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基础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十年课改实践深化了一个重要认识：音乐课程需要一种适宜的哲学观引领和指导。两版课程标准所彰显的哲学观，标志着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辐射到实践领域，音乐教育哲学学科的形成已初露端倪。本文通过分析和对比两版课程标准，探讨引领和影响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哲学思想，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课程标准的研制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综合性（或概括性）、批判性等特点”，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在音乐学科，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并推动了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我国，廖家骅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是较早出现的此课题研究论文。但和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导致了音乐教育更多停留在应用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缺乏宏观层面哲理性理论的支撑。

以2001年新版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出于本能和自觉开始寻求更深邃教育哲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在课程标准的研制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同学说的精髓，提出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实现了音乐课程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自此，国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了围绕“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一系列讨论，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专题研讨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项研究。

关于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讨论和争鸣，代表性观点譬如：管建华针对“以审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基础，提出了批判与质疑，他认为审美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过时的普遍主义，是反历史主义和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并借鉴国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和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观。⑥杜亚雄认为，音乐属于表演艺术及其非语义性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音乐教育不能以审美为核心。在创作、演出和欣赏三个环节中，“表演”最为重要，音乐教育应该“以表演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为重点。李渝梅和李方元评介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审美音乐教育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而功能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观念，体现了包容与进步。

针对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王耀华提出了“音乐创造为核心”的哲学观，认为音乐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应将“创造”贯穿于音乐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刘沛认为，目前音乐教育的价值观点呈相互融合的趋势，应该在进一步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重要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多维度的音乐教育逻辑体系和价值范式。宋瑾提出，音乐美育中将美作为善的附庸，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这种错误观念影响了具体教育实践。音乐教育中要实现“以审美为核心”，必须改变“重善轻美”的历史惯性。廖家骅赞同当前我国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坚守“审美教育”观点的同时，提倡“洋为中用”的治学态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兼容论”、“求善论”等观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例如：《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音乐教育研究》、《后哲学文化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认识和思考——基于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乐者“乐”也——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之省思》。此外，谢嘉幸1997年把埃利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介绍到国内；《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在我国翻译出版；2009年广州大学举办了国内首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埃利奥特本人被邀现场讲学，使国内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和研讨进一步走向深化。以上研究成果，折射出我国十余年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显示出课程标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1年版课标颁布后，国内学者开始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有别于以往对课标进行分析与解读的研究思路，如王州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和“面向全体学生”课程基本理念的探究。将课标的研究定位于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符合21世纪教育哲学的转变：“要从‘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转变为‘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这种教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真正地提高人们的教育智慧，而不仅仅是增加人们的教育知识。”经历十余年发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从理论自发转向学术自觉，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超越对音乐教育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与“概括”，着眼于实践性与反思性研究。“实践性”赋予学科发展以新的使命：音乐教育哲学不应该处于被动“解释”实践活动的地位，而应该主动“改变”实践，从抽象的“为知识而知识”，转向思考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问题，为音乐教育行为的优化与提升而探求知识。“反思性”应为学科研究的另一关键性基点：其作用不在于对音乐教育活动的认识和对音乐教育实践行为的指导，而是使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认识逻辑与行为模式，从而突破程式化，为新的音乐教育与教学的设计提供思想支持。如同“哲学是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反思”，音乐教育哲学就是对音乐教育问题反思性和彻底性的探究，其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者对教育行为的掌控力和理解力。

无论是音乐课程标准中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还是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研究音乐课程标准，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更深邃哲学理论研究层面的必然。

二、课程标准的修订彰显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定位，关乎音乐课程价值、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标准、课程实施等几乎是音乐课程的所有方面，可谓举足轻重。”2011年版课标，从理论阐述到实践操作标准，无不显示出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上的基础意义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一）理论上的基础意义

2011年版课标作为国家规范和指导基础音乐教育的正式文件，在理论上海纳百川，广泛汲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重新界定了一些重要的概念、理念及其内涵，体现出音乐教育哲学在课程发展中的理论基础作用。

2011年版对“音乐审美”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深化：“音乐审美指的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沟通、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音乐审美内涵的重新阐释，厘清了2001年版中不明确的概念界定，避免了实践中的误读，提升了理论上的意义。“课改”以来，对音乐审美的片面理解，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学生）对审美对象（音乐作品）的单向体验，在2011年版中得以澄清和明确定位。使“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从理论上揭示了作品本身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独特作用，在实践中修正了音乐教学中的主、客体之间的裂痕，显示了我国素质教育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2011年版梳理了“审美”和“美育”的关系：音乐审美“这一理念立足于我国数千年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与我国教育方针中的‘美育’相对应，彰显音乐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情操、健全人格和以美育人的功能”。“审美”指向非功利性的精神需求，是音乐教育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和功能。“美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塑造完美人格、发展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二者密切联系，共同构筑了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美”与“善”的教育价值取向。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看，如果重“善”轻“美”，实践中会导致以德育化的认识活动进行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得不到真正的音乐审美体验；如果重“美”轻“善”，则也不利于音乐的多种教育功能的发挥。审美和美育的关系涉及到音乐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教学操作，因此，2011年版在理论上给予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其“审美”理念扎根于我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强化了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版课标强调“审美”和“美育”为“我国”所特有。早在《尚书》中，就有我国古代关于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最早记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审美”和“美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范畴，指导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实践的进行，成为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1年版课标的哲学基础中，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成为了重要部分，使“审美”和“美育”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也促使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更为本土化。

（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以逻辑思辨为主，但必须超越纯理论层面并应用于实践，方能显示其学科价值。在2011年版扩写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体现了音乐教育哲学对教学实践的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加强了音乐课程中美育的可操作性。为了凸显音乐课程的美育功能，2011年版将教学内容整合与拓展成四个教学领域：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以音乐活动方式划分的四个教学领域有机融合，通过不同的教学内容，用“以情动人”的方式，培养学生知、情、意的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11年版课程标准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为新中国建国后历经曲折的美育确立了实践上的立足点。

第二，2011年版课标特别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研究能够反映和引导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内的一些学术论文局限于理论思辨层面，缺乏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最近，笔者有幸见到一份修订中的音乐教材目录，曲目囊括了不同时代、风格、流派和地域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奥尔夫和柯达伊的经典教学曲目，其中一首柯达伊作曲的《滑雪》，不但标注了柯尔文手势，还在教学细节上做了符合我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处理。这反映了当前一些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未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2011年版课标纠正了上述偏颇：“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是在生动、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生成和实现的。”此表述将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观有机融合，并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强调了多样化音乐实践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搭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第三，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2001年开始的音乐课程改革中曾提出“淡化知识技能”的口号，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理解，甚至部分教育专家也认为审美能力是独立的，和知识技能并无关系。2011年版课标从音乐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把“音乐素养”概括为“双基加四个能力”：“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并明确了掌握一定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作用及意义：“应正视这一客观的学科规定性，正确处理课程中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发展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关系。”

三、在一定文化立场上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2011年版课标的修订与颁布，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渐趋成熟。尤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并非学术拼盘，而是在坚守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施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一）反思：文化立场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文化传播与传承主阵地的教育领域，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重中之重。1994年10月3日，在日内瓦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通过了《为和平、人权和民族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其中指出：“教育必须教育公民尊重文化遗产”。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必须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所以，当今各个国家更加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反思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如果脱离文化立场和具体国情，以堆砌国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做为立论依据，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在理论和实践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精神，“讲求共存与和谐相处，承认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样性，但并不互相排斥，即使是不同质的实体和部分也可以在某种逻辑精神的联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音乐教育哲学的“和而不同”应是在保持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以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为中心，国外理论为多样化补充的哲学观。目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已显现出重建文化立场的趋势，如有学者指出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民族意识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华大地上有着足以令当代音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

当今，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曲解与误读。作为音乐教育风向标的课程标准，其理论导向作用不容小觑，2011年版在“文化立场”问题上同样旗帜鲜明。课标重新扩写了“课程性质”，“人文性”居于首位：“无论是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课标中音乐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精神内涵的特质，给音乐教育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本身就是“文化立场”的明确表现。再者，2011年版课标将“多元文化”改为“文化的多样性”，文字的修改折射出了哲学观的变化。本文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多元文化消弭了文化中主位和客位的差异。文化多样性则是强调了民族的主体性——无论是音乐教育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均需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民族意识。

课标还赋予“文化立场”以显性可操作的特点：“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这并非学术壁垒或盲目排外，“文化立场”的建立和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系统地学习母语音乐文化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这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与学术自信。

