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跨国重要标志

一、跨国和跨民族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以研究探讨世界文学发展规律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特色和它们在人类文学史上的贡献为目标的文学研究学科，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是使用频率很高，和比较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的概念。对比较文学的区分，首先应从对这两个概念的探讨入手。所谓国别文学其实就是国家文学，它是指该国范围内从上古到当代所有的文学，它是该国境内所有民族（既包括现今的民族，更包括历史上曾存在过但后来消失了的民族）文学的总和。民族文学（Nationalliterature）指的是一个民族内部具有本民族特色，有着自己的继承关系和独特历史传统的文学。它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文化传统的文学。对于民族文学，著名比较文学家，在美国伊利诺斯比较文学专业担任主任的瑞士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曾有过如下的表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有两种定义，一种是通俗的，一种是学者用的。第一种是同义的重复：英国文学就是英国的文学，葡萄牙文学就是葡萄牙的文学。文学前的修饰词指的是国家。第二种是文学知识中的两条标准结合起来适当地给民族文学所下的定义：一方面，民族文学包含着依附于同一类学准则的而且也必然用同一种语言写成的那些作品。另一方面，它们的作品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正是这么一批作品通常被认为是借助于共同的词汇和共同的句法表达了某一特定的文化。

……构成各个民族文学特征的是文化和语言的一致———在这种一致之中某地特有和独立的地方色彩可随意发展。观念和政治思想不能单独构成文学的分界线。”［15］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纵向的文学史研究，研究本民族文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后代作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继承和发展。世界上有些国家如冰岛、马尔代夫、朝鲜等国由单一民族构成，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学即是国家文学，国家文学即是民族文学。有些民族，跨国而居，如阿拉伯人居住埃及、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北非和西亚的几十个国家里，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些国家里，国家文学的概念则小于民族文学的概念。但是，属于上属两类情况的并不多。世界上许多国家是由两个以上的民族组成的，有些国家民族十分众多，如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印度共和国是由印度斯坦（占全国人口的46％）、泰卢固、孟加拉、泰米尔、锡克、马拉地、古吉拉特、阿萨姆、奥里雅、加那达、马拉雅拉姆、那加、米佐等几十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是由俄罗斯、白俄罗斯、鞑靼、乌克兰、楚瓦尔什、达吉斯坦、巴什基尔、摩尔多瓦等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总人口为2500多万，有129个民族；非洲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是由豪萨族、伊博族、约鲁巴族、富拉尼族、米努里族等250多个民族和部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非洲的刚果（金）民主共和国，有刚果族、恩加拉族、卢巴族、胡图族、图西族等250多个民族和部族；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隔刚果河相望的刚果（布）共和国，面积仅为34.2万平方公里，人口才270多万，却有170多个民族和部族；在美国，不但有来自世界各大洲100多个民族的后裔生活于境内，每年还有不少的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的移民进人美国，美国已成为了具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些多民族的国家里，国家文学则大于或等于民族文学的概念。

