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和宏观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第2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从业人员；多维度；空间分异；尺度

中图分类号：K921.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内部结构分化，全球性的资本流动和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使得劳动市场重新被塑造。城市快速扩张和再城市化使得城市内部空间重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速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和空间建构路径的自我更新[1]。同时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使得原单位制的“职住统一体”向单一就业场所转化，住房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原本的“单位制人”逐渐摆脱单位的束缚在市场上购买其自身社会经济能力相适应的住房[2]，职业的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使得阶层赋予空间特殊的社会属性，基于收入、职业等社会因素使得阶层被固定在特定空间上，并逐渐形成社会阶层分化的空间。由住房消费市场生产出来的阶层隔离空间不仅在空间上分离各阶层群体，而且拉大了社会群体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使得社会隔阂和不稳定因素增加。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便开始社会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虞蔚[3]、许学强[4]等学者首先对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内部社会结构进行了社会空间的研究，划分了社会区。随后学者开始引入社会空间分异指标来衡量社会空间分异程度[5]。冯健等[6]用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研究分析了北京社会空间分异；李志刚等[7]用差异指数、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分析了广州市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但是传统空间分异测量指数在衡量空间分异程度时存在许多缺陷[8]，空间分异测量指数均是以行政单元作为基本单元进行计算的，因此其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9-12]，比如邻里关系的定义、统计基本单元的大小及形状。传统空间分异测量指数忽略了统计基本单元的空间属性直接影响到指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13]，特别是我国近代行政区划变动较大[14]，这种影响不容忽视。1991年Morrill提出基于邻域矩阵修正的差异性指数用以解决对统计基本单元邻里关系定义问题[15， 16]，随后Wong提出空间多样性指数[17]、基于面积周长比修正的空间分异指数[13]解决“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将社会空间分异测量指数赋予空间形状属性。但并未能解决统计基本单元本身的局限性，即由统计基本单元的尺度大小带来的尺度效应问题。

尺度问题主要产生于地理现象的异质性与系统的等级性，而隔离现象不仅具有异质性而且具有等级性，从社区到城市甚至到民族国家隔离无处不在[18]。地理尺度从本体论、认识论到实践论三个层次可以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19]。本文所指的尺度主要是指分析尺度，指社会空间分析中的统计基本单元的尺度大小，而非分析单元的行政级别。在我国行政单元划分中，同一级别的行政单元面积相差很大[14]，传统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仅注重对行政单元选取说明，对各统计单元的尺度范围大小存在严重忽略。同时，传统空间分异测量研究均基于统计基本单元的基础上，基于社区尺度、街道尺度或者区镇尺度层面社会空间分异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尺度分析单元的约束，基本单元越大，其空间分异测量指数越小。学者们为了解决社会空间分异中的尺度问题均选择街道尺度，甚至居委会和社区尺度进行研究[1，6，7]，以规避尺度效应对社会空间分异测量指数的影响。小尺度的选取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更精准的结果，但将导致其结果不具备统一评估的标尺，缺乏和其他研究的对比性。Reardon[20]认为不同尺度下的社会空间分异具有不同的空间模式及机理，仅对单一尺度下的社会空间分异测算很难理解整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模式。因此，进行多尺度的空间分异研究不仅可以为不同地区之间社会空间分异的对比奠定基础，特别是对同一行政级别下各行政单元大小差异颇大时提供归一化方法，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各尺度下的社会空间分异模式。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基础数据为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广州市2010年街道级别行政区划数据，从业人员分类采取国家人口普查职业分类标准分为7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下简称国家机关等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下简称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以下简称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由于第七类从业人员人数过少，甚至某些街道为0，将影响整体计算结果，因此剔除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本文共构建1公里到10公里以1为级差十个类型的尺度单元网格。尺度单元构建主要步骤：①计算出每个街道单元的各职业人口密度；②将广州市街道行政地图划分为500m*500m的小格网；③根据格网与街道相交后的面积与街道的职业人口密度相乘得出该网格的职业人口数； ④合并500m*500m的小格网得到1公里到10公里各级别尺度网格；⑤将合并的网格人口数据求和得到合并后的网格人口数。

1.2 空间分异指标

本文采用Massey总结归纳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的五个维度指标[21]：均匀性维度（Evenness）、接触性维度（Exposure）、集中性维度（Concentration）、向心性维度（Centralization）和集群性维度（Clustering）作为本次研究空间分异测度的维度。

（1） 均匀性维度指标。均匀性维度指标用来表示某一或多个人口群体在大都市地区各细分空间单位（如人口普查片区）中的分布情况。本文采用按共有边长及周长面积比修正隔离指数IS（s）衡量均匀性维度，其表达式如下[22]：

式中，P 指整个研究区域中x人口所占的百分比，Pi 空间细分片区单元i中x所占的百分比，Pj空间细分单元j中x所占的百分比，A 指整个研究区域的面积，Ai空间细分单元i的面积，Aj空间细分单元j的面积，bij是指空间细分单元i和j的公共边界长度，xi指空间细分单元i中的x群体的总人数，xj指空间细分单元j中的X群体的总人数，X指整个研究区域中X群体的总人数，ti指空间细分单元i中的总人口，tj指空间细分单元j中的总人口，T指整个研究区域的总人数。修正隔离指数IS（s）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代表空间分布越不均匀。

（2） 接触性维度指标。接触性维度指标指在单位空间里，同组个体之间（单组）或异组个体之间（组间）的潜在接触的可能性。本文主要采用孤立指数xPx衡量接触维度指标[23]，其公式如下：

式中，各项参数的代表含义同公式（1），孤立指数xPx取值范围为[0，1]，其数值越大接触到同组个体可能性越大，接触到异组个体的可能性越小。

（3） 集中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指的是某一群体所占用的空间大小。一个群体占用的空间越小，它的集中性就越高。本文采用量差指数DEL衡量集中性维度指标[24]，其公式如下：