2011年版课标的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各项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文化立场与民族意识的重视。这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既以本国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又要善于借鉴和吸纳异文化，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带动音乐教育实践的提升，这也是课标对一些学术争鸣的明确回应。正如廖家骅所说：“修订稿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中，坚守国民音乐教育阵地，坚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显然是把握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正确导向，为今后音乐教改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体现，它凝聚着无数先哲学人的智慧和心血，应该得到珍惜、坚守和发扬。”

（二）开放：兼收并蓄

音乐教育哲学既是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是时代思想内涵的精华，这两方面构成了学科的基石。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乐教”思想和百年来“美育”的实践是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浓缩为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核心哲学观，音乐教育在审美和情感之间，在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统一性之间，先秦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实践。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学堂乐歌”，在实质上兼容了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和外来音乐文化。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中西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交融。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音乐教学方法、观念和学说，不断丰富着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乐教思想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可忽视的积淀，延续百年的“美育”思想则融汇了中西文化，这双方面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也确立了2011年版课程标准兼收并蓄的哲学观。

首先，2011年版课标开拓性地界定了音乐课程的三个性质：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全面涵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学说。以往各版本的音乐教学大纲缺乏对音乐课程本质属性的归纳与总结，2001年版课程标准首次界定了音乐课程的性质，深化了对音乐课程的理解与认识，但表述的相对简单。2011年版中，“人文性”是对音乐课程的全景式概括，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审美性”体现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与主要价值，凸显了音乐课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不可替代性，是我国“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托；“实践性”将音乐的本质探究转向了多种生动的教学活动，将音乐的音响和主体活动合二为一，实现了音乐课程的价值。这“三性”有机融合并概括了美育论、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将音乐教育理论发展到了新高度。

其次，2011年版的五条“课程基本理念”是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高度凝结的产物。作为国家正式文件，课标不直接阐述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而是将其概括为应用性的基本理念，作为指导音乐课程实施的理论基础。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一、二、四条。其中，“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承载了我国数千年“乐教”和“以美育人”思想，在注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将音乐的“审美”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做到了以学生为本，来发展其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爱好；“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显示了我国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诠释，“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强调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演奏、聆听、综合性艺术表演和即兴编创等各项音乐活动”、“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理念中的各种表述从我国教学实际出发，诠释了“实践论”，有机渗透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王耀华的“音乐创造说”和杜亚雄的“音乐表演说”，显示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包容性与发展性；“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是我国音乐教育在强调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语境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我国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加强学习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使音乐课程增加弹性与可选择性，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

“独树一帜，难免偏颇；而放宽视野，实事求是，在音乐教育的多种观点中求取平衡，变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为兼容并蓄的多极思维，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较妥办法。”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百年经历，已证明了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此，还需申明的一点是：借鉴有标准、应用有主次。无论是本国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还是外来的学说和观点，都包含着对客观情况的适应性问题。尽管不同学说的历史背景、研究视角、观点立场各不相同，但均需放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考察，从而提炼其合理的成分，再应用于具体的音乐教育实践。再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成果的输入与输出同等重要，作为国际音乐教育改革的一分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理应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为国际音乐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2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传统课程标准下的机械基础分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四类，但它们偏重理论且与机械基础注重实践以及高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初衷不符。就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

作为高职机械类专业重要科目的机械基础，以往的课程是分为四门来学习的。即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这四门课程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过强，且涉及面广，需要的学时多，其特点是偏重学术，却对实际应用方面指导不够，不能满足高职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新课程标准。

一、新课程标准与传统教学标准的区别

1　学习方式上的区别

新课程标准与传统教学标准相比，在教学方式上倡导自主、探究、合作，它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像搜集和处理信息、获得新知、分析解决问题、交流合作的能力等。而这些都是传统教学标准所欠缺的，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课改的要求。

2　教学手段上的区别

传统课程标准以课堂教学为基础，老师往往采取的是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手段。新课程标准的教学则强调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并掌握其规律。

3　主观能动性的区别

新课程标准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探究式学习，要做到探究式学习，就要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这样才能把学生的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而传统课程标准以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学习是在老师的要求下被动接受的，因此就不可能记得牢，经常是到了下课，学的东西又还给了老师。

二、新课程标准下的机械基础教学

1　传统课程标准的弊病催生新课程标准下的机械基础教学

由于传统课程下的机械基础耗时多，且学术性、理论性、抽象性过强，不适合高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此课程改革势在必行。新的课程标准实施后，机械基础成为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汽车运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等机电类专业的必修课，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2　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与传统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比较

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只针对有所关联的专业进行开设，且在课程的设置上坚持改革、发展和创新，强调的是基础过程的课程体系建设，强调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突出的是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先进性。并以操作性为重点。而传统课程下的机械基础的受众不明确，老师也多照本宣科，学生也缺乏实践的机会，使得本来很实用的学科变成了纸上谈兵。

三、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教学的切入点

1　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以前，机械基础的课程设计之所以强调理论教学，是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学得好是一张卷子，学得不好也是一张卷子。学生学习机械基础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质量可想而知。新课程让机械基础这个实践性强且实用性佳的学科回归了本位，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强调的是学生的参与，特别是动手能力的培养，继而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也得到了巩固。

2　摆脱对书本的依赖，以实践教学为主

之前的机械基础内容难、繁、偏、1日，老师教起来费神，学生听起来头疼。这还不说，由于师生都以书本为唯一的获知来源，使得书上的一些理论缺乏现实参考，有的学生，老师已讲得声嘶力竭，他还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注重扮演角色性质的变化

如果把机械基础比作是一部电影剧本，里面有很多台词，以往是老师作为演员，按剧本里的台词把要说的话给念白出来，学生只要当观众，进行附和就行了。但是新课程则要求将老师和学生的角色换过来，变为学生当演员，让老师来当观众，同时还要对学生的演技进行评判。特别是在实验课或是校外实践时，更是要以学生为主角，以他们真正掌握所学知识为标准。

四、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学时设置及目的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不妨将以往涉及面广的理论知识进行模块化分类，分为基础知识、机械传动、机械零部件三大模块。对于基础部分以理论讲述为主，课时不宜过多。而其他部分则分为两种情况，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则课时均分；以实践为主的，适当增加实验课。这样一来，主题就得到了突出，老师实现了教学目的，学生达到了学习目的。

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教学强调的是轻理论、重实践，轻说教、重自学。因此，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要适应课改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务实且要学会运用现代教学技术，将多媒体教学等形式引入课堂，并在实践教学中逐步形成教学体系，这样才能使得机械基础教学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第3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一、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环境

档案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部分,档案信息化处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中,必然会与作为其环境因素的社会信息化其他部分相交互,同样,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也是处在社会信息化标准的大环境中,必然会受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标准化的影响,如图1所示。

之所以存在图1所示关系,主要是因为档案信息化是档案管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而档案管理不仅存在于综合性档案馆内,还存于各行各业内。由于不同行业对档案管理的要求不尽相同,档案管理信息化的行业特色部分也就成为行业信息化的一部分。

二、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三维框架模型

根据印度魏尔曼最早提出的标准体系表三维结构思想,结合上述档案信息化特点,并广泛参照国内其他领域现有标准体系框架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模型:

对上述框架模型的具体解释如下:

1、信息技术维

信息技术涉及范围很广,从数据编码到文件格式,从数据库到应用系统,从网络设施到操作系统,十分庞杂。因此,在信息技术维,不能对信息技术进行简单罗列,而应着眼其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分成简明的几个层次。《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中,将档案信息化建设分为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化标准规范建设、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档案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六个方面,其中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四个方面与信息技术和标准应用联系密切。由此,根据与档案资源内容结合的紧密程度,可以把信息技术由内向外,分为信息资源、软件应用系统、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

2、档案管理维

档案管理维的细分,就是要根据一定标准,将档案管理分成若干方面。与图书馆领域相比,档案资源的凭证作用,在于档案管理机构的可信性,而归根结底,在于档案管理流程的可信性,因此,档案管理的流程与环节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另外,由于档案管理流程也是基于对文件运动规律(文件连续体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的认识,而我国现有档案管理流程是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的,故对档案管理的细分,无论是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业务流程,还是基于文件生命周期,从本质上说都是一致的。故在档案管理维,总体上适合按档案管理流程进行细分。

显然,这里所指的档案管理是指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而非传统的档案管理。基于全程控制的思想,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不是始自档案交接,而是必须延伸到档案前身——文件的生成。我国传统档案管理的业务流程包括著录、分类(标引)、保管、检索利用、归档、鉴定销毁等环节,其业务起点是档案接收,这显然已不适应信息化环境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而我国《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中,则基于全程管理的思想,将整体业务流程分为收集和积累(收集积累、登记)、归档(鉴定、检测、归档)、整理(整理、著录)、移交接收保管(移交接收、保管、利用、鉴定销毁、统计)等部分。另外,文件管理国际标准iso15489中所列的文件管理全过程包括确定文件系统需捕获的文件、确定文件保存时间、捕获、登记、分类(数字及编码配置、词汇控制)、存储和保管、利用、跟踪、实施处置、记录文件管理过程等部分,其与我国档案管理业务活动的关联关系如表1所示。

