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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效率论文精选(九篇)

并购效率论文

第1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 并购理论 价值评价方法 持续增长率

从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汇源并购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各行业与部门的并购越演越烈, 无论是食品还是电子制造,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制造业,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各种各样的并购事例。

并购(英文是Mergers & Acquisition)是兼并与收购的合称,是资本运作的高级形式,是企业的外部发展战略和一种外部投资,是资本在某一产业中实施或进或退的重要途径,也是对产业进行结构调整、资源整合的重要手段。并购始源于美国,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美国已经发生了四次并购浪潮,在不同的阶段,并购表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并购行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为止还不到30年,中国的并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有各自的表现特征。总的来说,企业的并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随着并购的不断发展,对并购的研究也不断的深入,并购的理论也以此得到了发展。

一、并购理论

1.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活动不仅能够给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而且还能够提高并购交易参与者各自的效率,增加并购交易参与者的经济收益。这种效率主要体现在并购后产生的协同效应上。美国学者H·伊戈尔·安索夫(H·Igor·Ansoff)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提出了协同理论,他认为协同是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匹配关系的理想状态。协同效应经常被表述为“2+2〉5”,其含义是指一个公司通过收购另外一家公司,使得公司的整体业绩好于两个公司原来的业绩的总和。协同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又可分为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多元化协同效应,如夺取核心资源、输出自己的管理能力、提高财务信誉而减少资金成本、减少上缴税收、多元化发展以避免单一产业经营风险。横向、纵向、混合并购都能产生协同效应。

(1)经营协同理论

经营协同理论,即并购可以提高并购后企业经营效率,其基本要点是:并购可以使行业中存在规模经济,并且在并购之前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没有达到潜在的规模经济要求的并购企业获得规模效益,这里的规模效益主要是经营资产上利用的规模效益。并购还可以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包括营销、专有技术、其他专利及其品牌等。

(2)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率,即并购能够提高被并购企业的管理效率,其基本前提假设是:管理层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潜在的规模效益;存在着企业内部能力扩张与市场扩张的矛盾,对外扩张是缓解这一矛盾的合理选择;有必须的被并购企业的非管理性资本。在假设的前提下。如果一家企业有一个高效的管理队伍,存在着剩余管理能力,则它可以并购一家管理效率低的企业来利用剩余的管理资源,使被并购企业的管理效率提高到并购企业的水平。

(3)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即并购可以更好的利用相互的财务资源,提高并购双方的财务水平。并购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提高企业财务信誉而减少资金成本,并且可以通过并购负债企业产生抵税效应。并购得财务协同理论还表现在可以灵敏的捕捉市场信号和有效的进行投资分配,还可以建立公司内部的资本市场,将外部市场的资金供给功能内在化。

(4)多元化协同效应

多元化协同效应是指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使经营者获得更多的专属性知识,提升工作的安全感,还可以保证公司业务活动的平稳过渡和公司团队组织的连续性,同时也可以保护公司的声誉资本。

2.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1937)最早提出交易费用,他提出企业的存在原因是可以替代市场节约交易成本,当企业内部的边际组织成本与企业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的达到最佳规模。交易费用理论认为推动企业兼并有两种基本力量:一是技术关联性决定的兼并,二是存在垄断和寡头的兼并,即“技术决定论”和“市场缺陷论”。商品经济的交易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易市场的交易,一种是企业内部交易。其中市场交易发生在企业之间,由市场来调节、控制,这种交易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大,费用也高。

企业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主要表现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包括信息收集费、谈判费;可以提高组织协调效率,节约管理费用即提高组织的管理系统的效率、形成优势互补的协调效应;可以防范机会主义;可以减少经营不确定性和风险成本。交易费用理论从资产专用性方面更好地解释了纵向并购。资产专用性是对已经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进行再配置的难易程度(威廉姆森),它体现在三个方面:地理区域的固定性(如关系专用性投资);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物理资产的专用性。

3.理论

理论,产生于两权分离,即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由于委托关系存在,人的目标经常会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即作为人的经营者不仅可能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产生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和相对于委托人的逆向选择,而且在实施并购时可能存在与委托人不尽相同的动机,如追求规模的增加,展现他们不经常使用的管理才能和技能,分散风险及避免被收购。Mueller(1969)提出假设,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企业规模扩大,而忽视企业的实际投资收益率。

4.其他并购理论

关于企业并购动机的理论还有:战略发展和调整理论、利润动机理论、价值低估理论、投机动机理论、竞争压力理论、预防和安全动机理论等。

二、并购评价

目前对并购行为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超额收益率法和财务数据分析法。

1.超额收益率法(Abnormal Returns Methodology)

将企业收购公告前某段时间内并购双方的实际收益R与假定无并购公告影响的那段时间内股东的正常收益E(R)进行比较,得出超额收益AR,即AR=R-E(R)。在超额收益率法中对实际收益R的计量主要通过计算测量区间内的股价的变化和股息的支付,而对于正常收益E(R)的估算比较复杂。对于正常收益的计算一般有三种方法:⑴均值调整的收益计算法。以并购公告日为基准日,标注为0,然后选择一个“清洁期”,比如从-240到-41天,通过计算“清洁期”的平均日收益获得正常收益率。⑵市场模型法。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方法,使用该模型也要选择一个“清洁期”,对此期间内各天进行回归分析,进而计算出企业的正常收益率。⑶市场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把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的预期收益等同于当天市场指数的收益。

2.财务数据法

财务数据法是通过建立一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然后通过考察事件发生前后指标变化来评价事件的影响。

在市场半强势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能够反映公司价值,因此事件期内股票超额收益率既可反映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是如果市场远未达到半强势有效,那么许多公司的股价就会远远偏离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实反映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经营业绩分析法克服了市场因素对绩效评估的干扰,能够真实反映事件对企业经营能力和业绩的影响,其缺点主要在于:并购事件后,影响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的因素可能是多样的;一项战略并购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仅分析并购前后几年会计数据的变化可能无法发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而较长年度的分析又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干扰。

三、并购评价的再思考

并购是一种交易行为,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相结合,将产生不同结果,因此很难客观准确的评价企业并购的价值。一般认为,对并购的评价应该将企业并购的目的与结果相比较而进行,只要结果达到主体当初的并购目的,就可认为企业的并购行为是有效的。

并购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不断增加股东的财富、创造企业价值,而增加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主要方式就是实现企业以可持续增长率发展。可持续增长率是企业现有财务资源所能够支持的销售收入的最大增长率,代表企业最适宜的增长速度。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决定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是由销售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企业以可持续增长率作为销售增长目标,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持续增加。

企业并购行为的有效性检验应该转移到企业并购后是否比并购前能够更好的以持续的增长率发展。如果企业的并购行为使企业在以后的发展中更好更稳健的持续发展,则说明企业的并购行为是有效的,反之是无效的。

如何证明企业的并购行为前后的增长率是稳定的、可持续的?方法是应用美国资深财务学家詹姆斯.C.范霍恩(James C. Van Home,1988)和罗伯特.C.希金斯(Robert C. Higgins,1981)的企业可持续增长模型。另外还要计算出企业的实际增产率,通过比较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来分析判断企业的并购行为。

可持续增长率(SGR)=内源性股东权益增长率

=内源性股东权益变动值/期初股东权益值

=P×A×R×TA

企业实际增长率(g)=ΔS/S0

其中:ΔS代表本年销售增加额, S0代表期初销售收入额。

如果可持续增长率大于实际增长率,说明企业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由于企业的高速增长不能永久维持下去,因此企业一般会通过并购来改变公司的高速增长,实现企业的均衡稳定的增长。并购后企业能够实现均衡稳定的增长证明企业的并购行为时成功的、有效的。如果可持续增长率小于实际增长率,说明企业正处于低增长阶段,这时企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就会选择剥离一部分不良资产,或是选择被并购,这样就会提高企业的增长率,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当两者相等时,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将会处于长期均衡稳定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邢俊英:可持续增长率与财务管理目标相关性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2]赵华 李清 康林:论现代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动因及其财务管理,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7卷第3期

[3]油晓峰王志芳: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及其应用,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

[4]张巧良张洁:企业并购绩效研究述评,商业时代,2007年第3期

[5]秦喜杰:并购理论、评价及其应用,企业研究,2006年第11期

第2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并购一直在金融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并购的关键在于通过购买另一家公司来增加股东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增加是建立在协同作业之上的,协同作业不但能增加效率而且能节约开支。但是协同作业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概念,它并不会在两家企业合并后自动出现,只有在两家公司的业务在经济层面上完全融合才会使之有所提升。但在很多情况下,并购的作用是相反的。不但无法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反而使其销售减少。

在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并购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作为公司重组的一种形式,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每天都要安排并购,将两家不同的公司合并为一家更大的公司。

同时,全球跨国并购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1998年,跨国并购占全球并购总量量的23%,到2007年已经上升45%。相对于国内并购来说,跨国并购增加了额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对并购产生阻碍或促进的作用。例如,文化或地理上的差异会提高两家公司并购的成本。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对并购是否能够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提高资源利用率,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等问题有所探究,并试图比较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在最终效果上是否有着显著的差距。

二、理论综述和文献回顾

(一)并购的经济效益

在过去众多对于并购的文献中,作者的意见大相径庭。

《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1月)的统计数据表示,70%的并购案例是失败的,因为它们无法完成并购的既定目标。Agrawal等人在1992年的研究也表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有许多公司在经历了并购之后五年内,无法向股东支付正常水平的股利。

Lev and Mandelker 在1972的研究却表明,从长远效益看,经历过并购的企业普遍比未经历过并购的企业好。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并购能拉高公司股价,从而增加股东的财富(Halpern ,1973)。

这些文献对并购是否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好的并购绩效,最终增加股东财富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二)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

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是跨国并购相较于国内并购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如何完成不同文化的融合也成为并购过程中十分关键的难题。在并购的过程中,文化融合通常被认为是最为困难的部分。事实上,文化差异比市场因素更能破坏一场并购,而最常见的并购失败的原因正是缺乏共同的远景、协调的文化以及恰当的沟通。虽然两个人之间的文化融合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要在两个数量较大的人群之间实现文化融合是非常困难的(Gancel, Rodgers & Raynaud ,2002)。

虽然很多跨国并购的案例显示,公司文化和国家、民族文化是密切相关的(Hofstede, 2001)。也有案例表明,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因素并非无法跨越。Kristianstad大学的一项关于索尼和爱立信合并的案例研究表明,尽管来自日本的索尼和来自瑞典的爱立信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并购过程中得到了很成功的融合(Ohlsson and Ondelj,2006)。

由此可见,在跨国并购日益风靡的今天,对于跨国并购的绩效与国内并购的绩效是否有显著的区别并无定论。而跨国因素是否能成为影响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也尚无定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100个2004年和2005年发生的兼并案例作为样本来验证我们的假设。在这100个案例中,50个是国内并购案例,50个是跨国并购案例。这些案例都选自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对2004年和2005年全球100家最大的企业并购案例的报告。同时,相关的数据,例如公司合并前两年和合并后两年的每股收益、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都来自Osiris数据库。

本文选用2004年和2005年的兼并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存在着多重原因。首先,为了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数据的影响,摈弃了1998年之前和2007年之后的所有数据;其次,近几年的公司财务报表在数据库中更容易找到;最后,集中研究两年内的合并与并购案例,使得外在环境因素对我们研究结果的影响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控制。

本文收集了200家公司的近600个每股收益的数据,在除去了极端的数据之外,75%的有效记录被用来测试本文中的假设。

(二)研究方法

在衡量并购绩效时,本文采用了每股收益(EPS)增长率的概念。每股收益增长率被认为是一个衡量公司表现的可行的指标(Harman, 2009),它不但使投资者看到了公司长期以来的盈利表现,还通过趋势来使得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有了一定的概念。总的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高,说明这家公司的运营状况良好。

每股收益的增长率是每股收益当年的增长去上一年的每股收益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EPS growth(每股收益增长率) = (EPS200x+1-EPS200x)/ EPS200x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最终给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并购后的公司每股收益增长率高于合并前。

假设2: 国内并购后的公司每股增长率高于国际并购后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

假设,兼并的公司为A,被兼并的公司为B,并购后形成的新公司为C。分别计算A、B、C三家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为了检验第一个假设的可靠性,用C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减去A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并利用统计软件观察这些数据的分布状况。

为了检验第二个假设,建立数学模型如下:

其中:GREPSC 是合并后的C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

GREPSA 是合并前A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

GREPSB 是合并前B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

AVS是C公司的平均资产规模。

INT作为虚拟变量,当两家被合并公司来自同一国家,INT为1;当两家被合并公司来自不同国家,INT为2。

三、实证结果

(一)假设一结果

在图表中,我们看到,在表示并购后EPS增长率与并购前EPS增长率的所有数值这种,绝大多数数据都在-5到5之间。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大于零的数据远远超过了小于零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的平均数也是正值(0.73122),总的来说,合并后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大于合并前的。因此,第一个假设成立,并购后的公司每股收益增长率高于合并前。

(二)假设二结果

从表二中,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假设的检验结果中R^2d的值小于1%,说明只有不到1%的观测值符合对数线性模型的假设。同时,对INT的T检验值也说明了INT与GPEPSC不存在相关性。第二个假设不成立,国内并购后的公司每股增长率没有明显高于国际并购后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

四、结论

第3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企业并购;并购动因;协同效应

一、企业并购概念及发展

企业并购这一概念实质上有两层含义,也可称之为两种方式: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前者是指通过产权的有偿转让使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为一体;后者则是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取得其他企业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所以,在我国习惯将其简称为并购。

企业并购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主要是美国。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开始了旨在扩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活动,从1895年至1904年出现的第一次并购浪潮时起,共经历了五次大的浪潮。每次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并购特点,企业并购的规模呈现惊人的增长势头。

中国的企业并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这是由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以1984年的“保定兼并”为起点,拉开了我国企业并购的序幕。以1992年为分水岭,可以将中国的企业并购粗略的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并购的启蒙和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并购主体基本上局限于国有企业,并购活动是政府干预的、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并购。第二阶段可以概括为企业并购的起步和发展阶段。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等一系列事件,为企业并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其发展。时至今日,我国的企业并购走向了规模化和规范化。

二、企业并购后协同效应及其来源

任何行为都有其动因,企业并购亦是如此。关于企业并购动因理论的分析,主要有规模效益理论、市场力假说、协同效应理论、委托理论等。下面主要以协同效应理论为基础对企业并购动因进行论述,并介绍其来源。

协同这一概念最早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1971年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安索夫将协同理念引入企业管理领域,为解释企业并购动因提供新的视角。并购的协同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并购后新公司业绩大于并购前并购各方独立经营业绩之和的效应,安索夫形象的将协同效应描述为2+2=5。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以及财务协同效应三方面。

1、经营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是指并购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益。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规模经济。主要针对企业横向并购而言,在假定该行业确实存在规模经济,并且在并购之前没有在规模经济的水平上营运的前提下,并购实现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并通过资源互补,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能力,从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导致收益率提高产生规模经济。

