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通告精选(九篇)
第1篇：处罚通告范文
【一】
编号：—————— 日期：——————
姓名
所属部门
职位
所犯过失：
擅自旷工
不按规定着装
代打考勤卡
个人工位区卫生不达标、物品放置不符合规定者
未佩戴统一制作的胸牌
工作时间内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
工作时打瞌睡
故意不服从上级或拒绝接受正当命令
故意不以适当方法工作
屡次逃避工作
工作时间内运行游戏
违反其它计算机及网络使用规定
串岗或聚集闲聊
公话私用
无故在接待区逗留嬉戏闲聊
未经批准，在非工作时间邀约非本公司人员进入公司
不检点行为：
其它不良行为：
处分：
谴责(口头警告)
记小过处分
记大过处分
停职由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____日
罚款：
处罚依据：根据 第 条 款。
处罚生效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日
检查人：
罚单签署人：
备 注
1、 本罚单正联交由财务扣款;副联(复印件)由行政备案(记入员工档案)。
2、本罚单作为员工考评的依据之一。
【二】
XX 部门员工 XXX，于__年*月*日在上班时间内玩电脑游戏，违反 公司纪律规定。 公司在多次纪律要求中，一直强调上班纪律、服装要求，但该员 工一直无视公司规定，自身纪律散漫。为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根据 公司的上班纪律规定，经部门领导研究决定，现暂对 XX 部门员工 XXX 的违纪行为予以通报批评并警告。 希望全体同事以此为戒!严格遵守公司的管理规定，如再发生类 似现象，公司将给予从重处理! 特此通报!
行政人事部
____ 年*月*日
【三】
____9年*月*日，公司售后部员工__*在从事售后服务工作时，因服务态度恶劣原因导致顾客投诉，经调查情况属实。根据公司员工守则*章*条*款之规定，鉴于员工__*在从事售后服务工作时的不应有表现，经公司研究决定，给予__*同志现金罚款__*元决定。 特此通告。 公司__*部
【四】
我公司__x部门__x员工在上班，利用公司电话无故拨打私人电话。如此个人占用公司资源行为，违反了公司的员工规定第__x条，在公司内部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根据相应规定，为此公司决定对__x处以 警告(或元罚款)，以此告示，望以戒之。
__x(签署人签名、盖章)
____年__月__日
【五】
3月16日，X X车间员工X X未到公司上班，也未请假，依照公司规章制度视为旷工一天，将按公司考勤制度进行处罚，望各位员工引以为戒!
相关纪律及奖惩条例
1、 迟到5分钟内罚款3元/次，5-10分钟罚款5元/次，10-30分钟罚款10元/次，
超过30分钟扣半天工资。
2、 旷工半天扣1天工资，旷工1天扣2天工资，以此类推。旷工5日以上作自动
离职处理。
3、 严禁代替他人打卡和委托他人打卡(门口有监控、打卡机有摄像头拍照)，一经
发现，重罚;并对举报者给予奖励。
4、 请假：必须写请假条，手续不完或未办理请假手续不上班的，一律视为旷工处
理。请假1天以内(含一天)，由组长直接签字批准;请假3天以内(含三天)，向组长请假，组长签字后报上一级领导批准;请假3天以上的，向组长请假并报上一级领导交总经理批准。
为了塑造我们自己及公司形象，确保车间生产有序、稳定、高效进行，及车间现场整洁舒适;请各位员工务必熟读《员工守则》及《车间6S现场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第2篇：处罚通告范文
产品不良罚款通告范文一
产品品质不良罚款通报
1. 操作人员每天不良产品数量不超过千分之八，不可返修不给予处罚。
2. 操作人员因个人原因不用心或不注意等原因造成不良产品超过千分之八到百分之二，按毛坯价格百分之五十给予处罚。(本条款不含千分之五)
3. 操作人员因个人原因不用心或不注意等原因造成不良超过百分之二以上按毛坯价格及刀具费百分之百给予处罚。(本条款含千分之五)
4. 检验人员因个人原因不用心或不注意等原因，没及时发现超过百分之二不良产品给予百分之三十处罚(毛坯价格)。
5. 操作人员因个人原因造成批量废品给予扣除当天工资及毛坯价格。
6. 检验人员因个人原因不用心或不注意等原因，没及时发现造成批量废品及不良产品给予百分之五十处罚(毛坯价格)。
7. 操作人员因疏忽将加工不良品及毛坯不良品，放入合格品中，由检验人员检验出不良品，操作人员五倍处罚。检验人员未检验出不良品，到客户手中检验出不良品。检验人员五倍处罚，操作人员按不良品处罚。
8. 因机床及刀具原因生产出不良品，操作者应及时发现并报告组长改善。组长不改善，造成批量不良，由组长承担损失及处罚。组长改善不了，应向上一级及时报告。
9. 操作人员故意损坏设备及刀具，造成产品不良，一经发现扣除全月工资，并解除劳动合同。追其刑事责任。
产品不良罚款通告范文二
关于艾曼不良产品进仓处罚通告
由于质检部管理不善，导致客户艾曼产品HTC-33不良产品进仓，原因主要是对各工序质检监管不力、巡查不到位造成，出于近段时间屡次发生类似事件，存在质量事故投诉极大隐患，针对此予以质检部主管邓钟鸣罚款200元，带班班长蒙有玷罚款80元，带班班长冉荣80元，巡检周绍东罚款30元，巡检蒋正罚款30元。希望今后各质量管理人员大力宣导质量意识，加强管理力度，及本部各员工注意检验细节，严格遵循检验规程操作，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特此通告
年月日
产品不良罚款通告范文三
因近期我公司车间生产的产品,废品比率比较高,严重影响我公司产品总的合格率,极大的增加了公司成本,大大降低了公司的利润.
原因主要是车间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责任心不够,质量意识大大缺乏,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公司决定给予车间罚款300元,以示警戒.
希望所有员工要认真工作,特别是要提高质量意识,增强责任心,工厂有了利润,我们才会有好的生活.若再出现此类事件,公司将会严肃处理.