由于iso15489文件管理标准形成于21世纪初,其中已较为充分地考虑了电子文件管理的要求,故其完全适用于信息化环境下的文件管理。基于此标准所规定的管理流程,结合我国的档案管理实际情况,从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的角度出发,可将档案管理维细分为管理规划与前端控制、归档、整理、存储和保管、利用、处置、过程记录与统计分析。

3、层次领域维

任何领域的标准都有层次之分,档案领域也不例外。信息化环境下,档案标准与其他领域标准存在更多的互操作,领域差异造成的档案管理差异要求在关注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建设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专业标准。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由内向外,构成层次领域维。

在层次领域维,基础标准元素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的整体相结合,构成基础标准面,基础标准面作为一个整体沿层次领域维向外辐射,作用于通用标准面和所有的专业标准面。类似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也作为层次领域维的一个元素,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构成一个面,不过,在该面上的具体标准可由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上的具体元素来确定。通用标准面沿层次领域维向外辐射,作用于所有专业标准面。专业标准在层次领域维上体现为若干呈并列关系的点,每一个点又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确立一个专业标准面,若干平行面共同构成档案信息化专业标准的集合。

4、在上述框架模型中,档案信息化标准的范围是由三维确定的立体空间。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三维模型只是用来协助描述档案信息化标准内容范围,并不是直接用来确定档案信息化所应制定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能认为,三维中各取一点所确立的立体空间的一个具体点就必须对应一个具体标准。实际上,欲制定的具体标准在三维空间中对应的可以是一个点,也可能是一条线段,甚至一个平面区域。另外,实际中不同具体标准在空间上还可能会有交叉,但这种交叉并非模型的致命缺陷,恰恰相反,若交叉不可避免,那么,当交叉情况通过模型得以清晰反映后,就可以尽量保持交叉部分的一致,从而保持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5、三维框架模型中,尽管各维度都有逻辑方向,但逻辑方向并不一定代表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三维中,信息技术维的方向体现了信息技术与档案管理内容结合的紧密程度,信息资源在最内层,表明信息资源相关的信息技术,如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编码、格式、元数据等,与档案管理的核心结合最紧密,在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也最重要。而位于外层的网络、操作系统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距离档案管理的核心最远,与档案管理的结合最为松散,故其相关标准虽为档案信息化不可或缺,但就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而言,此方面主要是现有标准的采用,尤其是核心技术标准和基础标准方面。需要档案领域制定的只是少数近似管理标准的应用层次的标准,主要着眼于设施的适用够用。可见,信息技术维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标准在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优先级,但并不一定与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一致。在档案管理维,维度方向只是代表档案业务的一般流程,不代表档案管理业务的重要程度,更无从体现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在层次领域维,尽管按从基础到通用再到专业的先后顺序制定标准可以更好地保证标准的协调一致性,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况。现实中,由于基础标准、通用标准要有足够的概括性,需要在对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个性充分认识把握后加以概括,因此,并非所有基础标准和通用标准都能先于专业标准制定出来。例如,在我国,《cad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是专业标准,但其制定却明显早于通用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另外,《电子文件名词术语》作为一项基础标准,2002年才立项,至今尚未完成。

三、三维框架模型向二维框架的转化

如上所述,三维框架模型只是标准体系的内容描述框架,不能直接用于具体标准制定,能直接用于制定具体标准的是标准体系表。标准体系表是二维层次结构,最低层为具体标准名称。因此,有必要将三维模型转化为二维框架,以便进一步制定标准体系表。总体上以上述三维框架模型的信息技术维为主维,并加以补充修正,可以得到以下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

上图所示体系框架主要组成部分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参考文献:

1、薛四新等:《档案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沈同、邢造宇:《标准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5。

3、安小米等:《基于iso15489的文件档案管理核心标准及相关规范》,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

4、郦晶:《农村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及管理平台研究》,农业信息研究所,2007。

5、周晓莉:《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系框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同济大学,2006。

6、杨安莲:《关于数字档案馆标准体系的思考》,《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6期。

7、张晓林、肖珑等:《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的建设框架》,《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4期。

8、钟国文、陈艳红:《论我国电子政务标准化体系模型的构建》,《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年第9期。

第4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 林业；特点；标准化；内涵；原理

中图分类号 S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1-0223-02

1 林业的特点

林业是以“人―地”系统为管理对象，因此林业除了具有农业的自然依赖性、地域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等特点，以及一般系统的整体性、集合性、层次性、相关性、目的性、环境适应性等特点和复杂系统的网络性、多区域性、开放性、动态性、耗散性、作用过程多样性、多维数、非线性等特性外，还有其特有的公益性、文化性、经济低效性、广域性等特点[1-13]。

2 林业标准化的基本内涵

借鉴“标准化”的ISO/IEC定义，林业标准化可以定义为：林业标准化是对林业活动中实际与潜在的问题作出统一规定，供共同和重复使用，以获得最佳的林业活动秩序，提高林业活动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促进并维护生态健康，不断提高森林产品的质量。这里的森林产品，包括生态服务、森林文化产品等公共性产品和一般林产品。

通过林业标准化，不断提高林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促进森林质量的提高和森林数量的增加，为人类社会提供丰富的林产品，缓解资源危机；为人类提供生态安全保障，消除生态危机；为人类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产品，缓解人类社会危机[1，14-22]。

3 林业标准化原理

林业与农业有很高的相似性，在农业标准化原理研究方面，李 鑫等于2003年在《农业标准化原理初探》中提出了“顺应生长原理、环境依赖原理、不确定性原理、时滞原理、补偿原理、过程多路原理、质量多层原理、互作原理”8项农业标准化基本原理和“简化原理、统一原理、协调原理、优化原理”4项农业标准化方法原理，以及“系统效应原理、结构优化原理、有序发展原理、反馈控制原理”4项农业标准化系统管理原理。随后，李 鑫等于2005年又在《农业标准化原理再探索》中将其修正为“顺应生长原理、环境依赖原理、时滞效应原理、平衡限制因子原理、过程多路原理、系统补偿原理”。接下来，我国一些农业标准化学者又将上述原理归并为“农业标准化一般原理”（基本原理），并提出“农业标准化方法原理”（基本原则）和“农业标准化系统管理原理”。

林业标准化原理，是建立在标准化原理的基础之上的，是林业标准化理论研究与指导林业标准化的基础性理论。因此，在林业标准化过程中，应在更大范围内，遵循标准化基本原理和农业标准化原理，结合林业的特点，运用林业标准化原理，开展林业标准化工作，提高林业标准化水平，促进林业标准化理论包括林业标准化原理本身的不断发展。

与农业相比，林业虽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是林业具有许多农业不具有的突出特点，最为突出的差别就是，森林生态系统绝大部分并非人造系统，而且具有多功能性，时滞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其标准化活动遵循的原理在相似的基础上也有所不同。因此，林业标准化活动除了要遵循标准化一般原理（和谐原理、法治原理、系统原理）[2，19，22]和农业标准化原理外，还要遵循生态优先原理、功能多样性原理、生物性原理、经济低效原理[1，19]。

3.1 生态优先原理

运用生态学原理，就是综合、长远地评价、规划和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优先保障生态安全，按照生态理论科学进行区域发展规划，维护并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确保在生态承载力允许范围内，科学地进行资源的开发利用。

林业标准化的本质是一种系统认识和重新安排人与环境关系的复合生态系统规划，通过林业标准化，改变目前人类与自然界的寄生关系，转变为互惠的共生关系。

3.2 功能多样性原理

现代林业建设要求在建立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挥生态防护功能基础上，不断地为社会提供品质高、数量丰富的林产品、繁荣多彩的生态文化和景色优美的森林景观，以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文化需要。

3.3 生物性原理

林业的经营管理对象是生物，其生长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演变依赖于自然条件，并且存在明显的生长周期，种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林业标准化就要在诸多影响林业生产的环境因子中，区分可操控因子和不可操控因子、稳定因子和不稳定性因子、安全性因子和不安全性因子，在可适用性范围内，因地因时制宜，选择安全、稳定、可操控的因子对其实施科学控制，及时消除威胁森林健康的有害因子，使其顺应森林生长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有序演替，促进森林资源增长及森林资源质量和生态健康水平的提高。

3.4 生态补偿原理

由于林业的广域性和经济低效性，使得森林经营管理风险大。此外，森林为社会提供了生态、文化等公益性多功能服务，借鉴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科斯（Coase theorem）手段，社会就必须付出足够量的劳动专门用于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社会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劳动量最低标准是要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

生态补偿量、补偿范围等的确定，可以运用生态容量的理论和方法，从国家宏观层面建立生态补偿的判定标准、量化模型和计算方法，制定补偿管理办法[4，6]。就目前而言，要加大公共财政对生态建设投入力度，尽快缓解、消除生态危机，修复工业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伤害，促进森林生态健康。

4 参考文献

[1] 张国庆.林业标准学[EB/OL].（2011-11-10）[2011-02-20].http：//bbs.省略/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414776.