式中，各项参数代表含义同公式（1），量差指数DEL取值范围为[0，1]，其数值越大，群体占用空间越小，集中性越高。

（4） 集群性维度指标。集群性维度指标用于衡量某群体的集聚程度。群体占用相邻的空间细分单位，从而在城市中形成被包围的“飞地”，群体占用的相邻空间越多，其集群性越大。本文采用绝对集群性指数ACL衡量集群性维度指标[25]，其公式如下：

式中，cij指邻里矩阵，其余参数代表含义同公式（1）。集群性指数ACL的取值范围为[0，1]，其数值越大集群性越大。

（5） 向心性维度指标。向心性维度指标表示某一群体所在地点距离都市中心或中心商业区的远近程度，本文采用广州市体育中心作为都市中心，绝对向心指数ACE来衡量向心性维度，其公式如下：

式中，空间细分单元按到市中心的距离升序排序，Xi-1指从单元1到i的X群体的累计百分比，Si指从单元1到i的面积累计百分比。绝对向心指数ACE取值范围为[-1，1]，数值越大距离市中心越近。

1.3 隔离指数尺度回归曲线与尺度比率

尺度回归曲线即空间分异指数在不同尺度下的数值变化曲线[26]。如图1所示，图1（1）为A、B、C三个群体的空间分异尺度回归曲线，图1（2）和图1（3）分别为微观尺度和宏观尺度视角下三个群体的空间横截面人口比率分布图。空间分异尺度回归曲线的斜率表示尺度对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如图1（2）中基于微观尺度空间A群体与B群体横截面形态完全不同，其均匀性程度表现出明显差异，A的均匀性远小于B。但随着尺度单元扩张，如图1（1）所示，A群体与B群体的微观差异逐渐被尺度抹平，A群体的回归曲线的斜率绝对值要远大于B群体，A群体空间分异受尺度影响较B群体大，最后A、B群体逐渐变成相同的空间分异状态，如图1（3）所示。空间分异尺度回归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可以用于反映空间分异指标在尺度测算中对尺度变化的敏感度。

空间分异尺度回归曲线的截距指在（理想状态下的）最小尺度分析单元的空间分异程度，被用作表示为没有尺度影响下的空间分异程度，如图1（1）A群体与C群体虽然拥有相同的尺度变换率（斜率），A群体和B群体在大尺度空间拥有相同的形态（交点），但它们三者的回归曲线的截距不同，因此在最小分析尺度单元视角下A、B、C三个群体依然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异程度和空间形态，如图1（2）。

尺度比率指在宏观尺度下的空间分异指数与微观空间下的空间分异指数的比值，尺度比率可以表现出在尺度上升过程中空间分异及各维度变化状况，其公式如下：

式中，ISmac代表宏观尺度下的分异指数；ISmic代表微观尺度下的分异指数。尺度比率越接近1说明宏观空间环境和微观空间环境的分异程度越接近，在空间中存在一个“广域的”空间分异，从微观到上升宏观尺度变化较小；尺度比率越接近0说明宏观空间环境与微观空间环境的分异程度差异越大，空间分异主要以短距离微观空间为主，在宏观空间尺度下这种分异逐渐消亡。尺度比率与1的差值表示在尺度上升中所被抹平的微观空间的空间差异，即相当于图1（2）中ABC横截面曲线的小锯齿。

2 各维度空间分异指数回归系数比较

对空间分异五维度指标与网格单元尺度长度做线性回归拟合，尺度长度采用公里为单位，结果如表1所示，社会空间分异五维度中向心性维度的回归方程的校正后的R平方在0.09到0.34，回归方程不显著，向心性维度与尺度并不存在线性关系，主要是因为其表示空间位置关系，随着尺度大小变化并非呈现规则的线性规律。其余四个维度均匀性维度指标、接触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的校正后的R平方均在0.7以上，拟合所得回归方程均显著，构建回归方程有效。

均匀性维度指标、接触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的拟合方程的回归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4.83×10-2、-2.67×10-3、-4.33×10-3、-4.5×10-3，标准差分别为3.55×10-2、1.51×10-3、1.03×10-3、1.87×10-3。均匀性维度指标受尺度变化影响最大，其尺度变化率（回归系数绝对值）是其他三个维度的数十倍之多，网格基本单元尺度每增加1公里均匀性指标将减少0.048，考虑到均匀性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1]，其影响至少产生4.8%以上的变幅。但六类从业人员均匀性维度的回归系数具有最大平均值同时其标准差要远远大于其他维度，对于不同的职业均匀性维度指标的尺度影响相差巨大，如专业技术人员均匀性指标回归系数远大于其他维度，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均匀性维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则与其他三个维度并无明显差距。接触性维度指标尺度变化率最小，其整体上受尺度变化影响最小，集中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则介于两者之间。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各维度指标中尺度单元大小的影响不同，可以看出除了向心性维度其他各维度与最小统计单元面积呈线性负相关关系，由于均匀性维度表示的是各最小统计单元之间的差异，因此受尺度影响最大，而接触性维度由于描述各统计单元内部的差异情况，相对来说受尺度影响最小；集中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位于两者之间，两者分别表示人口在单元中的集中程度及各单元中同类人口的集群程度，因此相对接触性维度其受尺度影响较大，向心性维度表示中心的位置，因此和最小统计单元面积大小无关，随着单元尺度的变化向心性基本保持不变。

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代表尺度大小接近极小值时各维度的指标数值，因此可以看作对斜率归一化后的值，各群体的方程常数项可以作为社会空间分异标准化数值的呈现。对从业人员的回归方程常数项进行分析，均匀性维度指标、接触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四个维度常数项均值分别为0.373、0.258、0.616、0.199，标准差分别为0.173、0.146、0.179、0.131。对从业人员来说，均匀性维度和集中性维度两个维度指标差异最大，为主要影响特征。

