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要准确地揭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内涵，必须认真区分与其相关联的农业经营规模、农业规模经济、农业规模经营三个基本概念：

1.农业经营规模。规模，一般是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在一定的经济实体（企业或其它生产经营单位）内的聚集程度。任何社会生产，尤其是社会化的大生产，都是由经济实体在聚集了一定的生产要素（即构成一定的经营规模）的条件下进行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规模，不仅仅指经济实体所聚集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综合，而且还包括经济实体聚集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及其形成的生产劳动能力。

农业经营规模是指农业经济实体（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农户等）聚集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总和及其优化配置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当然，农业经营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关键是要寻求经营规模的适度值，而适度值的确定则要看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技术条件下，一个农业经济实体的经营规模能否取得最佳规模效益，也就是能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2.农业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概念源自西方经济学，它的一般含义是指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即较大规模的经营能够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或者可以增加总收益（指总利润、总收入等），或者可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利润率。在现实中，我们理解和使用规模经济这个概念，必须密切联系农业发展的具体实际，科学把握规模经济理论对规模经济所下的严格定义：第一，规模经济是指纯粹规模扩大（即生产要素同比例扩大）而引起的经济效益提高，同时又是与生产要素配置比例变动会引起报酬递减的变化相对应的。它要求我们在使用规模经济概念时，一定要区分纯粹规模变动和生产要素配置比例变动对农业经济效益产生的不同影响，否则，如果只看重纯粹规模变动这个假设，就会使规模经济的研究失去实际意义。第二，规模经济是指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即经济效益的提高幅度必须大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幅度。在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实践中，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幅度的比较，也不能简单认为“只要规模扩大提高了效益”就是规模经济，而应该重视经济效益提高的幅度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经营规模扩大的幅度。第三，规模经济理论认为，经营规模扩大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两种现象：经营规模扩大，经营效益不断提高，就是规模经济；反之，则是规模不经济。在现实实践中，我们不能把农业规模经济理解为“规模越大必然越经济”，“农业规模经济是经营规模扩大的唯一的、必然的趋势”，而应该防止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过程中的规模不经济现象的发生。

3.农业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经营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农业规模经营是在我国农村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比较快的地区，由于经营规模太小和生产手段落后，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不断降低，农民务农种粮的兴趣下降，农业生产出现了停滞徘徊局面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这种经营形式的特征不是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而是表现在生产力方面，它体现为合理的规模特征。因此，农业规模经营就是指使农业经济实体的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经营形式。它将使农业经济实体的经营规模与其内部各类生产要素和外部环境相互协调，从而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可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经营规模、农业规模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农业经营规模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农业经营活动的规模特征的直观反映，而后者是对具有合理的规模特征的农业经营活动的界定；农业规模经济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表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合理关系，而后者侧重于表现为达到这种合理关系而进行的经营活动本身。它们三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为，农业规模经济是农业规模经营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必须以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动作为主要手段。

4.农业规模化经营。通过以上三个基本概念的区别和界定，我们就可以给农业规模化经营下定义了。规模是一个名词，在它的后面加上“化”以后，就使得规模成为一个动态过程。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存在像那样大的农业经营规模，但却没有形成“规模化”，“规模化”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产生。农业规模化经营就是指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最佳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在改变细碎、分散的极小农业经营规模的前提下，使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农业经济实体之间实现合理集中和优化配置，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营组织形式，最终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规模效益。

第2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讨论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建立了支持力评价的指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进行了评价。

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支持和带动作用〕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是否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与区域经济系统相协调，是否能够很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其支持程度如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川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指数，对东部10省市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进行评价，据此分析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的内涵

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指区域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适应、协调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定义为: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协调程度，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领能力_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规模，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与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第二，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二、支持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述支持力的定义和其两方面含义，建立指标体系，应包括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

其中，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模的大小，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科技经费支出额;’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规模的发展速度，采用科技活动少、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

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标也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大小，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两个指标2其中，论文、专著、专利数量指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来表达，指数计算方法是:结合科技司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实际情况，本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二1: 4: 5,最后将三部分汇成指数，称为论文、专著、专利指数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发展速度，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和新产品产值增长率两个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三、支持力指数评价模型

本文以上述支持力的定义和指标体系为基础，给出新的指标，即规模指数、贡献指数和支持力指数，分别描述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持力度

1.单指标指数计算模型

令x表示规模指标，y}表示贡献指标，其中;.l分别表示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选取的个数令x表示被评价的省市第i项规模指标的均值，令牲表}j s被评价的省市第j项贡献指标的均值

定义规模指标单指标指数和贡献指标单指标指数肠。分别为:

其中.i=1,2,3,4; j=1,2,3,4; m=1,2,11,10, n‘代表被评价的省市:s;‑为m省(市)第!个规模指标t-‑的指数;!h为贡献指标s}‑的指数

2.规模指数计算模型

区域创新系统的规模指标指数y，定义为4个规模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指数设各规模指标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i=1,2,3,4)，则区域创新系统规模指数计算模型为:

3.贡献指数计算模型

(2)与规模指数计算模型同理，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数模型形式为:

式中:，为区域创新系统贡献指数;气,j=1 ,2,3,4分别为经济贡献指标指数的权重

4.支持力指数模型

支持力指数是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综合从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支持力的定义可以看出，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是支持力指数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低水平，都会导致支持力的低水平。因此，支持力指数不适合用规模指数和贡献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来构造’

变权综合原理是因素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理不仅可以反映综合决策与评价中诸要素在重要程度上的区别，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要素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具体解释是:即使是最不重要的要素，只要其评价值为0，则总体评价为0为表达支持力指数中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不可替代性，下面给出支持力的变权综合指数模型:

式中:s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指数;w,指数y和贡献指数，的常权权重值lim s = 0，正适合不可替代性的要求显然，,w:分别为规模lim s = 0以及i训此外，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某一指标特别大时，其变权会变得较小，从而避免了由于某一指标值很大而使总体评价过程过高“

上式就是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指数模型。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进行测度，能准确地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科技、经济支持的程度和贡献

四、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支持力的评价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 )提出的将内地划分为“四大板块经济区”的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其中，东部板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不一东、海南为一r能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价与比较，而东部版块的10个省市具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位特征相似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东部10省市的相关数据，评价这些省市的区域创新系统对该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年度指标数值采用2005年的数据，增长率指标数值根据2004年、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具体数据如表2

(1)按照(1)式计算单指标指数

(2)按照(2)式计算规模指数值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的意见，科技活动人员、利一技经费支出额、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等指标的权重分别取0.3,0.3,0.2,0.2a

(3)按照(3)式计算贡献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新产品产值、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新产品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的取值分别取0.2,0.4,0. 1 ,0. 3。

(4)按照(4)式计算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力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取0. 4，取0. 6。计算结果见表3