(2)纵向一体化。主要针对纵向并购而言,指生产经营同一产品相继的不同生产阶段,在工艺上具有投入产出关系企业间的并购行为,加强了供给与需求企业间的关系。最终达到节约交易成本、营销费用,加强协作化生产等目的。

2、管理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也称差别效率理论,是指并购提高企业管理活动效率所产生的效益,其本质为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变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节省管理费用。并购后企业在同一企业领导下,企业一般管理费用在更多数量的产品中分摊,就使得单位产品所负担的管理费用大大降低。

(2)充分利用过剩管理资源。如果并购企业拥有过剩、高效的管理资源时,通过并购仅因管理不善造成低效的企业,达到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善双方的管理效率水平实现双赢。

3、财务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在财务方面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这种收益是通过税法、会计在企业并购处理上的规定而产生的现金流上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实现合理避税。根据我国税法应纳税所得额补亏的规定,如果并购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大量利润而被并购企业存在未弥补亏损,并购企业可以通过并购亏损企业,利用其亏损来抵减未来应纳税所得额,进而获得税收利益。

(2)降低筹资费用。根据整个企业的筹资需求合理筹资,避免了各自为政的筹资方式,降低了各企业单独多次筹资费用之和。

(3)资金实现合理配置。被并购企业可以从并购企业中获得闲置资金来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混合并购也可以使得企业拥有多元的投资方案选择,并配合行业的投资回报速度和时间上的差异,增加资金流入企业的机会,平衡资金回收时间。

综上所述,通过企业间的并购整合,可以将经营效率、管理效率、财务效率存在差异的企业间达到同样的水平,这就和好的解决了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产生了企业希望达到的协同效应。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企业创造财富,经营、管理、财务三方面的协同效应与企业股东价值的创造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协同效应的取得就意味着并购后企业股东价值的创造。

三、并购后协同效应的实现

并购后协同效应的实现是企业并购的目的所在,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协同效应,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做好并购前的计划。协同效应不是随着并购的完成自然产生的,需要企业在签订并购协议前就要有所准备。包括了解被并购企业所处环境、并购后能实现哪些方面的协同效应、在未来能为企业创造多少价值、并购行为是否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等。在计划中也要充分考虑并购中出现的意外情况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及相关对策。

2、准确估计目标企业的价值。在整个并购过程中都要不断了解掌握目标企业的相关信息,深入分析目标企业的产业环境和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准确估算目标企业当前的价值,不可盲目乐观。既要考虑并购的正面协同效应的好处,也要认识某些成本项目增加带来的劣势。过高估计目标企业价值最终会导致企业资金链的断裂陷入财务危机。

3、注重并购后企业的整合。这是决定并购成败与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这种整合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整合,而是一个企业对另一企业全方位的融合。这其中最关键的要数企业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离不开沟通,并购企业要创造一种文化沟通的氛围,宣传本公司的企业文化,必要时可以成立特别小组协调企业间沟通中产生的矛盾。当然,有效沟通的实现是双向的,如果没有被并购公司员工的积极配合,并购之初理想的协同预期很可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郭永清.企业兼并与收购实务[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吴向恩.中国企业并购的发展研究[J].北京商学院学报,2001.

[3]蔡永明.中国企业并购历程的划分[J].新理财,2007.

[4]陈志军.企业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及其实现[J].东岳论丛,2002.

第4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 企业并购;并购动机;经营绩效

对于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成长与扩充是不可或缺的经营目标,而并购为企业追求外部成长的主要策略之一。企业并购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非常重视的问题,并购可以说是企业经营的一种策略,企业可以借着并购进行多元化经营,利用并购取得营销渠道、原料和生产设备,快速地进入新市场,或借助并购形成经济规模,强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进而获取市场占有率。

一、企业并购

所谓“并购”,指的是合并和收购的总称,为二个或二个以上企业间对于其营业、资产、股权、负债进行合并、收购的经济行为;是指企业经由合并、收购股权或资产的方式,以取得经营权或控制权的经济行为。收购是指企业收买目标公司的资产或股权,故又可分为收购资产和收购股权两种。

(一)收购。依收购标的不同可以分成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两种:

1.股权收购:即收购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将其纳入转投资事业。其标的公司仍以独立法人继续经营,而收购者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

2.资产收购:即收购标的公司的资产,属于一般资产买卖行为。故资产收购者无须承担标的公司的债务,而股权收购则必须承担标的公司的一切权利与义务。

(二)合并。企业合并指的是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按照法定程序结合成一个公司,可分成吸收合并及创立合并两种:

1.吸收合并:又称为存续合并,指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结合,其中一家存续,其余皆消失,存续公司承担消失公司全部资产与负债。

2.创设合并:又称新设合并或设立合并,指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结合,其他相关公司皆解散消失,而成立一家新公司,承担所有资产与负债。

二、企业并购的动机理论

并购动机方面的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价值极大化”以及“非价值极大化”两部分。从理论的观点,可将其相关利益区分为:效率理论、信息理论、税赋理论以及理论。

(一)效率理论。效率理论认为并购的发生是为了达成绩效,所谓绩效是指两家公司在合并后,合并公司的价值大于合并前各公司价值的总和,一般来说绩效可以区分为财务绩效、营运绩效与市场绩效三种。

1.营运绩效:营运绩效的表现,尚可细分为规模经济、差异效率二种。

(1)规模经济:企业通过并购而使其达到最佳的生产规模,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效率,以增强其对外竞争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生产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达到最佳经济规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购也使企业有条件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的前提下,集中在一个工厂中进行单一品种生产,达到专业化水平;并购还能解决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各生产过程之间有机地配合,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二是企业的经营规模效应。企业通过并购可以针对不同的顾客或市场进行专门的生产和服务,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可能集中足够的经费用于研究、设计、开发和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迅速推出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的融资相对容易。

(2)差异效率:大部分的并购理论都可用差异效率理论加以表示。如甲公司的经营效率较乙公司高时,借着并购可将乙公司的效率提升至与甲公司相同的水平,即通过并购而增加效率的利得。企业的纵向并购可以通过对大量关键原材料和销售渠道的控制,有力地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

2.财务绩效:指公司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以取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或是借由建立内部资金市场,利用较佳的资金操作来增加资金配置的效率。企业通过并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节约交易费用:首先,企业通过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获得知识。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即使得以实现,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成本。此时,如果通过并购使知识在同一企业内使用,就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其次,企业的商标、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其运用也会遇到外部性的问题。因为某一商标使用者降低其产品质量,可以获得成本下降的大部分好处,而商誉损失则由所有商标使用者共同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一是增加监督,但会使监督成本大大增加。二是通过并购将商标使用者变为企业内部成员。作为内部成员,降低质量只会承受损失而不得利益,消除了机会主义动机。再次,有些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中间产品投入,而中间产品的市场存在供给的不确定性、质量难以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将合作者变为内部机构,就可以消除上述问题。最后,企业通过并购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的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基础的内部市场体系。

3.市场绩效:大规模公司的市场力量原本就比小规模公司较佳,对于产品的定价、数量的决定,有较大的掌控权。一旦并购,必然会增加市场占有率,强化市场竞争力,时机成熟时,形成垄断或寡头市场,控制产品价格及数量,获取准垄断利益,产生更大的市场力量,此种因为市场占有率提高所得到的利益,即为市场绩效。企业通过横向并购活动,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凭借竞争对手的减少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力。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导致企业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的的并购活动:其一,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并购,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其二,在国际竞争使得国内市场遭受外国企业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可能通过并购以对抗外来竞争;其三,由于法律变得更加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企业通过并购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 ”,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二)信息理论。此理论认为,在股票收购或合并磋商的过程中所透露出的信息,会使得投资人重新评估公司的价值,而且在评估的过程中,被并购的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向上调整。由该理论产生两种假说:

1.踢一脚假说:目标公司收到股票收购要约后,将促使目标公司的经理人采行更有效率的经营策略,以使公司确有其价值,称为“踢一脚假说”。

2.坐金矿假说:股票收购或合并活动会释放出目标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息,使得市场会对目标公司的股价重新评估,称为坐金矿假说。

(三)税赋理论。借助并购,可使公司总税赋低于合并前个别公司的加总,但前提是合并前合并的一方为亏损状态,且另一方为获利,在此情形下,税赋减少的利益才会发生。

(四)问题。此理论认为由于公司经理人仅持有公司的少部分股票,因此,经理人会倾向于非金钱性的额外支出和其他个人私利的享受,这种股东或债权人和经理人之间追求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潜在冲突,称为问题。而公司为了监督控制经理人额外支出的成本称为成本。

并购是企业追求成长及多元化经营的一项策略工具,也是外部成长的途径,企业并购寻求以下几点: 转贴于

第一、寻求规模经济。企业借助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享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减少人事及销售等费用的好处,以降低资产成本,增加竞争力。

第二、提升管理绩效。与营运状况良好的公司合并,借以吸收不同企业文化、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以期能提升绩效,创造盈余。

第三、分散风险的利益(多元化经营)。企业通过并购,扩展经营范围,利用双方的经营特色与经验,进行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风险,稳定公司经营。

第四、健全财务结构。健全的财务极为重要,若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财务不健全,就会面临挤兑或倒闭。因此,借由财务健全的机构去全部承担财务不健全的机构,盈余公司如能并购其他亏损的企业,则可实现节税效益;而亏损的企业可借此改善财务状况。

第五、合并互补性的资源。企业借并购以取得某项具有互补性的资源,将会使得合并后的价值比合并前的价值来得高。

第六、追求成长,增加市场占有率。并购是最快捷的成长方式,除了可以省去新创业所花费的时间和创业初期要承担的亏损外,还能快速取得生产设备及原厂牌的市场,在短时间内强化竞争实力,增加市场占有率。

第七、提高企业在业界形象及声誉。企业经由并购,除了可以增加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及资本额外,也提升风险承担的能力,间接将企业知名度及企业形象的竞争力传达给消费者与投资人。

三、企业并购的经营绩效

所谓“绩效”即是企业策略目标达成的效果或程度,绩效的衡量方法主要分为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两种。财务指标为最基本的评断组织绩效的方法,一般使用的指标有获利率、营业额成长率、投资报酬率、资产报酬率等,然而组织的绩效不只有财务方面的相关指标,其他一些行为相关因素也会影响组织的运作。

对于事业绩效的衡量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

(一)财务绩效。此为传统绩效研究者常用的衡量指标,包括每股盈余、销售额成长率等。

(二)营运绩效。俗称事业绩效,包含前述的财务性绩效与营运绩效。所谓营运绩效的衡量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等非财务性指标。

(三)组织效能。为最广泛的组织绩效定义,除包括上述财务绩效与事业绩效外,再加上组织的目标,包含声誉、员工士气等衡量指标。

适当的绩效评估准则或指标可能随着各产业特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各企业亦因其组织目标、结构、企业文化等特性,而可能采取不同的绩效评估方式。一套完善的衡量指标,必须同时考虑到确保公司能将资源作为最有效运用的“内部效率性指标”,将公司的产品作为顾客所接受的“外部效能性指标”,并针对企业本身特有的产业特性,发展不同的衡量指标,以随时验证公司整体营运或内部各项作业的实施成效。因此企业中的绩效评估或绩效衡量,亦指为实现企业整体目标而在评估系统中,运用量化标准或主观判断的非量化标准加以衡量其营运所表现的结果。

在评估模式方法方面,由于绩效评估须依据研究目的与定位而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系依据研究需求而定。一般对于经营绩效的衡量,通常均以财务性指标为主。

有学者将22个财务比率区分为获利性、流动性、财务杠杆、周转率及成长性,利用方差分析及因素分析,探讨是否可以利用财务比率来区别并购公司、被并购公司及没有进行并购活动的公司,其实证结果为获利性是唯一具有全面显著性的区别因素,即并购公司的获利性分别较被并购公司及无进行并购活动的公司为高。

另有,以MVA(市场附加价值)、FCF(自由现金流量)等新型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并购的总体绩效。就产业、并购类型及并购地区是在国外或是国内等三个方面分类,再经过差异检验,获得以下的结论:1.MVA及FCF两指标可作为衡量并购绩效的总体指标。2.并购活动无法增加全体上市企业的市场附加价值及自由现金流量。3.并购活动可为上市产业提高其市场附加价值。4.并购的类型不会影响企业并购后的市场附加价值及自由现金流量。5.跨国并购可增加上市企业的市场附加价值。

还有学者以调整前后的营运现金流量报酬率作为绩效指标,分别对主并与被并双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主并公司于并购后绩效显著衰退,而被并公司亦无显著改善的情况,两者依规模加权后仍比并购前差;并购绩效改善幅度受到主并被并公司间规模大小与支付方式所影响,目标规模愈小,绩效改善效果就愈大,而非股权交换的企业能由并购中获得较大的好处。

以效率理论为依据,区分营运综效、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探讨企业并购前绩效差异及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间相对规模、产业相关、并购支付方式、以及借壳上市等因素对并购后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1.并购的目标公司相对规模愈大,对并购后的绩效影响愈大。2.产业相关程度对经营绩效有负面但不显著的影响。3.借壳上市对并购后绩效有显著的负影响,显示借壳上市在企业的并购因素中是一项负面的并购动机。4.传统产业的并购绩效优于信息电子业。

由上述可以看出,以往对企业并购行为的绩效研究,大多数都从绩效方面着手,分别探讨并购所带来的营运、市场以及财务绩效,所使用的指标差异很大,每一种计量分析方法皆有其个别的研究目的与用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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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宏利.企业并购绩效研究方法的分类探讨[J].当代经济科学,2005,(1).

