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语句精选(九篇)

第1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张爱玲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进行分析。

遣词造句的精雕细刻和独具匠心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是高度集中的精美雕刻和遣词造句的独具匠心的高度融合。张爱玲对于语言运用已经达到十分自如的境地，除了旧语言，她更加擅长创造一些新鲜的语言，写出一些看似平凡，却富含哲理的话，成为耳熟能详的真理，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自创新词。在作品《天才梦》里，张爱玲曾表示：“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这种文字偏好，终其一生都未改变。在她的散文中，她经常使用一些没有组合前例的汉字、没有搭配历史的字眼，一些现代汉语词典和成语词典里也没有的词语，来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这些经过重新搭配组合成的词语，摆脱了“陈言”滥调，充满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令人耳目一新。

双音节词组合，这类词最多。表现色彩的词素，与另一个词素结合，或为偏正式，或为并列式。偏正式组合的新词，色彩的表现更加感性与细腻，有的把色彩给人的不同生理、心理感觉也寓意其中，如“寒灰”、“冻白”、“闷蓝”等；有的把色彩的彩度、明度、洁度也昭示出来，如“阴黑”、“死蓝”、“脏白”等。并列式组合的新词，则增添了描写对象色彩之外的性状，实质上是“又×又×”式词组的一种缩略形态，比如“宽黄”、“圆白”、“低黄”等，这些地方不用词组形式而用双音词形式，就体现了张爱玲式的简洁爽利。这些经她的巧手“撮合”的双音节词，与那些收入字典词典的同语素双音词相比，则更有表现力。

他便激楚地回答：“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银宫就学记》

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借银灯》

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忆胡适之》

叠音词组合。分两种形式：一是单音词素+单音重叠，如“红焰焰”、“白浩浩”、“肥敦敦”、“晕陶陶”、“阴恻恻”、“滑塌塌”、“棉墩墩“、“木渣渣”等；二是双音重叠，如“兴兴头头”、“森森细细”、“跌跌冲冲”等。这样一些叠音词，词典中难以找到，方言中也未必有。它们极富表现力，又强化了语言的生活气息，比如形容菜汤中的海带，就没有哪个词比“滑塌塌”更好，它含有滑溜溜的意思，并隐约有重量感和形态感。

另外，在修饰语搭配上，张爱玲也不免超出常规，比如“狭窄地一笑”、“钝钝的恨毒”、“怯怯的荒寒”、“潇潇的笑”之类，这些在语法书上肯定找不到同类的语句，表现力也是常规搭配不能比的，比如用“钝钝”修饰“恨毒”，就使“恨毒”具有了沉重感、固体感，用任何其他词语修饰都达不到这种效果。超常配搭又给习惯了常规语言的读者带来陌生感，增加了语言的耐嚼性。

旧词新配。中心语与修饰语都是常用的熟词，但有意违背习惯，疏离常规，形成一种陌生的搭配，恰如其分地凸现出一种独特的情境，化腐朽为神奇。诸如此类的陌生化搭配还有“抱歉地踏在地上”、“最不耐烦的吸引力”、“燥烈的大黑眼睛”、“世俗的伶俐”、“惨淡的勇敢”等，呈现出新颖奇特的审美效果。

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借银灯》

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童言无忌》

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更衣记》

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衣记》

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道路以目》

雅俗兼备。张爱玲有着很深的旧学功底，故能自如地运用典雅的词语和文言色彩甚浓的词汇，如“朗吟”、“睽隔”、“蠲免”、“惶愧”、“怅惘”、“憧憬”、“迢遥”、“邂逅”、“娉婷”等。张爱玲又耽爱市民的俗美，语言贴近着都市情境，擅长运用“讨人厌”、“打瞌盹”、“耍贫嘴”、“没奈何”、“抽凉气”、“活该”、“插嘴”、“搭碴”、“唠叨”、“手滑”、“凑合”等活在俗人口中的字眼。谈穿着，“韭菜边”、“灯果边”、“线香滚”等民间女红用语都信手拈来；谈吃食，“油炸桧”、“粘粘转”、“腰梅肉”等通俗名称叫得溜顺；谈人样，“瓜子脸”、“双下巴”、“白肚皮“、“大屁股”等土俗词儿脱口而出。

张爱玲散文中的征引相当之多，有诸如“如匪浣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一些古代诗文名句，给文章平添诗意雅气；同时，张爱玲还喜欢引用现成的谚语、俗语、土语，如“姐儿爱俏”、“做戏无法，请个菩萨”、“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等，言说的俗世风味由此加浓。语言的雅和俗运用是如此自然地融合到一起，恰到好处，天衣无缝。

修辞手法的妙用

张爱玲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完全迥异的语言，雅致、瑰丽、珠圆玉润，她的作品处处体现着奇妙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文字高超娴熟的驾驭能力。精妙的警句、超俗的譬喻在她的散文中俯拾皆是，似乎不经意的点出，皆成妙语。

比喻。周芬伶在《艳异》中说：“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接，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张爱玲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和卓越的语言把比喻运用得贴切、深刻、新颖，它们像一颗颗明珠，给张爱玲的文章添上了一抹耀眼的亮色。

张爱玲散文中的比喻不同于传统的比喻，没有侧重本体与喻体的形似，而是突出了神似，同时又隐含着意象的味道在里面，有的把二者完全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她语言的独特张力所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而对于现实的理解：“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烬余录》)

张爱玲笔下妙喻如珠，喻体新颖、奇特，意象丰盈，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

被掠卖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谈跳舞》

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必也正名乎》

一个光致致的小文明人，粥似的温柔――《谈画》

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声音的珠子，圆整，光洁――《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更衣记》

张爱玲的散文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写景状物，都具有可感而细腻的具体意象的创造。通过新奇和巧妙的比喻，使读者不仅从字面意义，而且从视觉感受上，获得愉悦和满足。《烬余录》中“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香港学生对战争的态度和心理感受，用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进行类比，进行具象的描写，可感可触。

移就，又称词语移用。张爱玲在散文中灵活运用移就手法，不仅使文句简洁生动，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而且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有一种想落天外的奇妙与新鲜。

张爱玲散文中的移就分为移情和移觉两种，移情指的是用人的情感心理来写物，或用物的属性来写人的情感心理；移觉又叫通感，是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沟通起来的一种修辞手法。

A 这歌剧样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谈音乐》

B 那音乐也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谈跳舞》

C 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更衣记》

“贵重”本来描绘有价值的物品，A句却用来调侃歌剧的高雅；B句把音乐与肉体之“痒”打通；如火如荼指颜色绚丽、蓬勃，在C句中用来描绘音乐风格；C中“严冷方正”都是描写人的气质态度的词语，用来传达服饰的风格。

拟人。张爱玲笔下的具体之物或抽象之物，经常有人化的感情、声音、动作，描绘生动新鲜，又俏皮幽默。

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谈跳舞》

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谈音乐》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更衣记》

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热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公寓生活记趣》

跳动的色彩语言

说到“色彩”，人们都会想到绘画。色彩让画家对自然的情感、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生的追求跃然纸上。它是绘画不可或缺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这种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同样适用。文学语言如若具有了色彩，语言就不单单是一种符号了，它具有了色彩感，进而也就具有了画面感，语言就更为生动、形象了。这一点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爱玲是一个极其热爱色彩的人，朱红、绯红、紫蓝、蓝灰、珠灰、银白、姜黄、墨绿、赤褐等，都是张爱玲喜欢在散文中运用的语言。色彩语言运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绚丽、艳异的视觉效果，增添了文章视觉和听觉的审美感。同时张爱玲又用这些来表达她的喜怒哀乐等情感。

