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发展传统教育思想融入路径

摘要：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内涵深厚、源远流长，依然需要今天的教育研究者不断发现其现代价值，并运用到当代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本文探究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通识教育发展的意义，分析了当代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应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对通识教育的目标、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及课程设计中合作学习的设计三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1研究背景

通识教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美国博德学院教授帕卡德(A.S.Packard)首次提出了“通识教育”，称其为“一种general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1]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国内研究者开始批判、反思，逐渐由西方引入“通识教育”这一新的大学教育理念,认为大学所教授的不只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更要注重塑造学生的完整人格，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与时俱进、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代公民。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改革发展期，国内各院校对“通识教育”的研究与探索也进入新的阶段。一些研究型大学率先积极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和成功改革经验，开始聚焦通识教育的改革探索。

2传统教育思想融入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意义

21世纪以来，一些应用型大学在发展其本身应用型特色的同时，加快了对“通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但由于应用型大学的通识课程建设起步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较弱，相比研究型大学更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导致对通识课程的研究不够深入，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与专业课程的关系不够清晰等问题。因此，应用型大学发展通识教育，需要加强对通识教育理念的认识，建立更加合理的通识课程体系，并将通识教育的理念融入课程设计，真正发挥出通识教育培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作用。然而，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今天，许多应用型大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国际通识教育经验的研究，依据国外成功经验进行通识课程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识理念在国内院校的快速传播与发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日益暴露，如照搬西方理论而使师生片面接受通识理念，难以深刻理解其真正精神；又如以西方思想理论为主导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因此，要深入认识“通识”理念，需要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泥土中。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通识”理念也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教育思想也越来越被学者所重视。我国古代传统的大学教育，是以培养“通人”为旨，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与传授，发展心智与塑造人格的教育，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既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通识教育理论，也应继承和创新自身的教育传统。只有将民族优良教育传统与世界先进教育理念融会贯通，才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与持续发展。”[2]

3传统教育思想融入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路径探究

3.1和合思维——中国式公民教育

国内应用型大学由于他们的“应用型”定位，其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在能力方面多注重于对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品格方面强调要培养具有独立的精神与人格、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公民。然而由于大多应用型大学在通识教育师资配置及课程设置上不够合理，常常重视通识核心能力的发展而忽视了品格的培养，或将德育认为是思政课程的责任。而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独立人格及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更深入地将“公民教育”的理念融入通识教育理念。“公民教育”的概念本源自与西方，指“社会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渠道，将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内化为公民个体的内在素质，使公民形成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的教育过程。”[3]我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二是在国家、社会群体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中找到同一性。然而在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加之一些应用型高校因重视实践应用技能而陷入功利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容易偏向前者而忽视对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正确认识的培养，以及对公共文化认同的培养。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与要求能够把二者统一起来，更有利于创造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价值。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和合思维”对通识人才培养目标的品格培养提出了要求。一方面，修身治学的目的在于达到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和”。孔子要求君子在为人处世和治国理政方面要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并明确了修己的具体方法：“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修身养性”意味着在对待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目的在于通过个体道德的善来达成群体的善。“以天下为己任”，把为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是儒家的宏大抱负和人生追求。另一方面，“和”是在人际关系与群体行为中的准则。《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荀子》中有：“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和”为贯通天下之通则，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应用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此观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和合思维”是中国公民品格培养的重要来源，具有弥补当下通识教育偏重培养个人能力及独立人格的局限性。

