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论文提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繁荣，房价居高不下是城镇居民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发挥经济适用房应该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希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经济适用房的产生和发展

1998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概念。这份文件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即高收入者购买或租赁市场价格商品住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最低收入者租用政府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由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建设，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为目的，是一种由政府提供了相关优惠政策的、只获取微利的普通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住房供应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某种政策倾斜来扩大住房供给，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经济适用住房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解决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优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促进居民住房消费i缓解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矛盾；促进城郊结合部等特殊区域的发展。

但是，在经济适用房建设以及销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真正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目前的现状是，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经济和适用的特点，和普通商品房没有太大的区别：且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应给予他们的福利。

二、基于委托理论分析经济适用房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一)委托理论的基本概念。委托关系是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如果当一个需要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来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那么委托关系就产生了。如果某个个体想获得某种利益，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只能委托别人替自己完成，那么这个人就是委托人，而后者就是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委托人通常处于信息劣势，而人处于信息优势。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可能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契约发生前，契约一方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或者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契约发生以后，契约一方选择有损于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动，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委托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合同，规范人的行为，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动。

(二)分析开发商在项目建设和销售过程中的问题。我国在进行住房保障制度设计中，经济适用房的运作不是由非营利性机构来封闭实施，而是由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开发商来运作，这本身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因为政府和开发商的目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政府实行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二次再分配的形式，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问题，住房保障体制所追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居住状况：而从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角度来看，开发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本质特性，不管是开发经济适用房还是商品房，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品房开发直接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而经济适用房是在不突破利润率上限的前提下，借助于规模经营、优惠的土地取得成本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来实现高额利润。政府和开发商基于这样的制度条件而形成的委托关系，必然导致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初期目标产生较大偏差。

目前所采取的经济适用房开发模式是政府通过给予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划拨土地、税费减半征收等措施，来降低开发项目的成本；开发商则负责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销售等全方位的工作，在要求的利润空间内制定销售价格；政府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选择开发商来开发经济适用房，开发商根据政府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签订开发合同后，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开发商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状态，开发商通过提高开发标准、扩大商品房的比例、提高价格、隐瞒经济适用房性质等违规行为来欺骗政府主管部门，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开发商由于对项目的运作、资金投入、成本控制、生产技术等拥有较全面的信息，承担人的角色；地方政府因对开发商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地方政府在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时，因信息不充分会导致逆向选择。正是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共同作用，不良开发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愈演愈烈，进而导致了经济适用房价格偏高和开发标准的高档化。

三、基于寻租理论分析政府在监管和规划方面的问题

(一)寻租理论的基本概念。经济学里所说的“租”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 广义而言，寻租活动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涉及采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整个寻租活动包括权力主体的设租和个体的寻租。权力主体的设租，即权力主体在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过程中阻止供给增加，人为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不足，从而形成权力主体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和条件，这往往是从权力到金钱的过程。个体寻租，即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特权以维护既得利益的活动。寻租过程通常会表现为，由利益驱使获得权力，再由权力获得利益。

(二)分析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监管和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国家给予了用地优先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诸多优惠政策，自然诱使开发商们竞相向主管部门寻租，以“经济适用房”之名行“商品房”之实。而对于拥有审核开发商资质、分配经济适用房等权力的主管部门及负责人来说，一旦认识到手中权力的市场价值，“造租活动”也会伴随着开发商的寻租迅速蔓延。

缺乏制衡的权力运用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商品化，从而为寻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从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尚待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漏洞和空白较多，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现象同时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对寻租活动进行监督的效力。由于信息不对称，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更是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的力度。

由于受到经济租的诱惑和影响，在部分经济适用房项目的规划过程中，也就难免因为要照顾开发商的利益而出现不合理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开发商为维护自己通过寻租获得的利益，就希望政府保持对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或者通过某种“隐形市场”支配和影响资源配置。政府对市场的垄断及政府扶持下造就的企业垄断排除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使得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不能良好地运行，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灵，给消费者和经济适用房市场带来潜在损失。

四、经济适用房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从委托的角度分析对策。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来看，要解决经济适用房开发中的问题，也就是要预防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委托理论，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制定权利和义务、责任和利益相制衡的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将委托人的风险不同程度地转为人的风险，从而促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实现目标利润最大化的行动。

第2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亚里士多德用大树做比喻，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个部分：树根部分是最基础的第一部分，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即metaphysics，中译《形而上学》；作为主体的树干部分是第二部分，即物理学；表现为树枝的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这个树根，也就是这个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 being，就是古典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哲学。由于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化自哲学，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显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是我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第3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经济适用房建设是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分配的设想是在房地产业总体市场化的背景下，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采取划拨土地、税费减免等方式开发建设经适房，降低其建设成本，再按照“成本+微利”的原则，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水平定向供应给那些需要的家庭，以完成政府保障民生的初衷。经适房供应价与市场价的差价部分，可以看作是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对特定群体的补贴。这部分差价，在有些地方表现为数万元，在有的大城市则已经达到了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看，经适房过低的价格将引发超量的需求，进而形成供需的缺口。差价部分越大，潜在需求越大，供需缺口就越大，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对此，政府采取行政管制、设置准入门槛的办法来进行需求控制，也就是在实践中制订经适房申请家庭收入、财产、身份等准入条件来予以约束，进而将经适房供应给设想中的这些特定人群。但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将这些人群准确地“筛选”出来，一直是困扰各级政府的一个难题。

再来看与之相关联的第二个难题，在经适房分配完成后，如何确保这些房屋真正用于自住，而非转租或转售获取差价？很多地方采取了“严格检查监控”、“违规者严厉清退”、“五年内禁止上市”等方法，但是由于监管信息成本过高、可操作性欠缺、房屋期权化交易等原因，对经适房后续管理效果的宣传报道在各媒体上一直难觅踪迹。

正因为这两大问题的存在，经适房的分配使用中不断伴随着负面新闻。政府推行住房保障的初衷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经适房如果没有得到公平分配使用的话，反而会扩大贫富差距、强化社会不公平，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浪费的是宝贵的公共资源。

二、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信息不对称、有效信息缺失是经适房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难题。信息不对称是指有效信息在相互交易的经济个体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即有人对关于某些事情的信息比另外一些人掌握得多一些，有人掌握的信息少一些。信息不对称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开始，主要用于解释市场的经济现象。