我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存稿》

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公寓生活记趣》

隽永的幽默和机警的哲理语言

幽默是Essay的普遍风格，诙谐风趣中透着温厚的情味。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她完全是在不经意之中，用她的巧思奇想锦言秀句让读者发出微笑甚或惊叹，并产生联想。写到电车回厂“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公寓生活记趣》)多么有情有味又风趣幽默。

另外，张爱玲的散文中处处充满了哲理性的语言。这种哲理性语言其实就是张爱玲自身对时代、对生活、对人性的一些理性的认识，而这些理性的认识早已成为如今人们广为传唱的警句和隽语。“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短短一句话，就把上海人生存状态的历史、现状和本质道出。“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张爱玲语录》)、“对于大多数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谈女人》)等，道出了生活的真理，寓意深刻，令人玩味，给人启发。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在现代散文家中堪称异类，“异”在精雕细刻的锤炼字句、多样的修辞手法的妙用、大量的色彩语言使用和富有哲理的警句四个方面，张爱玲的语言只属于她自己，那是独一无二的，后人难以企及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张爱玲，也给当代作家诸多启示：文章贵在创新。没有一份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没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感悟，没有一份独到的见解，没有投入热情和激情，要想成为一个独立高标、自成一体的作家，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1.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第2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关键词】语言 意象

张爱玲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文学语言的众多营养，成长为盛开在中国四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株奇葩。张爱玲的父亲出身于军阀门第，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深爱《海上花列传》等诸多中国古典小说，使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非一般人可及。出洋留学的母H和姑姑送她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又使她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这些经历成就了作为优秀小说家的张爱玲，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又出类拔萃的语言风格。

一、古典文学的深刻烙印

张爱玲骨子里是古典的，尽管她的外在表现、接人待物与中国传统女子大相径庭，但文章可见人心，且不说张爱玲小说里一个个太典型的“中国人”（夏志清先生语），有着挥也挥不去的中国人的特性，无论是男女老少说话处世仿佛都贴上了中国人的标签，到哪里也认得出走不掉，单是张爱玲小说中的那些语言，就打上了深刻的中国传统小说的烙印。张爱玲喜欢把某某“说”写成某某“道”。小说结构有些像说书，喜欢在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每段书开头说书人总是这么一句：“上回书说到……”，而每一个新故事的起始更是要说上一段开场白。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受到《红楼梦》影响的痕迹，尤以《金锁记》为甚。二者不光都是描写闺阁琐事，连书中人物的语言动作说话办事都与《红楼梦》如出一辙：曹七巧出场的那一段：“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活脱脱一个凤丫头！那浓墨重彩的迟到出场，细致入微不厌其烦的服饰描写，泼辣刁钻的举止话语，无不像从凤姐那里脱胎而来。然而读者们再一想，七巧那样的人物也只有这样的出场吧！

二、市井小说的色彩

张爱玲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现代中国通俗小说影响的痕迹。她的小说叙述的方式很有通俗小说的平铺直叙的特征。《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这样述说：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 结尾这样写道：“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首尾呼应，娓娓道来。

三、奇妙的比喻

张爱玲的很多语言是别人写不出的语言。她的思维如此活跃，会有那么多新鲜的意象闯进她的头脑，走进她的书中。她的比喻总是不落窠臼，新颖无双，让人拍案叫绝。来看这两个关于生命的比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跳蚤”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封锁》）古今中外用来譬喻生命的东西太多了，可除了张爱玲，还有谁能把生命和华袍和《圣经》如此恰当的捏合在一起？新鲜准确的譬喻，就像张爱玲文章的眼睛，明亮，透彻，吸引了最多的目光。“张爱玲的比喻堪称一绝，它们像一颗颗明珠，给张爱玲的文章添上了一抹耀眼的亮色。 张爱玲的语言只属于她自己，那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读来如品鲜果，如饮琼浆”。她的语言如此优越，以至于每个字都会像一个晶体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并且折射源自她的光线，词语像饱满的、充满色泽的珠子在这里滚动。

四、作品意象营造的创新和袭旧

张爱玲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善于运用意象化的手法，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东西，如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像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具有具体的形态，从而给小说带来浓郁的诗意。《金锁记》在三万多字的篇幅中，营造出了六种含义不同的月亮。月亮，是一个在传统文学中曾被用滥了的意象，但作者却有推陈出新的能力。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创新意象，如在《封锁》的结尾处，作者写道，男主人公吕宗桢下了电车回到家里，刚才车上遇到的女子吴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了，他踱到卧室里，扭开电灯，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育苦的。”这个“乌壳虫”的意象就完全是现代的。

张爱玲的魅力，绝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她是现代中国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有一段：“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或许可以说，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张爱玲。

参考文献：

第3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张爱玲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连环套》、《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在这里完成，因此当时的上海媒体嘲笑她是“公寓作家”。“张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子，比如“这世界上的感情，哪一样不是千疮百孔的？”“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等等，也都出自爱丁顿公寓六楼65室那张书案。张爱玲还写了记述爱丁顿生活的《公寓生活记趣》，她骄傲地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不仅如此，她与胡兰成的秘密爱情也在六楼65室发生、酝酿，终致结婚，张爱玲用她那支派克自来水笔在婚书上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如今的爱丁顿公寓已经更名为常德公寓。这座有着75年历史的楼房，外型散发着旧上海非常流行的“装饰艺术”（Art Deco），即使在今天，其建筑外观依然十分醒目，引人留恋。然而我们进入大楼后，却发现在里面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关张爱玲的痕迹。她当年住过的两套房子好似压根就是别人的公寓，若要追寻张爱玲留在上海的渺茫信息，只能通过油漆斑驳的报箱、房门上的黄铜把手以及老旧的拉栅式电梯进行怀想。带着满腹失望，我们来到楼顶，幸好那座小小的亭子间还在――这就是小说《心经》主人公小寒的住处。张爱玲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出了上世纪40年代最绝望的句子：“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上海与天与小寒。”

我们之所以在张爱玲六处故居中选择爱丁顿公寓，理由只有一个：这里是唯一悬挂“张爱玲故居”纪念铭牌的地方，其他五处没有任何有关张爱玲曾经住过的标识，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即使知道地址找上门去，结果也是一片茫然。最近几年，张爱玲的作品不仅没有随着历史的久远被人淡忘，反而散发出越来越强的文学魅力。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北美的“张迷”们和张爱玲的研究者纷纷来到上海寻觅张爱玲的踪迹，但是上海却用失望迎接远道而来的人们――除了常德公寓门前这块简陋的铭牌，再也没有什么以资纪念的东西可寻。

事实上，在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和标识上，并不止上海一座城市表现得如此冷漠。现代化浪潮下快速发展的城市，缺乏文化意识和历史责任，这已成为一个通病。前几年在北京，去新街口附近的百花深处胡同探访齐白石故居，初进胡同的感觉竟然与董桥的文章出奇的一致：“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幸好白石老人会画花卉，百花都在丹青里。”其实，这条破烂不堪的百花深处胡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大名鼎鼎，在这里住过的名人不仅有齐白石、汪曾祺、陈凯歌，还住过一位英国人哈罗德・艾顿（Harold Acton），这位牛津大学的美学家1932年起担任北大英国文学教授，是齐白石的崇拜者和挚友。

