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我国银行业的显性实力

2002年以来对体制和机制的改革，缓释了我国银行业长期积累的风险，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我国银行业迅速增长，在全球银行业中的规模优势不断扩大。这主要表现在资产规模、资本规模、利润水平、资产质量四个方面。

总资产规模迅速扩张。2002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迅速扩张。2002年末银行业总资产23.8万亿元，2007年末增长到53.1万亿元，2012年增长到133.6万亿元，是2007年的2.52倍，2002年的5.61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0多倍。2006年，我国进入全球1000强的上榜银行总资产约为3.4万亿美元，仅占全球1000强银行的5.3%。经历了六年的发展，我国上榜银行的总资产增加了3倍多，2012年达到近13.6万亿元，在全球的份额也提高了1倍多，由2006年的5.3%提升到2012年的13.6%。

总资本实力明显增强。同期我国银行业一级资本也保持高速增长。2003年末，我国只有8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到2007年末，全部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8.4%，到2008年末，资本充足率8%以上商业银行达到204家，大中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达标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99.9%，商业银行整体平均资产充足率达12%。根据英国《银行家》，2006年进入世界1000强的银行总的一级资本占世界的4.8%，2012年该指标提升到12.1%。相应地，我国入榜1000强的银行总的一级资本实力于2008年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英国，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仅次于美国。

盈利规模保持较高水平。2003年以来， 我国银行业税前利润年均增速超过30%，在1000家大银行中独树一帜，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集团，以2009年最为突出。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为突出的2009年，中国52家上榜银行税前利润占1000家银行总利润的73.8%；2010年，在全球银行业盈利回升的背景下，该比例回落到26.3%。同时，在单家银行利润排行榜上，中国最大的三家银行从2008年连续四年包揽了利润榜的前三名。

不良贷款水平持续下降。2002年，我国银行业曾被国际评级机构定性为“技术上已经破产”，估计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超过30%。2002年以来，以不良贷款率为代表的我国银行业风险水平明显下降。2003年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7.9%，2007年末下降到6.2%， 2011年以后历史性地下降到了1%以下。与此同时，银行业贷款损失准备和拨备覆盖率一直保持了双升趋势， 2003年我国银行业拨备覆盖率仅25%，到2012年度该比率上升到295%，银行业风险抵补能力不断提高。

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模式反思

在为我国银行业过去十多年来发展成就高兴的同时，我们应该观察到，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规模上，这其实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持续快速增长，得益于我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规模不能代表实力，大也不能确保安全。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国银行业发展模式的缺陷已逐步显现，与欧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基础性差距亦在渐渐暴露，我国银行业的真正实力并没有规模数字显示的那么强大。

我国银行业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入

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造，极大地改善了我国银行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相应的经营管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银行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先进经验，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以实现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变。例如推动组织架构的扁平化，实施事业部制改革，引入六西格玛管理方法，推动经营管理板块建设，但从大部分银行近年来的运行情况看，这种转变仍然是形式上的、局部的、非系统的和非变革式的，管理效率、服务质量、经营效率仍然很不理想。例如，“以客户为中心”往往停留在口号上，业务流程建设与管理流程建设脱节，业务流程建设与组织架构调整脱节，“部门银行”仍然是主流，不少银行“官办”色彩仍然很浓厚，究其原因，我国银行业尚缺乏一个严峻的外部压力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我国银行业发展到今天，与持续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相比，仍然不能说已办成了真正的银行，我国银行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仍然很封闭。

我国银行业利润结构存在不稳定性

从规模上看，我国银行业利润十分可观，但进一步分析结构，情况并不乐观。我国银行业利润来源仍然以利息收入为主。2013年，我国银行业的息差收入在全球银行业仍然独占头鳌，有5家银行进入前20家净息差最高的银行，前三席分别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而从收费和佣金收入看，前20家银行中我国银行占三席，最高的工商银行位列第六，前五位全部由美国银行把持。

从交易类业务收入看，前20家银行中没有我国银行，基本由欧美国家银行垄断。这种利润结构，表明我国银行业仍然属于典型的传统商业银行，以存贷业务为重要的利润来源。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提速，受这一因素和经济下行等影响，我国银行业2013年上半年利润几近腰斩。我国银行业利润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银行业效率指标水平存在误导

与利润密切相关的一个指标是成本收入比，反映一家银行的经营效率。在该指标上，我国银行业指标相对很低，显得十分特殊。根据2013年英国《银行家》杂志数据，我国银行业成本收入比平均36.6%，在全球最低的10个国家中位列第九。

应该说，成本收入比偏低，仅从数据上看，似乎表明银行控制成本有效，经营效率较好。可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银行业成本收入比普遍偏低。最低的10个国家中，除中国外全部是小国家，第十位是新加坡，银行业成本收入比为38%，除新加坡外，发达市场经济体都不在列。在按资本排名全球最大的25家银行中，我国最大的5家银行成本收入比占据了前五席。美国银行业中，成本收入比最低的是富国银行，为57%；随后是摩根大通银行，为66%；花旗银行，为73%。英国银行业中，成本收入比最低的是汇丰银行，为60%。

我国银行业成本收入比普遍偏低，税收计算、办公场所是重要原因，但拨备计提、经营管理费用、工资成本等方面投入不足也是重要原因，这实际上影响银行的真实利润水平，也不能准确反映银行的经营管理效率。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部分银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意追求低成本收入比倾向。

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能力不足

2003年我国启动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以来，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总体上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2009年到2011年，总体上高于发达国家银行业水平，但这一状况正在迅速发生转变。2010年后，在危机的打击下，欧美银行业在大幅度去杠杆的同时，大量从市场补充资本，目前无论是核心资本充足率还是资本杠杆率，资本充足水平总体上已经高过我国银行业。按资本规模我国尽管有四家银行位列前十，其中工行排第一，但这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全部低于前十的另外六家银行。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我国银行业已经不属于资本迅速增长之列。而实际情况是，在新资本协议要求下，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总体水平已下降，补充资本的需求非常强烈。

而我国银行业补充资本的难度不低。从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的过程看，对银行业的资本补充，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银行的资本补充要么是通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直接注资完成，要么是以政府信誉作为背书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完成，真正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的注资比例实际不高。当前在我国资本市场造血功能不足，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有限的情况下，银行获得及时的资本补充渠道十分有限，同时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和自身发展的要求难度很高。

我国银行业风险容忍度偏严

所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囿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我国银行业十分注重不良贷款风险的防控，坚持推行不良贷款“双降”政策，成效显著，成功地将不良贷款率降到1%以下。2011年四季度，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双降”趋势出现拐点，先是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再是不良率开始反弹。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由“降”转“升”，有我国2009年以来信贷投放高速增长的原因，也有信贷业务活动内在规律作用的原因。实际上，即使没有2009年的天量信贷投放，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也不可能一直“双降”下去，信贷业务的内在风险是客观的。

若再将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水平与美国等国家比较，除我国香港地区外，不良贷款率总体上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2年度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为3.9%，2011年度欧元区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5.2%，2011英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4%，均大大高于我国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水平。从单家银行看，根据英国《银行家》披露数据，按资本排名第二的摩根大通银行不良率4.6%，排名第三的美国银行不良率7.2%，目前与工商银行反复争夺市值第一的富国银行不良贷款率5.9%，均大大高于我国大中型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监管当局在披露不良贷款时，同时披露逾期贷款和核销贷款的金额，这有效提高了贷款风险披露的准确度和透明度。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的一轮调整，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银行信贷资产将会转为不良贷款，这应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目前由于过去的教训，市场上和社会民众对银行业不良贷款水平认识程度有限，容忍度也有限。出于各方面的压力，监管部门对不良率的表态也十分谨慎。各种因素叠加，表现结果就是对银行不良贷款水平的容忍度偏低、偏严。这实际不利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的化解和风险的防控，也不利于我国银行业满足我国经济实现战略转型的金融服务需求。

我国银行业进行深层次改革迫在眉睫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中，金融政策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一过程中，我国银行业不仅要适应经济的转型，还要充分准备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当前，两大挑战尤为关键：一是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已经不多，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已经全部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而我国银行业正在进入这一进程的最关键时期。二是互联网技术正加速在银行业应用。互联网金融的理念和方式正深刻影响现代金融业。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推进我国银行业深层次变革迫在眉睫。