第5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证券市场企业并购绩效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发生在证券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评价采用事后股价变动分析法和经营业绩分析法,分别对并购发生日前后短期内股票价格的变动和较长时期内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评判,旨在说明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1)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正绩效;(2)并购绩效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优、劣资产的简单置换和关联方之间的不等价交易,而不是通过并购实现了协同价值,提高了双方的经营效率。(3)不同样本组的并购绩效表现不一:纯粹的混合兼并效果不佳;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上市公司业绩恶化;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4)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5)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

1.导论1.1研究的背景及目的自1897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历了五次大的并购浪潮。以美国为例,第一次大并购主要是大公司为追求规模效应进行的横向兼并;由于横向兼并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第二次并购是以大公司的纵向兼并为主要形式;第三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是混合兼并即跨行业兼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信息、通信、计算机等技术手段的推动,使小企业得以兼并大企业,因此杠杆收购成为第四次并购浪潮的特征;始于1994年的规模宏伟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多属强强联合的战略并购,合并的目的主要在于优势互补,强化企业的市场地位,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企业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证券市场也掀起并购、重组浪潮,1997年和1998年更是成为“资产重组年”。据统计1997年发生405起资产重组事件[原红旗,吴星宇,1998],1998年发生企业重组事件705起[宋亚宁,1999]。重组板块受到投资者的热情追捧,也成为市场炒作的重要题材。1999年和2000年重组势头有增无减,2001年初三联集团重组郑百文更是成为股市热门话题。然而,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并购事件中,多数并不成功。麦肯锡公司曾研究了1972~1983年间英美两国最大工业企业的116项收购案例,以1986年的财务资料为分析数据,结果发现失败率为61%,默塞尔管理公司也对200家大型公司的合并作了调查,发现合并后的3年内有57%的合并企业的盈利落到了同行后面。这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管理水平相对很低,而目标公司又多是“丑女”的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究竟如何?是否能够通过并购实现协同价值,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业绩?并购仅仅处于资本经营的层面,还是以生产经营作为依托?本文试图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进行研究,以回答上述问题,并对我国企业并购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营运效率和证券市场质量方面的功能做出基本评判。1.2文献资料回顾关于并购的绩效,西方学者存在许多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并购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效率,使资源得以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增加了股东们所拥有的财富[Jensen,1984]。另一些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被收购的公司已经很有效率了,这些公司被收购以后,其经营并没有改善[Magenheim和Mueller,1988;Ravenscraft和Scherer,1988]。也有人断言,股东们所获得的仅仅代表了一种将财富从劳动力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手中转移出去的再分配[Shleifer和Summers,1998]。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并购活动是投机者阴谋的体现,在他们身上反映了社会的疯狂,其行为加剧了过度的负债,损害了所有者权益[Rohatyn,1986]。甚至有企业家也对兼并的作用表示怀疑。巴菲特(Buffett)就认为,以低价购买“癞蛤蟆”似的目标公司给予“亲吻”带来的奇迹太少了,有些兼并之所以很成功是因为目标公司在被购买时就已经是“王子”了。即认为并购并不能改善一个公司的经营业绩。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比较多,提出了许多兼并与要约收购之所以发生的理论,主要有:效率理论,信息与信号理论,问题与管理主义,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市场力量,税收,再分配理论等等。在实证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考察并购事件对投资者超额收益的影响,对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以美国为例,《财务经济学周刊》(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在1983年发表了对兼并与要约收购活动的研究概要。詹森和鲁贝壳在其综合性摘要文章中,对13项并购活动的抽样研究结果进行了回顾。他们的概要表中展示了在成功的要约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正收益率为30%,在成功的合并活动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正收益率为20%;杰拉尔,布莱克利和奈特(1988)概括了对1962年到1985年12月间的663起成功的要约收购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不同年代目标企业股东所获得的超额收益率不同;在对经验研究结果的概括中,詹森和鲁贝壳认为在成功的要约收购中,竟价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为正的4%,他们还估计在兼并活动中竟价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为零;杰拉尔,布莱克利和奈特(1988)考察了几十年中收购企业股东的超额收益率,发现60年代为正的4%,70年代跌至2%,80年代则为负的1%;布雷德莱、迪塞和基姆(1988)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尤、凯弗斯、史密斯和亨利(1986)研究了1975年~1984年6月间133起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和竟价企业股东的超额收益率,还提供了频率分布。我国关于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始于1998年。原红旗和吴星宇(1998)以1997年所有重组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公司重组前后四个会计指标,发现重组当年公司的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比重组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会计指标变动的幅度与公司重组的方式及重组方的关联关系有关。孙铮和王跃堂(1999)研究了同样的样本之后,并把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与非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进行比较,发现重组业绩有显著提高,但是它们发现公司重组前后业绩的变化与重组参与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关。陈信元、张田余对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的股价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股权转让、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类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前呈上升趋势,随后逐渐下降,市场对兼并收购没有反应。高见、陈歆伟(2000)对1997年沪深两市所有样本资产重组的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了影响市场反应的若干因素。以上学者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但由于我国股市起步较晚,证券市场的兼并收购近几年才大规模兴起,因此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和投机性导致股票价格不能反映其真正价值,因此仅根据并购事件的市场反应解释并购绩效,结论有一定的偏差;2.并购是一项复杂的企业经营活动,并购绩效的释放需要时间,只研究并购后当年的会计数据变化难以说明并购是否成功;3.不同动机、不同行为主体、不同类型的兼并收购其绩效应当不同,只对整体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所得结论比较笼统,难以根据结论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实证研究时,主要考察并购后几年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并将市场并购行为按照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并且对企业并购的成功率进行统计,以期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对各种类型的并购绩效做出客观评价,探索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从而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3本文的研究视角涉及证券市场的兼并收购按照并购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方式:一是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二是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即通常所说的买壳上市;三是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第三种并购行为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前两种并购行为的绩效。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并未对“绩效”给出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绩效就是某一行为或事件所产生的后果、效果。对企业来说,并购绩效就是并购行为使企业价值发生变动的效应,企业价值增加,说明并购绩效为正,企业价值降低,说明并购绩效为负。基于此,本文研究并购绩效实际上主要是研究市场并购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1.4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微观和宏观绩效做出基本评判,为了获得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因为纯粹的规范研究可能会流于空洞,缺乏说服力;而纯粹的实证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缺陷:研究过程和结果会受到特定样本和时间段的影响,因此不可能捕捉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掌握并购事件从那些方面影响了企业的价值,而定量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判断并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对于如何衡量公司经营绩效,国外一般有两类方法,一种是事后股价变动分析法,即衡量中长期股价和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另一种是经营业绩分析法,即针对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在市场半强势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能够反映公司价值,因此事件期内股票超额收益率既可反映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我国证券市场远未达到半强势有效,许多公司的股价远远偏离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实反映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经营业绩分析法克服了市场因素对绩效评估的干扰,能够真实反映事件对企业经营能力和业绩的影响,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市场特征下这种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并购绩效评估方法。其缺点主要在于:并购事件后,影响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的因素可能是多样的;一项战略并购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仅分析并购前后几年会计数据的变化可能无法发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而较长年度的分析又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干扰。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通过研究并购发生前后股票超额收益率考察企业并购行为的短期绩效,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并购后几年内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考察企业并购的较长期绩效。2.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短期绩效的实证分析2.1研究方法研究公司并购的短期绩效,实际上就是检验股价对公司并购公告的反应。即通过研究公告日前后股价变动,分析、考察并购事件期内公司股东的超常收益。衡量一个事件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第一步是制定一个事件期。通常以宣布日为中心,宣布日在事件期内被指定为第0天。确定事件期的目的是为了捕获该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全部影响。较长的事件期间可以保证捕获到全部的影响,但容易受到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故西方学者研究的事件期一般为-40天到+40天。超常收益的计算步骤如下:l计算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每天中的预期正常收益l计算事件期内每天的实际收益Rjtl计算每个样本公司每天的超常收益rjt=Rjt-l计算平均超常收益,N表示检验的样本公司数目l计算累积平均超常收益,累积平均超常收益代表并购事件对所有样本的总体平均影响。对于预期收益的计算一般有三种方法:(1)均值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选择一个“清洁期”,比如从-240到-41天,通过计算“清洁期”的平均日收益获得,。(2)市场模型法,也就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方法,使用该模型也要选择一个“清洁期”,对此期间内各天进行回归分析,其模型是,其中Rmt是第t天市场指数的收益,通过回归分析归算出和的估计值,记为和,然后代入市场模型,估算出事件期内每一天的预期收益。(3)市场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把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的预期收益等同于当天市场指数的收益:=Rmt。2.2研究结果分析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本文没有进行企业并购短期绩效的统计检验。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引用他们的结论并加以分析。陈信元、张田余(1999)对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分析,发现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市场对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的反应是不同的。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在公告日前CAR(平均超额收益率)有上升趋势,在公告前一个交易日,达到峰值,在公告日后,出现了下跌的趋势,但在公告后几天内仍显著的大于零。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在公告前市场反应冷淡,公告后有一定上升趋势,但并不明显,统计检验结果与零值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公告日前后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行为几乎没有反应。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并购特点,本文对上述市场反应分析如下:(1)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够规范,信息披露不够严格,监管手段不够到位,因此存在信息过露的问题。某些大户和机构基金通过特有的渠道在公告前就掌握了信息,利用资金优势抬高股价,获取超常的收益,这是股权转让的CAR在公告前上升幅度很大,而公告后又回落的主要原因。但是庄家之所以能炒作这个题材,是因为市场对股权转让这种重组方式寄予厚望。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相对较差,或是主业赢利能力逐步下滑,或是失去配股权,或是扭亏无望,而受让其股权的多是一些具备相当实力的公司,其目的是为了买壳上市,因此投资者相信新的大股东入主后,必然会通过劣质资产的剥离和优质资产的注入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提高股票价值,超额收益率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预期。另外,买壳上市的目标公司一般业绩较差,因此流通股股价较低,这为股权转让前后的股价上扬提供了价格空间。(2)市场对兼并收购行为反应冷淡,原因可能如下:l有能力对外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本身已具有较强的实力,业绩优良,股票的价格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市场难以操作过高的股价。l投资者对企业兼并收购行为的预期不是很好。这是因为进行兼并收购的公司本身资产规模较大,而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市场上难有强强联合的战略并购,一般目标公司规模都较小,业绩一般,“大鱼吃虾米”式的并购并不能带来公司业绩的迅速提升。l大多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占控股地位,这导致许多兼并行为并非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理性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撮合、组织下的“扶贫救弱”行为,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对这类并购行为做出正面反映。2.3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分析了买壳上市和兼并收购的短期绩效。结论是:买壳上市的目标公司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而兼并收购公司的投资者则不能获得超额收益。然而上面的分析是不尽完善的。这是因为:(1)分析的事件期比较短,可能难以捕获并购行为对股价的全部影响。(2)不同目的、不同背景的并购行为其绩效是不同的,市场反应也应当不同。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对并购行为细分,以考察市场对不同并购行为的反应。例如,买壳上市可以分成以下几组样本分别考察市场反应:股权有偿转让、股权无偿划拨、目标公司有配股权、目标公司无配股权、受让方为高科技公司等。上市公司对外兼并收购则可以分成以下几组样本:同业兼并市场反应、混合兼并市场反应、目标公司规模较大时市场反应、零值或承债兼并市场反应等。通过对样本的细分,可以研究投资者对政府行为下的并购、市场行为下的并购,目标公司绩优、目标公司绩差,同业兼并、混合兼并的不同反应。此外,可以将投资者的反应与并购后公司业绩进行比较,考察市场的理性程度。3.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的较长期绩效分析在分析企业并购绩效时,单纯的股票价格收益分析,难以识别股票价格变化究竟是起因于样本公司预期真实收益的变化,还是起因于市场效率因素产生的错误定价。特别在我国证券市场,市场的投机性导致股价不能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正反映并购引起的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并购的真正效应只能通过研究并购前后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化进行评判。3.1样本选择3.1.1样本选择的原则本文以1998年发生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较长期绩效。之所以选择1998年的样本是因为财政部[1998]66号文《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对企业兼并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统一规定,因此,1998年及以后企业对兼并收购的会计处理比较规范,数据的可比性比较强;此外,考虑到兼并收购的绩效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故并购后的分析时段不能太短,选择1998年样本则可以获得并购后三年的会计数据。根据1998年全部上市公司年报筛选出样本公司,样本公司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必须是98年以前上市的公司。(2)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买壳上市只选择股权无偿划拨和国家股、法人股有偿转让两类样本,二级市场收购流通股以及原大股东以上市公司股权出资导致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母公司被整体兼并导致控股权转移因不具有普遍性,样本太少,所以不予分析。(3)上市公司对外收购兼并的样本公司必须在年内未发生其他重大重组事件,如:股权转让,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4)样本公司1997~2000年的财务数据均可得到。本文研究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各个样本公司97、98、99、2000年的年报,我们假设年报中的数据是真实的。通过筛选,共选出样本公司164家,其中买壳上市样本56家,上市公司对外兼并108家。3.1.2样本分类原则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不同并购主体不同分成两大类: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和买壳上市,分别考察每一类样本并购前后经营业绩的变化。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按照交易双方关系可分为关联方并购和非关联方并购。[1]关联方并购由于双方的特殊关系,并购动机比较复杂,并购中可能存在内幕交易和不等价交易现象,分别考察关联方并购和非关联方并购的绩效,有利于分析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混合并购一度在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流行,然而根据国外的经验混合并购往往弊大于利,将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样本中的纯粹混合并购样本列为一组[2]可以考察我国证券市场混合并购的效果。零值或承债兼并[3]的目标公司一般资产质量较差,债务负担沉重,这种并购大多是政府倡导下的“扶贫救弱”行为,其绩效如何令人关注,因此,将所有进行零值或承债兼并的上市公司列为一组考察其并购后的业绩变化具有实际意义。根据上述考虑,上市公司对外并购类样本分组情况如下:第一组:关联交易样本,共38家第二组:非关联交易样本,共70家第三组:混合并购样本,共12家第四组:零值或承债兼并样本,共12家买壳上市样本中,我们认为控股权无偿划拨是政府主导下的并购,而控股权有偿转让则相对来说市场化成分多一些;上市公司有配股资格说明上市公司在股权转让时资产质量较好,无配股资格则说明转让时公司资产质量较差;高科技公司买壳上市是1998年市场炒作的重点题材,高科技公司买壳上市的绩效如何,对于调整传统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买壳上市的样本公司按照不同特点分组。分组情况如下:第一组:股权无偿划拨样本,共12家第二组:国有、法人股有偿转让样本,共44家第三组:有配股资格样本,共30家第四组:无配股资格样本,共26家第五组:受让方为高科技公司样本,共14家3.2研究方法本文选择五个财务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即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简称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率。主业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并购后公司规模的扩张情况;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主业的赢利能力,实际上体现了公司资产的优劣;ROE反映了公司净资产的赢利能力,是除每股收益外最重要的财务指标,选择ROE可以避免由于股权稀释或增加对盈余指标一致性的影响,而1999年3月27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亦指出,配股必须保证最近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本文认为不能仅仅根据ROE的变动判断公司业绩的变化,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配股行为比较频繁,公司在配股后股东权益大幅度增长,而这部分资产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配股当年ROE可能有所下降,但并不能说明公司业绩下滑,所以本文选择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动率两个指标共同反映并购后公司赢利能力的变化。上述五个指标的计算方法是:1.根据年报查出每个样本公司1997年~2000年各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和ROE。2.求出每组中所有样本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之和。3.主业收入增长率=(后一期主业收入-前一期主业收入)/前一期主业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之和/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净资产收益率以股东权益为权数加权平均求得,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化率的计算方法与主业收入增长率的算法相同。3.3研究结果分析3.3.1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后业绩变化(表1)并购扩张总体样本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10.6412.12

199816.9922.505.7610.66-12.05

199916.6422.675.7310.46-1.93

200020.4921.947.359.72-7.08

总体来说,对外并购的上市公司并购前的业绩好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4],并购后各年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和ROE也均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对外并购扩张的上市公司整体实力较强,并购后也依然具备相当优势。从表1看,主业收入逐年增长,主营业务利润率也较并购前有较大提升,说明对外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主业的赢利能力。并购后净利润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远低于主业收入的增长幅度,ROE则逐年下降。这说明:一方面,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没有相应提高,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企业通过配股融资实现了净资产的快速增长,但资产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的相应增长。从单个样本统计看,对外并购以后,有44家样本公司业绩明显下滑[5],占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总样本数的40.7%。通过对分组样本业绩变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a.关联方并购绩效好于非关联方并购绩效。(表2)关联交易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10.2412.93