百花深处胡同还是中国当代摇滚乐的摇篮，北京第一批玩摇滚的如唐朝、张楚、何勇以及后来居上的陈升、窦唯都在这里咆哮过寂寞的青春。1983年夏季的一天，年轻的诗人顾城去什刹海找北岛碴诗，不成想误入百花深处，竟被这条青砖灰瓦的胡同死死迷住。他从地上捡了一截脏兮兮的粉笔，在厕所的墙上写下《题百花深处》：“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小院半壁阴，老庙三尺草。秋风未曾忘，又将落叶扫。此处胜桃源，只是人将老。”

第4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三毛：原名陈平，一位台湾作家，父母是古典文学教师，受家庭影响，五岁时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三毛的文字如其人，像一朵绚丽多姿却又平淡无奇的云，洁白无暇而又飘逸灵秀。自由浪漫，坦率而又不失天真。自杀后，骨灰一半遗在了台湾的日月潭，一半遗在了大陆西北的鸣沙山(敦煌)。日月潭可以浸透《温柔的夜》，鸣沙山可以重温《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大抵描绘的应该是她吧。

贾平凹：陕西、西安人，原名贾平娃。西安是六朝古都，厚重的文化积淀孕育、熏陶了他。善长写长篇小说和散文，其《废都》是对《红楼梦》的一次成功模仿，同《红楼梦》一个遭遇，一开始就被沦为禁书。散文：语言朴实、平和。小说：语言富有独到的地域气息，并有方言夹杂其间。其作品摆脱了那种浮躁、张扬、浅薄、晦涩、华丽的文风，整合并开创了一种现实感、趣味性、哲理性、深沉气质的风格。写小说难，难在有始难有终，高鄂对《红楼梦》后期成员遭遇的安排非常合理。

张爱玲：一个不落俗套、身着红袍的前卫女子，个性十足。《倾城之恋》、《沉屑香》、《半生缘》…。她的文字更具个性：环境描绘、意韵烘托、心理剖析、想象丰富，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之感，饱含了对爱情的透彻思悟。她仿佛在告戒后代的女子们如何识破男人们的诡计，不过男人和女人的分工不同，男人天生就是在给女人使坏，女人总是用她的好来原谅他的坏。女人谈恋爱前应该读读张爱玲，失恋之后更应该读读张爱玲，做女人应该像张爱玲。

如果你对他们三位的情况比较了解，你会发现，三毛比较欣赏贾平凹的文章，贾平凹比较欣赏张爱玲的文章。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早年是上海艺术戏剧学院的院长(现已封笔终老，退出文化圈)。《借我一生》、《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山居笔记》，从他的作品名称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大气的作家，这里用作家来称谓他是有问题的，准确地说他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并对历史有较深厚的研究。他的作品除《借我一生》以外，都与随笔有些类同。余秋雨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向我们讲述国内、国外的历史、文化史。

0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韩寒曾获得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一个另类的天才，精通语言的韵律，文字的巧妙组合与运用。其小说故事情节性差，所以语言上格外的努力，要求句句都出彩。这与其人生阅历有关，毕竟年纪小。大家都知道鲁迅、钱钟书、李敖是我国三位泰斗级的语言大师。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和李敖的影子，他的《三重门》是对钱钟书《围城》的一次成功模仿，也就是《三重门》奠定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但有点刻板，钱钟书的诙谐幽默是流出来的，李敖的喜笑怒骂是溢出来的。韩寒出生在电玩时代，身上有太多的享乐因素。他并没有把文学当成一种真诚的生活姿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够敬业，而是把文学当成一种品位的炫耀，一种实现自己飙车梦想的手段。其作品娱乐性较强，有意思的东西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的东西往往没意思，他应属前者。

第5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关键词：荒凉的音韵；凄艳的色彩；多样的修辞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幅幅苍凉没落的风俗画，是一幅幅人欲横流的百丑图。张爱玲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纵观她的小说，代表作有《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怨女》等等。张爱玲的小说在语言表达方面技巧圆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本人试做了以下浅薄的分析：

一、荒凉的音韵

如果说鲁迅、卡夫卡小说的荒凉带有寓意的色彩，是思想家思想的产物。那么张爱玲小说的荒凉则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感叹。

张爱玲说她自己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是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怨女》中有一段银娣出嫁前的描写：“邻居婴儿的哭声。咳嗽吐痰声，踏扁了鞋跟当作拖鞋，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擦掉那口痰，这些夜间熟悉的声音都已经退得很远，听上去已经渺茫了，如同隔世。她翻来覆去，草席子整夜沙沙作响，床板格格响着。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会儿又被黎明的粪车吵醒。远远地拖拉着大车来了，木轮辚辚在石子路上碾过，清冷的声音，听得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上下一色都是潮湿新鲜的灰色。时而有个夫子发声喊，叫醒大家倒马桶，是个野蛮的吠声，有音无字，在朦胧中听着特别震耳。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也忘了怎么说话。虽然满目荒凉，生命都是他的，大喊一声，也有一种狂喜。”文中“满目荒凉”一语道出了银娣在出嫁前内心的不安、恐惧和矛盾。婴儿啼哭的声音原本是透露新生命、新希望的暗喻，但那接下来的咳嗽、吐痰、粪车夫子清倒马桶的喊声等等，则把新婚的美好象征——新生活、新生命、新希望的憧憬顿时降为一种污秽难堪的现实。粪车夫子对照着即将出嫁的新娘，希望对照着践踏，荒凉对照着狂喜，这种种极端的矛盾两级可能就是张爱玲所说的参差的对照吧。其中，把痰和粪这两种污秽物用在准备出嫁的姑娘身上这种写法，实在是大胆到令人怵目惊心，不是一般人敢想敢用的联想吧。在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的描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喜”，那粪车夫子的吠喊声更是给人一种漫无边际的怅惘与压抑，反倒更加凸显了银娣出嫁前 “满目荒凉”的内心情境，荒凉弥漫、回味深长。

张爱玲小说荒凉的气氛还在于她叙述的调子，那种特有的回忆的，冷漠淡然的调子。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寥寥的一段文字拉开了故事的序言，一炉子的沉香屑，它的生命是短暂的，它的结局也只是一炉子的冷灰。在淡淡然的，甚至是冷漠的讲述语气中，不经意的就渗透出一种无奈的荒凉况味。那说着的，都是与己无关的，别人的故事而已。张爱玲以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进展，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激烈的争斗，多么凄美的爱情，在她的笔下，一律冷静、淡漠。在张爱玲的故事里，你永远找不到作者的影子，她从来不评论哪个人好，哪个人坏，她只是那个淡然得有点冷漠的讲着故事的人而已。

再如《金锁记》引子：“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眼泪，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了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轻描淡写的一段文字，不但月的描写那么新颖，更是淡淡的就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模模糊糊又迷迷蒙蒙的，带着张爱玲特有的那种冷淡荒凉的调子。张爱玲的这种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

张爱玲是冷静的。她笔下的故事，无论结局是悲是喜，是好是坏，也一律是冷静淡漠的一种基调。冷静的文笔描写冷静的现实，冷静的现实冷静地表达人性，反来复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的情绪。

