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历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王宏志的《洪承畴传》修订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洪承畴是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为他写传,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读者了解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了解他在明清之交真实的历史地位,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洪承畴本是明王朝的重臣,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但在松锦战役中,洪承畴受明兵部尚书陈新甲掣肘,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思路;加上那时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崇祯帝也不可能给洪承畴以必要的支持,导致松锦战役失败,他自己也被清军所俘。经过清最高统治者皇太极的劝降,以及洪承畴的审时度势,他最后投降了清朝,为清朝统一中国出谋划策,参与清朝中央佐理机务,在招抚江南、避免江南百姓生灵涂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劝降郑芝龙、得以顺利进军福建时,被誉为“开清第一功”。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洪承畴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重臣,是从镇压农民起义军发家的,不值得称颂;而他降清以后,成为清初的开国功臣,在促进清朝统

一、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却是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是应该肯定的。

《洪承畴传》在对洪承畴降清、为多尔衮献策,以及佐理机务、于国家安抚江南等进行认真分析之后,认为洪承畴之所以一直受到非议,是因为有些论者受的影响,总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视为胡、夷、异族,一旦由他们入主中原,就说中国是亡国。加上清军入关实行过民族压迫政策,增加了民族间的对立。这就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以清代明,引起汉族百姓、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巨大不满的原因。可以说,在汉族人里的反满情绪从清初到清末自始至终没有间断过。从清初士人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反清情绪到创立天地会等反清组织,沿续了200多年。从清中叶以后直到晚清,不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最初都还打着反满旗号。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历史人物的洪承畴始终是主要攻击目标。他们一方面对洪承畴在清初的作用加以拔高,如有些论者就认为洪承畴是清朝入主中原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洪承畴,清朝就站不住脚,明朝就不会灭亡,把以清代明完全看成是洪承畴的个人因素。而拔高的目的是为了加重洪承畴的“汉奸”罪名。另一方面,由于反清复明的力量中,士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历史著作、特别是文学著作,通过小说、笔记,以至戏剧,大肆讨伐洪承畴,直到当代一些文学著作中描绘叛徒、汉奸时,还以洪某某为名,影射洪承畴。这样一来,洪承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汉奸”,遭受万世骂名。

由于历史人们对洪承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偏见,要纠正这样沉积多年的历史是非,就不是几篇文章和阐明几个论点就能让人改变看法的。而是要通过大量的史料,把这些材料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研究,从中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洪承畴传》正是这样,在搜集、整理大量史料的同时,对洪承畴所经历的每个历史阶段、历史细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排比;对洪承畴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得出了洪承畴是一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的结论。从宏观史学看,作者立足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评价历史人物也应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把满族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员之一,把清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洪承畴弃明事清和历代王朝的建立一样,新王朝缔造者一般都争取大量的旧王朝的官吏到新王朝任职,这可以起到对旧王朝的瓦解作用,以及解决新王朝的官源不足的困难。所以,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有大批旧王朝官吏到新王朝任职,几乎没有例外,甚至包括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新中国建立时,都有大批官员是来自旧政权。不少旧朝代、旧时期的官员在新朝代、新时期起着安邦定国的作用,他们是历史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洪承畴当然也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

正因为《洪承畴传》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一改几百年来世俗观点对洪承畴的谩骂和贬评,给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才受到读者普遍好评。《洪承畴传》出版后,连续印刷多次就可以说明。可以说《洪承畴传》的出版是用历史事实奠定了洪承畴历史功过的基础,贬斥洪承畴的人仍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否定书中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同时,《洪承畴传》的出版,也为今后研究洪承畴提供了一条思路。作为一本传记著作,我以为《洪承畴传》写得是比较成功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曾欣然为此书题名。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看了此书之后,给作者写信说,作者“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肯定“这是一部可以改变世俗观点的著作”。《洪承畴传》出版几年后,作者又掌握了许多新的史料,对全书进行较多的修订,并配了许多插图,图文并茂。由于材料丰富,文字晓畅,情节生动,此书具有很大的可读性。我相信,本书的再版,定会受到读者更广泛的欢迎。评

第2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四、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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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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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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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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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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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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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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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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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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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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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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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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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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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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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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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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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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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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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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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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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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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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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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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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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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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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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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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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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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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能在近代中国学研究领域出其右。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其门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去认识他的中国史观，通过对他的研究，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

和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一样，费正清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他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1](p12)他的历史观主要受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派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理论。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未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费正清即属此类。费正清虽曾援引了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也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2](p55)“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3](p25)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在费正清看来，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4](p432)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

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p8)19世纪强大的西方侵略者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5](p143)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19世纪以前，面对东方这个国力强盛的宗主大国，西方出于无耐，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以贸易作为与中国交往的手段。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华文化，大多数传教士在震惊之余，油然而生敬佩。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转转，会通之路没有打通。中国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明末清初，“康乾盛世”，东西方相互学习、相互倾慕的会通时代终未为中国人所把握。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体制以及中国人的优越感遮挡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之际，中国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以至僵死。

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世界的中心转移了。

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敏锐的、独到的。我们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费正清比很多中国人本身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在费正清与邓嗣禹1954年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费正清对这一模式作了叙述。他写道：“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6](p1)

二

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发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比较深刻的认识之上的。

19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也是最痛苦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不单是王朝的顺延面临危机，而且引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面临着来自西方现代工业革命的冲击；在文化领域，西方的科学、教育、宗教、伦理、哲学等等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全面挑战；落后的经济、军事上的一次次失败迫使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传统。一个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濒于绝境。

