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视角下媒介素养演进

一、媒介素养综述

(一)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这一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学者们认为需要提升受众的文化素养来区分电影中的流行与庸俗。在文化研究学派的重镇英国，精英们一开始对于大众媒介所营造的“平民”文化不屑一顾，当时的媒介素养指将精英文化凌驾于大众文化之上的一种“免疫”(immunity)的优越感，常指称文化素养。但之后大众传媒的发展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与控制，受众在媒介接触过程中对媒介的批判能力和抵制媒介控制的能力被认为是媒介素养培养的核心。因此，这一阶段的媒介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甄别媒介中的虚假信息以及对媒介的负面效应的批判上。进入到第三代移动通信时代之后，媒介素养的外延不断拓展，网络传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成熟的模式、精良的内容俘获了大量受众的芳心，从而开启了媒介素养的另一种研究范式:双向互动的网络模式改变了传受关系，受众开始变成传者，开启了从娱乐到政治等多个领域的赋权(empowering)与参与(participating)模式。媒介使用权的下移给媒介素养研究带来了新内涵，数字思考力、网络信息使用与批判等能力成为了媒介素养的新内容。媒介素养培养范式先后经历了“免疫—甄别—批判—赋权”①的演进过程。

(二)融合视角

现代通信业和传播学的发展都受益于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这位信息论的创始人对信息的概念加以简化，用“比特”作为衡量信息的单位，并提出了“信息熵”的重要概念，开启了当时的通信业、密码业以及后世的信息产业的华章。随着我们逐渐逼近香农定理的极限，网络上行和下行的速率持续提升，信噪比不断提高，融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优势的电信传播模型更加契合罗杰斯提出的“创新的扩散”假设，充分考虑了个体在使用媒介中的互动过程和参与体验，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美国从1996年《电信法》颁布伊始就开始了网络融合实践。法律的保障和美国通信行业协会(FCC)的自律使得电信运营商和广电运营商得以双向进入。英国政府于1997年做出政策性的决定，逐步取消对公众电信运营商经营广播电视业务的限制。日本也在管理体制上实现了电信与广电监管的融合。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媒体融合也在加速，传统媒体也从内容提供商(CP)向综合性信息服务商(ISP)转变。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的四张5G商用牌照不仅授予了三大电信运营商，也授予了广播电视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与广电运营商的界限进一步模糊，随着国内网络融合、融媒体建设的制度性掣肘进一步消除，相信融合推进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在5G技术规模化商用之际，移动通信网与广播电视网的双向融合向纵深拓展，社交媒体、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成了电信业务的增值服务内容，融合的范畴更为宽广。既然媒介素养的底层技术发生了嬗变，诞生于大众传播时期的媒介素养研究必然需要更新。对于媒介素养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通信与传播的融合框架之下，才可以认识其深刻内涵。