[2] 张国庆.论标准化基本原理[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35.

[3] 张国庆.标准的分类及命名[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28-30.

[4] 张国庆.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之路[EB/OL].（2011-11-10）[2008-01-11].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14287.

[5] 张国庆.和谐发展初论[EB／OL].（2011-11-10）[1999-01-18].省略/bbs/dispbbs.asp?boardID=5&ID=1005；http：//省略/luntan/showtopic.asp?TOPIC_ID=116&Froum_ID=13.

[6] 张国庆.和谐建设现代城市[J].绿色中国，2005（6）：55-57.

[7] 张国庆.和谐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EB/OL].（2011-11-10）[2007-12-15].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12723.

[8] 张国庆.按需育林，和谐发展[N].安庆日报，2002-01-19（01）.

[9] 张国庆.标准的分类研究[EB/OL].（2011-11-10）[2010-10-23].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376254.

[10] 中国林学会.中国林学会首届林业学术大会第7分会场论文集[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11] 张国庆.从林业系统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的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4（3）：37-41.

[12] 张国庆.从森林法看环保法规[J].二十一世纪，2005（2）：23-28.

[13]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和谐林业[J].绿色中国：B版，2003（3-4）：79-83.

[14]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2003（学术版）：69-79.

[15] 张国庆.全民参与，按需育林，和谐发展中国现代林业[J].安徽农业，2002（学术版）：163.

[16] 张国庆.生态原则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2001（1）：31.

[17] 张国庆.试论复合生态系统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科技，2001（2）：37-38.

[18] 张国庆.文化、生态文化与中国森林文化体系建设[J].前沿学刊，2006，4（11）：

[19] 张国庆.林业的特点与林业标准化研究[EB/OL].（2011-11-10）[2010-10-23].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376252.

[20] 张国庆.论标准化原理[EB/OL].（2011-11-10）[2010-10-16].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373878.

第5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国信息素养标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标准；“计算机基础”；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否则，将无法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生活与竞争的需要，就会被信息社会所淘汰。因此，应该研究信息社会所需要的信息素养的标准。

美国已制定和实施了相当数量的信息素养标准（或标准草案）。比较成型和规范的有美国大学与图书馆协会（ACRL）制定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及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制定的“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准”。这些标准较完整地反映了信息素养的内涵，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和评价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本文拟研究这些标准，并提出这些标准对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启示。

一、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准

199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制定了学生学习的九大信息素养标准。该标准可以分为3个类别、9个标准、29个考察指标。

（一）标准内容

1.第一部分：信息素养（3个标准）

标准一是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高效和有效地存取信息。相关指标包括：认识对信息的需求；认识到准确的和综合的信息是进行智力决策的基础；基于信息需求而形成问题等。

标准二是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批判性地和适当地评价信息。相关指标包括：指标确定准确性、相关性和综合性；在事实、观点和意见中作出区别；确定不准确的误导的信息等。

标准三是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准确地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相关指标包括：为实际应用而组织信息；把新信息整合到自己的知识中等。

2.第二部分：独立学习（3个标准）

标准一是成为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追寻那些自己需要的信息。相关指标包括：查询与个人福利相关的各种信息；设计、开发和评价与个人兴趣相关的信息产品和信息策略等。

标准二是成为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鉴别文献和其他创造性的信息表述。其指标包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和自觉的阅读者；从以不同形式呈现的信息中获得意义等。

标准三是成为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在信息查询和知识形成的过程中追求卓越。指标包括：评估个人信息查询过程和结果质量；设计策略来修正、改进和更新自我生成的知识等。

3.第三部分：社会责任（3个标准）

标准一是对学习型社区和社会做出正面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认识信息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相关指标包括：从不同资源、背景、学科和文化中查询信息；尊重平等存取信息的原则等。

标准二是对学习型社区和社会做出正面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在信息和信息技术方面实践有道德的行为。相关指标包括：尊重智力自由的原则；尊重知识产权等。

标准三是对学习型社区和社会做出正面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在追求和形成信息的过程中参与有效的团队合作。相关指标包括：与他人共享知识和信息；通过面对面或技术手段与他人合作来设计、开发和评价信息产品和解决方法。

（二）标准意义

从内容看，该标准的类别和指标具有普遍性，教育者可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教育者比较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调整这些标准和指标，使其适应所服务学生的发展的需求。该标准对推动美国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中学、小学信息素养教育中，美国大多数州教育部门对信息素养教育纳入所学课程中做了指令性要求。

二、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

2000年美国高等教育图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召开了美国图书协会仲冬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该标准包括5个指标以及若干个执行指标和子项[1]。

（一）标准内容

标准一指出：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决定所需要的信息种类和程度[2]。该项标准主要考查学生能否明确地定义和表述信息需求，能否识别各种信息资源的类型和形式等。

标准二指出：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有效而又高效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该项标准主要考查学生能否选择适当的调查研究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来检索所需的信息，能否组织和实施有效的检索策略，能否利用各种检索方法通过联机的方式或直接的方式检索信息，能否凝练地检索策略。

标准三指出：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评判性地评价信息及其来源，并能把所遴选出的信息与原有的知识背景和评价系统结合起来。该项标准主要考查学生能否从所搜集的信息中提取主要观点和思想，能否综合主要观点并形成新的概念。

标准四指出：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的一员，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达到某一特定的目的。该项标准主要考查学生能否将新的和以前的信息应用于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计划和创造活动中。

标准五指出：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懂得有关信息技术的使用所产生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并能在获取和使用信息中遵守公德和法律。该项标准主要考查学生是否了解与信息和信息技术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经济问题，是否遵循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礼仪。

（二）标准意义

美国的信息素养标准制定得最成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息素养评价体系，是各层次、各类型的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和评价的工具，影响深远。目前，该标准已在美国本土、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应用，成为世界各国信息素养标准制定的主要参考和规范。因此，该标准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到目前为止，对图书馆与高等教育两者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文件之一”。

三、美国信息素养标准对我们的启示

信息素养是 21 世纪人类生存必备的能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计算机素养就是很重要的信息素养。目前我国高校开设“计算机文化基础”或“计算机基础”为所有非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一般为 106 课时，其中上机实验课时约为 50 课时。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强调技术知识与操作技能。如何开好这门课，更好地培养学生们的信息素养，一直是广为关注的重要问题。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从美国信息素养标准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重新定位课程名称

目前，“计算机基础”大多借用“计算机文化”这类名称。从其名称的表层意思看，学习者较容易将其理解为“关于计算机文化知识”的课程。这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容易把“文化”理解为“知识”，这是不合理的。另外，从学习论的角度看，知识需要积累，知识达到一定“量”时才能转化为技能，而技能转化为能力还需要“量”和“质”的提升。也就是说，知识转化为技能，技能再转化为能力，这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给这门课程定一个更为科学而又名副其实的课程名称，使之能较好地反映其核心内容和特点，建议将其改为“大学生信息素养与修养”（Mastery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二）更新观念，改革教学内容

目前，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信息为主的社会，对人才培养与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计算机文化论”到“计算机工具论”“计算机技能论”，再到现在提出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信息素养与修养’论”，正是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对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时代要求。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学生不仅要掌握社会生活必备的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更要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因为信息素养具备将是信息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核心问题。

为了适应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素养的教学内容应及时更新。我国目前“计算机文化基础”或“计算机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改革：从主要强调“知识与操作技能”改变为主要强调“信息素养与修养”，重新认识教学课程的目的、作用、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的信息素养标准，重新编写教材，使“大学生信息素养与修养”的教学内容基本涵盖“知识、技能、素养、能力”等方面，实现不同层次和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教学内容和实验；第二部分是信息素养与修养等；第三部分是个案研究，提供典型的案例分析等。

（三）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借鉴美国信息素养标准，“计算机基础”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体现“能力为导向”， 调整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的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元化。

“计算机基础”的讲授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资源，考虑现代技术环境下的课程学习特点，积极地开展网络教学，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发展。另外，受教育者应该培养自我学习观念，在学习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多样化的学习模式，实现自主学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我们不仅仅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上要借鉴美国信息素养标准，还应该由此受到启发，积极展开我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的讨论，有效地建立我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目前，讨论也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学者们对于 21 世纪的学生提出了 6 个方面的“信息素养”教育和培养：①信息获取的能力；②信息分析的能力；③信息加工的能力；④信息创新的能力；⑤信息利用的能力；⑥协作意识和信息的交流能力。这是我国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一大进步。

笔者认为，信息素养的内容，除了上述6个方面之外，还应添加1个方面的内容——信息情感意识。因为，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其主体都是人。而人有丰富情感，因其格性不同对事物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会影响到其信息素质和修养的发展。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开展了信息技术的教育，希望信息技术工作者和传授者能够借鉴其他国家的信息素养标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的信息技术教育和信息素养培养机制，努力造就一代具有较高信息素养与修养的栋梁之材。

参考文献：

[1]李海燕.信息素养概念的评析[J].上海教育科研，2003（2）：58—60.