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晚清政府毫无思想准备，对西方的挑战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应对能力，以至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所以如此，费正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优越感，也带来了负担。中国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蛮夷”，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万邦之首，居中而统领。热衷于万国朝贺，顶礼膜拜。老大做久了，以至于变得昏庸老朽，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承认世变。没有甘当学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民族心理本身潜伏着悲剧的种子。[7](p147)就连马克思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8](p26)二，中国战略上的失策。一方面，“2000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危险来自东南沿海”[9](pp104-105)。因而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西方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和自身的技术实现军事革命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自己冷兵器如何如何优秀，中国人在理念上已比西方落后了。三，儒家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儒学自汉朝成为历代国学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尽管王朝更迭，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跳不出儒家学说的模式。虽然儒家文化有其诸多优点，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倡导忠君守制，维护中央集权，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思想，扼杀创造性等等，使得中国人愚忠，守旧，保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对其他思想排斥，将西方文明拒之门外。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悲剧性的。四，中国人的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邪说。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与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忍耐性强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5](pp13-14)

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要害在于认为是西方书写着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质在于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视作西方入侵，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把西方视为中国的“恩人”和“施舍者”。这种史观是“种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费正清对中国的评判和理解带有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首先，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惰性，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不利于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对西方工业革命反应的迟钝，然而却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冲击-反应”模式割裂了历史，因而它无法解释1840年以前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以及文明产生的本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失察之处。其次，费正清断定，按照民族主义、科学和工业化的一般原则，儒家传统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正是儒教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心理上的迟钝，它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成功反应。[10](pp170,240)他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文化。的确，儒家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被政治过，篡改过，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不是因为它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所致，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在精神上，儒家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孔子的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儒家思想最终变成奴化封闭的思想是孔子所始料不及的。但费正清显然只看到了儒家思想被政治曲解的一面，他对于儒学的看法显然是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果，即把儒学看成是维护专制的思想工具。第三，“冲击-反应”模式本身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他预设一种模式，由模式来取舍史料，让史料迎合预设框架，随意剪裁历史事实，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方法与韦伯(Marx Weber)以“理想类型”作为选取史实标准的研究方法毫无二致。“冲击-反应”模式有时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有时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实，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结果是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11](pp2,385,133)第四，“冲击-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它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违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费正清的“外因决定论”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当年的艾奇逊就曾说过：“……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入侵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2](p1512)“冲击-反应”模式完全把西方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似乎离开了西方，中国改革就不可能了，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第五，忽视了文明的兼容性。费正清过分强调中西的差异。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的冲突史。在文化碰撞中，“生机勃勃”的西方给“惰性十足”的中国带来文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说来，侵略非但无罪，反倒有功了。为此，他遭到佩克(JamesPeck)的尖锐批评。佩克认为，西方“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13](pp59-69)。以此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为依据来认定一个社会蹂躏了另一个社会，就等于忽视这场对抗更加深刻的本质。这种以抽象的分析抹杀侵略性的作法，是对中西关系不平等的歪曲，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罪行的辩护和美化。这反映了费正清的帝国主义思想取向。

三

纵观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几个人的影响。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从来不被视为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研究既独到又深刻，故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外行”[14](p257)。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如何产生，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韦伯式命题”。“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同样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也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14](p25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命题的轨道。韦伯是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区域研究的典范，费正清后来进行的区域研究势必受到了50年代美国“韦伯热”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发。第二位对费正清有影响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国际上的智者”。他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汤因比对德国学者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他也认为文明要经过5个阶段，即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15](p10)但他不同意施宾格勒那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明的灭亡是可以用某种明智的、及时的措施来防止的。汤因比提出“挑战-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5阶段。认为，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人间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否则就只有灭亡。汤因比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所总结的历史上26种文明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巨大成就，也各有各的缺点和谬误，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谁。但他又说，目前尚存的五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有4种正在走向灭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闪耀着神圣的光彩”。汤因比貌似公允，实则在竭力美化西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无疑受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当然，费正清同样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文化形态史学反对区域性研究，费正清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形态史学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费正清则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第三，费正清的中国史观还受赫德(Robert Hart)、马士(H.B.Morse)、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赫德，英国人，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政府追授为太子少保。他生前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条约制度”下中国海关的贸易和口岸建设，对费正清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马士，美国人，是费正清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他在赫德手下供职35年，在清朝官至二品。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对费正清影响极大，费正清称马士为他(事业上)的“继父”。马士最初对费正清的指导及他的中国史观影响了费正清的一生。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心，并因此在麦卡锡时代备受磨难。他的边疆史对费正清早期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对费正清产生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当属蒋廷黻。费正清第一次来华期间，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洋务始末》的研究。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首先是蒋廷黻提出的。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时，公开承认蒋廷黻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赫德、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费正清最初对中国的认识是由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部，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势必受这一取向影响。第四，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年鉴学派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ffer)和马克·布洛赫(Mark Bloh)。布洛赫认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方能接近真实的历史。[16](p39)[17](p41)年鉴学派还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强调历史的现实功能。纵观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处不在。他在区域研究上采用了跨学科综合研究，《剑桥中国史》便是最好的例证。费正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首先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他对中国史进行纵向比较，中西史横向比较。他非常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同时也师自其启蒙导师马士。至于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可谓是经世致用的典范。他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1968年在费正清担任美国第83届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18](p405)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曾坦率地承认，“1954年以后，在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19](p355)。余英时先生指出，费正清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即使在麦卡锡时代大难临头之机，他仍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们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们在评价费正清时需要时时记住的是，费正清的文章、著作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7](p310)