二、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历程

197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个移动蜂窝电话系统并于1982年正式商用，标志着第一代(1G)移动通信系统正式出现②。由于设计以模拟技术为基础且采用了频分多址(FDMA)的调制方式，1G移动通信只能传输语音，不仅不能提供数据业务，甚至无法支持漫游服务，而且通话保密性差。随着数字通信技术逐渐发展并替代模拟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以时分多址(TDMA)技术为核心技术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2G)横空出世。尽管传输速率依然很低，而且网络不稳定，但是相比于1G通信，2G通信带来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语音通话质量高，短信(textmessage)所带来的能指“狂欢”也无以复加。同时，具有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网络制式更是让全球移动漫游成为了可能。由于2G无法承载高数据速率的移动多媒体业务，面对新频谱、新标准、更快数据传输的需求，以码分多址(CDMA)技术为代表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应运而生。国际电信联盟(ITU)于2000年5月确定WCDMA、CDMA2000、TD-SCDMA三大主流无线接口标准。在3G通信标准中，CDMA是一种广为普及且声名显赫的标准，三大通信技术都碰触到了CD-MA的底层专利技术，从而造就了3G时代的最大赢家———CDMA专利拥有者高通公司。CDMA作为一种扩频多址数字式通信技术，多路信号只占用一条信道，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带宽使用率，传输速率也大大提升。从3G时代开始，通信速率的提升也直接导致了实时图片传播的普及，而智能手机的出现则为3G插上了翱翔的翅膀。但遗憾的是，高速率数据传输，尤其是高清视频传输在3G通信中依然无法实现。因此，还在3G研发和应用的进程中，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已经开始酝酿，科学家们继续着对高速率和高质量数据传输的追求。相比3G时代较为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占据优势的市场份额，4G通信标准的称谓稍显复杂。国际电信联盟将4G称之为IMT-Advanced技术，也有的将其称之为B3G、BeyondIMT-2000，技术标准有LTE、LTE-Advanced(含TD-LTE-Advanced和FDD-LTE-Advanced)、WirelessMAN-Ad-vanced、WiMAX等。尽管术语复杂，但是4G一般指的是基于正交频分复用多收发天线(OFDM-MIMO)技术和空分多址(SDMA)技术的通信过程，其传输容量更大、速率更快。从4G时代开始网民也正式从文字语音传播时代进化到了视频传播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主导制定的TD-LTE-Ad-vanced于2012年正式成为IMT-Advanced国际标准，从而实现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的承诺，向通信强国迈进。从第一代到第四代通信技术，我们一直在对技术和标准进行更新、升级和加工，因而在通信技术的代际更迭中，“演进”是被提及最多的单词。但是，在4G向5G的过渡中，是继续演进(evolution)还是开创革命(revolution)，在学界和业界则有争议。客观了解5G技术本身以及其衍生影响才是理性态度。5G网络已成功在28千兆赫(GHz)波段下达到了1Gbps的传输速率，相比之下，当前第四代长期演进(4GLTE)服务的传输速率仅为75Mbps。5G传输速率可以比4G快100倍，轻松看3D或4K电影。除了更快的网速，高可靠、低时延、低能耗、大连接是5G网络更形象的注解。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一般可以接受140毫秒的时延，但5G对于时延的最低要求则是1毫秒或者更低，这样就使得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变成可能。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技术构建的环境机制，可以改变或重组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工作模式与教育模式。④5G的通信技术加上日趋成熟的大数据及物联网技术，将会使人与人的通信转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实时泛在连接，刷新了自古登堡印刷术问世以来的时间观与空间观，永远“在线”“在场”，如此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显然不仅仅会对通信行业的上中下游带来改变，它形塑的应该是整个经济业态与社会关系。

三、融合视角下的媒介素养内涵嬗变

从通信、网络与新闻传播融合的大视角来看媒介素养，我们发现，1G到4G时代的媒介素养基本上是围绕了“物质世界信息化”来展开的，人们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方式来编码物质世界。受众从被媒介这个“魔弹”一击即中的机械对象演变成了技术赋权下书写各种能指符号的主体。而5G时代的媒介素养则重点转向了“信息世界物质化”;人工智能在沉寂了30年后重新成为显学。蕴含了人、机、物的5G使得当代媒介素养不仅界定困难，教育实践起来也更复杂。因此，从融合的视角来梳理、审视媒介素养，将为当下媒介素养实践提供理论指引。

(一)1G、2G时代的媒介素养:培养(formation)1G和2G时代的通信以语音为主，几乎没有数据交换，因此可以被理解成文本语音传播时代。“地球村(Globalvil-lage)”还是麦克卢汉笔下天马行空的想象。媒介素养在这一时期是一种渐进式的启蒙培养(formation)，这种媒介素养培养有点类似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扫盲运动。尽管广播、电视和电话依然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重要介质，但人们开始热衷于进网络聊天室，兴奋地与别人分享网名，在“赛博”空间中尽情释放自我。

(二)3G时代的媒介素养:涵养(cultivation)3G时代的语音通信开始向融合图片、视频的多媒体传播演进，图片传播的大幕拉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3G时代的图片像素既不是高清，也谈不上生动。但在当时，图片符号经由手机传播带来的冲击力是无以复加的。3G时代智能手机的出现催生了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又促进了受众个性化传播，受众个性的释放则赋予了符号更丰富的意指，受众传者化的倾向愈发明显。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需要教会受众作为接受者如何使用媒介，更需要涵化(cultivate)受众作为传播者把关和多级传播的能力。

(三)4G时代的媒介素养:素养(literacy)得益于传输速率与通信技术的进步，4G时代拥有了文字、图片、视频一体化的多模态传播效果。数据量激增的负面效果是人们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受困于“信息茧房”。在知识、信息乃至媒介技术本身都快速迭代的时代，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都日益媒介化。媒介和技术一起，消解了物理空间的区隔，填充了受众除了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导致了“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媒介化伴随着泛在化、碎片化、娱乐化，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在4G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学习，更需要在提升媒介素养(literacy)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学习，培养网络理性，避免“网络谣言”和“后真相事件”。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多年的网络涵化，4G时代网民的网络理性、媒介管理和甄别能力加强，媒介素养的提升呈现出“自发”态势。