3 各从业人员空间分异模式及尺度变化特征

本文采用克里金空间插值法构建广州市各从业人员人口比率等值线分布图，并结合社会空间分异五维度指标研究从业人员空间分异模式。但是仅用微观尺度或宏观尺度绘制空间分布图都有缺陷，宏观空间分布图能够很好地把握整体的分布特征但忽视局部特征抹去内部的细节性差异，微观尺度空间可以表现出细节上差异但受细节影响太大较难总结出整体的分布特征，因此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来分析空间模式，并用尺度比率分析研究从业人员在宏微观空间尺度下的变化特征。

3.1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空间分异五维度指标尺度变化比率如图2所示，其向心性维度指标与集中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均在0.9以上，从宏观单元（10km）到微观单元（1km）的变化幅度分别为0.70%、7.86%，受尺度影响较小；均匀性维度指标、接触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均在0.8以下，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25.56%、22.54%、29.30%，受尺度影响较大。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空间分布模式如图3所示，其空间分布特征为核心双峰结构，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南部城区偏北的一块，其向心性和集中性较高，宏微观尺度集中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74、0.68，向心性维度指标均为0.8。在微观尺度空间分布较破碎，人口多集中在中部城区，北部与南部城区人口分布比例较低，均匀性较差，其均匀性维度指数为0.39，表现为中等不均匀，随着尺度上升，宏观尺度均匀性维度指标下降为0.29。

3.2 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空间分异向心性维度指标与集中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均在0.9以上， 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1.17%、6.04%，受尺度影响较小；接触性维度指标宏微观变化幅度为11.63%，尺度比率在0.8到0.9之间，受尺度影响程度中等；均匀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在0.8以下，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24.03%、26.33%，受尺度影响较大。

专业技术人员空间分布特征为单核心多次中心结构，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周围环绕着四个次级中心，其向心性和集中性较高，但由于多个次中心存在，其空间分布较均匀，宏微观尺度集中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70、0.66，向心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79、0.78，均匀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29、0.22。

3.3 办事人员

办事人员空间分异向心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和接触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均在0.9以上，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0.89%、5.13%、10.09%，受尺度影响较小；均匀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均在0.8以下，宏微观变幅分别为26.45%、22.74%，受尺度影响较大。

办事人员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专业技术人员一样，亦为单核心多次中心结构，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四周环绕着多个次级中心，其向心性和集中性较高，空间分布较均匀，宏微观尺度向心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78、0.77，集中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67、0.64，均匀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23、0.17。

3.4 商业服务业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空间分异向心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和接触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均在0.9以上， 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0.31%、4.38%、4.93%，受尺度影响较小；均匀性维度指标和集群性维度指标的尺度比率在0.8到0.9之间，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16.03%、16.67%，受尺度影响程度中等。商业服务业人员空间分异整体受尺度变化影响较小。

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双峰结构，一个核心位于中心城区的西部，一个核心位于北部城区的西部。位于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其微观特征为多个群簇较均匀分布组成的破碎状集聚点，在宏观尺度下各集聚点连接成片形成一个中心单峰。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向心性和集中性较高，空间分布较均匀，宏微观尺度的集中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67、0.64，均匀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25、0.21，向心性维度指标均为0.76。

3.5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向心性维度指标和均匀性维度指标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4.79%、6.86%，尺度比率均在0.9以上，受尺度影响较小；接触性维度指标和集中性维度指标的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12.65%、13.00%，尺度比率在0.8到0.9之间，受尺度影响程度中等；集群性维度指标宏微观变化幅度达38.70%，尺度比率在0.7以下，其受尺度影响非常大。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空间分布特征为盆地状结构，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城区和北部城区，中部城区形成一块以珠江为中心的农业人口“空白带”。其空间上分布十分不均匀，分布较分散，集中性低，宏微观尺度的集中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28、0.24，均匀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70、0.65，向心性维度指标均为0.09。

3.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向心性维度指标、集中性维度指标和接触性维度指标的宏微观变化幅度分别为0.87%、7.78%、8.24%，尺度比率在0.9以下，受尺度影响较小；集群性维度指标的宏微观变化幅度为19.88%，尺度比率在0.8到0.9之间，受尺度影响程度中等；均匀性维度指标的宏微观变化幅度为21.26%，尺度比率均在0.8以下，受尺度影响较大。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空间分布特征为火山口结构，最内圈层人口比率极低形成中心洼地，中间圈层人口比率最高，再外层人口比率又逐步下降。其宏微观尺度的均匀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36、0.29，集中性维度指标分别为0.57、0.53，其空间分布较不均匀，集中性较高。

4 结论与讨论

4.1 空间分异指数尺度变化特征差异巨大

通过对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探讨发现，传统的社会空间分异五个维度受尺度单元大小变化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其中均匀性维度受尺度影响最大，均匀性表示各细分片区（统计基本单元）的分布状况，因此随着细分单元的尺度扩大，被吞并的细分单元抹平了其内部的差异性以整体性表现出来，其受尺度扩张影响最大。集中性维度和集群性维度表示群体的空间集聚性，随着细分单元的尺度扩大，集聚性逐渐被周围其他群体占主导的单元稀释掉，因此集中性和集群性受尺度扩张影响程度也较大。接触性维度表示单位空间里同组个体之间的潜在接触的可能性，随着细分单元的尺度扩大，空间分布较均匀和集中性较小的地区接触性指标变化幅度较小，而集中性较大、空间分布不均匀的地区其接触性指标变化幅度较大。向心性维度指距离都市中心或中心商业区的远近程度，表示为一种位置关系，随着细分单元的尺度扩大其位置变动较小，而且呈非线性变动，受尺度影响最小。

4.2 从业人员空间分异模式

广州市从业人员空间分布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为核心圈层，主要分布在广州市的经济行政主中心和各个次中心，主要为国家机关等机构负责人、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代表着经济权利的“精英阶级”，其空间分异特点是空间分布较均匀，向心性和集中性较高。第二圈层为中间圈层，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周围的近郊区，起到回避地价竞争同时起到连接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作用，该圈层主要为代表着底层工人群体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空间分异特点为均匀性、集中性和向心性都比第一圈层人员低，其与商业服务业人员在空间上均呈连片式分布，接触性和集群性较高。第三圈层为边缘圈层，主要分布在远离中心城区的远郊区，其经济水平最低，代表着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其空间分异特点为集中性和向心性非常低，空间分布极不均匀，人口主要分布在增城、从化和南沙等地的地广人稀地区。