要完善公司治理，增强资本基础。从调整股权结构入手，逐步降低政府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淡化政府色彩，从根本上改进银行的公司治理，增强经营的独立性和活力。一方面，扩大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应以鼓励入股现有中小银行业机构为主，通过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现有成熟的银行机构，进一步完善银行机构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也能更快和更有效地实现支持小微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创新资本工具和资本补充手段，增加自然人持股比例。目前，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所持金融资产占比很低。我国应通过发行优先股、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等多种手段，有效补充银行资本，改善银行经营效率。

要调整经营理念，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调整经营理念，坚持市场导向。在实施转型战略过程中，要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历程相对照，走出发展误区，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完善经营机制，坚持客户导向。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银行再造”，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适时推进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的调整，切实提高银行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第三，要推动战略转型，坚持特色导向。要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国银行业整体发展格局相比较，避免跟风，提高经营的专业化程度，避免发展中再入同质化，实现特色化和差异化经营。第四，要注重稳健经营，坚持风险导向。要注重规模扩张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注重资产负债结构的均衡，在及时化解信用风险的前提下，加强流动性风险和合规风险的管理。

第2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一）面对全面开放的挑战

2006年我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过渡期内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主要有四点值得关注：

1、中心城市与高端业务、高端客户成为中外资银行竞争的核心领域。随着入世后对外资银行经营限制的放开，中外资银行逐步由早期的错位竞争转向了更为直接的正面竞争。尽管从全国区域来讲，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总体市场份额的影响仍然有限，但在外资银行集中度较高的中心城市，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已受到外资银行竞争的较大影响。另外外资银行集中争夺高端业务、高端客户和高端人才，都对中资银行形成较大影响，下一步的竞争将主要在中心城市、高端客户、高端业务和高端人才等领域展开，中资银行必须要保持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才能保持住在国内市场的本土优势和竞争优势。

2、资本融合已成为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路径。过渡期五年来，外资银行改变了早期主要靠自己设立机构的方式，主要通过资本融合成为国内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快捷地获取金融服务网络和客户资源。目前，境外战略投资者已进入我国21家商业银行，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正在快速演变为不同中外资金融机构联盟体之间的竞争，竞争格局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外资进入国内银行业市场的实际比重和程度，大大高于现有披露的统计数据。目前官方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全部银行资产中的占比不过2%，仅比中国入世前上升了1个百分点。其实，2%的数据指的仅是外资在华独资银行机构占有的市场份额，更多的外资通过对中资银行股而间接占有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统计在内。我们知道，截至2006年末，外资通过合资掺股已经进入我国21家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总资本中，外资入股部分已经占到15%以上。资本控制资产，这是经济学常识。根据这个常识，外资对中国银行业资产和市场的控制力应当不止2%，至少应当与其进入的资本比例相当，即应当是15%。我认为，仅以过渡期5年的数据说明外资进入的深度也难以为凭，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进入才刚刚开始，目前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在中国的金融发展战略是有侧重的推进，即力图把中国重要的金融区域、金融业务领域和高端客户掌握在其手上。这种专以发达地区和高端业务及客户为对象的进入策略是很难用数据表明其深度的。

3、国家必须加强对外资的引导和政策限制。正确把握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注意把外资进入的“量”控制在国家金融安全不受影响的限度内，特别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一定要有限制。这点我们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即使被认为最为开放和充分市场化的美国及欧洲的许多国家，至今境内外资银行的比例也不过12%左右。要树立办好国内银行主要要靠国内银行自己的观念，把精力放在创造条件和适宜环境促进国内银行转制转型上，放在国内银行自身经营机制与模式的转化上，练好“内功”。包括发展综合经营、追赶国际先进管理技术与水平等所谓高、精、尖项目，均应以我为主的通过国内银行自我发展和自我提高与消化才能达成。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引进国外银行身上。固步自封固然要不得，但过分依赖外资同样要不得。

4、国内银行必须大力创新。为了应对在核心客户、核心业务、核心人才等核心竞争力上面临的新挑战，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大力创新，通过体制、机制、经营模式、经营结构、业务、产品、技术、工具等全面的自主创新，迅速扭转在公司治理效率上，在跨市场跨行业综合经营和转移风险的能力上，在提供个性化、差别化客户服务上的相对弱势，提高应对后过渡期挑战的能力和竞争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经验、技术和产品，加快提升自主创新和竞争发展能力。要加紧构建规范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加快经营转型，并通过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来切实提升人力资源价值。

（二）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的挑战

中国商业银行将经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夹击，利差将收窄。利率市场化在我国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实现，目前仅有本币存贷款利率维持管制利率。为兑现我国的入世承诺，本币存贷款利率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走势就是银行存贷利差收窄。银行利差的收窄，将对那些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的商业银行形成严重的生存威胁。利率风险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经营风险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将得到进一步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将会有更快的发展。在债券市场发展已经提速的基础上，股票、基金、期货等都将加快发展步伐，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于银行业的局面将得到很大改善。可以预计，下一步资本市场的恢复性和快速发展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相应的以银行为媒介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将会进一步降低。金融脱媒现象将更加剧烈和明显。金融脱媒将从两个方面削弱银行的生存能力；一是日益活跃的直接融资将加速分流银行的存款，迫使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使银行在存款减少的同时增加成本支出；二是直接融资将加速分流银行的贷款客户，有竞争力的优质客户将更倾向于直接入市筹融资，从而减少甚至放弃贷款，迫使银行降低贷款利息来吸引客户，使银行在贷款减少的同时利息收入总量和水平下降。

（三）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挑战

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正在积累，银行资产质量面临新的考验。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规律性表现。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我国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在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如发展不均衡以及环境污染和过高能耗等不可承受之矛盾，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正在积累。为此，我国产业、行业以及经济结构正在经历巨大的调整，这种调整从长远看，固然对经济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从短期看，经济调整可能给银行的经营带来新的风险，特别是即将掀起的环保节能革命性调整，将带来银行信贷格局的重新调整，国内商业银行将经历重大的资产结构调整并将面临资产质量恶化的可能。

二、新挑战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

（一）战略转型就是主动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

面对国内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带来的传统存贷款市场与收益收窄的压力，面对国际国内竞争加剧的压力，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主动实施经营模式、增长方式和经营结构的战略转型，积极发展综合经营，全面调整资产结构、业务结构、负债结构、收益结构、客户结构、营销渠道结构以及员工知识与技能结构，使经营结构转变为传统存贷款业务与投资性、交易性和收费性业务并重，信贷资产与非信贷资产并重，贷款利差收入与非信贷收入并重的集约化、多元化和综合化结构，实现经营模式由以规模扩张为主向以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和增长方式由主要依赖传统存贷款业务向多元化综合化受益的转变，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金融服务水平，最终把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建设成为治理优良、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最富有价值与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现代金融企业。

（二）实现战略转型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1.继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体制和机制转轨是经营结构和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而体制与机制的转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成功的IPO并不意味着改制的结束。国内商业银行必须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这包括：要进一步明晰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管层的权责，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加强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加强监督制度体系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要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引进急需管理经验与技术、协助海外扩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抓紧推进公司治理机制改革，重点完成人事激励制度改革、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改造、内部评级法工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财会制度转换、新绩效评价体系建设、财务集中改革、资本管理和经济资本配置等核心公司治理工作。

2.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

风险管控是商业银行永恒主题。持久保持优良资产质量是对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成效的检验，也是其实现战略转型，进而成为国际一流银行的关键。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风险管理。要建立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程、量化和立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统一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战略、制度和文化。

3.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

综合经营是国内商业银行实现战略转型的主要路径。要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和收益结构，积极发展投资和交易类业务，大力发展收费及佣金业务，提高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及经济周期性波动挑战的能力。要积极发展主动型负债，降低负债成本和负债结构的利率敏感性；强化对宏观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变化的研究，加强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的监控与防范，创新利率、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构建市场风险监测、预警、计量和处置的新机制。要加快综合经营的步伐，大力发展中间业务，通过多渠道、多元化资产营销，缓解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要充分发挥分销渠道交叉销售功能，积极发展银证、银保等跨业合作产品，提高应对金融脱媒化挑战的能力。

