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筑融入城市的集成设计

本文作者：韩冬青 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3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和地方经济快速增长，民众步入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也越加强烈。近年来，这种日渐旺盛的文化需求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实力支持下，已经并正在强劲促动着城市文化设施的急速发展。继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开启当代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大幕，各地文化建筑(中心)正雨后春笋般萌发争艳。观念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践的方向。在取得宝贵经验的同时，规划和建筑领域有必要就这场大规模实践所触碰的许多问题进行梳理和思考。

1融入城市，催化地区活力

文化建筑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地方文化资源汇集和展示的平台、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的媒介，更是城市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场所。文化建筑的选址和布局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联性对于城市活力塑造及其自身的利用效率具有双重影响。

1.1集中或分散，各得其所

文化设施包括观演、博览、科教、群艺等类型。不同的功能类型体现了多元的文化属性和不同的服务对象，其分布策略大致可分为集中和分散两种基本倾向。首先，从共时维度看，集中与分散的选择在宏观上与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形态相联系，在微观上与其周边的地段环境相关联。长期以来，城市规划编制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布局基本上采取分级配置。城市规模越大，梯级差异就越明显。另一方面，土地利用规划仍然基于城市功能分区布局的理念。梯级与分区是城市文化设施趋于集中布局的重要缘由。从历时维度看，城市既有文化设施的区位分布状态必然会影响新建设施的选址，而城市空间发展的态势又构成对新建文化设施布局的牵引。

从总体看，我国大部分城市几十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文化设施长期不足的欠账现象。这种普遍的饥渴状态一旦遇到城市大规模扩张的机遇，就很可能产生新城区文化设施的时空集聚现象。而政府主导的这种公共设施的集聚建设也被寄予快速拉动城市空间拓展的厚望。其二，从建设成效看，集中或分散都各有利弊。集中模式显然有利于整合资源，互补共融，吸引关注，从而有可能快速而完整地展现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成效。但也有可能导致文化集聚区的服务半径过大，尤其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超长的距离会产生客观上的服务不均衡。空间上的过度集中也会导致不同属性的文化建筑遭遇统一还是多样的矛盾，并由于惯常的“一步到位”的诉求而失去随机调节应变的机会。分散布局因其相对的灵活性而易于融入并带动所处地段的土地价值和环境活力，便于适时适地的改造和扩建，也有利于各自充分展现其个性特征。但分散布局难以形成彼此间的互补和呼应，同时也相对难以构成宏大的影响力。

上述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设施的分布格局受到多种时空因素的影响。从空间格局上看，城市规模及其整体形态特征具有关键性作用。随着城市规模的生长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核形态。而这类城市往往也相对地拥有更多的既有文化设施。因此，其城市级文化设施的布局应当表现为既有文化设施的提升和补缺。由此有可能采用不同文化主题及建筑类型相对分散的分布策略，这也有利于服务区域的均好性。例如，南京主城区的文化设施就是在不同时期既有文化建筑利用的基础上，新建图书馆和美术馆沿长江路采用了相近但不集中的分布策略(图1)。由于大城市各类文化设施建设标准的规模计划和功能配置相对完善，因此其公益性文化建筑不同类型之间的空间集中带来的集约效应并不明显。借助城市轨道交通等捷运系统，不同文化设施之间以及文化设施与住区之间将可能形成新的网络体系。相反，在中小型城市，由于规模和距离的相对压缩，其公益性文化设施的相对集中显然具有更大的功能互补、设施共享、空间共融、服务增值、成本节约等优势。尤其是广大的县市城镇，这种集中布局更可以进一步表现为典型的文化建筑综合体模式。作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四川绵竹市文化中心即是以综合体的形态实现了多馆一体的文化服务集中场所(图2)。

1.2整合联动，促进活力

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置身于更大的功能体系和空间结构之中。在城市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与转型的过程中，与土地资源的混合使用相呼应，文化设施与相关公共设施及产业的联动将获得效率的倍增，并因鼓励城市公共活动的交融而促进地段环境的持续活力。深圳市蔡屋围中心区的城市更新规划以深圳大剧院为核心，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文化设施与以创意设计为主题的文化产业空间形成连续或相邻的街区结构，通过有序的混合创建出融休闲和生产于一体的新型文化交流中心(图3)[1]。文化设施的布局与城市绿地、商业、交通等其他公共设施的整合正在创造出新的形态活力。山西临汾市即将新建的博物馆、图书馆与汾河滨河绿地进行整合规划，在提升景观绿地环境活力的同时，也有利于文化设施的有效利用(图4)。天津文化中心的整体设计在地面上下部空间利用、轨道交通的换乘接驳、道路下沉留出地面开放空间等方面都呈现出精细的整合联动形态[2]。文化设施在城市功能空间及形态尺度层面上的一体化建构体现了其回归城市生活的健康取向。这种整体思维凸显出文化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密切的关联性，从而对建筑师提出了更为宏观的思考视野和更加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