4.3 从业人员空间分异宏微观差异

不同从业人员在不同单元尺度中存在很大差异，国家机关等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微观尺度上，分布较集中且破碎。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空间分异则更多体现在宏观尺度上连片分布，商业服务业人员在城市中心，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城市近郊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分布在城市远郊区，其内部的微观尺度差异相对较小。城市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异也是城市内部社会经济的一种映射。从业人员宏观尺度的空间分异可以看成城市经济体的联系和功能分区，空间分异越大则各类经济体联系越少，产业结构越碎片化，而内外圈分异程度高低也体现了同心圆结构模式的清晰程度。而从业人员在微观空间上表现的社会空间分异更像“精英与平民”的分割，精英之间不断地结合并与大众之间相互区隔[27]，权力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集中在“规训空间”中[28]。因此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国家机关等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其空间分异程度在微观层面表现更为明显。

社会空间分异的测度不仅存在着尺度效应，而且在不同地理尺度单元下其表现出来的模式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分异是一种特定的人群在特定尺度下表现出来的结果，其尺度不限于行政单元等级还包括了地理尺度及其测量的基本单元大小。因此，基于尺度衡量的社会空间分异指标在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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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1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分为宏观社会保障水平和微观社会保障水平两个层次。宏观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微观社会保障水平从需求角度入手，是个体社会保障给付金替代消费或收入的比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覆盖广大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其水平适度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能否顺利推进。可见，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应始终以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为基准，最终实现制度的完善。

一、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模型及水平预测

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从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经典理论出发，[1]将“工资收入总额”作为中间变量，联系起“农村养老保险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用代表农村养老保险支出总额，可提炼出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总公式（1）。通过将代入公式（1），可以统计出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发展时的农民养老金总额。

（1）

根据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农村养老金替代率及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的设定和预测，可以测算出相应的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上下限。将2010-2050年的相关参数代入宏观农村养老保险水平测定模型，得出农村近期养老保险水平适度值。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逐年上升，至2050年，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下限为3.85%，比2010年适度下限提高了一倍多，说明农村老年群体享受到了与其人口比重相适应比例的经济社会发展果实。

二、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模型及水平预测

边恕、穆怀中[2]在宏观层次测算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恩格尔系数和扩展性线性支出模型为基础的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理论。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下限水平是在农村老年人修正恩格尔系数基础上建立的，其适度上限水平则基于扩展性线性支出修正模型的生活消费支出水平。根据对农村恩格尔系数、物价指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总支出的设定，对2010—2050年的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上下限进行预测，并对适度上限下分别进行修正，设定最高、最低标准，可以得到2010—2050年间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应处于11.06%-60%之间。

三、基于宏观、微观视角的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比较

农村养老保障需求作为客观养老需求，具有稳定性。如果宏观、微观两种测定方法能够就同一现象得出一致性结论，则可以认为这些方法互为支持。上文已测算出2010-2050年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上下限，并设定微观上下限最高、最低标准值，按此标准修正后的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上下限，根据宏观、微观的农村适度基础养老金水平比较，可划分出三个时期：2010-2020年是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高于微观水平的时期；2021-2026年是宏观与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区间出现交叉的时期；2026-2050年是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区间与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区间相互重合的时期。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宏观、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区间从2021年开始交叉，从2026年开始重合，两种测算结果就同一现象具有一致性，相互印证彼此的科学性。宏观、微观适度法虽然研究角度、方法、出发点均不尽相同，但实质上互为依据，殊途同归，都科学而深刻地衡量出了农村养老保险的真实适度水平。

第二，从测算得到的宏观、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来看，发现宏观适度水平变动趋势较为稳定且平滑，而微观适度水平则呈现出上下限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下限水平逐年不断下降，很可能将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收入排除在经济增长之外；上限水平则超限度、超现实不断提高，且限度上涨速度过快，会造成财政压力过大进而影响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运行。微观上下限均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修正和调整。

第三，以宏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为主导，参照微观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从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水平过低的现状出发，以“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标为原则，建议在2010-2020年以微观层次农村适度基础养老金上限水平为发展目标，首先保障农村居民个体基本养老需求，实现其生存公平；2021年后逐渐向宏观层次农村适度基础养老金下限水平动态调整，在不超越财政承受能力的条件下进一步向宏观适度上限水平靠近。

参考文献：

[1]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134-135.

第4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性行为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第5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避免宏观救助产生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中，以个人、家庭和企业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便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微观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虽然仍以单个微观经济主体为基本单位，但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日益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特征。

个人财富、家庭福利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已经不再单纯地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还必然要依赖于整体经济状况，整个经济运行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总量、综合和全局性特征。所以，积极采取微观救助，才能确保宏观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没有有效的微观救助，便无法避免经济的宏观救助而产生的全局性负面影响和代价。如几年前实施4万亿的宏观救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其代价之大，无法估量。假如通过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来实施宏观经济救助，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所谓的微观救助，就是采取相应措施，对处于困境之中的一个个企业或某一地区或行业，区别情况予以必要的救助。而微观救助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企业，一类是非金融企业。

救助金融企业，

避免风险积累爆发金融危机

金融企业的救助，主要是经常性的不良金融资产剥离与处置，以降低不良率，使金融企业保持健康的状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如何。

在上个世纪末，中央政府采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好银行与坏银行的模式，大规模收购和处置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资产，使其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并成功上市，从而也避免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的压力，这种压力首先将反映在金融企业信贷状态恶化，不良率上升。根据银监会的监管指标，截至2013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921亿元，比年初增加99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比年初上升0.05个百分点。

虽然不同银行不良率上升有不同的原因，但主要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会带动银行业不良率整体上升。不良贷款2014年仍存在小幅上行，再加上银监会将调整对拨备覆盖率的要求，未来银行拨备压力不减。