二、凄艳的色彩

据说张爱玲在穿衣方面是非常个性的，既不能用奇装异服来形容，但款式、色彩等等却又的确与众不同。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选配上也喜欢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等就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这实在是个奇特的，我行我素的女子。在张爱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情。她的文字也体现着她的这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文如其人，文如其衣。张爱玲喜欢用些艳丽浓重的字眼，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那种种华丽凄艳的文字，通过那份绚丽色彩突出她所表达的主题，给人视觉上一种强烈的冲击，让人在视觉冲击中去联想，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有时候我看张爱玲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眼前仿佛飘过一幅幅五颜六色的画，那种画面感非常的强烈。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金锁记》中还有段世舫看见七巧的描写：“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在这些文字的描述下，眼前好像看见了一张晦暗无光、年岁久远又模糊不清的古画。在“阴森高敞”的餐室里，我们透过童世舫的眼睛，看见的是灰的、大红的、昏黄的、湖绿的、花的一团模糊，这种种浓重、凄艳的色彩所推出的是那个病态边缘的疯女子曹七巧！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颜色衬托的是那个童世舫心目中幽闲贞静的中国闺秀长安的母亲曹七巧！混乱的色彩刻画出一个混乱的疯子，不多的一小段文字，字字如金。把曹七巧的疯人形象一点一点的勾勒出来，既模糊又清晰，给人一种既虚幻又真实的朦胧，让人不由自主的去想象那个画面，不由自主的想要看看曹七巧此情此景下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段描写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让读者很紧张，同时又很好奇，既有所期待，又有所担忧，有让人欲罢不能的效果。终于她幽幽的出现在童世舫的视野里，轻轻的一句“她（长安）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把女儿的幸福无情的打得粉碎，就把读者的心撕裂了一条口子，有厌恶，有憎恨，有惋惜，也有同情，能引起看书的人诸如此般的感情，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的魅力啊。

三、多样的修辞

张爱玲就像一位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离奇的象征，一串串断珠的比喻，一段段淡淡的描写都使得她的作品格外的美丽。她说自己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从她的话语中看得出，这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子。

    而我最喜欢的是张爱玲那种淡淡的朴素的描写，细细品味，总是让人心生许多感动和感伤。在《金锁记》里童世舫和长安的最后一次道别，“他穿过砖砌的天井，院子正中生着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出来。她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现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

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还有什么描写，能写出这种又疼又爱的微妙？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美好又如此凄婉？还有什么描写，能让读者这样惋惜、心疼与不忍？我喜欢这段文字，细细微微的，安安静静的，带着一丝甜蜜的忧伤，让人心里轻轻的疼痛。那一树的枯枝，淡青色的天，穿旗袍的柔弱女子和那落寞难堪的青年男子，如剪影般定格在一片忧郁的灰灰的画面中，爱徐徐缓缓的消逝……说不完的美丽，说不完的忧伤，从字里行间弥散开来，濡得看书人也跟着变得安静与伤感。

张爱玲是个聪明的女子，有时候在读她的文字时我甚至感到她是一个聪明得有些刻薄的女子。她在文中用的某些譬喻是非常犀利而又一针见血的。《金锁记》里有段点睛之笔：“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曹七巧要死了，回忆她的一生，她只是一个戴着枷锁的奴隶。张爱玲把钱比喻成黄金锁，一个“金”字，一个“锁” 字，譬喻得那样巧妙，那样刻骨。黄金的锁捆绑了曹七巧一辈子，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锁住了自己。没有健康的爱情，没有健康的生活，也没有健康的心理，没有人爱她，她也不爱任何人，一辈子就守着那点钱，却又被钱奴役着。这个堕落变态得像疯子一样的女人又可怜着又可恨着。看《金锁记》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悲哀，人性的悲哀，做女人的悲哀。你还会明白一个道理：黄金做成的枷锁原来很沉很沉，扛一辈子原来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还有段经典之喻：“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就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红与白，蚊子血和明月光，饭粘子和朱砂痣，晃得人眼前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仿佛亲眼目睹了那时而明媚，时而恶俗的红与白，令人浮想联翩，不得不感叹，张爱玲的比喻太精了，有入木三分的功力。

张爱玲的写作技巧是非常娴熟的，她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非常注重首尾呼应。在《倾城之恋》里开篇的第二段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来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写着：“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文章开头提起的是胡琴，结尾还是胡琴，甚至有的字句都没有变，可此胡琴又非彼胡琴，既前后照应，又彼此有别，个中的深意，留得你自己去回味。在《封锁》里也有这种呼应，文章开头“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和空间。”文章要结束时，“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只是封锁和封锁开放，变化的只是封锁前后的人与事，不变的永远是那单调的“叮玲玲玲玲玲”声，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时间和空间。看似重复的字眼，带着些铿锵的音韵，机械的，呆板的，却又是形象的生活的全部。细细读来，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油然而生。张爱玲的这种前后呼应写法在《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都有体现，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呼应的写法，有点冷淡，有点平静，有点经典，给人完整的感觉，想象的空间，令人回味无穷。

喜欢张爱玲的人有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人也有很多。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局限于男女之情，有人说张爱玲太有才华，写作技巧太过于圆熟并不是件好事等等。而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一个读者。我说出的只是我对张爱玲文字的一些个人之见，我只是喜欢她的文字，喜欢她笔下那一个个的世俗故事，喜欢她字里行间闪动的灵气，喜欢那淡淡的冷意，浓艳的画面，奇特的想象，喜欢那些堪称经典的字句，她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说“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她还写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当你看到这些字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慨？有没有喜欢？有没有惊讶？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细腻而又聪明的女子啊。

    一颗彗星划出一道美丽的轨迹，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张爱玲就像那颗闪耀着光芒的彗星，她从我们的眼前掠过，留下数不清的传奇美文。也许，张爱玲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读着张爱玲的文字，眼前会浮现出那个穿着典雅的旗袍，右手叉腰，头高高地昂起，嘴角微扬，目空一切，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淡然处之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你总会有所感慨，有所启迪，有所思考。那至善至美的收获只有喜爱张爱玲的人才能领会得到。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小说全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12（3）

［2］《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1）

［3］《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1994,10 （1） 

第6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关键词】张爱玲；有色之月；小说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很善于运用意象。成功使用意象的例子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月亮”是张爱玲小说中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解析这个意象，对于把握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征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她极喜爱绘画，特别心仪西方后印象派，在她的作品里后印象派的运用主观的颜色来描绘的客观事物，表现自己的主观情绪，这种后印象派的内在精神很好的和张爱玲艺术追求形成了共鸣。再加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的张爱玲，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识，并且对于很多中国古典文学意象有自己独特的领悟。

月亮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基本意象之一，月亮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化里它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凝聚我们古老民族深厚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最基本的象征意义是母亲与女性，月亮是贞洁，洁净，爱与美的象征，月亮是人类情感的象征物。深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以及对后印象派及其喜爱的张爱玲，以一种全新姿态来创造月亮意象。是在月亮这一中国传统文学意象上大胆的刷上了“后印象派”画家的颜料，大胆的描画了一幅幅最有特点的月亮图画，这一幅幅的月亮图画很好的将西方现代绘画语汇与月亮传统意象的悲凉美学意蕴相结合，为她的人物命运铺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这些月亮图在写实性中饱含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意味， 实现了小说人物心理描写的诗化。意象中隐含的作家的人生体验。

一、白色之月――希望

张爱玲笔下的白色月亮很多，白色也是月亮的基础色，白色象征纯洁、神圣、善良；月亮是女性，是寒冷、朦胧、伤感；白色月亮会给人疏离、梦幻而又虚无的感觉。正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命运一样。在《倾城之恋》里，流苏眼中的白月暗示着她迷茫的不定的人生。文中范柳原向流苏示爱的那个晚上，在流苏眼里，月亮是“大而模糊的，银色的，有着绿色的光”，这里正是她对于自身前途命运无法把握的矛盾反映。她的爱情在她已明白，但现实生活状态又让她无法真正只拥有爱情，因此月亮是大而模糊的，在正常的银色光之外，又闪着绿色的不安的光。绿色的负面意义，暗示了隐藏、被动，用绿色叠加在白色月光之上，这幅神秘的月亮图，恰好衬托流苏的心情：纯洁爱情的希望，把握不住地的无奈与焦灼。同样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叉里做了窠。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这里的白色月亮也暗示着薇龙对于爱情渐渐萌生的希望和信心。

