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代表作精选(九篇)

第1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张爱玲；现代性；艺术手法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以称之为一个传奇。四十年代，张爱玲带着她那敏感于常人的，色彩、节奏和情绪登上了文坛。首先她有着显赫却没落的家庭，还有着辗转的学业，独特的战争经历和体悟。年轻的张爱玲又是一夜成名，柯灵回忆：“她很快登上了灿烂的文坛高峰，同时又红遍了整个上海。”她还有着在外人看来千疮百孔的爱情。关于她，有着各种质疑和争议，有人贬低她是文化汉奸、海上文妖，傅雷认为她的中心题材局限于恋爱和婚姻，技巧是对她最危险的诱惑。但同时，对张爱玲的推崇与狂热也处于极高的地位，耶鲁大学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称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六十年代末，台湾、香港地区出现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

1、概述

在张爱玲作品里可以轻而易举的寻找到文字背后隐藏的现代意识。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这几乎可以说是张爱玲“现代性”之祛魅特征的明证，她独特的文字下面所流露的对日常审美的肯定，也可以作为她“现代性”的佐证。张爱玲的经典之作《倾城之恋》里蕴含着对时代现代性的认识。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恋爱里，在这一段传奇里，她透露了对那个时代的领悟――“短暂”与“永恒”之关系、中西价值观念之冲突、因果关系之不可理喻，这就是她《倾城之恋》里蕴含的现代性所在。

2、基调的苍凉和人性的恶毒

张爱玲的作品笼罩着一种苍凉的基调和氛围。因为自身家庭的特殊和曲折经历，她对没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对于现世的一切，她的语调里没有批判与谴责，也无关同情与赞美，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嘲弄。张爱玲对眼里的社会和人世，讽刺不像鲁迅那样犀利和泾渭分明，也不像张天翼那样让人看出血和泪来。作为文坛的才女，她用自己手中的笔给以社会和现世的人以最嘲弄的姿态，似乎无意而又那么深刻。浓重的悲剧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喜剧的情节和那种笑过之后淡淡地忧伤。她以此来故意表现环境或者人物的难堪和滑稽，从而在内涵上与现代派取得了紧密的联系。

张爱玲的笔下塑造了一系列变态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去着力表现人性的恶毒。在上海这个现代的大都市，有着千姿百态的人性的沦丧。这些扭曲、畸形的灵魂是现代文明笼罩下的产物。她毫不避讳地在作品里揭露古老腐朽文化对人性的削蚀，也敏于捕捉现代文明给人的心灵蒙上的尘埃，用犀利的手术刀剖析着人的灵魂。

3、现代派的审美和心理的手法

对审美有着特殊理解的张爱玲，擅于采用现代派的绘画手法，将刺激性、带有冲击性的色彩放在一起来写物写人写景，用突出审美的视觉效果来增强作品的画面感。她所描写的环境在狂放之中显出神秘怪诞，在热烈之中有一种不协调感。张爱玲也经常在小说中使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是仅仅用画面为叙述方式，在不同场景中的画面地转换。利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电影中人物的内心不可言说的、无法描述的内心活动。在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中随处可见，最典型的的一段是：“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定睛再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作者凭借“镜子”意象，利用蒙太奇结构手法将十年光阴的流逝过程生动、委婉地表现了出来。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还注重视角的转换，由全知视角的叙述转换成故事中某一人物的视角叙述，，这样就更加容易去把握人物的心理状态，。人物内心状态的表现，，主要是意识的直接呈现，这是典型的“意识流”的写作方法，也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另外，张爱玲还通过对“意象”的精心营造来表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各种心理活动。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使用完全逾越了古典诗歌中意象的使用功能。比如月亮石我国古典诗词作品里常用的意象，《金锁记》里，“月亮”也是张爱玲使用频率最高的意象。小说中除去开头篇尾两处为了笼罩全篇渲染气氛而提到月亮之外，还有五处也提到了月亮。月亮的意象在文中国每次的出现，实质上都暗示着人物相似的命运。

4、结语：

深受过各种文化熏陶和浸染的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融合、交织了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等现代性的因素。张爱玲立足于传统，使西方所创立的现代主义本土化，把心理分析手法运用的得心应手。在她的小说中，张爱玲着重渲染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心理感觉和情绪气氛，这不仅是人物思考心态的折射，而且是作品的基调、精神、内涵所在。张爱玲在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突面前困惑、傍徨，她无法准确和清楚地调解良知与人欲的矛盾，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现代的人性重新构建，所以只能将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焦燥不安与阵痛诉诸于笔下的作品，在人们在阅读时思考，反思和找出此种困境的解决方式。张爱玲的荒诞人生和独特创作是贴近于这股二十世纪世界文艺潮流的，因而张爱玲的小说内蕴是属于现代性的。正是现代主义成就了张爱玲，成就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文学史地位。她也以个人化的创作方式顺应了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使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日趋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陈子善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第2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 张爱玲 艺术世界 调查卷 分析报告

1.研究目的和方法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短暂的大红大紫,之后又在大陆销声匿迹;自从被上世纪八十年代夏志清教授挖掘出后,又在大陆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当今活跃于文坛的一大批重要作家,如王安忆、白先勇、施叔青、朱天文、叶兆言等无不受到张爱玲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影响,同时她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文坛,辐射到了影视圈:《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色・戒》、《倾城之恋》不断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并有着极高的收视率,此股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并在2009年到了顶峰。2009年初,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出版,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讨论,而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34集爱情大戏《倾城之恋》在央视黄金档开播后,收视率一路看涨,由是“张爱玲热”再度升温。

张爱玲作品存在的时代距离我们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在这个今天还万人蜂拥的明星而下一刻就可能成为“明日黄花”的年代里,张爱玲却多年来受到至高的赞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张爱玲和她创造的艺术世界在人们心中究竟是怎样的地位?她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怀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地开展了此次调查活动。

此次调研采用了以发放调查问卷为主,兼走访群众、查看网上评论、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分析探讨这个问题。小组成员在指导老师朱持副教授的指导下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共十六道问题,问题形式分为选择题和主观性问题。问题内容涉及现代大众对张爱玲作品了解程度及其渠道,张爱玲作品的影响等等。一共发放到了山东、盐城、泰州、常州、南通五个地区,以点带面,有针对性地对青少年学生、中老年人,包括工农阶级、知识分子(除公务员和学生之外)、公务员、大中学生等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人群发放。这次问卷发放了一共540份,有效回收了512份,回收率为94.7%。

2.调查结果和分析:

2.1 受调查对象情况:

这次接受调查问卷的对象集中于12岁到35岁的青少年占近60%,包括了初、高中生、大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公务员。由于“张爱玲热”的兴起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为了调查更具有目的性、针对性和可信性,此次问卷调查对象定位于以12岁到35岁的青少年为主,涵盖中年和老年人,受调查者的职业状况覆盖了初高中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除学生和公务员以外的)、公务员等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由于我们的调查问卷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因而调查问卷的对象略偏向学生。总体说来,各阶层受调查人数比较均衡,有利于确保调查研究的真实可靠性。

2.2 对张爱玲的了解程度和了解渠道

A 了解程度

在接受调查的512人中,有85%的人表示对张爱玲有所了解,其中认为自己对张爱玲十分了解的占到13%。而表示自己对张爱玲完全不了解的15%的人中绝大多数为初中以下学生和老年人,职业主要是农民。

B 了解渠道

有45%的人是从书本上了解张爱玲的,24%的人是从报纸广播电视或网络中了解到张爱玲,13%的人是听朋友介绍或者师长推荐的。还有些是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张爱玲的。从调查数据的结果分析,人们了解她的主要渠道依然是传统的书籍,但是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获取途径多元化的时代,人们读书也不仅仅囿于书,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从电视、广播、网络等知道或进一步探究张爱玲及其作品。而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群众了解张爱玲的方式侧重又有差异:青少年学生主要以书本为主:现在在各大学校中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职业学校,张爱玲作品的教学得到了普遍的关注,不仅教材中增加了张爱玲作品的比例,也提高了课外阅读的比例,自然张爱玲的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工人、农民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特别是由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极大地扩大了张爱玲在普通大众中的知名度,而知识分子、公务员等行业的人主要还是以书本、网络、电视、报纸为主。