四

50—6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另一重要模式“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也与费正清密切相关，尽管此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该模式实际上是“冲击-反应”模式的翻版和放大。它同样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许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14](p252-253)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已逐渐为人们所摈弃。在以柯文(Paul Cohen)和佩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和中国同仁的批评中，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我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易读懂的人。他的言论、思想缺乏一贯性。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他充满了矛盾。他爱交际，宽宏大量，性格直率，但他的个性和举止却经常显得高深莫测。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但却坚信，文化的价值决定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他是一个十分热情而颇具魅力的人，但当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时又表现得比较冷漠。许多人渴望与他建立友谊，但似乎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却经常表现出更喜欢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和激进主义者交往。对于这一切，惟一的解释恐怕是与他复杂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与他内心的无奈和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有关。费正清的个人生涯反映了大多数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历中所体现出的压力和情绪。他们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把中国的状况介绍给美国人，因此，他们面临危险。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在对中国的政治秩序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不管是帝国的，人的，还是共产党人的)，费正清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冒着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在时间上导致误解的风险。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50、60年代，在美国，他因所谓的“丢失中国”而含冤蒙屈，灰头土脸。亲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对费正清的“文明冲突论”和他作为分析“文明冲突论”工具的“冲击-反应”模式有看法，对他的中国史观有想法。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得太精，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了解，以及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我们不难在他的观念、行为及政治观点上找出瑕疵。他的中国史观带有二重性，则是他一身两任的结果。他既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又是美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学者，要探索科学真知，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作为政府顾问，既须顾及国家的现实需要，又要灵活与变通。费正清的思想矛盾，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许由此而生发。然而，中国有句名言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毕竟，正是我们的局外性，才是我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并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得以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具有意义的过去。”[20](p105)纵观费正清不平凡的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敬重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的丰功伟绩。“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毫无成见与歪曲是不可能的。”[11](p134)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事实中去，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外国人与我们的观点绝对一致。相比较而言，费正清还算一个比较公正的史学家。我们应该允许国际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肚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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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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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ames Peck,“The Roots of Rhetoric: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America’s China Watchers”.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October 1969.

[14]李帆.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J].近代史研究，1998，(4).

[15]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6]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7]高国荣.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J].九江师专学报，1998，(3).

[18]陶文钊.费正清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第4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现状及问题

在实际教学中，初中历史课程根据三年六学期的教学目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六个板块。因为在实际考核的过程中，重点就学生对于历史线索的记忆进行考察，而且课标中要求学生对于每个要点的理解和提问方式基本固定，所以，很多老师要求学生根据老师制订的标准答案进行背诵，然后根据考试中的可能提问方式回答。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实现历史考试中的高分，但是，对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培养，只顾及了知识与能力中的知识，而对于课标中要求的其他要点的教学几乎完全舍弃。

因为历史教学在初中三年的教学过程中，存在课时较短、中考分数比重较低的原因，其课时安排和校方整体重视力度较弱。为了在较短的课时安排中完成应试考核必需的知识点记忆要求，同时因为知识点记忆要求是课标中唯一的量化硬性要求，记忆为主的历史教学模式也就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当前历史教学中的惯用模式。

课程实践

从“和跌倒嘉庆吃饱”的历史典故入手，在七年级上学期的中国古代史末尾，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次讨论，讨论围绕清朝康乾盛世中隐藏的隐患。从这次讨论中，同学们一方面可以从中梳理出以往各朝代的兴衰过程进行纵向的比较，另一方面也给中国近代史中鸦片战争的出现、百日维新的失败、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铺垫。清朝之前的朝代更迭，因为时代久远，其实际过程经过多个朝代的文学演绎和政治修正，已经变的过于理想化。而清朝的衰亡以及清朝末代的时局动荡，是刚刚过去不足200年的近代往事。通过梳理整个历史的更迭，学生可以对这个历史过程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老师可以在课堂讨论中给予纠正性的指导。讨论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清朝错在哪里？是不是康乾盛世时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以往的教学内容普遍直接认定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灭亡了清朝，清朝的灭亡代表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结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太平天国、义和团、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侵华、内部变法都没有动摇清朝的统治，而最终灭亡清朝的，是清朝内部的军阀混战，而军阀混战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军阀倒向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一边。以上理论并没有提到康乾盛世本身有什么过错，但是，近年来的整个历史研究学术环境，已经开始对于这一理论有所修正。因为清朝的康乾盛世是在闭关锁国的“天朝大清”的假想下维系出来的一种盛世假象，特别是在编修《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出现了焚毁书籍超过编修书籍总量的历史事件。当清朝大门被洋人的洋枪利炮打开，看到希望先进思潮的中国人，势必掀起了资本主义的强烈革命欲望。教师在教学中，如何看待近代史新观点与传统观点之间的冲突点的辨证统一性，如何引导学生辨证看待以上两种观点的一致性，是本次讨论的教学重点。

引导思考

其他朝代衰落的转折点是否存在相似性？清朝的衰亡与之前朝代的衰亡确实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为其他朝代的衰亡过程并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但是，如果清朝官员清廉自律，朝纲军纪整齐严明，当权者善于变通敢于改革，洋务运动能否成功且改变历史，尚不是定数。但是，不管基于何种哲学思想的历史观，都不存在“如果”和“可能”，历史是已经发生的确凿无疑的事情。但是，通过与之前朝代对比，清朝的灭亡过程与之前朝代的灭亡过程都存在一个共性，就是官员贪污，皇帝昏庸，政权无为。

在清朝灭亡的历史事件中能够学到什么？通过之前讨论，学生很容易明白，清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是建立在内外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的。而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性的理解，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在历史的车轮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也是同时存在的。