如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文学的概念既大于汉族文学、回族文学、藏族文学、维吾尔族、蒙古族文学、苗族文学、瑶族文学、壮族文学、黎族文学、傣族文学、彝族文学、朝鲜族文学等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文学的概念，同时由于这56个民族又是一个血肉相连、关系极为密切的整体———中华民族，所以中国文学的概念又相等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概念。印度文学的概念大于印度斯坦族文学、泰卢固族文学、孟加拉族文学、泰米尔族文学等印度国内各民族文学的概念。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世界上移民现象十分普遍，就使得原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也变成了多民族的国家，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已越来越少，而多民族国家越来越多。由于存在着上述几种不同的情况，使得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国家文学的界限有的易于区分。比如：《杜甫与杜牧的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拜伦与雪莱的比较》《奥涅金与毕巧林的比较》，由于它们是同一国家、同一民族范围内的研究，无可置疑地是属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课题。《屈原与但丁》《〈法尼娜•法尼尼〉与〈牛虻〉的比较》《贾宝玉与哈姆莱特的比较》《〈复活〉与〈红字〉的比较》，由于它们是既跨越了国界，又跨越了民族与语言的界限的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但是，有的课题到底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还是属于民族文学研究却是不容易区分的。比如：《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的比较》《张承志和玛拉沁夫的草原风情小说的比较》《张爱玲与韩素音作品的比较》《〈江格尔〉与〈玛纳斯〉的比较》《努埃曼与塔哈的比较》《肖洛姆•阿莱汉姆与卡夫卡的比较研究》是属于民族文学研究，还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人们的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尤其是那些前半生在甲国生活、创作，后半生却移居到乙国，在乙国文坛发挥影响的作家与甲国或乙国作家创作之比较，如托•斯•艾略特的诗歌与拜伦的诗歌或与庞德诗歌的比较；还有出生在甲国的某民族，却用该国的另一民族的语言，甚至国外某种语言写作的作家，如尼日利亚的阿契贝（他是尼日利亚的伊博族人，用英语描写尼日利亚人民生活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他是印度的孟加拉族人，精通孟加拉文、梵文和英语，曾用这3种文字写作）等人与本国本民族的作家的比较，到底属于民族文学研究，还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就不那么容易区分清楚了。造成上述这些课题到底是属于民族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难以区分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国家”与“民族”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国家、地域、时代、语言与人群中，其所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汉语中，“国”是一个多义字，它既有“国家”之意，也有“都城”“地域”“地方政权”等方面的意思。如王维的五言绝句《相思子》中的“红豆生南国”中的“国”字和的《沁园春•雪》中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里的“国”字，都不含“国家”的意思，而是“地域”的意思。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鲁、齐、陈、蔡、曹、宋、郑、卫、滑、中山、晋、楚、吴、越、赵、魏、韩、燕、秦等“国”，并不是国家，它们是当时周王朝领域里的诸侯政权。中国三国时代的魏、吴、蜀，并不是3个国家，而是当时中国北起阴山，东至辽东半岛和黄海、东海之滨，南到南海，西达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东部的3个割据政权，它们和当时雄踞漠北的匈奴政权及西域诸政权同属中国的组成部分。中国南北朝时代北方的由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的十六“国”以及北魏、北齐、北周等，也不能称为国家，它们和当时先后统治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等王朝均属中国领域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在五代时期出现的吴、吴越、南汉、楚、前蜀、闽、荆南（南平）、后蜀、南唐、北汉及契丹，也不能称为国家，它们和当时先后统治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属在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两宋时代，宋与辽、夏、金、西辽同属于分别统治当时中国各地的地方割据政权。等等。

在英语中，表示“国家”的词汇有“country”“nation”“state”“motherland”“fatherland”等，其中，country既有“国家”之意，但也有“乡村”之意；nation既有“国家”之意，还有“民族”“种族”“部落”（美国的印第安人部落）、“学生同乡会”（中世纪英格兰、苏格兰大学中学生同乡会）之意；state既有“国”“国家”之意，又有“国务”“政权”“政府”“身份”“地位”“资格”“社会阶层”“状况”“情况”“情形”“形势”“庄严”“威风”“豪华”“气派”“宝座”“州（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州）”等义；“Motherland”“fatherland”则是“祖国”之意。比较文学中的“国”就是指“国家”，它不再含有其他的意义，否则，它的国际性特征将无从谈起。“民族”一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都是一个有着不同理解和所指不同的概念。有时，“民族”的概念大于“国家”的概念，比如“华夏民族”“蒙古民族”“日尔曼民族”“拉丁民族”“斯拉夫民族”“阿拉伯民族”“印第安民族”就分别大于“中国”“蒙古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秘鲁”等；有时，“民族”的概念和“国家”的概念差不多相等，比如“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意大利民族”“奥地利民族”“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就分别与“中国”“法国”“意大利国”“奥地利国”“美国”“日本国”差不多相等；有时，“民族”的概念小于“国家”的概念，如“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裕固族”“高山族”就小于“中国”；“阿努伊族”就小于“日本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是指大于或等于“国家”范围的民族而言的，小于“国家”范围的属于同一国家范围内的民族间的文学比较，是属于该国的文学研究，而不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而那些等于或大于国家范围的民族文学间的比较研究，则应当划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如《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比较》《尹湛纳希的〈一层楼〉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比较》《张承志与玛拉沁夫的草原风情小说比较》等属于中国文学（或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阿凡提与济公的比较》《〈玛纳斯〉与〈江格尔〉的比较》《〈格萨尔王传〉与〈格斯尔可汗传〉的比较》尽管属于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但它们仍然属于中国文学（或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范畴，而不能列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