4.加速国际化经营步伐

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尽快实现由本土银行向国际银行的转变是国内商业银行战略转变的重要内容。加速国际化经营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本土业务的国际化发展。要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境外上市为新契机，大力推进本外币业务的一体化经营，完善境内外联动发展模式，把人民币业务优势转化为推进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支撑。二是加快推进境外网络的拓展和境外机构的本土化经营。综合运用并购、申设、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稳步构建全球化网络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转型、转移风险、提高收益；要充分满足我国跨境经营企业的国际金融服务需求，为跨国企业提供全球化金融服务；要推动境外机构充分融入当地市场，以境外机构人才的本土化、国际化来带动业务的本土化、全球化经营发展。

三、实现战略转型需要解决的外部环境问题

战略转型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增长方式和经营结构上的一次彻底革命，它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的自我革命来实现，但是必要的政策环境是转型实现的保证。为此建议：

（一）国家政策层面要加大推动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力度。如果仅依靠国内金融业自身的“自然转变”，综合经营和银行业战略转型的速度就会很慢，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较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竞争力难以提升，无法适应后过渡期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加大鼓励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政策力度。金融业综合经营要从银行业兼营其他金融业务做起，而银行业综合经营试点应首先从占有国内金融业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做起，应当扶植和培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新体系。

（二）应抓紧建立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体系。随着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投融资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服务于国内企业直接投融资和理财需求的投资银行业务成为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效益资源。要改变目前国外投资银行垄断国内投行业务市场的局面，以实力和管理均比较好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基础，通过自己设立或兼并收购等方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满足国内企业国际国内直接投融资需求，增加国内银行效益，促进国内银行转型。

（三）要培育“相互融合”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的各子市场间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适度地融合和连接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建议在监管比较成熟的条件下，逐步对金融机构和大企业等合格机构投资者开放资本市场，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建立各金融市场连接机制，逐步改变金融市场分割的局面，为金融业综合经营创造平台。

（四）要实现金融业监管的“无缝链接”。我国是在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法律框架内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这就使金融业监管各方的协调一致成为实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先决条件。“一行三会”应本着鼓励促进综合经营的宗旨，建立协调监管机制，充分协调监管政策，防止监管规定和政策“政令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发生。

（五）要及时提供鼓励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法律支持。及时清理和适时修改现有法律中有碍于综合经营发展的规定，放松并适时修改对商业银行对外投资以及在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方面的严格限制，为推动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提供必要的法制环境。

第3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期间，主管过多个部门，曾主管过风险管理工作，是中信银行战略发展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他在任的这几年，正是银行业不良资产迅速暴露的时期。他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业股改上市后，最大的变化是加强了风控的管理。”据悉，中信银行正加大调整授信结构力度，支持高端制造、现代服务、新经济等领域，努力提高此类行业授信占比；严格控制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纺织等产能过剩行业新增授信，并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重点支持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产能先进的优质企业，压缩退出落后产能占比高、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密切关注国家化解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过剩产能及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对存量业务的授信后管理。

孙德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信银行如何践行“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做了如下论述：综合融资服务就是一家银行如何在客户业务发展、重组兼并和长期战略的实施过程嵌入银行的服务，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仅考虑客户的信贷需求，还要满足客户的直接融资需求，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多市场的融资服务。也就是采用“商行+投行”、“银+非银”、“表内+表外”、“境内+境外”的经营模式，构建综合化服务平台。

同时，孙德顺表示，面对经济新常态，中信银行实现了六个方面转变：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粗放扩张向效益导向的集约化发展方式转变；转变经营模式，从重资本、重资产向轻资本、轻资产经营模式转变；转变功能定位，从信用中介向包括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等在内的金融服务中介转变；转变资产负债管理模式，从存贷款管理向表内外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转变；转变风险管控模式，从被动控制风险向主动经营风险转变；转变盈利模式，从利息收入为主向利息和中间业务收入并重的盈利模式转变。

面对未来如何发展，孙德顺强调以下两方面。

第4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通 过银行与信托合作而将信贷腾挪出表,再次呈现爆发之势。这意味着,银监会去年底疏解“表外融资”的努力,遭遇考验。

用益信托测算,4月份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为4763亿元,约占当月商业银行7740亿元新增贷款规模的61%;2010年一季度,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规模估计9664亿元,占同期商业银行2.6万亿元新增贷款的1/3以上。

“今年以来,银行通过银信合作转移新增信贷的趋势愈演愈烈,已经影响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一位信托公司高管表示。

信贷规模控制的加强,使商业银行在正常信贷路径受阻情况下,大量拓展表外业务,这再次引起银监会关注。

4月28日,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在海口召开的“2010年全国信托公司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出将于近期重点整肃银行表外的贷款,将银信合作的信贷规模纳入信贷规模总体额度监管范围之内。

一位与会的信托公司高管说:“规模监管无非就是几种方式,控制总规模、控制存贷比、控制资本充足率,但是具体的细则还没有确定,未来银行通过信托公司转移信贷的规模肯定会受到控制。”受访商业银行人士认为,这项工作很可能在2010年6月底前实施。

2009年,面对银信合作表外融资的激增,银监会3次发文规范银信合作,对银行通过信托公司直接转移存量贷款的行为予以遏制。但2010年信贷规模管控制之下,银行仍然有无法抑制的信贷“出表”冲动。

只是这一次,被转移的是新增贷款。

屡禁不止

近年来,通过银信合作渠道隐藏的银行表外信贷规模不菲,但由于交易的非公开性,具体的数量难以精准核实。而转移规模的多寡,也往往随着货币信贷政策的“松紧”变化,逆向而动。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招商银行(600036.SH)、交通银行(601328.SH)、民生银行(600016.SH)、中信银行(601998.SH)、光大银行成为2010年银信合作的“大户”。用益信托统计,2009年招行共发售银信合作理财产品780个,交通银行发售535个,民生银行发售526个,中信银行发售463个,光大银行发售437个。

与往年不同的是,2010年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信托贷款类产品数量剧增,而信贷资产类产品数量则维持低位。信托贷款类产品是银行转移新增信贷的渠道;而信贷资产类产品是银行转移存量信贷的渠道。

根据用益信托的统计,截至2010年4月,信托贷款类产品估计募资额度超过1191亿元,是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募资额的6倍。

而2009年,信托贷款类产品和信贷资产类产品募资额度曾平分秋色,按用益信托的统计,分别为3855亿元和2714亿元。

这让监管层的信贷规模管理效果大打折扣,调控由此不期而至。

2009年12月,银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第五条规定,“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而这正是银行转移存量信贷资产的主流方式。

同时,《通知》第九条规定,对于银信合作业务中存在两个(含)以上信托产品间发生交易的复杂结构产品,信托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向监管部门事前报告。这就堵上了通过“双买断”交易规避监管的路径。

《通知》下达之后,银信合作总规模应声而落,用于转移存量信贷的信贷资产类信托计划发行个数明显下滑,从2009年11月的327个下降到2010年1月的4个。

美中不足的是,上述《通知》在封堵存量信贷转移的同时,却留下了银行“互倒”信贷资产后再通过信托渠道转移存量贷款以及直接通过信托渠道转移新增贷款的空间。

随着央行对新增信贷的调控逐月收紧,银行间“曲线对倒”后,用于转移存量信贷的信贷资产类信托计划发行个数也略有回升。用益信托统计,2010年2月共发行11个,2010年3月发行了55个,2010年4月发行了20个。

“对于银行来讲,将自己的存量贷款打包做成信托计划,从而挪出新的空间发放新增贷款是一种最经济、快速的做法。如果需要两家银行对倒,则需要对对手方银行的打包贷款质量进行调查评估,增加操作成本和产品设计周期。”招商银行某投行部人士表示,“所以在今年的前3个月,银信合作主要在做新增贷款,存量做得很少。”

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银监会对于银信合作渠道的政策空间一收再收。每一次政策收缩,都极大的改变了银信合作的生存业态。银信合作就好像在一个并不明朗的暗箱里,堵住一个方向,资金就向另一个方向流动。