第5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纂与清廷正统理论 

正统问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作为一种观念，它曾长期支配过中国古代士人和统治者的头脑，经常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行为和重大决策。清高宗在进行文治建设时，首先就考虑到从思想意识和政治道德上重新论定南明以及清朝的正统地位，在广大臣民中树立清朝为天下共主的思想，拨正人们——尤其是汉族士人对清朝历史地位的不正确认识，从思想深处转移人心。为此，清高宗特设《通鉴辑览》馆，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为依托，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明末清初历史作重新解释和伦理判断。

《御批通鉴辑览》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告成[2]（卷813），该书“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3]（p430），清高宗在书法、论断等方面具体指示，引导馆臣按自己的意志对历史进行裁决。

1、南明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对南明政权的正、闰进行了重新定位。清初，统治者一直持明亡于崇祯说，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正统终结，此后建立的南明小朝廷，没有正统可言。顺治、康熙、雍正都持这一看法。康熙间设馆修纂《明史》，徐乾学等人向皇帝提出仿照《宋史•瀛国公纪》附见宋帝罡、帝昺的做法，把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皇帝纪》[4]（卷2），以明其续接明朝正统。其后王鸿绪也提出仿《宋史》之例来定明季诸王年号，依然希望把南明列入正统[4]（卷2）。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成书后的《明史》，完全将南明排斥在正统之外。清廷对待明亡以及南明政权的态度是：明亡于李自成进北京；清入关是顺天应人，代明讨贼。所谓“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5]（卷5）。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清廷极力排斥南明政权，宣扬自身得天统而有天下。

可是，到乾隆中期，对南明历史的论断发生了变化。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在审阅国史馆所呈《洪承畴传》时，认为在南明唐王前加“伪”字，于义未协。指出福王在江宁犹宋室南渡，唐、桂诸王之转徙闽、滇与宋帝罡、帝昺之播迁海岛无异，“不必概以贬斥也”[2]（卷761）。明显改变了顺治以来一直将南明政权视为伪朝的观点。紧接着谕令设馆编纂《御批通鉴辑览》，希望“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6]（卷首•御制序）。该书重视对历代正统的评断，借此大做文章，“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6]（卷首•御制文）。该书第一次以官方史籍的形式，将明亡的时间定为福王被执，承认明的正统迄于弘光朝，所谓“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6]（卷首•御制文）。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又进一步指出隆武、永历政权“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号者不同，非伪托也”，命令史官“诠叙唐、桂二王本末，别为附录卷尾”[6]（卷首•上谕）。至此，清廷已完全承认弘光朝承袭了明的正统，唐、桂二王为明朝余续。这是对南明政权历史地位的新论述。

乾隆朝重新论定南明正统地位，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笼络人心，显示清高宗“大公至正”的胸怀。清初统治者认定南明为伪，是因国基初定，斗争激烈，“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到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清政权被认同，改变对南明正统地位的论断就是要显示清廷在论断历史时的“至公至正”，所谓“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6]（卷首•上谕），笼络人心，进一步增强清廷凝聚力。其次，为表彰忠于南明的忠义之士扫清障碍，把对明代兴亡的认识纳入到整个封建历史思想体系中考察。乾隆时期，盛中见衰，社会危机已经出现，官僚队伍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这使清高宗认识到倡导忠君思想的重要，而南明诸多大臣忠君死节的事迹是非常好的历史教材。承认南明合法地位，是表彰明末忠义之士、倡导忠君思想的前提。所谓“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6]（卷首•上谕）。确立南明正统，也是为劝导人心、褒奖忠君行为铺平道路。

2、清朝的正统地位 

为了笼络人心，倡导节义，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正统地位给予了新的解释，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朝自身正统地位的定位问题。尽管在顺、康、雍时期，统治者一直宣传自己是顺天应人取代明朝，以促使汉人在思想上认同自己，但似乎效果不佳。到乾隆时期，清高宗认识到要想让汉族认同满族并且把满族融入汉族文化中，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对清朝的正统地位进行系统解说，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正统论上首先要排除的就是夷夏之防的观念。如所周知，中国传统正统理论中本来就有浓厚的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因素，再加上始入中原的清王朝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新王朝”的抵制，大倡华夷之防。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7]（p245）王夫之指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8]（p502）黄宗羲也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9]（p12）。这是深怀《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身遭国破家亡变故以后的悲愤发泄。此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的认识不扭转，对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统治显然是不利的。

饶宗颐曾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1]（p76）清廷在论证自己的正统地位时，在“如何始可以承统”的问题上，强调顺天应人，代明讨贼；在“如何方可谓之正”的问题上，则强调大一统局面，批驳汉民族正统观。雍正时期，清世宗就在《大义觉迷录》中驳斥了华夷之分、中外有别的思想，强调清朝建立的是中外一统、华夷一家的正统王朝，所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10]（卷83）到乾隆时期，清廷依托《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统论。

从《御批通鉴辑览》和乾隆帝的其它言论来看，在清朝的正统问题上，清廷始终高举《春秋》和《纲目》大义，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政权有绝对的正统地位，不论其统治民族如何，发祥地何在。只要能够“为中华之主”[2]（卷1142），实现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广阔区域的实际统治，就是当之无愧的正统王朝。清朝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当然就是天下共主，所谓“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2]（卷1142）。“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6]（卷首•御制文），又云“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11]（p869）。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少数民族政权同样可以是正统。对于汉族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优越感，乾隆帝列举古史中关于汉族先人茹毛饮血的记载，评论说：“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饮血，初不知耕稼也。后世视茹草木而食禽兽者，几如异类，不知彼之去古犹未远，而己之反近于异类焉。”[6]（卷1）汉族先人在经济文化尚未发达之时，与今天汉族士大夫所瞧不起的夷狄没有什么不同。汉族先进文化也是一步步由落后发展而来的，用不着贬低夷狄文化和功业。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也是对清初汉族学者力持华夷之防的驳斥。