在这种情况下，不良金融资产的剥离与处置就显得十分必要。目前，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承担起收购与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特殊使命，银行随时可以将不良金融资产投放市场进行交易，尽快化解金融风险，避免金融风险积累而爆发金融危机，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目前这种救助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相信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新条例的出台，能够确保金融微观救助的常态化，避免因金融危机的积累爆发而引发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救助非金融企业：

政府出手弥补市场失灵

非金融企业的救助，最根本的是要靠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没有责任帮助企业摆脱困境。

美国的通用公司陷入困境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出手相助，使通用公司避免了倒闭关门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政府救助，主要是对整个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企业进行救助。

当然，这也不是要政府直接插手市场和企业经营，而是要通过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处于良性的竞争环境之中，真正实现优胜劣汰。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外部效应的存在等“市场失灵”问题，单靠市场自身则无法克服。

为了避免市场经济运行陷入无调节的状态，需要政府采取公共供给、公共引导和公共管理的方式调节微观经济，以弥补“市场失灵”。例如政府通过采取增加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的方式救助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除政府的救助之外，还有最为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便是金融救助。金融救助不是发放贷款，因为企业一旦陷入困境，便已经丧失了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

这里所说的金融救助，是指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和处置企业应收账款的方式来救助陷入困境的企业。目前，中国的企业并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原因是有关监管部门刚刚批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这类业务。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一业务，必要时可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业务合作，让企业尽快摆脱困境。

当然，经济的微观救助还有其他方式。据了解，商务部已于2012年6月下发通知，同意在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探索商业保理发展途径。截至2013年1月底，我国已注册的保理公司达85家，其中内资64家，外资21家。这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微观救助力量。

微观救助需要金融资管公司

第6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早已有之的宏观审慎监管

尽管此次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成为热议焦点，充斥各类会议报端，并成为监管部门和金融界热议的焦点。但其理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有之。根据已有文献记载，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库克（W.P.Cooker）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一次关于发展中国家贷款快速增长的会议上首次提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其后，199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迈向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报告中首次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运用于金融监管体系之中。200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克罗切特（Andrew Crockett）在一次关于银行监管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并将其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相区分，国际清算银行将宏观审慎监管定义为是促进整体金融稳定目标的监管模式，以区分微观审慎监管。

可见，宏观审慎监管并非新有名词，而是之前便已有之，但由于当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尚信奉微观审慎监管，对系统性风险尚无强烈防范意识，因此，对其如何实施等诸多方面并未深入探讨，很多方面尚无定论。也正为此，本文后面的宏观审慎监管相关问题就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执行主体、监管视角及界定等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监管的终极目标

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可能是目前这一相关问题中最能成为共识的方面，即金融稳定。应该说，金融稳定不仅是审慎监管（含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两种），同时也是一切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而宏观审慎监管则是通过主要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以针对系统性重要机构为主，凭借减缓系统性风险积累等手段，防微杜渐，减缓甚至在初始阶段便将系统性金融风险消灭于萌芽中，或于传染、溢出期减轻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时对机构间的传染、溢出效应，以达到金融稳定的目的。

简言之，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即是通过减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或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机构间的传染、溢出以达到金融稳定的目的。

全局性的监管对象

在此处界定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首先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对象相区分。

微观审慎监管的对象是单一机构，同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等因素构成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对其进行监管。而美国次贷危机证明，即使微管审慎监管进行得再好，单个机构即使再安全，但整个金融体系仍然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只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则会忽视机构间的联系，可能导致机构间的风险堆积，或本国监管体系外的风险传染本国机构引发整体风险。宏观审慎监管以金融稳定为目标，其监管的对象为整体金融体系，重点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监管范围充分覆盖了金融系间的相互传染性，起到了稳定金融体系，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目的。

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是整体金融体系，系统重要性机构以及金融机构间由支付清算等原因产生的传染性问题。

宏观审慎监管的执行者为谁？

但凡各国政策出台，其执行者一直便是各国争议的焦点。而各国出台的监管改革方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执行者的界定也是更有不同。为探讨宏观审慎监管的执行机构，笔者首先对当今各国监管模式进行探讨，在此，笔者按照监管的执行机构将全球的监管模式粗略分为两种。其一是该国央行既执行货币政策同时行使监管职能，这也是最古老的监管模式，如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成立前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在英国便是这样的机构（当然，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一部分职能之前归属英国财政部），如今一些国家出于简化政府机构，并为更有效地监管混业模式下的金融机构，仍实行此种模式。其二是当前普遍实行的模式，即由单独监管机构施行监管职能，与中央银行相分离，这又细分为混业经营国家如1997年后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相分离后英国金融服务局单一机构执行监管的模式，与中国的“三会”（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金融业细分为三类分别监管的模式。

以上分类主要是基于针对单个机构的传统微观审慎监管，而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执行机构则因会涉及到货币政策与监管是否相互独立，是否相互兼容的问题。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而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则是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以求得金融稳定。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主要应对的是宏观系统性风险，其在施行监管时与货币政策相互联系，物价稳定、经济增长自然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发展、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又构建了健康的金融业，这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地区间的资金合理流动有重大作用，奠定了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的强力基础。沃尔特・白芝浩早在其《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中，对英格兰银行的论述就强调其对金融稳定负有责任。因此，由中央银行行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双重职能可称为一种可行模式，在美国危机后的改革法案中，美联储便被赋予了兼具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双重职能。而另一方面则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主要仍在于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若考虑其存在的独立性及全局性，也可单设机构。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金融稳定理事会（FSF），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也都应运而生。

介于此，本文在此暂将宏观审慎监管的执行机构定义为中央银行或以金融稳定为目的独立机构。

可用于监管的工具

当前对于究竟使用何种工具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有些工具到底属于宏观审慎监管还是微观审慎监管，争议颇多，在此，笔者仅以个人观点简以论述。

宏观审慎监管运用的工具可考虑为压力测试、宏观审慎指标与早期预警指标、传统的银行资本政策以及银行税。具体可分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预警指标与避险指标两类。