第6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专业课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在蓬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特色，加强职业能力的培养，更要重视综合素质、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必然要求。只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基础文化素质的提高，专业技能发展本身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培养出来的人才综合素质较低，转岗再就业能力低，今后职业生涯的继续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因而，文化基础课程的改革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1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程的现状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文化基础课在课程设置中基本上是处于从属地位，各专业都很重视本专业技能，强调专业技能训练，对文化基础课重视不够，具体体现在文化基础课课程设置的种类、性质和课时分配上。专业课、实践教学课挤占文化基础课现象严重，专业设置上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有些专业迫于学校规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涉及一些理化基础课，作为素质拓展课程，和专业选修课一起以选修的形式出现。在教育部、各省教育厅高等职业教育的文件中，关于文化基础课程建设的内容是比较少的，从地方到国家，文化基础课申报获批的精品课程也是凤毛麟角。相对于专业课程来说，文化基础课程的建设是落后的，无论是课程的研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体系的构建、课程教学的改革，还是学生重视的程度，学校投入的人财物都远不如专业课程，文化基础课程的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2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改革措施

2.1 文化基础课课程设置的改革措施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明确培养目标。”“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国外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程的设置特别重视提高学生的素质。在设置文化基础课程时，应该考虑到学生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不是简单的操作机器；考虑到学生学习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身体素质等综合素质，使学生真正具有应变、生存、发展能力，以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

当今国内职业教育专家纷纷强调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提倡加大实习实训课程的比重，加强专业课的同时削弱文化基础课。针对这一现状，基础课教师应通过阅读相关专业课教材，听专业课，下企业车间学习，与专业课教师进行沟通讨论，了解毕业生在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中的反馈信息，寻找基础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的结合点。通过以上4种途径，了解文化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联系，了解专业课程的特点，掌握专业课教学需要哪些文化基础知识，明确文化知识讲授的数量和深度。确定文化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制定文化基础课授课计划。遵循“必须、够用”的原则，对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起到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的效果。

2.2 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的文化基础课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主要包括课程的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目标、内容标准等。课程标准要力求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要更新传统的思想观念，以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提高文化基础课课程教学质量。

2.3 改革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以及评价体系

1）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变化，满足专业需求为专业服务，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应该结合不同专业的特色，有侧重地安排教学内容。所谓加强基础，并不是基础课的学时加得越多、讲得越细越好，而是课堂上要有重点地讲解，启发思想，培养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积极应对多变的挑战和机遇，主动地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和职业技能。文化基础课教研室务必展开讨论，在编制授课计划时充分考虑专业教学需求，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主动和各系沟通交流。同时，鼓励教师自编文工交融的教材，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基础模块与选项模块相结合，积极开发校本教材。

2）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要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调整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文化基础课的教学中，要在发挥教师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大胆探讨，以造就具有鲜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其次，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运用项目教学法，因材施教，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从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独立地进行分析和综合，给学生创造积极思维的条件和思路。再次，加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加快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使用，实现教学技术和手段的现代化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内容。

3）文化基础课程的评价体系要更新，效果评价恰当。文化基础课程应该对学生的学习作出综合评价，不能“一张试卷定成绩”。要不断完善评价手段，针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建立不同类型课程的评价体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实施课程评价，充分发挥课程评价的检查功能、反馈功能、激励功能和在教学活动中的导向功能。课程评价要把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结合起来。

3 小结

我国职业教育专家陈庆合教授曾说过，职业教育中，专业课与基础课的关系就像“红花和绿叶”，缺少哪一样也不行。只有摆正各自的位置，做好自己的工作，让红花更红，绿叶更绿，使我国的职业教育更上一个台阶，培养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许秀林，董杨琴，黄伟.高职专业基础课能力点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职业教育研究，2007(8):35-37

第7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技创新演化　循征决策　科学计量

[分类号]G353.1

1　研究背景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其发展变化不再是科学技术系统自身的演化，而是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和选择，是整个创新系统的演化。决策者对未来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规划，需要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需求出发，科技发展也需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这就需要基于现实信息、数据和知识的综合科技情报分析来支持科技战略决策。

现有的支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选择的情报分析与研究主要限于科学或技术本身演化规律的揭示。在分析方法和思路上，主要是测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发展变化状况，包括研究前沿、快速发展前沿、快速突破文献、热门文献和新兴研究前沿等角度的分析。以上分析视角所利用的方法，一般都是基于文献特征的，如高被引论文、共引、共词以及新兴研究前沿分析中用于主题提取和展现的文本挖掘方法等。

定量解析科学技术演化规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方法探索和规律总结，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计量方法的有效性仍然得不到认同，对决策支持的作用不明显。如有学者所说，“无论我们怎样用统计手段来处理引文和共词数据，科学知识图谱都不是科学领域的活动性和进展的适当表现。”因此，现有的揭示科学技术演化规律的方法存在着理论支持不足、方法有效性不足、揭示的层次不够深入等问题，科学技术演化分析要成为真正有用的科学研究的辅助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数字科研环境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科研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支持情报分析的信息、数据来源，为科技创新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提取提供了便利，使得综合多方面的数据形成科研决策的证据，进而支撑面向需求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成为可能。引入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循证决策方法进行科技情报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科技演化规律。

Davies定义循证决策为“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利用从外部可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而帮助人们做出有关政策、项目和计划知情决策的方法”。循证决策是卫生决策者最常用的、客观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卫生政策研究方法。其基于证据的决策思想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重视，并有人尝试用于学科发展热点的揭示，但仅限于基于文本分析的领域关键主题词所揭示的内容分析。

为此，本研究拟从影响未来科技创新演化的互动因素出发，在现有科技演化计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引入循证决策的方法，探索从科学数据资源和各类型文献资源中提取面向科技决策的证据基础，进而构建支持科研决策的创新演化循证分析理论与方法。

2　科技创新演化循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科研及科研决策环境的改变使得科学技术演化的规律性、范式发生改变，人们解读这种发展变化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逐步更新。借用循证的思维分析科技演化的过程，将涉及循证决策分析方法在此的适用性，分析中作为证据的分析数据对象的选择，证据选择标准的建立以及相应的分析方法的构建等方面的问题。

2.1 循证决策分析在科技创新演化分析中的适用性

循证决策分析的关键是证据的获取，核心是证据的评价，目的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循证决策的过程是在问题提出的基础上，进行证据的收集并经过严格的评价，进而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通过多轮的决策者评估、方案调整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科研决策中，证据的获取、评价与分析也是必然的要求。

目前科研及科研决策环境的改变，使得科技政策规划转向面向整体科研环境的科研事业规划，科学技术的选择更具战略性。现有的趋势或演化分析通常不能综合考虑影响未来科研发展的情景因素，而实际决策支持需要综合不同的信息和方法形成综合分析模型。循证决策中的证据理论及综合分析思想恰好满足了复杂科研环境下决策支持的要求，特别是科研决策中对于准确、可靠、全面证据的需求，需要引入循证决策中证据评价的思维和方法来提升赖以决策的信息的质量，而综合分析也是做出决策的有力依据。另一方面，目前数字科研环境的成熟，为科技演化描述中融入各层面的数字对象，进而形成支持科研决策的循证情报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因此，循证分析方法的各种要素与科技演化分析的内容和目的是一致的，虽然不同的决策环境中具体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其循证的思维过程是适用的，数据对象的深度处理，也为深入的循证统计分析提供了可能。