在正统之辩中冲决华夷之防，并不始于清代，元朝时，就有人在正统论中反对歧视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后期修辽、金、宋三史，确立“三史各为正统”的纂修原则，说明进步的夷夏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12]（p78-140）。清高宗借史馆修史所阐发的正统观念，实际上是在吸收、改造《春秋》大一统观念和元代正统论争的积极成果后形成的。他摒弃正统论中排抑少数民族政权的因素，以大一统观念为核心，以“继前统、受新命”为主要标准，有力论证了清朝的正统地位，这对促使人们形成多民族统一王朝的“大一统”心理，具有积极意义。

清廷一方面为南明福王政权确立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确立正统地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寓意深刻。清高宗肯定南明政权续接明朝正统，把南明事迹录入《通鉴辑览》，目的是“与其听不知者私相传述，或致失实无稽，不若为之约举大凡……更可以正传闻之伪舛。”[2]（卷995）矫正视听，抚平了清初以来汉族士人在南明问题上的愤懑情绪。其做法被史官誉为“扬万世之闳纲，祛百家之私议，辨统系而必存其实，垂法戒而永著为程”[6]（卷116）。清廷虽然承认南明传承了明的正统，但相对于清朝的大一统政权而言，其偏安一隅，正统地位命悬一线，丝毫无损于清朝的万载基业。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既解决了萦绕汉族士人心中多年的南明的正闰情结，树立了心胸博大的帝王形象，笼络了人心，又确立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给历史是非以无可争议的最终裁决，通过标榜史学上的大中至正之道，达到了扭转人心的目的。这一做法作用很大，道光年间李瑶作《南疆绎史勘本》，就将官方论述弘光正统的谕旨冠于书前[13]（自序）。同治年间夏燮撰《明通鉴》，也遵循《通鉴辑览》书法，不称南明为伪[14]（义例），这都是受了官方史学观念的影响。

 

二、《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的编纂与清廷风励臣节 

由于乾隆盛世的背后孕育着衰败的因素，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和农民起义的不断，使清高宗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识到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教育民众，倡导忠君，是确保大清基业的根本之图。于是他仍然借助史书修纂，通过重新认识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宣扬节义。

1、《胜朝殉节诸臣录》与褒奖忠义 

清初，为了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朝统治者站在狭隘的朝代立场，出于巩固政权的眼前之需，以“明顺逆”来评论是非，裁断人物。凡叛明降清者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视为“梗化”，罪在必诛。可是，随着清朝承平时期的到来，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转移人心，敦厚世风，激励臣节，宣扬对本朝的忠诚，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康熙帝作《君臣一体论》，雍正帝作《朋党论》，强调的都是君臣之义。到乾隆中叶，清高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提倡忠君，而开始了大规模重新臧否明清人物。他从儒家忠义立场出发，谕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毅然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裁断。 

清高宗云：“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15]（卷首•御制序）明末抗清义士众多，于清朝虽为抵抗势力，但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15]（卷首•上谕），忠君节义行为必须肯定。对于清初被称为“伪官”的史可法等人，清高宗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僇，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南明诸王流离失所，“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15]（卷首•上谕）这些，都必须在史书中大力彰扬。清初，把忠于明室的人斥之为“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杀死那些抗节之士，也是因“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2]（卷995）。总之是受当时历史环境所左右。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儒家忠义角度来看，史可法等人都是“疾风劲草”、“一代完人”。这种评价与清初相比，可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为明末死难诸臣“平反”的同时，清高宗还论及建文革除之际臣子的行为。他批评朱棣“犯顺称兵，阴谋夺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辅助少主，在建文势力大势已去之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虽致命不同，而志节凛然，皆可谓克明大义”[15]（卷首•上谕）。同样要给与表彰，载入史册。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令为明季殉节诸臣议谥[2]（卷996），四十一年正月又令为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议谥[2]（卷1000）。紧接着“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将议谥之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3]（p526），成《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1]。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15]（卷首•上谕）。

对于这次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烈，乾隆非常得意，他曾为此书题诗云：“信史由来贵瘅彰，胜朝殉节与羶芗；五常万古既云树，潜德幽光允赖扬；等度早传辽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诸臣泉壤应相庆，舍死初心久乃偿。”[15]（卷首•御制序）乾隆如此大规模地崇奖忠贞，当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15]（卷首•上谕），“褒阐忠良，风示来世”[15]（卷首•上谕）。纂写历史、表彰忠烈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评判，为清朝臣子忠于清朝树立榜样。这种作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四库馆臣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臣的意义，“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权衡予夺，衮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瘅，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3]（p526）。

总之，随着自身统治的巩固与加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适时地将其对明季人物的评价作出调整，通过褒扬忠于明朝的人臣来鼓励清朝的人臣忠于本朝。他们变换道德角色，重新解释历史，巧妙地通过修史来配合现实统治。

2、《贰臣传》与贬斥失节 

在旌扬明季忠烈之人的同时，清高宗还对明季降清诸臣进行贬斥。其目的依然是扭转人心，彰善瘅恶。“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15]（卷首•上谕）。