信息经济学中，一般把不对称信息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事先不对称，即在签订契约或从事交易之前就存在不对称信息，由此导致的问题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例如著名的“二手车问题”，在以个体为主的交易市场内，二手车的买主通常无法准确评价车的质量，于是买主愿意支付的价格只能反映市场中二手车的平均质量，即介于次品车的低价值与好车的高价值之间；与此相反，二手车的所有者非常清楚自己车的质量，如果是次品车，车主非常乐意按照买主愿意支付的价格售车，然而如果是好车，车主明显知道买主低估了车价，因此可能不愿意售出。因此逆向选择的结果是，好的二手车从市场中被淘汰出去，市场中充斥劣质的二手车，市场运作效果自然很差。另一类是事后不对称，即在契约签订后才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这些往往涉及签订契约后不可观察的行为，这类情况产生的问题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比如说，当某人加入某保险公司的车险，任何事故损失都会得到全额赔偿。那么开车人就会改变开车习惯，比如闯红灯、不系安全带，同时保险公司很难同步监管，由此导致发生事故的概率提高，而保险公司赔钱的风险加大。

由此引申到公共管理领域的经适房分配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危害。先看逆向选择现象，那些希望转卖获利的恶意申请者最有申请积极性，由于经适房供给方（政府）未完全掌握申请方（市民）的有效经济信息，因此存在着明显的信息劣势。在具体申请入围博弈中，申请人能够且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信息，以增加获得房屋的机会。在保障房资源量既定的情况下，产生了双方的逆向选择，恶意申请人获得经适房，而更多的诚实申请人被淘汰出局，进而引发严重的恶性循环；同时供给方由于经适房供应的社会效果不理想，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则倾向于减少甚至停建经适房。

再看道德风险问题。在申请方获得房屋后，并未将其用于自住，而是将其出售获得丰厚差价或转租获利，同时政府又因监管成本太高而疏于监管，因此骗购现象屡禁不止。再深入地看，经适房交易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交易前的逆向选择，转售的丰厚回报（且在很大概率上是低风险的）将刺激更多的人去恶意申请，利用政策漏洞进行套利。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实践

在看到经适房分配制度难题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设法解决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发挥制度的“正能量”。

1.“逆向选择”与“收入财产审核”

以信息经济学来看，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方法包括信号筛选（screening），即信息劣势的一方以一定成本收集有效信息以改善自己在交易中的不利地位。比如说，有车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要求在申请表中填写开车人年龄、婚姻状况、工作—住宿距离等信息。一般来说，成年人、有家室的，开车比较谨慎；工作单位离家近，开车距离短，出事故的可能性也小；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查看开车人以往的事故记录。这样保险公司虽不能直接掌握被保险人的事故概率，但可以利用上述信息来进行区分。

具体在经适房分配环节，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信息技术优势，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加大申请人收入、财产等准入条件的审核力度，提升政府审核的实效。比如说，上海市近年来创设了行之有效的居民住房和经济状况两轮核查机制。对审查申请家庭的住房状况，主要通过全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系统和公有住房数据库系统进行核查；对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主要通过民政、人保、税务、房管、公安、交通、银行、证监等部门信息综合比对的方式进行核查。其中，银行存款核查已覆盖全市51家中资银行及外资银行；证券信息查询已实现沪深证交所的信息全覆盖。在两轮审核过程中，政府掌握了较为全面可靠的申请者信息，申请家庭不符合条件的检出率分别达到5%和10%左右，有近8000户申请家庭被“筛选”出局，与以往依靠直观式核查方式的1%～3%检出率相比，大幅提高了核查的可靠性，对潜在的恶意申请者也起到了强大的“吓阻”作用。以此为基础，上海市不断扩大经适房的受惠面，动态调整准入门槛，经过连续3次放宽准入标准，目前准入条件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人均月收入5000元、人均财产15万元，全市住房困难的中等左右收入家庭，包括近年来落户的引进人才、青年职工等均纳入政策覆盖范围，实现了住房保障水平的可持续提升。

2.“道德风险”与“共有产权”

即使在信息经济学领域，道德风险问题靠单纯强化监管难以解决。在保险领域，保险公司总是希望投保人保护好自己的汽车或生病后仅用一些必要的药品而不是动辄就去就医。可是当保险公司提供全额保险的时候，这个目标就难以达到了，因为投保后的车主没有动力采取防护措施，投保后的病人也会尽可能享受医疗服务，甚至要求医生多开贵重药物。虽然保险公司能够通过观察到的信息来规定费率，比如根据大楼的防火、灭火设施完善程度来提供差异化的火灾险费率，比如外国一些人寿保险通常规定对吸烟者收取高出非吸烟者的保险费。但是毕竟对人们的大多数行为难以观察，所以一般保险公司都采取让顾客承担部分风险、刺激其采取谨慎保护措施的“非全额”保险方法，同理还有劳动力市场中的折中激励机制——分成制（sharecropping）。

具体在经适房的机制设计领域，“共有产权”制度可以说也是类似思想的体现。所谓“共有产权”，主要依据在经济适用住房中政府的各种投入（如土地出让金、行政税费减免等）和购房人的购房款投入所占的不同比例，并考虑周边普通商品住房的房价，设定政府（住房保障机构）和购房人不同比例的产权份额，并由双方在购房时通过合同事先约定。在购房人自住时，住房保障机构让渡名下份额的“使用权”，使购房人享有完整的房屋“使用权”，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购房人5年内不得转让房屋，5年后按规定上市转让的，住房保障机构作为共有产权人有优先回购权，并规定购房人和保障机构按各自的产权份额分配上市转让收入。

“共有产权”的运作机制，实际上是模拟市场价格的办法，将政府划拨土地、减免税费等形成与市场同质商品房的差价部分，转化为政府的产权予以持有，并在上市转让环节有效压缩了申请者投资获利的空间，价格信号清晰明确，退出机制便于操作，防止了社会公共资源流失，且政府监督成本明显降低。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共有产权”模式大大降低了恶意申请者的套利空间，从事后环节形成了对恶意申请者的负向激励机制。

总体来看，“共有产权”模式是当前比较有效的防止经适房交易后道德风险的机制，且合情合法，利远大于弊。建议在即将出台的国家《基本住房保障条例》中予以进一步明确，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3.公开透明

第4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6月20日

《政治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与其他课程相比，《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需要讲授经济科学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承载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的教学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已经大大削弱。这种变化反映在教学层面上，使得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存在不少困惑。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自身存在的一些因素，使得《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间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5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保证，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它与理论教学共同构成了高校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学是无法实验的，主要靠观察提炼、逻辑分析推理、统计和实证检验。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实验在经济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中乏善可陈。随着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和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正式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学术价值，引起了经济学教学领域对实验教学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实验教学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根据社会要求和人的发展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科学知识、思维方法、操作技能等传授给学生，从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考虑，让学生去创造、去设计，创造性地提高素质，开发潜能，发展个性。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实验教学方式更有利于教与学的互动，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一种深化教学改革和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板书和多媒体教学为主，穿插案例教学以丰富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这种教学模式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灌输式的被动课堂学习模式，容易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弊端，导致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缺乏热情。因此，把实验教学方法引入到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变传统被动性课堂学习模式为主动性学习模式，必然成为高等院校理论经济学相关专业教学手段及方式改革的重要方向。鉴于此，本文对目前我国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实验教学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中更好地融入实验教学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引起高校理论经济学任课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的更多关注和思考。