3.2立礼成乐———中国式美感教育

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下，各应用型大学都逐渐意识到美育即美感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所谓美育，其基本价值主要体现在功能层面的“育人”指向。[4]美育的内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或“能力”，而是在人追求或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过程中的发展能力。作为一种伴随人的个体生命始终的“成人”教育活动，美育必定要通过特定的“审美”方式，向现实努力中的人们持续传导“成其为人”的生命发展自觉，持续完善人从现实生存领域面向精神高度发展、向生命深处发展的自我能力。[5]然而，目前大多数应用型大学由于专业设置比较集中、通识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教师及硬件配置不够全面等原因，导致美育进程缓慢，与通识教育整体发展不协调。一方面，许多大学简单地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通过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舞蹈教育等作为学校“美育”的实现，虽有助于学生对艺术的欣赏与理解，但将美育的方法途径混淆于美育的根本“育人”“成人”的目的，没有真正将美育的理念融入通识教育中；另一方面，各校开展的“艺术鉴赏”“欣赏”、各项艺术“实践训练”课程以及开展的各类艺术讲座、演出等，都缺乏系统性，“只是一种现成的知识教育系统的外部补充，而不是内在于人的发展的有机构成。”[5]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解决之道。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就有着较为系统的美育理念及实践。儒家推行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就是“礼乐教化”，王国维这样评价孔子：“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6]儒家倡导美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兼具道、德、仁、艺于一身的“君子”，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圣人人格，而其实施途径则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因此，儒家传统中的美育实际上成于两个方面，一是行为美育，一是艺术美育。一方面，所谓“成于礼”，是人在行礼的周旋揖让、进退升降之间感受到形式之美，从心理上获得对礼仪的认同。礼不单单是仪式，更是道德的表现，是理想人格的自觉呈现。“游于艺”则侧重于人在游艺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物我相融的愉悦，以及对自我价值和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获得的自由与超越之感。因此，美育需要在行为上，但不仅仅是技艺训练中培养，尤其应系统地渗透到通识教育的各种实践中，并深化“成人”理念的引导。另一方面，礼教之上，是乐教、艺术教育。乐所以成性，而成性亦修身也。音乐可以起到合人心、悦情感的作用，其他艺术形式也一样。而当这些艺术以课程形式呈现时，应具有系统性，与道德教育一致的合目的性。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的审美价值的前提下，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这既有利于深化对艺术及其育人目的的理解，也能够推动美育质量的提高。

3.3相观而善——中国式合作学习

友伴合作学习的方式在大学课堂中已成为重要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在应用型大学中，实践学习活动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方式，无论是探究式学习、项目制学习都要求学生小组之间的密切合作。目前，对合作学习的理论研究大多源于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如多元智能理论、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多伊奇的目标结构理论等。这些理论在国内的应用还不够完善，使得小组合作学习常常流于形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团队精神，但调研结果常常显示学生的满意度低，还难以达到在合作学习中提高个体学习效率的目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师生对合作学习的目标、过程及方法的认识。除了对现代学习科学的研究之外，我们仍应保持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不仅在我国古代教学实践中运用，如《论语》《孟子》中对讨论学习内容的记录，而且很早就有了理论上的总结。《学记》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学记》指出教学的目的是对行为的预防与改造，其方法有适时地启发、循序渐进以及相互观摩。“相观而善之谓摩”即指友伴间互相学习、模仿以改进自己的学习行为、提高学习效率叫做观摩，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合作学习。“相观而善”对合作方式的描述也符合现代神经科学研究中的镜像神经元理论，学生在共同学习的互动中通过对同伴行为的模仿而改变自己的认识及行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合作学习的研究还在合作重要性的阐释、对合作对象的关注以及合作目的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总结。首先，儒家教育思想阐明了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朱熹为之注释：“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从道理及品德方面阐明了与学友合作学习的目的和重要性。其次，《学记》中强调：“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习如果没有益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观摩，则知识闭塞难以发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更说明了向不同的友伴学习的重要性。这启发我们对学习合作伙伴的选取及小组的安排上应着重设计。大学通识课的授课对象通常来自不同专业，可将其组成“异质小组”，尽可能保障每个学习小组中的“领导者”能够成为“益友”，以及在小组中发挥不同专业的互补性。最后，“相观而善”的合作也点明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善之”，即通过合作学习改变行为。《论语•学而》有“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程子谓之“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论语•里仁》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朱熹注曰：“友直，则闻其过。”是否能通过观摩他人而“改过”，是合作学习的重要目的，因此，在小组合作学习时，不仅要考查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更应考查个人是否从合作对象的言行及思维方式中获得新的成长，并对其进行反思。

4结语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既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在根本理念和目的上与通识教育相互印证，又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特质及实践经验，对当代通识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探究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通识教育发展的意义，分析了当代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应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对通识教育的目标、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及课程设计中合作学习的设计三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期望能对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张慧洁,孙中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综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81.

[2]张亚群.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现代价值[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1):153.

[3]蔡晓良,吴智灵.论公民意识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思想教育研究,2010(17):56.

[4]余开亮.儒家伦理———政治美学与当代美育理论的建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83.

[5]王德胜.学校美育的三个难点与三重关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3.

[6]俞玉滋,张援.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15.

作者：李安婕 单位：西安欧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