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技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电工技师论文 工艺性 标准化

一、专业项目论文的工作观

技师技能考核或鉴定首先应注重的是工作者专业素质――岗位工作能力水平的评价。写作和提交论文是申报鉴定者应对技能考核鉴定的准备过程，同时是个人技能水平的展示过程。

技术工人的专业工作目的一般要求是：保证生产质量、提高生产率、降低物质消耗――有效益价值核算或向好性预期。凭借论文关于专业工作项目立论确定、技术路线解析、工艺方法选择、调试过程记录等的描述，充分显示工作者的能力水平――专业规范把握、主流技术运用、工艺方法适当、工序工步明晰。

技师论文应该强调较高级工艺性内容，应该是工作技艺和业绩展示、以专业文献范式表述的文章，并不一定要用某效益指标来显示工作价值。如工艺改进型课题论文，突出的是专业技巧水平；又如新技术应用型课题论文，突出的是对工程新技术或复杂工艺的理解和驾驭能力。

1.强调论文项目的工艺性价值。技能，应理解为专业工作的技能工艺能力。也许是简称，总易误认为技能偏指技术能力，而忽视工艺能力。技术一般是指工业过程的方法论，即一般是可行性确定后在标准化设计前提下选材、加工手段、加工流程以尽可能的高效率获得目标产品的方法。而工艺，可以理解为加工的“艺术”，强调工作过程中获得目标产品的技巧性、保障性和完美性。技术工艺能力，可以理解为技术与工艺互渗而形成的知识型、技巧型、成熟型的生产力。

较高级的专业技能型人员的工作，应能体现技术工艺引人入胜的技巧性，工作项目论文也理所当然要求显示出工艺性价值――论文应显示出写作者关于工作项目的基本技术理解能力和工艺质量层次。基本技术能力包括专业理论的引用或引证，工艺质量则涵括改进能力、工作技巧、专业理论与实际的连接和补足能力、安全防护构思能力、提高工作对象商品化的能力。工艺质量直接决定了目标产品的实用性、适用性和市场性。

2.注重专业性表述的标准化概念。技师的基本技术理论理解力是其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其工作的方式、目标往往约束了专业理论的扩充速度和应用空间。许多长期在特殊电气工程岗位工作、工艺经验丰富的技艺型人员理论水平并不高，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很出色，工作质量的工艺价值突现。一般认为长期的专职工作经验中积累着较高的专业工艺悟性。应该看到，高专业工艺性主要表现为相对行业标准、生产规范有很强的理解力，对生产流程有很强的连接、补足、改进的能力。正是高的专业悟性使得技艺型人员与技术设计人员的工作配合相得益彰。

3.把握过程分析的理论深度。一些技师工作项目论文中，用大量篇幅阐述理论的依据――数理公式推导过程或教科书式论说，然后绘出基本原理图，最后给出相当肯定的可行性结论。必须注意，这种论文往往是有缺陷的――项目的实施有效性没有表达―作者的操作工艺技能水平得不到显示。缺少相关工程经验公式或者经验系数（理论公式受客观实际过程条件的约束），易使得项目实施性这一关键工艺环节受到鉴定评价者质疑。这类论文的缺陷在论文大辩的有限时间里难以弥补。

4.妥当运用“技术进步手段”、“技术创新理念”、“精湛工艺过程”。机电工程岗位特征――专业智能成分较多，技巧思维保持，非连续性非周期性的操作。视下述工作能力为工艺能力；把握专业标准和规范的运用方法、流畅的专业语言（术语，编程，工程图，解析图表等）表述、撰适用的工程文档、规划工作技巧和效率。

技术进步：在产业规范约束下，采用现代的、主流的专业技术成果。

技术工艺创新：在产业规范约束下的工作能够在去除隐患、操作便捷、安全可靠、形式优化、节能提效、减污去噪、降低维护成本、智能化诊断运行等某些方面有显明的特色成果。

基本完备和适配的资料：是指可以作为施工提纲或设备的档案基本资料。

二、电学原理在工程运用中的本征性理解

机电技术中的电工技术是关于电能量分配和智能控制的技术，应用电工技术的基础原理是欧姆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

1.本征性理解。客观导电材料上的电量分析应划分为以电压（电动势能信息）为主量的“信息变换及传递系统”和以电流为主量的“能量传输电路”。控制信息传递系统的第一要素是“保证信息的准确”，控制系统传递信息不一定依赖固形材料（例如可通过空间电磁场感应传递）。

使用电动机为电能耗用终端的设备继电器线路形式控制电路主要形成运动控制“逻辑、时间、顺序”机制，自保、互锁、延时、中继等都是形成控制信息的电路。

采用集成运放器为核心的信号电压调节器主要解决比例（信号放大）、微分（信号即时变化率）、积分（信号的时间积累效应），而整流、检波、限幅、隔离、跟随、调零、保护等都是附加电路。