二、目前我国理论经济学开展实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实验的方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近年来，实验教学在我国的经济学教学中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的实验教学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应用经济学的，例如金融学、投资学、国际贸易、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软硬件环境和成熟的教学体系，而在大多数高校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实验教学仍然处于对传统理论教学方式进行补充的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主要存在着教育体制和观念落后、教学资源匮乏、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

(一)实验教学的观念滞后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经过不断发展和创新，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无法摆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在应试教育的观念和模式下，传统的讲授式的知识传授方法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忽视学生的主动参与，侧重对经济理论的讲解，忽视理论的实际应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也无法全面检测学生对知识运用的能力[5]。此外，提起实验，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具体的实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理论演绎推导的模式，这种理论的高度抽象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

(二)实验教学的资源匮乏

首先，理论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本身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例如，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理性人的假设条件下建立起宏伟的经济学大厦，经过几百年数量化和模型化的发展，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演变为一门充满数学思维的学科。著名经济学家科斯(RCoase)认为，严格的前提假设、高深的数理表达以及精巧的建模技术已使当前主流经济学理论演化成一种极端经院式的黑板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以及众多概念、原理，让学生倍感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其次，实验教学对教师较高的要求导致我国目前实验教学人才的匮乏。实验教学模式所决定的互动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要求教师除了具备准备和组织实验教学的能力外，还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在实验过程中还要具备较强的应变和判断能力，能够及时分析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最后，理论经济学长期以来的重理论轻应用的教学模式使得在实际的实验教学中缺乏规范系统的经济学实验教材，一些实验教学软件例如博弈实验教学软件也缺乏相应配套教材的支持。

(三)实验教学的手段落后

教学手段的缺乏和落后也是制约开展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的重要因素。由于实验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参与能力和动手能力, 教师和学生在实验教学中除了需要运用到多媒体技术、投影技术等传统教学手段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仿真技术、网络技术等先进的实验教学手段也被引入到实验教学中用来实现教学目标，这些仪器和设备的添置、维修和升级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目前，我国高校中仍有很多开设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学校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来建设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经济学实验室。此外，由于目前国内对实验经济学了解并不多，甚至将经济学实验等同于计算机模拟或流程模拟系统，导致国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实验室并不是做经济学实验，而只是设一个计算机机房，在计算机上装有各种实际中使用的系统，比如银行模拟系统、税收征管系统等，其作用只不过是作为教学辅助的工具让学生了解工作中的实务流程，实验教学仍然只起到对理论教学的一种补充作用。

三、实验教学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从1738 年的 圣彼得堡悖论算起，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但是直到1948 年，著名经济学张伯伦在哈佛大学课堂上进行供给和需求的实验用以验证市场的不完全性才真正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开始。1962 年，弗农史密斯将他从1956 年起所进行的实验做了总结，发表了经典论文《市场竞争行为的实验研究》，不仅标志着实验方法在主流经济学中已确立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和史密斯，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奥曼和谢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实验的价值，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和经济问题，同时也为经济学课堂中引入实验教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条件，引起了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

(一)实验与行为经济学预示着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

实验经济学一方面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传统，抛弃了社会科学不可实验的旧论，认为经济理论完全具备实验检验的条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又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8]。首先，实验经济学用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用实验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简单化等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避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实验经济学揭示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也就指出了以后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方法必将成为我国许多经济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工具，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理论研究产生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

(二)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理解

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传统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系统性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对本门学科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感性认识的积累和直接经验的铺垫，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知识体系构架，难以产生知识的内化效应。实验教学可以通过设计适当的实验制度，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微观或宏观经济环境，保持必要的控制，对有关变量进行测量，通过实验观察经济参与人对信息的反应并得出实验结果，以此来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学生在经济学实验教学中亲自参与计算机仿真或实物模拟的经济活动，通过实验的现象和过程弥补对经济现象和公众行为感性认识不足的缺陷，使学生身临其境，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使抽象难懂的经济模型变得具体形象。例如，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就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或课堂纸笔实验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亲自验证理性人假说，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三)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

实验教学通过让学生亲自参与实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其主动思考、积极讨论。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分析，并做出决策和选择，从模拟的决策过程中得到训练。因此，经济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学生对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以及对经济规律的主动探索，这种成就感的获得是激发学生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主要诱因。例如，经济学沙盘模拟实验就可以通过筹码推演和角色扮演，模拟宏观和微观经济经营过程，营造真实的经济环境，让学生体会现实生活中企业、政府、消费者之间的经济行为，让学生接触到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流程，并能有意识地搜集和分析各项经济运行数据，通过数据分析验证经济模型和经济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最终，学生在分组对抗竞争环境下体会经济学的魅力，由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

(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创新意识就是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程序和方法，提出和得到具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新观点、新发现。经济学的实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主动搜集并分析有关信息和资料，对相关问题做出假设并通过实验加以验证，通过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分析实验结果，得出最后的结论;需要学生主动对课本上的理论或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形成自己的观点;需要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加强合作与协作意识，充分与教师和学习伙伴进行交流并融入到学习小组或团队中。实验教学的这个过程将学生置于可控环境中，能锻炼学生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有效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五)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经济学的实验教学给教师提供了全新的教学和研究模式，一方面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既要具备宽厚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专业教学能力，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实验教学设计能力，无形中促进和推动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学实验通过科学地设计和运行可控的实验现场，以现实的人作为市场参与者，建立了检验各种经济理论有效性的实验方法。此外，还可以通过价值诱导方法，在实验中创造现实世界中的激励，以帮助研究者掌握并分析真实的实验结果。因此，教师在开展经济学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特点，通过有效的实验设计将课堂实验的结果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取得对微观经济行为特征的把握和诸多行为假定的有效检验。这种教学科研相长、相互促进的过程，历练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四、加强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基本思路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学科，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经济学教学不但要使学生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用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目前，我国经济学实验教学比较落后的现状与经济学教学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目标并不相称。因此，只有改变忽视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的传统观念，建立科学合理并能给予实验教学充分重视的经济学教学体系，通过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制，完善实验教学的相关配套设施，才能真正实现培养经济学高素质人才的教学目标。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体系

实验教学作为一种直观、形象、参与度高的教学手段，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如果能利用得当，确实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并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课堂上所学到的各种理论知识。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实验教学还是理论教学，都是一种教学手段而不是目的，加强实验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教学内容本身，并能够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经济学的教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真正决定教学效果的还是课程的整体设计、教学内容之间的层次与逻辑以及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应用。因此，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验教学，都需要实现从传统上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从传授模式向学习模式转变，真正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科学合理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体系。