谁的需求

表外信贷激增背后,有其不可遏制的现实需求。

2010年一季度,央行完美地完成了对2.6万亿元新增信贷总量的控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饥渴的融资需求与商业银行无法抑制的放贷冲动。

“信贷总量控制导致的结果是,只有好的企业和好的项目才能从银行贷到款。”招商银行深圳某支行对公业务部负责人说。

2010年3月,部分银行甚至出现“停贷”。“到了3月,有一周几乎都不审批放贷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信贷部人士说。

严格信贷规模管理的结果是,商业银行只能曲径通幽,通过信托贷款延伸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成了商业银行的群体性选择。

“挑好的去做,不然最后如果企业还不了钱,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还是银行担。”招行人士表示。

贷款投向上,2010年一季度银信合作的信托贷款主要投向了工商企业和基础设施行业。用益信托统计,针对这两个领域分别发行理财产品172个和133个,投向房地产领域的银信理财产品仅为19个。

“由于银行对地产企业已经逐步停贷,银信合作的渠道也萎缩严重。地产企业主要走通过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计划的方式,向单笔投资100万元以上的高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募资。集合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平安信托人士表示。

来自用益信托的数据显示,2010年一季度,共有9家信托公司成立65款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募集资金规模总额为173亿元,数量和规模同比分别大涨150%和665.24%,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9.19%,已经接近高利贷水平。

但对于企业、银行和信托公司而言,借道信托和理财融资,依然是一桩“三全齐美”的好事,除了个别受调控的行业外,部分公司则可以通过信托贷款起到降低利率的作用。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需要一年期贷款1000万元,央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为5.31%,如果分拆成半年期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加半年期贷款的方式,融资利率则可降到5%。

即:第一个半年以发行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方式募资,给投资者的年化收益率约为3.3%;剩下半年以银行贷款的方式,半年期贷款标准利率为4.86%。

对于银行来讲,获得的是5%的利息和佣金收入;对于融资企业来讲,一年期贷款的标准利率是5.31%,而实际融资利率为5%;对于投资者来说,3.3%的半年期年收益率比半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98%高出了1.32个百分点;对于信托公司来说,银行提供了融资客户、理财产品投资者、信托公司只是充当一个管道的作用,还可以收取约千分之五的管理费。

多赢格局,成就了屡禁不止的表外融资盛宴。

监管之策

但大量融资游离于表外,导致银行的杠杆率变相提高,而对其风险却难以监管。

在银信合作中,银行占据主导地位,但银信合作的风险也正是来源于银行一枝独大的格局。作为银行内部资产调节的方式,在银信合作中,无论是融资对象、分销渠道还是投资者,几乎全部为银行拥有,而信托公司则充当了弱势的配角。

“银行掌握了客户资源和资金,信托公司更多是充当一个渠道,有时候甚至只是需要去信托公司盖个章而已。”用益信托研究员李说。

2009年,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募资额度占到了信托公司总募资额度的92%,信托公司集合信托计划仅占总量的8%。

这部分贷款通过银信合作产品转移后,游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外,无需计提相应拨备,而风险则转嫁给投资者。

正是鉴于这种无形的风险传递,银监会开始再度对银信合作出手。

记者获悉,银监会的思路是:一方面要将银信合作贷款纳入表内监管,控制规模;另一方面,鼓励信托公司自主开发信托产品,走出银行的影子,扩大集合信托业务所占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信贷规模的同时,保护信托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种或将纳入的监管思路是,通过信托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将分为两块:与银行合作的银信合作信贷将纳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总量控制;而信托公司自主开发的集合信托计划则不在此限。

“把银信合作资产装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是肯定的,时间上应该不会太晚,应该在6月底之前。”某股份制银行投行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可能的操作路径有三:一是将银信合作贷款总规模纳入央行全年新增信贷7.5万亿的总盘子进行总量控制;二是要求银行为银信合作贷款计入存贷比监管;三是要求银行将银信合作贷款纳入资本充足率考量。

对此,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认为:“管控总规模是很容易的,无论是控制总规模、控制存贷比还是控制资本充足率,只要把上述项目移到表内,银行难以遏制的放贷冲动就会收敛。”

第5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一、当前银行帐户管理在反洗钱中存在的问题

(一)银行帐户提取现金控制不严。近年来,商业银行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以及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在执行《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大额现金支付登记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及银行帐户管理等制度时大打折扣,缺乏监督,放松了现金管理。如根据《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规定,银行应建立大额现金登记备案制度和报告制度,开户银行也制定了各自的提现额度分级审批制度。但事实上,只要存款人在现金支票“用途栏”写上了《条例》规定的提现用途,开户银行大都会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的要求,而且一般不会对存款人的现金用途进行跟踪。又如根据《储蓄管理条例》“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原则,储蓄存款人可随意提取现金,虽然对大额提现规定了预约制度,但储蓄存款人最终均可达到提取现金的目的。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银行帐户提现控制不严的缺陷,提取现金从事洗钱活动。

(二)个人帐户为洗钱活动提供了便利。个人储蓄帐户与个人结算帐户主要是为个人办理转帐及现金收付等业务。目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伪造、变造和过期的营业执照、身份证和税务登记证等证明文件,骗取银行开立银行结算帐户进行洗钱的现象日益突出。由于银行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没有建立企业注册登记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和个人身份证信息的查询关系,使得商业银行一线工作人员很难对假证进行有效识别,无法保证开户资料的绝对真实,从而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利用帐户转帐功能达到洗钱目的。一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基本帐户、临时帐户、专用帐户、一般帐户之间相互划转,造成多重资金流,增加监管、侦察部门调查取证的困难;二是设立关联公司和空壳公司开立银行帐户实现资金转移;三是在国外开设公司,将资金转移国外。由于帐户划转的资金流量是存款人自主支配的,开户银行不负有监管义务,当存款人在其基本存款帐户的资金流量很小,在其他帐户的资金流量较大时,银行不能采取行政手法干预存款人帐户资金流量。而在洗钱过程中,犯罪分子正是利用帐户转帐的便利,在银行不管理现金流的情况下,达到洗钱的目的。

(四)开立有关银行帐户的数量不限定。一是《人民币银行结算帐户管理办法》规定了单位在银行一般只能开立一个基本存款帐户,对专用存款帐户、临时存款帐户的开立需要人民银行审查批准,但对一般存款帐户的审批权限在商业银行,而且对一般帐户的开户数量没有强制性规定,犯罪分子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开立多个一般存款帐户办理转帐业务。二是对开立个人帐户的个数未做规定,犯罪分子也可以凭有效身份证明开立多个帐户。

(五)跨系统帐户存款核查困难。在反洗钱工作中,必须掌握存款人的总资金量及资金流,但由于犯罪分子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有关银行帐户,而不同银行之间未实行联网,银行和人民银行无法知道核实存款人的总存款情况,给核实犯罪分子的总标的带来一定困难。

二、加强银行帐户管理防范洗钱犯罪的对策

(一)提高反洗钱意识,形成全社会防范帐户洗钱犯罪的社会氛围和网络体系。要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反洗钱意识,充分认识利用帐户洗钱活动的危害性和开展反洗钱行动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加大银行及工作人员在反洗钱中的责任,增强其反洗钱知识,提高其识别和处理可疑交易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反洗钱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人行、司法、财政、海关、税务、工商、银监、证监、保监等部门在信息收集情报等方面的交流。

(二)严格身份证明审核,掌握存款人真实身份。开户银行在为存款人开立银行帐户时,必须严格审核存款人身份证明。建立存款人档案和跟踪制度,调查了解其规模、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充分掌握信息。建立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与银行信息共享机制,公安、工商等部门建立身份证件数据中心,让银行可以无偿使用公安、工商等部门的身份证明系统。配备各种身份证明识别仪,加强培训,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识别身份证明的能力。

(三)加强银行帐户监管,提高央行反洗钱工作能力。各级人民银行应将银行业机构的帐户管理纳入有效监管范围,严格监控银行系统帐户的开户、变更、资金变动、撤消等信息资料,对银行帐户违规提现和违规转帐等行为实行预警。加大帐户监管力度,严格执法,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银行帐户情况,对帐户违法乱纪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督促银行严格执行帐户年检制度。