即使某位外国学者进行了上述课题的研究，那也只能称他为“某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不能称其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因为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文学研究，如果要是把属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列为比较文学的范围，那么就会出现以下误区：第一，忽视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特征，把比较文学与国家文学、民族文学混为一谈，把比较文学变成了国家文学、民族文学的代名词，使比较文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第二，使人们误以为比较文学就是“用比较方法去研究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马泰的华文文学比较研究》《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西欧的华文文学与北美的华文文学比较》尽管没有跨越语言界限，但由于是跨越了国界的文学研究，因而它们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围内的课题，而绝不能列为中国文学研究范围内的课题。对阿契贝与尼日利亚国内的采用伊博语、豪萨语、约鲁巴语写作的作家的比较只能列入尼日利亚文学研究，而不能列为比较文学研究，他与尼日利亚国外任何一位操英语写作的作家的比较则应划入比较文学研究中。肖洛姆•阿莱汉姆与卡夫卡同属犹太人，他俩的比较研究是民族文学范畴的研究，但由于肖洛姆•阿莱汉姆生活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卡夫卡则是在奥地利，他俩的比较，则又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努埃曼与塔哈，都是阿拉伯人，但前者是黎巴嫩人，后者是埃及人，他俩的比较，既可以列为民族文学研究，也可以列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对泰戈尔与印度任何一位作家的比较都应列为印度文学研究的范围，他与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作家的比较则应列为比较文学研究。托•斯•艾略特由于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在移居英国之后，所以他与英国的任何一位诗人作家、作品的比较应列为英国文学研究。

在比较文学中，“国家”的概念是重于“民族”的概念的。这是因为，自“国家”产生以后，它对于人们的制约力和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于“民族”对人们的制约力与影响力。尤其是比较文学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此时“国家”“祖国”的观念更是远远地重于“民族”的观念，“国家”“祖国”的利益远远地高于、重于“民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也是必须以服从“国家”“祖国”的利益为前题的，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决定着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也往往决定着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状况。文学也不能例外。人们常见的文学史，都通常是冠以国名的，而且人类文学的主要成果是产生于国家产生之后。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当然就要首先把国家因素放在民族的因素之上了。而且，还必须要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民族在跨国而居若干年后，跨出国门的那一部分人不仅仅在风俗习惯上和原居住地的人们的生活习惯上已不完全相同，在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心理上更会出现较大的差异，他们在移居地上已形成为不同于原居住地上民族的一个新民族了。如中亚的东干人，尽管他们的口头语言中还保留着中国陕西的许多语言，生活习惯中也保持着中国回族人的一些生活习性，但是却不能再称他们为“回族人”“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人”，因为经过在中亚的100多年的生活后，他们已吸收了中亚的文化，变成了不同于中国回族的另一个民族———东干族了。再如美国著名网球运动员张德培，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劳工部长的赵小兰，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能源部长的赞棣文，曾经担任过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奥巴马政府的商务部长，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骆家辉等，可以称他们为“美籍华裔人”或者“炎黄子孙”，但不能称他们为“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人”，因为他除了黑头发、黄皮肤之外，从心理特征、内心世界到生活习惯、经常操持的语言等已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了。2005年4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篇题为《美国学者：把海外华人等同中国人有可能遭别有居心者利用》的报道中说：一些美国和日本记者在报道中把中国人和已在海外生根的华人混为一谈，如果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将导致海外华人居住地区出现种族关系紧张，引发严重后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亚裔中心主任王灵智教授，在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办的国际学术大会上指出，一些西方记者和评论员往往以“海外华人”一词，简单地概括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华裔，而忽略了他们根本不应同中国公民视为一体的事实。王教授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许多西方报刊不把中港台华人及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区分开来，但两者之间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分别，后者已成为其他国家公民，效忠不同的国家。他以自己为例说：“冷战切断美国华裔和中国的联系，我是先把自己当作美国人，然后才认同自己是美国华裔。”王灵智教授对美国华裔和亚裔以及海外华人课题有深入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就投入亚裔民权运动，为美国亚裔争取平等权利。他注意到在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后，把“海外华人”一视同仁，并把他们视为威胁的论调似乎在美国死灰复燃。他指出，这种论调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别有居心者刻意把港台华人跟东南亚和北美占少数的华人等同，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使当地出现种族关系紧张。