电能量传输的第一要素是电路成为回路，依赖有形的导电材料，再者就是能量规模（大小）和传输时间可控。因此，控制电路的关键功能是信息“变换（如电压放大器）”和“调节”。

主电路的关键功能是能量的“被控”和“驱动”，而反馈电路则是对于完成基本运转功能的、由基本控制器和驱动器（主电路）组成的开环系统输出量检测并形成修正信号的“智能化”部件。

现时的机电“主流技术”指由集成PID运算器件、逻辑运算器件（CPU）及大容量数据存储器件为核心的控制器运用技术、由可高频全控大功率无触点开关元件为核心的驱动器运用技术及由新型传感器为核心的传感信号接收变换电路技术。

2.机电能量转换技术离不开磁材料技术，也离不开磁路分析技术；传统的磁路材料由于磁传导敏感于温度和介质成分，其电气特性检定比较困难。但是近些年来，新型合成磁性材料技术迅猛发展，其运用空间（特别是在机电技术领域）急速扩展。

再者，材料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发展的双引擎，感知设备运动状态和形成系统信息的传感器技术是智能系统的前端。

从对于控制方式本质的理解判断机电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以一个四端电路（网络）为例，若以改变激励能够实现相应响应，则控制方式可分为：a.电流控制电流（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电流放大系数），b.电压控制电流（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转移电导（跨导）），c.电压控制电压（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电压放大倍数），d.电流控制电压（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转移电阻（跨阻）），实现电能利用的机电设备的电路多以电流为被控量，所以上述a，b两种控制方式是驱动器电路，c是信息处理电路，d不是机电设备电路优选形式（能量控制信号）。

上述a、b方式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的电能传输电路（主电路、驱动器）形式。

a方式中，电流控制电流的中心技术是：实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一路电流控制多路电流。代表器件有三极管和继电器。

三极管，响应速度高，无动作触点，但控制电路与被控电路有公共支路，控制量与被控量的高次谐波相互影响或制约，而且可承受功率在瓦特级，一般不符合机电设备功率规模要求。

继电器（接触器），以电-磁-力形式驱动开关触点动作，实现电流的小控大和一控多。但触点动作时间不准、电弧现象、线圈断电反电动势高并形成高频干扰源、体积大等固有弱点，长期以来被视为“非理想器件”。

b方式是经典控制技术体系中理想的控制方式――信息控制能量。

上世纪后半期，业界使用大功率半控型电子器件晶闸管加之PWM技术的移相触发器实现有缺陷的“信息控制能量”方式于机电设备能量控制――主要是直流电动机的荷载调速。

上世纪末期大功率全控型电子器件IGBT（一种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器件）的商品化普及，机电设备用全控型的信息控制能量方式成为现实，例如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的交流电动机实现宽范围荷载的变频调速。

3.电气主流技术发展的瞻望。机电设备机械构件的技术进步程度受制于材料技术发展及其成果的商品化程度。通用机电电工技术范畴的技术开发重点有：

电力电子技术：利用电力电子器件实现工业规模电能变换的技术，是建立在电子学、电工原理和自动控制三大学科上的新兴学科成果。器件以半导体为基本材料，根据器件的特点和电能转换的要求，开发电能转换电路，包括各种控制、触发、保护、显示、信息处理、继电接触等二次回路及电路。

电动机技术：强磁材料与低温环境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软件型传感系统分析与仪表。

机电液智能控制技术：机械、液压、电子融合控制技术使得机器的效率、性能、品质、可靠性等大大提升，如大型工程机械设备、深海或隧道的巨力液压控制系统。

微机电系统技术：常规电气系统元器件微型化组件化甚至实现“叠层组件―集成化”，即把微型化的敏感元器件、微处理器、执行器、各种机械构件、电动机、能源、光学系统等都集成于一个极小的几何空间内，并且能像集成电路一样大批量、廉价地生产。

电致流体相变技术：电场作用下电流变液（ERF，electrorheological fluid）可在“固”―“液”两相之间转换，转换过程可控而且可逆，转换时间为ms级，利用其电控力学行为，可以预期得到较之传统力学元件更为理想的（机―电能量转换控制的）响应指标。

磁致流体相变技术：磁流变液是由高磁导率、低磁滞性的微小软磁性颗粒和非导磁性液体混合而成的悬浮体。在零磁场条件下呈现出低黏度的牛顿流体特性；而在强磁场作用下，则呈现出高黏度、低流动性。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的流变是瞬间的、可逆的，而且其流变后的剪切屈服强度与磁场强度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