但特别的是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对于白月的描绘，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在白色的底色上不停地涂抹上带有死亡之气的黑色，把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白色的纯洁、善良逆转到反常面，变化为狰狞、邪恶、变态的人物化身，“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就是在这样的月亮下，长白替母亲七巧烧了一夜的大烟，两人吃着蜜饯糖果，讨论着东邻西舍的隐私，他们把新婚媳妇的隐私当作笑料来谈，这里黑白构成强烈的对比，这幅泛着黑色光芒的白月图正是七巧变态心理，凄凉生命的写照。白色本应该是她生命的色彩，但在黑色的覆盖下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只看到黑色的死亡、恐怖，只能用黑色来哀悼七巧的无生命无意识。

二、红色之月――激情

红色象征热情、性感、权威、自信，是个能量充沛的色彩―全然的自我、全然的自信、全然的要别人注意你。不过有时候会给人血腥、暴力、忌妒、控制的印象，红色的月亮在张爱玲笔下很少，红月，是作为激情，危险、生命、亢奋的表存在她的作品里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宝对娇蕊的回忆“昨天他朦胧睡去的时候她坐在床头剪指甲。昨天晚上忘了看见月亮有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个极富色彩的“红色的月牙”让我们唏嘘不已。在这里红色月牙是振宝的心理感受，这幅红色月牙图，一方面暗示出振保对爱情的期待与憧憬。另一方面象征着，振宝与娇蕊的这段情属于不正当婚外情，这种不伦的的感情是危险，在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妻子，他把她比作白玫瑰，还有另一个是情妇，他把她比作是红玫瑰。娇蕊像六月的艳阳天，热情似火。振保虽然极力保持绅士风范，还是抵挡不住自己的。红玫瑰唤醒了他内心压抑的，他与红玫瑰尽情，放荡的笑声充斥着脑神经，他们尽情享受着的。道德，人性远远地被他们抛之脑后。这种被压抑精神世界，渴望得到释放的状态，用红月来演绎是最合适不过了。

三、蓝色之月――死亡

蓝色是本是灵性知性兼具的色彩，象征理想、独立、诚实、坚定。但是对于蓝月张爱玲情有独钟，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在《私语》里引用曾引用过一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她说“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这一感受是彻骨的寒冷与阴鸷。她将此独特体验幻化于小说中，大胆的在她的作品里用蓝色的月光映照着人物们一出出虚无迷惘充满杀机的人生。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薇龙受乔琪引诱的那夜，“丛林里潮气未收，又湿又热，虫类唧唧地叫着，再加上蛙声阁阁，整个的山洼子像一只大锅，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煮着它，锅里水沸了，咕嘟咕嘟的响。”月亮是一团蓝阴阴的火，在湿热的午夜荧荧的跳动。在这里蓝月亮不仅我们感觉到薇龙在此时在情场上的危机，甚至可以联系到她为了学业向梁太太求助，结果成为交际花，最后又成为别人的工具，对于她的人生选择葛薇龙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从刚开始的“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到三个月以后“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在这种豪奢腐化的生活氛围，她有过自己的挣扎，有过理想，想完成学业，想回去，但她的意志在对上茫茫不可前途时，在对上人性的弱点时，虽然她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会陷入怎样的境地，会变成怎样的人，以后的生命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但她还是选择了这一条路。从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理想的破灭，生命的贬值、甚至人格的丧失，仿佛置身于那一团蓝阴阴的火之下，明知危险、绝望、恐怖，但是却无法逃离。

这种病态的充满杀机的蓝月图，在她的小说《第一炉香》《金锁记》多次出现，这一道道的蓝光折射着人物的恐惧绝望的内心，丑陋与病态人生。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第7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因缘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一是源于因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源于明清小说对世俗化因缘的描绘。文化心理的变动制约着现代作家的因缘写作。因缘在现代作家笔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叙事格局也有摆脱佛教影响的倾向。就因缘叙述所具备的现代特性而言，启蒙作家是完成的现代性，张爱玲等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种融合有传统的现代性。

【关键词】 现代文学;因缘;文化心理;佛学;现代性

因缘是一种宿命论，是明清小说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在现代，它并没有因为受到新文学的逼压而消失。原因在于:一方面，通俗作家延续着古典小说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里的因缘叙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超越了明清小说，体现出时代意义，换言之，因缘“老树发新枝”。下文将从作家、作家的因缘心理、因缘书写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中的“因缘”因素展开论述。

一、因缘:现代作家不曾遗弃的老话题

张爱玲散文《爱》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韵味却悠长。如果拿掉最后一段，这篇短文仍然完整，而且主题似乎更为多义。首先，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主角的人生起点看起来不错，后来的她却一直走厄运。她人生不幸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少年时期，她有过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要把它称之为爱情故事十分勉强，但对她来说，它已经是全部。她把这一点光当作全部人生的亮点，这衬托出她人生的暗淡。其次，就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女性悲剧，她是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不幸的一个缩影。张爱玲对该故事的解读不是女性主义的，她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一条老路:缘。在芸芸众生中，他为什么就是她要见的人?在无限的时间中，她凭什么碰巧见着他了?这一切皆有因缘。张爱玲对故事的阐释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其弊端是掩盖了故事的其他所指;不过，它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作家的注解暴露了她对爱情、人生的真实看法，它有助于读者直指作家的本意。

循着因缘去看张爱玲，就能发现她的小说有不少痴男怨女，他们中间的故事有不少被张爱玲纳入因缘的范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一开始很难说有情缘、姻缘，尽管七妹宝络的相亲使得他们有了相识、相知的机会。离婚回到娘家的自流苏很难以在白公馆立足，她得抓住青春的尾巴把自己嫁掉，范柳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后者仅满足于玩，这又是白流苏所不希望的。他们在香港玩“太极推手”，结局却是他们结婚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再一次落入自己的圈套:“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将凡俗叙事与因缘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台湾学者林柏燕也认识到了，并基本上对张爱玲持否定态度。陈炳良《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目录》曾概述其观点:“他指出张氏的男女世界只有丑恶，同时‘时代感’显得薄弱。他认为首先‘她的题材意识往往不脱‘醒世姻缘’的窠臼‘。”“他”指的是林柏燕，这里所说的题材可能是主题，也有可能是指张氏小说的题材跟《醒世姻缘传》多有类似。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显然，林氏意识到张爱玲在处理男女爱情、婚姻题材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把发生的事实归之于因缘。可怜女孩、白流苏的命运就不是人力能够争取到的，而是由难以言传的非人力所决定。不过，林氏的批评显然褊狭，因为他的落脚点是“时代感”、“大题材”。毫无疑问，他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来看张爱玲，这难免会忽视张爱玲的民间性、日常性，更何况她小说中的因缘含义已超越古代小说因缘书写的佛教范围，具有时代特性。