他以美国为例，指出每当出现国家安全问题时，美国首先怀疑的就是华裔的忠诚度，使华裔感到自己始终不受信任。［16］这个报道说明，海外华人是我们的侨胞，但不能再把他们看成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人，他们已成为其落户居住的所在国的公民，他们已形成为“其祖先来自中国，血管里流淌炎黄人的鲜血的某国人”。当今美国人的绝大部分是哥伦布和亚美利哥航行美洲成功之后，从欧洲大陆和其他大陆移居到美洲的后代，他们已不再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荷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富尔贝人、苏苏人，伊博人、汉人……他们已成了美利坚人中的一部分。阿拉伯人分居于西亚、北非的几十个国家中，他们既是阿拉伯人，但更是埃及人、沙特阿拉伯人、科威特人、巴林人、卡塔尔人、阿联酋人、阿曼人、也门人、约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苏丹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毛里塔尼亚人……由于跨国而居或由于外来势力的干扰（如异族统治），一个民族往往会分化成两个或多个民族，一种语言分化成两种或多种语言。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斯坦人，在8世纪中期前，绝大部分人信奉的是印度教，但在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南亚次大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但在信仰上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使用的文字也变成了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乌尔都文；另一部分人仍继续信仰印度教，使用的文字是用天城体字母书写的印地文，这种情况已使得人们很难把这两部分看成为一个民族。南亚次大陆上另一个人数众多的旁遮普人，本来是一个民族，由于印巴分治后的跨国而居，已经出现了分裂为3支的现象。居住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使用的是乌尔都语；居住在印度旁遮普邦的旁遮普人，信奉的是锡克教，口头使用旁遮普语，书写则用古鲁姆奇字母书写；居住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的旁遮普人，信仰的是印度教，使用的是印地语。

这种跨两国三地而居，信仰3种宗教，使用3种语言文字的状况，实际上已把南亚次大陆上的旁遮普人变成了3个民族。居住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黑的穆斯林，本来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但他们曾长期遭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统治，分别信仰了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虽然口语相近，却使用了不同的文字（塞尔维亚人使用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使用拉丁字母），结果就变成了3个民族。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在其所著的《经典美国文学论》一书的导论“地之灵”中曾经写道：每一个大陆都有它自己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被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点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与不同的恒星结成特殊的关系……但是地之灵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现实。尼罗河流域不仅盛产谷物，还造就了埃及国土上那了不起的宗教。中国造就了一切中国人，将来也还是这样。但旧金山的中国人迟早会不称其为中国人，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会熔化他们。［17］事实证明了D.H.劳伦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上述诸种原因，使得比较文学在注重跨国还是注重跨越民族的因素时，首先要注重跨国因素。

二、跨语言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区分不同种类的文学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那么，能否以跨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的头等重要的因素呢？笔者以为不可。因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其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多种的，但无论哪一种语言的文学，都是该国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跨语言作为划分比较文学的最重要的标准，就会出现把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学也变成了比较文学。例如我们中国的文学，既有用汉语言文字说唱或记录、写成的作品，也包括了用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朝鲜、满、契丹、西夏、匈奴、鲜卑等语言文字说唱、记载、写成的作品，它们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对它们的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属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不能看成是比较文学研究；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既用他的母语写作，也用汉语写作，把他的用母语写成的作品与用汉语写成的作品的对比研究，不能看成是比较文学，而只能划入民族文学范畴。