前三种工具属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预警指标。压力测试指运用一系列技术、方法评估金融机构在遇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时的抗风险能力。早期的宏观审慎指标包括总微观审慎变量与对金融体系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变量，而早期预警指标则是指惠誉国际（Fitch Rating）于2005年将微观审慎指标与宏观审慎指标相融合而成，笔者认为，可将其扩展为针对影响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系列预警指标。

后两种工具可归属于主要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时的避险指标。银行资本要求主要针对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基础的相关银行业，甚至包括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银行税，是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政府看到金融救助耗费纳税人大笔税收后提出的，主要指2010年6月22日G20峰会上，由英法德共同提出的针对资产负债表征收的“金融部门税”与对金融机构利润或收入征收的“金融交易税”。尽管银行税一经提出，便遭到严重抵制，但笔者将其列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就是认为其存在可行性。

宏观审慎监管的两类视角

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抽象的监管模式，要将其细致剖析需从具体视角进行。在此，笔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可区分为两类角度，即跨行业视角的宏观审慎监管与时间视角的宏观审慎监管。

跨行业视角的宏观审慎监管主要侧重于两点，第一点是单一行业出现问题引发系统性风险可能性，即当一个行业，如房地产业市场火爆，资产价格暴涨（历史上几乎每次危机都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尤以房地产价格为最），而机构大笔资金量均投资于此，一旦该行业出现问题，便会引发上下游产业及投资该行业金融机构的连锁反应，造成系统性风险。这其中也包括所谓的“拥挤交易”，即当该产业发生危机，金融机构急于出售手中相似资产，导致市场上只有卖方而缺乏买方，从而金融机构集体出现流动性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则会引致大面积破产。细数历次危机皆是如此，直到市场上出现最终买方或是出现如1917年摩根财团那样能够稳定市场的正面系统性重要机构，或是由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进行救助，如《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中所写，需要中央银行存留更多的存款准备金以解决金融机构集体出现的流动性问题，这也是笔者在上一部分将一直被视为微观审慎监管内容的银行资本要求视为宏观审慎工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点是强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时跨行业传播的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其传染性、溢出性，波及整体经济，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跨行业角度也应考虑系统性金融风险跨行业传播的情况。

时间视角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指通常所说的逆周期监管问题，在经济高涨时期，无论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业由于整体经济环境向好，资产价格上涨造成的“财富错觉”，在经营时更愿承担较大风险，导致企业过度借贷银行过度贷款，高杠杆率经营的企业遍及市场。而在经济下滑时抵押品价值下降，杠杆风险凸现，企业资不抵债，而银行则由于不良率过高，进而影响存款市场，而存款市场的储户由于恐慌又使银行出现挤兑现象，使得系统性风险逐渐积累传播便产生了系统性危机。因此，在顺周期时以强化资本要求等手段强化对金融体系的逆周期监管显得十分必要。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联性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的、监管对象、监管工具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不否认，同为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就监管目的而言，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稳定金融体系，但宏观审慎监管将其视为直接目标，而微观审慎监管由于监管的是单一机构，因此，是通过监管单一机构保证其稳健运营，防范风险，整体金融稳定则是其间接目标。

就监管对象而言，微观审慎监管的监管对象是单一机构，其整体构成了金融体系，即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对象，因此，二者监管的对象是局部与整体间的关系，即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在监管工具方面，微观审慎监管在资本要求、流动性、杠杆率等方面与宏观审慎监管相互交叉，宏观审慎监管还特别强调系统性重要机构、金融机构间传染性防范的监管以及整体监管性。

在监管机构方面，微观审慎监管为传统的监管部门，而宏观审慎监管由于强调金融体系整体性，因此要求由中央银行或独立机构行使。

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框架辨析

当前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框架的两种说法相对含糊，有的将之视为完全相同，而有的则加以区分，当前主流为后者，即将宏观审慎框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审慎分析，即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监测；另一部分是宏观审慎监管，即将监管单独作为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评估、监测，以及随后的确认、评估、预警等属整体监管体系的组成，应统一纳入宏观审慎监管之中。即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框架相融合，并提出审慎监管框架的概念，由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及微观审慎监管相搭配共同构成审慎监管框架。因此，笔者在此提出的审慎监管框架，囊括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及货币政策、相互协调机制四部分。

第7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实践；经验；政策

一、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的回顾

1993年―1996年的紧缩性宏观调控。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超高速增长,这一年增长率高达14.2%,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造成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资金全面短缺,经济运行环境全面趋紧。面对经济过热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1993年6月24日,中央做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为主要内容的16条宏观调控措，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失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得到遏制,金融秩序混乱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货币供应增长下降,财政收支趋向平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994年，又对财政、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实施一揽子改革措施, 1995年和1996年继续实行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经过三年半的宏观调控,过快增长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得到了有效遏制,价格涨幅显著回落,消费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24.1%分别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7.1%和8.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7.5%和14.8%,经济增长速度则由1992年的14.2%、1993年的13.5%平稳回落到1996年的9.6%,通胀率从1994年7月的21.6%降到1996年底的6.1%,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是，首先,宏观调控是在市场化程度有了极大提高,而且是在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政策当局并没有简单运用直接调控手段给经济降温,而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其中十分突出的是货币政策的成功运用,特别是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又使经济保持在合理的稳定的增长区间。

1998年―2002年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宏观调控。1997年,东南亚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商品供求也逐步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增幅回落的同时,通货紧缩迹象日益明显。1998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升反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2.6%和－0.8%,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7%,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值。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同时实施了调整收入分配,适当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等政策措施。经过5年左右的宏观调控,我国GDP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7.8%逐步而波动式地提升到2003年的9.1%；而CPI指数则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经济发展又开始进入上升期。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但是，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中国近六年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偏差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片面强调调控需求一方,而忽视了调控供给,未能将需求刺激与供给推动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