(四)5G时代的媒介素养:修养(culture)如果说4G时代的受众媒介素养尚属“自发”的行为，5G时代的受众媒介素养则会显现出“自为”的态势。因为5G技术将是像电力技术一样的通用技术，而且由于5G采用“微基站”模式，“泛在”感会更强，永远“在线”“在场”的无缝连接使得我们迅速进入了以用户为主的公共传播时代。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物物可作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将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一种教养和修养(culture)，用户通过“参与”媒介来实现理性公民的目标。

四、5G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模式

(一)“三位一体”模式

5G时代的媒介素养蕴含技术素养、符号素养与情感素养于一体。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与低延时的5G技术一起催生了革命性的聚合效应，受众的用户体验突破了瓶颈，更多的情感需求被数据发掘出来，人们对于语言、符号、机器的使用、理解和共生的能力都被纳入媒介素养的研究领域。

1．技术素养

技术革新一直是通信演进的重要力量，媒介技术也一直是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广泛认可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再建构。传播技术改变的不仅是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必然带来更深层面的变革。技术媒介素养作为当代人的基本素养，就好比读写能力(literacy)一样，成为必修课。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3年的“媒体和信息素养(mediaandinformationLiteracy)”评估框架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居民都需要和理解媒体和信息供应者的规则，以发挥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了解更多来自虚拟世界的机会和威胁，学会管理资源。”⑤在PC时代，人类实现了数字化，通过PC机连接上互联网之后可以实现传播;在3G时代，人类实现了网络化，但在传播大容量视频的时候人们主要依赖Wi-Fi;在5G时代，人类将实现智能化，借助人工智能的认知工具，跨越多屏不同媒介形式的整合传播生态得以建构，全息媒体变得可能，受众可以从微观与宏观、真实与虚拟、单模和多模等多个技术维度来强化传播效果。

2．符号素养

“符号”是符号学的基本概念，被认为是最小的意义单位。纵观电信传播的融合历史，超越语言范畴的符号始终是人们互动的基础，符号素养因此也构成了媒介素养的重要一环。互联网的聚合效应促进了个性的释放，个性的释放又给予多模态符号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传播符号日益呈现出“立体、分众、多元”的趋势。从符号生成的角度来看，数字媒介素养将演进成基于计算思维的一种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basedoncomputationalthinking)。媒介符号素养将和穿衣吃饭一样关乎教养，成为基本素质，成为现代文明交往中的一种基本礼仪。在5G传播模型中，5G技术可以与不同需求耦合产生了更丰富的使用场景，大量的“语言－非语言(verbal-nonver-bal)”多模态符号组合借助全效媒体生产了更佳的用户体验。

3．情感素养

现代传播重视双向交流，无处不在的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网络进一步刺激了个体的情感需求。根据彭兰的研究，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主要是关注传统媒体或网络1．0时代的媒介素养，较少涉及社会化媒体对媒介素养提出的新挑战”⑥。随着5G时代的到来，受众传者化和公共传播的概念日益凸显，传统人际关系衍生成了“人－媒介－人”的三角关系，其中，个人的心理定位和社会角色等都在被重构。全员受众通过全程媒体实时获取信息并宣泄情感来实现情感诉求。但是遗憾的是，网络并非万能灵药。“抖音”“快手”等网络群体狂欢没有掩盖个体的数字化孤独和人际交往的情感性危机，也不能掩盖人本观念淡薄，情感素养亟需增强的事实。个体情感素养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在媒介上的表现，所以许多发达国家都给予了媒介情感素养高度重视，将其列入教育序列。在以往的经验中，我们通常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本土化动力不足，实施可行力差。更要命的是，在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刚有起色之际，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又扑面而来。我们需要坚持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将“技术、符号与情感”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三位一体”融合模式，“三位一体”模式在媒介素养教育的“三位一体”融合模式中，提高受众的技术素养是前提，学习符号的正确理性使用是手段，但是提升情感素养才是目的。三种素养尽管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人们对于媒介公共领域的尊重和呵护，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充盈着理性精神。大量针对K12(6－17岁)年龄段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侧重于引导儿童如何使用数字媒介来助力移动学习。技术赋权的意义固然重大，但是对用户情感诉求的深刻关注，提升对媒介的使用能力、甄别能力和批判能力更应该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初心所在。

(二)分级教育模式

沿着“三位一体”融合模式继续思考，就是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策略。考虑到我国国情以及教育的循序性，媒介素养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坚持分级模式。分级模式有两层意思:一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需循序渐进，二是提升媒介素养的对象需分层分级。

1．1G、2G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

引导用户认知媒介，理解媒介的基本原理，学会抵制媒介的负面影响，初步实现对媒介的“免疫力”。值得一提的是，1G版本并未过时，只是现在需要提升媒介素养的用户日益低龄化。我们需要加强学前儿童的媒介素养研究和教育模式研究。与其视媒介为“洪水猛兽”，倒不如研发“疫苗”，多方协作构建科学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培养网民对媒介的理性态度。