现代文学中的因缘主题还可以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见到。这一派小说家多以叙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见长，在敷衍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作家多从因缘角度来思考，如吴双热的《孽怨镜》、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等。在通俗的消闲文学之外，笃信佛学的丰子恺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中多次阐发因缘。他的“因缘”不只局限在姻缘方面，如在《儿女》一文中说:“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由此能说明，因缘在现代文学里是一个并不少见的主题。而且，不同类型的作家对其均有所涉猎。除与古典小说颇有渊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之外，认同佛教的雅文学家，如丰子恺、许地山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因缘。而启蒙作家则在因缘书写中否定因缘，如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中将佛教包括因缘在内的迷信思想当作中国的传统大加挞伐。这种复杂局面源自现代文学的状况，从文学发展史看，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彻底革命，但俗文学延续着传统，在雅文学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家对因缘的看法有差异，这使得他们就同一问题的创作所表现出的面貌大相径庭。总之，由于社会变动、文学变革，作家的文化身份并不像往昔那么单一，因缘在现代文学中则呈现多义态势。

就目前对因缘的研究来看，它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有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时对因缘也略有涉及，但总体而言，这些相关论述有不少缺憾。从表面上看，他忽略了现代文学俗的那一个支流而只重视雅的文学，换一句话说，他只看到现代文学的主流。由“五四”所确立起来的新文学传统是建立在民主、科学基础上的，它承担着启蒙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正因为雅文学大体上是启蒙的文学，而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所以，因缘观在雅文学中相对较少。新文学家大都带着时代的眼光来看佛教，对佛学做合理的扬弃，用上引学者的话说:“新文学作家毕竟是站在自己的时代所积累的资料，本时代人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本时代所出现的普泛的社会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他们习佛、谈佛就不可避免的体现着本时代的特色。”鲁迅对佛教文化的态度在新文学家中有典型性，有学者说:“鲁迅不仅以佛教思想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为武器，用来批判封建儒家文化，也不仅试图通过运用佛教净化人的道德的方法、方式，来为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服务;在鲁迅那儿，更具意义的是，他还从佛教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精神养料，这种汲取对鲁迅的人格形成是很重要的。”许多作家可能不及鲁迅深远，但时代精神的确是一种过滤器，能为作家所用的佛学思想，作家以它来塑造自己、国民;在无名氏和周作人看来，佛学还可以用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体系。反之，如果佛学思想不吻合现代精神，作家就对它予以嘲讽、批判。这其中以施蛰存的影响最大，有人以为施蛰存的佛教题材小说“揭穿佛教文化中的某些神秘性”。譬如他在分析《塔的灵应》时，就认为塔的灵验源于一系列事实的巧合，它们戳穿了佛教因缘观的神秘面纱，因缘遭到质疑、调侃。可见，有背于时代的因缘确实难以为启蒙作家所用;另一方面，从启蒙的批判立场看，因缘作为反面“教材”，在对传统否定的领域，作家的实践也相对不多。不能否认的是，在雅文学中，也有少量笃信佛教的作家如许地山、丰子恺、废名等，难以归人启蒙作家行列。从《命命鸟》来看，许地山对因缘的思考超越了那个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甚重要，他关注的是世间苦，最终他以宗教情怀来包容一切。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佛学因缘说不普遍被新文学家看好、不常进入作家的写作范围，这使得一些学者对现代文学里因缘因素的研究有所忽略。因为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俗文学家偏爱因缘，而他们恰恰位于研究的盲点上。鸳鸯蝴蝶派乃至张爱玲都与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精神不吻合或者有着不一致性，他们或演绎通俗故事，或本着内心的真实描述日常生活。在他们的小说中，因缘常操纵情节的发展、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但他们又不是单纯地重复古典文学。因此，关于因缘，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俗文学。

二、因缘心理溯源及其现代流变

一部分现代作家之所以重缘，在于他们成长在中国文化圈内，而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缘分的民族。台湾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传说中，缘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最方便的解释。……传统中国人这种将各种人际关系都解释成缘的态度，可以称为‘泛缘主义’。”显然，这个传统延伸到了现代与当今，换言之，自古及今，中国人的内心藏着一个“缘”字。它是中国人阐释人际关系的基础，如丰子恺在《大账簿》中说:“我仿佛看见一册大账簿，簿中记载着宇宙世界上的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以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来由、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代代相传的“因缘”思想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不过，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因缘不能归属到遗传的范围，中国人是在后天环境里不断地被熏染才接受这一理论的，因此，“缘”的心理是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它有时似乎处于无意识状态，不受意识的控制，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脱口而出:“缘分!”这里不打算对“缘”究竟是什么意识做过多纠缠，但因缘对中国文学的作用确实与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功能相似。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可以外化为作品或者说有时候创作过程是集体无意识活跃的过程，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缘”，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也有这种功效。余斌在《张爱玲传》里提到，《爱》的故事是胡兰成讲给张爱玲听的，如果这是真的，那她就有双重身份:读者与作者。从她听故事到构思再到表述，“缘”极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至少在构思和表述阶段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她创作的制约非常明显，“缘”的意识在《爱》的创作中处于积极状态。

中国人的因缘心理跟佛教有关，“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命定或前定的人际关系。”所谓命定也就是天定，古代中国人信仰“天道”。天定如何演变为缘的?显然，这是佛教传人中国才有的结果。因缘是佛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它强调“缘法”，即世间万物是相互转化的，有因即有果。这种因缘观跟中国人的“天道”观有很大差异，天道观强调一切天定，而因缘果报论则认为人的善或恶行会影响乃至决定他的未来。大约是佛教为了在中国求得生存、发展的缘故，具体在什么时候已很难确定，天命论被佛教接受，成为佛学的因缘观之一;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所说的因缘常常就是人看不见的“天”力所为。所谓前定，可能也包含命定，但范围更为宽广。譬如因缘果报，人做善、恶事，一定会有报应，神明是裁判并最终来确定赏罚。因果报应在佛教有三种方式:前生业，今世报;现世报;三生业报，总之，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后来有回应。由上文所论可知，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外来佛教相融合的产物。从哲学角度看，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尽管它不忽视人为，但天或神明还是处于核心地位。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能是因缘说的一个通俗而又经典的注解，人为可能是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是天、佛，在它们的掌控下才有人世间的果。

肇始于佛教的因缘说成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佛教徒以及相关文人不懈宣传才有的结果。以文学宣扬佛学始于六朝，有人说:“六朝以来，志怪小说中一部分‘释氏辅教之书’，专门宣传佛教徒因果报应的说教，竭力宣传佛教经典、佛像的神奇作用。”到了唐代，涉及佛学因缘说的小说已经不少，如唐前期的小说集《冥报记》、《纪闻》中有很多宣扬佛法、昭示因缘果报的故事。在宋、元时期，除文人小说外，话本中有专门“说经”的“小说”，对此，有学者说:“它是通过敷衍佛教经典以及与此相关人物的故事，使之形象化、文学化，以达到弘扬、宣传佛理的目的。”这一类小说对佛学大众化、通俗化的作用是巨大的。说书与其他方式一起促使佛学在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沉淀下来，从而使佛教因缘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同时，佛学思想也随处可见。不过，与佛学思想有关的小说创作显然已不再将宣传作为主要功能，因为佛教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小说里因缘的彰显大抵出于佛教文化心理。除《西游记》外，《红楼梦》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贾宝玉跟薛宝钗、林黛玉之间的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小说的中心;有的小说还直接取名为“某某缘”，如《醒世姻缘传》、《再生缘》、《镜花缘》等。从以上一系列小说能看出，中国人的因缘心理制约着明清小说的创作走向。这一股势头延续到现代，因缘对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鸳鸯蝴蝶派作家、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还得益于文学自身的传承。鸳鸯蝴蝶派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余波。在古代，小说不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是游戏、是消遣，鸳鸯蝴蝶派的不少小说家也是本着这个目的写小说的。巧得很，张爱玲是一位与鸳鸯蝴蝶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一、她多次在文章里谈到这一派小说，甚至不讳言自己偏爱张恨水的小说;二、她的进入文坛跟周瘦鹃有关，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紫罗兰》上，从此，张爱玲横空出世;三、她还把近代小说《海上花列传》由吴方言翻译为国语。张爱玲还喜欢明清小说，在《天才梦》里，她说《西游记》是她小时候的课外读物;在《论写作》，她提到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她才八岁;另外，她多次在散文里提及如《醒世姻缘传》等明清期间的长篇小说。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并不是说张爱玲属于鸳鸯蝴蝶派，而是说她的小说与这一派的小说有着共性，她的小说也有媚俗的特点，供大众娱乐是她创作的目的之一，这跟中国“小说”的传统一致。重视明清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并不 是说中国古典小说是她小说艺术的唯一渊源。她能够用英语写作，西方小说她也读了很多;但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这一因素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因为明清小说陪伴她成长，这对她创作个性的塑造、文化观念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与明清小说有密切关系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肯定能感受到明清小说中因缘的普遍性存在，这对他们的创作在无形或有形中能起到一定作用。