2注重策划，强化内容建设

与一般建筑类型相比，文化设施的建设往往被赋予更高的文化象征意义，而文化类建筑的设计也相对具有更多的主观灵活性。在当代资讯的快速交互和建筑思潮求新求变的多元化时代背景下，国内近年来新建的文化建筑在整体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绚丽风貌。设计领域从环境设计、外部造型、建筑材料到室内空间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念探索和方法创新的激情。而新的创作理念客观上也带来了设计和建造技术的不断突破。但在形式创新的热情之外，对内涵及内容建设的拷问和探索依然面临挑战。一些项目建成后难以正常使用，华丽的外表掩饰着空洞的内容，显然，内容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关注。而当代文化设施的内容建设已经步入一个多学科专业共同参与、彼此互动整合的时代。

2.1因地制宜，策划先行

项目策划是工程建设的首要环节。从项目选址、土地利用策略到功能构成及规模，从建设资金投入和程序计划到后期使用维护都是项目策划的必备内容。完整的项目策划对文化设施设计和建设的科学合理性具有前提性的影响，对于集中建设的大规模文化项目尤为如此。从近年来国内文化中心类项目的实践状况看，如下几种现象值得在策划过程中深入观察和探讨。

其一是土地的混合利用模式。基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地区活力的塑造，一些综合类文化项目正在尝试与城市商业服务功能的结合。天津文化中心采用了在地段内部，各文化建筑与商业建筑以街区地块为单元相邻布局的策略。[2]常州文化中心则采用了地上文化综合体，地下商业设施的垂直分区策略。两种模式都有助于地区活力的提升，而前者更有利于不同投资主体建设诉求的实现，后者则更适合鼓励和吸纳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1)。

其二是文化服务功能的兼容与整合。不同文化类型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功能与空间集约化组织的可能性，例如博物馆与图书馆项目中用于学术交流的报告厅可以合并成组，群艺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的各类培训单元和多功能活动大厅可以彼此兼用。这种具有兼容性特征的空间集约利用方式不仅带来设计策略的调整，客观上也将挑战部门纵向管理的传统，并需要整合后期的物业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施整合以功能和空间的兼容性为前提，其集约效率往往与项目规模的增加成反比。

因此，其更适合用于较小规模的综合性文化设施。其三是资金投入计划。基于科学策划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基本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那种方案阶段猛拼造型，设计后期因造价约束而被动地因陋就简的状况必然会使项目陷入窘境。由于公益性文化设施更多地是由政府投入，而文化建筑在形态设计上也具有更加灵活丰富的可能性，因此，建设费用和后期营运的费用对于文化建筑物质空间形态设计的约束力就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2.2功能为本，塑造场所

建筑的存在首先是因为使用的需求，文化建筑亦不例外。文化建筑的历史演进总是伴随着对行为需求的理解及其应对策略的变革。所谓功能形态正是对建筑中人的使用需求的研究和表述。观演关系的不同类型导致不同的厅堂空间形态；博物馆从单一的收藏转向展示，进而发展为一种参与式体验，由此推动了其空间格局的根本转型。辅助性空间与主体功能空间应当保持恰当的尺度平衡和连续秩序。尽管文化建筑中公共空间的塑造具有服务、交往、仪典等多重意义，也是设计意趣表达的重要环节，但那种尺度过于宏大的门厅大堂并不足取。与基本需求相对应的主体功能空间的持续研究和设计塑造是文化建筑设计中最为关键的内在着力点。文化建筑核心空间的形态总是跟随着文化观念的演变、使用者行为心理需求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例如，图书馆中藏阅关系的变革带来了开放式书库和开架阅览的新形态。而20世纪初在北美被率先引入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更是催动了图书馆新一代空间形态的诞生。深圳图书馆是我国较早采用RFID技术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其最大限度的空间开放性完全突破了图书阅览空间的传统并联模式，为读者创造了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机会(图5)。