2．3G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理解的基础上锻炼对媒介的利用能力，尤其需要提升基于泛在媒介和移动媒介的学习和工作能力。由于缺乏针对性的课程，当代大学生在媒介行为管理和媒介创新素养等方面表现不佳。但我们相信，随着线上线下一体化教育(O2O)、慕课(MOOCs)、教育云(Educationcloud)等实践，我们的媒介利用能力还将深化。

3．4G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

学会客观分析媒介，对泛在媒体内容理性批评，更加从容地应对媒介。随着社会化媒体向纵深发展，传播的性质已经从广播变成了窄播，分众用户直接接触高信度信源变得可能，用户既要生产内容，又要甄别内容;既要学习适应媒介，又要学习批评媒介，避免“娱乐至死”和“信息茧房”的发生。

4．5G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物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大到人际关系链，小到生活习惯，数据将建构我们每一个主体。使用数据的受众在5G时代的主体性地位非常重要。5G时代的媒介应该更加数据化、可视化、智能化，人、社会和媒介之间的界限会进一步模糊，提升媒介也就是自我提升，人在媒介中“美人之美”、人与媒介“美美与共”的和谐场景可期。个体在使用媒介技术传播符号的同时，亦收获了情感回报。从1G到5G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从传播内容分析走向传播主体的情感分析，我们需要对标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尽快出台符合我们国情的媒介素养评价量表和分级教育方案，媒介主管部门需要会同教育部门尽快将其融入进我国现有的国民教育序列框架之中，使之成为提升我们信息能力，缩小“数字鸿沟”的有力利器。

(三)融合模式

1．全球模式与在地经验的融合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⑦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非原生网民，移动互联网话语权群体逐渐形成了弹幕文化、次元文化等亚文化类型，网络语词层出不穷，网络舆论来势汹汹，成为社会舆论的助推器。“喉舌”模式与回应社会舆论满足受众需求的模式一起组成了混合传播模式，构建了中国特殊的媒介价值取向。特殊的媒介价值观规定了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将全球模式与在地经验进行融合。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不能机械模仿北美模式，坚持强调媒介实用主义，也不能简单学习欧洲模式，过分重视媒介赋权批判精神。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尊重现实，既借鉴全球模式，亦考虑在地经验。在媒介素养的分级教育模式中，首先需要提升媒介素养的当属直接内容人员，也是广大用户最重要的信源———媒体从业者(1．0对象)。在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多元化的“地球村”里，如何有效地遏制谣言，媒体信源的权威非常关键。媒介素养教育的2．0对象是各级意见领袖。在数字化时代，人们使用微博、微信等媒介寻找归属，宣泄情感。在这当中，从娱乐明星到知名学者的各级意见领袖对广大网民的影响颇为重要。这些对其粉丝有重要影响力的、“类媒体”的意见领袖的微博和微信既是私器，亦是公器，其使用者亟需提升媒介素养。3．0对象是优先和较常使用媒介的各类窗口工作人员，如新闻发言人、电子政务者等。相比于宽泛的媒体报道，这些人的言行更关乎老百姓的直接利益，因而更容易引发选择性解码和对抗性解码。4．0对象则是所有人。随着传受关系日益模糊，人人都是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小蝴蝶引发的热带雨林大效应的案例并非罕见。可以说，人人时时需要有素养，网络处处需要有修养。

2．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融合

传播学的发展理论强调大众媒介对国家的贡献，人们希望媒介能够加速实现后发信息国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媒介，社会转型是不可忽视的背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使我国受众需求日益多元化，并且消费时代的受众对媒介的心理期待升值。在社会转型的语境下，媒体如何做到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正确引导社会观念、塑造良好社会氛围变得十分重要。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设想用户需要什么样的媒介素养教育，不能及时更新和不接地气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常常导致传播效果欠佳，对于媒介技术的表面化应用更不能有效回应用户的情感诉求。鉴于此，我们既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情况，也需要尊重用户的情感诉求，媒介素养教育必须翻转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要引入在基于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供模式，强化情感语义研究技术，对用户生产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实时关注和回应，提升媒介受众的情感素养。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化发挥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电信技术的革新丰富了媒介符号的表达，随着主体性的发展，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的情感诉求也愈发重要。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一个不断求索的动态过程。我们对媒介的理解以及媒介化社会的发展程度深刻影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只有沿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融合通信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内涵，尊重教育规律，实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分级推进，才可以真正提高我们在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全媒体时代之媒介素养。

作者：李炜炜 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