(二)加强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实验教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对整个实验教学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实验教学也对教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必须加强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设。首先，从事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的教师需要加强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把握。如果一个教师没有宽厚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缺乏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把握，是无法完成好实验教学任务的。例如，通过受控实验对已有的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如果一个教师对拍卖理论没有系统整体的把握，无法从理论上讲解清楚英式拍卖、荷式拍卖、密封一价拍卖以及密封二价拍卖的联系和区别，也就无法在实验中指导学生有效完成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其次，鼓励教师通过参加实验教学培训班等多种方式，组织教师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其自觉转变教育观念，主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再次，由于一些实验运用到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需要对实验教师进行有关计算机、实验操作技术、实验室设备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帮助教师掌握最新的实验技术和实验教学手段。

(三)健全和完善鼓励实验教学的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一直偏重于理论教学，对实验教学则重视不够。因此，为了加强理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需要建立一整套鼓励实验教学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首先，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进行实验教学改革。设立实验教学专项经费，资助教师开展经济学实验教学课程，鼓励教师从事实验教学、实验室建设、实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以有效推动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教学质量的提升。其次，提高开展实验教学教师的待遇。对于新开设的实验课程和具有创新性、研究性实验项目，在现有工作量计算办法的基础上，通过乘一定的系数使从事实验教学教师的工作量和课时费高于单纯从事理论教学教师的平均水平。对于参加实验室建设管理的教师，学校要给予相应的实验室建设工作补贴。此外，要鼓励开展实验教学的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创新研究活动。通过设立实验教学和科研成果奖，调动教师利用实验室和实验课程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在推动实验教学的同时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实现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目标。

第6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事实进行哲学分析和道德批判的理论基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如何在历史发展中通过消除异化而实现自由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思路是：把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运动的现实规律归结为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抽象的形式规律，用后者的抽象关系和抽象发展去克服前者在现实关系和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本质。这表明，马克思此时还尚未达到对“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的实证程度。马克思的后续研究表明，他不仅放弃了用人道主义哲学方式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方法，也放弃了把人道主义哲学当作诠释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原则。但是，作为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批判形式，一些人道主义因素却被马克思一直延续下来。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5―0022―0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手稿》研究的焦点和中心。已有的研究立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A.《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价值基石，完全可以根据《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哲学架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B.《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哲学残余，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该与之划清界限；C.应历史地看待《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合理地位，以此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基于如下国民经济事实：国民经济学以研究国民财富（实质是私有财产）的增长为己任，但在现实生活中，与财富增长相伴相生的却是作为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的赤贫。可见，国民经济学中的“国民”二字是对研究本身的嘲讽。国民经济学只关心物（作为私有财产的国民财富）的世界的增值而根本无视人（作为国民大多数的工人）的世界的贬值，是见物不见人。针对这种颠倒人一物关系的异化现象以及国民经济学理所当然的理解方式，马克思用人道主义哲学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1.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分析国民经济事实的哲学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根本就不理解异化现象的本质，因为国民经济学只把作为物的私有财产本身的运动当作唯一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所以，虽然国民经济学也进步地提出了“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但实际上只是把劳动理解成私有财产的物的规定性，也就是把劳动的外在化理解成劳动本身，把活劳动的本质看作是死的物化劳动。这样一来，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外部紧张关系就被理解成了私有财产内部的紧张关系，活劳动的外化过程就成了作为物的私有财产的自我运动过程，结果是，劳动与资本（私有财产的完成形式）的对立关系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就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

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则截然相反：不能撇开人一物关系单纯地研究物的运动规律及其本质，也就是不能撇开工人生产产品这种劳动关系单纯地研究私有财产的价值增值，而应当首先从“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出发，分析人一物关系间“运动的联系”。沿着这个思路，马克思运用对象化活动的思维方式分析了外化（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以及相互生成的对象性本质，从而得出了私有财产是外化（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一结论，弄清了“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的规定性”。

由于马克思认为，外化劳动=生命活动=人，私有财产=物化劳动=外化的人，所以，外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被抽象地理解成人与外化的人之间的关系，从而，物一物关系经由人一物关系就成了人与自我的关系。通过这种基本的运思方式，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对范畴，“运动地”分析了《手稿》中涉及的国民经济学的所有范畴间的相互联系。

总之，由于马克思把作为客体的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及其本质和作为主体的外化劳动的运动规律及其本质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及其对象性本质。所以，物的本质、物性、物的运动、物的关系就是人的本质、人性、人的生命活动、人与自我关系的显现，从而，研究作为物的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所具有的自然主义倾向，就和研究人本身的作为“实在科学”的人道主义天然地有机结合了。其中，后者是说明前者的依据，是分析前者的基础。因为，人道主义实际上“帮助”具有盲目的自然主义倾向的国民经济学发现了自己“属人”的本质。不仅如此，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同时也是批判国民经济事实的伦理学基础。

2.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事实的伦理学基础。

仅仅用人道主义哲学去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运动的联系”是不够的，如果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必须被扬弃，那么，马克思还需进一步地提供办法和理由。为了处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论辩过程中运用了两种相互交织的逻辑思路：一种是本质主义逻辑，用马克思自己的意思来说就是“自主劳动”与“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之间的运动关系，“自主劳动”是“真正的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主体本质；一种是异化逻辑，“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运动关系，“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两者的关系是：自主劳动生产出“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而异化劳动只会生产出私有财产。前者是劳动（人）的合理状态，后者是劳动（人）的不合理状态；后者是实然，前者是应然。那么，如何从这种实然过渡到应然呢？马克思在第一个笔记本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章的结尾给出了两点办法：（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

物是外化劳动的产物，是物化劳动。无论是作为私有财产的物，还是作为“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物，物本身不会有差别。因此，差别不会体现在物上，而只能体现在物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在活劳动上。换句话说，要从私有财产关系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就应该用“自主劳动”去规定“异化劳动”的本质。这就是办法（1）的实质。然而，作为活劳动的两种对立属性，“异化”和“自主”虽然可以充当相互转化的解释依据（即异化的对立面就是自主），但却无法说明从活劳动的异化状态过渡到自主状态的必然的现实活动过程。关键是，如果这一过程得不到合理的解释，那么，活劳动的异化状态就是历史的偶然，就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历史生成，从而，所谓的“过渡”也就没有规律可言。因此，马克思需要借助历史的维度去说明这一过程，并为这一过程找到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客观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会在接下来的办法（2）中发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这就是办法（2）的实质，即把“异化劳动”向“自主劳动”的过渡看作是人本身的发展过程（历史维度），看作是人必然要经历外化劳动阶段，继而扬弃异化回归自主劳动阶段的过程。所以，私有财产的运动过程就是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环节，而扬弃了私有财产就是扬弃了异化劳动，从而就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社会，即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才能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可见，是作为抽象的历史发展的人道主义维度帮助国民经济学“克服”了前进的阻力，最终“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现在，我们可以对人道主义哲学在《手稿》中的理论价值作如下总结：