部门名 我公司xxx部门xxx员工在上班，利用公司电话无故拨打私人电话。如此个人占用公司资源行为，违反了公司的员工规定第xxx条，在公司内部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根据相应规定，为此公司决定对xxx处以 警告(或元罚款)，以此告示，望以戒之。
产品不良罚款通告相关文章：
1.公司罚款通告范文
2.处罚通告怎么写
3.部门处罚通告模板
4.员工罚款通告范文
5.公司处罚通知单范文6篇
第3篇：处罚通告范文
处罚告知程序源于《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规定了听证的适用范围和程序。听证是行政处罚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目的是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充分辩护的机会。执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听证之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是否还要进行处罚告知？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进行处罚告知。理由是：首先，《行政处罚法》在规定简易、一般、听证三种程序之前，单列一条规定了处罚告知程序。简易程序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处罚告知，因为这一程序已经由《行政处罚法》单独作出规定。但是，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也应当进行处罚告知，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必要时应制作笔录，作为证据。一般程序也没有规定如何履行处罚告知程序，但是为了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在一般程序中，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履行处罚告知程序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从《行政处罚法》的上述体例设置来看，处罚告知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独立于简易、一般程序之外。听证程序也没有具体规定如何进行处罚告知，但是既然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都要另外进行处罚告知程序，那么听证之后，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也应进行处罚告知。其次，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都是关系当事人利益的重大案件，听证之后，再次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权，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如果当事人在陈述和申辩时，没有提出不同于听证时提出的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行政机关可以不予复核和采纳。如果提出了新的事实和理由，行政机关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复核或采纳。再次，可以保证行政机关不因为程序违法而败诉。无论法院对于听证之后是否应进行处罚告知持何种态度，进行处罚告知只是多了一个告知程序，不会对行政机关造成更多负担，相对于行政机关因没有进行告知而不得不应诉或最终败诉，更能提高行政效率，维护行政处罚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是，不应该进行处罚告知。理由是：第一，听证本身就是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申辩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通常的申辩方式如书面或口头向行政机关进行辩解，听证更能为当事人提供充分和公正的申辩机会，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听证应由非案件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有权要求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持人回避，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具有法律和业务知识的人员，听证还应当制作笔录并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对于调查人员提出的违法事实、证据和处罚建议，当事人或其人还可以当场进行申辩和质证等。第二，听证告知实际上也是处罚告知。听证告知中也要告知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内容。因此，听证实际上包含着处罚告知、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申辩等内容。听证之后，再进行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实属多余和重复，为行政机关高效行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基于上述对处罚告知和听证的不同认识，实践中出现了四种做法。一是听证之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进行处罚告知，给予当事人再次进行陈述申辩的机会。二是听证之后，不再进行处罚告知。三是同时进行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即同时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两个告知书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拟处罚的内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告知的依据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四是在一个行政处罚告知中，同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这样既体现了处罚告知，又兼具听证告知的功能。
第4篇：处罚通告范文
1、联社耕地占用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1987年6月20日财政部《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被占用耕地所在地乡财政机关负责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15条“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的授权规定，财政部的解释属于有权解释。各级财政机关在征收耕地占用税时应当遵守，而不能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征收机关，擅自改变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2、xx社房屋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也就是说，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应当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和规范。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城市房屋管理工作，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插手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属于严重的超越职权。
3、根据《契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契税的征收机关是地方财政机关或地方税务机关，而《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已进一步明确规定“契税的征收管理机关为土地、房屋所在地的财政机关”，因此，结合实际情况，契税的征收机关应该为xx县财政局，而不是xx县房产管理局。
二、超越职权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发生在2001年5月1日前，应当适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而原《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授予税务机关对税款的强制执行权，并未授予其对罚款的强制执行权，被上诉人对罚款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超越了法律的授权，属于越权行为。
2、联社物价局处罚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授权的事项，行政机关无权插手和处罚，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因此，价格法授权被告管理的范围只能是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违法行为，而不包括经营性收费行为。
《国家计委关于价格监督检查证办法使用管理范围》第四条明确规定：“价格监督检查证适用于监督检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国家机关收费行为”，对原告收取的凭证工本费不在价格监督检查证使用的范围之内，被告人员持价格监督检查证对原告收取凭证工本费的行为进行所谓的监督检查，明显超越了法定职权。
《河南省物价监督检查条例》第二条规定：“价格监督的范围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很明显，凭证工本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那么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被告没有提供凭证工本费属于中央定价或者地方定价的证据，应当视为对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认定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属于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庭审中即使如此辩解也不能作为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再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1年7月4日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明确排除了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第四，即使被告现在提供了包括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的地方定价目录，也因超出了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和该地方定价目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而无效。因此《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没有授权被告对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进行监督检查，被告依据该条例进行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均属于超越职权。
三、行政处罚对象
1、xx社工商处罚案。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由于体制改革原因，已于2001年3月30日经被告登记更名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但被告在2001年 4月16日做出行政处罚时，被处罚人仍然是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被告自己为原告办理的变更登记，被告不可能不知道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已经不存在了。连最基本的被处罚人都没有搞清楚，就匆忙作出处罚决定，可见被告的处罚是何等的草率和不负责任！
2、xx社统计处罚案。申请人不存在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行为，被申请人对xx县xx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道南社）的行为对申请人做出行政处罚，属于处罚主体错误。申请人与道南社在法律上没有利害关系，被申请人认定两者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
四、执法程序
1、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的程序违法。根据规定，受送达人是单位的，法律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收发的部门或其法定代人签收，原告没有负责收发的部门，被告应当直接送达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送达原告副主任李xx的行为，依法不具有送达的法律效力，应视为没有送达。
2、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受送达人是法人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申请人没有办公室等专门负责收件的机构或人，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将文书直接送达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但申请人的前任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均没有接到被申请人送达的任何文书，被申请人的送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3、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处罚内容应当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不一致的，行政机关应当再次告知听证权利。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与告知书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没有履行再次告知义务。
4、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第63条第1款第4项，而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的法律条款为该细则的第66条第1款第4项。法律适用属于行政处罚的重要事项，被告改变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应当履行重新告知义务，被告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告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5、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扣划款项时，应当附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但没有附送，属于程序违法。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及银发（1998）312号的规定，被上诉人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前应事先向上诉人送达“催缴税款通知书”，而被上诉人未履行该义务，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扣划罚款应当直接上缴国库，但宝丰农行营业部提供的扣款传票却表明，被上诉人将该款转入自己设置的帐户，然后才上缴国库，被上诉人擅自增加扣款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