硅胶导电与绝缘的智能化控制技术；作为可以在电磁场发挥“柔性”功能的新型器件必将影响机电设备电路构造技术。导电硅胶是具备导电性能的硅胶制品，用于一些电子硅胶产品上发挥开关接通的作用，现时应用于一些电子设备、家用设备、办公设备中，比如导电硅胶按键、电线连接管、影印机滚轴、电缆插头、连接器衬垫等。

三、要强调通用电学知识与电工新技术运用衔接的工艺能力

机电设备技术标准（国家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文件、超级公司企业标准）的意志和执行能力。标准化是机电设备可靠性的保障。国家标准中对机床的控制方式、接地方式、抗干扰、容错、机械连锁、危险部件防护等，作了较完善规定，有效保障了机床的安全可靠运转。经验证明，符合标准的机床，故障率较低，反之故障率则高，可靠的保护措施是防止器件和装置损坏的重要方面。

当前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体系强调了标准化水平是素质和技术能力的体现。如技术资料规范化编整能力、微机控制应用程序解析能力、逆向工程能力（逆向于在确定材料条件下设计制造的路径对产品拆解―解析技术工艺特征，提交改进或改性方案，以期获得结构或功能更优化的产品）、工程数学与物理运动现实的映射解释能力。

四、提高论文的精致程度和新技术含量的着眼点

维修电工岗位工作的技术工艺核心领域（空间范围，对象）。

第2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本质主义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耿阳、洪晓楠、张学昕发表的《技术之本质问题的探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一文,对杜威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分析与对比,考察了他们在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的概念与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用上存在的分歧,从追问技术本质的根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探究的意义三个维度分析了二者观点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使得在者整体(包括人在内)向着可能的方向展开,并在保持这种展开状态的技术整体中追问技术的本质渊源。而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科学为改造我们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资料,是哲学兴趣从审美转向实用,从静观调和好的景物转向改变不调和为调和的世界,他破除了技术的认识论立场,使得机械论成为实用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首要条件,经验的起源与经验的利害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在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它促使一切存在者成为持存物,将人类送到了不可抗拒的命运性的解蔽道路上。杜威认为技术经验的主要特征在于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破除了自然理论与现象世界的对立与不连续性。此文最后从突破形而上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两种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为当代技术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路。

二、语境论与技术哲学结合的思考

“语境“作为元哲学问题,并非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朱春艳与陈凡在其《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一文,以分析“语境“的含义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语境论对当代技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从关注技术“本身“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尤其是关注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问题。具体来说,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的引导下,运用语境论的方法论原则对技术做动态的考察,尤其是考察在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阶段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层面。应该说,此文提出的将语境论应用于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得技术哲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从两极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进而能够影响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实践向度的关注

乔瑞金、师文兵的《从人的解放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主题与聚焦点,按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威廉斯三个代表人物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从技术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关系的不同视角,给予初步的讨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为人类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阐述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张晓红的《国内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研究综述》,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概念界定、技术实践主体及其生存状况、技术实践价值、技术实践批判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万长松的《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间接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失去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也不能脱离实际,要适应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四、技术思想史的探微

主要是从技术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古人对技术的思考。赵玉强在《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一文中,对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从而解释庄子生命本位的哲学对于当下社会的指导意义。作者提出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庄子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中对技术的探讨突破了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显出一种超越之维;在社会领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的领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内在本己的价值,从而提升生命的境界。项继光和任莉的《古希腊时期技术的哲学思想研究》便挖掘与分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如何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泉的。

五、工程的演化、本体论与人文反思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涉及两大主题:一是对工程演化及其本体论的阐释。李伯聪、王晓松的《略论工程“双重双螺旋“及其演化机制》一文,把工程演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双螺旋“过程,即由“技术链“和“非技术链“(“经济)社会链“)共同构成的“双螺旋“。演化过程则由“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工程“双重双螺旋“中“技术链“的演化,其基本内容是“技术硬件(机器)和技术软件(知识和制度)双螺旋“的演化。“选择与建构“机制是工程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选择机制使得在技术)经济进化过程中,技术创新成果经过市场的选优汰劣,保证了工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演进。建构机制则体现为技术链与经济)社会链的“双重双螺旋“变革,形成新类型的“双重双螺旋“等形式。蔡乾和在《什么是工程:一种演化论的观点》的文章中,结合对工程的本质追问,也从演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工程。张秀华在其文章《工程的生存论阐释》中,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主张可以从不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工程,在生存论解释原则下,面向实事——工程现象本身,自觉进入工程的生成与人之生成的解释学循环,并将工程视为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能洞悉工程的本性与存在论意义。