在《手稿》中，人道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分析和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的基本思路是：把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运动的现实规律归结为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抽象的形式规律，用后者的抽象关系和抽象发展去克服前者在现实关系和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本质。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只能用异化这种哲学范畴来表述现实的经济现象，而对异化现象的克服还只能求助于人道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所以，对国民经济事实的人道主义分析和批判也就只能是哲学的分析和道德的批判，而非“实证的批判”。那么，这种人道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是何样态呢？

二、人道主义是异化劳动理论和

人本学理论的对立统一

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克服异化劳动问题的哲学伦理学，那么，经过马克思改良了的源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就是“克服”的理论依据。在《手稿》中，第一个笔记本里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章主要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种类型，而第三个笔记本里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章则主要论述了对异化劳动的扬弃。通过下列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异化劳动理论和人本学理论是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相辅相成的：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这四种异化类型，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人这四种人本学关系的异化反映。

1.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是指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仅不归工人所有，还反过来统治和奴役工人。针对这种“物的异化”的经济现象，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人本学关系出发作了如下分析：作为人的感性对象的自然界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劳动加工对象的生活资料（其实是生产资料），一种是维持劳动者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其实是消费资料）。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理解，不仅把自然界看作是内在化的人化自然――生理自然，还把主体的对象化世界――外在化的人化自然包括进来，也就是把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包括进来。这使得马克思对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体化问题理解得比费尔巴哈更为彻底和深刻。这点突破极为重要：（1）由于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人间接地生产着自己，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有机地结合了；不仅如此，（2）由于马克思把这两种自然都看作是人的劳动产品，同时又把生产劳动理解为社会活动，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有机地结合了。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这两种对于工人来说必不可少的自然不被工人占有，工人才不得不受对象的统治和奴役。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所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就只能是“工人对生产的异化关系”的结果，也就是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的结果。

2.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与自身的异化关系。

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就是“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换句话说，由于生产劳动是产生生命的活动，所以人对生产劳动的异化就是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异化，也就是人的自我异化。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也就是说，自我异化是自我发展的必然环节，自我以对象化的方式体现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是生命活动的必然），必然形成自我与对象化产物和对象化活动本身的关系。如果异化就是对象化产物（劳动产品）不属于我，就是对象化活动不是自主活动，如果对象化产物的对象性本质就是“占有”，而对象化活动的对象性本质就是“自主”，那么，扬弃异化就是回归人与生产活动的自主关系，而结果则是占有对象，这就是“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就是“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这样一来，人与自身的全部关系就只不过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的产物，从而，人的特性就和对象世界的普遍性有机地结合了，个性就是建立在普遍性上的个性，所以，人与自身的关系就和人与类的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

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关系。

“类”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具有共性的个体组成的总体，而共性就是人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东西。从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推出人与类本质相异化的过程，是思维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并未越出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实际范围，而是进一步从这两类异化中抽象出了普遍价值。马克思的论辩思路是：把生产生活上升为类生活，把物的异化看作是类生活在人的自然存在（两种生活资料）方面的异化，同时把自我异化看作是类生活在人的精神类能力方面的异化，即类意识的异化，并进一步把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具体的占有关系上升为人对自然界的普遍的占有关系，把人与生产活动的具体的自主概念上升为类意识所固有的普遍的自由概念。由于“占有关系”只是“自由活动”的结果，所以，自由最终就成了类的本质特性。这样一来，作为类本质的自由就有了评价尺度，从而扬弃异化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在这里，人同类本质的异化关系其实就是人与社会的异化关系的反映，因为马克思不仅说“人是类存在物”，也说“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实际上在《手稿》中，“类”和“社会”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互换。因为马克思在“社会”的名义下阐述的相关内容还只是人本学的理论，但这并没有妨碍“类”范畴在《手稿》中的“社会化”进程。总之，“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必然会得出“一个人就同他人相异化”的结论，这样，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就引出了人同人的异化。

4.人同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关系。

这是思维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推出人同人的异化最终是为了这样一种论述作铺垫：“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这个结论可以引出下列两种关系：（1）从考察工人方面推出“同劳动和工人疏远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考察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是列出了三点提纲，并未展开讨论。只是在第三个笔记本中的《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两章有零星的表述。（2）考察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是，马克思实际上并未具体涉及对这种关系的论述。只是在提到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条件下的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其实，关系（1）是对雇佣劳动关系的不明朗的抽象表达，而关系（2）中所表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际关系，只不过是对作为生产关系的分工和交换的模糊的抽象表达。但是，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还不可能彻底地研究这些问题并找到合理的答案。

现在，我们可以对《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哲学作如下的总体概括：

从本质上讲，这种人道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人如何在历史发展中通过消除异化而实现自由的理论体系。它的内在张力体现在异化劳动理论和人本学理论的对立统一之中。对立的属性表现为：异化和自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的存在状态；而统一的属性则表现为：异化是自由实现过程中的必经环节，是人在自由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其中，异化阶段是实然，自由阶段是应然。所以，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同时具备了历史评价尺度和价值评价尺度，尽管还只是抽象的历史评价尺度和抽象的价值评价尺度。在前者，马克思主要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后者，马克思主要借助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但是，由于马克思紧紧抓住了“生产劳动”这一现实概念，因此，这种被改进了的人道主义哲学就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更具体的主体和载体，就比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有更实在的基础和内容。所以，用作分析和批判国民经济事实的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被国民经济学内容反过来丰富了、发展了，这是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观革命的必要前提。

那么，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在马克思的后续研究中是何种命运呢？

三、被扬弃的人道主义哲学

从完全的意义上理解被扬弃的《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需要立足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轨迹，深入细致地研究这种人道主义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价值，以及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概略地涉及以下两方面问题：就《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来说，哪些是作为主要的否定方面后来被马克思弃用的，哪些是作为主要的肯定方面被马克思保存下去的。

主要的否定方面：

1.人道主义哲学不再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在《手稿》中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立足于活动论的运思方式把生产劳动确立为研究的出发点；一是抓住了“运动的联系”这个研究方法。其中，“运动的联系”也就是生产劳动的活动方式及其展开。从思维方式上讲，这套逻辑思路已经和作为世界观的实践的观点极为接近。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马克思不仅缺乏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语言，更缺乏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以，他在《手稿》中借助人道主义哲学分析出来的大部分“运动的联系”，还不是现实的经济活动关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含有现实活动成分的思想关系。其实，马克思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现实活动与思想活动之间的区别和统一关系。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主要是因为他把这种本质上属于哲学理论的人道主义理解成了实在科学，而把这种实在科学看作是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所以，正是由于这种人道主义哲学本身的局限，尽管马克思正确地把共产主义主要看作是现实的历史的经济活动过程，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过程却是非历史和不现实的；尽管马克思同样正确地把经济上的实践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变革力量，但却只有抽象的思路，没有确切的办法。