五、处罚额度和规章罚款设定权限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第二部分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因此针对迟报统计报表这一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罚限额最高为1000元。被申请人处罚20000元，属于处罚明显失当。
六、适用法律错误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0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所谓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罚，应当适用上诉人行为时的有效法律，而不能适用2001年5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xx社统计处罚案：《统计法》第33条条规定：“ 国家统计局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明确规定了制定统计法实施细则的机关是国家统计局，而不是包括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其他机关，因此本案应当依照《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进行处理，而不是依照《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3、xx社工商处罚案：“通知”和“答复”是被告上级部门发给下级部门的内部文件，没有对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通知”和“答复”不是规章，不具有参照效力，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通知”的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但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任何条、款、项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倒是很明确的规定，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管理房屋租赁，就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通知”引用的依据中恰恰没有，因此，该“通知”属于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无效规范性文件。
《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由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该规定和办法均为规章，“通知”和“答复”与上述规章明显存在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这一冲突应当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或者由两部门联合发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权单独作出规定。
4、联社耕地占用税案：联社现使用土地1995年之前由宝丰县化肥厂占用从事非农业建设，后由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补办划拨手续用于工业生产，之后将该土地转让给联社。很明显，联社不是占用该地块进行非农业建设的首次使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根据该条规定，一个地块只需缴纳一次耕地占用税，也就是说首次占用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而不是今后通过转让取得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权利的单位都需缴纳耕地占用税；如果都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一次性征收的规定，形成了重复纳税。
七、法律时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了因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失误，税款的追征时效为3年，最长为5年。退一万步讲，即使联社依法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从1995年11月28日计算，也已经超出了3年或5年的追征时效，纳税人也依法免除了纳税义务，而不需再缴纳税款。
第5篇：处罚通告范文
一、中国证监会处罚公告分析
1.处罚公告的年度分布情况
通过对1993年第1期到2009年第6期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及涉案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决定、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阅读、分析,共获得61例个案,年度分布情况如表1。从处罚公告的年度分布来看,1997年及1997年之前均低于5例,1998年开始出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00年达到10例。如果以1998年度为分界点(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98年4月《关于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脱钩的通知》,并于同年6月《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清理整顿有关处理的政策通知》),那么在此前后的处罚公告比率约为1:7;对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在1998年以前仅为1人次,而1998年度及以后为124人次,其中以2000年处罚29人次为最,这反映出政府部门独立审计信用监管和处罚力度有较大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脱钩改制以后独立审计行业的风险陡增。值得注意的是,1993—2008年被证监会实施处罚的62个案例中,有58例针对的是1997—2005年上市公司及注册会计师的违反法规行为,其中1998—2000年脱钩改制期间共出具了25例处罚决定,这进一步说明证监会为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所做的努力。而自2006年开始出现的下降趋势,与财政部组织驻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省级财政部门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察,加大了独立审计信用监管力度有关。
2.处罚公告类型分析
笔者根据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轻重程度,将处罚公告中的处罚类型分为未处罚、通报批评、警告、没收违法收入、罚款、暂停执业资格、撤销事业所执业资格、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证券市场禁入者等十类,并按其统计了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的处罚类型及其构成,如表2。如表2所示,证监会处罚公告中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类型以为罚款和警告为主,两项分别占34.15%,31.71%,没收违法收入则占15.85%;而针对涉案注册会计师的处罚类型也是多采用警告和罚款的方式,两者合计为70.78%,次之的暂停执业资格处罚方式占10.39%。可见,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对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还主要依靠行政处罚,处罚力度不大且威慑力不强。
3.证监会处罚原因分析
仔细阅读处罚公告发现,证监会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会》等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涉案注册会计师的处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融资过程中出具虚假报告和定期报告审计过程中出具虚假报告两大领域。表3描述了1993—2008年62例案件在处罚原因上的主要构成。表3中,融资环节(主要是发行上市过程)发生虚假会计信息和虚假证明的比重为38.24%,在各种业务类型中,审计业务发生舞弊的情况较普遍,高达23.53%,验资业务和盈利预测审核业务的问题则相对缓和;定期报告及其审计(主要是年度审计)过程中的违反法规行为比重较高,占处罚案件的8.82%,主要原因是注册会计师未勤勉尽责,未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公正执业,未发现会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漏报,而针对注册会计师因审计程序缺陷所做出处罚的案件很少,这与S.tPierre与Anderson(1984年)的研究结果类似。
二、分析结果
考察中国证监会对证券许可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公告后,我们发现独立审计信用的监管中的一些问题:
(1)脱钩改制期间证监会对审计失败案的查处数量增加,而随着2006年财政部加大会计信息质量监管力度后,处罚公告有所下降,这反映出我国正日益重视独立审计信用的监管问题。2008年10月中国证监会在会计监管工作会议中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切实增强诚信意识、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大力加强治理机制、内部控制、人才队伍、专业基础等四项基础建设,而证监会将加强与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研究建立会计信息举报中心,严肃处理会计信息造假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切实加强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与服务工作,促进资本市场审计水平的提升和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2)在处罚决定中不再仅仅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罚,越来越多的直接针对涉案的注册会计师个人,1993—2008年间共处罚涉案注册会计师125人次。这显现了我国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方面司法介入和注册会计师刑事责任要求的增强趋势。
(3)对会计师事务所与涉案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均以警告与罚款为主,采用暂停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等其他处罚形式较少。而警告与罚款这种惩罚方式力度并不大,警告对其业务活动几乎没有影响,罚款则更是较之国外的罚款水平低很多,导致处罚的威慑力不强,将对预期处罚效果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
(4)20世纪90年代,所查处的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和涉案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原因多是其为上市公司的融资环节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和虚假证明;但进入21世纪后,处罚原因转变为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未勤勉尽责,出具了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重大遗漏。
三、独立审计信用监管的制度建设
证监会处罚公告涉及的案件都反映出我国独立审计信用的监管状况,如处罚力度不够等。我国不少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许多方案设想,为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理论创新和我国审计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整体上看,尚缺乏以独立审计信用为监管对象且操作性强系统化的监管框架。而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是以独立审计信用监督与管理为中心,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制度等,搜集、加工处理并且向社会公开提供相关职业人员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审计信用信息的动态操作系统。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立足于审计监管制度创新,有助于提高审计市场运行效率与监管效力,促进完善审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它既属于社会信用监管体系中的子系统,又是资本市场监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关系到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框架设计成败的重要策略性问题。独立审计信用机制建设的思路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应当反映客观要求,符合客观规律。笔者认为,建设独立审计监管应坚持以发展的眼光与创造性的思维看待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深刻认识审计信用不仅需要调控,更需要创新与发展;坚持以提升社会公众对会计市场信心为目标,以制度建设为落脚点;监管要解决的是一种制度安排问题,需要依靠法制来实现制衡机制。要系统解决独立审计信用监管问题需要从信用征信、信用评估、奖惩制度三个方面构建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框架,如图1所示。见、同业互查及受奖罚情况等。这些信息需要专门机构去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由于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信息的收集需持续展开并定期更新。信息来源渠道的广泛性要求我们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客观性和相关性。独立审计信用评估体系是通过建立科学标准的指标评价体系,对独立审计信用征信所传送的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加工、整理,并据此对事务所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其中评估体系的设计与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关键所在。通过对事务所的专业能力、执业质量和诚信度进行评级,将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和声誉信息予以量化,将更利于信息的传播。因此,独立审计信用评估体系是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运行的技术保证。