二是对工程的人文规范与伦理追问。《“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一文指出,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略论工程美》则回答了工程美的功能,认为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与以上对工程的人文规约与美的诉求不同,一些学者更重视工程伦理的路径。张应杭认为,面对因工程技术失误带来的灾难,有必要强调工程技术人员敬畏之心的培植。道家“道法自然“命题中敬畏自然的立场可以为这一敬畏心的培植提供思想史的启迪。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价值理念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和身心合一之道可以为现代工程技术伦理提供如下三条敬畏原则:自然地对待自然、自然地对待他人、自然地对待自我。任丑则追问了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并认为人权既是功利、道义、责任、权利等工程伦理学基本路径的价值基准,又是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师等工程伦理学诸要素的价值基准。因此,人权是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各类工程事业应该成为切实保障和促进人权伟业的现实力量。熊志军还对科学伦理与工程伦理作了比较研究。此外,2011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工程技术哲学的学术著作。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工程演化与本体论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的《工程演化论》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了“工程演化论“的基本概念,揭示工程演化的规律和特点、工程演化的动力系统,讨论工程要素演化与系统演化,分析工程演化机制以及工程演化与文化变迁、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与说明。张秀华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在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式下,借助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先行确立起生存论对于工程追问的优先地位,显示“人以工程方式去存在“及“人#工程#生存“互释共容的生存论意蕴,并据此于时空向度内考察“作为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的复性展延,进而判明工程实践之“是“与“非“、工程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担当,自我解蔽与突围,趋赴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重建时代的工程文化,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理想。

另一方面,丰富并拓展了技术追问的内容与路径。盛国荣的《西方技术思想研究——一种基于西方哲学史的思考路径》,旨在从西方哲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们关于技术的思想,以求呈现出一部相对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家们认知技术的路径,即西方技术思想史。陈多闻的《技术使用的哲学研究》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视角对技术使用进行审视。既给出技术使用的横向结构解读:技术使用是由技术使用的主体一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以及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组成的图景;也做出技术使用的纵向历史分析:技术使用依次呈现出经验型技术使用、实体型技术使用和知识型技术使用的不同面貌,并分别孕育出相应的社会情境。曾鹰的《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揭示出在当下技术危机的文化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王伯鲁的《技术困境及其超越》,在广义技术范式下,系统分析技术困境的结构、表现、演化机理,以及超越技术困境、谋求人类解放的路径与对策等问题。陈凡、傅畅梅、葛勇义的《技术现象学概论》，考察了技术现象学起因,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及演进趋势,非哲学的技术现象学研究,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范例,“装置范式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现象学与STS研究、工程实践等问题。而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王大洲的《技术、工程与哲学》,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和刘孝廷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著作,则从更宽泛的视野讨论了工程和技术问题。

第3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着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着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着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第4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1］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lif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9.

［2］陈凡,朱春艳.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 社, 2006.

［3］feenberg a. transforming technology［m］. new york: oxfor 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443.

［5］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8.

［6］feenberg a. 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eb/ol ］. ［2008-03-10］. http:∥/gongxue/">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19(6):33-38.

［9］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严耕,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5.

第5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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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学科定位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第7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技术哲学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marx is not a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from two perspective: first, marx maintains that it was the growing market demands, not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 that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western europe. he also argues that technology itself was determined by societal demands. seco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as used by marx in his studies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ir changes.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however, is the opposite of dialectical reasoning.

key words: marx,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三种观点：1）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2）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3）马克思既是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在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呢？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对技术决定论的界定；2）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

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并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方法论两个方面提出论证。

1 技术决定论的涵义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有着多种定义。

按人类学家l. a. white的界定，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在这里，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社会系统乃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社会系统随着技术系统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n. rosenberg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技术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自变量，社会变迁是因变量。([7])

技术哲学家krogh将技术决定论定义为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认为：1）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关系；2）技术本身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8])

技术建构论者w. e. bijker认为，技术决定论包括两层思想：1）技术发展是自主的；2）社会的发展是由技术决定的。([9])

我国对“技术决定论”的权威界说，见之于《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 ( [10])这一定义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推向极端，明显地把技术决定论变成了贬义词。我认为是不妥的。其实，就连负责《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该条目的分科主编陈昌曙先生后来也认为这样的界定值得商榷([4])。

综合上述定义，本文提出：所谓技术决定论，即认为：1）技术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2）影响社会变迁的其他因素，是技术因素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技术是第一位的原因，其他因素是第二位的原因。本文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

2 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我们只要看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便可得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呢？ 如果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

研读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是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做出的反应，技术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1])

我在这里之所以做“文抄公”，是因为我认为这段文字是对“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反驳。现分析如下：