实际上，从生产活动出发研究生产的“运动的联系”，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总体叙事逻辑。但在那里，生产已不再是抽象的物化劳动，而是人的共同的历史活动，是现实的生产力；“运动的联系”也不再是抽象的人本学关系，而是生产的历史活动方式，是现实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关于此种变革及其实质，马克思写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意味着，马克思不仅告别了用人道主义哲学分析经济现象的年代，同时也放弃了用人道主义哲学诠释历史发展的解释原则。

2.人道主义哲学不再作为诠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章中说道：“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他在接下来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继续说道：“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对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结合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人道主义是如何诠释历史发展规律的：异化有两种，分别是人的内心领域的意识的异化和人的现实生活领域的经济的异化，消除意识的异化就是以扬弃宗教为中介的理论的人道主义，就是无神论；消除经济的异化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旦人在意识领域和现实生活领域同时完成了对异化的扬弃，人就重新占有了自己的本质，从而，带着积极的自我意识和过着积极的现实生活的人，就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这就是积极的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异化的扬弃业已完成，历史的主要任务则是扬弃经济的异化，而根本方式就是付诸实践。

此时此刻，且不说马克思还尚未解决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且不说实践还只是意味着“行动”，而非世界观革命意义上的“实践”，如果仅仅针对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这种思想方法的实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联系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其实，马克思的后续研究表明：历史是共同的人的活动的结果，而非抽象的单个人的自我生成。所以，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共同的人的活动条件、方式及其发展，就是把研究共同的人的根本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当作出发点和基础。显然，这也是在说人的历史发展问题，但却不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说法。

主要的肯定方面：

1.作为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被延续的人道主义因素。

如果我们把异化和自主（自由）看作是这种人道主义哲学的关键词，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关键词带入马克思的后续研究，就会发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好像总是和这种人道主义哲学有一种或明或暗的关系。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在多处谈及物的异化、劳动异化、社会关系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自我异化①，不仅是思想方式，甚至连表述方式都和《手稿》极为接近。而在《资本论》中谈到的商品拜物教问题，其实指的就是异化现象。又如，作为异化范畴对立面的自主范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使用它表达这样一种基本思想：只有自觉地控制和驾驭那些原先受其控制和驾驭的力量，才能实现自由。据此，许多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扬弃异化而实现自由不仅是马克思思想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基石。

其实，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就弃用了作为理论体系的人道主义哲学，然而，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异化思维和自主思维却被延续下来。不过，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手稿》中，本来只应作为思维工具的异化概念和自主概念却成了理论和现实的目的。换句话说，只是有助于发现真理的思维方式却成了真理本身，形式的东西被当作现实的内容实体化了。但在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思维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思维在把握现实活动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必要的“抽象力”，其作用是帮助思维从已有的现实活动关系中发现现实活动关系之间的各种联系。马克思的后续研究表明：在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得到确切（实在科学）说明的地方，作为第二性的思维方式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其本身亟需解决的具体的现实问题，历史从来就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价值而与现实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历史就是一种现存状态取代另一种现存状态的现实活动过程，就是不断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过程，只不过，每一种现实活动都有一定的价值方式参与其中。

2.作为一种批判的价值形式被延续的人道主义因素。

第7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

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为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即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虽然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了，并且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但是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仍有一些重要区别：（1）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2）其总量分析方法还没有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之上；（3）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后来的以边际效用论为依据的价值论；（4）后来广泛采用的均衡理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和运用。

在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如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美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等，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着重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在第三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才真正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作收入分析。它通过收入分析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大危机，以往的经济学无能为力，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心理因素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市场机制是没有力量自动使之均衡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是假定供给不变、社会上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而进行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因而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凯恩斯的追随者看来，这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发展了投资函数理论，出现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哈罗德和多马，斯旺、索洛、米德等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使投资函数理论得到进一步延伸。

（2）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引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概念，而不象凯恩斯那样仅停留于国民收入、绝对收入的分析，同时发展了市场预测理论。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定。

（3）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打破了凯恩斯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引入了国外部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马柯洛普、琼·罗宾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且符合了当时西方各国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争论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在二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做出解释，未能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于是，宏观经济学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开始复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其次，以林德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也开始复兴。他们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分析，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是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新动向。另外，长周期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如熊彼特以创新为中心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的55年长周期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20年长周期观点等。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例如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作了补充，而且还重视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不仅继续采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强调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后一方面，琼·罗宾逊、詹姆斯·拓宾、阿瑟·奥肯等人在经济分析中对价值判断、伦理标准的强调，都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色彩强化的具体表现。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两派虽然都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论战非常激烈。不过，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两派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影响和渗透。目前，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分歧消失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二者的论战还将继续下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由于理性预期学说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他们以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假说为出发点，对非自愿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同时还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和滞后性。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贝纳西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经济学体系。

（3）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野显著地扩大了，引入了人力资本、非技术因素等，特别是重视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诸如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宏观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从金融政策角度或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的新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宏观经济学范围。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规律的学问。经济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本来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划分。这从经济学说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问题，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对此，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樊纲（1997）指出的，“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理论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微观的英文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的英文是“macro”，原意是“大”。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5）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当然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的分析，采用的都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涉及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与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先于宏观经济学产生，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多说一些。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诸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他们的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一直缺乏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寻找微观基础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工作。

（1）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萨缪尔逊早就提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另外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争，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进行。

（2）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货币主义者们、尤其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们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显然不够的。

（3）希克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早在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二者结合的尝试，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的学问，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构成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基本行为相一致。为此，现代宏观经济学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试图从理论水平上理解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或平均的家庭或企业，然后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怎样以及将要怎样行为。其次，宏观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加总经济中个别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决定，来解释经济的整体行为。他们将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行为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加以“复合”（multiplied），把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如价格、产量、消费量等等加总，然后推导出整体数据间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图解释关键经济变量间的联系。最后，通过收集并分析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以赋予理论经验内容，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宏观经济学普遍地引入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批判、部分吸收、全盘吸收、科学借鉴等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有用性以及如何运用等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间的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一直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唯一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作为“后来者”要被整个经济学界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被老一代经济学家接受难度很大，目前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掌握得较好。其次，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巨大的体制差异，改革以来虽然正在实现转轨，但这种体制变迁尚未完成，这样，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还需要伴随体制“土壤”的转变和培植。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因子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干预的“度”的把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掌握和精髓吸纳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关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否有用，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经济学要与国际范式接轨是大势所趋。至于有人提出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面对的是人类一般的经济活动，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国界之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不同国家来说，只是研究的问题不同，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有用的工具，完全可以拿来运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当然，直接运用不等于完全照搬，一定的修改和完善还是必要的。当前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流派的问题，而是要平心静气地学习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理论精髓和学术传统的问题，重点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

（1）把宏观经济学当成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正如樊纲教授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很小的、很“窄”的，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立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析。