另一方面，核心功能的设计合理性应当建立在因地制宜的观念基础上，不必一味追求最高配置，或所谓的几十年不落后。剧院观演设施的空间形态及舞台设备应与地方最普遍的典型表演形式相适宜，并非一定是主台加后台，车台、转台加升降台。一些建成剧院的舞台设备长期闲置，既占据空间，又难以持续维护，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项目完整策划的重要性，适宜的才是最好的。寓教于乐的文化体验旅程是文化建筑的本质内涵，这种连续的体验经由系统的场所营造而达成。我国许多地区的古代场院戏台和茶馆书场等传统文化设施在场所感的塑造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场所营造突破了狭义的建筑物体概念，而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这种特定的场所与地方的气候特征相适宜，根植于地方的人文习俗，并融于日常的市镇景观和市井生活之中。场所营造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对具体人群的充分尊重和关怀。在宁波帮博物馆的设计中，风、光、庭、廊，室外与室内，空间与设施，构成一种连续交互的人文体验，处处体现出对使用者行为心理的理解、支持和引导［3］。当代美术馆中出现的互动式行为艺术，科技馆中的参与式活动空间和基于多媒体电子技术的触摸交互展示方式展现了文化建筑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理念的新的发展取向。文化设施不应只是一个个封闭黑盒子的排列组合，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景观的标志或威武宏大的仪典，更应该成为鼓励和引导民众进入并参与活力再造的生机勃勃的公民场所。

3走向整合的集成设计

由于特定的文化属性和相对复杂的功能空间构成，文化建筑往往也具有突出的技术复杂性，其建筑设计、结构技术与设备技术乃至施工组织的协配关系也就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现代以来，不断进步的科技力量和日益强劲的经济基础几乎使得所有的奇思妙想都可以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建造，但也可能由此助长一种违背科学理性甚至矫揉造作的设计风气。这种虚华习气往往假借文化之名，因此就更需要警惕。价值观的判断和理性的方法思维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建筑形态的有机性，不仅包含建筑与环境、形式与功能的统一，也包含了形体空间系统与结构设备系统的有机整合。建筑史中那些闪耀着人文光辉与科技创意的不朽经典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技术绝不只是简单的配合角色，需求引导下的技术创意往往成为推动建筑创新的不竭动力。反之，所谓奇观造型一旦缺失了技术逻辑，就难以掩饰其内部结构的混乱和尴尬。在建筑面临越来越复杂的人文和科技拷问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接受一种基于目标整合的系统集成思想。设计方法论学者乔治•埃尔文(GeorgeElvin)在其《建筑的集成实践》(IntegratedPracticeinArchitecture)一书中提出了工程规划设计中整体、联系、共享、连续、适应等集成原则，为建筑的集成设计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方法。笔者以为，建筑以空间需求为目标，而功能、结构、设备、陈设也都以其自身的系统网络特性表现为不同的空间占据方式和建构方式。因此，可以认为空间是建筑内部诸系统彼此支持和协调的基本集成平台。这种集成设计思想及其策略同样可以运用于地段环境的连续整合，其实质是经由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而实现环境和谐和资源节约。集成设计不仅表现为内部诸元素通过紧密的整合和交互而达到系统功能倍增的状态，同时也意味着相关专业工种之间传统的线性设计过程转变为一种网络化的交互过程。例如，我国博物馆设计中建筑设计与展陈设计长期习惯于传统的前后交接程序。一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建筑设计甚至是在对藏品不甚了解的前提下就已启动，土建施工的同时才开始展陈设计。这种程序模式必然导致建筑空间设计与展陈格局的冲突与矛盾。建筑空间设计应以展陈目标为前提，而展陈设计的实质是以人与展品的最佳体验为意旨的空间深化设计过程。唯有通过建筑与展陈专业的综合集成过程，才有可能最终形成展品与观众两相适宜的整体展示环境。专业互动与集成是未来文化建筑设计组织整合的重要方向。

作为城市物质和精神文明进程的突出表征，文化建筑的物质构成的复杂度及其建设和维护费用都明显高于一般建筑，其与生俱来的公共性常使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积极且健康的文化建筑设计理念与方法因此具有更为突出的示范意义。文化设施从规划布局到建筑设计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和套路，而是要根植于具体的环境和需求。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城市规模和形态的差异、历史文化的特色、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具体的建设和运营策略等因素相互交织，决定了文化建筑设计和建设的多元路径及表现形态。从封闭的单一设施转换为城市功能结构中的开放环节，从华丽的造型走向关怀公众的场所环境，从狭义的工程设计拓展到连续的全过程整合，文化建筑的内涵和外延都正在经历新的洗礼并将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