对俗文学家与佛学因缘观的结缘途径，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学者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里注意到雅文学家与佛学的渊源，在他看来，佛学精神渗入到现代文学有四种途径:家学与生活环境的熏染，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古典文学情趣的浸润，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顾及现代文学的全部，以上所说只能是看似全面;要是将张爱玲等人的创作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她的佛学思想之来源是该专著所论无法容纳的。首先，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去除，张爱玲跟维新派大师没有多大联系，至于日本传统文化，她所知可能不多，对欧美文化她倒是接触比较多。再看家学与局部环境的影响，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在张爱玲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亲戚、地域中，佛教氛围都不是特别的浓郁。最后看古典文学情趣，他所言的古典文学偏重晚明性灵派文学。但是，就现在所知，张爱玲对晚明小品的兴趣并不浓厚。张爱玲与佛学另有渊源，这已在上文有了比较透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因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从文学的发展看，与因缘发生关系的明清小说是一个源头，这两股力量作用于张爱玲等人，从而使因缘在现代文学中续写过去的辉煌。就该学者对雅文学家的分析来看，所论是准确的，如他认为许地山、丰子恺在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鉴于此，笔者以为，他们对因缘的把握就不止停留在相对肤浅的因缘心理上，如小说《命命鸟》所营造的佛教氛围、所流露的佛学思想堪称专业水准，可见，他们的相关写作直通佛教。再如施蛰存的因缘叙述，他以为，一方面是西学在起作用，同时，佛学精神也是一种必要的启示。以西学观照佛学，佛学中的因缘被质疑、遭解构。

由上文能看出，现代时期的因缘心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因缘所能容纳，它至少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传统的，二是启蒙作家的，如鲁迅、施蛰存等作家彻底否定因缘说。鲁迅等人通常有深厚的学识，如鲁迅在精研佛教的同时还熟知中国人的因缘观念，但他推许现代文化，因缘作为现代的反面处于被否定的范围。换言之，因缘被消解了，支配作家相关叙述的是反因缘心理。再就是，在一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人们的文化心理必定会产生波动，由此而来的因缘心理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如张爱玲等通俗作家，尽管他们与传统的因缘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现代文化的广泛传播，因缘心理也在变动中。毫无疑问，第三种因缘心理最能符合新旧交替中的中国社会，文学对它的书写也最能体现当时的文化嬗变。 三、现代背景下展开的因缘叙述

如上文所论，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一种宿命论，与佛教密切相关，人世间的一切是天定或神明确定，如《醒世姻缘传》里的三世恶姻缘、《红楼梦》里的金玉良缘。在鸳鸯蝴蝶派小说如《唐祝文周四杰传》里，天赐姻缘是一条人际关系准则。但是，由于西学东渐，科学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就意味着因缘的宿命色彩、佛教内涵不再是铁板一块，故而在现代小说里，因缘的文化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张爱玲小说《怨女》里的银娣，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对丈夫的弟弟倒是有情，而对方也有意玩弄她。有一次，她在寺庙的佛像前，他来了，于是，他们在佛面前调情，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今天在佛爷跟前，我晓得今生没缘，结个来世的缘吧。”银娣所说的“缘”是本义，符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逻辑。鸳鸯蝴蝶派小说如《代人受过》等、许地山《命命鸟》、丰子恺散文中所涉及的因缘，也是原义，但许地山、丰子恺等对佛学思想的思考更为深刻。张爱玲本人未必认同银娣的“缘”，再看她的散文《爱》或小说《倾城之恋》，这两处都暴露了她对因缘的真实看法。在《倾城之恋》，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没有将自己隐藏在幕后，尤其在对自流苏跟范柳原姻缘的评价上，她直接跳出来，对它指手画脚。到底是谁要成全自流苏从而发动战争?是天意，还是不可理喻的世界?胡寄尘《抄袭的爱情》是一个很有趣的短篇小说，命运中好像有一股引力把爱情男女牵引在一起;缘可能是命，当然，缘也有可能是一种并不具有宗教意义的碰巧。在这两处，天意只是一种可能，可见，在他们对因缘的界定中，宿命的成分在减少。小说《半生缘》从《十八春》改写过来，根据张爱玲的好朋友宋淇说:“《半生缘》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一段话里说她拟了不少书名，最终确定用“半生缘”，它尽管俗，但中国读者喜欢。其实，张爱玲也应该喜欢。在《半生缘》，因缘既不是宿命的，也不是半宿命的，佛教意义上的因缘几乎只剩下一个外壳，它里面装的是新东西。譬如在世钧跟曼桢之间，缘分就在于他们都对对方一见倾心，这是一种难以说清的契合状态，这就叫有缘。由于世钧在第一次看见曼桢时就喜欢她，所以，他用心接近她;而她不但不躲避，而且还靠上去。因此，他们的缘分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好感，也正是这种奇妙的心理而非天力促使他们互相吸引;但如果不细究，缘分似乎还是佛所赐，其实，它基本跟佛无关。《塔的灵应》讲述了一个显灵的故事，如果放生池中的水沸腾，佛塔必定倒塌。显然，这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真有因果，那也是另有因缘。行脚僧因怀恨往池中倒生石灰，池水沸腾，两小孩抓促织搬掉部分塔基从而导致塔坍塌。所以，所谓因缘，似乎只不过是人为。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两件事恰巧同时进行?难道真有因缘在作怪?以施蛰存的学养、对佛学的态度，他应该另有用意。单就因缘而言，一方面，小说剖析了佛教所谓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从行文语气看，小说在肯定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并不排除世界上还有并无必然性的联系，它们看似神秘，其实纯粹是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巧合。因此，施蛰存的独特性在于，他以科学理性完成对因缘的反动，其精神是启蒙的。

从上文所论能看出，现代文学里因缘的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就作家而言，张爱玲的因缘写作最有多样性，因此，下文仍主要以她为例进行论述。张氏小说中因缘的多义性，表明她感受到传统的心理结构在西学的冲击下已经有所松动，即宗教的神秘性受到科学的压挤;而在施蛰存那里，文化心理则产生突变。这里所说施的心理有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他反佛教文化，而是说他能够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审视佛教，从而使宿命的因缘心理产生逆变。尽管张氏对“五四”的启蒙理想颇有微词，这可能源于作为时代女性的母亲让她失望，所以，她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无认同感;但就她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而言，她不可能不持有科学观念，这是她部分地消解因缘神秘性甚至将它拉下神坛的根本原因。因此，现代文学的因缘内涵已具有时代特色，它切实地传递了民族文化心理变化的信息，体现时代精神向文学的渗透;而因缘原有的文化意义则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消解，其神秘面纱被撕开。