清入关之初，为壮大统治队伍，尽快统治中原，屡发诏谕，招降纳叛，规劝明朝官员将领“投顺”，对那些“抒诚来归”的明朝大臣，认为“良可嘉悦”，给予“一体优叙”[5]（卷17）。像降清的洪承畴、冯铨等人，都受到清廷优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16]（卷1）。可是，到乾隆时期，这种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评价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17]（p6577）。乾隆四十年表彰明季忠臣时，又提到钱谦益等人，认为他们“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均属丧心无耻”[15]（卷首•上谕）。给予严厉斥责。就在《胜朝殉节诸臣录》完成后不久，清高宗诏令国史馆馆臣，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指出：“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2]（卷1022）乾隆帝在国史中创立《贰臣传》这一前所未有的类传来贬斥失节，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清廷设立《贰臣传》的目的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故在进行“斧钺之诛”时颇费思量。清高宗曾多次诏令变更该传体例，以示慎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命国史馆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编，因为“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所以必须严加区别。如洪承畴、李永芳等人降清后，建功立业，“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故列为甲编。而钱谦益等人归命清廷后，又诋毁清廷，进退无据，龚鼎孽等人先降李闯王，后又降清朝，毫无功业，故列于乙编[2]（卷1051）。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又命国史馆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从《贰臣传》中析出，另立《逆臣传》。在乾隆看来，吴三桂等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复行叛逆，此等形同狗彘，靦颜无耻之人，并不得谓之贰臣”[2]（卷1344）。其行为连“贰臣”都不如。由此可见，在“贬失节”这个问题上，清廷裁断相当严格。他们从清王朝的立场考虑问题，把降清明臣分为能效忠本朝者、毫无事迹可言者、降而复叛者三类，表明其贬斥叛降的目的同表彰忠臣一样，都是要激励清朝臣子效忠清朝。

清高宗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三通馆馆臣就认为“国史创立《贰臣传》，出自睿裁，于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18]（凡例），在《续通志》中，也增设《贰臣传》，“皇上于国史别编《贰臣》，所以树臣道之大防，为古今之通义。今则于《通志》依例立《贰臣传》，其奸臣、叛臣、逆臣，名本《唐书》，义昭斧钺，并为增辑，以正彝伦。”[18]（纪昀等序）。可以说，清廷通过编纂《贰臣传》，把纲常准则贯彻于史学之中，明确在史书中绳以臣节，这是以往各代修纂国史所没有的。清高宗从提高忠君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编纂史书、设立类传来彰显“殉节”，贬斥“贰臣”，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借助历史发表评论，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强调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加强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权威的重要性，作用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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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舒赫德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m].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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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 钦定续通志[m].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第6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一、清史的定位问题

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目前的史学发展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国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

新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历史，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所写的清史，也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研究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现代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参考，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

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内容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政治史，而国家的其他重要内容--例如经济、文化方面，都不在传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

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

第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影响国运的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理论成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朝廷政治的一项最好的方式，而且，它又是史学家用以影响政治的绝好方式，历代史学家不忘修天文志，这也和他们的职责有关吧？但是，所谓天文影响人生与国运的想法，历来只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构想，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论证与证明。在科学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采用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写历史？只怕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使清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事实上，倘若我们不再相信天文变化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就无法采用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志的作用就必须退位，我们只能将其放在科技志中从属的地位，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或是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而有关天象的资料，且留给天文学家去做专门史，在《清史》中不应当保留。

第二，南明史的修纂问题。假使我们计划写的是清朝史，那么，南明史绝对不该进入，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南明史是明朝的延续，只能收入明史，清史将其整体纳入是不对的，只能收一些个别人物传记，以表彰前朝的顽民，事实上，清史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若是写清代的中国史，南明史却是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南明史反映了这一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重要政治理念与活动。而且南明君臣的活动，对中国边疆的开拓与奠定，其实是有重要影响的。南明时代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也是极为重要的，并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因此，修清代中国史，肯定不能遗弃南明史，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个重点。

将南明的例子推而广之，准葛尔部在中国西北的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论怎么说，准葛尔部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我认为准葛尔部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对清朝廷对新疆统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写历史，不能将其忘记。

我认为戴逸先生提出用修载记的方式来修南明史、太平天国史和准葛尔汗国史，是一个较好的方式。载记的本质就是纪事本末体，清史浩翰如海，倘若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分散放入清史编年中，头绪太乱，读者很难有整体的印象，而且，清史也变得过于复杂。若有载记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集中在一起，清史编年对南明史、太平天国史与准葛尔史的记载，就可以大事为主，以索引为主，整体结构更合理一些。其次，三藩之乱是清初影响政治的一件大事，分散叙述不易看出事件的整体性，不如以载记为好。其实，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代人近四十年的经营，也以立载记为清楚。