五、结论

从以上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指数为0.9800，在东部地区排名第5位。

第3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市规模分布帕累托系数云南省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中心，城市是工业尤其是第三产业集中的区域，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者着重要作用。目前，因为考虑到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对于实现城市规模效益最大化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使得与城市规模分布相关的研究显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为了更好的揭示城市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学者们尝试性地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如Beckman城市等级分布模型、Pareto分布模型以及Zipf模型等，这些经验模型的建立为区域城市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实现其效率改进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经验支撑，并被逐渐引入到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分布的研究中来。

从城市化建设实践中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推进以及统筹城乡发展，云南在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地位也逐渐提升。而实际上, 云南所辖的19个市（含所辖的地级市、县级市）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相关数据, 分别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指标, 计算全国各省和云南地县两级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并把计算出的云南省系数和全国水平的相应系数进行对比，基于比较研究，对科学认识云南城市规模分布现状，为云南城市体系的合理规划和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分析方法与分析结果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通过一个简单的笛卡尔坐标体系，发现了一种极佳的度量不平等的方法，见下式：

3.除非具有特别特殊的情况，一般而言，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如下规律: 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济欠发达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低。

三、政策建议

截止2010年底，云南省共有城市19个，地级市中（8个），特大城市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3个，小城市4个；县级市中（11个），特大城市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2个，小城市8个。

尽管云南省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5.2%（2010年底数据），城镇建成区面积也已经达到了2045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1个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4个小城市（含106个县城和117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市体系。然而，根据我们在前文所做出的分析，云南省城市规模分布极不均匀（尤其表现在地级市层面），城市数量少，只有19个，而且结构非常不合理，特大城市（昆明）首位度过高。因而，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应对症下药，从推进城市群建设入手，解决云南省城市规模分布中存在的问题。

着手建设一个梯级城市群落，是云南省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所在。应打造一批辐射力强的增长极和优化城镇化空间结构，加快云南省城镇体系规划。对条件具备的地区积极规划建设城市群、城镇带和组团型城市，加快打造都市经济圈，提升城市竞争力，扩大城市群、城镇带和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加速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在此基础上，应特别强调加强对中心城市的建设。根据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城市经济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和吸引作用的大小，和城市聚集程度成正比，城市聚集程度越高，辐射作用和吸引作用越强，周围地区从中得益越大；反之则相反。然而，从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全国平均水平及中东部平均水平 相比，云南省城市规模相对较小、聚集程度相对较低、辐射效应不明显。云南省城市规模布局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极不相称，城市对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和吸引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同样地，不难看出云南城市规模分布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参考文献：

[1]McLure, M. and NetLibrary Inc. (2001). Pareto, economics and society the mechanical analogy.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46.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xvi, 221 p.

[2]Gabaix, X. (1999). "Zipf’s Law for Cities: An Explan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739-767.

[3]Gabaix, X. (1999). "Zipf’s Law and the Growth of Cit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129-132.

第4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一、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环境因素有经济规模、劳动力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经济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这些因素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如下。(一)经济规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能够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更容易导致区域生产和经济要素的集聚[9]，这有利于为新兴产业发展汇聚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传统产业为其创造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10]，经济规模大小衡量了区域基础条件的优劣。比如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无论是研发项目还是投资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这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11]，这种完善的金融体系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这个区域市场规模的大小。这种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为新兴产业发展开创更大的市场空间，相反，则市场空间偏小。另外，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偏大，新兴产业孕育发展的条件也更加成熟，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市场需求在不断扩大，相反，则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偏小，而且传统产业释放的市场空间很小，这不利于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1：经济规模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2：经济规模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二)劳动力质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之上，对知识技术和人才资源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强烈的依赖性[12]，而其中人才又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资源[13]。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是科技的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最新的科技成果，依赖于创造这些成果的高技术人才[14]。这就决定了劳动力质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基础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3：劳动力质量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4：劳动力质量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三)对外开放程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对外开放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体现的主要指标[15]，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中要占得先机，加快发展，必须树立大开放理念，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强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不断提高经济外向度。只有不断加大对外开放，才能引进更多的战略投资者，从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越高，意味该区域可以获得更多国外资源和市场促进产业发展，特别是国外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备了良好的技术、管理、信息、资金和市场，这都可以极好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反，则不利于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5：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6：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四)经济活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经济活力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16]，经济活力体现了该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活力越高的区域，该区域创新资源更容易被激活，技术创新能力会更强，金融市场会更发达，市场运行效率会更高。相反，则资源配置效率很低，技术创新意识很弱，融资能力很差，市场运行效率会更低。经济活力越高的区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果越好，行政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越少。相反，行政对经济运行干预力度很大，从而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容易导致新兴产业发展走上不合理的轨道。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7：经济越活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8：经济越活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五)科技创新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外生增长模式有根本区别，其内生发展对科技资源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如果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则意味着这个区域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具备，这可以极大地推动战略投资者、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介入，从而让科技创新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9：科技创新力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10：科技创新力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从区域视角就是全国28个省市区，从产业视角就是具有新兴产业概念的428家沪深上市公司。

