网站共有一级栏目9个，二级栏目86个，信息总量超万篇。除此之外，全区10余个部门和16个镇开通了子网页，区政府门户网站近两年的点击率已达15万次。区政府门户网站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网上办事、网络问政等栏目每天都在发挥公开信息、网上办事、在线交流、网上监督的功能。仅以区长信箱为例，平均每两天就一封群众来信，咨询投诉栏目几乎每天都有网民的建言、投诉、举报。相关信息内容每日一更新，当日境内重大政务新闻、重要文件、重要公告等可以在网上浏览，体现了政府网站的权威性、实用性。

三、潮安区人民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结合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和潮安区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笔者从市民的用户体验出发，对潮安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亲身体验和统计，发现其界面整体简洁而友好，整个网页在排版上翻页不超过3次即可浏览到全网页的内容，其服务也趋于人性化、实用化。然而，笔者在体验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

（一）缺少无障碍功能建设。潮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没有类似无障碍入口。无障碍通道看似微不足道，其中却洋溢着人性的关怀和温暖。无障碍通道是残障人士、老人、妇幼、伤病等相对弱势人群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是方便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条件。人民政府网站面向的是广大市民， 形形的民众，无论是健全还是残障人士，都有权力有机会享受政府的优质服务。

（二）网上在线交互程度较差。由于潮安区政府透明行政理念还不普及，导致其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狭窄且不够深入，大多点到为止，缺乏载入公众所需要了解与特别关注的政策信息；在线办事的能力薄弱，在线服务深度十分有限，在线办事功能的实现程度较差，跨部门业务协同与信息共享有待加强，不能实现“一站式”服务；政民交流缺乏互动性和回应性，在线办事与公众参与模块功能薄弱，更新率、回复率较低。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需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项制度没有充分落实，工作流程仍需进一步严谨。多数部门信息公开仍停留在浅表层面。一些领导者认为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更是权力的象征，“公开越多，做事会越难”这种思维还停留在管制型政府的水平上，不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四、提升潮安区人民政府网站建设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快无障碍功能建设。随着残障人士融入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无障碍功能建设的要求日益迫切。相比于潮安区人民政府网站，笔者注意到广州市政府的门户网站上设置了无障碍功能入口，能为视觉障碍人士提供语义化的语音服务，可以让他们在门户网站上了解政府的最新动态，享受相关政府服务。为此，应及时加大建设投入，比对完成无障碍功能指引。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体系。对政府信息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统一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准及工作流程，加大公开力度，拓展信息公开内容。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工作，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深入纵深，切实以信息公开取信于民，以决策公开问政于民，以电子政务服务于民，以改革实际造福于民这一目标为准绳，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丰富公开内容。

（三）电子政务云平台上统筹协调。为了资源集约共享，在电子政务中应用云计算。作为潮州市一部分的潮安区应该协调潮州市乃至广东省的电子政务系统的统盘规划，即电子政务云平台的顶层设计，协调建立合理高效的网络结构、保密要求相适应的电子政务云框架，明确不同层级电子政务云的布局体系和关系。切实做好云系统和原有的系统的相应接口对接和同步工作，实现服务对接，从而不同部门、地区在云层上的数据能共享、业务能协同。

五、结语

电子政务建设对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缩短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实现政府信息的透明化，促进监督的主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潮州市潮安区政府网站架构清晰，把各网上办事入口和政务信息公开专栏设置在最显眼最方便市民群众的位置，体现行政为民理念。但是，其网站内的内容仍然不够充实，系统不够完善，电子政务建设投入不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引入电子政务，实现向信息经济时代的政府转型，将持续成为考验各级政府智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报告（2013）.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