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视听语言对电影隐喻性建构

摘要：2020年2月，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影片《寄生虫》在奥斯卡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这不仅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也是整个亚洲首次获得最佳影片。韩国导演都喜欢用隐喻去表达自己电影中更深层的主题，奉俊昊导演也是如此，不仅在情节线索上处处有隐喻，其画面的构图、对光影色调的运用，也是为电影的隐喻做建构。

关键词：视听语言；电影隐喻；《寄生虫》电影色彩

影片主要围绕居住在韩国贫困区半地下室中的一家四口展开。父亲基泽和母亲忠淑两人都是无业游民，儿子基宇和女儿基婷也都辍学在家，一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是折比萨店包装盒拿到的微薄薪水，家里窘迫到吐司片要就着矿泉水咽下去。而这种状况，在儿子基宇因为朋友出国，被引荐到富豪朴社长的家中担任社长女儿的英语家教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好好生活下去的欲望驱使下，一家人制订了各种精密的计划，利用社长夫人的信任，成为了朴社长家里的美术家教、司机和女管家，如同寄生宿主的“寄生虫”一般，蚕食着这个富裕的家庭。导演奉俊昊毕业于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系，总是能抓住当下的社会关注点、矛盾点，将社会议题进行电影化、保证观众接受前提下的商业化的改造，其影片中体现的韩国乃至东亚各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事件，都因为有着共通性和渊源能够被观众理解并使观众能够产生共鸣。拥有共鸣的话题，再运用他常用的线性叙事结构和精致的视听语言建构起多层次、深度化的隐喻。在文学概念中，隐喻是一种借某物来表现另外一物的修辞方法，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多是含蓄的表达情感，并由此传达未透露出的微妙的内心活动，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除去是一种修辞手法外，隐喻更是一种认知模式，可以把熟悉的、易理解的、具体的概念映射到生疏的、难理解的、抽象的概念上。电影是运用视听语言“再创造”的光影画面，讲述导演想传达的故事，通过镜头的调度和场景光线、色调的转变，出现让观众从视觉感官上便能直观感受到的情感，为观众理解和欣赏电影的隐喻性内涵建构了具体可循的思路空间。电影《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便是将视听手法巧妙地与意象相结合，构建了相互联系、牵制又极具戏剧张力的隐喻体系，让电影拥有多重解读空间的同时，亦拥有深层次的哲理性内容，为观众带来感官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1］。

一、镜头语言

整部影片拍摄基泽一家人时，运动镜头的总体运动趋势，常是呈向下运动。影片的最开头，导演用水平角度、长固定镜头，虚焦处理前景的袜子，将焦点聚焦于景深处下方视线狭窄的窗户，窗外是人来车往，而相同画面内的窗户周围却是一片灰暗。随后镜头缓缓下降，特写窗户下正在寻找网络信号的儿子基宇，随后镜头拉远跟退，一家四口相继入画出场。简单的镜头语言交代了这家人的居住环境，埋下了细节性的线索，也暗示了一家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是属于社会的下层。母亲帮助前女管家打开地下室门后，看着前女管家大喊着丈夫的名字冲下楼梯，母亲惊吓之余也跟上跑下地下室。此时镜头转为跟镜头，也是长镜头。母亲跌跌撞撞地走向狭窄楼梯间的深处，镜头也摇晃地跟随着母亲的运动不断向下，每次向下都更深一层，直到走到阶梯的尽头，出现与基泽一家人所住的，类似空间结构的地下室，暗含着导演从开头就想要传达的隐喻，基泽一家人原本应该处在的社会地位——社会的最底层。即使是用固定镜头拍摄基泽一家人因朴社长一家人临时回家，在暴雨天慌乱逃回贫民区的半地下室家中时，镜头中人物和雨水的运动趋势也是向下运动。而固定镜头中物体的运动方向，与之后固定镜头的运动方向会形成运动趋势，在这段镜头中，导演便采用大远景、固定镜头，拍摄基泽一家人渺小如蟑螂般从朴社长家仓皇向下而逃［2］。一家人从高处向低处的狼狈逃离，也是导演用镜头语言建构的隐喻，基泽一家人不是位于上方的人，是无尽向下后再无向下可能的最低处。