199817.8622.22-1.0910.76-16.78

199917.1323.4120.9211.9711.27

200016.9822.5422.5212.595.16

(表3)非关联交易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10.9611.47

199816.2822.7311.9310.58-7.75

199916.2322.05-6.389.26-12.47

200023.4221.47-8.277.24-21.80

两组样本主业收入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变化趋势相似,但关联方并购,净利润在并购当年有所下降,然后呈大幅度增长趋势,ROE也在并购当年下降,然后逐步增长;而非关联方并购当年净利润增长,以后则呈现负增长趋势,ROE也逐年下滑,且明显低于关联方并购以后的ROE水平;非关联方样本组在并购前ROE高于上市公司整体水平,但并购后的第三年已经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可见并购后公司经营能力下降,业绩下滑;从样本统计看,关联方并购后上市公司业绩显著下滑的有10家,占本组样本数的26.3%,而非关联方并购后上市公司业绩显著下滑的有34家,占本组样本数的48.6%。b.纯粹的混合并购效果不佳。(表4)混合并购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8.9310.77

199816.6715.22-3.799.43-12.40

199913.2715.61-23.377.25-23.17

200010.9915.506.736.72-7.35

并购后主营业务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而且主业收入增长率明显低于对外并购样本的平均水平;主营业务利润率虽然比并购前提高,但是也明显低于并购扩张样本平均水平;特别是并购后上市公司净利润显著下降,低于并购前水平,ROE逐年下滑,且下滑幅度较大(到并购后第三年已经下降了37.6%);从样本统计看,纯粹混合并购后,公司业绩显著下滑的有7家,占本组样本数的58.3%,即超过一半的公司并购后业绩恶化。C.零值或承债兼并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不大。(表5)零值或承债兼并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6.467.49

19985.4719.4610.316.06-19.08

199912.2721.2065.979.1951.65

200012.7721.526.778.06-12.32

零值或承债兼并后,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并购扩张总体样本水平;净利润显著增长,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主业收入增长速度,说明导致净利润改善的因素不仅仅是主业收入的增长,还有一些外生因素(如,挂帐停息、减免税款等优惠政策);ROE并购前后变化不大,说明优惠政策的支持抵消了并购后不良资产对公司资产赢利能力的影响;从样本统计看,并购后业绩显著下滑和显著上升的公司均只占本组样本数的16.7%,影响不大。3.3.2上市公司控股权转移后业绩分析(表6)买壳上市总体样本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3.461.70

19980.9722.64283.776.03255.60

199911.4225.5886.1010.0466.47

200020.4024.88-11.167.51-25.17

总体来说,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转让前主营业务利润率和ROE均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壳公司整体资产质量较差。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逐年增长,但并购后当年和第二年增长速度较慢,远低于并购扩张样本水平;主营业务利润率较并购前增长5倍以上,而且并购后各年度均高于对外扩张的样本水平。说明新的大股东入主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资产置换,虽然主业收入暂时没有大幅度提高,但优质资产的注入使公司主业赢利能力显著提高。净利润和ROE在并购后第一、二年大幅度提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主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第三年虽然出现下降趋势,但是ROE仍接近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买壳上市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赢利能力,然而企业业绩的迅速改善显然并非完全来源于主业赢利能力的提高,还有在不等价交易中注入利润、剥离亏损的因素。从样本统计看,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主业赢利能力明显提高的样本有50家,占总样本的89.3%,业绩明显较并购前下滑的公司有20家,占总样本的35.7%。即14家公司主业赢利能力的改善并没有带来业绩的提升,占总样本的25%,这显然只能用不良资产太多、管理效率未见提高来解释。通过研究分组样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a.股权有偿转让公司的并购绩效好于股权无偿划拨的公司。(表7)股权无偿划拨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0.01-6.41

199810.9419.95280.8110.48263.60

1999-5.1725.06-19.959.26-11.61

20006.1922.01-29.875.67-38.78

(表8)修正后的股权无偿划拨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4.6410.28

199812.6618.3218.8010.15-1.30

1999-0.8622.73-23.588.09-20.28

20003.8820.47-41.404.17-48.41

股权无偿划拨的上市公司,总体来看,股权转移当年业绩提升显著,特别是净利润增长率达到280.81%,ROE增长了2.63倍,仔细研究样本发现,业绩的显著提升是深物业和湖南投资在股权转让前深度亏损,转让后大幅度赢利造成的。剃除这两个极端样本后,可以看出股权无偿划拨的公司业绩变化呈现如下特点:主业收入没有显著增长,主营业务利润率在股权划拨后明显提高;净利润在并购当年有较大提高,但随后大幅度下降;ROE则逐年下降,并购前ROE略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购后第三年已经远远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比并购前下降了59.4%。可见股权无偿划拨后,虽然主业赢利能力显著提高,但上市公司经营能力和业绩反而恶化。(表9)股权有偿转让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4.99%4.62

1998-3.44%24.01%2.75%4.40-4.77%

199919.83%25.79%178.99%10.27133.65%

200015.83%28.14%-6.29%7.95-22.59%

股权有偿转让的上市公司,主业收入增长率高于无偿划拨样本组,而且主业利润率稳定增长,各年度指标均显著高于无偿划拨样本组;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动率波动较大,但总体来看,净利润和ROE均较并购前提高。从样本统计看,控股权无偿划拨样本中,有7家公司业绩明显下滑,占58.3%;而有偿转让样本中,有13家公司业绩显著下滑,占29.6%。b.无配股资格公司并购绩效好于有配股资格公司。(表10)无配股资格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4.79-8.69

19982.7123.08134.483.18136.65

199913.1027.19219.3010.24221.74

200019.3425.94-10.296.72-34.42

(表11)有配股资格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8.5711.80

1998-0.1122.37-14.918.14-31.03

199910.3424.5347.549.9121.75

200021.0924.19-11.488.06-18.70

两组样本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均比并购前显著增长,相互差别不大。无配股资格样本组,控股权转让后净利润大幅度增长,ROE显著提升;[6]而有配股资格的样本组,净利润变化趋势不明显,波动较大,并购后各年ROE均低于并购前水平。从表面看,似乎并购业绩较差的公司,绩效反而显著。实际原因可能在于:无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差,利润和股东权益的基数小,因此较小的绝对数增长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买壳上市的目的在于配股筹资,并购无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后,必须迅速提高其业绩,才能早日达到配股条件,因此一般买壳方会对壳公司资产进行较为彻底的置换,同时注入利润,剥离亏损,实现公司业绩的快速提升。而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本身ROE较高,买壳后即可配股筹资,没有迅速提升业绩的压力和动力,因此,买壳方在注入优质资产时,可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资产置换和重组,管理效率也没有提高,导致主业收入和主业利润率增长的同时,公司净利润并未相应增长。C.高科技公司受让股权后,公司业绩显著增长。(表12)高科技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

19973.254.89

199814.1325.67211.4212.70160.04

199917.5631.5562.8817.6238.70

200025.8131.30-6.179.98-43.38

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各项指标均比并购前大幅度增长,而且远远超过股权转让总体样本水平。[7]从样本统计看,买壳后,主业赢利能力显著提高的样本比例为92.86%,业绩明显提升的样本比例为57.14%,业绩明显下滑的样本比例为14.29%,均好于股权转让总体样本水平。这说明高科技公司买壳后,对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重组,注入了具有强大赢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上市公司脱胎换骨,公司基本面发生根本好转,前景广阔。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成功的并购扩张必须立足于企业自身科技水平的发展。以上分析了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并购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上市公司业绩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实现了并购绩效。因为,在买壳上市这种并购行为中,上市公司只是并购的目标公司,而目标公司业绩的改善,可能是优劣资产置换的结果,整个集团公司的业绩并不一定得到了改善。4.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及其绩效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4.1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正绩效。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以后,主业收入和主业利润率显著提高;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以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均比并购前显著提高。说明市场上的并购行为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从而有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质量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但通过实证分析我们也发现,有40.7%的上市公司对外扩张后业绩显著下滑,36.8%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后业绩显著下滑,说明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蕴藏着极大的风险。4.2并购绩效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优、劣资产的简单置换和关联方之间的不等价交易,而不是通过并购实现了协同价值,提高了双方的经营效率。在对分组样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买壳上市业绩改善好于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关联方并购绩效好于非关联方并购;无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被并购以后,业绩改善好于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增长率远远超过主业收入增长率;66.2%的买壳方和目标公司不存在产业关联性。这些都说明并购以后,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主要是存量资产重新排列组合和财富转移的结果,即是优质资产和利润注入、劣质资产和亏损剥离的结果。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大多数仅仅处于资本经营的层面,缺乏真正的资产整合和并购以后的制度创新。优劣资产简单置换的结果是,在证券市场上崛起了一批绩优公司,同时,在市场外烂掉了另一批资产,通过并购盘活存量资产,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难以实现。4.3从分组样本看,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纯粹的混合兼并效果不佳。总体上看,并购后上市公司净利润显著下降,低于并购前水平,ROE也呈逐年下降趋势,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并购后业绩恶化。说明在目前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下,我国企业不适合搞纯粹的多角化经营。企业应在主业鲜明,充分专业化的基础上考虑混合并购的可能性,混合兼并应围绕企业的核心能力和主要业务,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剩余资源,进行相关的产品拓展型和市场拓展型混合并购。纯粹的混合兼并,不仅不能达到分散经营风险的目的,反而降低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加大了经营风险。二是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上市公司业绩恶化。控股权无偿转让以后,上市公司净利润在并购当年有所提高,但随后大幅度下降,ROE则逐年下降,且下滑速度越来越快,并购前该组样本平均ROE略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购后第三年则只达到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52.3%,比并购前下降了59.4%。从样本统计看,58.3%的上市公司在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业绩显著下滑。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并购行为,并非企业出于经营发展需要的自主选择,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从而难以获得并购绩效。三是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高科技公司入主后,上市公司各项指标均比并购前大幅度增长,而且指标的成长性也远远超过买壳上市总体样本水平。说明高科技企业的入主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高科技含量的优质资产的注入使上市公司基本面发生根本好转,前景广阔。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成功的并购扩张必须立足于企业自身科技水平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对高科技公司上市或买壳上市给予政策优惠,通过高科技公司的入市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质量,调整传统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结构。4.4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具体体现在:首先,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角色和国有产权人角色相互混淆,并购中政府介入过深。并购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解决企业的发展后劲,从总体上提高资产的经营效益。所以,并购是市场经济行为,必须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由企业平等协商进行。在并购中,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协调是必要的,但政府部门的参与应不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效益原则,避免捆绑式的"拉郎配"。政府的角色应是在企业并购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及给予政策支持,否则会导致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和经营效率的极度低下。其次,行政体系构筑的两级制度不仅造成链条长,环节多,成本高昂,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根本缺陷。相当一部分并购行为并非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而是追求公司业绩迅速增长,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政绩的短期行为。因此,建立比较完善的委托制度,对人进行有效监督和激励,实行责、权、利相结合,使人承担一定的决策风险,是提高企业经营能力,提高并购绩效的根本举措。再次,股票上市制度中的总额控制,人为维持了证券市场的极高市盈率,从而导致壳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性,由此形成证券市场普遍的寻租行为。实际上目前市场上的买壳上市和关联方并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得到或保持配股资格,取得租金收入的寻租行为。寻租动机导致相当一部分并购行为的短期性和急功近利性,具体表现是:进行简单资产置换,迅速提升业绩的多,进行资产整合、盘活存量资产、逐步提升业绩的少。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发行已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取消了额度管理的控制,这一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降低优势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难度,从而有利于减少“壳”的供给和需求,减少市场上的寻租行为。但短期来看,壳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性不会改变,寻租仍然是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证券市场没有实行严格的退市机制,[8]大量不良资产沉淀于资本市场。为了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政府也对买壳上市持鼓励态度,即认可企业的寻租行为,期望通过绩差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和其后的资产置换,将劣质资产剥离出证券市场,从而实现劣质资产的间接退市。然而,买壳上市并不是最佳的社会选择,优秀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上市,必须付出高昂的买壳成本(包括买价和重组成本),而且背上不良资产的包袱,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如果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使那些连续亏损、扭亏无望的壳公司退出市场,同时优势企业能够凭借自身实力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则市场上的租金收入和寻租行为将大大减少,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将有效降低,证券市场的资产质量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必然会提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买壳上市时将会更加注重与目标公司资产的融合性和互补性,并购绩效也将大大提高。4.5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在本文考察的样本中,真正意义上的,以企业扩张为目的的并购只有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并购,然而这一并购的效果并不理想:并购当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有所增长,然后则呈现负增长趋势,ROE则逐年下降,从样本统计看,接近一半的公司并购以后业绩显著下滑。在70个非关联方并购样本中,58个样本并购方和目标公司具有产业关联性,占82.86%。这说明上市公司对外扩张主要是为了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然而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规模经济。这是因为,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经济规模不仅取决于行业特点,而且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因此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最佳经济规模。资产规模大和销售额大并不等同于规模经济效益高,盲目扩张只能导致规模不经济。而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恰恰是技术水平不高,管理落后,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企业对外扩张不可能获得理想的绩效。因此,对我国企业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注重修炼内功,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这是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否则通过并购组建的企业集团只不过是企业的简单拼凑,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参考文献[1][美]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并购经典》,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3][美]J.弗雷德.威斯通、[韩]S.郑光、[美]苏姗.E.侯格:《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陈共、周升业、吴晓求:《公司购并原理与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徐国祥:《证券投资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6]曹永刚:《并购策略——国际企业兼并收购大案透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7]王子林、张昌彩、沈琦:《企业并购重组与国有资产结构优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8]邵建云:《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实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9]卢阿青:《借壳上市》,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10]P.S.Sudarsanam:《MERGERSANDACQUISITIONS》,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1]C.Higgins:《AnalysisforFinancialManagementRobert》,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12]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分析(1998)》,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8[13]陈信元、张田余:《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经济研究》,1999,第9期[14]王茂斌、陈斌:《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价值分析》,《财经科学》,1997,第5期[15]柯小星:《上市公司购并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国证券报》,1999.4.26[16]高见、陈歆伟:《我国证券市场资产重组效应分析》,《投资与证券》,2000,第3期[17]何小锋、王国强:《买壳上市的成本效益分析》,《经济科学》,2000,第4期[18]靳云汇、李学:《中国证券市场半强态有效性检验——买壳上市分析》,《投资与证券》,2000,第6期[19]朱江:《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和经营业绩》,《经济研究》,1999,第11期[20]王跃堂:《我国证券市场资产重组绩效之比较分析》,《财经研究》,1999,第7期[21]王检贵:《从规模优势到竞争优势:我国企业重组战略》,《经济研究》,1999,第5期[22]赵勇、朱武祥:《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可预测性》,《经济研究》,2000,第4期[23]郝晓彤、陈琦伟:《浅论管理人持股》,《当代经济科学》,2000,第5期[24]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第3期[25]文宏:《证券市场的“壳”交易与经济效率》,《投资与证券》,1999,第7期[26]王永:《论证券市场发展与企业兼并》,《经济评论》,1999,第3期[27]胡玲、李瑛:《走出混合并购的误区》,《经济管理》,1998,第12期[28]陈晓、陈小悦、刘钊:《A股盈余报告的有用性研究》,《经济研究》,1999,第6期[29]李东明:《买壳交易中“壳”的价格分析》,《中国证券报》,1999.3.22[30]王洁:《资产重组的操作偏差及其矫正》,《上海经济研究》,1999,第4期[31]王华庆、陈瑛:《试论我国企业的并购》,《国际金融研究》,1999,第2期