第三，关于帝王纪传的改造问题。在传统的正史体系中，帝王纪传是提纲挈领的核心。而新修清史，大家都觉得不能少了纪，但是，必须进行改造。从形式来讲，传统的纪传体，以帝王为其中心，这与其作为皇帝家族史的定位是有关的。而新的国史中，无疑应当以国家为其主题，在帝王即为国家的时代，以帝王的年代为纪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新的国史中，帝王的地位应当变化。帝王不再是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列入史册，只是作为主要施政者列入史册。这一转变，使我们对纪的写作必须改变。我赞成吴量凯先生的观点，将旧史书中的纪改为编年，而另外给皇帝立传。这是皇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在传统的史书中，帝王是中国的主人，他高于一切，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国家大事，而帝王载纪也记载了有关帝王的一切琐事。这些琐事，例如他的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将其放入载纪是对的，但放入编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的编年中，帝王的琐碎小事，就是实质上的小事，不再是国家大事。只有在这些小事对国家大事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有必要将其纳入。当然，由于帝王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由于他们成为主要施政者的地位，离开帝王纪载来谈清代政治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的清史编年体，只怕还是要以帝王为其核心与线索，为了有系统地叙述历史，离不开施政中枢者的论述，事实上，以施政人为核心论述历史，要比以事件为核心要方便得多，例如：以康熙朝政治定为题目，可以综论康熙朝的大事，不过，皇帝在史册中的地位应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主人，而是施政者。不涉及国家大事的皇帝身边事，可以不记。记载皇帝一生的纪，过去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其一是皇帝一生要事；这些要事可能与国家大事无关，在旧史中不可缺载，但在新史中，可不必记载。纪的另一个功能，记载这一时期的国家大事，这一功能则要得到强化，或者使之成为主要功能，有关皇帝的一些事，不如另设小传记载。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若是以实际施政者为线索记载编年史实，有一些人物在编年中的地位应当重新确定。例如，多尔衮在顺治帝的前期，实际控制了清代的中枢政治，慈禧太后在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绪时期，也是实际上统治了中国，若将编年体分为几个段落，是否可以突出实际的施政者？当然，这不是说要改年号，而是在附加小标题时标明其实际统治者。此外，由于定位的转移，清史稿中的宗人传当然没有必要保留。宗人传将爱新觉罗氏的所有子孙名字都列入，而新清史只要留下那些对历史有影响的爱新觉罗氏名人，其余诸人的名字，不如留给专门的族谱去记载。

第四，关于史传人物的褒贬问题。对人物的定位来说，新的清史与清史稿也应有些变化，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关心的主题是人物的忠奸问题，一个人物，是忠于皇族的，给予肯定，即使是小人物也加以记载。倘若这一人物背叛了皇族的利益，则将其打入另册，口诛笔伐，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类忠奸教育，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新的清史当然不必担负这一责任。但扬善惩恶的传统功能仍然应当继承，不过，衡量的标准应当有所变化，过去的标准是对皇帝的忠奸，而新时代的标准，应是对国家的忠奸，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利益，谁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谁的行动中，最能体现国家利益，谁就应当得到歌颂，反之，则应受到批判。如果确立这一标准，其一，我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歌颂历史上的清官，因为，他们往往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贪官应当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其二，我们可以在新清史中大胆地歌颂反清的义士，例如秋瑾这一类人物，生活于清代，但不忠于清朝，若以帝王为本位，将其列入清史，只能列入叛逆传。而在新的清史中，我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秋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对她及其同仁，我们是可以歌颂的。不过，以国家利益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施行过程中只怕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在明清交替时期，那些降清的人物究竟是符合国家利益还是违背国家利益？例如洪承畴、郑芝龙之类人物，清史将其列入二臣传，显然有贬低的意思。新的清史怎样处理为好？袁世凯在清代是重臣之一，但又背叛了清朝。若从国家利益来讲，袁世凯叛清是民国成立的一个关键，在这一件事上，他是有功的。以这个标准进入清史行吗？这是可以商榷的。

第五，关于军事史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古代，因为古人历来重视有关国家命运的军事大事。涉及到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事，作者都要加以详细记载，并讨论。但近代以来史册的风格都尽量减少有关军事的记载。其实，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重大的战争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若是写国史，对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争，还是应该记载清楚的。太史公以来的正史，对战争都有详细记载，这与当代史书不记载军事的风格不同。在新的清史中，是否要加强对重大战事的论述？我个人意见是有必要的。

第六，关于跨界人物入传问题。在清代历史上，有一些人物生活在两个时代，并在两个时期都很有影响，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是清史修纂中的一个难题。我认为，倘若我们将清史的定位落实在清代中国史，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便有了准则。凡是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应漏掉，这肯定是我们实行的准则。那么对一些跨越两代的人物应怎样处理？例如：史可法、黄道周这类人物，应放入明史还是清史？我认为这两位都是对清代中国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要放入清史。不过，在清史中，我们只要写他们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将其在明代的主要事迹留给明史去写。为了保证人物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将在其明代的事迹简明扼要的作一论述。晚清的人物也可以这样处理。袁世凯是清末大臣，许多清末的大事都与其有关，但清史稿不入袁世凯传，其实是将其视为清朝的叛臣。在以王朝体系的旧清史，当然不会写入袁世凯，若写，也是将其列入叛臣传。而新的清史，我想应将袁世凯在清代的历史写清楚，至于他在民国时期称帝的逆行，则留给民国史去详写，在清史袁世凯传中只要作一个简略的交待。