(二)变量设计1.因变量测量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资产总额(totalassets)指标，另一个就是利润(totalprofit)指标。其中，资产总额指标反映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利润总额指标反映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二者相结合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价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2.自变量为了全面衡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影响的因素，本文从区域经济规模、区域经济活力、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劳动力质量等五个维度测量区域环境。其中，经济规模衡量了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市场容量，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提条件和外在动力；经济活力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激化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了区域的国际化水平，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度；科技创新力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核心因素；劳动力质量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维持不断发展的保障。区域经济规模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GDP越高表示区域经济规模越大，相反，则越小。区域经济活力用非公经济规模测量，非公经济规模越大，则该区域更具有经济活力，相反，则越小。由于国有经济存在各种成本，而且受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经营并不是完全商业化行为，从全球各种历史和现实数据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力越差，资源配置越失效，相反，则经济活力越好。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进出口总额越高，表示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相反，则越低。测量区域对外开放度衡量指标有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对外投资比率、生产开放度、贸易结构水平、利用外资比率和服务贸易比率。在上述指标中，对外贸易比率是在研究中普遍被使用的一个指标。科技创新能力用每年新增专利数量来衡量，专利数越多表示区域科技创新力越强，相反，则越弱。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对人才具有较高层次需求，用硕士生及以上学历测量区域劳动力质量具有针对性，劳动力质量用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来衡量，人数越多表示区域的劳动力质量越高，相反，则越低。上述指标测量见表1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试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标准，我们收集整理了2012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节能环保产业107家上市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产业50家公司、生物产业59家公司、新一代信息技术132家公司、新材料38家公司、新能源产业24家公司、新能源汽车18家公司，共计428家上市企业作为总研究样本，搜集并整理了各家上市公司2003—2012年的财务报表，初步形成各个因变量的数据库。各区域的GDP、国企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和专利数量均来自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硕士生及以上人数来自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教育统计年鉴》，初步形成各个自变量的数据库。数据中个别缺失值用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替代，所有原始数据均进行取对数处理。由于利润总额中出现了负数，为了便于处理，将所有利润总额的数据均加上相同的正数，这并不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依据国家公布的方式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其中划分为东部区域的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划分为中部区域的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西部区域的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0—2012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PanelData模型的设定根据样本数据的具体情况，再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有效的模型。本文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得到最终的结果。从表5的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经济规模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85和0.05，说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具有正向作用，这与假设1和假设2一致。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0.05，表示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具有正的影响，这和假设3一致，但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0.018，说明其在发展效益方面却产生了负的影响，这和假设4不一致。这表明劳动力质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并没有产生正向作用，说明劳动力质量并没有成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人才培养质量并不能推动新兴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0.0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这和假设5不一致，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0.07，对发展效益产生了正的影响，这和假设6一致。这表明外国市场和各种资源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推动力不够，甚至存在负面作用，这说明外国市场对我国传统产业存在较大拉动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不够，压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经济活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011和0.067，表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积极作用，这和假设7和假设8一致。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为0.206和0.056，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这和假设9和假设10一致。在分析不同时期各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时，我们发现经济规模在模型1~4中的系数分别为0.746、0.012、0.5、0.08，其在不同时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却阻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的提高。这说明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与效益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4中的系数分别为0.07、0.004、0.38、0.17，说明劳动力质量在各个时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2~4中的系数分别为0.075、0.12、0.37，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1中系数为0.05，其对发展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说明在2003—2009年期间，对外开放程度主要是扶持传统产业获得较快增长。经济活力在模型1、2、4中的系数为0.03、0.05、0.09，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3中系数为0.01，其对发展规模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中央为了应对欧美金融危机，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刺激了非公经济转投或者延续传统产业经营模式。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3中的系数为0.25、0.16、0.044，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4中的系数为0.1，对发展效益产生了负影响。经济规模在模型2、3、6中系数分别为0.67、0.98、0.17，对西部和中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都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在模型1、4、5中系数为0.8、0.67、0.255，这说明其对东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负面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没有迫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经济规模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本很大，甚至会遭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抵触。中部的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存在正面作用，但对发展效益产生了负面作用，这说明中部经济规模驱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但过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阻碍了产业效益的提高。西部的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2、4、5中的系数分别为0.46、0.23、0.12、0.1，对东部和中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面作用，在模型3、6中系数为0.2、0.07，对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表明西部的劳动力质量并没有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这可能是西部人才培养质量和西部新兴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或者是由于人才的流失所致。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1、3、4、6中系数分别为0.53、0.07、0.5、0.0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正面影响，但在模型2、5中系数分别为0.1、0.07。这说明东部和西部的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了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中部的对外开放程度却产生了相反作用。这进一步表明中部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多的是驱动传统产业发展，而不是驱动新兴产业发展。经济活力在模型1~6中系数分别为0.27、0.19、0.01、0.07、0.46、0.02，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产生了正面作用，这说明区域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很显著的。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5中系数为0.63、0.13、0.1、0.42、0.14，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6中系数为0.04，对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产生了负影响。这说明科学技术在西部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利用率很低。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首先，从全国来看，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影响最大，而且两者之间成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最大作用。区域科技创新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影响排在第二位，这表明科技创新力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域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的正面作用较小。这可能和地方政府注重传统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有关，和区域内民营企业重点集中于传统行业有关。研究中还发现，区域劳动力质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存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区域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发展水平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区域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发展效益存在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区域劳动力质量在短期可以迅速推动新兴产业规模扩张，补充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但区域劳动力质量并没有促进新兴产业效益的提升。同样，区域经济开放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也存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负面作用，这表明外国新兴产业的产品进入了国内，挤占了国内新兴产业市场，而国内新兴产业的企业还不能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对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效益存在正面作用，这意味着充分运用区域开放政策可以提升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业绩。其次，从各个区域上看，区域经济规模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都成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却成负向作用。这一方面可能和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惯性或者发展路径依赖的特性有关，这种本性束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比较成熟，如果将产业转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转型成本较大。另一方面说明东部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很好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尚存在很大提升的空间。劳动力质量对东部、中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都呈现正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成负向作用。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其开放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效益还存在负向关系。经济活力对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并没有发挥较大的正面作用。科技创新力对区域新兴产业发展整体上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只有西部的区域科技创新力和产业效益成负面关系。最后，从产业发展阶段上看，在2009年以前，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发展水平推动型，而在2009年以后，则变成了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双驱动模式。2009年以前劳动力质量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要小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发展，人才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也越来越明显。2009年以前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要小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的推动。2009年以前科技创新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要高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2009年以后科技成果并没有更有效地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2009年以前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很弱，2009年以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甚至存在阻碍作用。这表明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推出以后，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但由于“四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暂时扩大了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这导致部分企业仍旧停留在传统产业项目上，并不会立即启动对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和发展。

(二)政策建议首先，要大力提高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只有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才能迅速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美欧债务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局面。当前我国各个区域必须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否则这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利。其次，要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从宏观上创新当前的科技创新机制，改变当前科研主体错位的状态，积极构建科研院所和企业科研的连接机制，完善当前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由过于注重学术论文的发表向科技成果是否具有现实生产力转变。激活各区域和各部门科研资源重组和流动，打破科研院所之间、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科研资源的分割问题。完善激励科研队伍的机制，提高科研队伍享有科研成果收益的比重。特别是西部地区更需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研创新力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大力推动开放水平升级，修改和完善各区域招商引资政策。我们需要积极吸纳外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打入国外市场，吸收外国企业在新兴产业的管理经验。特别是要推动中西部地区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出台多种政策激励中西部新兴产业的产品进入外国市场。第四，加大对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工作和生活条件要弱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人才流失率较大。国家要通过在财政补贴、创新创业资金扶持、子女上学和配偶就业等方面出台强有力的扶持政策，而且国家需要出台具有激励性的政策鼓励东部和中部科技人才进入西部地区进行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和创业。第五，积极引导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中西部地区需要通过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推动这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减少国内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不能再走东部区域的老路，从而导致这些区域在生态环境等方面再次出现负面问题。第六，国家要避免政策相互冲突的问题。比如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2009年出台的“发展新兴产业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就存在相互冲突。研究结果表明，“四万亿投资计划”在促进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公经济从事新兴产业经营的行为。最后，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具有较大发展规模，目前处在规模驱动和效益驱动双模式轨道上，未来更需要偏好效益驱动模式，而不能简单追求产业规模扩张。

第5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范式；产业集聚；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第6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共性特征

1.官员高配下的政治与经济联动。属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处于同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因增长驱动力、要素配置方式、资源利用效率、约束条件等迥异，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而非市场，副省级城市官员高配决定了与其他层级城市不尽相同的增长模式。市委书记通常是省委常委，由此决定了发展的权利禀赋不同于地级市。政治与经济联动体现为两个方面：

（1）省域范围内经济分权治理。由于副省级城市多为省会城市，发挥引领省域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带动相邻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地级市不同，副省级城市辖区面积小，经济体量大。在独特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市委书记可以直接参与省级用地指标、财政收入等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