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做了原因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两次转型：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型，以及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两次转型促成的？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两次转型从根本上讲均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非技术使然。

2）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迁并分析了技术变迁的原因。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蒸汽和机器之引入到工业生产中；在大工业阶段，航海业和陆地交通的巨大发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技术变迁？是因为市场需求和营利机会的扩大。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我承认是市场需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技术变迁，然而，市场需求的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明显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技术（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技术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上文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两次提到航海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市场和商业机会的增长所致：第一次是在第一段“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第二次是在第四段“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言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不是技术变迁；技术及技术变迁，也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不是什么自变量。也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市场需求是第一位的原因，而技术变迁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不看重技术因素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调节人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人作用于物质世界，不仅改变了自然（自然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器官），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走向自我实现。

3 对“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误读

最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比如，r. heilbroner引用这句格言，把技术决定论确立为“马克思的范式”(转引自[1])。确实，这句格言看上去是给人一种印象，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我认为，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必须进行语境分析。

这句格言，出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的，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接着，马克思写出了那段引文。

我同意krogh对这段引文所做的语境分析，他认为把这段话诠释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是错误的。([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宗旨，是批驳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倾向，即试图从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事件。正是与这种倾向一致，所以马克思才在同一部著作中写道：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1])

所以，krogh认为，这段引语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马克思主张，技术系统只有把它放到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之框架中去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社会作用。如果把技术从具体的时代背景（context）中抽象出来，这样的出发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段引语实际上正好表达的是与技术决定论相反的观点。krogh最后评论说，仅仅凭这段话就把马克思说成是技术决定论者，这样的文本阐释是极其肤浅的。([8])

另一个被人们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 把这句话解释为技术决定论，就好比说体温是由温度计决定，大气压是由气压计决定的一样。把表征时代的指标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无疑是错误的。

4 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跟他对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应用到对技术（和科学）的研究，这是他为什么在对技术（和科学）的认识上比其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更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7])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分析社会阶级而不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作为社会集体过程来分析。不管科学家和发明家其个人天才在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活动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都不能视作个体行为。因此，马克思在探讨技术变迁时，他的分析焦点不是放在个体科学家和发明家身上，不管他们有多么的伟大，而是聚焦于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受制于其所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二，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它既表现出连续性，也会出现间断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又经历着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三个阶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历史的、动态的眼光。

第三，辩证的方法 马克思对历史变迁的分析，始终贯穿着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无论是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新的生产力出现，绝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使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结果。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互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辩证的方法也是理解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何以具有特殊洞察力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因果分析，不是做单向的因果分析，而是强调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和反馈。这一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对技术创新的模型从早期的线性模型发展到互动反馈模型，肯定是有启发的，因为后一模型的提出者rosenberg是很欣赏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观点 。

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与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把马克思划归为技术决定论者，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在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没有采取辩证的分析。然而，事实明摆着，辩证分析在马克思的整个研究中是贯穿到底的。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我认为，在探讨马克思的技术观和技术哲学时，应该明确这一点。

最后，我想指出邓小平对技术决定论的一个论述。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13]我认为，这跟马克思的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 牟焕森. 马克思与技术决定论研究[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3):35-38, 49, 35.

[2]陈凡. 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探讨[n]. 科技日报，1988年10月10日.

[3]牟焕森. 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9): 32-37.

[4]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89-193.

[5 ]黄顺基.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26-436.

[6] 陈文化，李立生.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34-37. 36.

[7] rosengberg, n.,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5-36.

[8] krogh, k., technology and rationality[m], ashgate, 1998. 58.

[9] jasanoff, s., et al.,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 sage publications, 1995. 238.

[10] 于光远等. 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25.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3-274，142，141—142，161.

第8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超级秘书网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第9篇：主要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身体技术；书法字体设计；三维观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书写艺术形式，不仅传达和记录信息，还具有传达文字意境的艺术价值。然而，现代数码技术的普及，让这一传统的书写方式逐渐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现代设计师不甘于如此美妙的书法艺术形式的逐渐消退，他们极力地运用现代技术重建书法表达的艺术魅力。由此，现代书法的字体设计孕育而生。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设计师却走向对技术的迷失。比如，有的设计师排斥现代技术的不断渗透――认为这会导致传统书法艺术形式的变味。这使得他们无法适应技术变迁带来的设计表现方式的变换。[1]168-169还有的设计师认为技术构成是设计的本体，因而沉迷于工具软件的便捷和虚拟的美妙，从而脱离传统文脉的传承，迷失于形式化和趣味化的表现技法。[2]102-103