第6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 公司并购; 整合机理; 目标公司; 产权; 品牌; 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0-0100-04

一、引言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运作的最高境界,是充满魅力的公司治理行为,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世界第一次公司并购发生于1895年的美国,迄今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自1990年我国证券市场形成以来,公司并购也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于2008年底形成一个开端,并逐渐进入高潮。在公司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的价值增值主要是指并购公司购买目标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式产生的、交易价格高于净资产价值的差额。目标公司的价值形式是公司价值在不同状态下的不同表现,而目标公司的并购价值最终表现为交易价格,分为净资产价值、资产溢价、增长期权溢价和协同溢价四个部分。目前,现行会计制度把三种溢价的总合归结为商誉价值。

公司并购是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的并购,根据1993年《公司法》的规定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公司并购是由并购前规划、并购中交易和并购后整合三个阶段构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并购过程。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并购风险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精细的操作,并购成本将难以承受。如果没有科学的整合,并购结果将不可收拾。这三个并购子阶段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不过,经济学主要关注并购的交易过程,而管理学主要关注并购的整合过程。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热潮始于2009年初,也得到了监管机构的大力推进。仅2009年,就有176家公司提出了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或草案,通过并购重组注入资产1 248亿元至上市公司,提升上市公司总市值13 250亿元,并购公司每股收益提升78%,另有119家公司提出增发方案,10家公司提出配股方案,融资1 853.63亿元。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全流通制度下得到逐步完善和健全,促进了并购重组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上升。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员会同年共审核重大重组项目64项,通过审核58项。2009年以前,证监会连续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文件,说明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激励倾向或意愿。

随后,公司并购引起了理论研究界的关注,积累了一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刘峰、向凯(2009)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公司控制权交易制度存在缺陷,不足以有效甄别、筛选和惩罚不合格的收购者,致使公司并购行为成为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掠夺或打劫。周晓静、段云、杨姿倩(2009)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支付方式,包括现金、股票兑换、证券包销的现金收购、债券、可转换贷款或优先股等,认为现金和支付普通股是公司兼并中最重要的支付方式。王菁、田满文(2010)研究了上市公司的并购整合效率问题,着重讨论了政府干预和成本问题对整合效率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在并购后不同阶段的整合重点存在着差异,成本显著地降低了并购整合效率,政府干预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影响并购整合效率的重要因素。章新蓉、唐敏(2010)基于“动机—行为—绩效”的模式研究了不同动机导向下的公司并购绩效,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并购行为上存在着差异,并导致并购绩效的差异,倡导从并购动因引导和并购行为引导上来鼓励市场主导并购。毛雅娟、米运生(2010)从价值的视角概述了公司并购的动因,包括效率理论、信息与信号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税盾理论、再分配理论、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理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设等,其中,效率理论包括管理协同效率理论、经营协同效率理论、财务协同效率理论等。

现有的研究涉及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形式、效率、成本、动因等,缺乏对并购过程的全面性解析。事实上,并购规划、并购交易和并购整合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试行对并购整合的内部机理的探讨,从而逐步深化对公司并购战略的理解和认识。

二、研究模型的构建

公司并购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通过股票买卖来实现股权转移的一种经济法律行为,是企业并购发展的重要形式。上市公司通过实施并购重组,可以实现资源整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任何给定的公司,并购具有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目标企业的选择和其他竞争对手的相互作用,以及管理者和其他政府团体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上市公司并购的收益。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决定着整个并购流程的成败。如果并购整合失败,则无论并购规划如何精细,也无论并购交易如何有效,也会导致并购行为功亏一篑。一般而言,并购整合阶段历时一至三年不等,甚至更长。根据现有的研究,结合于对上市公司并购整合的实例调查,本研究认为公司并购整合绩效主要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员工素质、品牌影响力、市场潜力、生产有效性、经营有效性和发展前景。这些要素均是目标公司被并购前的特征,对并购整合绩效存在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对公司运营绩效存在着潜在的影响,也会在公司并购中表现出来。产权经济学一再坚信,清晰的产权有助于资本增值,模糊的产权导致资本贬值。国有企业的产权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屡禁不止,成为危害社会财产的一大祸源。但是,资产市场上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的绩效差异一直未存在清晰的定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监控不力,民营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成本现象,家族成员或控股股东运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屡次进行“掏空”,如转移优质资产、增加经理层待遇、利润操纵等,经常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二,员工素质是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内在性源泉,现代企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并购公司在对目标公司进行并购策划时,无不考虑目标公司的员工整体素质。如果目标公司的员工整体素质较差,必然成为收购公司的负担或累赘。在并购后期,如果存在着有效的人力资源整合策略,可以实现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的人力资源互补,极大地提高整体员工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命脉,而人力资本是知识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员工素质的整合是典型的知识资本开发方式之一。

第三,品牌影响力是公司的无形资产,也是知识资本,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之一。在公司并购策划阶段,目标公司的品牌效应是收购公司关注的焦点,许多公司并购行为的发生源于品牌的吸引。我国上市公司的品牌竞争力较弱,世界知名品牌较少,需要对具有高成长效应的品牌企业进行收购,以缩短品牌培育的周期。目标公司可以是上市公司,也可以是股份有效公司。只要存在股权流动性,均可以纳入收购的目标,关键是能够对品牌的长期效应给予合理的判断。品牌整合的过程较为复杂,如不慎则会两败俱伤。

第四,市场潜力也是公司收购的要点之一,不仅要求目标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也要求收购后的新公司也具备较强的市场潜力。市场潜力的判断较为直观,如果发现公司的销售额在同类产品中的份额存在着上涨的趋势,则可以判定该公司具有较好的市场潜力。但是,市场潜力的整合颇费周折,因为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的市场潜力可能存在偏离,容易分散市场潜力的合成。西方企业并购主要关注市场潜力,认为市场潜力可以代表公司的长远成长性,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公司并购并不存在清晰的决策思维,是一种模糊性的多目标决策。

第五,生产有效性是指上市公司内在的生产效率,在财务上可以用资本周转率来表示。在公司并购事件中,目标公司的生产效率或生产能力往往是并购方的关键性考虑因素。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最易形成协同效应,整合的周期最短,因为主要涉及机器、厂房、流水线等,人员因素影响较少。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大股东对生产有效性的关注较为目标,而中小股东仅关心股价,只要存在理想的溢价,就愿意将手中的股权抛出。生产有效性的分析包括多种因素,但设备性能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第六,经营有效性是指营销系统的有效性,在财务上可以用应收账款周转率来表示。经营有效性和生产有效性是并列的领域,前者专注于营销系统,后者专注于生产系统。营销机制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营销理念、营销文化、营销人员业务经验的有机融合,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一蹴而就的。目标公司优良的营销系统,也会受到收购方的青睐。营销机制的整合需要在并购规划阶段深思熟虑,因为往往存在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营销理念、思想、方式严重对立的现象,融合期相当漫长,阻碍了并购整合的整体进展。

第七,目标公司的发展前景是一种综合效应,体现于生产、营销、技术等要素的统一。发展前景就是长远发展潜力,是一种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并购方之所以实施并购,无非是考虑到目标公司具有长远的发展潜力,或者并购后的新公司能够产生长远的发展潜力。无论出于哪种考虑,并购整合是必须的。西方财务金融界具有一套缜密的公司前景测评方法,用于公司发展潜力的测评,往往应用于公司并购行为中。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往往借助于即兴判断法或头脑风暴法,凭直觉对目标公司的发展前景进行识别。

模型的构建也技术以下的技术性考虑:并购整合的绩效可以在三年后显现出来,因而选择三年前的并购事件为样本较为适宜;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累计量来判别,如果在十大股东的持股中,国有股的持股累积比例最高,则定义为国有性质,反之,则定义为民营性质;员工素质、品牌影响力、市场潜力、生产有效性、经营有效性和发展前景都可以通过对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的分析而实现定量比较;并购绩效是指并购公司并购后的特征,而其余变量是指目标公司并购前的特征。

三、模型检验

本研究拟以沪深股票市场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为研究对象,数据调查方法是李克特7点量表法,数据来源是通过对国泰君安数据库、新浪财经频道数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审计报告及上市公司期度财务报告的相关数据的综合分析而成。样本分值是由三名资深财经分析专家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而生成,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本次数据调查自2013年4月3日起,至2013年5月15日止,历时43天,获取有效样本89份,满足模型检验的基本数据要求。样本选择的条件是:并购方式是现金收购,不包括债转股、无偿划拨、置换等收购方式;并购行为发生于2009年至2011年,以便观察后期并购绩效。基于89份上市公司并购样本,借助于Eview软件,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四、结论

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结合于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调查,可以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上市公司并购整合绩效现阶段主要受到企业性质、目标公司员工素质、生产有效性、经营有效性的影响,而没有受到目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说明公司并购缺乏深层次的规划,缺少科学的、精确的、有效的财务分析方法,未能准确地判断公司发展前景、市场潜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未来发展趋势。

2.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公司并购绩效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显著优于国有上市公司。因此,证监会并购委员会应放宽民营上市公司并购的条件,尽可能地增加民营上市公司并购的份额,同时适当减少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的比例,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并购的运营绩效。

3.并购公司应深化对目标公司并购可行性的判断,提高并购成败预测能力,逐步改进并购效率。并购整合绩效并不完全取决于并购整合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并购规划和决策的影响。品牌预测、市场预测和发展预测,需要借助于成熟的预测方法,引进西方先进的预测理念,尤其在我国上市公司应摒除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掏空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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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 证券市场 企业并购 绩效 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发生在证券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评价采用事后股价变动分析法和经营业绩分析法,分别对并购发生日前后短期内股票价格的变动和较长时期内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评判,旨在说明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1)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正绩效;(2)并购绩效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优、劣资产的简单置换和关联方之间的不等价交易,而不是通过并购实现了协同价值,提高了双方的经营效率。(3)不同样本组的并购绩效表现不一:纯粹的混合兼并效果不佳;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上市公司业绩恶化;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4)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5)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 1. 导论1.1 研究的背景及目的自1897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历了五次大的并购浪潮。以美国为例,第一次大并购主要是大公司为追求规模效应进行的横向兼并;由于横向兼并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第二次并购是以大公司的纵向兼并为主要形式;第三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是混合兼并即跨行业兼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信息、通信、计算机等技术手段的推动,使小企业得以兼并大企业,因此杠杆收购成为第四次并购浪潮的特征;始于1994年的规模宏伟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多属强强联合的战略并购,合并的目的主要在于优势互补,强化企业的市场地位,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企业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证券市场也掀起并购、重组浪潮,1997年和1998年更是成为“资产重组年”。据统计1997年发生405起资产重组事件[原红旗,吴星宇,1998],1998年发生企业重组事件705起[宋亚宁,1999]。重组板块受到投资者的热情追捧,也成为市场炒作的重要题材。1999年和2000年重组势头有增无减,2001年初三联集团重组郑百文更是成为股市热门话题。然而,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并购事件中,多数并不成功。麦肯锡公司曾研究了1972~1983年间英美两国最大工业企业的116项收购案例,以1986年的财务资料为分析数据,结果发现失败率为61%,默塞尔管理公司也对200家大型公司的合并作了调查,发现合并后的3年内有57%的合并企业的盈利落到了同行后面。这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管理水平相对很低,而目标公司又多是“丑女”的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究竟如何?是否能够通过并购实现协同价值,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业绩?并购仅仅处于资本经营的层面,还是以生产经营作为依托?本文试图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进行研究,以回答上述问题,并对我国企业并购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营运效率和证券市场质量方面的功能做出基本评判。1.2 文献资料回顾关于并购的绩效,西方学者存在许多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并购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效率,使资源得以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增加了股东们所拥有的财富[Jensen,1984]。另一些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被收购的公司已经很有效率了,这些公司被收购以后,其经营并没有改善[Magenheim和Mueller,1988;Ravenscraft和Scherer,1988]。也有人断言,股东们所获得的仅仅代表了一种将财富从劳动力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手中转移出去的再分配[Shleifer和Summers,1998]。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并购活动是投机者阴谋的体现,在他们身上反映了社会的疯狂,其行为加剧了过度的负债,损害了所有者权益[Rohatyn,1986]。甚至有企业家也对兼并的作用表示怀疑。巴菲特(Buffett)就认为,以低价购买“癞蛤蟆”似的目标公司给予“亲吻”带来的奇迹太少了,有些兼并之所以很成功是因为目标公司在被购买时就已经是“王子”了。即认为并购并不能改善一个公司的经营业绩。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比较多,提出了许多兼并与要约收购之所以发生的理论,主要有:效率理论,信息与信号理论,问题与管理主义,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市场力量,税收,再分配理论等等。在实证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考察并购事件对投资者超额收益的影响,对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以美国为例,《财务经济学周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在1983年发表了对兼并与要约收购活动的研究概要。詹森和鲁贝壳在其综合性摘要文章中,对13项并购活动的抽样研究结果进行了回顾。他们的概要表中展示了在成功的要约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正收益率为30%,在成功的合并活动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正收益率为20%;杰拉尔,布莱克利和奈特(1988)概括了对1962年到1985年12月间的663起成功的要约收购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不同年代目标企业股东所获得的超额收益率不同;在对经验研究结果的概括中,詹森和鲁贝壳认为在成功的要约收购中,竟价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为正的4%,他们还估计在兼并活动中竟价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为零;杰拉尔,布莱克利和奈特(1988)考察了几十年中收购企业股东的超额收益率,发现60年代为正的4%,70年代跌至2%,80年代则为负的1%;布雷德莱、迪塞和基姆(1988)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尤、凯弗斯、史密斯和亨利(1986)研究了1975年~1984年6月间133起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和竟价企业股东的超额收益率,还提供了频率分布。我国关于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始于1998年。原红旗和吴星宇(1998)以1997年所有重组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公司重组前后四个会计指标,发现重组当年公司的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比重组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会计指标变动的幅度与公司重组的方式及重组方的关联关系有关。孙铮和王跃堂(1999)研究了同样的样本之后,并把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与非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进行比较,发现重组业绩有显著提高,但是它们发现公司重组前后业绩的变化与重组参与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关。陈信元、张田余对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的股价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股权转让、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类公司的股价在