二、画面构图

构图也是电影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运用不同的角度、景别，形成自然或别出新意的构图，从视觉感官上，体会到导演想表达的隐喻性创作思维。影片《寄生虫》中奉俊昊导演在构图上，传统构图与非常规构图交互运用，巧妙利用画面中潜在的线，暗示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的生活现状是不同的，且两者之间拥有一条无形的“线条”将两者分隔开来。开场第一幕对半地下室家中面向街道的窗户的拍摄，就是一个框中框构图，且在此后所有的该角度窗户的镜头都是这个构图，几何形构图从影片开始就奠定了电影基调：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就如同身处监狱牢笼般，都给人压抑、窒息的感觉。而初次交代朴社长一家人居住环境时，镜头跟随基宇，画面由远景变换到中景时，画面构图仍是开阔的，给人以舒适感。虽然画面构图中仍拥有几何框架，但拍摄时多采用中、远景，将几何的边模糊处理后，柔化画面中压抑的情感，且社长家中家具陈设都较为矮小，摆放成线条行，使得画面构图更开阔，两家人氛围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通常情况下，社长家中多是对称构图，但导演常常在使用这种“四平八稳”构图时，将画面的平衡打破，左右失衡。在朴社长夫人得知前女管家可能得了肺结核而赶回家中进门时，镜头以较低的角度，将人物切割线放置在人像构图中不常使用的人物切割线。母亲和社长夫人交流时，人物都位于画面的左边，画面重心向左倾斜。从落地窗拍摄基宇躺在草坪上观看社长女儿日记时，原本标准的构图右上角常突然有人物进入画幅。这些合理又不合理的构图安排，使得画面左右失衡，是导演打造这部悬疑电影的恐惧、紧张感时使用的巧妙手法，也在电影的构图中营造出基泽一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不稳定性。《寄生虫》中巧妙运用物体做分隔构图，在基泽一家和朴社长一家在同一画面出现时，拥有一条无形的“线”，让人物从视觉空间和心理上产生明显的隔阂。基宇来到朴社长家中，在等待管家叫醒社长夫人时，导演用房间落地窗玻璃的棱线，将女管家、基宇与社长夫人分隔到画面的两侧，基宇和女管家位于画面左侧，女主人居于右侧。基宇和社长夫人第一次谈话，画面再次被冰箱门把手分隔为两个部分，基宇在左，社长夫人在右。父亲基泽在送朴社长回家时，与朴社长尝试聊天时，原本是两个固定机位相互切换，变成其中一个机位移动到两人中间，导演再次利用前排座位做出了分隔画面，而此时因人物对话留白时朴社长位于画面右边。需要了解的文化背景是，韩国“以右为尊”。奉俊昊导演巧妙地运用构图构建深层关系的隐喻，让“阶级对立”的矛盾更加形象、立体化，这种阶级分隔所形成的类似“寄生虫”般微妙共生的关系，最终因为寄生者的“气味”越界而引爆。

三、色彩氛围

合理地运用色彩，能让影片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呈现更好的艺术效果，还能通过色彩及其自带的普遍性、差异性，传递给观众情感上的变化、突出影片想表达的色彩上的隐喻。《寄生虫》也运用了色彩的差异冲击观众的视觉，伴随着金基泽一家人这类底层群体的始终是灰暗的色调，而代表上层阶级的朴社长一家，却总是沐浴在暖黄色调的阳光里。整部影片在拍摄基泽一家时，多为暗绿色调和灰色调，室内外光线昏暗，显得原本就狭窄逼仄的环境更加压抑，地下室的潮湿或暴雨天的匆忙逃离，都如同微生物发霉腐化后的视觉观感，犹如“蟑螂”一般生存在潮湿阴暗的房间角落里［3］。而朴社长一家人，生活在宽敞明亮的豪宅中，家中每次人物出场，无论室内还是室外，人物都沐浴在阳光下，色调明亮且温暖。暗与亮的色彩反差，渲染出两个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电影通过这样强烈的色彩反差冲击观众的视觉，悄无声息地让观众感受到了这是被明暗色彩分隔的两个阶层。而在拍摄基泽一家人设计陷害前女管家的场景时，导演却一反之前所采用的暗绿色调，采用了明亮的光线和朴社长一家拍摄时相似的暖色调，优雅的弦乐和儿子基宇的旁白相配合，运用交叉蒙太奇剪辑的手法，一边呈现基泽在半地下室的家中和儿子的练习，另一边在社长夫人眼前真实上演，节奏明快，却更显荒诞。与此类似的，还有最后的杀人事件，除了情节本身戏剧荒诞之外，导演奉俊昊在视听语言上的运用也是产生这种效果的重要因素。杀人本该是黑暗中进行，无法见光的事。但正是阳光下的杀人，成为荒诞故事影像化的目标和成功关键。与事实形成有着强烈反差的色彩氛围，强烈反差的制造效果，让影片在最后的高潮中，在讽刺与震撼中升华主旨，让视听语言构建的隐喻体系更加完善。

四、结语

《寄生虫》是一部在故事情节、构图、色彩等方面将各种技巧都运用得炉火纯青，影片结构层次丰富却不乏味冗长的电影，作为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奖作品，影片出乎意外地在拥有艺术性同时也颇具趣味性，戛纳评委会主席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便说过“评委们一致通过，认为评选不仅仅关注电影的好与坏，也着重观影体验”，这也表示在电影中艺术和娱乐可以相互成就。电影选择关注边缘化人物，在众多社会题材中，选择社会阶层极端分化的上层和下层人物相对比，一个家庭代表一个阶层，抓住了底层人物的“恶”进行描述，以基泽一家人作为底层贪婪代表寄生于上层社会的朴社长一家发生的一系列荒诞又可悲的故事，揭露出面对欲望和追逐利益时的人性，展现出社会底层人物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窘迫与凄苦，在现实的基础上将情节用荒诞寓言的故事内核，再辅以视听中基本手法的运用，让电影拥有良好观影体验的同时，为电影中的隐喻体系建构增添不可缺少的部分，使电影的隐喻体系建构得更加自然，更好地传递了导演影片中更深的情感表达，更加突出地传达出对社会“极与极”分化的思考。视听语言对电影隐喻体系的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近段时间得到众多认可的《寄生虫》，便是用最实际的事实案例证实了视听语言的设计在电影的隐喻构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贺天润.浅谈电影《寄生虫》中的隐喻叙事与社会符码建构［J］.学周刊，2020（14）：187-188.

［2］焦旸.电影《寄生虫》的隐喻性解读［J］.名作欣赏，2020（05）：153-154.

［3］王律.《寄生虫》的视听语言分析与研究［J］.西部广播电视，2019（22）：135-136+196.

作者：廖紫塬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