（2）副省级城市政治治理权力略高一筹，政府行为主导城市增长模式。省级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分为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城三个层级，各自的发展遵循由高到低的发展规律：城市规模的大小通常由其行政级别的高低决定，官员的政治级别与城市所属的行政层级相对应，存在权力配置的增长效应差异。

2.党政官员高职称化与更换高频次。从市委书记和市长进入省级或中央部委的晋升轨迹看，不同省份副省级城市的同级别官员通常展开纵向而非横向的竞争，市长和市委书记的配置对城市增长起决定性影响。表现为：

（1）党政官员配置高职称化趋势明显，长期追求经济增长。1990年以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力与分工日渐明确。副省级官员之所以关注经济增长，主要是治理行为遵循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权力配置、治理方式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此外，新上任的党政一把手逐步年轻化，一般都有硕士甚至是博士学历和学位，对应的职称主要是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等。

（2）通过城市行政治理实现城市增长。主要手段是调整行政区划、高频率更换市长和市委书记。

3.依靠土地资本化和城市规模扩张来促进经济高增长。同一行政层级城市的规模扩张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20世纪90年代，副省级城市政府开始土地资本化运作，此后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以土地换增长、以增长促发展是副省级城市运行的主要特征：

（1）依靠农地非农化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工业化，推高经济增长，带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以此实现土地资本化与城市经济高增长的互动。

（2）隶属于同一行政管辖层级的副省级城市，其吸纳外来人口的动力在减弱。

转型建议

历时20余年，副省级城市创新了增长模式，但转型升级背景下，也面临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人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副省级城市人口和规模增长已经建立了自主增长的积累机制，走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之路是其必然选择。城市的物理边界应当由经济和人口规模而非土地和辖区范围来决定，土地资源应当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进行省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实现全省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依靠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适应超大城市服务型经济运行“新常态”。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更应当以经济密度作为制定城市和产业规划的严格标准。为突破土地资本化所造成的增长束缚，国家城镇化战略制定应当趋向于超大城市所辖区（县）域城镇化，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促进城市区域内外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良性互动。当副省级城市发展面临转型时，打破土地约束等同于扩大行政管辖地域及城市物理边界。

2.在省域范围内，协同处理好副省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行政治理的关系，打破区域和行政分割，发掘城市人口红利。尊重城市发展内在规律，打破城市增长偏倚土地的发展“怪圈”，跨越经济高增长阶段后，需要更加注重人口增长，重构土地规模无扩张但城市却能发展的逻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以此作为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以人口市民化为目标，确立相对不变的发展重点，以产业结构转变、人口规模增长来识别城市成长所处阶段，实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联动。通过经济集聚、产业升级实现人口可持续增长，重塑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联动关系，地处北方、毗邻东部沿海的副省级城市有待进一步发挥地理优势，增强人口吸纳能力。

3.立足发展阶段跨越的常态认识，通过经济与社会联动发展，提高城镇化治理水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据副省级城市发展经验，市长和市委书记配置的高知识化、年轻化有利于驱动城市发展。党政官员的任期安排不宜过短，市长任期应该保持在三年以上。在现存经济与政治体制约束下，可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地级市，对党政主要官员予以高配，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增设副省级城市。在省级层面，发挥副省级城市发展的示范效应，推进城市群经济发展，促进全国和省域范围内合理竞争。

4.根据城市发展的跨越阶段，确立适宜发展思路，谨防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同质化竞争加剧，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城市人口和城区规模增长的联动关系看，未来有必要依据城市经济密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与城市规模界定相关的立法工作。一方面，深刻认识副部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所赋予的发展优势，充分利用省域范围内的决策权、话语权和城市影响力，统筹协调与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政治与经济联动关系；另一方面，遵循城市自然形成、常态发展的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依靠市场手段处理好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间的关系。

第7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 产业集聚 产业转移 产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045-04

一、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状况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位于中国沿海的西南端，是我国西部唯一的沿海区域，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拥有全国五大港口群之一的广西北部湾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现状如下：

一是经济呈快速发展势头。“十一五”期间，北部湾经济区各项经济指标逐年增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和进出口总额5项指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5.6%、28.6%、15.0%、22.7%和28.7%。2010年，上述5项指标分别达到4251.21亿元、3721.12亿元、1606.28亿元、557.97亿元和118.78亿美元。从上述指标看，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总量占据广西四成以上。其中，进出口总额占比为67.1%。总体而言，北部湾经济区是广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着持续增长趋势，并初具发展规模。

二是经济规模与其它区域差距较大。北部湾经济区的GDP、工业增加值不仅远落后于京津唐、深莞惠等经济发达地区，而且与中西部成渝及长株潭等区域相比差距也较大。京津唐、深莞惠地区的GDP分别为该区的6.4倍、3.6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为7.2倍、5.2倍。成渝、长株潭地区的GDP分别为该区的2.9倍、1.6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则为4.3倍、1.8倍。

三是单位产出效益远低于其它区域。从人均GDP看，2010年京津唐、深莞惠、长株潭及成渝分别是北部湾经济区的3.8、4.1、2.5、1.6倍。从地均指标看，京津唐、深莞惠、长株潭及成渝地均GDP分别是北部湾经济区的11.2、17.0、4.1、2.4倍；地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是北部湾经济区的14.7、28.4、6.1、3.0倍。

四是经济发展尚处在起步提速时期。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虽然保持持续增长，但增速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沿海地区经济起步阶段的增速相比则存在较大差距。以珠三角的深圳与该区域的南宁对比为例：1980～2006年间，深圳的CDP年均增速达28.4%，而南宁仅为11.5%；2007年，南宁CDP增速开始超越深圳同期水平，但2007～2009年南宁的GDP年均增速为15.6%，与深圳经济起步时40%的增速相比，落后高达24.4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南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仅达到32.2%。

五是工业化进程处于初期阶段。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看，北部湾经济区的工业化进程推进较为缓慢。“十一五”期间，该区的三产结构由24.9：33.0：42.1演变为19.8：38.1：42.1。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5.1%，但仍呈现出典型的农业经济特征，2010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2%；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5.1%，但工业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够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趋势不明显；第三产业比重虽然位居第一，达42.1%，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根据《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及标准，北部湾经济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

二、北部湾经济区产业发展分析

从当前产业集聚模式看，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集聚以内生型（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发展起来的产业）为主，转移型（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产业）产业集聚则处在起步期。根据产业集聚模式的特点与结构，可将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划分为资源类（以特色产业为主）和非资源类（以转移产业为主）两大门类。本文依据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统计数据，重点考察“各行业占经济区工业总产值比重”、“各行业在广西自治区同行业产值比重”、“各行业2006～2010年年均增长率”三个指标，采用基数评分法分别测得各行业在上述三个指标上的相对评分。再将各行业的三个相对评分加总即得各行业的综合评分，以分值高低判定北部湾经济区各行业竞争力的强弱。

（一）资源类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从各行业占经济区工业总产值比重分析，北部湾经济区七大产业具明显的规模优势。2010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为679.02亿元，占整个经济区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0.04%，在经济区各产业中排名第一。比重在5.0%～10.0%的行业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七大行业产值之和占整个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60.41%。