第6篇：处罚通告范文
第二条《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包括：
（一）利用报纸、期刊、图书、名录等刊登广告。
（二）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幻灯等播映广告。
（三）利用街道、广场、机场、车站、码头等的建筑物或空间设置路牌、霓虹灯、电子显示牌、橱窗、灯箱、墙壁等广告。
（四）利用影剧院、体育场（馆）、文化馆、展览馆、宾馆、饭店、游乐场、商场等场所内外设置、张贴广告。
（五）利用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设置、绘制、张贴广告。
（六）通过邮局邮寄各类广告宣传品。
（七）利用馈赠实物进行广告宣传。
（八）利用其他媒介和形式刊播、设置、张贴广告。
第三条申请经营广告业务的企业，除符合企业登记等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负责市场调查的机构和专业人员。
（二）有熟悉广告管理法规的管理人员及广告设计、制作、编审人员。
（三）有专职的财会人员。
（四）申请承接或外商来华广告，应当具备经营外商来华广告的能力。
第四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事业单位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单位办理广告经营许可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直接广告的媒介或手段。
（二）设有专门的广告经营机构。
（三）有广告经营设备和经营场所。
（四）有广告专业人员和熟悉广告法规的广告审查员。
第五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申请经营广告业务，按照《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参照《条例》、本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申请经营广告业务的个体工商户，除应具备《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条件外，本人还应具有广告专业技能，熟悉广告管理法规。
第七条根据《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按照下列程序办理广告经营者登记手续：
（一）设立经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向具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企业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申请兼营广告业务应当办理广告经营许可登记的单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或其授权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发给《广告经营许可证》。
（三）经营广告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第八条广告客户申请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以外的媒介为卷烟做广告，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授权的省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第九条根据《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广告客户申请广告，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
（一）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交验营业执照。
（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提交本单位的证明。
（三）个人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的证明。
（四）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应当交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
第十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申请商品广告，应当交验符合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的质量证明。
第十一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申请下列广告应当提交有关证明：
（一）报刊出版发行广告，应当交验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机关核发的登记证。
（二）图书出版发行广告，应当提交新闻出版机关批准成立出版社的证明。
（三）各类文艺演出广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交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八）项的规定，申请刊播下列内容的广告，应当提交有关证明：
（一）各类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等广告，应当提交主办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
（二）个人启事、声明等广告，应当提交所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
第十三条广告客户申请刊播、设置、张贴广告，应当提交各类证明的原件或有效复制件。
第十四条广告收费标准为广告费的15％。
第十五条国内企业在境外广告，外国企业（组织）、外籍人员在境内承揽和广告，应当委托在中国注册的具有广告经营资格的企业。违反规定者，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根据《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和广告，者和者均应负责审查广告内容，查验有关证明，并有权要求广告客户提交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对于无合法证明、证明不全或内容不实的广告，不得、。
广告经营者必须建立广告的承接登记、复审和业务档案制度。广告业务档案保存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第十七条广告客户违反《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利用广告弄虚作假欺骗用户和消费者的，责令其在相应的范围内更正广告，并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
广告经营者帮助广告客户弄虚作假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广告经营许可证》；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负连带赔偿责任。
更正广告的费用分别由广告客户和广告经营者承担。
第十八条违反《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六）项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责令停业整顿。
第十九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六条规定，无证照经营广告业务的，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超越经营范围经营广告业务的，按照企业登记管理法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广告客户违反《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违反《条例》第八条第（一）（二）（三）（四）项规定的，对广告经营者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广告客户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新闻单位违反《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广告客户违反《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伪造、涂改、盗用或者非法复制广告证明的，予以通报批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为广告客户出具非法或虚假证明的，予以通报批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并负连带责任。
第二十五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由此造成虚假广告的，必须负责更正广告，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非法设置、张贴广告的，没收非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其费用由设置、张贴者承担。
第7篇：处罚通告范文
关键词：公告违法行为；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
Abstract：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sanadministrativemeasureemployedby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gencyaimingatthosewhopracticesevereillegalactsandrefusetocorrectorceasetheiract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s，however，isneither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ndenforcement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noris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publicity.Itcanbeanenforcementmeasuretocorrectorceaseillegalactsoftheconcerningparty，whichshouldbetakenasthepremis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dministrativeeffects，thepublic‘sknowledgeand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partiesshouldbeappropriatelydealtwith.Asaresult，muchimprovementshouldbedoneastotheapplicationconditionanditsprocedur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righttolegalremedyshouldbeendowedtoadministrativeparties.
KeyWord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ndirect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sanction
公告即公开告示，公开告诫。在行政法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种程序性、附属来谈的。“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P222）而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出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2〕（P428）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对准行政行为缺乏深层次探索，但“在行政活动复杂的过程中，法律规制后行政主体的行为会经常出现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往往间接发生法律后果的一类行为，即必须认可准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3〕（P13）行政实务部门在具体运作上促进了这一行为的发展。以2002年国家计委颁布的《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为例，价格主管部门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情节严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应当”在经营者营业场地的公告栏、通道、窗口、柜台、摊位等显著地方公告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所针对的是：一、不停止违法行为的；二、未恢复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状态的；三、其他拒不改正的.此规章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告违法行为的目的、条件、形式及救济。若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观念以及就国家计委规章中的语义本身理解，公告违法行为似乎是一种程序性、附属。笔者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为方式的强制执行。本文试以此概念为基础，对公告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律设定及其完善加以合理定位。
一、性质定位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粗略地归纳出公告违法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第一，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为。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说明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属性色彩及其特征，而并非着眼于其权限的法律依据与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公告违法行为是针对违法行为严重，且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尚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任何一种依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有其针对的法律事实和情形。公告违法行为适用条件、情形方面的限定性，反过来又决定了针对违法行为的适时性。