第6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当前，许多国际活跃银行通过业务流程再造，获得或巩固了其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在银监会的推动下，中国的商业银行也积极进行流程再造的尝试，实行数据大集中，推进业务垂直化和结构扁平化，取得了很多有益经验。理论界和业界对这一问题已作了很多的介绍和探讨，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便进行进一步讨论。

商业银行流程再造的三个层次

商业银行流程再造通常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商业银行总行内部机构的流程再造（横向流程再造）。根据与客户关系的不同，商业银行总行的内部机构可以分为市场模块（MODULE）和内部服务两大模块。内部服务模块主要是对市场模块提供服务和战略参谋，服务型部门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办公等，战略参谋模块的部门包括风险控制、法律和对外关系部门、战略发展部门等。市场模块则根据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或未来发展的重心，通过实施战略业务单元（荷兰银行等）或矩阵管理模式（花旗集团等），将主要业务部门分为几大模块，每一模块内部实施统一的利润核算和报告。例如，德意志银行将其业务模块分为零售银行业务、机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三大模块。其中，零售银行业务模块包括私人资产管理部和国际私人银行部，机构银行模块包括跨国企业、中心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投资银行模块包括资产管理、新型市场、证券部、投资银行部等。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分为信贷业务流程、零售业务流程、表外业务流程、咨询业务流程、业务流程等；后台支持流程可根据各项管理活动分为综合管理流程、计划财务流程、风险管理流程、产品开发流程、后勤服务流程等。

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关系的流程再造（纵向流程再造）。根据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关系的不同，商业银行外部组织关系可以分为总分行制、集团制、连锁制和单元制等，其中最普遍的是设有众多分支机构，由总行对分支机构实施统一管理总分行制。但是，各行的总行与分支机构间的层次以及各个层次管理权限不尽相同。目前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弱化分行职能、压缩中间环节的趋势，尽量缩短分支机构的层次，其目的是使整个银行更加接近市场，此即通常所说的机构扁平化改革。例如，德意志银行将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总部、管理行和分行。该行分设法兰克福、纽约、伦敦和新加坡四个总部，以保证全天候的统一管理，四个总部权限相同。在四个总部下边，设有18个管理行，审批权限以下的业务，对分行进行管理。在管理行之下才是分行。而同为德国商业银行的德意志商业银行，则分为四个层次，即总部、中心分行、区域分行及分行。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一般实行总行、省分行、地区分行和县支行等四个层次。

总行与分支机构对接部分的流程再造（横向和纵向对接部分的再造）。商业银行的内部服务模块，即上述的人力资源部、信息技术部、风险控制、法律和对外关系部、战略发展部等，职能基本集中在总行，为业务模块提供服务。但是对于实施总分行制的商业银行而言，业务模块必须与分支机构的业务模块进行对接，所谓对接的实质是汇报路线的设定。一般而言，流程再造推崇业务垂直化管理，即分支机构的业务模块中的部门直接对上一级业务模块负责和报告。流程再造的目的之一在于尽可能降低成本。依靠银行内部的垂直报告和监控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分行过度地方化，在局部利益上受到限制和约束。因此，垂直的监控和报告也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由专业银行转制而来，因此，计划经济时代按行政职能划分的组织结构以及行政手段干预银行行为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普遍采用的行长负责制属于按职能部门划分的“科层式”管理模式，各级分行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只向同级行长汇报。

需要指出的是，流程银行适用于所有的商业银行，但是，并非所有的商业银行都需要进行流程再造，主要取决于银行既有的业务制度模式和内部组织模式，二者不仅影响商业银行是否需要流程再造，而且决定了流程再造的独特内容和模式。此外，上述三个层次的流程再造的不同组合，特别是纵向流程再造和横向纵向对接部分再造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了多种模式，正是这些不同的组合才构成国际活跃银行多样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组织结构。

“流程再造”中的“流程”

流程再造的始点应是先定流程，后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通常而言，在商业银行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商业银行应根据市场和客户的需要，前瞻性地设计总行、外部组织形式以及对接这三个层次上的业务流程后，再根据流程的实际需要，整合或撤并职能重叠或有悖于流程银行要求的部门，最后才配置人员和设定职能。有关研究表明，在流程再造中，流程决定组织机构的设定，而非相反。商业银行因流程需要而设定职能、配置人员，而不是因人设事。换句话说，在流程再造中，流程的设计最重要。

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一般是先调整机构，然后由各职能部门自行设计，因而流程的划定只是为了适应既有组织框架的需要，因而，存在部门之间重叠严重，责任不清，互相推诿责任等弊端。按照国际活跃大银行流程再造的做法，流程再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既有业务开展的自然顺序，绘制作业流程图；

（2）根据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重新定位业务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及排序；

（3）根据轻重缓急，找出业务流程再造的切入点；

（4）设计可供选择的新流程方案；

（5）从成本、效益、技术条件和风险程度等方面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6）制定与业务流程改进方案相配套的组织结构框架；

（7）根据组织结构再造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人力。

在商业银行流程改造中，流程最重要这一理念还表现在流程比IT技术重要。虽然IT技术和管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拓展了商业银行流程改进的空间，使信息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因而促成权力的分散，有利于推行业务垂直化管理，但是，如果不对流程进行再造，则信息技术充其量只能提高工作效率，但不可能大大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此外，国际上许多流程再造的教训也表明，业务流程再造要先于应用技术开发，否则，为了适应商业银行流程再造后的运转机制，必须重新设计相关技术应用，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行流程改造后的“流程银行”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机构扁平化。由于先确立银行的业务流程和报告路线，然后根据流程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业务模块划分、人员配置和职能设定，因而理顺了流程之间的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环节，因此，流程银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易于扁平式管理体系的推行。而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实施的是科层制管理模式，往往先进行部门和人事的设定，然后再根据人事配置情况来建立工作流程，这样就难免会造成职能重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一系列问题。

业务垂直化。银行的各项主要业务以“流程”为中心纵向开展，而不是在专业职能部门之间横向进行。一个流程由一系列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完成，体现于为顾客创造有益的服务，减弱了职能部门的意义，合并了多余及重叠的部门，提高了效率，消除了浪费，缩短了时间，提高了顾客满意度和公司竞争力，降低了整个流程成本。在流程银行中，各业务模块在其内部实行系统垂直管理，统一核算利润，单独向银行高级管理层报告业绩，对本单元的损益负责。

合规部门地位突出。流程银行是基于规则运行的银行。在流程再造过程中，流程的划分和边界的界定，流程之间的协调，都必须有详细的作业规程和要求，也非常程式化，管理人员自由发挥的地方受到约束。因此，在流程银行中，合规异常重要，通常在业务条线之外，单独设有合规部门。由于实行了业务垂直化管理，每一个线条都要制定详细而且统一的规则，链条上的业务人员和机构只能执行统一的政策和规定。

以顾客需要为中心。流程再造后，当一笔业务需要涉及不同的部门和不同层次的机构，客户只需面对一个部门，而部门之间高度分工合作，即对内分工严密，对外是一整体。上下流程以客户为中心，流程中每个人的工作由客户作出评价，而不是“领导”。

银行流程再造的挑战

“流程银行”成功的关键在于领导层。管理层的重视是顺利推动的根本保证。但是，流程再造针对的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流程再造和许多改革一样存在这样的难题：改革依赖分支机构和现有职能部门的支持，但是改革的目标却是削弱分支机构和某些职能部门的职权。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流程再造不仅仅是对总行各职能部门的一次利益重新调整，更是对省分行及以下各级分行行长的重新定位。国有商业银行原来总行和分行之间实行授权――转授权体制，而流程再造将削弱甚至取消分行对分行内部各业务部门的转授权，因而削弱了各级行长的权限，与之相适应，业务协调的权利也将从强调横向协调转变为纵向协调与横向协调并重。因此，流程再造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阻力。

此外，流程银行并非万能。与传统的“部门银行”相比，流程银行在控制风险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好的流程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其他制度安排的配合。相同的流程与这些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不同搭配，形成不同效率、不同风险控制水平以及对不同客户需求作出不同反应速度的“流程银行”。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至少包括：