公告前呈上升趋势,随后逐渐下降,市场对兼并收购没有反应。高见、陈歆伟(2000)对1997年沪深两市所有样本资产重组的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了影响市场反应的若干因素。以上学者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但由于我国股市起步较晚,证券市场的兼并收购近几年才大规模兴起,因此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和投机性导致股票价格不能反映其真正价值,因此仅根据并购事件的市场反应解释并购绩效,结论有一定的偏差;2.并购是一项复杂的企业经营活动,并购绩效的释放需要时间,只研究并购后当年的会计数据变化难以说明并购是否成功;3.不同动机、不同行为主体、不同类型的兼并收购其绩效应当不同,只对整体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所得结论比较笼统,难以根据结论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实证研究时,主要考察并购后几年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并将市场并购行为按照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并且对企业并购的成功率进行统计,以期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对各种类型的并购绩效做出客观评价,探索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从而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3 本文的研究视角涉及证券市场的兼并收购按照并购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方式:一是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二是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即通常所说的买壳上市;三是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第三种并购行为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前两种并购行为的绩效。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并未对“绩效”给出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绩效就是某一行为或事件所产生的后果、效果。对企业来说,并购绩效就是并购行为使企业价值发生变动的效应,企业价值增加,说明并购绩效为正,企业价值降低,说明并购绩效为负。基于此,本文研究并购绩效实际上主要是研究市场并购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1.4 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微观和宏观绩效做出基本评判,为了获得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因为纯粹的规范研究可能会流于空洞,缺乏说服力;而纯粹的实证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缺陷:研究过程和结果会受到特定样本和时间段的影响,因此不可能捕捉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掌握并购事件从那些方面影响了企业的价值,而定量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判断并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对于如何衡量公司经营绩效,国外一般有两类方法,一种是事后股价变动分析法,即衡量中长期股价和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另一种是经营业绩分析法,即针对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在市场半强势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能够反映公司价值,因此事件期内股票超额收益率既可反映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我国证券市场远未达到半强势有效,许多公司的股价远远偏离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实反映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经营业绩分析法克服了市场因素对绩效评估的干扰,能够真实反映事件对企业经营能力和业绩的影响,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市场特征下这种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并购绩效评估方法。其缺点主要在于:并购事件后,影响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的因素可能是多样的;一项战略并购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仅分析并购前后几年会计数据的变化可能无法发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而较长年度的分析又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干扰。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通过研究并购发生前后股票超额收益率考察企业并购行为的短期绩效,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并购后几年内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考察企业并购的较长期绩效。 2.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短期绩效的实证分析 2.1 研究方法研究公司并购的短期绩效,实际上就是检验股价对公司并购公告的反应。即通过研究公告日前后股价变动,分析、考察并购事件期内公司股东的超常收益。衡量一个事件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第一步是制定一个事件期。通常以宣布日为中心,宣布日在事件期内被指定为第0天。确定事件期的目的是为了捕获该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全部影响。较长的事件期间可以保证捕获到全部的影响,但容易受到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故西方学者研究的事件期一般为-40天到+40天。 超常收益的计算步骤如下:l 计算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每天中的预期正常收益 l 计算事件期内每天的实际收益Rjtl 计算每个样本公司每天的超常收益rjt=Rjt- l 计算平均超常收益 ,N表示检验的样本公司数目l 计算累积平均超常收益 ,累积平均超常收益代表并购事件对所有样本的总体平均影响。对于预期收益的计算一般有三种方法:(1)均值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选择一个“清洁期”,比如从-240到-41天, 通过计算“清洁期”的平均日收益获得, 。 (2)市场模型法,也就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方法,使用该模型也要选择一个“清洁期”,对此期间内各天进行回归分析,其模型是 ,其中Rmt是第 t天市场指数的收益,通过回归分析归算出 和 的估计值,记为 和 ,然后代入市场模型,估算出事件期内每一天的预期收益 。(3)市场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把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的预期收益等同于当天市场指数的收益: =Rmt。 2.2 研究结果分析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本文没有进行企业并购短期绩效的统计检验。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引用他们的结论并加以分析。陈信元、张田余(1999)对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分析,发现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市场对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的反应是不同的。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在公告日前CAR(平均超额收益率)有上升趋势,在公告前一个交易日, 达到峰值,在公告日后, 出现了下跌的趋势,但在公告后几天内仍显著的大于零。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在公告前市场反应冷淡,公告后有一定上升趋势,但并不明显,统计检验结果与零值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公告日前后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行为几乎没有反应。 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并购特点,本文对上述市场反应分析如下:(1)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够规范,信息披露不够严格,监管手段不够到位,因此存在信息过露的问题。某些大户和机构基金通过特有的渠道在公告前就掌握了信息,利用资金优势抬高股价,获取超常的收益,这是股权转让的CAR 在公告前上升幅度很大,而公告后又回落的主要原因。但是庄家之所以能炒作这个题材,是因为市场对股权转让这种重组方式寄予厚望。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相对较差,或是主业赢利能力逐步下滑,或是失去配股权,或是扭亏无望,而受让其股权的多是一些具备相当实力的公司,其目的是为了买壳上市,因此投资者相信新的大股东入主后,必然会通过劣质资产的剥离和优质资产的注入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提高股票价值,超额收益率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预期。另外,买壳上市的目标公司一般业绩较差,因此流通股股价较低,这为股权转让前后的股价上扬提供了价格空间。(2)市场对兼并收购行为反应冷淡,原因可能如下:l 有能力对外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本身已具有较强的实力,业绩优良,股票的价格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市场难以操作过高的股价。l 投资者对企业兼并收购行为的预期不是很好。这是因为进行兼并收购的公司本身资产规模较大,而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市场上难有强强联合的战略并购,一般目标公司规模都较小,业绩一般,“大鱼吃虾米”式的并购并不能带来公司业绩的迅速提升。l 大多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占控股地位,这导致许多兼并行为并非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理性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撮合、组织下的“扶贫救弱”行为,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对这类并购行为做出正面反映。 2.3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分析了买壳上市和兼并收购的短期绩效。结论是:买壳上市的目标公司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而兼并收购公司的投资者则不能获得超额收益。然而上面的分析是不尽完善的。这是因为:(1)分析的事件期比较短,可能难以捕获并购行为对股价的全部影响。(2) 不同目的、不同背景的并购行为其绩效是不同的,市场反应也应当不同。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对并购行 为细分,以考察市场对不同并购行为的反应。例如,买壳上市可以分成以下几组样本分别考察市场反应:股权有偿转让、股权无偿划拨、目标公司有配股权、目标公司无配股权、受让方为高科技公司等。上市公司对外兼并收购则可以分成以下几组样本:同业兼并市场反应、混合兼并市场反应、目标公司规模较大时市场反应、零值或承债兼并市场反应等。通过对样本的细分,可以研究投资者对政府行为下的并购、市场行为下的并购,目标公司绩优、目标公司绩差,同业兼并、混合兼并的不同反应。此外,可以将投资者的反应与并购后公司业绩进行比较,考察市场的理性程度。 3. 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的较长期绩效分析在分析企业并购绩效时,单纯的股票价格收益分析,难以识别股票价格变化究竟是起因于样本公司预期真实收益的变化,还是起因于市场效率因素产生的错误定价。特别在我国证券市场,市场的投机性导致股价不能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正反映并购引起的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并购的真正效应只能通过研究并购前后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化进行评判。 3.1 样本选择3.1.1样本选择的原则本文以1998年发生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较长期绩效。之所以选择1998年的样本是因为财政部[1998]66号文《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对企业兼并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统一规定,因此,1998年及以后企业对兼并收购的会计处理比较规范,数据的可比性比较强;此外,考虑到兼并收购的绩效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故并购后的分析时段不能太短,选择1998年样本则可以获得并购后三年的会计数据。根据1998年全部上市公司年报筛选出样本公司,样本公司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是98年以前上市的公司。(2)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买壳上市只选择股权无偿划拨和国家股、法人股有偿转让两类样本,二级市场收购流通股以及原大股东以上市公司股权出资导致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母公司被整体兼并导致控股权转移因不具有普遍性,样本太少,所以不予分析。(3)上市公司对外收购兼并的样本公司必须在年内未发生其他重大重组事件,如:股权转让,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4)样本公司1997~2000年的财务数据均可得到。本文研究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各个样本公司97、98、99、2000年的年报,我们假设年报中的数据是真实的。通过筛选,共选出样本公司164家,其中买壳上市样本56家,上市公司对外兼并108家。3.1.2 样本分类原则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不同并购主体不同分成两大类: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和买壳上市,分别考察每一类样本并购前后经营业绩的变化。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按照交易双方关系可分为关联方并购和非关联方并购。[1]关联方并购由于双方的特殊关系,并购动机比较复杂,并购中可能存在内幕交易和不等价交易现象,分别考察关联方并购和非关联方并购的绩效,有利于分析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混合并购一度在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流行,然而根据国外的经验混合并购往往弊大于利,将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样本中的纯粹混合并购样本列为一组[2]可以考察我国证券市场混合并购的效果。零值或承债兼并[3]的目标公司一般资产质量较差,债务负担沉重,这种并购大多是政府倡导下的“扶贫救弱”行为,其绩效如何令人关注,因此,将所有进行零值或承债兼并的上市公司列为一组考察其并购后的业绩变化具有实际意义。根据上述考虑,上市公司对外并购类样本分组情况如下:第一组:关联交易样本,共38家第二组:非关联交易样本,共70家第三组:混合并购样本,共12家第四组:零值或承债兼并样本,共12家买壳上市样本中,我们认为控股权无偿划拨是政府主导下的并购,而控股权有偿转让则相对来说市场化成分多一些;上市公司有配股资格说明上市公司在股权转让时资产质量较好,无配股资格则说明转让时公司资产质量较差;高科技公司买壳上市是1998年市场炒作的重点题材,高科技公司买壳上市的绩效如何,对于调整传统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买壳上市的样本公司按照不同特点分组。分组情况如下:第一组:股权无偿划拨样本,共12家第二组:国有、法人股有偿转让样本,共44家第三组:有配股资格样本,共30家第四组:无配股资格样本,共26家第五组:受让方为高科技公司样本,共14家 3.2 研究方法本文选择五个财务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即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简称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率。主业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并购后公司规模的扩张情况;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主业的赢利能力,实际上体现了公司资产的优劣;ROE反映了公司净资产的赢利能力,是除每股收益外最重要的财务指标,选择ROE可以避免由于股权稀释或增加对盈余指标一致性的影响,而1999年3月27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亦指出,配股必须保证最近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本文认为不能仅仅根据ROE的变动判断公司业绩的变化,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配股行为比较频繁,公司在配股后股东权益大幅度增长,而这部分资产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配股当年ROE可能有所下降,但并不能说明公司业绩下滑,所以本文选择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动率两个指标共同反映并购后公司赢利能力的变化。上述五个指标的计算方法是:1.根据年报查出每个样本公司1997年~2000年各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和ROE。2.求出每组中所有样本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之和。3.主业收入增长率=(后一期主业收入 - 前一期主业收入)/前一期主业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之和/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净资产收益率以股东权益为权数加权平均求得,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化率的计算方法与主业收入增长率的算法相同。 3.3 研究结果分析 3.3.1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后业绩变化(表1) 并购扩张总体样本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10.64 12.12 199816.9922.505.7610.66 -12.05199916.6422.675.7310.46 -1.93200020.4921.947.359.72 -7.08 总体来说,对外并购的上市公司并购前的业绩好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4],并购后各年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和ROE也均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对外并购扩张的上市公司整体实力较强,并购后也依然具备相当优势。从表1看,主业收入逐年增长,主营业务利润率也较并购前有较大提升,说明对外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主业的赢利能力。并购后净利润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远低于主业收入的增长幅度,ROE则逐年下降。这说明:一方面,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没有相应提高,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企业通过配股融资实现了净资产的快速增长,但资产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的相应增长。从单个样本统计看,对外并购以后,有44家样本公司业绩明显下滑[5],占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总样本数的40.7%。通过对分组样本业绩变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a.关联方并购绩效好于非关联方并购绩效。(表2) 关联交易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10.24 12.93 199817.8622.22-1.0910.76-16.78199917.1323.4120.9211.9711.27200016.9822.5422.5212.595.16 (表3) 非关联交易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 动率1997 10.96 11.47 199816.2822.7311.9310.58 -7.75199916.2322.05-6.389.26 -12.47200023.4221.47-8.277.24 -21.80两组样本主业收入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变化趋势相似,但关联方并购,净利润在并购当年有所下降,然后呈大幅度增长趋势,ROE也在并购当年下降,然后逐步增长;而非关联方并购当年净利润增长,以后则呈现负增长趋势,ROE也逐年下滑,且明显低于关联方并购以后的ROE水平;非关联方样本组在并购前ROE高于上市公司整体水平,但并购后的第三年已经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可见并购后公司经营能力下降,业绩下滑;从样本统计看,关联方并购后上市公司业绩显著下滑的有10家,占本组样本数的26.3%,而非关联方并购后上市公司业绩显著下滑的有34家,占本组样本数的48.6%。b.纯粹的混合并购效果不佳。 (表4) 混合并购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 ROE变动率1997 8.93 10.77 199816.6715.22-3.799.43 -12.40199913.2715.61-23.377.25 -23.17200010.9915.506.736.72 -7.35 并购后主营业务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而且主业收入增长率明显低于对外并购样本的平均水平;主营业务利润率虽然比并购前提高,但是也明显低于并购扩张样本平均水平;特别是并购后上市公司净利润显著下降,低于并购前水平,ROE逐年下滑,且下滑幅度较大(到并购后第三年已经下降了37.6%);从样本统计看,纯粹混合并购后,公司业绩显著下滑的有7家,占本组样本数的58.3%,即超过一半的公司并购后业绩恶化。C.零值或承债兼并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不大。(表5) 零值或承债兼并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6.46 7.49 19985.4719.4610.316.06-19.08199912.2721.2065.979.1951.65200012.7721.526.778.06-12.32 零值或承债兼并后,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并购扩张总体样本水平;净利润显著增长,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主业收入增长速度,说明导致净利润改善的因素不仅仅是主业收入的增长,还有一些外生因素(如,挂帐停息、减免税款等优惠政策);ROE并购前后变化不大,说明优惠政策的支持抵消了并购后不良资产对公司资产赢利能力的影响;从样本统计看,并购后业绩显著下滑和显著上升的公司均只占本组样本数的16.7%,影响不大。3.3.2 上市公司控股权转移后业绩分析(表6)买壳上市总体样本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3.46 1.70 19980.9722.64283.776.03 255.60199911.4225.5886.1010.04 66.47200020.4024.88-11.167.51 -25.17 总体来说,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转让前主营业务利润率和ROE均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壳公司整体资产质量较差。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逐年增长,但并购后当年和第二年增长速度较慢,远低于并购扩张样本水平;主营业务利润率较并购前增长5倍以上,而且并购后各年度均高于对外扩张的样本水平。说明新的大股东入主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资产置换,虽然主业收入暂时没有大幅度提高,但优质资产的注入使公司主业赢利能力显著提高。净利润和ROE在并购后第一、二年大幅度提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主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第三年虽然出现下降趋势,但是 ROE仍接近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买壳上市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赢利能力,然而企业业绩的迅速改善显然并非完全来源于主业赢利能力的提高,还有在不等价交易中注入利润、剥离亏损的因素。从样本统计看,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主业赢利能力明显提高的样本有50家,占总样本的89.3%,业绩明显较并购前下滑的公司有20家,占总样本的35.7%。即14家公司主业赢利能力的改善并没有带来业绩的提升,占总样本的25%,这显然只能用不良资产太多、管理效率未见提高来解释。通过研究分组样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a.股权有偿转让公司的并购绩效好于股权无偿划拨的公司。 (表7)股权无偿划拨样本组业绩变化(%) 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0.01 -6.41 199810.9419.95280.8110.48 263.601999-5.1725.06-19.959.26 -11.6120006.1922.01-29.875.67 -38.78(表8) 修正后的股权无偿划拨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4.64 10.28 199812.6618.3218.8010.15 -1.301999-0.8622.73-23.588.09 -20.2820003.8820.47-41.404.17 -48.41 股权无偿划拨的上市公司,总体来看,股权转移当年业绩提升显著,特别是净利润增长率达到280.81%,ROE增长了2.63倍,仔细研究样本发现,业绩的显著提升是深物业和湖南投资在股权转让前深度亏损,转让后大幅度赢利造成的。剃除这两个极端样本后,可以看出股权无偿划拨的公司业绩变化呈现如下特点:主业收入没有显著增长,主营业务利润率在股权划拨后明显提高;净利润在并购当年有较大提高,但随后大幅度下降;ROE则逐年下降,并购前ROE略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购后第三年已经远远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比并购前下降了59.4%。可见股权无偿划拨后,虽然主业赢利能力显著提高,但上市公司经营能力和业绩反而恶化。(表9) 股权有偿转让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4.99% 4.62 1998-3.44%24.01%2.75%4.40 -4.77%199919.83%25.79%178.99%10.27 133.65%200015.83%28.14%-6.29%7.95 -22.59% 股权有偿转让的上市公司,主业收入增长率高于无偿划拨样本组,而且主业利润率稳定增长,各年度指标均显著高于无偿划拨样本组;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动率波动较大,但总体来看,净利润和ROE均较并购前提高。从样本统计看,控股权无偿划拨样本中,有7家公司业绩明显下滑,占58.3%;而有偿转让样本中,有13家公司业绩显著下滑,占29.6%。b.无配股资格公司并购绩效好于有配股资格公司。 (表10) 无配股资格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4.79 -8.69 19982.7123.08134.483.18 136.65199913.1027.>!<19219.3010.24 221.74200019.3425.94-10.296.72 -34.42 (表11) 有配股资格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8.57 11.80 1998-0.1122.37-14.918.14-31.03199910.3424.5347.549.9121.75200021.0924.19-11.488.06-18.70 两组样本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均比并购前显著增长,相互差别不大。无配股资格样本组,控股权转让后净利润大幅度增长,ROE显著提升;[6]而有配股资格的样本组,净利润 变化趋势不明显,波动较大,并购后各年ROE均低于并购前水平。从表面看,似乎并购业绩较差的公司,绩效反而显著。实际原因可能在于:无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差,利润和股东权益的基数小,因此较小的绝对数增长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买壳上市的目的在于配股筹资,并购无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后,必须迅速提高其业绩,才能早日达到配股条件,因此一般买壳方会对壳公司资产进行较为彻底的置换,同时注入利润,剥离亏损,实现公司业绩的快速提升。而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本身ROE较高,买壳后即可配股筹资,没有迅速提升业绩的压力和动力,因此,买壳方在注入优质资产时,可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资产置换和重组,管理效率也没有提高,导致主业收入和主业利润率增长的同时,公司净利润并未相应增长。C.高科技公司受让股权后,公司业绩显著增长。 (表12) 高科技样本组业绩变化(%)年度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ROEROE变动率1997 3.25 4.89 199814.1325.67211.4212.70 160.04199917.5631.5562.8817.62 38.70200025.8131.30-6.179.98 -43.38 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各项指标均比并购前大幅度增长,而且远远超过股权转让总体样本水平。[7]从样本统计看,买壳后,主业赢利能力显著提高的样本比例为92.86%,业绩明显提升的样本比例为57.14%,业绩明显下滑的样本比例为14.29%,均好于股权转让总体样本水平。这说明高科技公司买壳后,对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重组,注入了具有强大赢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上市公司脱胎换骨,公司基本面发生根本好转,前景广阔。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成功的并购扩张必须立足于企业自身科技水平的发展。以上分析了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并购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上市公司业绩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实现了并购绩效。因为,在买壳上市这种并购行为中,上市公司只是并购的目标公司,而目标公司业绩的改善,可能是优劣资产置换的结果,整个集团公司的业绩并不一定得到了改善。4.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及其绩效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4.1 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正绩效。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以后,主业收入和主业利润率显著提高;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以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均比并购前显著提高。说明市场上的并购行为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从而有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质量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但通过实证分析我们也发现,有40.7%的上市公司对外扩张后业绩显著下滑,36.8%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后业绩显著下滑,说明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蕴藏着极大的风险。4.2并购绩效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优、劣资产的简单置换和关联方之间的不等价交易,而不是通过并购实现了协同价值,提高了双方的经营效率。在对分组样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买壳上市业绩改善好于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关联方并购绩效好于非关联方并购;无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被并购以后,业绩改善好于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增长率远远超过主业收入增长率;66.2%的买壳方和目标公司不存在产业关联性。这些都说明并购以后,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主要是存量资产重新排列组合和财富转移的结果,即是优质资产和利润注入、劣质资产和亏损剥离的结果。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大多数仅仅处于资本经营的层面,缺乏真正的资产整合和并购以后的制度创新。优劣资产简单置换的结果是,在证券市场上崛起了一批绩优公司,同时,在市场外烂掉了另一批资产,通过并购盘活存量资产,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难以实现。4.3 从分组样本看,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纯粹的混合兼并效果不佳。总体上看,并购后上市公司净利润显著下降,低于并购前水平,ROE也呈逐年下降趋势,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并购后业绩恶化。说明在目前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下,我国企业不适合搞纯粹的多角化经营。企业应在主业鲜明,充分专业化的基础上考虑混合并购的可能性,混合兼并应围绕企业的核心能力和主要业务,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剩余资源,进行相关的产品拓展型和市场拓展型混合并购。纯粹的混合兼并,不仅不能达到分散经营风险的目的,反而降低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加大了经营风险。二是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上市公司业绩恶化。控股权无偿转让以后,上市公司净利润在并购当年有所提高,但随后大幅度下降,ROE则逐年下降,且下滑速度越来越快,并购前该组样本平均ROE略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购后第三年则只达到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52.3%,比并购前下降了59.4%。从样本统计看,58.3%的上市公司在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业绩显著下滑。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并购行为,并非企业出于经营发展需要的自主选择,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从而难以获得并购绩效。三是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高科技公司入主后,上市公司各项指标均比并购前大幅度增长,而且指标的成长性也远远超过买壳上市总体样本水平。说明高科技企业的入主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高科技含量的优质资产的注入使上市公司基本面发生根本好转,前景广阔。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成功的并购扩张必须立足于企业自身科技水平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对高科技公司上市或买壳上市给予政策优惠,通过高科技公司的入市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质量,调整传统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结构。4.4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具体体现在:首先,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角色和国有产权人角色相互混淆,并购中政府介入过深。并购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解决企业的发展后劲,从总体上提高资产的经营效益。所以,并购是市场经济行为,必须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由企业平等协商进行。在并购中,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协调是必要的,但政府部门的参与应不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效益原则,避免捆绑式的"拉郎配"。政府的角色应是在企业并购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及给予政策支持,否则会导致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和经营效率的极度低下。其次,行政体系构筑的两级制度不仅造成链条长,环节多,成本高昂,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根本缺陷。相当一部分并购行为并非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而是追求公司业绩迅速增长,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政绩的短期行为。因此,建立比较完善的委托制度,对人进行有效监督和激励,实行责、权、利相结合,使人承担一定的决策风险,是提高企业经营能力,提高并购绩效的根本举措。再次,股票上市制度中的总额控制,人为维持了证券市场的极高市盈率,从而导致壳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性,由此形成证券市场普遍的寻租行为。实际上目前市场上的买壳上市和关联方并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得到或保持配股资格,取得租金收入的寻租行为。寻租动机导致相当一部分并购行为的短期性和急功近利性,具体表现是:进行简单资产置换,迅速提升业绩的多,进行资产整合、盘活存量资产、逐步提升业绩的少。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发行已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取消了额度管理的控制,这一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降低优势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难度,从而有利于减少“壳”的供给和需求,减少市场上的寻租行为。但短期来看,壳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性不会改变,寻租仍然是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证券市场没有实行严格的退市机制,[8]大量不良资产沉淀于资本市场。为了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政府也对买壳上市持鼓励态度,即认可企业的寻租行为,期望通过绩差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和其后的资产置换,将劣质资产剥离出证券市场,从而实现劣质资产的间接退市。然而,买壳上市并不是最佳的社会选择,优秀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上市,必须付出高昂的买壳成本(包括买价和重组成本),而且背上不良资产的包袱,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如果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使那些连续亏损、扭亏无望的壳公司退出市场,同时优势企业能够凭借自身实力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则 市场上的租金收入和寻租行为将大大减少,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将有效降低,证券市场的资产质量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必然会提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买壳上市时将会更加注重与目标公司资产的融合性和互补性,并购绩效也将大大提高。4.5 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在本文考察的样本中,真正意义上的,以企业扩张为目的的并购只有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并购,然而这一并购的效果并不理想:并购当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有所增长,然后则呈现负增长趋势,ROE则逐年下降,从样本统计看,接近一半的公司并购以后业绩显著下滑。在70个非关联方并购样本中,58个样本并购方和目标公司具有产业关联性,占82.86%。这说明上市公司对外扩张主要是为了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然而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规模经济。这是因为,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经济规模不仅取决于行业特点,而且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因此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最佳经济规模。资产规模大和销售额大并不等同于规模经济效益高,盲目扩张只能导致规模不经济。而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恰恰是技术水平不高,管理落后,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企业对外扩张不可能获得理想的绩效。因此,对我国企业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注重修炼内功,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这是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否则通过并购组建的企业集团只不过是企业的简单拼凑,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参考文献[1] [美]罗斯.L.瓦茨 、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2]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并购经典》,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3] [美]J.弗雷德.威斯通、[韩]S.郑光、[美]苏姗.E.侯格:《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 陈共、周升业、吴晓求:《公司购并原理与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 徐国祥:《证券投资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6] 曹永刚:《并购策略——国际企业兼并收购大案透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7] 王子林、张昌彩、沈琦:《企业并购重组与国有资产结构优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8] 邵建云:《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实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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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庆、陈瑛:《试论我国企业的并购》,《国际金融研究》,1999,第2期[1]关联方并购指上市公司从控股的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并购资产,非关联方并购指并购双方无关联关系。 [2]纯粹的混合兼并是指那些生产和经营彼此间毫无联系的企业之间的兼并。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判断是否属于纯粹混合并购。[3] 零值兼并指并购方以零价格兼并目标公司,承债兼并指并购方以承担目标公司全部债务为条件接管目标公司的资产。本文根据上市公司98年报对兼并收购事项的披露,判断是否属于零值或承债兼并。[4] 上市公司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各年如下:1997年 8.9%,1998年 20.00%,1999年 20.16%;平均ROE各年如下:1997年 10.05,1998年 7.62%,1999年 8.28%,2000年 7.98%(截止2001年4月28日公布年报的1112家公司)。数据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5] 本文判断业绩下滑的标准是,并购后的ROE和净利润普遍低于并购前。[6]剔除深物业和湖南投资后,各项指标变化趋势相同,数值相近,故不再列出修正后的数据表。[7] 并购后第三年ROE较大幅度下降,并不说明上市公司业绩下滑。从表中看,第三年主业收入较上一年显著提升,主业利润率基本持平,净利润小幅下滑,因此ROE的显著下降显然是配股导致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的结果。[8] 2001年4月23日PT水仙正式退市,这对提高市场内在质量,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具有重大意义。但本文认为,PT水仙的退市并不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开始实行严格的退市机制。