第三，公告违法行为实施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依靠物理力量的强制、压迫，而是在显著位置公告其违法行为，通过公开并借助社会舆论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舆论角度的层面，还进一步通过影响信誉以及引导消费者，最终影响其经营而达到迫使其改正之目的与效果。
（一）与相关行为的辨析
1．与行政处罚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作出，与行政处罚有类似之处，但其并不等同于行政处罚。第一，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当中并无明确规定公告违法行为此种类型，而在《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新处罚种类中，也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够明确规定新的种类。《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规定新的处罚种类。第二，公告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都有告诫和谴责的因素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从立法上看，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尤其是尚未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情形，法律在排列处罚轻重措施时，也将警告排列于最轻处罚位置”。〔4〕（P179）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两者适用违法情形的轻重程度不同。可见，公告违法行为也不是警告。第三，公告违法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行为违法且情节严重为适用的事实条件的，而行政处罚是以行政相对人违法并应受处罚为适用的事实条件。即凡能被适用公告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必然适用处罚；反之，则不一定适用。其焦点在于是否“情节严重”。第四，公告违法行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受处罚人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即在被处罚的情形下，并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显然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在原处罚基础上又适用的另一类处罚，也不是针对当事人继续违法实施的新处罚，皆缘于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只是针对当事人不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迫使其停止的措施。第五，“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以损害违法者的自由、财产能力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要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惩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5〕（P464）而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公告的手段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继续状态下的违法行为或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
2．与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非行政处罚，但亦非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处罚法》第51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额。（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抵缴罚款。（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再给自己另行设置执行手段。
3．与公开行为的辨析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公开是民主的保障。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凡涉及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内容均应依照法定形式使其知晓，凡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均应在作出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告知。行政公开与公告违法都有“公开”、“公示”的意思，但两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呢？作为行政法基本理念与价值趋向之一，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具体执法中必然要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对违法事实的公开、公布，同时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对行政处理决定和处理后果的公开，更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两者尽管有紧密联系，但并非等同关系。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趋向不同。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公告违法行为则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其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特殊义务。其次，行政公开是适用于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而公告则属于具体的行为设计，有其特殊的适用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再次，行政公开主要是从程序角度而言的，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可分为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从实体上对行政主体和被公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计，更强调公告违法行为所达到的执法效果。最后，在适用范围上，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明确排除在应公开范围之外；公告违法行为由于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滥用，故只能对行政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公告违法行为。
（二）性质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尽管实施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与事实的，但这是包含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事实本身所实施的，尽管责令改正是伴随行政处罚作出的，但两者并非同种性质的行为。首先，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是通过增添对被处罚人的义务负担实现的，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过去；而责令改正则是在处罚基础上的发展，使违法行为从恶性转向良性，纠正性和制止性是责令改正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未来。另外，也不是针对所有违法行为，在实施行为处罚时，都需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其次，在调整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即时性违法行为，由于违法的一瞬间，客观上并无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可能和必要，仅以处罚来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即可；而针对具有连续性、重复性的违法行为，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行为的违法，并不必然影响后一阶段或后一时期行为的合法，故有必要采取责令改正方式使后继阶段行为趋于合法。因此，虽然公告违法行为是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但行政处罚决定并非必然是公告违法行为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9条在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具备的法定事项时，并未涉及到责令改正的规定。显而易见，公告违法行为仅仅是对“责令改正”处理行为的执行。之所以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是缘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行为依据与行政处理决定综合在一起，表现为隐性的处理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各自着眼点不同而导致两种在内容和目的上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此种行政处理决定可与行政处罚决定联合作出，也可单独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将“责令改正”规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一方面公告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落实行政处罚书得以实施的作用，避免启动《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的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改正违法行为”的实施，起到了威慑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公告违法行为的公告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原违法行为和事实，二是新的违法行为及事实，即对原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行为和事实。原违法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已作出制裁性的否定评价。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针对新的违法行为和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拒不改正原违法行为，而使此违法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对此部分的行为及事实是否属实，违法行为及事实是否已得到纠正，需要行政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没有改正违法行为，则作出公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若违法行为及事实已得到纠正，则可作出相应的认定、证明，记录在案。
公告违法行为虽是对责令改正处理决定的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与行政处罚不同的是，公告违法行为要促使不履行改正义务的当事人履行其义务。“从性质上讲，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6〕（P9－22）从行为方式上看，公告违法行为类似于间接强制中的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6〕（P9一22）“尽管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6〕（P9一22）无论是执行罚还是公告违法行为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以期望产生间接的法律后果，促使相对人履行其法定义务。
从执行对象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那么，人格尊严、名誉等不具有具体形体的人格权能否作为行政强制的执行对象呢？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法律规定的状态。公告违法行为正是通过对相对人的道德评价以引起法律效果的变化，这完全符合立法目的。其次，从执行对象的分类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及行为。而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是人格权的当然载体，对人格权产生影响，必然是以对人身的影响为前提的。再次，从法律规定和学理上看，尽管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中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及强制履行兵役义务等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第35条和《兵役法》中第6l条规定），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强力，但笔者认为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仅是起到了举例、示范的作用，是行政强制执行对人身规定的子集合，而非全部。“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的方式。”〔7〕（P166）
公告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给不服从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地被指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不会尊重他（她）。”〔8〕（P11）随之而来的将导致名誉等人格权受损以及降低社会对违法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利及生活上、心理上的压力和不便。“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惩罚，应是社会或个人对违秩序者所给予的谴责和否定性评价，它不能仅归结为暴力手段，而应该涵盖道德惩罚，社会舆论谴责，社会组织或个人给予的惩处以及国家运用的各种法律惩罚手段，因为暴力或刑罚毕竟只是惩罚手段中的一种，有时其他惩罚措施如舆论谴责甚至比暴力手段更能发挥作用。”〔9〕（P3）