七大规模优势产业中资源类产业的产值占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0.14%，规模优势较为突出。另外，在北部湾经济区排名前15位行业中，资源类产业总产值达到1722.1亿元，占前15位行业工业总产值之和的59.84%，非资源类产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约为41.16%，资源类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高出非资源类产业18.7个百分点，资源类产业在北部湾经济区的优势突出。

从各行业在整个广西同行业的产值比重分析，占广西同行业产值比重在30%以上的有24个行业，其中资源类产业11个，共实现总产值约1740.9亿元，占广西同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8.7%。同期，北部湾工业总产值占广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7.2%。

（二）非资源产业具有相对优势

从规模角度看，非资源类产业在北部湾经济区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2010年非资源类产业产值占北部湾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0.2%，远低于资源类产业产值比重。从各行业年均增速看，非资源类产业增长优势较为明显。其中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表现最为突出，年均增长率达89.02%。年均增长率排名前6位的行业，还有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5个行业，除金属制品业以外，全部为非资源类产业。

在北部湾经济区中，承接产业转移是非资源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从北部湾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案例看，共包括成本降低型、资源利用型、市场开拓型、集群吸引型、策略投型、创业发展型六种模式。

（1）成本降低型产业转移。该模式是当前北部湾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一种主要模式。根据课题组对代表性企业的问卷调查，57.1%的落户企业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28.6%和14.3%的落户企业则追求本地的低土地价格及低员工工资。（2）资源利用型产业转移。北部湾经济区矿产资源与农副产品资源丰富，成为吸引资源利用型产业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根据对北部湾经济区代表性企业的调查，在投资本地的原因中，共有21.4%的企业选择“利用当地资源”。（3）市场开拓型产业转移。根据调查有28.6%的企业选择“拓展内地市场”，其中包括河南双汇、珠江啤酒、王老吉等公司。（4）集群吸引型产业转移。这种模式在北部湾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包括北海电子产业园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钦州石化产业园的石化产业集群。（5）策略投资型产业转移。北部湾经济区存在大量策略投资型产业转移的案例，包括中石油收购广西东油沥青有限公司股权，新加坡来宝资源有限公司收购钦州大洋粮油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等。（6）创业发展型产业转移。该种模式并不是在第四次产业转移中独有的，前三次产业转移也均有所体现。目前该模式在北部湾经济区内正处于起步阶段。

三、北部湾经济区产业转型发展路径

虽然北部湾经济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但总体仍处于较为粗放的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面临一些发展瓶颈因素，需要遵循现代产业发展规律，发挥比较优势，走一条以产业集聚为驱动力推进产业转型发展之路，实现传统资源类和新型非资源类产业融合发展、内生型发展与外生型发展并举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一是通过线面布局优化空间。将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布局方式由现在的“南北钦防”四个点，连成“一湾一线”，统筹谋划未来产业集中布局园区，划分产业集中和限制布局区域，将产业集中布局在“一湾一线”区域。在此区域实施高强度开发策略，引进重点项目，加大布局密度和投资力度。

二是为园区开发打造平台。按照立足长远、一次规划、分步建设、良性滚动、持续发展原则，集中建设一批产业集聚平台。应采取与东部沿海区域建立产业协作、合作建园的发展方式，利用它们的资金与开发经验，实现产业集聚规模化。建立高效运作的园区管理体制。借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园区的管理体制，理顺园区管理当局与所在地政府部门的关系，按照产业发展成长期的要求，设计园区管理体制。结合资源条件打造特色园区。明确北部湾经济区产业集聚平台的产业定位，结合园区资源、区位等条件，将其划分为资源类和非资源类。资源类园区主要发展与该区资源相关的产业，非资源类园区结合所在地的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确定发展的产业范围，从而实施项目分类进园。

三是构建经济区增长极。强化产业承接能力。密切跟踪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最新动向，重点瞄准珠三角地区迫切需要转移的产业，综合运用投资贸易洽谈会、合作共建开发园区、组团式/集群式产业转移等多种方式，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有序承接纺织、服装、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等传统产业，支持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构建特色开放产业体系。

向国家、省级园区集聚。充分发挥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物流中心、北海铁山港工业区、出口加工区、东兴边境经济合作区、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特殊经济园区的带动作用，推动有条件的园区开展产业转移园区合作共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型产业集聚高地。

四是强化配套支撑体系。发展以临港加工为主的保税产业体系。发挥沿海港口优势，大力改善发展环境，加快完善产业布局，在沿海规划建设现代保税制造业体系，培育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集中布局临海石化产业、集聚发展临海轻工产业以及临海电子信息产业等。

发展以港口物流业为主的生产业。港口物流业，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建设为目标，规划沿海港口新建一批万吨级以上泊位和深水航道，打造港口物流中心，加强能源、铁矿石、集装箱运输系统以及连接腹地的集疏运配套系统建设，提高沿海港口通达能力。配合发展生产业。积极引进各类金融机构、信息服务、会展、咨询等中介机构，为北部湾经济的产业集聚及转型发展提供配套支持。

五是提升特色优势产业。从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研究结果看，北部湾经济区的特色优势产业主要包括铝及有色金属产业、造纸与木材加工业、食品、建材等，但是这些产业在全国及全球竞争中优势并不明显，需要继续巩固优势，实现突破提升。

整合优势产业链。以完善地方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为出发点，完善产业链环节分工、发展高附加值环节、弥补关键环节缺失、延伸创新产业链。

第8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摘要】传统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性研究方法不能体现新旧城区在具体规划中的差异。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需要对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性分析方法予以重视，在方案全过程中进行经济性动态评估，差别考虑特殊地区的效益以及采取经济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关键词 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性

【作者简介】申翔，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一、引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以人为本、存量挖潜将成为城乡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与新区不同，城市旧区不仅是传统文化与风俗展现区域，同时也是大量人口与旧建筑的汇集地区。在城市管理上，旧区与新区也有差别，如《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中明确规定，旧区改建项目中的新建住宅日照标准可酌情降低。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及其带来的土地等资源方面的把控力度将加大，长期以来以增量为主的规划将逐步转变为以存量挖潜或存量与增量并重的规划，因此旧区发展在未来城乡规划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如何实现旧区存量挖潜与提升也是城乡规划与管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乡规划实施与建设的基本依据，不仅需要有效布局各类用地，更需要高效使用土地资源，提高资源的经济效益。由于以往新区规划中主要是大量空地，开发成本极低，而且涉及社会因素也较少，而旧区规划则需要关注如何进一步通过改造使其土地效益得到释放，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旧区原有的传统及文化不被削弱，因此，如何使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一定经济性是新背景下城乡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技术方法分析

（一） 现有技术方法

1.投入—产出法。指在地价水平等开发成本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地块开发总投入与总产出效益的比较分析来估算地块开发的合理容积率的方法，即地块开发的总成本+开发利润=地块开发的总收入。