第七，传统史册中记载了一些对国家大事没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似可删去。例如循吏传往往记载一些仅有地方意义的地方官的事迹，忠义传记载了为朝廷而死的小人物，孝义传记载了民间人物的生活，烈女传记载了节烈女性，由于新时代观念的变化，这些传记已经不可能再列入了。以烈女传来说，中国古人认为：只有节烈女性才能培育出忠臣孝子，因此，有必要提倡和表彰节烈，以便为国家造就忠臣义士。明史等史册列入烈女传基于这一目的。但这一目的在现代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列入烈女传，显然会给外人批评我们的口实，什么宣传封建道德等等，都会使新清史逊色。因此，烈女传是肯定不能列入的。至于列女传，其容量太小，只能介绍一些典型女性，而这些女性能否代表清代妇女，一直是一个问题。而且，女界的同仁也许会批评清史作者——给女性专门列传，即是瞧不起女性，他们所要求的是平等对待。至于循吏传，我也认为它的容量太小，只能介绍一些重要人物，而不能解决清代吏治问题的研究。我觉得不如专设吏治志，以典制的论述为主，结合循吏和贪吏的典型史料，研究清代吏治腐败的原因，而循吏传应当取消。至于忠义传，也是传统史学的产物，在以朝廷为主线的传统史书中，最重视臣民对朝廷的忠诚，因而有了忠义传，忠义传不仅列入有影响的大臣，还列入有忠义行为的小人物，在明史中，一些平民听说崇祯皇帝缢死，他们也自缢而死，这类不懂自身生存价值的做法，在古代被认为是忠，在近代只能说是愚昧。当然不能再鼓励这类人物。至于孝义传中所列人物，倒是有讨论的必要。传统史册中写入孝义的有两类，一类是孝，一类是义，前者不论，后者必须分析。所谓的义，大多是为公共事业出力的人，这类人物永远是有必要歌颂的，因此，是否有必要列善行传？将清代为公共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都记载进去？或者列公共事业的专志，记载各地主要公共事业？并载入主要贡献者？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第八，应当加强对经济、文化领域人物的记载。传统的正史主要是政治史，对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虽有记载，但比重太轻。其实，在这两个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或者说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应得到记载。在这里，似应增入各行各业优势人物的传记，他们可以是商人，可以是文人，也可以是厨师，是钉鞋匠，只要他们达到本领域的顶尖位置，他们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完全可以加以论述，并在论述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尤有必要的是列入商人列传，例如晋商列传、徽商列传、广东行商列传，盐商列传，彻底改变传统史书忽视商人的传统。

三、关于如何超越清史稿的问题

在这一次座谈中，许多同志都提出了要超越清史稿的设想，有的同志还提出要超越二十四史，这些设想是好的，但要将其转化为具体措施，若没有具体措施，所谓超越，很容易流为空话。在这方面，必须接受新元史的教训，新元史在创作时，也立志要超越旧元史，但待该书出版后，人们仍然愿意用旧元史而不是新元史，其失败原因何在？我们也要有具体措施防止这一现象出现，否则落入新元史同样的境地，就没有必要修这一部书了。

第一，新的清史应当有注解，至少要有参考书目。承一些同志指出：新元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列注解，人们不知道新元史增补的新史料来自何处？因此，大家都不敢引用新元史，造成新元史的荒弃。我赞成这一观点。尽管不列出处是正史的传统，但正史中唯独这一点是最不值得仿效的。我们若也这样做，人们肯定会看轻我们的清史，他们要找资料，还是情愿去看旧史料。但若有了出处，便有了根据，倘若我们的成果确实超越了前人，人们便可以放心地使用新清史，不会存在情愿看旧史料的情况。一般的做法，应是在传记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对一般不易见的，或是新发现的史料，可以将其化为今人语言论述，但应注明出处。

第二，新的清史应当在详细方面做文章，中国古史的传统是简明扼要，许多大事件在中国人的史册中都只有几十个字。例如郑成功攻打荷兰人盘据的热兰遮城，中文史料中都只有几百字，虽然简明，但其缺点是：后人无法从中了解郑成功攻打热兰遮的详细情况。今人研究这一段历史，主要还是依靠荷兰人写的《被忽略的福摩莎》这一部近10万字的书。如果我们将新清史写成一部简明的史册，我们仍然有这个问题，后人看了我们的书，只对清史了解一个梗概，进一步详细的情况只能看专史。新的清史应当改变旧史这一传统，对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应当投入较多的笔墨去分析研究，而能做到这一点，就肯定能超过传统史书。以隆武帝这一个人物为例，传统的明史对隆武帝的记载，仅是唐王列传中的百来个字，而隆武政权实际上存在了十四个月，在这十四个月中，隆武帝经历了建立政权，失去政权的重大转折，他与大臣们关于出闽的争议，他与何腾蛟、黄道周的合作与矛盾，他在筹措经费方面的努力与失败，他与鲁王政权的关系，他与权臣郑芝龙的关系，都是十分有必要研究而传统史书忽略的问题，倘若新的隆武传能写10万字以上，这些问题都能交待清楚。而若是按照旧史的传统，这一些传记一般不超过二千字，我们就很难分析隆武帝时期的各种矛盾，很多时候只能展示自己的观点，而读者对这些观点会产生极大的疑问。所以，若要定格为超越传统旧史，就必须在详尽这一方面做文章，能做到这一点，肯定能胜于旧史。

第三，关于图表问题。新清史应当多设图表，这也是超越清史稿的一种战略统筹。这里的图，不止是地图，而且包括各种文物、清代建筑之类的照片，凡可说明清代文化成就的，都应尽量列入。在地图方面，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仅列省区图，有没有必要列府县图？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清史容量有限。但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实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省界、府界、县界该怎样划分？谭图仅精确到府界，实际上，若非对乡县界有研究，所谓府界，都是错误的。这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许多乡村被划到其他县府的原因。但是，若要精确到乡界，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至少要做实地调查，现在有没有精力做这一类工作？由谁来做都是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如沿用中国历史地图册为好，能有地图附出，便超越了传统清史。

第7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中国编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官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

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㈣，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后将此资料汇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其内容广杂，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调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1939年，田川孝三在中国东北地区采访近代中国、日本、朝鲜关系资料，包括档案、文献等，成果颇丰。这一阶段，日本学者还编写一批有关东北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书籍，例如，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地名考》《满洲国习俗》《满洲佞说上民谣》，铁路总局编《满洲地名索引》，铁路调查课编《满蒙全书》，细谷清著《满蒙佞说集》，峰簇良充著《满洲民族变迁史》，善瞵协会编《满洲l二於于为蒙古民族》，岩濑弘一郎著《满洲地名考察》(前、后编)等等，皆有参考价值。

第8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势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

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

第9篇：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 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 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 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xiv] 胡适：《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xv] 章太炎：《訄书·清儒》，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