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公布违反事实。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对行政指导不服从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公布本身并不是对不服从指示、劝告者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但公布将导致受损或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进行有可能间接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从而损害交易关系等。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期待人们服从指示和劝告，因而设立了公布这一制度。”〔10〕（P171）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布违反事实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心理上迫使其服从行政指导，或者通过事先设定该制度以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实际上，被认为具有通过执行罚等金钱进行心理压迫同样的机能。在这种意义上，公布违反事实可以定位为间接强制的一种形体。‘’〔11〕（P173）
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是否已经必然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责令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法律程序与法律效果上确已形成了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作出r否定性评价（因为违法事实的存在并被认定是行政处罚成立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决定成立前的违法行为及事实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就该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进一步处理，在处罚决定成立之后仍然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些即时性、一次性违法行为仅需作出处罚决定即可，由于违法行为的不可弥补性没有再做其他行为之必要，大多数违法行为属于此类；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停止，如无照经营行为或未经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此类行为多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行为；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继续存在或实施，但需责令补办手续，如《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不履行登记手续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土地使用权价款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些违法行为会因为受到处罚的同时，还需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实状态，如责令拆除违章建筑.这些不确定的状态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应当具体、明确，应当让相对人充分知晓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是在义务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认为在没有“责令改正”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公告违法行为是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公告违法行为应当而且只能在“责令改正”的前提下作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形式上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但实质上却由准行政行为演化为一种法律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二、权益冲突
“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为，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7〕（P164）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没有直接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造成痛苦、损失，但却以将来的不确定的名誉降低、人格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为胁迫手段，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迫使相对人就范。
公告违法行为就是要通过社会公众对违法相对人的道义谴责、说服、教育，使相对人履行义务，但行政主体仍然应对公告违法行为采取程序上、实体上的控制。公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但由于其公告行为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责任归属角度讲，应由公告违法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实现其职能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律上，利益虽不可量化，但却可以权衡。“有的利益具有更强属性，具有优先性。名誉等人格权有时还受到其他更高利益的限制，这些更高利益有时是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例如国家。”〔12〕（P326）“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13〕（P591）那么，此时公共利益毫无例外地对人格权也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公共利益包括行政效率的利益、执法效果的利益和公众了解权的利益在内。”〔14〕（P1060）
第一，行政效果与人格权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行为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强调行政行为的运行周期短、简易程序多，注重的是方便、快捷。而公告违法行为恰恰是为了把行政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物理强力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创伤，避免使用直接强制以片面地牺牲效率而换取公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的背离，行政行为要追求效率，但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公告违法行为正是期待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作出的，给了相对人充分的选择权利，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其次，行政主体在公告违法行为上追求的执法效果就是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中的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来达到法定状态。“公告”即“告公”，这也是行政决定要公开的一个表现，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文明、公正执法，使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制度化。“公告”行为亦有“杀一儆百”、“示众”的意义在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政相对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又可以避免社会资源及物质财富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公众了解权与人格权之冲突。了解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知情权”，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民利最早出现于1946年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该法以排除陛立法方式规定除数种政府行为公民无权了解外，其余均可了解。公民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务让别人接近，别人知道，公开和传播，其结果是让别人较少地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社会尤其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多一些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以满足其政治上与精神上的需求。其结果是尽量扩大信息视野，拓宽信息来源。这就存在着主张知悉与逃避知悉的二律背反。公告违法行为是对个案的公开，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责令改正义务的前提下，把对相对人的公开扩展到对社会的公开。但这种公开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违法现象的知情权时，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无疑，人类社会选择或设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行政主体必然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私权益。在公共利益与私权益发生冲突时私权益成为必然的牺牲品。随着法治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应运而生。“其最先起于‘警察行政’的‘警察比例原则’，而‘警察比例原则’是根据警察作用具有威胁市民自由的危险性，为抑制其权力行使而构成的。”〔11〕（P59）这主要涉及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公告违法行为必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的事实而实施，即须在行政主体职权范围之内，为追求行政法上的效果而实施的。其次，禁止过度规则，即为了追求行政执法效果而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采取一切手段。公告违法行为正是为避免采用直接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大损失和痛苦，而采取的间接强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过道德上的谴责及内心自我反省，而达到法律效果。
三、缺陷与完善
经上述分析，公告违法行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不规范之处，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从设立到实施运行以及法律后果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就公告违法行为而言，尽管本身并不涉及权利义务的增减，但客观上仍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5〕（P126）同样，公告违法行为若运用不当，亦如双刃之剑。
（一）法律制度之缺陷
法律的不周延性极易导致权力行使的“真空”。目前关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规定大多是由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法出多门，极不统一，且差异性也较大。行使范围、手段及救济途径也各不相同，把设立权和实施权混为一谈。法律、法规、规章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结起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尚未明确规定涉及名誉权是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法理精神以及人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重要性，对名誉权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无权设定公告违法行为。当法律明确设定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行政规章只能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但不能对法律规定的公告违法行为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实施机关作出变更或补充规定。
（二）实际效果之缺陷
效益为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衡量行为、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而实际效果则是追求效益的实现状态及程度。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社会舆论，以引起自身谴责及评价降低，“迫使”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中“公布的实效取决于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的态度以及一般居民、国民的反应，所以在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不介意这种对自己的谴责或批判的情况下，公布是无力的”。〔10〕（P171）若行政相对人毫无廉耻之心，无惭愧之感，对社会评价降低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则公告违法行为并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作为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履行的手段，其效果是有限的”。〔10〕（P171）因此，如何使公告违法行为与其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衔接起来，相互配套与协调使其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以最终达到实现责令改正行为所要求的履行义务之状态和效果，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三）程序设置之缺陷