2003年以来的中性宏观调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投资增长势头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剩问题极为严重。这些行业的过热投资进一步引发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物价再度出现了上涨苗头,通货膨胀压力日渐加大，2004年9月份CPI指数累计比上年同期上涨了4.1%,居民储蓄实际利率已经为负数。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使用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针对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政府果断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在指导思想上一开始就强调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在实施总量调控的同时,注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做到松紧适度,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在宏观调控的手段的运用上讲究综合性,即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律手段进行调节的同时,也采用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控制手段。这一次宏观调控可以说是动手早，见势快，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央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利率浮动幅度，财政部宣布采取“中性”或“从紧”的财政政策。在趋于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市场资金供应向更加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行政部门也采取了微观干预措施，包括国家发改委派出督查组清理投资项目、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银监会按“有保有压”的原则决定信贷等。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轮宏观调控面对的调控对象、利益格局、体制条件、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增强了调控的难度和复杂性。但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部门、各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最明显的特点是，首先,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带来的局部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全面过热。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部门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采取点刹车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采取紧缩政策和急刹车的方式来调控经济运行，不仅抑制了过热部门的盲目发展,而且调整了经济结构,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既平稳又较快地可持续发展,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其次,针对上述新的情况,在已经推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且未能有效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经济过热的基础上,被迫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正是这一系列行政措施给局部过热的经济迅速降温,起到了间接调控措施未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实践的经验

第一,针对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不同问题区别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经济的全面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性政策；1998-2002年的宏观调控则是针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的通货紧缩,采取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对于2003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和部分行业过快的投资增长问题,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由此可见,在这三次宏观调控中,既有紧缩性政策,又有扩张性政策,还有区别性政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不断丰富和完善,都取得了预期的调控效果。

第二,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不断丰富。在这两次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运用,确保了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经济和法律等间接调控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提高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第三,宏观调控艺术不断增强。从政策措施的自觉选择和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等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艺术逐步增强，特别是在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中,有保有压的政策措施以及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上,都体现出较为纯熟的调控艺术。

三、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带来的启示

第一，重视微观基础的建设。努力构造宏观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主体,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微观经济基础已发生变化,已经形成了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外商经济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非国有经济已经是市场化的主体，它能够对经济变量做出反应，但政府还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反应空间。国有经济尽管困难重重，但它仍在占用着国家的大部分资源，并且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国家银行的主要信贷对象。如果国有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发生根本的转变，必将会大大制约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调控手段的运用。

第二，重视宏观调控中国际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往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经济日益受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国际油价对中国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还是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压力，也不管大量热钱的涌入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负面影响，都表明在新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扩展视野，将国际因素更多的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充分重视国际间的博弈因素，为中国经济发展把握准确的方向。

第三，建立科学的预警统计指标体系。无论是政策实施力度还是政策实施的时间选择，都要基于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依靠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我们在这方面经验的严重不足，是造成在政策力度与时间把握上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郑州水工机械厂

参考文献：

第8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物质构成奥秘；认识模型；单元整体教学；微观认识发展；教学策略

文章编号：1005C6629（2015）2C0024C06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1 问题的提出

“物质构成奥秘”是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1]规定的5大主题之一，包含化学物质的多样性、微粒构成物质、认识化学元素和物质组成的表示4个二级主题。该主题教学对学生有两大发展点：（1）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微粒观；（2）应用微观认识描述物质的组成和构成，对物质进行分类，解释物质性质和变化。

日常教学中，很多教师反映：学生基于日常生活常识以及小学科学和初中物理的学习对“物质构成奥秘”主题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对原子、分子、元素等概念并不陌生，但是经过“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学习后，仍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错误，如：概念混淆、物质分类出错、概念应用错误、宏观与微观分不清楚、对变化的本质把握不准。已有研究[2]提出学生在本主题存在一些认识偏差，如表1。可以说，学生并没有形成基于微粒的认识方式，不能基于微粒去认识物质组成/构成、性质和变化。

已有研究[3～5]中关于“物质构成奥秘”主题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创设生动的情景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如何创设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情景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如何利用科学史实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如何创设丰富的情景探查学生微观认识本身的认识偏差，如何通过任务活动落实化学基本观念等。综上教学现象究其关键，本主题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1）概念建构孤立，不能结构化设计和整合安排教学；（2）以定义为中心教授概念，不重视概念之间的联系，不重视概念的功能价值。如：教师重视讲授原子和分子的区别，进行很多是非判断练习，但不关注学生学习原子和分子后对物质和微粒关系的认识，以及化学反应和物质性质的认识。

本研究针对“物质构成奥秘”的教学价值以及教与学的现状分析，力图构建“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促进学生的微观认识发展；基于此，设计并实施促进学生微观认识发展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单元教学；并进一步反思、提炼促进学生微观认识发展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有效教学策略。

2 “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

义务教育教科书（2012版）[6]在单元小结处呈现了“物质构成奥秘”单元的知识内容结构，总结了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图1。

然而，在日常教学中，图1常被一线教师作为单元知识总结图。为了让图1从表达来看更加功能化，我们将图的形式和认识功能整合起来，构建并提出“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如图2。该认识模型有3大功能：（1）明确了认识对象和认识角度；（2）体现了概念之间的关系；（3）落实了概念的功能价值。

在“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中，可以看出本主题的认识对象是物质组成/构成、物质分类、物质性质及变化，认识角度是物质、分子、原子、元素，认识角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学生认识特定对象、分析和解决特定问题时的推理路径和认识思路。由于认识角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需要学生基于概念关系建构，发挥概念的认识功能价值，多角度系统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些概念的认识功能价值体现在：分子可用于区分物质，在此基础上可用于区分混合物和纯净物、区分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区分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原子可用于认识物质的构成、解释和区分分子、解释不同分子间的转化关系；元素是基于原子水平的概括，可用于区分单质和化合物、建立不同物质之间的联系、找到不同物质之间的异同之处。

3 促进学生微观认识发展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如何通过本主题的教学设计与实施促进学生的微观认识发展？即如何帮助学生建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能够基于微粒认识物质组成/构成、性质和变化，形成基于微粒的认识方式？