另外，有些作家，既用本国本民族的语言写作，也用本国的另一民族的语言写作，还用外国语言写作，如印度的泰戈尔，他使用孟加拉语、梵语、英语3种文字写作，但并不能因此就把对泰戈尔的用3种文字写成的作品的对比研究也看成是比较文学。相反，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写作，但由于跨越了国界，就应列为比较文学研究。如美国的马克•吐温、英国的狄更斯、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和阿契贝都使用英语写作，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和法国的雨果都使用法语写诗，古巴的何塞•马蒂与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都使用西班牙语写诗，但他们的研究，不能因为没有跨越语言界限，而将其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之外。由此可见，跨语言并不能作为比较文学的头等重要的因素，只有跨国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要看到，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孤立和封闭日益成为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流日益成为生存的日常需要，由于国家、民族间交往的普遍频繁深入，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学习和掌握好几种语言。这就使那些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的人要掌握多种语言，如欧洲的卢森堡人，除了要使用自己的母语卢森堡语之外，还要掌握德语、法语和英语；荷兰人除了使用荷兰语之外，还必须掌握德语、法语和英语；瑞士是一个流行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蒂亚罗曼斯方言4种语言和广泛开设英语教育的国家……这种会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使得这些国家的人也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写作，也就是说，他们都成了跨语言写作的人。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使一些大国的民众不得不去学习和掌握外国语，在我们中国，在幼儿园开设英语已是寻常事，有条件的小学，必须开设英语，中学、大学更不用说，各种英语辅导班、学习班遍布于各城镇，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比美国的还多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写作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难道说，把这些人的写作要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这样以来，比较文学岂不成了对个别作家的研究，如果那样，岂不就等于取消了比较文学了吗？

三、跨文化和跨文明问题

近年来，关于将跨文化作为比较文学的界定标准的学者和单位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单位还挂起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牌子。但是，笔者以为，是不能把“跨文化”作为划分比较文学的标准的。因为，文化的涵义太广、太多，人们要对文化下一个定义，是很困难的。正如张忠利、宗文举先生在《中西文华概论》一书中所说的：多年以来，人们热衷于有关文化问题的探讨和论争。“文化”一词的随意使用，常常引起思想和论述的混乱。文化是什么？中外学者感到茫然，而且难以一言蔽之。正如罗威勒（A.LawrenceLowell）所言：“……我被托付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界定它的意义，这正像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18］张忠利、宗文举在《中西文化概论》中在谈到文化的概念时还说道：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利罗孔（ClydeKluckhohn）借翁特瑞纳（WayneUntereiner）的协助，合著了一本书《Culture,aCriticalReviewConceptsandDefinitions》（《文化，关于概念与定义的检讨》）。在这本书里，罗列了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64种。［19］台湾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曾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在《文化是什么？》一文中说：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频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树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拿找来的零钱？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文化其实体现在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的总和。［20］从龙应台女士的这番话中，可以体味到，文化，可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它的涵盖面实在太广，太广了。曹顺庆先生和张德明博士在阐述为何要把比较文学的界限由跨文化改为跨文明时说道：“‘跨文化’往往容易被误解或被滥用。在当今之世，‘文化’被赋予的涵义太多太广，其定义不下百种之多，而且，如今什么都要冠以“文化”二字，以显其时髦。与此同时，‘跨文化’也会产生误会，因为同一国内，可能会有若干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如中国就有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和楚文化等等；同一文明圈内，也有多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比如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等等。”［21］确实，文化的含义太多太广，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如果将跨文化作为比较文学的界定标准，将会使比较文学出现下列情况。