C 不同职业人群对调查问卷的态度

关于此次调查问卷的填写,大多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主动配合,称赞此次调研紧跟潮流,尤其是“张迷”们更是热情高涨,认为这次问卷调查为“张迷”交流提供了平台,一些中老年人感慨时代让知识变得更为重要。然而部分工人、农民及一些其他职业者和部分中老年人都表示问卷题目太难,或者根本对张爱玲没有了解,没有听说过,所以也没有兴趣。

2.3 张爱玲作品的影响以及原因探索

对于张爱玲的作品,87%的人都选择了“看过张爱玲的小说”,可见其作品在现代社会中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尤其是《半生缘》、《倾城之恋》和《色,戒》三部作品,在大众心中都是熟悉不过的名字,即使不一定看过,至少也有所耳闻。张爱玲的作品不仅融悲欢离合故事的情节塑造、家庭纠葛情爱婚姻题材、讽喻社会等传奇性特色于一体,是娱乐功能很强的阅读文本,同时她的文学创作手法既有传统文学注重意象描绘、传神达意的点睛类写法,又兼有西方现代派文学注重心理描绘的笔法。这种美学特质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技巧美与思想美、语言美的典型体现,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再加上她的多篇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关注度显然提高。

但是张爱玲的散文、随笔的读者并不多,仅有30%的人阅读过。相比较小说的亲和通俗,散文则有着高高在上的尊贵,与现代大众的距离较远。然而张爱玲的早期散文《我看苏青》《公寓生活记趣》《童言无忌》都写得非常的好,真实感人,细致生动,充满浓浓的人情味,警句、名句随处可见。但张爱玲的后期散文作品如《谈画画》《谈音乐》都很长很乏味,缺乏了早期活泼机警,自然阅读者也就很少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故意在调查问卷的后半部分设置了一个相似的问题,将第四题中抽象的影视作品具体化成各部影视剧的名称,竟有297个人看过《色戒》,195人看过《半生缘》,130人看过电影《倾城之恋》,155人看过电视剧《倾城之恋》;而在第4题中只有129人选择了看过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后期数据统计时,我们曾想到过将这些数据做适当的修改,但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我们没有做出任何修改,因为这并不是我们问卷调查设计的不完美之处,而恰恰反映出一个最真实的问题: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原作者是张爱玲,这是大众媒体在改编作家作品时却也遗忘了作家本身,作家,编剧在中国市场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张爱玲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作家本身,在整个社会获得了认同感,与其说这是作家的悲哀,不如说这是作品巨大魅力的所在。

在这次调查中,有高达86%的人在看过张爱玲的名句后都迫不及待地想阅读张爱玲的作品,读者的比例从五飞跃成到近九成,这是我们此次调查问卷在一定范围内达到的效果之一,但同时也说明张爱玲作品宣传力度不够。在看过张爱玲作品的人中有73%认为自己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影响包括为人处世、生活态度、爱情观、审美情趣、文笔腔调等。尤其是青年和中年人,由于较多的接触到了张氏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在潜移默化间受到了她的叙事方式、精神气质的影响。“从文化接受的角度而言,张爱玲既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1]张爱玲作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拥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对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2.4 张爱玲的影视作品

张爱玲的作品在新时期的电视电影产业中得到了挖掘,调查显示约有四成的人听过或看过《半生缘》、《色戒》、《倾城之恋》,也有二至三成的人听说或看过《金锁记》,这些是和媒体的宣传力度及演员的选择、表演有关系的。值得深思的是大部分人看这些电视剧或电影的原因是媒体炒作厉害而好奇,一方面说明了张爱玲作品具有表演出来引人入胜的潜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现在大众的追求视听享受甚于书著的不良倾向。但是不管怎样,张爱玲被改编后的影视作品质量还是较高的,只有约7%的人觉得没意思,绝大多数觉得不错。这当然与影视作品的制作与演员的表演水平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张爱玲作品本身的含金量。同时只有15%的人认为它保留了张爱玲原有的风格,这一点也是值得人们深思。因为书面作品对叙事要求很高,而影视作品更看重故事。不管作品好不好,只要故事曲折影视作品就可能成功。

在被改编过的影视剧作品中,大众了解最多的作品同样都是《色戒》、《半生缘》、《倾城之恋》,可见近几年的媒体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对这几部搬上荧幕的作品存在的争议也较大,在问卷中,认为改变的最成功的影视剧最主要就是这三部,而改编最失败的影视剧最主要的也是《色戒》、《倾城之恋》。最受观众喜爱的是《半生缘》,顾曼桢苦难却坚强的形象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顾曼桢与沈世均擦肩而过的爱情也让观众大为扼腕叹息,或许这种遗憾更给作品增添了凄美之感。而《色戒》可能因为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些过于露骨的镜头让部分观众觉得它改编得不成功,丢失了张爱玲原有的味道与意图。

3.当代社会条件下张爱玲作品的接受途径的思考

“世界上,即便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唯独文学艺术却不会。文学艺术没有时间性。它是恒定的。”[2]张爱玲作品虽然历经岁月的洗涤,仍然散发着独特光芒。如何更好的实现张爱玲作品的多重艺术价值,并且使其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贡献,笔者尝试提出几个可行的方案:

3.1 将张爱玲作品改编成各种形式的戏剧、影视、动漫作品

在此次调查中,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职业者是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来了解张爱玲的作品的,

张爱玲的作品视觉效果丰富,充满象征意味的小道具、极具色彩感的服饰和浓烈悲剧意味的整体氛围具有明显的戏剧化和媒介化文本的特质,也有利于戏剧、影视、动漫等艺术形式的制作。虽然许多“张迷”对于被改编的电影忧心忡忡,但是目前由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在艺术和市场两方面的成功,如《色戒》《倾城之恋》,说明张爱玲作品存在多种价值实现方式的可能性。

3.2 设计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的书本

有学者认为,消费者进行媒介消费的具体目的有四个,即获取信息、发展自我、社会交往和审美娱乐。通过书本这种传播媒介的消费,消费者主要获得的是获取信息、审美娱乐的消费功能。[3]21世纪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文字和图片的结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审美娱乐功效。而张爱玲极其富有艺术细胞,曾写过《忘不了的画》《谈画》等多篇文章,并且曾经多次为自己的小说画插画。出版《对照记》时,她还公开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照片,以达到文图结合的效果,这为张爱玲作品的推广启发了新的道路,即设计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的书本。

3.3 加强学校教育、书籍导读等工作

语文教材是基础教育的基石,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取材旧上海都市人情,格调苍凉孤傲,语言精美雅致,充满对人性悲凉的大悲悯之心。其独特的视角和苍凉的格调,若被选进高中课本,则对青少年的写作有重要指导作用。

香港著名女作家李碧华曾经把张爱玲比作一口“古井”:“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是以拍电视的恣意炒杂锦。拍电影的恭敬谨献。写小说的谁没看过她?”[4]正如她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思想方式的多元化,通过多元媒介的宣传,张爱玲的艺术世界对现代大众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乳连.徊于精英与大众――对张爱玲文化接受的思考.长治学院学报,2008,12(25)6.

[2]曹文轩.曹文轩自选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26.

[3]文长辉.媒介消费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7.