在程序设置上，公告违法行为亦有不妥之处：第一，应当适当放宽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期限，给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时间自觉履行，尽量避免行政强制的实施。第二，在实施公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应尽量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扩大、不丑化、不失真的态度，不使用污辱、贬损的词语和语气。第三，由于处罚行为是针对相对人本人，故应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当公告违法行为期限届满，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采用直接行政强制。第四，在救济程序中，大多仅规定行政救济，并未规定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无权利则无救济”，法律应对此进行明确规定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和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强制行为，理应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公民对于公告违法行为的不当行使，及造成的损失可向人民法院提讼。
公告违法行为虽然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但有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应赋予每一个与强制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动态的行为过程，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构成理论，公告违法行为由告诫、决定公告违法、实施公告违法等阶段复合而成。不同阶段的行为性质都会因其方式及内容不同而可能变化，这就导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公告违法行为的基础是责令改正行为而非行政处罚，这直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以何种行为作为被申诉、复议、司法审查的对象。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既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未主动恢复到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状态，也未在法定救济期间提起法律救济，行政机关才启动公告违法行为，因而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相对人在进入公告违法行为阶段时已丧失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质疑责令改正行为合法性的权利，故不宜对责令改正行为再提讼.
尽管公告违法行为已包涵“告诫”的意思，但作为行政公开的要求，公告机关还是应把履行期限、拟采取的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等事项告知义务人，以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告诫是行政行为还是单纯的通知、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保护的观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视为行政行为。”〔16〕（P489）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对告诫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作出公告违法决定阶段，虽然尚未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来看，也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诉权。而在实施阶段利害关系人具有诉权则毫无异议。
参考文献
［1］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0.
［2］管欧。中国行政法总论[M].台北：蓝星打字排版公司，1981.
［3］叶必丰。假行政行为[J].判例与研究，1998，（4）。
［4］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应松年。行政行为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J].中国法学，1998，（3）。
［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美]贝勒斯。法律的原则[M].张文显，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
［10］[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M].吴微。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11］[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2］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第8篇：处罚通告范文
一、一审法院能否将“罚金已缴纳”作为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理由
目前,一些基层法院法官针对罚金刑难以执行的问题,在对被告人宣判之前就让被告人或其家属缴纳罚金,遂在判决书中显示出“罚金已缴纳”,并将其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未判先执”的现象,是不妥的。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对被告人判决后,才有判决执行的问题,若把罚金刑执行前置,就属于“先定后审”,违反了法定程序。显然,把“罚金已缴纳”作为判决书认定的量刑理由,实属程序违法,应得到纠正。
二、二审法院把被告人在上诉期间缴纳罚金作为改判的理由是否妥当
司法实践中,一些并处罚金案件的被告人在上诉期间向二审法院缴纳了罚金,二审法院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将刑法第五十三条中“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明确为“(判决指定的期限应为)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即是说,罚金应当在判决生效第二日起缴纳。2.刑事诉讼法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罚金是否缴纳不是二审法院审查的对象。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3.根据“审执分离”原则,如果被告人不能自愿缴纳罚金,理应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4.二审法院把罚金的缴纳作为从轻改判的理由容易误导被告人产生一种在一审判决后都不愿缴纳罚金,试图通过上诉期间缴纳罚金并以此得到更轻处罚的念头。因此说,二审法院把被告人在上诉期间缴纳罚金作为改判的理由是不妥当的。
三、罚金刑“判而不执”成为司法的“瓶颈”
罚金刑“判而不执”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原因在于:首先,被告人缴纳罚金能力不强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缴纳,尤其是一些并处罚金的案件,大多被告人被判处自由刑,认为“我也关了,谁还缴钱”,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其次,法院对于罚金的执行缺乏应有的强制力,而且罚金刑是由刑庭还是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无相关法律依据。最后,对于判处小额罚金的案件,如盗窃数额不大的案件,占判处罚金案件总数的比例特别高,如果要完全执行则需要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
四、罚金刑执行的对策
针对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尝试改革:1、试行“预交罚金”。主审人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其所反映的犯罪数额、情节,可以让被告人“预交罚金”,等待判决生效后再执行罚金。这样,能保证罚金刑得到有效执行,且通过被告人“预交罚金”的态度可反映被告人悔罪表现的程度,更能准确地适用刑罚,同时也避免了“先定后审”等程序违法现象。而且,试行“预交罚金”与法律规定并不矛盾,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依法应当判处被告人财产刑的,可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决定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同理,“预交罚金”是法律规定所允许的。 2、法院内部建立一个专门的“罚金刑执行”监督机构,协调适用罚金刑案件的刑事审判机构与罚金执行机构的关系,监督罚金刑的执行过程,增强执行罚金的主动性,加大罚金刑执行的强制力,凸现罚金刑的不可避免性。
相关法律知识: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罚金有以下四种适用方式:
1.单科式。刑法规定的单科罚金主要适用于单位犯罪。例如,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和第393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在这种情况下,罚金只能单独适用。
2.选科式。在罚金单独适用的情况下,刑法规定罚金与其他刑种并列,可供选择适用。例如:根据刑法第275条规定,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在这种情况下,罚金作为一种选择的法定刑,只有单独适用,不能附加适用。
3.并科式。在罚金附加适用的情况下,明确规定判处自由刑时,必须同时并处罚金。例如,刑法第326条规定的倒卖文物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里,罚金只能附加适用,不能单独适用。
第9篇：处罚通告范文
被告（湖南醴陵市工商局）于1998年4月24日凌晨2点，在320国道醴陵境内，拦截原告（谢安）租用的工具车，扣留价值255000元的120件盖白沙牌香烟。5月4日被告送达原告签发于4月29日的“告知书”， 被告于5月6日作出处罚决定认定（5月17日送达）：“…贩运香烟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符合《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1款第1项规定，构成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第1款第4项所指的倒卖国家专卖物品的投机倒把行为。根据该细则第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决定没收120件卷烟，变价款上缴国库。本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天内向株洲市工商局书面申请复议。原告当日向被告提出“减免申请报告”。
原告之妻于5月17日，专程赴被告处领取上述处罚决定书，但被告说要退款，越往前签越好。故签收日期倒签为5月6日。原告不服该决定，经多次与被告局长交涉，被告后于5月29日退还原告十万元。原告仍不服于6月11日向被告上级提出申请复议书。株洲市工商局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并于11月4日正式行文告知。原告遂于1998年8月2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醴陵市法院于1999年4月25日作出（1999）醴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认定：1998年4月29日，被告依规定程序将告知书送达原告…5月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给原告之妻，5月23日被告将没收香烟移交醴陵市烟草局变价收购，…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处罚决定书不是5月6日送达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申请复议的法定期限过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即发生效力，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生效后非依法定程序不能变更、撤销、行政处罚进入执行阶段，被告退给原告十万元没收款的具体行政行为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的变更程序，不能认定为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决定的变更。原告6月11日申请复议超过法定复议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第37条2款，《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11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表面上看，被告的处罚决定及一审判决的认定似乎有理、有据、合法。然而深入比较分析，笔者吃惊地发现，被告及原审在认定事实、行为定性、适用法律三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错误，本案涉及对行政诉讼时效的争议，更重要的是涉及法律、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立法漏洞、协调等问题，因而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诉讼争议案。
然而，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却以：“参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倒卖行为界定问题的答复》，谢安的行为符合倒卖特征，属倒卖烟草专卖品的投机倒把行为，醴陵市工商局有权对此进行查处，谢安对处罚决定不服，应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谢安直至98年6月11日才向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已过法定复议期限。由于复议是本案的必经程序，故应当驳回谢安的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判决已分别向湖南省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争议问题
（一） 程序方面
1. 是否已超过复议申请时效？
2. 复议时效与诉讼时效两者之间的关系？
3. 5月6日送达处罚决定书的事实认定。
（二） 实体方面
1. 谢之进货行为的性质。
2. 法律与规章矛盾时，新法与旧法冲突时的法律适用？
三、评析
欲解决本案实体争议，首先得解决原告是否已丧失胜诉时效问题，这又取决于对处罚决定书送达生效日期的认定，当然还有赖于对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
1. 原审之5月6日已送达处罚通知书的认定错误至为明显
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争议，谁应负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9条，明确规定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据此，若被告不能证明或无法证明即应承担败诉之后果。
被告提交了由原告之妻亲笔签名的、日期为5月6日的送达回证，以支持其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至此，被告已完成其初步的举证责任。若原告不能进一步举证，则该初步证据即可变成确证。