第8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务可持续增长;并购;资本决策;现金流量

一、财务可持续增长相关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C.Higgims教授将公司可持续增长率定义为“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情况下公司销售可能增长的最大比率”。根据可持续增长的含义,我们不妨做如下具体假设:公司资产随销售成正比例增长(资产周转率不变);净利润与销售额之比是一个常数(销售净利率不变);公司股利政策既定(留存收益率不变);资本结构既定(产权比率或资产负债率或权益乘数不变);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股数不变(公司通过留存收益获得股权资金)。根据假设可得可持续增长模型:可持续增长率(SGR)=(不发行新股条件下)股东权益增长率=留存收益÷期初股东权益=留存收益÷(期末股东权益-留存收益)=(留存收益÷期末股东权益)÷(1-留存收益/期末股东权益)=[(净利/期末股东权益)×留存收益率]÷[1-(净利/期末股东权益)× 留存收益率]=[(P×A×T)×R]÷[1-(P×A×T)×R]=ROE×R÷(1-ROE×R)。其中,P――销售净利率,A――资产周转率,T――期末权益乘数,R――留存收益率,ROE――P×A×T――权益净利率。

上述模型清晰反映出可持续增长率与公司经营效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政策(留存收益、资本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若不考虑发行新股筹资,并保持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的4个比率不变,公司销售的增长将不可能超过可持续增长。同时,可持续增长率与4个比率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正向关系。例如我们任意提高其中一个或几个比率,公司将获得更多的留存收益或负债(改变资本结构)资金,并支持一个未来新的更高的销售增长。若保持改变后新的比率不变,则意味着公司在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获得一个新的可持续增长率。可见可持续增长是一种特殊的动态平衡增长。企业自身积聚资金的能力成为支持可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市场环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这种“原动力”源源不断地供给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量,使企业在相对稳定、可靠的平衡环境中保持持续增长。

二、并购动因的财务增长解析

在西方,对企业并购存在种种理论上的解释。有的理论认为,并购中通过有效的财务活动使效率得到提高,并有可能产生超常利益。有的从证券市场信号上分析,认为股票收购传递目标公司被低估的信息,会引起并购方和目标公司股票上涨。但从增长理论来看,通过并购,投资企业获得产权在买卖中的流动,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使生产要素流向最需要、最能产生效益的地区和行业,并考虑重组对经营效率和资本结构的影响,改善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以获得企业长远利益。因此,并购的真正动因来自于企业的持续增长的需要,具体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资本投资效应