2.2　科技创新演化分析中的证据提取及选择标准

有别于以往完全依赖科学文献的分析方法，尝试从影响未来科技创新演化的互动因素出发，从科研创新各阶段涉及的文献信息中获取演化分析的证据基础。因此，在现有科技演化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经济社会领域的研究、政策文献和科学数据等分析对象，从中提取面向科技决策的证据基础，这样可以大大拓展科技演化分析中的证据资源范围，进而构建支持科研决策的创新演化循证分析理论与方法。

影响循证决策效果的三个要素是：研究证据、可利用的资源以及政策的价值取向。因此，循证分析效用发挥的前提在于对研究课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证据准备，确定数据纳入和剔除的标准，并对纳入的数据进行严格评价，在此基础上对结果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决策依据。

支持科研决策的科技创新演化分析，需要明确社会经济需求、政策环境、产品创新、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状况，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因此，作为循证分析证据的数据和资源的选择标准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如：在统一学科领域定义下，科研创新各阶段内涵外延的限定标准，在领域限定标准下可供分析的数据源的选择标准，数据或文献纳入和剔除标准等，这些标准的建立将提供有力的研究证据和可用资源，为以下的指标和方法设计奠定基础。

2.3　证据指标的设计与分析方法的构建

在证据准备和选择完成后，最重要的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包括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科技创新演化的规律性和科研创新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形成科研决策的判据。

2.3.1 科研创新各阶段的演化分析指标与方法设计科研创新中的社会经济需求、政策环境影响因素以及产品或工艺创新、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等，各阶段知识演化的现状或未来趋势的分析，需要特定的指标和方法，如各阶段的综合发展状态指标、基于领域知识特征的属性和内容的提取与分析等。

这些指标可以从科学数据、科学文献、社会经济研究文献中提取领域共同的主题内容，分析属性划分后

的主题词的统计或关联特征，利用基于语义的知识网络揭示领域知识演化的特征。其中主题词统计或关联特征是对领域发展各阶段所体现的定量特征的描述，此外，还可以计算领域在科研创新各阶段的知识熵、概念确定性等方面的指标，找出知识演化的发展阶段的评价指标，作为科学演化定量分析的依据。基于语义的知识网络分析对表征知识的概念词和类属借用知识本体、分类体系等为语义不明确的概念词进行属性划分，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语义的知识网络，进而利用定量的指标、方法揭示微观的领域知识结构演化、领域关键研究问题的演化、关键问题中知识关联的发展变化等。

2.3.2 系统关联机制的分析方法　通过科研创新各阶段的关联分析，揭示科技创新中知识演进的互动关系。这需要在科研创新各阶段知识演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特定的关联构建机制，分析在创新系统整体的视角下，创新各阶段知识构成的创新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这里使用的方法如依据核心主题词在不同数据源的共现和间接关系形成创新网络，进而从创新网络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状况，来分析系统内部知识的发展演化过程。

2.3.3 基于判据指标的科技演化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就是借鉴循证分析中系统综述的方法，即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系统全面地收集相关资料，用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筛选出符合标准、质量好的证据，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综合，得到定量的结果，以得出可靠的结论。依据上述方法得到的多因素指标，作为循证决策的定量判据，利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判断创新发展的状况，挖掘以往科技创新发展中的空白点，尝试提出新的科学技术研究方向。

3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上述过程和方法的实现，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如制定分析数据源的选择标准与证据评价标准、用于循证分析的文献和科学数据指标的设计、知识网络的构建与分析以及其中涉及的数据特征的提取等。

基于知识本体的数据特征提取是将多种数据用于系统分析的基础，特别是将各种文献作为证据对象进行深入分析，首先要提取适用的数据特征。这里需要利用知识本体所规范的领域知识属性划分，对科学文献或数据的计量特征词进行自动的语义属性划分，或者对知识类别进行属性划分，进而利用基于语义的共现技术构造知识网络，形成循证分析的指标或论证基础。

用于循证分析的文献和科学数据指标的设计也是关键问题。要利用循证分析的方法揭示复杂科技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演化特征，需要定量分析领域演化的现有水平，对领域科技创新各阶段的研究进行定量综合，揭示某方面研究的不确定性，提出新的演化方向，这里的指标设计决定了分析结果的成败。另一方面，系统分析的技术对结论的可靠性同样至关重要，要对多来源数据结果进行定量合并进行统计分析，涉及检验纳入分析的异质性、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效应合并值的假设检验和统计推断，以及结果敏感性分析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尝试。

此外，不同数据源和不同类型数据的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创新网络的构建和分析也是本研究的一个挑战。对各层面知识网络及综合创新网络的分析，拟借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特征点和结构分析方法，进行特征的提取和演化关系揭示，进而形成定量分析指标。这里需要构建创新各阶段的知识网络以及整个创新系统构成的复杂创新网络，进而通过相似度的测度和演化特征的定量分析，如矩阵的向量距离测度、多维尺度分析以及包括关联性分析、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结构对等性分析等在内的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等，进一步形成循证分析的指标和论证依据。

4　总结与展望

在以上思路的指导下，本研究期望在如下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支持科研决策的科技创新演化理论的拓展。支持科研决策的演化理论以往仅以科学或技术系统的演化理论总结为出发点，本课题研究适应新时期科研环境的变化、科学决策思维的变化，引入基于创新活动过程的科学创新系统演化理论，作为演化分析的理论基础，可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科研决策的需求。

其次，引入循证的情报研究方法。有别于以往仅从文献特征总结科学技术演化规律的研究，引入科学数据等分析对象，从循证的思维构建创新系统中科技创新演化发展状况的判据和分析方法，综合多种资源作为证据基础进行循证情报分析，是对情报研究方法的拓展。

第8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云南；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均等化

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本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国政府在致力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作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既有着长久的历史进程，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云南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省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的界定

基础教育，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目前中国事实上的基础教育，是指初中（含初中）以前的所有教育形式，狭义是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上还应该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有人也把高中阶段的教育归入基础教育范畴，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普及这种类型的教育，所以，在事实上高中阶段的教育还不是基础教育。本文所写基础教育主要是狭义的基础教育，此外，鉴于考虑云南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而又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在研究过程中一起纳入基础教育范围。[1]

而基于我们课题组的调研以及资料收集，我们认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中央政府为主，同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在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情况下，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最大限度的提供能够满足民众需求的基础教育服务；同时，能够保证民众接受该服务的机会均等。事实上，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农村的自然村落都设有一个学校，而是要使得所有的农村适龄孩童都能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接受正规的教育，所强调的核心应该是机会和效果的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因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是我们的国家、民族永久强盛的坚实基础。

二、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的认识

对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一个准确的定论，且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较少。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以下几个观点：安体富（2006）认为公共服务的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保底标准，用之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上即必须由政府来保证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二是平均标准，即政府提供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应达到中等的平均水平；三是结果均等。这三个标准是一个逐层深入的过程，首先要保证最低的保底标准，而后随着经济和政府控制力的发展逐步提高到平均标准，最终实现结果均等[2]。丁元竹（2008）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问题，即缺乏实物标准、基础数据不足以及准确测量较难，使得我国的标准制定不能真正反应出问题。建议要确立全国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建立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3]。

本文认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意味着就要达到全国各地区间并不符合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达到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均等水平，它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成员的偏好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最低标准下有一定的浮动范围，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地区差异。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在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有一定差异的均等化，它体现差异性，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化。

三、云南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证分析

由于学前教育特殊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无法直接和义务教育纳入一起进行分析，而鉴于教育数据统计和获取的限制，因此在学前教育方面无法和义务教育一样进行因子分析，指标的选择也更多偏向于描述性，以求达到云南学前教育政府提供的服务均等化。义务教育由于数据获取的便捷性，在与全国地区义务教育比较时，选取师资条件（①小学专任教师师生比、②初中专任教师师生比、③小

学专任教师专科以上占比、④初中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占比）和办学水平（①小学生均校舍面积、②小学校舍中非危房占比、③小学生均计算机台数、④小学生均藏书量、⑤小学生均仪器设备价值、⑥初中生均校舍面积、⑦初中校舍中非危房占比、⑧初中生均计算机台数、⑨初中生均藏书量、⑩初中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而在云南129个县市区域内也是采取同样方法，只是在指标的选择上，根据当前义务教育获取数据有一定的改动，师资力量主要包括小学专任教师师生比、初中专任教师师生比、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办学条件主要包括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中小学危房占比、小学生均藏书量、初中生均藏书量、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初中生均仪器设备。

（一）云南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比较分析

通过下表1可知，云南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2012年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5.55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和云南的幼儿园数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20.5和25.8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和云南的在园幼儿数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23.8和13.72个百分点；2011年全国和云南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相比上年分别增长33.1和55.61个百分点。