第3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语言风格;分析

张爱玲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她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她的作品受到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广泛喜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的作品无论从选材、立意、内容、叙事、塑造人物、语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彰显个人特色。张爱玲把前人的特点与自身的情感结合起来，使两者的思想产生融合，形成张爱玲体的语言风格和艺术。这种独特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她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她苍凉的生活环境分不开，语言反应了一个人的文化底蕴，映射张爱玲生活、情感的境况。张爱玲热热度不减的原因之一，与她不同凡响的语言风格密切相关，她的语言风格有以下几点。

一、比喻手法的应用

首先，张爱玲的作品中运用了一些比喻，这些比喻生动深刻不落俗套，让人耳目一新，是别人不可能写出来的。张爱玲有着高贵的气质，这与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与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这就影响了她的文学作品，使其作品华丽，尖锐，对世界看的过于透彻，她运用的比喻尤其突出，常令人拍案叫绝。她的比喻对故事情节的深刻阐述，塑造人物形象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她把生命与圣经结合起来，“生命像圣，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她把生命比作圣经，这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她的独创，为她的小说增添了不一样的风格和亮色。再比如：“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漆黑的天上的一个白太阳。”张爱玲运用了不一样的比喻把天上的月亮竟然比作了太阳，不同凡响，与众不同

二、古典小说意味的应用

张爱玲的语言具有古典小说的意味，她的外婆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张爱玲的父母，张爱玲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熟读《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等文学作品，所以在她创作的作品中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红楼梦》对她的影响尤为突出。例如作品《金锁记》中两个奴婢的对话与《红楼梦》的语言风格非常相似，“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箫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候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这样的对话与红楼梦里的语言风格很是相近，容易让人想起大观园。张爱玲的古典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她的文化素养密不可分，在她的其它作品中也体现的比较明显。

三、西方现代小说的缩影

张爱玲的作品还具有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子。在她的作品中，不仅仅是古典小说的翻版，还融入了外国小说的元素，加上她自己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张爱玲进行了作品的创新，写出了经久不衰的作品。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位生活在旧时代的新潮女性，她曾经多次出国留学，接受外国文化的熏陶，张爱玲出生后母亲非常重视对她的教育，从张爱玲小时候母亲就亲自教她文学艺术、绘画、音乐、写作、英语，使得张爱玲受到西方和东方教育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使她眼界大开，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例如在《连环套》中人物有中国的、印度的、英国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有中国、日本、英国，人物的生活习惯中西各占一半，即有西方的文化韵味，又有中国的传统风俗。张爱玲的好多小说都是用英文写的，她对英语的运用非常流畅。

四、通俗易懂的表达手法

张爱玲小说的另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具有市井小说的特点。这与她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张爱玲成年后生活在上海沦陷区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接触到的人大部分是社会的底层，对于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苍凉残酷的语言

张爱玲的语言特点具有苍凉残酷性。从小她的父亲就对她异常严格，比较冷漠，曾经把她关在家中险些丧命，给她的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生活在沦陷区的经历让她冷眼面对世界，艺术风格苍凉残酷。例如“无缘无故的毛骨悚然”，“一级一级没有光的存在”，“她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等，无不透露出苍凉残酷性。

张爱玲的作品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她吸取了市井小说、古典小说、外国文学、现代文学的优良风格，在加上自己对生活的深刻解读，大胆创新，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

参考文献：

[1]鹿义霞.一种故事的两种讲法--丁玲与张爱玲小说对比性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5）.

[2]韩晶.试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征[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4（02）.

第4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张爱玲 文学作品 女性

张爱玲是谁，张爱玲的作品为什么能在文学乱世中稳稳地站住脚，这是因为她笔下的女人是活的。张爱玲的作品和同时期的男作家抒发国难情的作品不同，甚至和同时期像冰心、白薇等女性作家情感纯真的女性作家作品也不同，如果你细读张爱玲的作品你会发现总有一层阴蒙蒙的雾浮在心间，其笔下的女性媚眼不开却总是带着微敛的笑活着，如果你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很真实，那么倒不如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心理很真实。

一、还原当时代女性的真实状态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人多少带着她的影子，自由、随性、渴望爱情、被世事所左右，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与同时代其他相比较独树一帜，是因为张爱玲在作品中大量地还原了底层女生的真实生活面貌和心理活动特点，在她笔下的女性多数不是知书贤良贵家小姐，也不是不享人间俗食的成功女性，她的焦点聚焦在出身平凡，在污浊世事中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女性身上，以最大的可能性还原了那些所谓的“世俗”女人，她们渴望金钱、渴望爱情、渴望改变命运，但同时在心底又是懦弱、孤独、不安的。张爱玲作品最大的难得之处就是她笔调坦然，不做作不夸张，如水流一般的表达这个世界对女人蹂躏，可她们依然活着。张爱玲认为活着没有什么是世俗的，吃饱肚子是人活着的基础，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活着的动力，如果写得太文艺了，生活就不像生活了，人也就失去了人情味了，所以俗一点是保证作品真实的重要条件，在她的作品中你能发现虽然其作品中女性人物不尽形同，有知识分子、名家小姐、底层女性，但她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而努力，她们渴望改变命运，争取一切能够改变命运机会，即使这些做法在世人眼里是世俗的。张爱玲的经典作品《倾城之恋》之中的女主角流苏就是一个典型的张爱玲式的女性形象，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独自生活在娘家的女人，在她平凡的生活中范柳原让她看见了希望，虽然他是一个花花公子，虽然她不确定他们的爱情是否真实，但是她十分确定的是婚姻可以给她带来食物、金钱和美好的生活。白流苏在爱情中变成了一个战术家，在温暖缠绵的爱情土壤中买下一枚尖锐的钉子，如果范柳原先发现了这颗钉子的话，那么白流苏就赢了，她一退为攻退回了上海，安心等待着这场战争胜利的消息，可是她忽略了一件事――年来，当一个秋天卷着苍白的冷风击打过来的时候，她有一瞬间感觉自己老了，失去了战略上的优势，那颗钉子锈了、不尖锐了，于是她用一封电报交出了自己的战果，她回到了香港，回到了范柳原的身边，以情妇的姿态。但最后白流苏还是赢了，她成了范太太，生活在她看来还有些味道，虽然那个空空的爱情壳子早已破败褴褛。

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没有爱情神话

爱情是女人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爱情的态度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在男人看来，金钱、事业、权利要远远高于爱情之上，而他们眼里的女人不过是他们生活之中的两朵玫瑰，一朵是红的，一朵是白的，红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抹蚊子血，颜色由鲜艳到暗淡，甚至有些让人厌烦了，白的永远是洁白的瓦上霜，虽然久了成了一粒饭，但还是黏在男人的体肤上，男人心里的这两朵玫瑰一朵代表着爱人，另一朵代表着情人。而在女人看来，爱情就是她们生活的中心，她们或者就为了当一朵红的或是白的玫瑰，那个时期在女人眼里爱情像是一种解药，有了它生活也就有了意义。而张爱玲用反讽的方式一阵见血地刺破了这种女性的传统爱情思想，在她的作品中用女情神话的破灭来解释当时的爱情观念对女人的素服，她提倡自由恋爱，解放爱情观念，消除以情爱为神话的女性思想，只有女性自身真正独立了，她们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体现这种思想的作品可以参考张爱玲的《霸王别姬》，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但在张爱玲看来，这个故事应该有另一种可能，当虞姬听见四面楚歌时发生了无限联想，从前自己是霸王的明月，为他反照着光和力，但年华总将老去，当自己容颜不再，自己也终于不再是那颗明亮动人的明月，而霸王的爱也就不复存在。这这个作品中张爱玲反思了在爱情中女性的被动状态和依附状态，用霸王别姬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的反向思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人对爱情过分崇拜的心态。

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有着悲惨的命运

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有悲惨的命运，张爱玲用一种近乎平淡的笔调讲述着一一并不复杂的故事，《怨女》《倾城之恋》《小艾》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在如水流淌着的生活之中女性更像是一个玩偶、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东西，任人呼来喝去，虽然她们努力地跟着这些不公平发起斗争，但结果却不怎么尽如人意，但张爱玲把女性的情感写活了，虽然生活附加给女性太多的不公平，但她们依旧坚强的在活着，她们恨来恨去却也只是恨恨，她们对生活仍然保有希望，无论她们身处于什么环境下，她们仍然有自己的意识，她们看重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张爱玲的悲，悲而不伤、悲而不抗，在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常常都是逆来顺受的，她渴望唤醒当时女性的共鸣，让她们从对爱情的幻想中站起来，让她们在苦难的生活中不至于迷失自我，在张爱玲的女生悲剧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期望和一种鼓励。

四、总结

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看到一个个楚楚清晰的女性形象，她们或高贵或低俗，命运或好或坏，但我们通过那些文字能看见她们真实的灵魂、独立的灵魂、活着的灵魂，张爱玲的悲是一种生活的本质，如果非要给张爱玲的作品加上一个悲的晕迹，我只能说她把女性共同的灵魂写出来了，她们不过是寂寞罢了。

参考文献：

[1] 孟珊.观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世界[J].长治学院学报，2008，25（24）.