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设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此，早在学界就素有技术工具论（1）和反技术工具论（2）的争论。一方面，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体系，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服从于使用者的意志。技术存在的意义仅仅限于技术使用的目的。[3]22-23另一方面，反技术工具论看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它认为，现代技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很快就会滥觞成统治一切，并反作用于人本身。[4]23-30实际上，设计技术与设计师主体本身具有互通的一面。对此，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在人类身体和技术的惯习中，个人是一种总体性的人，在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维度中活动。[5]78因此，在身体技术的范畴中，人和技术互为一体。借用莫斯的概念，设计师与技术可以从物质、传承和自我反思三个层面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其一，物质观对应身体技术的客体建构；其二，传承观对应身体技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其三，反思观对应身体技术的主体能动性。这三个层面分别从主体、客体和主客体间进行分别阐述，立体呈现在技术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设计师是如何主导自己的身体技术，并审视技术之于设计师身体的内化状态，从而讨论设计师主体话语权的体现。

一、身体技术的物质观：书写工具的现代变革

现代技术可以视为人自然身体之外的器官延伸。它可使人类弥补自然身体的不足，提升人的社会生产能力。对此，莫斯认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5]85同样，克里斯・席琳在“技术态的身体”中论述了技术和身体的关系，他把“人们利用技术尝试改变其身体存在的特定形式及所居处的社会情境当下所造成的约束”看成是“身体拓展”。[6]204 由此，人的自然身体和技术工具作为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创作主体展演身体技能的物质基础。而工具是身体外在器官的物质延伸，是历史的产物。

在现代技术的变革中，数码技术改变了世界，甚至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创作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大部分人很少通过笔墨来书写文字，而是通过敲击键盘在屏幕上呈现文字。文字形态不是由文字表达者直接书写，而是通过选择字库里现有字体来呈现。因此，字库里的字体是设计师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设计成果。设计师把设计好的字体放入字库中，供文字表达者选择使用。从而，设计师成为了文字风格的直接创造者。那么，现代设计师又是如何创作书法字体形态？方法大致有两种：其一，先通过传统的笔墨工具进行书写，然后扫描输入电脑，将文字转化成数码格式，最后通过电脑的绘图软件进行编辑与修缮；其二，通过手写板和绘图软件等现代电子技术，直接在电脑上模仿书法笔画特点进行设计。虽然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包含了传统书写技术的使用，但是最终的设计方案仍须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因此，设计师需要把握现代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字形态表达方式的变化，把现代数码技术内化为经验，运用于设计过程之中。毋容置疑，数码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整个设计过程，并与人发生叠加，真切地成为创作主体的一部分。

从身体技术物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师既要看到现代技术带来的优越性，又要充分理解其局限性。一方面，电脑技术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书写效率。因书写失误或者字迹不够美观，需要重新抄写的困扰已经被消除。不仅如此，设计师作为字体形态的创作者也获益良多。不是每种字体设计师都得成为书法家，才能创作一款让人满意的书法字体。运用数码技术反复雕琢与修改，可以帮助书法艺术摆脱以往手工抄录的困扰。但问题同样明显，比如，通过电脑设计出来的文字形态会呈现模式化的艺术表现痕迹，失去书法书写中“字如其人”的文字性情。阅读者可以从字体的风格中体会书写者想要表达的文字信息，却无法像传统书法那样，通过外在时空的笔画流动韵律，来洞悉和体会书写者波澜起伏的内在情感。

总之，从物质层面分析，我们认为：设计师的成长需要一个与现代技术互相磨合的过程，不仅接受技术给予的主动导引，而且要把握技术最终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设计师的关系表现椋荷杓剖羌际跸蛏杓浦魈宄开的过程，反过来，也是技术塑造设计主体的过程。

二、身体技术的传承观：现代技术与传统法则的交融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具有传承的特点，他把技术称为“传统的、有效的行为”，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5]84以现代的书法字体设计为例。它是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技术中的延续，为丰富现代人的文字表现形态、领略古典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产生。它表达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彰显了现代技术实践的媒介。因此，兼有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混合。因此，设计师在书法字体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体技术不仅包含上述计算机绘图能力和现代数码工具的使用技能，还需要具备扎实的书法艺术基本功。因此，后天教化和技术的传承尤为重要。若设计师要深刻领会笔墨的特性，及传统审美的意蕴，就需要强调主体的“身”与“心”的规训，进行书法的执笔姿势和用笔方法的身体训练。

（一）技术传承对主体“身”的规训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的传承，是在一系列被集合在一起的行为中所追寻的个人行为。因为传承行为既通过主体本身，也通过主体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和主体所属的社会、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的。[5]85他强调，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教育占据主导位置。古训：“无规矩，难成方圆”，“自古百工皆有法度”。其中，“规矩”和“法度”的熟练掌握是驾驭技能的最佳手段。