表1 云南学前教育与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学校数与学生数、教育经费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集边疆、山区、民族为一体的省份。基础教育尤其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水平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尤其学龄儿童教育的重视，云南省的学前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儿童入园率持续上升。但是，依然有许多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有的儿童甚至从未上过幼儿园。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对学前儿童尤其是处境困难儿童教育问题关注不够，二是许多家长不理解学前教育的价值，三是学前教育机构质量不高、形式单一，对家长与孩子缺乏吸引力。因此，未来要想提高云南省学前儿童入园率，除了要继续加大经费投入和加强管理之外，应做好宣传工作以增强家长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应采取各地州以及城乡分层分别发展模式，探索多元化的学前教育机构和形式，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学前教育的投入和质量，引导云南学前教育的正规化、均等化发展。

表2 云南129个县市毛入园率区间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财政厅教科文处

（二）云南129个县市区域义务教育实证分析

本节搜集的2011年云南129个县市义务教育指标数据主要有：小学完成率、初中完成率、生均预算内小学教育经费支出、生均预算内初中教育经费支出、小学专任教师师生比、初中专任教师师生比、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中小学危房占比、小学生均藏书量、初中生均藏书量、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初中生均仪器设备、小学初中阶段学校数。所选取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于云南省财政厅教科文出与云南省教育厅，采用的方法与以上相类似，都是采取因子分析对云南129个县市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排名，排名中间的县市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作为云南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以此来缩小区域间差异，减少基础教育资源的过度聚集，最终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化。衡量129个县市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依然是围绕师资条件和办学条件的指标体系来构建，师资条件包括小学专任教师师生比、初中专任教师师生比、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办学条件包括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中小学危房占比、小学生均藏书量、初中生均藏书量、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初中仪器生均设备。

（1）可行性检验

师资条件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6，同时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78.274，应的P值接近于0，适合做因子分析；办学条件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657，同时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243.618，相应的P值接近于0，适合做因子分析。

（2）确定公因子

在师资条件和办学条件因子分析中，按照累计方差贡献达到75%的原则，分别选取了两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分别为78.274%和76.060%，完全能够反映原始指标的信息量，如表4-4所示。

表4-4 初始和旋转后因子方差贡献情况表

注：对初始因子进行旋转得到的公因子更具实际意义，以上采取旋转后的因子贡献率作为权重。

（3）识别公因子

为了便于识别公因子和界定公因子的经济内涵，在师资条件和办学条件因子分析中，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H.F.Kaiser）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得变量在某公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值，而在其余公因子上有较小的载荷值。

在师资条件评价中提取出2个公因子，分别是：公因子1在"初中专任教师师生比"和"小学专任教师师生"指标上占有较大的因子载荷系数，主要反映师资数量水平，其方差贡献率高达39.340%；公因子2在"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和"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指标上占有较大的因子载荷系数，主要反映师资学历水平，其方差贡献率达38.934%。在办学条件评价中提取出2个公因子，分别是：公因子1在"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中小学危房占比"、"初中生均藏书量"、"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初中生均仪器设备""指标上占有较大的因子载荷系数，主要反映办学设施条件，其方差贡献率高达36.709%；公因子2在"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和"小学生均藏书量"指标上占有较大的因子载荷系数，反映小学办学条件，其方差贡献率为39.351%。

（4）计算因子得分

设师资条件中的公因子1为Fsi1，公因子2为Fsi2，办学条件中的公因子1为Fbi1，公因子2为Fbi2，其中i=1，2，…，129表示129个县市。分别为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分别计算师资条件得分（Fsi）和办学条件得分（Fbi），最后将师资条件和办学条件得分进行平均加总得到义务教育发展的地区得分和区域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5）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2011年云南129个县市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因子得分排名来看（如附件1），前十名分别是盘龙区、五华区、宜良县、德钦县、玉龙县、红塔区、安宁市、古城区、水富县、蒙自县。其中接近一半县市位于省会昆明市，其他县市位于经济相对较好的玉溪市、红河州、丽江市等，从此可以说明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也越高。从附表1中可以看出排名第66位的勐海县区域得分开始呈现负值，那么以处于中间排名65位的景洪市为其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标准也是符合当初设想，整体上云南省经济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得云南基础教育资源更多集聚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公共服务差距也较为明显。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基础教育的供给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整体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未来在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措施安排中除体制改革外财力向排名靠后的地区倾斜，此外，还应该加强城乡师资的交流、当前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等人为排名的取消等，以防各县市各种基础教育的资源进一步向这些所谓的"重点"集中，进一步导致不均等化，只有这样，129个县市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才能在不断提高的同时这种差距慢慢缩小。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主要有： 第一，近年来，尽管云南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在不断增加，但是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师生比例还存在严重不合理。第二，云南学前教育区域差异较大，农村幼儿教育严重不足。第三，通过2011年云南129个县市区域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师资水平和办学条件）排名，可知地区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第四，随着义务教育的投入逐渐增加，但是投入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二）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须切实承担起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学前教育所应具有的教育性、公益性和福利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逐渐淡化，但普惠型、非营利性应成为未来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学前教育虽然有其平衡个体差异、促进社会公平等特殊功能，但这些特殊功能需要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家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下才能充分发挥。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切实落实到各项行动上，那也只是一纸空谈。

第二，基础教育事权的强化。通过将基础教育的事权，其实最大的就是投入经费的统筹划归权利划归更高一级政府承担，更有利于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投入的统筹安排，特别是对不发达省份（如云南省）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最终通过投入资金的保障来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不管是小学义务教育投入还是初中义务教育投入，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这两个阶段的义务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是积极的；中国财政收入分权对这两阶段的义务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是消极的。从提高义务教育投入水平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要降低财政收入分权度，提高中央政府财政集权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即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力度。

第四，实施城乡统一、区域统一的基础教育标准。在基础教育的标准统一上，当前最重要的一点是取消以政府财政支撑起来的各类"一级"、"重点"、"示范"等学校名目，而不是以此作为招牌，其教学质量让其学生的升学率、在当地的口碑等来说明。政府财政资金则按规定的统一标准安排，不管城乡，对已达标的基础教育学校减少投入，而对未达标的学校重点投入。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各地按统一标准，未达标的学校基本集中在农村，由此其投入重点也会在农村，所以按统一标准投入的办法也有利于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易品.我国基础教育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与对策[D].湖北：湖北大学.2011.

[2]安体富、任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与对策[J].财贸经济.2007（8）：48-53.

第9篇：标准化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标准化；旅游标准；标准化模型；标准化方法；旅游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8—0011—07

1 旅游标准化的实践

1.1旅游标准化的应用实践

近30年以来，我国的标准体系逐步完善，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已超过2万项，地方标准超过1.6万项，企业标准超过100万项，标准化工作在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促进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随着标准化的发展，标准化的对象逐步由工农业转向服务业，由产品标准转向程序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1996年提出了“服务标准化”的理念，旅游行业标准成为标准化的新兴领域。

随着全国标准化工作的推进，我国旅游标准化取得了显著成绩。1988年，我国首次推出星级饭店评估标准，标志着我国旅游业标准化建设开始启动。20多年来，旅游业标准在范围覆盖、体系建设和工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1年1月，我国旅游业国家标准25项行业标准7项，标准制定日益加快，部分标准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颁布以后，全国共评出12930家星级饭店，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酒店业的水平；《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1999年施行以来，已评定出A级景区上千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旅游区（点）的管理和保护。1995年，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0）成立，主要负责国家旅游标准的制定工作；2009年，国家旅游局制定了《全国旅游标准化发展规划2009～2015》，提出要发挥标准化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实施旅游标准化引领战略。

1.2旅游标准化的研究价值

旅游标准化是标准化学科的重要部分，涉及产品、服务及流程标准化等要素，具有典型的综合性、多样性特征，因而也是标准化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部分。在学科范畴上，旅游标准化从属于旅游与标准化的交叉领域，是一个重要的应用性基础研究课题，对旅游服务业的管理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同时，旅游标准化的理论研究直接指向标准化科学中“多元性与单一性矛盾”的哲学命题，为之提供理论调和方法，有助于建构对复杂对象标准化的理论基础，发展和完善标准化的基础理论。其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旅游行业实施标准先导战略，搭建科学的标准体系，判别旅游标准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工具。正因为旅游标准化的研究承载了旅游业和标准化科学的双重理论价值，这个微小的、尚缺乏太多研究关注的细分领域值得进行更加精深的学术耕耘。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标准化的方法、模型，构建旅游标准化的理论基石显得尤为必要，这有助于我们对旅游标准化的有效性进行甄别，使用正确的技术手段来推进旅游标准化体系的建设。