第5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文学传播；大众传媒；张爱玲热

大众传媒诞生于商品经济背景下，以满足市场需求、消费群体兴趣为导向，其不仅是单纯的载体，更以媒介特性影响着文学传播形态，表现出“浅层化”“符号化”“泛娱乐化”等特点。

一、文本的“误读”与“浅化”

大众传媒对文学内涵的“误读”和“浅化”，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有颇为集中的体现。从本质上看，这是由传媒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影视是以声画为主体的符号系统，其生成与传播，是对原文本文字符号的解码与再度编码。一方面，由于解码者与原作者的差异，解码过程可能出现“谬误”；另一方面，影视的图像表达直观性强，少了文字的“韵外之致”；再者，大众媒体以普通人为受众，注重通俗化，其对文学传播的介入将直接导致文学“阳春白雪”内涵的消解。

以《倾城之恋》为例，首先，从故事内容上看，原著以反讽的方式、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一对世俗男女的情爱斗法，其结局是一段看似美满、实则凡俗残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从整个故事来看，张爱玲以不动声色的叙述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亲情爱情间的勾心算计，“整个故事是一曲对世俗世界爱情、亲情沦丧的无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电视剧以洋洋洒洒的36集，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节，甚至包括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与洪莲的初恋等，最后更是构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范柳原深情地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白流苏亦发出爱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我们在苦难中相知、相携，更相爱。我希望战争永远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爱情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永不摧毁！”

开头情节的增设，结尾直白而深情的对白，无疑“具化”了范白的爱情，却将无边的苍凉变成了“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肤浅肥皂剧。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张爱玲一贯表现的都是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极强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来说，张爱玲将其定义为“不过是个自私的男子”，其擅长风月，也渴求情爱，却不愿受婚姻的束缚，可以说是张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电视剧中，却通过范柳原元与洪莲的爱情、与邱律师的交往、与白流苏的邂逅等场景将范柳原塑造成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对朋友两肋插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痴情种子”，这无疑违背了张爱玲对男性的解读。

最后，从潜在内蕴上看，白流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依附。小说从白流苏的视角，描绘白公馆的破败与颓废，体现的是女性面对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与挣扎，是生命意识的彰显。而影视剧更多表现的仅是“完美爱情故事”“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等相对浅层的主题，可以说，影视剧版的《倾城之恋》虽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性，却也将一首苍凉的“挽歌”唱成了热闹的“赞歌”。

二、作者的“符号化”界定

忆起张爱玲，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小资”，而这种“符号化”的界定，实则得益于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以人造势”的议程设置。

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不仅天生丽质，且善于衣着，其从内而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与以讲究“情调”为特征的小资情愫不谋而合。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在“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张爱玲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质上虽然不够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故而，从最初进入大众视野，媒介即对张爱玲的走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其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大众向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心理，从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中提炼出“小资”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显，其将张爱玲冠之以“最后的贵族”等颇具雅致落寞情调的名号，成功地将张“符号化”。

《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册封面以张爱玲的14张照片为背景，用略显发黄、粗糙的纸张营造出仿旧的效果，精致的装帧设计，书名“典藏”二字对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动了张爱玲形象的建立。继此之后，团结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张爱玲画传》，配图展示其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及颇有造诣的书画作品，更为“张爱玲小资符号”的形成推波助澜。在此前后，诸多出版社接连出版关于张爱玲的图书，甚至包括张爱玲语录，连番“造势”将张爱玲打造成为“时尚小资”生活的代表，使其成为小资阶层相追逐效仿的偶像。可以说，持续升温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范畴，而变成大众传媒所打造的一场以张爱玲为品牌的文化符号消费。

三、传播的“泛娱乐”倾向

80年代消费型社会背景下，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趋势。文学作品包装带有很强的炒作性，这在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所掀起的“张热”中有突出体现。

且看《小团圆》出版附近的相关媒体报道：2月，《北京青年报》发表《张爱玲最神秘作品〈小团圆〉“违约”出版》，对张爱玲生前欲以销毁《小团圆》的话题加以渲染；3月，《青年周末》发文《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港台出版幕后揭秘》，称“这是第一次，你可以从张爱玲的角度了解胡兰成”；4月，《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小团圆〉：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围绕“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发表议论，将之喻为张爱玲的“内心独白”……

围绕《小团圆》的出版，众多报道立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张爱玲与小说人物盛九莉的对应关系探讨中，集中于张爱玲欲销毁《小团圆》的花边新闻上，带有很强的“猎奇性”。这部小说从出版之初起，将其推向“炙热状态”的本因并不是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得益于媒体对“张爱玲最神秘作品”的炒作，该文本中隐射出“张胡之恋”的“娱乐传奇因素”才是传播的“主角”。

再纵观近年境况可以发现，《小团圆》的“泛娱乐化”其实并非个例。大众传媒关注张爱玲，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从文学作品转向了感情、生活，张爱玲文学传播演变成为张爱玲传奇生活信息的传播。在“张爱玲热”于大众传媒背景下兴起之初，媒体围绕张爱玲的身世、爱情、婚姻、去世等等，安排了一系列公众兴趣昂然的话题，如“张爱玲的传奇身世”“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张爱玲是小资吗”等。这些多以探寻、争鸣、研究论文或猎奇等形式，铺天盖地般出现于报刊、杂志、电视荧屏、互联网等媒体中。

从很大程度上看，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介入，促成了“看张”“读张”的热潮，但这种“读”与“看”更多地开始转向文学之外的“衍生物”，而非文学本身。媒介的消费性、大众化与多元化，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再解读”与解构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校争，郭兰英.从终点退回到原点――电视剧《倾城之恋》对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解构[J].美与时代（下），2010（3）.

第6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 两极视角;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

进入影像化时代,文学作品被大量改编成影视剧,视听化思维极大地影响文学的阅读和接受,文字阅读与视听感受共存。然而,改编热与改编失败成为典型的两极现象:一方面文学名作被大量地改编成影视剧,引起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根据文学名作改编的影视剧失败居多,取得艺术与商业双丰收的极少。对于影视改编来说,探讨名作改编的两极现象是一个紧迫的理论话题。本文从两极视角来分析对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热现象。

热闹表象: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热及其原因

自1947年以来,张爱玲小说六次被改编成电影,主要有《不了情》(1947年)、《倾城之恋》(1984年)、《怨女》(1988年)、《红玫瑰白玫瑰》(1994年)、《半生缘》(1997年)和《色戒》(2007年)。还有几部电视剧(《金锁记》《半生缘》《倾城之恋》),甚至张爱玲本人的“传奇”也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如电影《滚滚红尘》(1990年),24集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2004年)。

到目前为止,张爱玲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数量之多,在现代作家中名列前茅。众多的影视编导都与张爱玲结下了“不了情”,其原因主要有:

(一)浓烈的旧上海风情与怀旧热潮

上海是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交汇点,具有开放性、都市性、国际性、多元性等特征,拥有迷人魅力和传奇色彩。“摩登”的上海几乎成为怀旧热潮的最重要对象,旧上海的扑朔迷离给影视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这类旧上海题材电影大多具有一种浪漫氛围,艺术处理上都比较唯美化,具有怀旧情韵。如关锦鹏的《胭脂扣》(1987年)、《阮玲玉》(1991年)、《红玫瑰白玫瑰》(1994年)、《长恨歌》(2005年),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00年)、《2046》(2004年),侯孝贤的《海上花》(1998年),陈逸飞的《海上旧梦》(1993年)、《人约黄昏》(1995年)、《逃亡上海》(1999年),许鞍华的《倾城之恋》(1984年)、《半生缘》(1997年),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年),陈凯歌的《风月》(1996年),娄烨的《紫蝴蝶》(2003年)等,引发了一股“旧上海热”。这些电影中充满暧昧的情境、柔媚的女性、闪烁的霓虹灯、迷人的旗袍、还有酒吧小调或舞厅浪歌,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上海风情的迷人影像。张爱玲小说是旧上海的一朵奇葩,对都市与人生有着深刻而又独到的体悟和表现。电影《红玫瑰白玫瑰》《倾城之恋》《半生缘》《海上花》,都是旧上海题材,具有怀旧情调。“张爱玲热”是伴随着近年来流行的旧上海风情和怀旧热出现的,其作品的影像化必然会受到广泛的关注。

(二)丰富的电影化特征适合改编

张爱玲有着丰富的从影经历和深厚的电影艺术修养,她的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美称,具有丰富的电影化特征,适合拍成影视剧。