（1）员工素质；

（2）观念和价值观；

（3）企业文化；

（4）激励制度；

（5）考核制度；

第7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票据业务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间、银企间的结算和融资功能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对社会融资总量和融资结构产生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资金需求的增加，票据业务的发展得到提速。而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竞争的加剧和利益驱动，票据业务泡沫的膨胀速度正在加快，风险种类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近两年在票据业务领域爆发的骇人听闻案件给商业银行的票据业务发展敲响了警钟。由此加强对票据业务风险的认识必将进入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正确认识票据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使银行金融服务的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催生了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改善了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票据业务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融资渠道的拓宽，积极支持了中小企业融资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缓解了企业债务拖欠，加快了企业资金周转。但票据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同样也催生了票据风险及票据案件的演变和加快，已由过去的利用一般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假商品交易合同，关联企业串通等方式在银行承兑或贴现套取银行资金，演变为现在的直接成立公司，票据中介等形式直接违法办理票据业务，实施金融票据诈骗，而且大有逐年上升的态势。票据风险的深层认识和有效防范已迫在眉睫。通过案例，进而认识、分析现阶段乃至今后时期票据风险防范的必要和迫切。

案例一：浙江省杭州市900亿元非法经营票据贴现案。2012年7月10日至11日，杭州市警方展开集中打击金融领域非法经营票据贴现犯罪活动。对31个票据贴现窝点实施收网，共抓获涉案人员254人，冻结涉案账户4个，冻结资金1.6亿余元，查扣用于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107份，票面金额9.4亿余元。查抄非法贴现的承兑汇票复印件3车，公章386枚，增值税专用发票2箱，以及大量用于开展非法票据贴现业务的账册资料等凭证。经初步核查，该案件涉及的非法经营额达900余亿元，是迄今为止浙江省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件。

案例二：福建省厦门市243亿元非法经营票据贴现案。2012年7月11日，厦门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票面总金额高达243亿元、涉及八省市的特大非法经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案件。经公安部门查明，自2012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牛某、宋某等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以福建经略投资有限公司名义，专门从事替他人非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截至案发，犯罪嫌疑人牛某等人已非法替150多家企业办理贴现面额高达人民币243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涉及福建、浙江等八个省市，犯罪分子从中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当前票据诈骗案件仍处高发势头，商业银行票据风险防范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票据业务潜在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多面性已给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和巨大损失。银监会已将票据融资风险作为信贷高速增长中关注的六大风险之一，进行重点监控。因此提高对票据业务风险防范必要性的认识，已成为当前及今后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正确认识票据风险防范的紧迫性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世界地区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今年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的转变，生产方式的变更，经济发展的主动降速，客观上带来了社会资金面，企业现金流的更加趋紧，尤其是生产方式的转变，给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商业银行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业务发展中的风险管控更加显得紧迫。

首先是商业银行在“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下，如何在调整自身结构的同时，清醒认识和认真分析票据业务增长中的泡沫和潜在风险显得紧迫。在主动化解风险，抢占先机，赢取时间上要增强紧迫性，尽可能把不良资产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发展中，在客观分析市场走向，研究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研判票据业务运行轨迹，分析票据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上要增强及时性。正确对待发展与效益的关系，规模与总量的关系。正确把握市场、客户的需求，及时掌握票据业务的变化规律，掌握潜在风险可能发生的领域，以便更好地及时消除和化解风险。

再次，商业银行要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操作流程，风险管控的措施上要增强紧迫性，筑牢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与之相辅助的还要加大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开展风险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票据业务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增强票据业务人员对票据风险防范的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和杜绝内部风险。

三、正确认识外部监管与票据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随着近几年票据业务的快速增长和票据犯罪案件的增多，央行、银监等部门一方面积极支持票据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票据业务的监管力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和安全。因此商业银行要充分认识票据业务监管与票据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首先，商业银行要正确处理好外部监管和自身业务发展的关系，积极配合外部监管部门加强票据业务管理，消除外部监管部门只检查、罚款、找刺、挑毛病等误区，全面理解风险防范的重要意义。

其次，商业银行要正确对待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及时反映票据业务领域可能发生风险隐患和案件线索，配合监管部门分析票据风险产生的原因，一道化解票据的风险。同时还要积极整改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纠正错误，真正做到依法合规经营。

再次，外部监管部门要加大票据业务的监管力度，制定可行的监管措施，重视票据风险程度，督促商业银行限期整改纠正票据业务中的违规行为。坚持预防与检查相结合，坚持监管与支持相结合，坚持查处与纠正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健康发展。

四、票据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形势和环境，面对票据业务发展中风险频发、利益诱惑的态势和驱动，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的票据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的认识，切实加强票据业务风险管理，提高票据业务风险的预警和认识级别，树立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既是要务也是生命线的认识。实现票据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协调统一，在票据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中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和审慎性监管原则。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中要始终树立正确的经营思想与理念，依法合规经营，办理的票据业务必须严格遵循《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框架下，端正经营行为，稳健发展业务。强化内部风险防范管理，规范业务操作流程。严格遵守和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签发、承兑、贴现、审核等相关内控体系。监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开展专项检查，尤其是对票据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安全性进行检查分析。严格管控“表内表外、场内场外”，防止风险发生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二是坚持票据申请人资质审查原则。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和办理票据贴现中，对票据申请人资质的审查是票据业务风险防范第一道关口，更是票据风险防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票据风险产生和票据泡沫膨胀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对票据申请人审查环节出现遗漏和疏忽所致。在办理业务中不仅要审查申请人的资质，还要审查其关联单位的相关资质。确保客户信息的真实完整，把好客户资格准入关尤为重要。审查票据申请人还要加强对投资公司或贸易公司类客户的严格审查，这类公司往往是空壳公司、皮包公司、票据掮客、非法票据中介等，一旦签发票据和贴现成功，将会给银行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是坚持贸易背景及业务需求真实性审查的原则。商业银行票据融资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必须以真实商品交易为背景。在办理票据业务时，必须审查票据申请人以及关联单位、关联交易的真实背景。要加强商品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发运单、发货单等资料真实性的审查，确认票据业务用途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防止票据“空转”和“一票多贴”产生的票据风险。严格控制承兑规模和贴现总量，关注并分析客户办理承兑业务的真实需求，承兑总量对应的交易总量与企业基本需求是否一致，所签购销合同是否符合其经营能力及经营规律。尤其对小规模公司做大单业务、交易商品与业务范围明显不符等可疑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严防不法分子以套现融资为目的，以伪造购销合同等方式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和替他人贴现。

四是坚持规避、缓释风险的原则。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发展中，切不可以贪大而不顾自身实力超常规发展票据业务，更不能以低风险、流程短、易审批、高收益为由，盲目扩大票据业务。应坚持和发挥票据业务在规避、分散、缓释、转移风险方面的基本功能，使之真正成为缓释和降低金融风险的工具。商业银行要控制自身的票据规模，控制承兑和贴现总量，适度把握表外业务收益，提高票据业务的准入门槛。票据业务要真正发挥对企业间、银企间的结算和融资的功能，有效实在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相平衡的原则，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合理的收益，实现票据业务良性可持续性发展。

五是坚持风险预防、隐患化解的原则。商业银行要充分认识票据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充分认识票据业务风险存在的长期性、隐蔽性和突发性，更要重视票据风险的危害性。加强风险预防和隐患化解相结合，才能有效控制票据风险的产生，进而促进票据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从本质上讲，风险预防与隐患化解是票据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内容上看，风险预防和隐患化解是票据业务发展不可缺失的条件。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到风险预防和隐患化解的重要性，认识到产生风险带来危害性的本质，才能把握票据业务发展的方向。正确处理票据业务速度与规模的关系，票据风险预防与隐患化解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掌控风险、预测风险、化解风险、消除风险。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人银行的2012年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

第8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债转股 企业 商业银行 不良资产

在2016年全国“两会”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李克总理曾两次提出要借助市场通过债转股的方式，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同年10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债转股这个概念又再次映入人们眼帘。

一、债转股的定义和分类

所谓债转股是指商业银行将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转化为对企业的股权，是一种债务重组，亦是一种处置不良资产的常用方式。它使得企业负债减少，所有者权益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杠杆率。