（1） 假设前提。第一，土地利用最优原则。指在土地利用达到最优化、最充分的状况下进行评估。第二，估价最不利原则。指在效益分析中，尽量从最不利的角度出发，以确保盈利的可靠性。第三，完全市场原则。指在效益分析中，假定房地产市场发育完善。第四，假定开发原则。假设规划可以得到实施。

（2） 基本内容。第一，成本，主要包括P1—购地费用(元/平方米)；P2—拆迁补偿费(含安置费，元/平方米，一般已转换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费用)；P3—土地综合配套费(元/平方米)；P4—建安费(元/立方米)；P5—经营管理费(元/平方米)；P6—投资方向调节税(元/平方米，一般已转换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费用)；P7—不可预见费用。第二，国家法定利润r。第三，收益，通过销售实现，X—售价。第四，计算方法。(P1S+P2S+P3S+P4S·FAR+P5S+P6S)(1+r)=XS·FAR，FAR即开发地块容积率。公式变形整理为：FAR=(P1+P2+P3+P5+P6) (1+r)/X-P4(1+r)。可以看出，在开发成本既定的情况下，FAR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利润r的递增函数，表明在纯市场状态下，开发商可能会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增加开发强度。同时，从公式中也可看出，如果土地成本与拆迁成本增加，同样会促使开发商提高地块开发容积率。

（3） 特点。第一，研究对象的主体是投资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就是开发商，因此其研究的过程实际是开发商的投资操作；第二，采用单纯的市场研究方法，强调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考虑公共利益，效益的出发点来自开发商的私人行为；第三，计算的是最小经济容积率，即达到一个怎样的开发强度才能保证开发者有利可图，若低于该值，则市场开发行为不成立，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或政策的调节与保障。

2.公共设施不同营销法。指城市政府在公共设施的开发运营中，通过不同方式来实现相对最优的公共设施经营效益，通过比较得出公共设施地块开发的合理容积率，即在多种开发行为模式下，哪种方式将使地块开发获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1） 假设前提。第一，符合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前提；第二，存在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而且长期效益是可以累积的，不受外部市场影响；第三，所有行为与开发效益都存在于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中，开发与经营行为是连续的；第四，以一个假定的既定容积率开发，同时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开放空间建设。

（2） 基本内容。模式1：自建自销。为短期收益，由政府完成拆迁工作，建房出售，同时收取税金对城市建设进行贴补。计算方法为，收益=总销售收入－投资成本，其中投资成本包括土地费用、拆迁费用、建筑开发费用等，总销售收入为建筑售价，计算方法同于投入—产出法，以此来估算最终的经济收益。模式2：自建招租。为长期收益，由政府完成拆迁工作，自行建房招商，收取租金，同时收取税金对城市建设进行贴补。计算方法为收益=总租金收入－投资成本，其中总租金收入是指一段年限内的租金收入，每年租金不变，投资成本与模式1相同，根据计算可以估算出在第几年可实现赢利，以及不同租期内的总收益。模式3：出让土地，不参与建设。为短期收益，由政府完成拆迁工作，进行土地出让，不参与建设，同时收取税金对城市建设进行贴补。计算方法为收益=土地出让收入－投资成本，其中土地出让收入为土地出让价格×土地面积，投资成本只包括土地征用与拆迁费。一般三种模型中，自建自销一次性收益最大，但成本最高；自建招租一次性收益较少，但累计收益较高；出让土地投入成本最低。所以当政府有相当经济实力时，推荐模式1与模式2，当政府经济实力有限时可考虑模式3。另外开发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大，越适合模式1或模式3，面积越小，越适合模式2。当设计的容积率越大时，越适合模式1，容积率越小时，越适合模式2。

（3） 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主体是城市政府，不涉及私人或企业运作问题；二是通过比较不同开发营销模式，确定一个最具有经济效益的开发行为，并提供给政府作为实施参考；三是其方法并不追求某一模式下有多少经济效益，而是使规划设计可以得到更有经济性的实施方法。

（二） 主要问题讨论

1.与新区研究方法相似，缺乏针对性。首先，所有的理论方法都来自于完全市场状态下，借鉴的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效益估算法，其弊端在于不考虑旧城区与新城区开发建设的差异性，一律以市场效益来替代；其次，由于过多地考察单一行为的经济性，与复杂的城市发展的契合度并不高，不能得到针对旧城区的开发方式；再次，计算或评估的经济强度实际没有新旧城区差别，大多是保证经济利益的最低容积率。

2.过于注重微观探讨，缺乏适应性。首先，城市规划本身是维护公共利益，强调的是对城市开发建设的整体策划与统筹设计，简单地将规划经济性等同于单个地块开发效益之和，显然有悖于复杂的城市建设与开发效益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地块开发效益总和的常识；其次，常规方法对经济性解释具有偏差，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属于私人效益，但宏观城市规划的经济性实际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所以城市规划的经济性首先是公共利益的保障，并兼顾具体市场行为者的私人利益，显然常规方法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开发行为；再次，方法评估实际是对规划的静态评价，而规划的实施和实现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所以即使通过评估说明规划具有经济性，也不能有效地说明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规划确实具有经济性。

3.没有体现旧城开发特点，缺乏指导性。我国目前实际城市建设新旧城区各具特色。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大部分旧城区人口密度与建筑密度都较高，因此旧城区的开发更新更强调对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提高，所以大都采取降低建筑密度，疏解居住人口的建设模式，同时又希望能够维持和保护旧城区原有的机理和格局，旧城区的开发强度不会太高。另一方面，新城区的开发往往是城市政府公共财政来源的重要部分，同时考虑到节约用地，所以新城区的开发经常是较高强度。而根据目前的经济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却正好相反。由于旧城区的土地成本和拆迁成本较高，因此旧城区开发更新中应该具有更高的开发强度，而新城区由于土地成本与拆迁成本远远低于旧城区，所以开发强度反而低。显然，常规方法似乎没有考虑到我国旧城开发的现实，按此理论我国旧城规划将形成高楼林立的局面。

4.不是方案全过程的动态校核，缺乏科学性。当前的常规方法实际上都是在规划方案形成后，对规划进行的一些特定量化评价，这往往成为“马后炮”。因为根据参数与变量的设定不同，同一规划方案在相同的经济评估方法下，却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时规划是否具有经济性，则完全取决于规划者的需要了。这样一来，规划的经济性就成为可调节的、迎合实际需要的手段，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更不能保证规划的科学性。经济性评价应和城市设计一样，贯穿于规划的全过程，是规划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通过全过程的动态校核，才能保证规划的科学合理，并具有经济性。

三、经济性框架研究

（一） 方案编制——全过程的动态校核模型与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不同的是，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显得更为复杂些。一是旧区内存在大量建设用地，这些用地在规划中又有保留、转换性质、拆除等各种规划措施；二是旧区用地存在复杂的地籍与产权问题，这对规划编制的合理性与经济性有很大影响；三是存在一些诸如“城中村”等涉及社会问题的用地；四是存在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等特殊的以保护为主的地区。因此，在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应特别强调编制过程中的动态校核，主要工作应包括摸清地块现状容积率与宗地使用权剩余年限；比较现状用地类别与规划用地类别的市场价差；地块现状区位与通过加密路网或并块开发等措施而改善条件的比较分析；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和环境条件(主要是绿地)、交通可达性改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容积率综合调控(张泉，2008)。因此，建立动态校核模型的基础是采取地块容积率，以容积率为重点对控规方案进行经济性的校核。