一是电影化造型。张爱玲生性敏感,自小具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在美术、音乐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她在从事小说创作时对光影、色彩、声音等造型元素的运用可谓驾轻就熟,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电影化造型和视觉艺术特征。二是电影化思维。张爱玲小说呈现出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倾向。首先是时空结构转换自如。张爱玲擅长大幅度的时空跳跃手法,在今天与过去之间从容往来、将现实与历史进行对照和转换,使人产生一种时光荏苒、人生如梦的嗟叹。如《金锁记》中的“电影镜头”:“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镜子,镜子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①这段描写以简明的时空转换方式,精炼地概括了女主人公凋零变态的生命形式,被傅雷先生称之为“节略法(racconrci)”②,电影编导完全可以直接搬到银幕上。其次是小说构思与写作具有一种视听思维,“把好莱坞的电影技巧吸收之后,变成了自己的文体,并且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③《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封锁》《色•戒》等都是极具电影感的作品,所以受到许多著名导演的青睐。三是电影化视点。电影艺术由电影摄影机的照相纪录本性决定,一般采用全知的视点。张爱玲小说从一开始就借鉴了电影的全知视点,以讲故事人的身份在开篇设置了一个引子,创造一点气氛,并在结尾时回到讲故事的情境,造成首尾的呼应,被称之为“镜框式结构”④。其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短小的引子之后,以电影化的手法展开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评书艺术中“说书人”的全知叙事方式非常相似,与电影中的全知视点更是异曲同工。这种全知视点开启了张爱玲日后经常采用的全知叙事方式,《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和《十八春》等,都是采用开头淡入、结尾淡出的电影化视点,给读者造成一种时空距离上的由远及近、心理情绪上的由动及静的特殊氛围。四是电影化技法。张爱玲在小说中广泛运用各种电影技法,如闪回手法、特写镜头、短镜头叠印、淡入淡出法、长镜头、空镜头、场景渲染等。这一点许多研究者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三)雅俗共赏的小说形态与时代审美风尚的契合

“张爱玲热”从1980年代开始到今天持续“高烧”不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告别了 “宏大叙事”,回归到日常与世俗生活,张爱玲小说特有的现代性与世俗性,就颇能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张爱玲小说属于“日常生存状态小说”,即“以关注和展示普通生命个体的日常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为宗旨”⑤,注重对“人生安稳的一面”的理解和剖示,表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普通男女的千疮百孔的情感纠葛。其中那种世俗又高贵的人生趣味、高调又投入的生活态度以及作品优雅而通俗的艺术品味,与现在流行的小资情调颇为契合。张爱玲“在世纪转型期的消费主义文化浪潮中成为小资的文化偶像、消费符号”⑥。另外,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对于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呼唤都市小说。而当代中国缺乏比较有分量的都市小说。因而,当人们逐渐接触张爱玲,就像发现出土文物一样兴奋。在张爱玲小说中,衰败的旧家庭、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猾的小市民,这些与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情趣息息相通,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张爱玲小说也不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俗中含雅,“雅俗共赏”是其魅力之一。张爱玲小说与怀旧老照片、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等,一起构成都市流行文化的主要元素。张爱玲小说被大量改编成影视剧,既受到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又是都市文化消费的需要。

热闹背后: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的难度

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难度是研究者们的普遍认识。改编张爱玲小说不仅拍摄困难,而且结果很难获得好评。原因如下:

众所周知,文字越好的作品越难拍成电影。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第一个难度是,其作品之美在于文字,她非常注重文学语言的自身魅力。她许多名言妙语根本无法拍成电影镜头画面,许多肖像描写、人物动作、心理描写也不可能搬上银幕。另外其小说中经常出现身份不明的人称发评议、谈感悟、讲道理,电影改编时很难为它们安排恰当的位置。于是,字幕和画外音夹杂在视听流程中,如在电影《红玫瑰白玫瑰》中,导演截取了张氏原著的精彩文字和对白,在各个段落之间镶嵌上中英文字幕卡;在电影《半生缘》中,画外音出现16次之多,原著中的许多精彩文字无法变成画面,只好念给观众听。

第二个难度是,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形象大多靠精彩的细节和内心描写来支撑,尤其是两性心理的刻画,人物情绪的表现,内心感觉的描绘等,这些并非都能转换成生动的影像。换言之,电影艺术对小说的改编难以逾越两种媒体的疏离感和差异性。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情致难以被复制到银幕上,令许多导演欷[不已。

第三,张爱玲小说尖锐深刻、阴冷入骨,别具一格。这种极具“先锋性”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往往很难转换成“通俗性”的影视剧。张爱玲小说中充满了苍凉意味的怨男怨女,他们千疮百孔的“传奇”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悲剧体验和对人性的透彻凝视。而镜头里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

第四,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特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适合改编的原因之一,又是改编的难度之一。曾经八次改编张爱玲作品的剧作家林亦华说:“张爱玲难以被搬上银幕或舞台,部分是她已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之故――每一个导演都是在‘第二次重拍’,他或她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但更关键的,是出于物以类聚:由于张的小说都是以‘聪明人’为主角,争相对号入座者便都是有着强烈自我中心性格的人,既然她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稍有偏差的诠释都会被视为是对我们不可饶恕的曲解――创作人不可能拥有情节与人物的全部诠释权,因为观众不是要看他的观点,而是要在改编中看见自己。张爱玲的成功之处,是利用了‘聪明人(们)’的自我优越感来筑起一道令她永远保有神话地位的护城墙:创作人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张爱玲,却是千千万万的张爱玲。”⑦大量的“张迷”对张氏原著情有独钟,厚爱已久,能否“忠实于原著”,能否拍出原著的神韵,成为讨论改编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尺。许多出于商业目的而非针对张爱玲小说本身的胡乱改编,自然很难得到“张迷”们的认同。

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热,既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高雅的精英文学与通俗的消费艺术的交融与遇合,其成功与失败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 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文集》卷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②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3卷第11期。

③ 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④ 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⑤ 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⑥ 刘川鄂:《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第7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施蛰存 张爱玲 人性与心灵

施蛰存和张爱玲作为海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二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施蛰存被李欧梵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是张爱玲的先驱者。施蛰存活跃在30年代的文坛，主办过《现代》文学杂志，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张爱玲崛起于40年代的上海，凭借《倾城之恋》名噪洋场。随着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兴起以及90年代以来“张爱玲热”的袭来，对于两位作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位作家创作主题的对照分析，剖析二者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即对于人性和心灵的探讨。

一、灵与肉的矛盾冲突

现代社会愈演愈烈的“灵与肉”的冲突，曾经是创造社某些小说的旨意，它同样也困惑着施蛰存。施蛰存借助精神分析的方法在作品中揭示出人类在社会规范和个人基本欲望之间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抉择困境，从而直接把握和面对人性的基本问题。

施蛰存在描写人性的时候，没有完全描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但他对人性中的望和性要求的正视，实际上也是对人性中隐秘部分的关注。如《梅雨之夕》中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已婚男士在雨天的夜晚邂逅了一个年轻女子时的心理状态：对婚姻生活的逃避，对过去恋情的怀念，非常感人；《春阳》中不仅刻画了禅阿姨到上海取钱一日内戏剧性的心理变化，也揭示出金钱对人的异化以及人性对自身的束缚。“从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情爱，是施蛰存小说的母题。”[1]人性的曲直和摇摆被施蛰存尽情地描绘出来，由此他为人们展示出了一幕幕人生痛苦与种种趣味的精彩画面。

而张爱玲则借助意识流、象征、暗示等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对人性的多方面进行揭示和深刻挖掘。在她的笔下，灵与肉的冲突、爱与恨的交织、情与理的纠缠等等，人性的阴暗、光明、冲突、悲苦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由于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张爱玲侧重以性心理的描绘来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她更多关注的是人在封建伦理观念作用下，失掉正常的望所产生的变态心理及报复行为。《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乡间水土造就了七巧茁壮的生命活力，她对正常主动索求，却不幸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少爷，她渴望得到三少爷季泽这样健全男人的爱，可季泽只肯跟她打情骂俏而不敢沾染她。正常的无法满足，使她刻薄所有人并把对金钱的疯狂欲求作为可供发泄的途径。“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张爱玲注重揭示人性中的矛盾，使其笔下的人物时时处于灵与肉的选择冲突当中，从而从容地展示出灵魂的复杂性，表现出人性的巨大魅力。