资本投资是并购中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它要求对并购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测算,确定企业的资本成本和潜在的内含报酬率,运用各种资本预算标准对并购项目进行评价以确定最优投资方案,直接影响企业的未来的成长能力,是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财务问题便是资本投资问题,通过资本预算,理财人员可以清晰地了解现金流量产生的原因以及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潜力和企业价值创造的途径。因此,资本投资决策也是最为基本的财务决策。从可持续增长的理论和模型可知,并购的实质就是通过提高资本投资的预算水平,改善企业资产的周转能力和盈利能力来提高企业经营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分析,可以分成并购后有协同效应和没有协同效应两种情况:

1、不存在协同效应。如果并购公司的增长速度大于目标公司的增长速度,则并购除了满足规模的扩张以外,刺激目标公司潜在的增长能力成为并购的主要动因,如果并购公司的增长速度小于目标公司的增长速度,则并购的主要动因可解释为并购公司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扩张并举的意图。通常,并购方更注意长远利益,只要从长期来看并购后的收益增长大于并购前的收益增长即可,因为并购方谋求了控制权的转移。但在此种情况下,并购后带来的增长是否可靠和持续的关键要考量并购投资的效益的稳定性,即并购后资产收益能力的稳定性。

2、存在并购协同效应。此时,并购除了能立即引发规模的增长以外,还因为协同效应带来资本的有效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从根本上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由于节约成本、资产重组和减少交易费用、提高规模效应等,企业额外产生一笔收益,只要市场环境稳定,这笔收益将按照可持续增长的原理以复利增值的规律支持企业的增长,即提高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水平。

(二)现金流量考虑

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与其获取现金流量的能力密切相关,除并购前要考虑企业的现金流量外,更重要的是并购后企业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对这一能力的重视源于其对财务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键支撑作用,而这一能力又取决于企业正常经营效率,并由此获取现金流量的能力。促成企业发展的现金流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源自企业经营活动;二是源自企业外部(如增加股权和负债或利息抵税收益)。但从根本上讲,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的现金流量才是维持可持续增长,增加企业价值的唯一途径。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于一般认为的并购抵税的动因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并购抵税的关键是带来了现金流量的增加,从而支持并购后企业的增长能力;另一方面必须明确的是,利息抵税收益源自企业的融资决策与所得税法,与经营活动创造的现金流量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进一步讲,即使是利息抵税收益,它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也是通过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现金流量来达到的。没有理想的经营活动,没有理想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利息抵税效益便很难发挥作用。总之,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现金流量才是提高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根本途径,其他任何形式现金流量(包括利息抵税,大量发行股票产生的现金流入,财务危机,冲突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等),不过是对企业增长的调整,因而无关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质。

(三)资本结构动因

对资本结构的考虑也是并购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从前述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分析来看,资本结构又是影响可持续增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并购过程除了要首先考虑并购的资本投入对并购后企业经营的影响、考虑并购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和稳定性外,还要考虑并购可能带来的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并购往往需要大量的融资:一是权益融资(如发行股票);二是债务融资。同时由于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并购企业也可能不同,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并购后资本结构变化,从可持续增长的模型来看,如果并购后经营活动能够创造足够补偿利息成本的经营收益,提高资本结构中负债的比率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水平,但同时会加大并购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并购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是通过并购过程改善资本结构,在正确的资本投资决策的引导下,找到适合企业可持续增长的资本结构

必须强调的是,在以上的并购动因中,各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从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性影响来看,寻找新的并购机会,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是,理财人员或者理财技术在这个环节上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寻求新的并购机会时,对机会的把握能力,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上的考虑,对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的敏锐观察,可能比系统的学识更重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主要就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旦发现了新的可以考虑的并购项目,紧随其后的程序化的资本预算决策技术的运用便是非常重要的了。不经过严密的现金流量、资本结构的取舍,是盲目的财务决策行为,将对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并购项目的提出,可以是企业中所有人的建议的结果,不需要具备过于严密的依据,有时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点子”即可;但并购项目的取舍,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资本预算评估的基础之上。我国企业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理财误区,就是许多重大的并购投资项目不过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高层管理人员的“拍脑袋决策”的过程中决定的,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复杂的甚至是长期的资本预算评估程序。没有考虑并购的实际动因,并购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影响,要么是并购导致经营效率下降,降低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最终被市场淘汰;要么是借助并购盲目扩张,使实际增长远远超过可持续增长,造成现金流量严重不足而破产。

三、结论

第一,企业并购的关键动因是并购后并购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的能力的提升,如果并购只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既没有扩充市场也没有从根本改善企业的经营能力,则这种并购不会增加企业价值,对并购方缺乏吸引力。

第二,企业并购的具体动因可以概括为资本投资效应、现金流量和资本结构动因。其中的关键又是正确的资本投资预算,一个切实可行用于并购的资本投资预算将能改善并购后企业的经营效率,从而产生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经营现金流量支持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增长。

第三,资本投资效应的提高支撑着企业潜在的可持续增长能力,现金流量是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提高得到现实保证,而并购中对资本结构的考虑应当以资本投资效应和现金流量为基础,资本结构的安排属于财务政策的范畴,只有经营效率的提高,再辅之以合理的资本结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财务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第四,从可持续增长模型不难看出,单纯的发行新股实现并购,如果不能提高经营效率,将无助于改善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因此,我国上市公司中在没有充分考虑并购效应基础上,依靠发行股票通过收购扩充规模,片面提高增长率,不仅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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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并购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司金融学;公司并购;井购动因;价值创造;价值毁损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20-05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公司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即企业的兼并与收购,被视为公司金融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企业最重要的投资行为,也是企业实施其战略的有力手段。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对公司并购理论的研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并购理论体系。相形之下,虽然我国的公司并购,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并购起步较晚,至今不过十几年的历史,但国内学者对公司并购问题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近30多年以来,国外公司金融的研究者们有关公司并购问题的解释作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大量研究已经对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公司并购并不能为主并公司股东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主并公司的长期绩效,这引发了人们透过现象追溯本源的兴趣,即对并购动因的探讨。由于公司并购事件的发起人一般是主并公司,而倘若主并公司没有发起并购行为,股东价值就不至于毁损,那么对并购事件无论在发生频率或是所涉金额上都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本文认为,目前多数的传统公司并购动因理论无法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对于并购动因问题的探索如果基于价值视角展开,即基于“果”探寻“因”,则更有益于揭开并购之谜。

一、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

在早期西方并购动因理论体系中,有一类理论认为并购可以创造价值,如若对其进行梳理则可归纳为表1中的6个方面:

(一)效率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思想在于探讨有限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而效率理论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对企业并购进行解释的。并购的效率理论认为企业并购存在潜在效益,通常表现为企业业绩的改善或获得某种形式的协同效应,而根据这些潜在协同效应的具体形式,效率理论又可分为管理协同效应理论、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经营协同效应理论、财务协同效应、战略性重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价值低估理论。

(二)信息与信号理论

Bradley等(1983)提出了并购的信息与信号理论,他们认为并购活动会散布关于目标企业股票被低估的信息并且促使市场对这些股票进行重新估价。这一理论包含两个假设:其一,并购传递了目标公司股权被低估的信息,就目标公司而言,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就会有市值重估的产生,即“坐在金矿上”或“待价而沽”;其二,并购要约的公告或关于并购的谈判将向目标公司管理层传达某种信息,激励管理者应该从事更有效率的管理活动,也称为“鞭策效应”。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无论并购最后是否成功,目标公司的价值在要约收购中总会被明显提高的现象。

(三)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指并购产生于主并公司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垄断性意愿,而垄断性的来源有两方面,包括:通过并购,主并公司减少竞争对手的数量,提高市场份额,从而使行业集中度增大;通过并购,主并公司增大了生产规模,其与供应商或顾客的讨价还价能力随之增强。因此,为了获得更强的市场势力,进而获得超额利润,公司并购活动成为主并公司追求垄断的结果。

(四)税盾理论

税盾理论强调的税盾作用对于并购发生的解释在于当一个存在累积税收损失或税收减免的公司与另一个需要支付税收的公司合并,或低税收的一方收购高税收的一方,则可产生合理避税的效果,公司的股东价值随之增加,而增加值应该等于节税金额的现值。

(五)再分配理论

再分配理论指的是公司并购会引起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并购利益从债权人转移至股东,或从一般员工转移至股东及消费者,因此,多数情况下主并公司股东作为受益人,一般都会赞成这种并购活动。基于这一理论,McDaniel(1986)指出,企业并购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并购中股东可能攫取了债权人的资本收益或令其承担资本损失。而从再分配的视角上来看,并购的税盾理论也可以视为是并购利益从征税部门(政府)转移至并购企业的一种利益再分配。

(六)内部资本市场理论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是企业内部资金配置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有Richardson(1960)、Alchian(1969)和Williamson(1975)等。Wil-liamson(1975)则给出了内部资本市场替代外部资本市场的三个理由:其一,外部资本市场在获取企业内部信息时存在障碍或成本过高,很难根据市场状况对经营进行迅速的微调,显然,内部资本市场在这些方面均占有优势;其二,内部资本市场中企业转移或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其三,内部资本市场增强了企业避开法规限制及合理避税等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灵活性。因此,通过并购实现企业集团的资本市场内部化,可以提高公司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西方早期的并购研究者们已经从6个方面对并购动因进行了解释,但是,当研究者们开始对公司并购现象展开实证研究时,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则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其中,对于“并购是否创造价值”问题的关注首先要归功于Jensen和Ruback(1983)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们指出并购可以为目标公司带来巨大的超常收益,而主并公司获得的超常收益却近乎于零。并且,与Jensen和Ruback(1983)具有类似观点的公司并购研究不在少数(Asquith,1983;Brad-ley等,1988;Dodd,1980;Firth,1980;Ruback和Mik-kelson,1984等)。而针对近二十多年来公司并购事件展开的研究表明,公司并购给主并公司带来的价值减损正在恶化(Mitchell和Mulherln,1996;Andrade等,2001等;Moeller等,2005)。基于上述有关公司并购结果的文献,人们发现主并公司在并购中并未为自身创造价值,而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这促使研究者们透过现象对以往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进行反思。

二、公司并购的价值毁损理论

为了弥补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在对并购现象解释时的缺陷,研究者们开始沿着两条理论脉络

研究公司并购动因问题,其一是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其二是“自大(Hubris)”假说(Roll,1986),这两条理论脉络构成了公司并购的价值毁损理论,即表1中传统并购理论的第二个分支。下面,本文对公司并购的理论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设分别展开述评。

(一)理论

威斯通等(2003)将问题与管理主义理论归为一类,实际上管理主义理论的出现要先于理论,但后者的内容涵盖了前者并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另外,本文认为并购的自由现金流假设实际上产生于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将其作为理论在并购问题上的一个延伸是更为恰当的。Jensen和Meckling(1976)在Berle和Means(1932)提出的两权分离命题基础上提出了理论,也称为成本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管理者会进行不当的在职消费或王作懈怠等,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最大化自身的利益,由此产生了成本。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当管理者仅拥有部分企业股权或剩余求偿权时,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表现为管理者工作“偷懒”或追求过度在职消费,而并购或接管可以成为缓解这一冲突的市场机制之一。然而,基于理论的观点,公司并购也可能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表现,而管理者与股东的激励不相容对并购动因的解释存在三类情形,管理者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Amihud和Lev,1981;Agrawal和Mandelker,1987;Bliss和Rosen,2001;Datta等,2001;Grinstein和Hribar,2003;Harford和Ij,2007),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6,1988)与进行堑壕(Shleifer和Vishny,1989)的自我保护而发动并购行为。因此,在研究公司并购动因问题上,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设

虽然上述理论的视角为解释公司并购的动因提供了一个严密的分析框架,并且其研究触角已经深入多个维度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否认人们对并购为什么会创造或损毁价值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开(Jensen和Ruback,1983;Andrade等,2001)。为此,Roll(1986)首次提出并购的“自大”假说,认为主并公司管理者对目标公司作出高于目前市场的估价,由于此管理者的非理性动机主并公司支付了过高的溢价达成了并购交易,而这是导致主并公司股价下跌而目标公司股价上升的原因。延续这一研究思路,Hayward和Hambrick(1997)的实证结果表明,CEO的过度自信的确导致主并公司支付了过高的溢价,这一关系在弱势董事会存在的公司中更显著,并且CEO过度自信水平与主并公司的股东财富损失正相关。Shefrin(2007)指出“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的管理者热衷于发起公司并购事件,即使市场并不看好这些并购。”

三、国内的相关研究

在对国内并购动因研究进行整理和归纳后,本文发现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尤其是特殊的股权结构与政府干预对并购活动的影响是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比如,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将股权集中度过高的公司并购动因视为“投机性资产重组”或“政府干预性资产重组”;陈信元等(2003)也提出了与之类似的“机会主义资产重组”概念,对资产重组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李增泉等(2005)指出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或掏空动机对我国公司的并购活动会产生重要影响;方军雄(2008)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的确对企业的并购决策产生了影响,表现为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潘红波等(2008)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他们发现地方政府出于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的考虑可能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

另外,国内研究者们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并购研究也丰富了西方传统并购的理论体系。张宗新和季雷(2003)则基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理论对“购并公司股东损益之谜”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公司并购是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动态博弈和均衡的结果。谭劲松等(2003)对10起换股合并案例进行研究后指出这10起换股合并的动因并非效率因素,而是受到多方利益博弈所决定的。李善民和郑南磊(2007)认为并购活动打乱了并购前的权力分布格局,并购后利益相关者采取对抗性策略,使得并购中潜在的协同效应难以实现,主并公司股东不能获得财富效应。而陈玉罡和李善民(2007)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对我国的公司并购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认为主并公司进行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节约显性和隐易成本。

可见,我国多数并购研究成果的取得是来自于在西方并购动因理论框架外探寻并购动因的答案,因此,虽然国内学术界已经采用了国外部分成熟的并购动因理论对我国的并购现象展开讨论,但尚无法以西方成熟的并购动因理论对我国的并购现象作出充分的诠释。其中,张秋生和周琳(2003)认为对于并购协同效应预测和评估至今仍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因此限制了国内并购的协同效应研究;张新(2003)指出西方并购理论中的协同效应、自大假说和理论对我国公司并购的动因及主并公司价值毁损的现象具有一定解释作用;王培林等(2007)发现自由现金流量的成本可以对我国的公司并购作出解释,但企业的负债水平对管理者的行为没有显著的约束作用;李善民等(2009)基于理论,选取管理者私有收益的视角对我国并购展开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为理论对我国公司并购现象的解释给予了支持。

相对于上述理论在我国并购问题中的运用,我国研究者对公司并购行为学解释的研究还是近年来的事情,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有关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设在并购问题上的研究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傅强和方文俊(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另外,吴超鹏等(2008)认为管理者因首次并购成功而产生过度自信偏差,但连续并购绩效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效应和学习效应何者占优。与上述国内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姜付秀等(2009)的实证研究关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扩张的关系,但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之间并无显著的关联性。可见,到目前为止公司并购的行为学解释在国内学术界还尚存一定的争议。

四、未来并购动因理论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