1.假设条件。由于旧区中存在大量不能直接采取经济模型量化的用地，如历史地段保护、“城中村”改造等，因此校核模型只针对可以获取经济效益的用地，同时不考虑地块建设中可能的市场行为，全部采取统一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即相同性质和地价条件下的用地具有相同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法则。在该假设前提下，由于成本与收益计算原则被固定，因此地块的经济容积率将主要取决于将来的售价。如在拉萨市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不同性质地块的经济容积率分析表明，除非售价不同，否则同级别同类型的用地经济容积率完全一样。

2.改善经济性的方法。一是增加面积。适用于相邻地块且性质相同的多个地块，其共同特征是由于面积较小、边界不规则从而导致容积率难以达到要求，可采取归并为一个地块的方法，使其面积增加，用地完整，提高用地容积率。二是性质提升。适用于居住、工业等容积率不高的用地，可以采取转换为商业等服务设施用地，从而提高开发容积率。三是改善区位。适用于交通可达性较差的用地，可采取增加道路面积与路网密度等方法，改善用地交通条件，促使用地价值提升。四是设施配套。本方法主要是在用地内外增加服务设施配套。对于较大用地，可增加内部服务配套要求；对于较小用地，自身不能采取配套，但可在周边规划服务设施，改变外部环境。五是环境美化。主要是进行绿化环境建设，首先是提高用地内的绿化率，其次是在外部增加绿地或景观绿带等。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分析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一个重要理念，应当贯彻于方案编制的始终。地块的经济性分析是为定量的测算方案提供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依据，增强地块经济性的方法（增加面积、性质提升、改善区位、设施配套、环境美化等） 也不是单一使用的，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综合，同时，也受到规划方案设计意图的制约。因此，方案的调整是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

（二） 总体评估——开发经济效益模型

动态校核模型考量的是方案编制过程中用地经济性，但由于前提是具有实际开发中的经济效益，这实际上就摒除了许多不能直接采取经济评估的用地，而此类用地恰恰大量存在于旧区。因此，在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通过动态校核后规划方案，实际上并一定不具备规划的经济性，这里还涉及到方案整体经济性评估。可以建立一个开发经济效益模型，该模型的特征是一个累计效益模型。其基本方法是根据旧区规划形成的不同区域，如历史地段、特定意图区或其他分区，采取划分“管理单元”的做法。各管理单元采取的建设策略有所不同，但可以采取统一的建设标准，如公共设施单位成本、绿化与基础设施成本等，这样可以通过管理单元的经济收益累加，来评估整体的经济性。

1.假设条件。不考虑外来资本的介入，开发收益或成本只在本区域内发生，并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重大公共设施和开放空间建设。同时地价按平均值估算，政府收益完全来自土地出售。

2.投入产出核算基准。投入核算基准主要是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大型建设项目进行分类投资估算，包括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大公共设施项目两类。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道路、绿地、桥梁、水厂等，主要由政府投资；重大公共设施类和公益性公共设施类项目有城市行政办公用地、文化娱乐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教育科研用地等。产出核算基准。政府性收益的来源主要有土地出让金、土地综合配套费以及一些政府性税费，主要考虑可供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的收取。

通过上述两项核算，管理单元的收益=产出－投入，则总的经济效益评估为Σ（产出－投入）。

（三） 地块评估——经济容积率模型

控规编制中，容积率不仅是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地块实际操作中政府与开发商最为关注的内容。通过土地的投入产出分析可以检验开发强度是否合理，为规划确定容积率等控制指标提供定量分析依据，增强了规划的科学性。旧区的地块经济容积率评估相对复杂，因为旧区的建设开发行为与新区相比具有很多新特点。一是存在大量的拆迁或建筑改善等问题，这意味着即使两个性质完全相同、区位一致、面积没有差别的用地也可能由于拆迁量的不同而导致开发的经济容积率不同；二是旧区有许多用地即使采取了改善经济性的方法，也不一定能达到经济容积率的要求，这是因为这类用地可能还有其他比纯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效益要求，这就要求通过其他地块的收益来转移补偿；三是旧区建设中涉及大量现有建筑的更新，不同的建筑类型与更新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开发成本，这也直接影响具体地块的经济容积率。

1.假定条件。土地市场均以一级市场出让考虑，不考虑转让的情况，根据土地出让情况大体确定土地价格。同时土地的开发规模以地块为开发单元，不考虑“捆绑开发”等形式。

2.计算方法。最低经济容积率的计算可采用如下公式：FAR=(P1+P2+P3+P5)×(1+R)／[S－P4(1+R)]。

其中，P1为土地出让基准地价；P2为拆迁费（含安置费）；P3为土地综合配套费；P4为建安费；P5为开发间接费用和其他税费；R为法定利润；S为销售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则利润R=1-S·FAR／(P1+P2+P3+P4·FAR+P5)，以此可计算在许可条件下，一些地块能够获取的超额利润。一旦形成超额利润，则可以实现特殊地块的“转移补偿”，这也是旧区开发中重要的经济手段。

四、结语

（一） 加强方案过程中的经济性评估分析与新区不同，旧城区由于涉及到大量现有用地的调整，因而必然与复杂的产权和地籍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在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不加强经济性评估，不予以动态校核，就不可能保证规划的科学合理。动态的评估一是对用地边界和产权进行经济分析，保证土地出让基本条件的成立；二是进行容积率等基本指标经济评估，保证土地出让可以实现；三是对用地规划进行经济分析，对缺乏经济性的地方通过经济手段来优化。

（二） 关注不同类型地区的规划效益

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效益分析应区别对待。一是特定意图区，指因城市景观、城市特色、自然和历史风貌等需要提出特殊规划控制和规划编制要求的区域。其中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地段等人文特色风貌区应重点体现规划的社会效益，以自然风貌为主的景观更新改造区域则更强调环境效益。二是一般地区，如农民安置、居民的拆迁安置与回迁等地区应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其他无特殊要求的地区则以经济效益为主。因此，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对类型进行区分，进行综合效益分析，并重点体现需要体现的规划效益。

（三） 构建普适模型，提供实施建议

经济分析的首要前提是构筑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模型，且模型应以研究城市公共利益为主，开发的行为方式是尽可能提供公共利益，并能考虑到微观市场开发的私人利益。模型的基本特点，一是较为简单、容易应用，考察的是狭义的经济性；二是能为规划提供具有支撑意义的理论参考，如近期开发内容、开发时序安排、不同类型地段和用地的市场操作手段等，重要的不是说明在规划指标体系下究竟能实现多少经济利益，而是在指标体系控制下，能否使规划实施拥有一个合理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顾小平,沈德熙,唐历敏. 城市规划资料集——控制性详细规划[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唐历敏. 走向有效的规划控制和引导之路[J]. 城市规划,2006,(1).