二、西化色彩和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施蛰存和张爱玲作为现代派的作家，二者的创作都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施蛰存创造性地将弗罗伊德的学说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深入地挖掘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日常生活的微妙心理、特殊心理等，继承并开创了一条在30年代堪称独步的心理分析之路。

从《上元灯》集子里的《周夫人》、《宏智法师的出家》起，施蛰存心理分析手法的应用已初露端倪，到其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心理分析的手法已运用得相当圆熟。心理分析手法的应用也有助于施蛰存对现代人在都市生活中体验到的幻灭与失落感的挖掘。《鸥》中作者运用象征手法暗示主人公小陆就是在异乡漂泊的“鸥”，枯燥的生活使他时常想起旧时家乡的女朋友。但当他在彩画广告板前遇到她时，完全摩登化了的她早已不认识他了，而这更加重了小陆这个“都市的陌生人”心灵的疲惫与创伤。施蛰存吸取了表现主义强调突出感觉和描写人物的幻觉和梦境的手法，来表现现代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并影射出现代都市和工商业文明对人精神的异化。

张爱玲在创作中对人的复杂性的深层挖掘，对人类心灵的执着剖析，以及在观念和技巧上对创新求变的刻意追求，使她的小说世界呈现出瑰丽的色彩。而在具体的操作技巧上，张爱玲深受存在主义理论的启迪，表现出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状态的关注。

张爱玲的小说正是成功地借鉴、有机地运用西方现代派小说这一手段，揭示其笔下主人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灵世界。张爱玲挖掘人物的心理，已非单纯地直接显现，而是通过形体动作、语言等艺术手法来呈现，如《心经》中不断用形体动作表现父女之间似无实有的畸爱。对于张爱玲心理分析的技巧，傅雷非常欣赏：“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3]应该说，张爱玲的心理分析小说较之施蛰存又有了发展，从单一的性心理的展示到对人性的多种生命欲望的挖掘，心理分析小说由感性表现期进入了理性深化期。

三、古典韵味的意境美感

施蛰存和张爱玲从小都受到过古典文学的熏陶，而在这种艺术熏陶中培养出来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倾向培植了他们相似的艺术追求。这也使得他们的小说在对人物心灵秘密进行探寻的时候，呈现出诗意追求与诗情抒发的品质来。

施蛰存早期的《上元灯》取材于平凡人物，对人物内心生活极其关注，对古典意境的追求等都显示出他小说的部分特征。如在《旧梦》和《闽行秋纪事》里风景秀丽的乡村田园风光负载着美好的童年记忆及与一位美丽的神秘女子邂逅的故事，而这些都定格成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可供追忆。而后来到了心理小说集《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等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在题材、体制、技巧、方法上有所创新的同时，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审美意识、情致表现方式、文学语言等仍保持着传统文学的某些特点。施蛰存是在用“诗”的方法结构着小说，或者说是用古代诗歌的意象来塑造小说中的诗意，而诗境是一片映射心境的自然风景。

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喜爱也使得张爱玲小说中的气氛渲染、意境营造都具有浓郁的古典风味。张爱玲在关注笔下形形的人物命运的同时，还通过对一连串意象的精心营造和着意表现，曲折地将人物心理的复杂内涵和精神状态衬托了出来。

张爱玲具有非凡的转化中外文学的能力，她把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与现代西洋小说的技巧精妙地结合。“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被用来表达作者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作品富有诗意。在《金锁记》中，女儿长安进了洋学堂读书，因为不慎丢失了床单，七巧便要亲自上学校去兴师问罪，大骂长安是天生的败家精。长安在同学面前丢不起这个脸，有了放弃继续读书的想法，书中写到：“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4]“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是一个让人反复咀嚼的意象，给读者留下悠长的回味。张爱玲以各色“意象”向读者悠悠道来，这些意象或是茉莉香片茶入口的苦味，或是胡琴拉过来拉过去流淌着的如泣如诉的曲调，诱发着人们的感情，深深打动读者的心。

施蛰存与张爱玲置身于传统的文化氛围中，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挖掘传统人性中更深沉的一面。他们以一种特殊的艺术眼光而不是道德政治眼光来书写人性与心灵，对传统进行现代目光的剖析，但又不为传统所羁绊和束缚，这正是施蛰存和张爱玲能永存于文学史的独到之处。

注释：

[1]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4]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第34页。

第8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1995年9月8日，美国洛杉矶警方接到报告，说张爱玲家已经好几天不见人了。房门打开后，人们看见了已作别人世的张爱玲。据此推断，她的死亡时间很可能是在9月8日之前。

“她活到现在吗?”当时，张爱玲去世的消息着实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诧。在他们的印象中，张爱玲早已与她笔下的三四十年代一同远去。

一转眼已是2005年。10年的光阴足以令一座城市改头换面，而不变的是，如今依然有许多人借着张爱玲的眼睛来透视这个世界的华丽与苍凉。

人们已不常使用“张爱玲热”这个说法。因为“热”是汹涌澎湃的。如今，张爱玲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恰似渗入泥土的雨水。

纪念，从常德公寓出发

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与常德路口。如今，上海的一些老人仍不改往日的习惯，称之为“赫德路上的爱林登公寓”。今年3月31日，这里挂上了“张爱玲故居”的纪念牌。虽然挂得太高，字又嫌小，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也简化到了“朴素秀逸”四个字，但在“张迷”眼里，这块牌子还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这对张爱玲的文学地位终于有了一种肯定。可牌子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比方说她哪一年生的，哪一年去美国的，都搞错了。刻在石头上的东西是不能有错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遗憾地说。

其实在挂牌之前，早有许多海内外“张迷”慕名而来。但因此处是私人住宅，他们只能在楼下看看张爱玲用过的老信箱，或仰望张爱玲住过的阳台。

“大楼西北角，从下往上数到第五个，种着绿色植物的就是。”公寓电梯管理员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爱玲经常在夜里站在这阳台上，看最后一班电车进场，她喜欢听那个叮铃铃的声音。”

从常德公寓往西南方向去，有一个叫美丽园的剧院，那儿正在排演一部名为《张爱玲》的话剧。该剧已酝酿多年、七易其稿、三度与舞台演出擦肩而过，今年终于能赶在9月8日于美琪大戏院上演。

“把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传奇经历搬上舞台，这是第一次。我并没有奢望完全真实地还原张爱玲，我们只能还原我们心目中的张爱玲。”该剧的编剧、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石俊对《望东方周刊》说，“张爱玲以前最喜欢在这里看戏、看电影，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排演她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此外，原创歌剧《半生缘》将再次在全国上演。北京的新经典文化公司将与台湾皇冠出版社同步推出张爱玲文集，其中收录了一些散佚之作，以及张爱玲遗物的照片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也将于10月主持召开关于张爱玲的国际研讨会。

喧嚣，华而不实的追逐

许多人都记得张爱玲那张经典照片：身穿旗袍，脸庞微扬，睥睨的眼神无遮无拦地显露清高。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她的文字相当通俗，甚至洋溢着市井气息。

张爱玲在世时，她的读者就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也正因此，她常被误划入“通俗作家”一类，其作品的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不要以为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只是写一些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这些当然有，而且写得非常出色，但除此之外，还有她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很严肃的思考，只不过这些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来表达的，而不像一些人正襟危坐地教育你。”陈子善向《望东方周刊》强调。

“张爱玲热衷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日常的这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爱玲对‘五四’所提倡的新文学传统，即作为主流的宏大叙事，是有所纠正的。至少她尝试了提供另外一种可能：不是从正面进攻，而是写她所看到、认识到、体会到的历史。她让我们看到的历史变得多样化，不再只是平面的。”陈子善说。

也许这正如柯灵先生早年所说，主流文学似“堂皇的厅堂楼阁”，张爱玲却是为那个时代所忽视的“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才为大陆的年轻读者所了解。但即使是在所谓“张爱玲热”已不可阻挡之时，她的作品在学术界仍处于边缘地位。故居纪念牌上的谬误，便是明证。陈子善笑说：“鲁迅、茅盾的故居如果要挂纪念牌的话，肯定不会搞错。这也形成了一种很有趣的对比：一方面张爱玲很‘热’，另一方面连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