书法字体设计亦是如此。例如，书法基本功中的笔法练习，笔法即用笔的技法，包括了下笔、行笔和收笔。这需要用毛笔弹性而柔软的性能，让笔毫在疾涩相顾、顺逆相交、轻重相间的境况中从容运行。对此，元代书法家赵孟\曾说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由此可见，笔法的练习需要在古往今来书法领域中，对“有威信的成功行为的模仿”[5]82。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从中体会运笔过程线条的各种表达方式，即在不同的笔法下点画线条所产生的形态变化。现代数码技术的掌握更是如此。任何类型的绘图软件培训均是在教育者的指导下逐步进行，被教育者通过向师者的模仿的方式，反复地操作练习，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功能。

上述两种类型的设计技能：一是来源于传统；另一种则来源于现代。在设计应用过程中，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相互交织――或是被穿插使用，或是融合为一种设计技法。它们内化于设计主体的潜在意识中，外化为其身体技能，并演绎于每幅设计作品之中。

（二）技术传承对主体“心”的建构

身体技术的传承性不仅体现在设计技能上的适应和熟练应用，还渗透到设计理念和审美心理上的体会和理解。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所说，每一种技术都根源于人类心灵的某种模式。[7]377同样，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和之后的斯宾诺莎身心一元论，均揭示了身体拥有思考的能力以及身体的精神性。[8]26-27莫斯也提到：“这些技术很容易地进入我们共同的系统：成为心理学家们思想的象征性生活的基本观念。”[5]85在技术的习得过程中，受教育者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特定的技术生产所代表的审美价值。

书法艺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历代书者对书法文字意境的追求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哲学根源，从而在篇章中透露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方式。相对而言，现代技术来源西方文明，代表着西方工业文明所推崇的功能至上，讲究简洁、效率、模式化的设计理念。这两类身体技术（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背后蕴含的审美价值观既有共通和融洽之处，也有剧烈的冲突和妥协的挣扎之处。例如，基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反思而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有着共通之处。然而，草书线条的抽象化表达、追求笔墨的痛快挥洒和酣畅淋漓的自由情境，与现代字库技术仍未能脱离模式化表达而形成的工整、效率的设计审美观之间不相协调。可以说，在书法字体设计中，因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的训练，不同设计师会形成对作品各自的独特构想和审美水准。例如，获得第五届方正中文字体设计大赛一等奖的作品――《新新魏》。设计师基于现代数码技术网格化设计原则，重新解读传统魏碑书法的艺术风格。作品既体现了计算机时代的零部件标准化的审美特点，又以锐角的笔画呈现传统魏碑书法艺术的金石趣味和“宁拙毋巧”的审美标准（图1）。

三、身体技术的反思观：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延续

在莫斯看来，人的一生其实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设计师的身体不是一个消极的文化教化容器。任何一项身体技术，不管其受到怎样的社会文化规制，其实践过程必然包含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9]145-245规范化的训练使设计师获得了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身体技能。但是，这并不是设计师获得身体技术的最终目的。日本设计师武藏野曾说过，“设计是追求新的可能。”近250年的现代艺术设计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次时代风格运动的形成无不以反叛和突破为时代精神特征。设计的任务必须具有不断假设、推测并保持思维的前瞻性，才能起到引领社会时尚文化，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重要作用。[10]58-60单纯依靠传承得来的“被驯服的身体”，无法满足设计任务的创新需求。那么，在书法字体设计过程中，设计主体是如何反思由传承构建起来的身体技术，而不至于使身体遭受技术的殖民呢？

（一）时代环境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刘熙载《艺概》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法字体设计亦如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浪潮下，任何现代风格的设计作品都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创作。设计师对传统书法的深入理解，是建立书法审美感受模式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传统书法中所蕴含的审美理想、精神生活是无法满足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回到过去，复制前人的感受。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不仅不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更不能在现代人心中引起共鸣、产生震撼。

艺术来源于生活。设计师从现代社会生活中获得身w体验，并把它渗透在自己整个心灵中，成为创作的重要资源。亚瑟・普洛斯（ICSID前主席）曾认为，设计师的目标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尽力改变它。设计师用身心体验生活，不会满足于那些表现肤浅的或者过时的精神面貌的作品。他们会强烈地渴望寻找对新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不满的情绪从心灵开始萌动，最后表现在形式上。以书法设计为例。设计师通过对自己生活的深刻体察，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感受模式和审美判别标准，藉此来重新诠释从传承而来的身体技术，形成每一个社会所接纳的身体技术习惯。如第二届获评委奖的设计作品――《美眉》，是设计者为现代网络女孩量身定做，借鉴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白描技法，以热烈、恬静而又舒展的线条，昭示现代女性的精神面貌。作品中折射出设计者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审美态度（图2）。