原告主张该5月6日的日期是应被告经办人之约倒签的。事实上5月5日至5月10日，原告夫妇为躲债，一直居住在醴县城关镇刘业风家，其间既未返家，也未到过醴陵市，客观上不可能在5月6日签署该份处罚决定书。（证据一）
被告送达该处罚决定书的途径不外乎三种：1邮寄送达；2派专人送达；3通知当事人前往被告处当场送达；前两种方式完全可以排除，因为该处罚决定书5月6日方始签发，即使用特快专递也根本不可能当日送达远在300公里之遥的原告住所，且原告单位收发时迄今未签收过任何被告邮给原告的任何函件。（证据二）；至于被告于5月6日派专人驱车300公里赴原告家中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可能性不证自明；那么剩下的唯一途径，乃是由原告亲自前往被告处领取该处罚决定书的当场送达。问题是5月6日上午（或下午）该处罚决定书方打印，即使被告于上午10点电话通知原告，而原告恰好在家（事实上原告夫妇当日远在他乡），然后立即赶乘公共汽车，也根本无法于当日上班时间赶到被告处所（除非其包出租车，而这绝无可能）。因此，原告根本不可能在5月6日签署该份处罚决定书。
事实上，原告之妻5月14日至5月16日在证人家住，于5月17日前往醴陵领取并按照被告经办人的说法，要退款，签得越早越好，故将日期倒签为5月6日。客观地分析，是不难作出合乎情理逻辑的符合事实的判断的。
由于此问题的举证责任归被告，若被告不能进一步举证推翻原告的主张，便应确认原告的主张。
2. 本案根本不存在丧失起诉时效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37条第2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原审依照该款及《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要例》第11条之“被处罚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被处罚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原审在此问题上至少存在六方面的理解适用法律的偏差和错误：
其一、《行政诉讼法》第37条2款之用语为“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11条之用语则为“可以…申请复议”：“应当”与“可以”在法律用语上的含义岂可相提并论；前者必须照做，后者则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其二、《行政诉讼法》第37条2款明确规定的是“法律、法规规定…”质言之，只有法律、法规才有本条适用之余地。而唯有全国（包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宪法》62条3款）、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宪法》67条2款）方可称作法律；唯有国务院才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宪法》89条（一）款）；而国务院下属各部各委仅有权规章（《宪法》89条13款）。上述《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而由国务院，因而属于行政规章无疑。因而原审将规章中含糊不清的规定，理解为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然后才能向法院起诉，肯定是错误的。
其三、最高法院《关于贯彻《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5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1年。”本案被告之处罚决定书仅列明当事人有申请复议权，但未告知当事人诉权，也未告知当事人起诉期限，理所应当按该规定计算原告的起诉期限。
其四、复议权与起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丧失复议权，不等于丧失起诉权，这可以从《行政诉讼法》第39条及上述“意见”第35条推论而来；反之，丧失起诉时效，则肯定丧失复议权。何况迄今据笔者所知，并无任何法律或法规规定，若超过复议期即丧失诉权或起诉权。
其五、尤值一提的是，199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通过的《烟草专卖法》（属法律）第44条规定，“当事人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起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38条还规定：“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投机倒把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因此，即便可以认定谢安的行为构成“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投机倒把行为，依法亦应适用该《烟草专卖法》且当事人不必先申请复议，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无论是基于新法与旧法就同一问题的规定相矛盾，应适用新法的原则，还是根据当法律与法规；法律与规章就同一问题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法律的规定之原则；原审对时效问题认定的适用法律也是十分错误的，何况《行政诉讼法》52条明文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 53条则规定：”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依据“之法律用语，远比”参照“效力更大，应属不争之论，当依据之法律与参照之规章就同一问题有不同规定时，法院应适用何者，本应属法律常识，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二级法院为何将新的法律弃置一旁，而去适用旧的规章。
其六、更值一提的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该法是由人大制定的法律，而且是新法，该条没有任何例外，（诸如‘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凡对行政处罚不服者，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或是申请行政复议，或是提起行政诉讼，换言之，自该法颁布施行之日始，过去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先申请复议，然后才能起诉的任何规定，因与该法相矛盾而自动失效。对此该法第64条已明文规定：“本法颁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颁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
基于上述六方面的理由与依据，我们认为二级法院以已超过申请复议期限为由驳回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从法理、或是新法之效力，法律之效力诸方面看，都是完全错误的，理应加以纠正。
3. 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投机倒把，毫无根据，明显违法，根本不能成立。
二级法院不认真审查，不仔细研究，断然支持被告的主张，应当说是十分草率的。
首先，被告适用过时的、已自动失效的有关规章条款认定事实，必导致定性错误。1987年颁布之《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行政规章，且明显是考虑不周密之产物，是故立法者也仅用“暂行条例”冠名；该条例第3条（1）款确有“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之规定，而该条例之施行细则第2条4款将其解释为：“倒卖国家规定的专营或专卖物资、物品的”，我国也确实历来将烟草制品列入专卖范畴。如果本案发生于1992年1月1日之前；假如原告的确“倒卖”了专卖之烟草制品，那么，被告的认定稍许还有那么丁点道理。
然而，本案发生于1998年4月24日，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倒卖”烟草的行为；原告拥有《临时营业执照》、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经工商、烟草部门审批的合法经营者，更重要的是1992年1月1日，《烟草专卖法》早已颁布施行。根据该法第38条之规定，被告只有证明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倒卖烟草专卖品的投机倒把行为时”，才能依该法行使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及处罚款之权。十分明显，被告未能证明此点，也不可能证明之。因为， 原告的行为实际上类似于《烟草专卖法》31条之“无准运证或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的”。而此种行为法定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收购违法运输的专卖品；”因此，被告对本案根本没有管辖权，其超越职权，错误适用规章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自始无效。对此《行政处罚法》第3条2款已作明文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被告越权作出的处罚决定正是此种“没有法定依据”，也“不遵守法定程序” 的行政处罚。
其次，事实上，《烟草专卖法实施细则》第60条已对原告的行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性：对该行为应受的处罚亦作了明确的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25条2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因此，该条进一步排除了被告的管辖权，进一步明确了原告行为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异地进货”行为，绝非所谓“倒卖”烟草的行为；也非上款所指之“无准运证”的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因为该细则第25条2款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
第三，综合分析上述法规，可明显看出：“倒卖烟草专卖品”（38条）与“无准运证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31条）及“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者异地进货”（细则25条）是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因而其管辖归属，处罚程度大不相同。前者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处罚方式为“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而该种罚款依《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条例施行细则》第15条2款是指：“没收物品，没收销货款，处物品等值20%以下的罚款”；也即构成投机倒把的倒卖烟草专卖品处罚最严历。这与其性质密切相关。后两种行为专属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管辖，根本没有被告插手之余地。
无准运证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行为人不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处罚程度较之倒卖烟草制品的投机倒把行为明显较轻，即：“处以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31条）（即”收购价格按照该烟草专卖品市场批发价格的百分之七十计算“（细则第69条））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依据施行细则55条一款，该罚款幅度为“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而所谓情节严重则是指细则55条2款所列的8种情况。也即：“1 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的；2 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3 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查的；4 非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5 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6 利用伪装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7 利用特种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逃避检查的；8 其他非法运输行为，情节的严重的”。 必须指出的是本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异地进货行为。关于对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者异地进货行为的处罚则为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细则60条）
归纳言之，对上述三种行为的行政处罚包括：1 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 2 没收销货款， 3 没收非法所得， 4 收购， 5 罚款20%以下， 6 罚款20-50%，7 罚款5-1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没收非法所得，并非指销售货款，而是指非法利润，收购所得应返还给当事人。显而易见，原告的违规行为是三种违法行为中最轻的一种，依法只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有权受理，且只能课以没收非法所得，及可以（不是应当，更非必须）课以5-10%的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之“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之规定。被告理应返还其根据无效的“处罚决定”没收的款项。
对照本案，被告故意不适用具有更高效力具更直接具体的新的法律，而强行适用过时的、更低效力的，间接模糊的规章，对原告轻微的违章行为毫无根据地课加最严历的、无效的行政处罚，其处罚决定的无效性，违法性至为明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执法的专业法院，作为百姓蒙冤受屈、寻求法律救济的最后场所的原审法院，为何对如此众多、明确的法律、法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能奈我何的不负责任、违反法律、践踏法治的作法。
诚然，本案原告作为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为了谋生举债从事商务的确存在某些违章行为。然而法当其罚，法当其罪乃法治的起码要求，如果允许轻错重罚或重错轻罚，法律的权威必将荡然无存。每个正直、客观、公正、有理智的法官，难道不应当抬头挺腰、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顶住形形色色、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方说情、压力，依法判案吗？
无可否认，就本案之适用法律以观，表面上因涉及7、8个法律规章，似乎复杂些。其实只要依据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根据法律，法律之效力仅次于宪法；参照规章，当规章之内容不符合法律时，理所应当适用法律；新法之效力当然高于旧法，更何况新的法律与旧规章之间的矛盾，应适用何者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