陈子善同时表示担忧：在张爱玲作品风行于世的热闹表象之下，还有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用一个可能不太合适的词，是‘庸俗’。张爱玲已经超出作家的范畴，成为一种时尚、流行的符号，这对张爱玲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好处。时尚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大家都不去追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像马路旁边有一群人看热闹，外面的人越围越多，到后来连里面的人到底在看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种从众心理，似乎不看张爱玲就变得很落伍，或者津津乐道于张爱玲和胡兰成，这就很没意思。他们无意中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把张爱玲这样一个严肃的作家给通俗化、时尚化了。”

歌剧《半生缘》的导演刘烈雄也对张爱玲作品的改编风潮感到不满：“张爱玲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拍的。现在虽然拍了不少，但许多都乱七八糟。”

共鸣，因为她与我们遥相呼应

如今，站在常德公寓六楼的平台上眺望，再也不会有登高望远的欣喜之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牢牢限住了人们的视野，也把已有70年历史的常德公寓映衬得分外低矮和苍老。

过去张爱玲常常站在此地，望见不远处酒绿灯红的“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今天则根本无法看见了。而“百乐门”却在近年恢复了原名，“Paramount”的霓虹灯又在夜色中闪闪烁烁，透出一些往日的繁华影踪。

“张爱玲的东西在今天为什么仍能走红?我觉得是因为她的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石俊向《望东方周刊》分析道。

“比如说，上海的浮华又呈现了。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事情，比如股票，比如留学，也是现在人们关注的热点。另外，现在的情爱观也和当时比较贴近，像张爱玲对婚外恋的看法，对知识分子的恋爱悲剧的看法，还有对忘年恋的态度，都和现在比较相近。可以说张爱玲领跑了整整50年。”

陈子善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张爱玲与当代社会的微妙关系：“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而我们自己也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转型期之中。所谓转型，就是要转到另外一个时代。张爱玲很敏感，她曾经有一句话：‘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样，我想她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她预计到会有一个不同于她所生活着的时代来临。后来果然来临了。而我们以后会如何发展，谁都不知道。谁也说不清中国社会以后变成什么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张爱玲、理解张爱玲的一个契合点。”

对此，刘烈雄补充道，张爱玲那个时代的“变动”和现在也有不小的区别。那时是政治的动荡、民族的惶恐，而如今我们面临的则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整个社会的亢奋彷徨情绪。

第9篇：张爱玲代表作范文

[关键词]《色・戒》；电影改编；文学批评

以文学为蓝本进行的任何一次电影改编都是对原作的，种解读，一部好的电影改编不仅是改编者对原作的一种个人化的阐释，还要认识到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尼尔，森雅德(Neil Sinyard)曾在《从文学到电影：电影改编的艺术》(Fi|ming Literature：TheArt of Screen Adaptation)一书中指出：“有些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往往是一种文学评论，电影并非将一部小说的全部内容影像化，而是侧重于文学作品的某些方面的评论性文章……电影改编选取小说的某些部分，对其中的细节进行扩展或压缩，进而创造性地改写人物形象。由此，电影改编如同文学评论一般对原作做出新的阐释。”李安的《色・戒》由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沿用了原作的故事脉络，利用创造性的情节填补小说留下的空白，重新阐释了张爱玲这篇带有玄机的小说，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文学批评式的电影改编。

一、看清张爱玲的影子

张爱玲曾说“写小说中间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许多人都认为张爱玲把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故事搬到小说《色・戒》中，为此她曾在《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进行否认。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自辩，因为《色・戒》中有作者张爱玲的影子。她借郑苹如、刺杀汉奸丁默村的真实事件，从人性的角度重述了爱国青年刺杀汉奸失败的故事。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进行的创作，是张爱玲一次心路历程的表露。世人对原作发生争论的焦点在于故事的原型问题，导演李安在改编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此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如果说小说中只是隐藏了张爱玲的影子，因为张爱玲对王佳芝的身世只字未提，而读者只从中看到若隐若现的与作者情感经历相契合的地方，那么，李安则有意把王佳芝和张爱玲合二为一，在王佳芝的身世中掺杂了太多与张爱玲相似的经历，于是王佳芝成了张爱玲的影子。

张爱玲的母亲因无法忍受丈夫吸食鸦片并屡教不改而与之离婚，之后又独自远渡重洋，因为爱的疏忽，她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是模糊的，张爱玲与弟弟跟随了父亲，父亲再婚后，他们在继母的控制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曾经与姑姑同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公寓，也曾住在离舅舅家不远的公寓中。电影中的王佳芝和张爱玲有着如此相似的父母：他们离异，一个远渡重洋，一个再婚。王佳芝与同学赖秀金的谈话中透露出，佳芝的父亲带了她的弟弟远去英国，把她一人留在国内。而有关她母亲的情况却不得而知，只说母亲是上海人。电影又通过王佳芝给父亲发结婚贺信这一小细节点明了父亲的再婚，张爱玲的家事如此辐射在王佳芝的身上，让故事中张爱玲的影子更加明朗。此外，电影中学生时期的佳芝独自在电影院看电影，当银幕上的主人公说出“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时感动得痛哭流涕，此时的她是有感而发的，毕竟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他不顾战乱期间女儿的危险处境，只是写信说负担不起她到英国的旅费，电影中的王佳芝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寄宿在舅妈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也与张爱玲曾寄宿姑姑的公寓以及在继母家里寄人篱下的经历又构成某种契合。张爱玲本身对电影和戏剧很着迷，电影中的王佳芝也是一个十分钟爱戏剧和电影的人。李安曾说，王佳芝是一个戏剧狂，只有在舞台上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她在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也不忘拿出仅有的一点钱去电影院看场《月夜情歌》，可见她对电影的入迷程度。为了欣赏电影，她不惜忍受电影的日语配音，以及中间穿插的令无数观众愤怒的美化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广告，在就义前的最后时刻，令她回想起来的竟是自己站在戏剧舞台上的场面，她依旧沉醉在自己扮演的角色里。

在李安眼中，写《色・戒》之前，张爱玲的作品都在写自己熟悉的人、事、物，而《色・戒》是她真正在写自己的故事。可以说，李安改编的电影让人们从王佳芝的身上看清了张爱玲的影子，他以电影的方式在呈现自己对小说的解读，《色・戒》是张爱玲在写自己的情感经历。

二、还原虚化的历史

张爱玲是不问政治的，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也与政治无关。《色・戒》是从一个女人的视角去看历史，其中抗日战争与汉奸伪政府的背景是很虚弱的，而爱国与激情也被淡化到了极点，剩下的是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张爱玲刻意虚化了故事的背景，让女性在关键时刻因爱情而放弃爱国，追求爱情的女性话语解构了国家民族话语，而女性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爱情换来的却是情人的无情杀戮。于是，国家话语又反过来对女性话语进行消解，“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消解使小说《色・戒》成为一个纯人性文本。”小说中的王佳芝与易先生，虽然都是很独特的个体，但却很典型地代表着张爱玲想说明的人类本性中的一部分，他们身上都有着普通人的性格弱点。张爱玲只是借助特殊历史时期的背景获得一个张看人性的角度，试图探索普遍人性的弱点和人与人之间设防的人生真实，表达她对人生的悲观认识。张爱玲在轻描淡写间深入人物的内心，参透了人性的弱点。她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暗藏着针针见血的对庸俗世人的嘲讽。

李安谈到改编小说《色・戒》的原因时说：“我需要一个题材让我带着一群人保持一年的兴奋，很兴奋，让我觉得必须拍一部电影来寻求答案，享受过程。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而张爱玲的东西又可以看透人性。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由此可见，李安不仅要探究张爱玲原作中对人性的挖掘，还要借用抗日的背景来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情绪。既然是讲暗杀伪政权汉奸头子的故事，是无法回避那个时代的政治时局的。在张爱玲的笔下，没有民族自救，全民抗日之类的激昂语言，她只是冷静地描写那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政治时局、人物的身份只是她小说的背景和素材而已。李安从一个台湾人的视角，还原那个时代的背景，加入了很多带有民族抗日情绪的戏份来丰富剧情，用了不少的细节去交代这个暗杀行动的意义、背景和策划过程。尤其是由话剧社同学们的演出表达了一种大家熟悉的、强烈的抗日情结，不仅极大地调动观众的情绪，而且大大加强了时势对个人的影响力。电影中对革命环境与革命激情的细致描写，很巧妙地把历史和政治编织在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中，不仅填补了张爱玲小说中背景虚化的空白，关注了故事的大背景，又把历史时空中两个身不由己的孤独人无奈的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新的元素使得电影比原著更显示出了 平易近人的特色。