（二）个体差异性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在身体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反思性使设计主体获得一种自我表达的，实现了设计主体话语权。与此同时，反思性还表达了现代人对传统艺术形式自己的审美理解，借助群体的力量建构具有文脉气息的时代感。

莫斯认为，在身体技术的模仿行为中，包含着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因素。对同一个身体技术的模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模仿能力，对模仿内容不同的解读，最后模仿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同的。在书法字体设计中，设计主体的身体技术不仅展现为如“秦碑力劲，汉碑气厚”的时代风格，还有“书如其人”的个体风貌。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品评了二十多位书家的书法：“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纵复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他把书家笔下的字，当作个人的品性风貌来进行观照。其中同时代的书家，亦是有迥然不同的独自文风。因此，在同一时代的背景下，个体差异性也会带给主体对身体技术独特的认识、想象和表现力，呈现独特的人格与修养。“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3）

与此同时，个体反思也受其心理结构的制约――有其习惯和活动范围。齐美尔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形式的一个源头。反之，这些社会文化形式也使个体发挥出他们的个性。[11]73-81除了生物学上的基因差异，设计师的个体差异性的形成，更是人生经历的概括性体现――涉及社会实践、生活经历、教育方式、个人信仰、家庭环境等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会通过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渗透入个体的心理结构，并通过个体的外化结构折射出来，展示为主体对身体技术的多样化反思。图3为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获得第一名的作品《魑魅》。其设计者唐一鸣在谈及设计灵感时，这样描述道：“这套字体起初的想法是来自我迷迷糊糊的一个梦，几经修改形成了一套字体。”设计者力足于书法笔墨“元气淋漓幛犹温”的传统审美基础，加上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体会，挑战现有成规的极限，在字体中彰显“似在现代人的白日梦中搜获最自由的感情印记”（4）。

四、结 语

在这个以技术为主导的时代，技术工具论和反技术工具论的辩论方兴未艾。它们是以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为出发点，不仅探讨技术存在的现实意义，而且看到在人类该如何应对技术的自我膨胀所带来的反作用力。然而，不管是技术工具论，还是反技术工具论，都把人和技术看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样的立足点很可能导向两个极端：要么为技术大唱赞歌，乐观看待技术为人类服务的社会价值，产生统治技术的幻想；要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人已经沦落为技术的附庸，恐惧于技术对人类的反控制力――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

上述两个观点均存在片面性。本文基于身体技术的理论，把设计师――主体和技术――客体看成一个实体，一个“总体的人”，分别从身体技术的三个维度，以书法字体的设计实践为例，阐述设计主体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两者如何成为统一体的过程。首先，在现代书写方式颠覆性变革的时代趋势下，现代技术是设计师身体的延伸，帮助设计师实现的设计构想。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规训设计师的创作行为，决定设计作品的最后呈F；其次，现代数码技术和传统书法技术通过以教育为主，在传承方式上，内化于设计师的身体当中，并潜移默化地构建两种技术混合后形成的审美标准；最后，设计师通过对身体技术的主体性反思，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演绎在设计作品中。整个设计实践是技术内化于设计主体“身”和“心”之中的过程，是技术与设计主体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在技术与设计主体的关系中，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也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是一个实体身体里的两个元素，通过彼此之间互动交融，在不断反思中，实现设计师的主体话语权。

注释：

（1）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就形成了朴素的技术工具观。从工业革命到20 世纪中叶，“工具论”逐渐成为了人们认识技术的主要观点。人们认为通过技术人类可以达到对自然的真正控制。当代西方技术工具论的代表人物E・梅森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理变得不确定。产生什么影响和服务于何种目的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

（2）18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主张消除技术，以人的天性代替文明的罪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批判技术消极作用的思潮悄然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技术向社会的全面渗透，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危机也逐渐露出端倪，于是反技术思潮席卷全球。

（3）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指出：“书，心画也。”其中，“心画”指书法是文人心性意态的自然流露。

（4）这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担任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评委时，对作品《魑魅》的评语。

参考文献：

[1]余洋.书法印刷字体的当代困境[J].大舞台，2010（9）.

[2]徐懿睿，钟兆荣.设计教育要走出“技术工具论”的思维误区[J].装饰，2008（11）.

[3]谷娟，刘志业，张召媛.关于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论的哲学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报，2010（9）.

[4]高亮华.技术：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2）.

[5]（法）马赛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论技术、技术与文明[M].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6]（英）克里斯・席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8]（荷）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9]林晓珊.反思性身体技术：一项汽车与身体的扎根理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