2 旅游标准化研究述评

2.1旅游标准化国内研究进展

随着标准化工作在旅游行业中日趋重要，对旅游标准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加，国内学者对旅游标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区域与行业旅游标准化的对策性案例研究；对旅游行业标准化现状及必要性的论述；旅游标准化的国际比较；旅游标准化的构建理论。

研究者首先关注到的是旅游标准化的应用问题，为了实践需要，开始了一系列的对策性研究，包括旅游标准化现状、旅游标准化的必要性、旅游标准化发展阶段中的实践问题及发展对策等方面。同时，针对标准化在区域旅游、旅游景区、饭店和专题旅游产品上的应用做了许多个案研究。在区域旅游的标准化应用方面，探讨了桂林市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标准体系、长三角区域旅游标准的建设和运作机制、林芝地区建立生态旅游标准体系等地方性案例。在旅游产品的标准化方面，对旅游景区服务标准化、饭店标准化应用、旅游节庆标准化、乡村旅游标准化驯等进行了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证案例。其次，学者们对国际旅游标准的比对研究较为关注，对旅游服务的国际标准及我国的接轨方式进行了探讨，对各国的标准化工作以及“绿色环球21”等国际标准进行了介绍和对比。随着旅游标准化实践案例的增加，现实矛盾与问题的累积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命题，研究开始上升到对标准化理论和模型的构建探索上来，目的是解决现实中重技术轻理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这些研究包括对构建标准体系结构的研究、生态旅游标准的模型构建，以及对标准构建程序、要素和层次的讨论。

2.2旅游标准化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旅游标准化的必要性研究、旅游标准化的影响研究以及对标准化方法的改良三个方面。这些研究涉及旅游标准化对旅游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的积极作用，通过对各相关利益者的调查，分析了旅游环境质量标准的实施情况，对生态旅游标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可行性和潜在障碍进行了分析。同时，国际学者也对标准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寻求改进方法，包括对标准制定方法的回顾，寻求全球性标准的制定，对旅游认证标准含糊不清、评估方法反复无常现象的讨论，以及对标准化和定制化矛盾的探讨。

2.3研究阶段与实践问题

旅游标准化的学术研究整体数量较少，目前旅游标准化的研究中，对策性、应用性研究和个案研究居于主流，这主要是由标准化学科的技术性和应用性导向决定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标准化意义的探讨，阐释标准化的必要性，以及针对个案和单一产品的对策性分析上。随着旅游标准化的现实应用价值凸显，已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视野转向探讨旅游标准化的基础理论上来，试图对旅游标准化的过程、模型知其所以然，旅游标准化的研究已经从自发阶段转入到自觉应用阶段。

在我国的旅游标准化实践中，主要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准的有效性问题；二是标准的价值问题。现实中，标准失效、标准优劣判定难等成为旅游标准化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具体来说，标准有效性问题体现在无法使用标准测量对象，出现了横向不可比的矛盾；标准的价值问题则体现在对象群体过窄，失去了标准化的价值，社会和经济效益低下。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标准化学科的基础理论息息相关。解决应用终端的矛盾，需要厘清理论的根基，正本清源。

笔者认为，标准价值问题需要解决标准化的同质性处理方法问题，而标准有效l生问题，需要解决标准适用模型的问题。同质性处理方法与模型选择是标准化科学的基础理论，通过旅游标准化案例归纳出的一般规律，能够普遍适用于标准化的实践。

3 标准化的同质化处理方法

本文通过对20多年来旅游标准及其认证过程的梳理，对一般标准化方法及模型进行了归纳。对各个旅游标准的“对象同质化”过程进行抽象和归纳，以获得对象同质化的一般模式（图1）。由于标准化科学中的“多元性与单一化矛盾”普遍存在，标准化方法可以说天生不适合衡量复杂样本。标准化的隐含前提是需要有足够多的同质性样本的存在，在某个确定的定性层面上进行比较。同一个样本，定性判断的层面不同，复杂性具有极大的差异。针对多元性和复杂性突出的旅游标准化对象进行标准衡量，对象抽象和简化是必须的前提。这个过程的典型有美国林务局的林地测评系统，其对复杂对象进行了抽象，将衡量对象尽量简化，只在简单要素构成的基础上进行形式美的判定，得到了稳定的标准化结果，具有横向评测的准确性。

同质化处理过程的价值在于对标准化对象进行性质上的框定，并确认是否具有标准化的价值，一般说来，含有大量样本的同质性对象是标准化的最好对象，最能够发挥标准化的效益。

在旅游标准中，“旅游景区A级标准”（拥有2万个以上的景区对象）、“旅游饭店星级标准”（拥有30万个以上的酒店对象）由于拥有大量的同质性个体，而发挥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对消费认知、行政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相对来说，“生态旅游示范区标准”、“内河旅游船星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由于同质性个体较少，标准化价值相对较低（表1）。

4 标准化模型的选择

通过了同质化处理的标准化对象，就已转化为具有标准化价值的对象，可以进行标准化的模型构建，这就是本文下一步将要探讨的两种对立的标准化模型形式：“分解式”同质化对象的标准化模型和“围栏式”多维复合目标的标准化模型。

4.1“分解式”同质化对象的标准化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在已有的旅游标准化实践中，笔者观察到基本上所有的标准化项目都采用可拆分对象的“分解式”标准化模型（图2）。在这个模型之下，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标准”选择，甚至将其与标准化本身等同起来——通过德尔菲法横向分解对象特质，使用层次分析将特质垂直分解，赋权，然后制作评分表，貌似已经成为“规范”做法，其实不然。这种“横切+纵切”逻辑方法的运用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衡量对象的整体特性等于分解特性的加总之和——即因变量之间完全独立，组合过程中既没有外部效应也不存在合成谬误。然而这一隐含前提在许多标准化项目中是完全不具备的，对模型前提条件的前置审核步骤的缺失，造成了大量旅游标准缺乏有效性，衡量的结果似是而非，出现了标准不准的情况，例如我国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受到诸多诟病即种因于此——分解的子项打分在加总的过程中出现了合成谬误。

从方法上来看，德尔菲法更适宜于中长期预测，可以说，这一方法就是因为该用途而被创造出来的，其内在的精髓是专家独立分析并多次修正。德尔菲法内在的逻辑是质性研究，试图通过多步骤的交互式性质判断，找出影响事物发展的所有的变量。而层次分析则是通过定性的序列判断和权重识别，将定性结论向定量转化的方法。但这一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其只适合线性的、单一维度的测量。因而，对同质化对象标准化模型增加前置的条件审核，进行适用性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对不具备隐含前提条件的标准化对象，需要采用另外的模型和思路——这就是下文即将引入的“围栏式”多维复合目标的标准化模型。这一模型与可拆分对象的“分解式”标准化模型互斥，在标准化的模型选择中，两者必居其一。

4.2“围栏式”多维复合目标的标准化模型构建

“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为主导的单一维度标准化方法在实践中遇到的测量效度问题促使研究者转而开始审视这一模型的缺陷，并试图进行方法改良。为了适应某些对象多目标的衡量要求，需要在基于表现（Performance-based）的性能指标之外，涵盖更多的基于过程（Process-based）的管理、程序等性质的指标，实现多维标准的复合性。在此目标之下，必须摒弃简单的“打分表”综合分值衡量方式，而引入由多个“达标标准（Benchmark）”围合的多维复合目标标准化模型（图3）。在此模型中，只要分别达到有限维度的多个目标（每个目标都有最低基准值），即可判定对象通过标准认证程序，这个多维基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逐步提升到更高的修订标准（Future standard）。

生态旅游标准的制定是此类标准化模型的典型例子，标准化对象为了实现生态旅游目标，需要达到能源、管理、理念、行为、设施等多个复合目标，每个单一目标都成为样本是否达到生态旅游标准的约束性条件。例如，在东部华侨城案例等生态旅游标准化认证过程中，为了科学地衡量“生态旅游”这一综合、复杂、多元的目标，认证程序小组开始试用多维度的《中国生态旅游示范区标准》来衡量样本的达标程度，获得了有益的实证经验，之后，这种模型继续在云南省的普达措、普洱和西双版纳三个国家公园中得到进一步应用，多案例的成功实践是“围栏式”多维复合目标标准化模型的理论建构基础。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旅游标准化的实践归纳，从个别到一般，通过理论建构，搭建标准化的一般方法和模型，即一般的标准化项目需要经历两个程序：（1）前置的同质性定性判别步骤（判断对象的性质与标准化价值）；（2）根据标准化目标的特质，确定使用可拆分对象是“分解式”标准化模型还是“围栏式”多维复合目标的标准化模型（两个模型间互斥）。这一方法和模型对一般性的标准化工作具有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