李安在原著的基础上着重挖掘了两位主人公在特殊时期，特定环境下的闲扰挣扎，让人物在浩荡的历史中显得如此渺小，让他们的挣扎显得无可奈何。李安不惜花费重金还原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原貌，以镜头语言呈现时局的混乱、生活的凄凉，让日伪时期上海的社会现状真实地感染着观众，这正是张爱玲的小说中所缺乏的。电影通过对历史背景的还原和政治时局的表现，突出了两位悲剧人物的身不由己，王佳芝因为暗杀任务，易先生则是因为时局，故事中的王佳芝和易先生的处境更值得同情。处于敌对阵营的一对男女戏剧性地变为情侣，不能自拔、纠缠不清的关系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正如李安所说，原著中的易先生被张爱玲形容为“鼠相”，其实不单是指他的外表，更是指他的格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汪伪政府自知朝不保夕，其政府要员在夹缝中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电影中的易先生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特殊身份的人(汉奸)，每天走在凶险中，他的眼睛里时时透露出杀气，他仅限的神情之下总透出一丝恐惧和孤独，电影中的易先生，比小说中的形象深化得很，已不再早小说中符号化的人物了。电影关注了易先生工作的场所、工作内容的残酷与生活环境的险恶，他虽然与小混角色一样，觉察列战局和前途的不乐观，但李安镜头下的易先生，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可笑的“自找陶醉”，而有一种疯[挣扎却无可奈何的绝望，电影中日本料理店…情节，明显地表现了易先生自知和即将战败的日本兵一样如丧家之犬的这种心理。王佳芝在日本料理店中那段《天涯歌女》的歌唱感动了易先生，而其唱词中“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之文恩爱深。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爱呀爱呀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正点明了动荡大时代中两人彷徨无助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情。对于感情，电影中的王佳芝和易先生两人都是绝望着的，他们各自都清楚最终的悲剧。李安在改编《色・戒》的时候，从张爱玲对人生的悲观认识出发，以凸显时局的混乱和动荡，揭示个人在面对历史和社会时无助和无奈。

李安曾说：“往件我想象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是我有活要说的时候，这是我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件事长时间以来的一种思考。偏偏我又喜欢在拍摄的过程中寻找答案，即使到最后不一定有结果。在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必须拍这部电影来寻找忘不掉它的原因，”通过对《色・戒》的改编，李安住探寻着被张爱玲淡化了的民族的历史与未来，也拷问了张爱玲所关怀的有关人性的罪与罚，由此与观众形成心灵上的强烈共鸣。在看完电影后流下了热泪，说《色・戒》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大义。“《色・戒》(影片)中最浓烈的不是它的‘色’而是它的‘中国悲情’……《色・戒》的背景，牵涉到几亿中国人在沦为亡国奴之际的博弈与命运轨迹，”李安亿原作中淡之义淡的故事背景上做文章，着重挖掘两位主人公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困扰和挣扎，探究了人性弱点之外构成王佳芝悲剧命运的他类原因，构成对小说人物的新的阐释。

三、彰显真爱的温情

张爱玲从早年不和睦的家庭中感受到人间无爱，从中年自己的爱情经历中又体会到爱情的短暂。由于缺失家庭亲情的关系，张爱玲小说中对亲情的描写充满了自私的算计和利用，让人看不到爱护和慰藉。由于对爱情的悲观和绝望，她笔下的男女爱情世没有丝毫的浪漫，更多的是相互提防和心机。她作品的基调是苍凉和惘然的，这多少与地人生的经历与凄凉的身世有关。对于张爱玲的作品，文学史上普遍认为，她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小说风骨比较冷酷，之后则比较苍凉。从《色・戒》成文的年代(1950年)来看，可谓正好处于她个人风格的转型期。经过张爱玲近30年不断修改，《色・戒》直到1978年才出版，其中又透出几分苍凉。张爱玲对王佳芝和易先生二人的刻画，无疑是入骨到刻薄。张爱玲《色・戒》的整体氛围是非常冷酷的，其中的人物部是异乎寻常的孤独，无论是王佳芝还是易先生，都生活在寂寞的世界里。张爱玲对王佳芝的态度中带着某种深刻的、冷酷的嘲讽，她笔下的王佳芝是虚荣的，是幼稚而充满幻想的。一句描写易先生的话，“陪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使人不注意他。”让王佳芝对易先生的幻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受到莫大的嘲讽，张爱玲对她没有怜悯和同情，有的只是“刻薄的自嘲”。她笔下的易先生虚伪而无情，而且是自我陶醉的，他为自己“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而陶醉，自以均“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易先生和王佳芝部以为自己俘获了对方的心，其实只不过是泡影而已。所谓“最终极的占有”，其又是最终极的可笑与可怜。张爱玲对世情的洞察，竟是这般的冷酷与无情。

李安的电影重新演绎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故事，完全改变了小说的基调，将张爱玲对世情的冷酷揭示，变成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命运的关注，没有冷嘲热讽，只有悲天悯人。李安说：“我觉得张爱玲是需要一点爱，我有一段时间很恨她，写这么残酷的东西，还让自己活在里面，好像在地狱中行走。我拍电影不能这样，我要给她一点爱。”于是，电影中渲染了易先生对王佳芝的爱，从一开始的试探往，到最后的感动与真爱，李安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将期间的感情变化――呈现。早在香港的时候，易先生约王佳芝去服装店定做西装后到一家无人餐厅就餐，当时一个留住杯子上的口红印的特写镜头，就已经看出李安的良苦用心了。杯上口红的特写镜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提及，李安非常低凋地暗示了易先生的内心游戏。只有劣质口红才会被印列杯口上，而像麦太大这样的贵妇人是不会用劣质口红的，她们也懂得如何尽量不在杯口上留下口红痕迹。这个口红痕迹的特写显然是人物的视点镜头，是从易先生的视线看过去的，出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已经知道王佳芝的麦太太身份是伪装的，以他谨小慎微的特点，如果不是心存好感，他是绝对不会再与王佳芝发展下去的。因此，为易先生对王佳芝的爱情发展埋下了伏笔。此外，在决定处死王佳芝一行的时候，易先生对张秘书的讽刺“既然你知道那么清楚，怎么不早告诉我”，也表明他从头到尾都知道王佳芝的身份。之所以没有揭穿她，就是因为他对王佳芝的割舍不下的爱，这份深沉的爱隐藏至深，让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游走在爱情游戏中。

李安说：“张爱玲其实一个是非常缺乏爱的人，因此要拍这个片子时心里会想要爱王佳芝，也要爱张爱玲，这样才会舒坦一些。”李安给王佳芝的爱，从电影对易先生的眼神的呈现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李安的细心安排下，易先生再不是小说中的冷酷阴险，而是处处显露人性的光辉，平添了一份温柔的情感。下常外表冷峻阴森、冷气逼人的易先生，面对工佳芝时总可以释放几分压抑的情感，两人共处时他会放下绷紧的心，露出少见的笑容，易先生把王佳芝去叫日本料理店。言语间透露出特务的惶惶不可终日，工佳芝唱了一曲《天涯歌女》，令易先生也禁不住流下弥足珍贵的眼泪。他饱含着感动的眼神表明。小说中处变不惊、“无毒不丈夫”的特务易先生，在李安的演绎中早已动了真情。电影中易先生下令枪毙王 佳芝等人后。虽然跟小说一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家，但电影更进一步地交代了易先生为自己不得不杀王佳芝的哀伤。他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床沿上抚摸床单，眼里隐隐泛着忧伤的泪光，此时的易先生，完全不是张爱玲笔下因自我陶醉于得一“红粉知己”而“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的样子，他最后那忧郁哀伤的眼神，再次暴露了他内心的沉痛与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