根据承载主体不同，债转股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商业银行直接将对企业的债权转化为商业银行对其的股权；其二，商业银行将对企业的债权卖给第三方，第三方再将这笔债权转化为对企业的股权；其三，商业银行将债权变为股权之后，再将股权交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银行从资产管理公司处获得股利和分红。

根据主导对象不同，债转股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政府主导的债转股行为，又称政策性债转股；其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在市场的引导下，平等自愿地将债权转化为股权的行为，也称市场化债转股。在此过程中，政府等相关部门制定规则和提供担保等适度介入行为并不改变其性质。

二、债转股产生的原因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我国出口也呈疲软之势，要想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同时，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整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隐患。实体经济杠杆率过高，一方面会导致某些企业甚至行业陷入困境，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也会在无形中加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阻碍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也在不断攀升，给金融机构带来不小压力。在当前局势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放任高杠杆率和经济增长放缓不管，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此外，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供给结构扭曲也使其利润率不断下降，信用风险不断上升，假以时日，可能会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基于以上种种问题，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达到经济模式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的，采取措施，降低企业高杠杆率已是当务之急。因此，债转股应声而出。

三、债转股的运行机制

本次债转股与以往不同，最大的亮点在于运转机制上。上一轮债转股中，是由国家注资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而在本轮债转股中，银行作为债权人直接参与转股企业的重组经营之中，将债权转化为股权，由企业的债权人变为企业的股东。此举对企业来说，减轻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负债压力，降低了杠杆；对银行来说，减少了银行的不良贷款，降低了账面不良率。日后，等到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利润回升，银行可通过市场退出回收资金，或继续持股，收取分红。

四、我国债转股的历史经验

1999年，国企改革，银行业重组，我国曾实施过一次债转股。当时的经济背景是我国经济上面临通缩压力，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国有企业改革三年仍然脱困压力较大。此轮债转股是政策性的债转股。首先由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按账面价值认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再由资产管理公司将持有的债权转换为对国有企业的股权。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着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周转国有企业资产的重担。

该年12月，国家经贸委根据“五范围”、“五标准”这10项条例，列出了一份债转股企业名单，该名单中有601家企业，其中账面上出现亏损的企业有365家，亏损282亿元；表面盈利实则亏损的企业有236家，亏损271亿元；有4596亿元的不良贷款。1995年之前的不良贷款为2834亿元，占比为62%，之后为1762亿元，占比为38%。银行账面不良贷款3834亿元，占比83%。2000年8月，580家企业与资产管理公司同签订了债转股框架协议，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13939亿元，协议金额占该不良贷款总额的29%。在协议的4051亿元转股金额中，信达管理金额为1759亿元，占比43%；华融管理金额为1095亿元，占比27%；东方管理金额为603亿元，占比15%；长城管理的金额为117亿元，占比3%；国家开发银行477亿元，占比12%。2002年底，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财政部和经贸委审核，547家企业得到国务院批准实施债转股，金额3850亿元，占协议债转股企业数量94%，协议转股额95%。其中债转股企业依法注册成立了新公司的有372家，占批准实施总数的68%。

据中金公司估算，在此次被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人民币中，大约有4000亿元人民币通过债转股方式转化，约占30%。总而言之，此次债转股基本实现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重点企业赢得发展时间等目标。

回顾过往，所得经验有以下两点：其一，在经济下行时期进行债转股，可以在经济上升时期获得可观收益。我国经济在2000年以后就有了良好的发展形势，促进了债转股资产向优质资产转变。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债转股资产不断升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获得的收益自然就增多。

其二，债转股的首要任务是快速实现资产价值回收，并非实现资本增值和企业运营。债转股的核心是提高资产流动性，将原先的不良资产变为股权，最终还是要变回资本，回到金融资本管理公司手中。因此，比较好的方式便是通过资本市场来提升债转股资产的证券化比率。

五、债转股面临的风险和问题

在此次债转股中，由于银行作为债权人直接参与转股企业的重组经营之中，因此银行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

（一）流动性风险

相比于单纯的债务，股权所带来的风险更为复杂。商业银行从企业的债权人变为投资者，银行所持有的股权往往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相比于单纯的债权，银行有着更大的流动性风险。而且，银行持有公司股权，实际上将该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风险与银行绑定在了一起，银行所面临的风险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二）投资风险

债转股之后，银行变为企业的股东，对银行来说实际上是从一笔贷款业务变成了一项股权投资。很明显，银行的投资风险直线增加。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需要预留大量资金，以符合该办法中对资本金充足比率的相关要求。根据该办法对银行被动持有非金融公司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也需承担更大的风险。

（三）道德风险

债转股这一举措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尤为明显，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减轻企业负担。且在整个过程当中，银行与企业对于不良债权的信息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某些企业未达到债转股的要求，可能会虚构报表，提高债务比率。某些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对个别企业进行包装，进而达到帮助该企业的目的。这些都会扰乱债转股的正常秩序。

六、针对债转股实施的建议

（一）制定债转股比例

债转股并非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唯一方法，制定一个合适的比例是明智的做法。首先是要确定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债转股的比例，这样有利于政府部门进行监管。该比例不应该过高也不宜过低。过高会增加实施的难度，过低又无法发挥债转股的作用，参考国内外经验数据，将这个例定为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的30%左右为佳。

其次，确定单个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转股比例。针对不同银行，根据其自身不同情况确定不良贷款债转股比例。期间，需考虑该银行自身不良贷款情况、风险管理能力和其他因素，做到量体裁衣，制定合理比例。

最后还要确定单个企业债转股比例。该比例的制定应量体裁衣，可以定为全部债转股，也可以定为部分债转股。双方应站在自身角度衡量利弊之后进行博弈。作为银行，应着重考虑资产价值回收。作为企业，应着重考虑融资成本问题。在进行商谈之后，确定出该企业的债转股比例。

（二）建立道德风险防范体系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债转股的流程，并_展相关课程让相关在职人员前往学习，熟悉业务。

其次，以市场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防止带来不必要的资源错配，扰乱市场秩序。

再者，应确保企业信息的公开透明，防止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最后，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对债转股企业进行征信评估，并对所有信息进行全面披露。

参考文献

[1]杜金.债转股呼声再起：梳理AMC债转股业务[N].金融时报，2016-03-28.

[2]张晓梅.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上海会计，2001（9）：14-16.

第9篇：银行高管转正个人总结范文

 

 

 

 

 

 

 

 

摘要：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渐加速，金融去中介化范围逐渐扩大，银行资本等监管的强化，国内银行经营转型也将日渐深入。零售业务在价值创造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有着公司业务无可比拟的优势，已经成为银行经营转型的重点。本文简要阐述了国内银行经营转型的原因及转型方向，对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机构零售业务开展情况作了着重分析，并提出了几点针对性措施。

2013年7月19日晚间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全民关注及热议，金融界人士更是高度关注。自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一决定标志着推动近10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进入关键阶段。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导致银行以往主要依靠利差的盈利增长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同时也必然加剧银行间的竞争。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导致或加速银行转型的原因不仅仅是利率市场化，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去中介化范围扩大、银行资本等监管的强化都是转型强心剂。

1、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由于自然资源存量减少、环境制约、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我国延续多年的依靠规模快速扩张的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增速逐渐平稳。此外，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周边环境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和平宽松的环境正在消失。为了适应种种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速转变。经济决定金融，伴随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以及银行信贷成本的上升，未来银行简单通过粗放式贷款投放实现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路将越来越窄[①]。

2、金融去中介化范围扩大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选择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企业通过银行融资总额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存款方面，信托、券商、基金、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与银行争夺存款资源；在结算方面，第三方支付也在日益渗透到银行支付结算领域。可见，金融去中介正在从多个方面逐步侵蚀银行的传统业务领域，使银行经营受到冲击。而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去中介化将日益深化。

3、银行资本等监管的强化

2012 年及2013年我国分别开始实施《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 Ⅲ）、《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我国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进一步强化。银行依靠资本消耗拉动业务发展和规模扩张带动效益增长的经营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必将在经营活动上作出较大调整。