一是会将比较文学非文学化，并可能导致取消比较文学。由于文化的涵盖面很广，几乎无所不包，它应当是人类的各个学科根据其性质特征分别去研究的对象。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对比研究应当由不同的学科去担任。在19世纪中后期，比较文学出现的同时，比较哲学、比较教育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法学、比较美学、比较美术学、比较音乐学、比较建筑学、比较政治学、比较行政学、比较修辞学、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比较管理学、比较心理学、比较财政学、比较情报学、比较历史、比较图书馆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生理学、比较胚胎学等许多门以“比较”命名的科学研究学科也出现和兴起。如今却要用比较文学去代替上述学科，让比较文学去承担它不应该承担，实际也承担不起的许多任务，同时却又冲淡了它所应该担当的任务，这样一来，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比较文学。二是会将比较文学庸俗化。在当今“文化”是时髦的字眼，许多东西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或者被用“文化”加以包装。例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家具文化”“服饰文化”“兵器文化”“武术文化”“企业文化”“广告文化”“商标文化”“胡同文化”“厕所文化”……倘若有人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此类东西进行对比，搞什么“法国的香槟与中国的醪糟之对比”“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与中国烟台葡萄酒之对比”“俄罗斯的伏特加与中国的老白干、二锅头之对比”“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茶经之对比”……然后又通过比较文化属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名义，搞什么“《红楼梦》中酒与《源氏物语》中酒之探讨”“《伊利亚特》中的兵器与《三国演义》的兵器之对比”“《红楼梦》中的服饰与《战争与和平》中的服饰之比较”“《水浒》中的蒙汗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麻醉剂之比较”……并把它们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那决不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福祉，而是它的悲哀。那么，跨文明能否作为划分比较文学的标准呢，笔者以为也是不可的。因为，文明同文化一样，其含义也很多很广，也是一个难以界说清楚的概念。有时，“文明”和文化是同一个概念，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海文明”就是指尼罗河流域的文化、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古希腊爱琴海诸岛上的文化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基克拉泽斯文明”“米洛斯文明”“迈锡尼文明”，指的是古希腊3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指两个不同领域的文化。

有时，“文明”是对不同形态的文化形式的称谓。如20世纪初，中国人把刚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话剧称之为“文明戏”，是说它是与以往中国流行的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演形式的戏曲相对而言不同的一种戏曲。有时，“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如把从奴隶社会开始的人类社会称之为文明社会，是指与蒙昧野蛮的原始时代相对而言的那些社会状态。有时，“文明”则是指人的某些行为，如把与社会公德相称、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行为称为文明行为，而把与社会公德和时代进步要求相悖的言语行为，如说粗话、脏话，恶语伤人，行为粗野称之为“不文明行为”。有时，“文明”则又具有“光明”“有文采”之意，如《易•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古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书•尧典》：“睿哲文明。”这些古代文献中的“文明”就是“光明”、有文采之意。“文明”的所指是如此的多，比较文学要跨越的文明，是指哪一类或哪几类的呢？如果把它不弄清楚就作为划分比较文学界限的标准，就会出现如同把文化作为划分比较文学的标准一样的混乱状况。

四、跨学科问题

比较文学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开放性的动态系统来研究的，它不仅仅只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它还要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艺术思潮的联系，它也要研究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把这些加以综合后进行分析研究。开展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但可以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能更准确地确定其在人类文学史上的地位，估价其文学影响，而且能够从社会整体上更为深刻全面地认识人类文学的特征与规律。故此，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它也正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文学研究学科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人类的科学发展在进入了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现象。这种交叉融合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的各门学科之间，而且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

最近几十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的一些新学科，如：科学美学、信息论美学、控制论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信息处理学、生物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宇宙伦理学、工程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构造心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学伦理学、计量心理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旅游经济学、消费心理学、消费经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形态学、运动人类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数学社会学、数理经济学、数理语言学、数学地质学、工程热物理学、化学物理学、计算物理学、计算流体力学、化学仿生学、化学工程学、化学动力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学、水文气象学、生物气象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系统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航空气象学、海洋气象学、海洋仿生学、系统生态学……这些学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交叉融合后产生出的新学科。这种交叉融合现象现在已呈现出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的加剧之势，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先生所预言的：本世纪（指20世纪）末到下一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交叉科学时代的到来，对于把跨学科研究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的比较文学来说，正好开拓出了一片十分广阔的天地。可以预料，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研究方法将会更加多种多样，研究者的视野将会更加开阔新颖。故此，跨学科研究应该被看作是区分比较文学的重要界限之一。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比较文学中最应该被看重的是“国”和“学科”两个概念，比较文学应该被看作是一门跨越国界和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