[3]张泉. 权威从何而来——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问题探讨[J].城市规划,2008,(2).

[4]于一丁,胡跃平. 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J]. 城市规划,2006,(5).

第9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 区域经济 DEA评价

中国要转变目前存在的难循环、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根据“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原则,以物质流管理方法为基础,依靠科学技术、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调控和消费活动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流动方式和效率,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模式,用最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产出和最少的污染排放。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主要围绕产业和区域两个基本方面展开。区域经济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从我国推动循环经济的一开始,区域循环经济就首当其冲地活跃在探索我国循环经济道路的最前线,直接支撑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国地域宽广,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各区域在资源投入、技术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尤为突出。因此,评价循环经济模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乃至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综合现有文献内容的基础上,以2007年GDP排名前15名省、市为例,得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相对无效投入和不足产出,以及各区域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率情况。

一、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等人在1978年提出的一种评价相对效率的系统分析方法。

1、DEA分析的C2R模型

假设某评价系统有n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rking Units,DMU),评价指标体系包括m个输入指标和s个输出指标,第j个决策单元的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分别用xj=(x1j,x2j,…,xmj)和yj=(y1j,y2j,…,ysj)表示。建立如下对第个决策单元进行评价的对偶规划模型(见式(1))。

为第i种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tr为第r种产出指标的剩余变量,?兹为投入比例变量,?着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具体计算时可取10-6,称(D)为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的C2R模型。

使用(D)评价DMUj的DEA有效性遵循如下原则:

C2R模型的一个弱点在于可能计算得到的有效单元较多,而C2R模型对于这些有效单元进行继续评价是无能为力的。Per Anersen等学者于1993年提出一种超效率评价模型能够对DEA有效的单元进行排序,超效率评价模型具有与C2R模型相似的数学形式(见式(2))。

这里的数学符号含义与(1)中相同,与C2R模型不同的是超效率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在进行DMU效率评价时,使DMU的投入和产出被其他所有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线性组合替代,同时将DMU排除在外,而C2R模型是将DMU包括在内的。一个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可以使其投入按比例增加,而保持效率值不变,其投入增加比例即为其超效率评价值,因此超效率得到的评价值大于1,并可依据超效率评价值对DEA有效的决策单元进行评价。

超效率模型的另一个应用是可以区分弱DEA有效和非DEA有效单元,具体如表1。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区域经济发展的DEA评价

1、评价指标选取

依据发展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原则,主要从人力、资金、资源等方面考虑投入指标,从GDP、最终消费、废弃物再利用率、废弃物再利用产值等方面考虑产出指标。DEA评价要求投入、产出指标之间具有严格相关性,故在评价前运用双重筛选逐步回归方法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筛选,最终选取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费为投入指标;选取最终消费、GDP、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为产出指标。其中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2、区域经济发展评价与分析

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选择GDP排名前15名的省、市为决策单元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DEA评价,各决策单元具体的投入、产出数据见表2。

根据表2数据进行DEA评价,将各投入产出数据代入(1)中,借助matlab软件上机运算得到结果见表3、表4。

从表3可以看出,在所选择的15个省、市当中,广东、上海、北京、黑龙江同时为规模收益不变和技术效率最佳,其余各省、市均非同时为规模收益不变和技术效率最佳。计算结果表明,福建和安徽在固定资产投资投入上分别有65.04,219.2亿元的冗余,河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在能源消费投入上分别有4900.4,26.3,470.4,1928.4,1407.4万吨标准煤的冗余。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在GDP产出上有1072.2,900.9,1626.4,2058.9亿元的不足,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辽宁、福建、安徽在最终消费产出上有1534.3,2989.1,1338.6,592.8,801.1,805.4,756.82,

1139.3亿元的不足,这与山东、江苏、浙江、辽宁是出口强省是一致的,而河南、河北、福建及安徽则表现为内部需求不足。江苏、浙江、福建在固体废物利用率产出上分别有1.2,0.5,0.1019的不足,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方面看,这三个省还需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从表4可以看出,广东、上海、北京、湖北、黑龙江规模收益不变;辽宁、四川、湖南规模收益递增,实现规模经济,可以预见这三个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金、能源仍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必须注意环境保护;其余七个省市规模收益递减,表现为规模不经济,这些省市若再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仅靠资金、资源的投入是不可行的,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应用超效率模型可做进一步评价,对于表3所示结果中具有同时为规模收益不变和技术效率最佳的广东、上海、北京、黑龙江四个省、市而言,C2R模型不能做进一步的评价。将表2中这四个省、市对应的投入、产出数据代入超效率DEA模型(2),借助matlab软件上机运算,得到的结果见表5。

表5表明,在C2R模型评价结果中表现为DEA有效的四个省、市在经济发展效率上的排名依次为北京、广东、黑龙江、上海。北京以1.3的超效率评价值位居第一,广东与黑龙江均以1.2的超效率评价值排名第二,上海排名最后,其超效率评价值为1.063。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到北京在固定资产投资投入有1251.2亿元的冗余,广东、黑龙江在能源消费方面投入分别有1666.4,3813.5万吨标准煤的冗余。北京、黑龙江在GDP产出分别有869.7,2212.1亿元的不足,广东、上海、黑龙江在最终消费产出分别有176.3,1064.8,301.89亿元的不足,广东在固体废物利用率产出有1.5的不足。借助超效率模型,我们可以对同时具有规模收益不变和技术效率最佳的北京、广东、上海、黑龙江做进一步的评价,结果表明即便是在效率值显示为最优的情况下,这四个省、市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在固体废物利用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足,仍需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3、结论和问题

从所选择的15个省、市分析来看,除广东、上海、北京、黑龙江外其余11省、市均非同时为规模收益不变和技术效率最佳,表明这些省、市在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北京、广东、上海、黑龙江在模型(1)的结果中效率值都达到1,表明在我国这四个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属于最强,其优势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投入方面。由于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输入端源的削减上,充分利用资源,生产利用率较为突出。尤其是黑龙江,在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应用模型(2)做进一步评价发现,这四个省、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北京在固定资产投入上存在一部分冗余的同时在GDP产出上表现出一定量的不足;广东在能源消费投入出现冗余的同时在最终消费产出与固体废物利用率产出方面存在不足,与广东资源输入流和废物输出流较高的现状相符。特别是在废弃物综合利用上仍处在资源破坏大于保护的末端治理被动阶段,还未实现循环经济再利用;黑龙江近几年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仍然在能源消费投入上存在冗余的同时GDP产出与最终消费产出存在不足,需要在保持循环经济良好发展势头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循环经济力度;上海作为最早探索循环经济之路的城市之一,在发展自身循环经济方面表现良好,但在最终消费产出上仍存在一定量的不足。总的来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亟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作者根据循环经济模式下“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原则选择投入产出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以发现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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