在上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多数国内银行在几年前已经开始着手启动经营转型。转型方向也比较明确，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丰富收入来源，优化收入格局，摆脱依赖存贷款利差的传统业务格局，逐渐向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的业务格局转型[②]；二是加强系统改造、物理网点及电子银行建设，提升综合服务水平；三是优化客户结构，从注重量的扩张向注重质的提升转变。从以大客户为主，转向以价值贡献为标准的大中小客户并重的客户结构。四是强化风险管理，特别是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五是加大人才储备，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与营销能力。

零售业务的营销对象主要是个人客户，零售业务具有利润率高且收益稳定、不良贷款比例低、风险分散、受政策层面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等特点。零售业务作为商业银行重要业务之一，在价值创造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均有着公司业务无可比拟的优势。结合当前的严竣形势，零售业务必然会成为银行经营转型的重点，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工、农、中、建四大行早在几年前就提出要向零售银行转型。近两年，城市商业银行也纷纷提出向零售业务转型的战略口号，从总行到各异地机构，全行至上而下积极开展零售业务。然而，被寄予厚望的诸多异地机构的零售业务业绩却并不十分喜人。原因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物理网点数量少，发展速度缓慢

作为提供服务的主要渠道，物理网点对银行来说是发展零售业务的重要平台，能够提供方便和人性化的服务，便于处理复杂的交易，符合不同年龄段客户的使用偏好。城市商业银行大多数是由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来的，其在发源地城市的网点众多。但是在异地，网点通常较少且发展速度缓慢，服务延伸不足，对零售业务开展有一定制约，因此异地机构零售业务在短时间内难以起步。

2、产品数量少，且与他行同质化严重

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国有四大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产品数量偏少。其中部分产品具有较浓的总行地域色彩，不适合异地市场。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机构能够提供给客户的传统产品和服务种类往往比较少。再者，其推出的产品在业务功能、客户定位上与其他银行大致一样，缺乏鲜明的特色，对客户吸引力较低，难以提高客户对银行的忠诚度。显然缺乏创新产品。

3、员工数量不足，综合技能也有待提高

城市商业银行在异地城市受其知名度、平台等影响，较难大量吸引到拥有丰富客户资源和营销经验的同业员工。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求，只能选择性招录一些资源、能力离岗位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的员工，这些员工不仅缺乏客户资源，营销能力也有待培养提高。受到人员编制配置的限制，管理人员数量也略显不足。营销人员及管理人员的缺乏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异地机构的各项业务顺利开展，零售业务也不例外。

4、品牌影响力较低，培育意识不够

城市商业银行在国内银行中处在第三层次，在发源地较为出名，而进入一个新的城市后其知名度大为下降，甚至有客户表示“从未听说”。可见其品牌影响力较低，市场影响力不强。无形中添加了零售业务的开展难度，不利于业务持续性增长。品牌不是生来就有，需要长期培育。但是有品牌培育意识的却不多见。

5、经营理念传统，跟不上业务发展需要

异地机构成立之初，一切以存款为主，将增加存款列为第一要务。为了突出规模，在营销客户分类方面，实施“抓大放小”策略，主攻高端零售客户群体，短期收效明显，但从长期看，这种策略放弃了较多高成长价值的客户；在客户维护方面，将工作的重点局限于发展新客户而不是创造忠诚客户。

在业务具体开展过程中，照搬传统对公业务发展模式，客户增长仍然是关系资源驱动，自然类客户无明显增长。此外，也有通过公私业务联动来开拓市场的，这种方式在开展初期收效较为显著，特别是在客户数量及产品销售数量上尤其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户增长就出现乏力的现象，且产生不了收益，存在大量的睡眠客户，浪费了人力和物力。

在资源投入方面，重硬件轻软件，偏好把资源投放在网点改造、理财室等建设上，而没有在丰富服务内容、培育客户方面下功夫。因缺乏理财产品及专业理财团队而导致理财室长期闲置的异地机构不在少数[③]。

在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上述发展模式无疑违背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零售业务开展必然受误。

6、管理水平较为粗放，过于依赖考核

由于科技支撑力量不足，管理人员数量不匹配、配套政策不全面等因素影响，异地机构管理较为粗放，不够精细。对客户关系的管理、对客户附加值的挖掘还未能有效实施。大多数机构还忙于应付总行的考核，属于任务驱动式管理，过多地强调各项指标数字的正负，水上或水下的程度。过于依赖或相信考核和激励，单纯增加营销费用投入，而不进行业务体系规划建设，最终多为昙花一现。为了完成任务，业务营销人员想方设法，完成一次是一次，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根本不考虑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甚至有的业务存在虚假，从而存在出现风险的可能。而长期的超负荷考核，容易令业务营销人员厌恶，引起人员流失，不利于队伍建设。

7、来自总行的指导及支持不够

2006年至2010年，是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快速发展时期，各银行对其异地机构在规模考核上要求较为激进，未能给予较长时间的培养期。产品创新、品牌宣传也未能及时跟上快速扩张的步伐。此外，出于风险等方面考虑，异地机构权限一般较低，效率相对较为低下。城市商业银行扩张的城市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在员工薪酬上总行没有给予异地机构员工优于或相当于当地同行的水平。

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机构零售业务发展不畅原因是多方面的。创新产品、提升综合服务水平、优化内部管理是异地机构保持零售业务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几点建议如下：

1、创新产品，寻找突破口

不配备好的装备想打胜仗绝非易事。银行也一样，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就无法在广阔的市场拥有令自己满意的疆土。创新产品对城市商业银行踏入新的区域后尤为重要。应多深入市场前沿去了解客户及市场，研究客户深层次需求，以客户要求为出发点，将客户细分，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产品和服务。

零售业务中个人信贷业务（包括信用卡分期业务）不仅具有资本占用低、风险分散、收益稳定等特点，而且还有利于带动客户储蓄、交易、信用卡等其他业务。个人信贷业务是国内银行经营战略转型的重要选择，但个人信贷业务受担保方式的限制，客户资源较为有限，如果能够释放受限客户，将会有较大的业务增长，培养和发掘高忠诚度客户也将指日可待。个人信贷业务担保方式大多以抵押为主，随着社会进步，信用意识也已渐入民心，可以尝试信用和保证方式。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几年前就分别推出了信用贷款、大额信用卡业务，吸引了大批个人客户。南京银行2013年适时创新，率先推出可以接受二押方式的个人信贷品种。

通过创新个人信贷业务担保方式，促进个人信贷业务增长，无疑是一个突破口。此外，以购车为主的信用卡大额分期也是不错选择。

2、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强化品牌培育

物理网点以其能和客户面对面直接交流的独特优势占据着服务客户、营销产品的重要地位，是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重要手段，加快物理网点建设毋庸置疑；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客户需求日渐多样化，传统物理网点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客户需求，以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为主要渠道的虚拟网点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样化、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因此需不断完善虚拟网点功能。

转变竞争观念，从追求规模效应向强化品牌意识转变，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等方面积累品牌实力。积极主动服务客户，以客户为中心。根据自身特点，向客户提供有别于同业的个性化服务，扬长避短，争取在同质化服务中凸显自己的差异性服务，打破客户的认知障碍，打造优秀的服务品牌形象[④]。

3、强化机构内部管理，争取总行大力支持

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机构应不断强化内部管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以保证营销队伍的充实；优化流程管理，提高效率。科学考核，如加大储蓄与贷款存量客户的考核比例、信用卡由数量考核向客户消费金额考核转变等。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后，异地机构的发展离不开总行的支持。规章制度、业务流程等面临诸多的调整，比如，贷款审批层级及权限需要进行重新的设计和决策，如何更有利于异地机构业务开展需要总行精心设计；异地机构根据当地市场提出的产品创新申请也需要来自总行的指导与首肯。在人员编制及薪酬方面，总行应该结合异地机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支持。此外，总行对外统一品牌宣传、渠道建设投入等对异地机构市场开拓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国内银行经营转型大潮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机构零售业务发展不畅原因是多方面的。银行零售业务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产品与服务水平的竞争。因此，异地机构应从产品创新、服务水平、优化内部管理、争取总行政策支持等方面努力。

参考文献：

[1]金煜.对中小银行转型发展的思考.中国金融，2013

[2]闫炯智.利率市场化加速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当代金融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