（2）把一些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宏观化”了。例如企业效率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本来都属于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并非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从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分析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问题，如消费和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动态效率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的企业自身问题，或“结构瓶颈”之类的产业结构问题。

（3）把一些本属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长期问题”扯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最优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其实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综合，一般运用发展经济学进行解释。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理论，不仅仅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4）把一些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混淆了。我们知道，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研究，一般都把“制度”假定为既定的。制度经济学则不同，它是把“制度”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规律（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很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但常常被当作宏观经济学问题来谈论。把体制转轨、制度变迁之类的“长期的、动态的”问题当作只能解决“短期的波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显然超出了宏观经济学之所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的由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缩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很窄的、很有限的，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吸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已经出现并必须注意纠正的倾向。参考文献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97：《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

梁小民，1997：《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

P·萨缪尔逊、W·诺德豪斯，1989：《经济学》，商务出版社。

E·夏皮罗，1985：《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8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 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 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森认为经济与伦理的隔离，是非常不幸的，是违背人类历史认识发展规律的。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动机作了极其狭隘的假设（预设），断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社会中的人毫无疑问都是“经济人”、“理性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性具有二元性、多元性，自利的考虑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动机、内容。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关注，拒绝了人类更基本的价值目标和任务。这样，一方面，现代经济学提倡了一种神经分裂症式的生活，固执地追求自利最大化，把它固定化为自圆其说的“定律”，并且仅仅限于物质财富，遗忘和丢失了尊严、自由、权利、爱、同情、神圣等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的美好东西，形成了极其泛滥的功利主义潮流。另一方面，经济学只强调实证性、数学化、工程学，排斥对经济关系和价值意义的全面关注，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的特征。如此的经济学，去影响现实、影响决策，不只是学科的不幸，更是现实的不幸。

森主张经济学家同样关心伦理上的公平。效率、结果的经济功利与公平、自由的道德关怀的协调，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特别重视的，“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经济学与伦理学进一步结合起来。”但是现在流行的经济平等研究的局限，在于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概念。如果说需要抱怨的话，应该是在经济学中，将研究的重点仅仅局限于非常窄的领域，即收入贫困。这种局限的影响是忽视从其它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深远的影响。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变量，诸如失业、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方面的剥夺，实际上扭曲了政策争论。不幸的是，将经济不平等定义为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学中确实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义的。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在研究经济不平等，别人立即就会得出结论，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然而，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是重要的。对作为价值或目标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许多批评都容易针对收入不平等的狭义概念，而没有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更广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会反对给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残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额的收入，而按照经济平等的规则则不会反对这样做，因为有疾病而造成的对于经济资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断经济平等的条件中必需得到考虑。森通过对于贫困的经济分析，进入到伦理层次，提出了“能力公平论”，来解决实现经济与伦理、效率与公平协调的问题。

森通过贫困、经济不平等进入到经济权利、经济正义，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平 等、民主、自由，实质上建构了经济伦理学的由“问题”到“主义”的思路。他反对旧的不平等的价值观念（性别歧视、权利垄断等），体现了西方现代正义观、人权观的主流思想。他吸取了罗尔斯、诺齐克的正义论的思想，这一点反映在他是由饥荒的具体现象深入到对于一般的正义的要求，达到经济伦理的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设定再到实际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正义、人权的确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休戚相关，并且已经进入经济活动的操作层面。分配公平的实现——走向分配正义就是要实现经济与伦理的和谐——社会、制度因素在分配上涉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价值问题。例如对于民主、自由、市场、政府作用的认识。权利共识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的归宿与目的：福利最大化、合作的作用（穷人与富人之间；囚徒困境；社会契约）、人的自觉选择（克服传统中的落后习俗，如性别歧视）。

森的贫困与分配正义的伦理理论，对于我们经济伦理学的构架具有启发性。以经济公平为起点，追求经济与伦理的平衡与统一。在经济事实与道德判断、经济活动与价值目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上努力，应该是经济伦理的题中之义。进而，由经济到社会，再由社会到经济，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指数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先进、道德文明、教育发达等的“和合”或者叫有机统一。作为社会经济“顽症”，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发展、社会进步中不断解决，中国也不例外：注意标本兼治方法——认真对待权利、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利用、能力实现的条件。

在理论上，森以悲惨的贫困与饥荒为线索，开展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溶入人类的同情、怜悯、正义、慈善，这正是道德应该特别重视的十分实际的问题；贫困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他认为在粮食问题后面，涉及粮食与人的关系，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权利关系安排问题，有广阔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价值）视野，是今天伦理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伦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探讨分配的决定因素在于权利关系。展开对于公平分配问题的认识，寻求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思路。同时，对建立经济伦理学体系有重要意义。通过森的由贫困、经济问题进入到分配、伦理理论的切入范例，我们认识到经济伦理学体系的建构起点线——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的经济和谐发展，来论述经济公平的关键在于权利安排，强调经济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制约、互动，提出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运作指标的和合模式，也就是经济公平、经济伦理的真正宗旨和实现途径。

在实践上，森关心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虽然现在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少，但是通过认识它的特殊性，对于我们经济进步中必然出现的残酷竞争造成的失败者、弱者问题的解决，提升人类社会的家园和谐，是有借鉴作用的。首先，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应该重视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通过社会政治、法律、价值（民主、平等）的因素来考虑经济发展的原因，注入公平的机制，考虑到社会福利，反对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片面观点，实在是经济运行需要考虑的。再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上，我们应该在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效率与公平、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协调。在市场、政府和道德的多种维度上，进行全面的构思、运作，避免人为的、社会的弊端、灾害，从而真正为人类社会造福。

能像森一样认真从事、并且卓有成效地联结经济与伦理，有意识地从经济伦理的有机统一来研究的，毕竟是少数。况且，森的工作，也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地解决经济与伦理的长期分离。这说明了近代以后，学科分门别类造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化解的，仍然需要在两方面的沟通、融合上，进行不断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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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斯密问题；市场经济；商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21-03

一、引言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一般被看做是经济学形成体系、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亚当・斯密为首，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一批经济学家建立了现代被称为“古典学派”(Classical School)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斯密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作为英国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英国自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他对这个学派以及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该书包括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也涉及到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1776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出版问世，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正式建立起来，该书也使斯密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1．亚当・斯密问题

根据陈岱孙等的记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所谓“斯密问题”，即这两部著作间存在矛盾，他们认为斯密在写作《道德情操论》时，主要受哈奇生(Hutcheson)的视仁慈(benevolenee)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休谟(Hume)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基础。而在写作《国富论》时，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了法国重农学派“唯物”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

这一命题已被众多学者从多方面证伪。虽然如此，该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法学讲义》的发现，成为了加深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经济学以及法学之间关系的契机。作为一个“问题”，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其本身是否能够圆满地被解决或是被揭示，而是其带给人们的思索探求过程对整个学科体系的推动作用。