毫无疑问，一些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因缘的神秘性，所以，对因缘的书写往往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格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专注于世俗叙事而很少进入宗教层面，小说展示的是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少有宗教意味的因缘观。叙事格局的变化在明清有过一次。此前，文学关涉因缘大体上是宣传，所以，说经故事就是世俗化经书。事关因缘的明清小说走出怪圈，获得文学独立的品格，佛学因缘说是民族心理，是作家看人生、世界的哲学;因此，在多数作品，因缘往往成为一条暗线，但它的文化意蕴没有改变。在张爱玲的部分小说，甚至包括鸳鸯蝴蝶派不少作品如《啼笑因缘》、《脚之爱情》等在内，世俗化叙事得以进一步加强，因缘的宗教色彩被淡化。在《茉莉香片》，言家与冯家是远亲，前者是生意人家，后者为累代贵族，言子夜在给冯家几个女孩补课时跟冯碧落一见倾心。这大约类似《半生缘》里世钧与曼桢之间的心电感应，由于难以解释，中国人往往将它归结为因缘，以为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在操控的缘故。张爱玲也将它视为因缘，在言家提亲遭到拒绝后，小说有这么一句话:“那绝对不能够是偶然的机缘，因为既已经提过亲，双方都要避嫌了。”但是，这一对男女没有切断联系。有人说:“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缘可以分为两类:缘分与机缘。前者是一种长期之缘，后者是一种短暂之缘。”这两种缘都是因缘。在小说中，言子夜与冯碧落有长期之缘，可是他们有情缘而无姻缘。冯家以言家不是诗书礼乐之家为由笑拒，而言子夜、冯碧落则在暗中缠绵。碧落求子夜托人到父母面前疏通，但子夜年轻气盛，不肯屈尊;子夜出国留学，希望碧落一同出走，可碧落没有勇气;此恨绵绵，碧落与他人婚后早逝，言教授活得似乎也难尽人意。从有情缘到无姻缘再到情思不尽，《茉莉香片》中不见明清小说的“如来佛”之手，取而代之的是巧合、是人事，这是一种地道的尘世书写。如果说《茉莉香片》叙述了一个良缘未成的故事，那么，在《金锁记》基础上改写的《怨女》则讲述一个孽缘竟成的故事。《怨女》之所以事关孽缘，在于银娣与二公子的婚姻完全是一次人钱交易，后来的事实也说明这完全是一场恶姻缘。她的姻缘始于功利，又在情欲与利欲的逼压之下，这使得她与丈夫的结合成为一次冤家聚首。叙述中对因缘宗教性的规避使得男女故事有了现代内核，支撑其小说的不只有现代乱世背景、都市日常生活，一种既旧又新的生活逻辑往往起重要作用，这也是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别于明清小说的关键所在之一。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因缘叙述并未脱尽佛教意味，如银娣在佛面前的表白。事实上，如果完全剔除佛学底蕴，那因缘就没有存在的支柱，那它可能就是反因缘了。

第8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一、陷于婚恋迷途的童女

所谓童女，实际上是孩童和成人，少女和女人的一个奇异的结合体，俄国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鲁迅写于30年代的短文《上海的少女》里是这样说的：她们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精神上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小孩子”，这句话与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形容娇蕊的有“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恰恰相反。

过早的成熟，自作的聪明，倔强的任性，侥幸的试探使这些童女冒着风险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欲罢不能。但她们还是低估了命运的力量，最终还是跌入了难以逾越的心狱，永无救赎，这便形成了其命运的不彻底性。

二、走不出女奴宿命的叛女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真实的，不仅体现在其不彻底性，更体现为，即使她们经营的是“安稳”的平庸的生活，她们并不是一味沉默地忍受着，她们中间酝酿着艰难的挣扎，这种挣扎所要奋力冲破的束缚，正是男性权力社会强加于女性灵魂上的女奴宿命。《倾城之恋》里的流苏是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但她仍然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她二十岁时离了婚，回娘家，住了七八年，哥嫂骗光了她的钱之后，用冷言热语要将她逼走。她只得离家出走，走婚姻的老路。流苏的那种拿前途作赌本的悲壮，她的小心警惕、患得患失，受到侵犯想表示清高却仍是无条件屈服的难堪和愤懑都体现出她的叛女本性。但她的失败了，娘家更是无法再回归，于是剩下的只有“堕落”一条路。

第9篇：张爱玲经典语句范文

经典场景：珠宝店里，店员拿出易先生早已挑选好的粉红钻戒，红色的盒子连同盒子上烫金的卡地亚字样却像熔岩一样流入心中，王佳芝感动之余一阵莫名痛楚，而脸上只能不露声色地说：“太贵重了，我可不敢戴到街上去。”易先生深情款款：“不用怕，我会在你身边。”卡地亚粉红钻戒，女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价值连城，更是所送之人埋藏在此深厚的感情。

据说，这个故事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热恋时，胡兰成提供给她的，当她将这个故事改写成小说时已客居美国，年近60岁。虽然，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地解构爱情，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她其实渴望爱情，希望被保护。

《色戒》所展现的乱世中的女人面对爱情时的抉择――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而李安所选择的挑遍全世界顶尖珠宝商才寻得的博物馆级别的卡地亚粉钻，想必是用这“有价无市”的极品诠释张爱玲笔下那为爱不计较一切的女子吧。

第二幕：《倾城之恋》自流苏与范柳原

经典独自：“我死了，你的故事还长着呢，你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白流苏。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儿真心”。

《倾城之恋》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的是类似孟姜女哭长城般感天动地、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不得不说，范柳原对白流苏的爱是自私的。从一开始看上她，到后来想办法让两人相逢在香港，到再度邀她返港，他想得更多的是他自己……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要如何收获爱情呢?每个人又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见解。

第三幕：《半生缘》顾曼桢与沈世钧

经典语录：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是失散了十几年的恋人顾曼桢与沈世钧，别后重逢时说得最动人最素朴也最凄艳的一句话。

一句话，几个字，足以引出世间的万千苦辣，肝肠寸断却仍不能言说的酸楚……想来这是为了告诉我们：珍惜眼前人，不过也要足够相爱才可以。

投资大师罗杰斯的生活智慧

永远不要问别人赚多少钱，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有多少钱。

永远不要问别人某个东西多少钱买的，也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是多少钱买的。

任何“必试”“必读”的东西能免则免，尤其是流行的东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直到至少年满28岁，对自己和世界有更多认识前不要结婚。

小心所有的政客。在学生时代，他们最出众的是在课后休息时间，毕业后，他们就很少能做出卓越的事情了。

在单身酒吧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只有调酒师会比你学到更多经验、赚到更多小费。

下班后，不要每天晚上跟你的死党出去喝酒。老板们不会这样做，这正是为什么他是老板的原因。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要你跟老板单独出去喝一杯，更不要说出去与他一起用晚餐。工作和生活要泾渭分明。

避免办公室恋情，这对双方的个人和职业发展都是灾难。

准时还钱，尽可能一有钱就还掉借款。好信用很重要，坏信用如鬼魅，会经年纠缠着你。

购物之前，一定要先填饱肚子，才不会买过头了。

永远买商质量的东西，它们经久耐用，更能保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