3.1 单元整体结构化设计

本主题的单元整体结构化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分子、原子、元素等概念基于整体关系去建构，通过引导学生讨论静态的物质组成/构成和分类，帮助学生建构这些概念。如给学生一组物质（混合物、纯净物），让学生进行分类，学生自然就建立了分子的概念；再让学生对其中的纯净物（单质、化合物）进行分类，学生自然就建立了元素的概念。（2）基于认识模型，通过认识物质组成/构成的变式任务、认识物质分类的变式任务、解释物质性质和变化等任务不断引出新概念并彰显概念的认识功能，促进学生微观认识发展。如让学生解释宏观的现象或反应，通过解释性问题的驱动，体会概念的认识功能。

3.2 教学设计

根据“促进学生微观认识发展”的基本教学理念，单元整体结构化设计教学，具体见表2。

3.3 教学实践与检验

我们选取北京市某示范校初三年级进行4节课的教学实践，并全程跟踪了其中一位授课教师关于该主题的日常教学。为了调查教学效果，分别在“物质构成奥秘”主题授课的前、后对学生进行侧重微观认识发展的问卷测查和访谈。由于本次教学中该校所有初三班级均参与了教学研究，故研究者在同等级学校安排对比班测试。

对比班教学首先分别进行分子、原子、元素等概念教学，再利用所学的概念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去认识物质和变化。具体教学过程是通过酒精挥发引入教学主题，提出假说“物质是由更小的物质构成，物质是由小微粒构成”；通过化学史实和物质的扫描隧道图证明“物质是由分子等微粒构成的”；通过氨水遇酚酞变红、酒精与水混合、比较压缩空气和水三个实验进行分子特征的教学，然后让学生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宏观现象；通过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让学生认识到分子由原子构成，再从微观角度看物质、纯净物和混合物以及变化，总结分子和原子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化学史上原子模型认识的发展进行原子结构的教学；通过多种含铁元素的物质引出元素概念，观察元素周期表得出“决定元素种类的是质子数”，解读元素周期表，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结合看物质及其变化；最后进行化学式的意义、化学式的书写、简单化合物的命名、化合价的原则、化合价的标法和含义、化学式的计算、混合物中元素含量计算等教学。

测查及访谈具体安排如表3。

调查问卷为自编测试题，针对已有测验的探查点都是指向学生对微观概念本体认识的具体偏差，而没有探查学生建立微观概念后能够解释什么宏观的现象、事实或变化，即没有关注学生是否基于微观概念发展了相应的认识方式和能力。因此本测查问卷中设置描述性任务和解释性任务，测查学生如何分析和解释所看到宏观的现象、事实或变化，然后我们通过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赋分，看学生是否建立了微观认识角度，形成了微观认识方式。

用单维Rasch模型对学生样本的前后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学生信度是0.78，试题信度是0.95，具体数据如表4。

根据表4，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在主题授课前差异性不显著，授课后实验班学生的平均能力值高于对比班学生，且存在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进一步对学生概念关系、概念功能价值认识两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学生概念关系认识的测查主要看学生是否能够主动建立并应用“物质-微粒”、“分子-原子”、“物质-元素”、“元素-原子”、“原子-离子”间的关系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如表5所示的后测问卷中的第2题。对概念的功能价值认识的测查主要看学生能否建立认识角度去描述物质的组成/构成，对物质进行分类，解释物质性质和变化，如表6所示的后测问卷中的第4题。

分析结果见表7和表8。问卷测查和学生访谈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对概念关系认识高于对比班学生，实验班学生多角度描述物质的组成/构成的能力优于对比班学生，但实验班学生多角度对物质进行分类、解释物质性质和变化的能力与对比班学生基本一致。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验班和对比班学生解决问题时均很难自主做到宏微观结合，如表6所示的题目，大部分学生基于物质、元素的角度，或者基于分子、原子的角度。

4 “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有效教学策略

反思“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可以提炼出以下有助于促进学生微观认识发展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有效教学策略。

4.1 基于概念关系整体建构相关知识

该主题的有效教学策略之一是基于概念关系整体建构有关知识，形成系统的认识模型，推进教学进程。在该主题教学的第一课时中，我们利用认识物质的组成/构成和物质分类任务驱动学生基于概念关系建立分子、原子、元素的概念，借助相对非定义性的概念理解找到分子、原子、元素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建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在教授完原子的构成后再次理解分子、原子、元素和物质的关系；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认识物质的组成/构成、物质分类、解释物质性质和变化等任务，反复多次从不同的视角梳理分子、原子、元素、物质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系统建构“物质构成奥秘”主题的认识模型。

4.2 基于核心概念认识功能和价值设计驱动性任务

该主题的有效教学策略之二是基于核心概念认识功能和价值设计驱动性任务，实现学生原有认识的探查、相应概念模型的建立、有关知识的应用。已有概念教学会先观察分子的存在，直接给出扫描隧道图，让学生体会原子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得出概念，而上述教学策略路线是学生学了分子、原子、元素的概念之后能帮助学生解决哪些任务，就将那些任务作为驱动性任务，激起学生学习的需求，驱动学生建立概念。基于此，我们在教学中设置了一系列驱动性任务，主要包括如何看物质的不同与相同、如何看物质的分类、如何看物质的性质和变化这3组任务，如表9。

4.3 基于“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设计学生活动

本主题的有效教学策略之三是基于“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设计学生活动，发展认识方式类型。教学中，利用宏观的现象、反应、事实、信息等创设情景，将微观的概念外显，并使用化学用语分析、表达化学宏观的现象等。如在物质分类任务的学生活动中，不同小组的学生拿到不同表征方式的卡片；再如认识物质变化的任务中，从多个角度表征反应。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Hans-Dieter Barke， Al Hazari， Sileshi Yitbarek [M]. Misconceptions in Chemistry， 2009.

[3]胡久华，王磊.初中化学教学策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肖红梅，朱纷.“物质构成的奥秘”主题教学的难点分析及其突破[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10，（11）：8～9.

第9篇：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