2．以往研究回顾

1896年，爱德温・坎南(Edwin Cannan)出版了斯密于1752―1764年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时所使用的讲稿《法学讲义》，证明了两部著作都在此基础上完成。斯密在其中已阐述了《国富论》中自利而非仁慈是经济行为动机的观点，这产生于法国之行前。与斯密同时代的传记作家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和同事约翰・米勒(John Millar)也认为，早在16世纪50年代早期，斯密就已提出他的主要经济学说，早于法国之行和重农学派任何重要著作的出版。

《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是一种心理体验能力，即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通过“想象”来感受别人情感的能力，是在置换或位移体验意义上的“同一种心境”，不全是日常意义上的怜悯和怜惜，而是指“同感”。“同情”属于心理学范畴，“自爱”和“利他”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同情心”的内核是“自爱”。道德世界的基础由自爱心和博爱心共同构成。《道德情操论》建立在完整的人性基础上，《国富论》仅仅以利己的人性为基础，二者在此意义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学者们通过对“斯密问题”的研究，逐步引申到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经济学应该如何与伦理学结合的问题。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指出：“‘亚当・斯密问题’揭示了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也揭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膜。”湖南师范大学聂文军博士认为：“‘亚当・斯密问题’昭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学科上的既分离又相互联结的关系，伴随着现实的运动发展，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呈现出相应的、动态的历史运动。”

直到今天，国内外学者们对该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其实，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性命题，它所折射出的问题远远超过其本身。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它，思考它；而不能用“存在”与“不存在”来简单地回答它，争论它。

二、斯密问题的一点经济学思想分析

斯密对商业体制的态度，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他这种态度所蕴涵的不寻常的矛盾心理，而这种体制又以他为最负盛名的倡议者。假使我们只是陈述他对商业社会的批评，而不进一步解释就让批评过去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无法了解他的整个学说。他主张商业主义并认真鼓吹它，这点我们并不怀疑。但在他认为他看到商业社会在道德方面的重大缺失却仍然鼓吹它，当然怀有目的。而这目的也正是他的学说精髓之所在。

说亚当・斯密是自由商业社会原理，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一位伟大的阐述者和主导者，亚当・斯密对他的这一卓越声明当之无愧。事实上他名气之大，几乎使他的名字成为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别称。英格兰银行已经宣布，从2007年春天开始，新版20英镑钞票上的头像，以亚当・斯密取代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不过，在他的理论陈述的过程中，却包含着他对自己所主张的体系的批判，这即是“斯密问题”的一点体现之所在。而我们对待斯密问题，仅仅停留在探讨其在两本著作中体现的精神基础差别或是其个人本身的思想基础的做法是狭隘的，如果将这一问题引申至对于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乃至如今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本性思考将会更有意义。正如前文所说，经济学并不是如今仿佛作为数学分支的学科形式存在，究其根源应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即是以这样一种视角，以斯密问题为媒介，另辟蹊径，从《道德情操论》的角度来更深入地理解《国富论》，即从更高的层次来体悟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思想基础。

首先，斯密在《国富论》中创造了一个自由经济的社会，即人们各自分工，政府不强加干预、由“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这即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雏形。此时，人们的互相协助、互爱互敬似乎并不重要，整个经济社会在人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利己”为中心的同时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而我们应注意到，斯密对这种商业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基础，曾表示过不赞同，认为这种基础次于他认为是主要的另一选择，即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古代社会道德基础。所以抽象地说，相对于商业正义原则，毫无疑问地，恩惠的原则更为可取。关于这一问题，他在著作中这样写道：“人类社会全体

成员，都需要相互之间的协助，同样的亦置身于互相的伤害中。当那必要的协助是对等地出自爱心、出自感激、出自友谊和出自尊重时，社会就变得兴旺与有福乐。社会上所有不同的人都会相亲和相爱地、欣然同意地被拉在一道，就像被拉进一个互相帮助的共同中心一般。”

那么，究竟人们看似不那么道德的利己思想能否是社会向前发展所需要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假设我们无法从人们的慷慨与公正无私中得到那些必要的协助，假设在整个社会中无法得到社会成员间那些互助互爱――虽然整个社会只有极低的欢乐和福利，但不一定会解体和。在不同的人、尤其是商人之间，的确没有斯密所说的相互协助、彼此的相亲相爱，但社会可以因某种功利和实效的意义存在着，人们在社会分工的大前提下，没有出自对任何人的喜爱与同情，在互相同意的估价下，为了自身的报酬而彼此交换，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完成了“互助”的过程，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其次，从商业社会的基础进而谈到它的后果对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普遍影响，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斯密论及建立在彻底的社会分工，即商业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阶层贫苦大众在生活水平的发展空间上所受的破坏。分工进步、细化，社会化大生产快速发展，使工作逐步细化到极单纯的作业工作上，每个工人面对的只是一两项简单机械的重复劳作。而每个人的心智和潜能发展大多是通过本身的职业得到发展和开发。就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演绎的《摩登时代》中的工人，一个人如果仅把其一生消磨到同一单调机械的重复工作中，他就很难遇到工作困难，从而失去进取、解决困难的前进动力，使人变得愚钝无知。但这样细化性强、熟练性强的社会分工正是资本家们、资本主义社会设计者们需要的社会模式。的确，这样的分工模式可以极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这一社会模式的设计者正是斯密，在《国富论》中他提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利用政府的作用，但是，在一切改良的、文明化的社会中，政府如不费点儿周折，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人民的大多数，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可以说，斯密在1776年为资本主义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但同时也打下了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失败的伏笔。在1776年后欧洲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比此前人类社会全部文明之总和还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时，他实际也肯定了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模式创造巨大效率的优越性。但这一社会模式的弊端也逐步显现：首先，社会中大量存在着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资本家疯狂欺压工人、克扣工资；其次，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因而在缺乏必要规范和约束的情况下，它自身不但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像大量制造污染等外部性极强的事情屡见不鲜；再次，整个社会的利润由少数资本家获得，而其成本却由广大底层工人、劳动者承担。这样，由于人们疯狂地追求“个人自由”、“经济自由”、“绝对自我”，利己的思想构成了社会的思想基础，致使当时的欧洲成为一个自利、肮脏的世界，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公、利己思想的充斥、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使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到崩溃的边缘。此时，马克思站出来，用他的《资本论》描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世界，并预言了这种剥削的利己的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著作也使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们充分相信，如果纯粹“利己”的资本主义不进行改革，那么就必将面临灭亡。所以此时，马克思所论述的原始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转型措施，从完全的利己思想逐步向利己与利他的方向转变，充分地重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冲击带来的对公平的追求完全影响了当时欧洲的法律发展，现在欧美的普通法正是由当时追求社会公平的法律改革逐渐演化而来的。现在我们放眼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配的渐趋平等、国民福利的逐步提高、剥削压迫的极大减少正是资本主义由原始的形态转变而来的社会经济形态。

三、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