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 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西藏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5.

[2]赵全民.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规模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147).

[3]张海如.规模经济：理论辨析和现实思考[J].经济问题，2001，(1).

[4]王美桃、王海龙、吕瑞亨.规模经济文献综述———以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业为例[J].北方经济，2006，(12).

[5]汤惠.规模经济理论对企业购并活动的启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6] 徐鑫波，宋华.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综述[J]. 现代商贸工业，2007，（7）.

[7] 周世中吴国萍.企业并购与并购法[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第2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城市规模；规模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演变轨迹及其争论焦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大城市的规模一定要控制”，“中等城市要避免发展成大城市”。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规模发展的指导方针。

1980年12月，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0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对城市规模和发展方针进行修改。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城市发展方针，也是至今仍在执行的城市发展方针。

总体而言，从1978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再到1990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国的城市规模政策和发展方针经过了几次调整，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历程。

（二）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争论焦点

改革开放后，关于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大城市规模要不要控制，发展小城市（镇）是否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针对这一争论焦点，根据各派的核心指导思想，大致可归结以下三个主要的观点范畴：

1、大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认为：积极发展大城市，反对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大城市是千百年来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精心营造的成果，包含了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源性动力。大城市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高于中小城市，实践证明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会例外。根据经济地理学的极化－涓滴效应，经济发展前期，大城市将起着带动、溢出和示范性作用；而在经济发展后期，二者将呈现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一体化关系。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大城市始终是以高姿态、高标准统领着双方的发展。

2、小城镇重点论。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这是由我国实际国情所规定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化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大问题。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尚不健全，蕴藏巨大隐形成本，使得我国城市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量十分有限，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们要走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和复兴小城镇，“就地城市化”的道路。另外，小城镇和大城市共同发展，承认小城镇发展的公平权利，维护广大农民生存与生活的发展需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总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3、中等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认为：大城市和小城市更自均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应当确立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性色彩，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们指出，大城市规模的重点发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而言，最终会造成大城市病，同理，小城镇规模的重点发展，则会耗费现有经济资源，舍本逐末，难免会造成小城镇病。为了克服这发展的两个极端，发展中等城市无疑是一个中庸性选择。

二、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争论焦点的分析

（一）对大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根据上述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单纯从数学统计范畴，我们似乎容易论证积极发展大城市规模这个观点的正确性。然而，笔者认为，在我们运用经济模型与数理统计解析城市规模政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该模型运用的边缘性和基于该模型建立起来的合理城市规模，即当运用该模型对大城市重点论进行分析，该理论的不足之一体现在它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拥有随时间变化自我更新能力。

城市规模的自我更新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而这种合力并非单纯依靠于人口和土地指标所能限定。当城市规模仅受人口或土地规模变量影响时，变动量依循曲线形态变化，但是当该城市规模受人口或土地规模之外的因素影响时，模型的曲线状态将随着城市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不断移动，曲线交点随即变更，合理规模的存在和讨论应该考量时间尺度。因此，支持大城市重点论的经济模型数量体系需要加入时间推移的城市自我更新能力的考量，不存在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大城市重点论，也不存在一个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合理城市规模。

另外，积极发展大城市并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隐蔽的社会成本，这也是大城市重点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很多学者在中国城市集聚与规模经济的背后，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元角度出发引申出大量的家庭暴力、子女教育、伦理关系、身心状态、传统文化保育等诸多成本消耗问题，这种对城市的有形物质消耗与无形精神削弱统称“城市病”。而对“城市病”的分析正是大城市重点论和该模型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进一步说，大城市重点论没有充分衡量我国重点发展与和谐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二）对小城镇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在运用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进行城市规模政策分析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该模型两个极端点1点和3点。城市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效益成正相关，而这个正相关的起点正是1点。只有在1点与3点之间城市规模，才有资格谈论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城镇人口只有达到15万人才能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益。2002年我国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为0.73万人，虽然近几年的规模有所提高，但要正常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目前，全国镇区人口超过3万人的建制镇不到1000座，县城平均只有8万人，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人口超过5万人的不足400座。另外，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完善，基础投资成本偏高，使用效率低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阻力较大，对周边地处的涓滴效应不足，不能带动区域性的经济增长，统计数据表明真正有发展前景的小城镇比例实在不高，绝大部分城镇规模远远在1点以下，人口分布不均匀，造成小城镇人均土地规模过剩，即处于第Ⅲ阶段，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应该加大配套因素的投入。

然而，对小城镇的这些不足的弥补需要源源不断的庞大的资金链投入，甚至需要动用城市发展的贮备资源以做弥补，加之我国小城镇地理空间分散度高，区位条件、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参差不齐，这样，小城镇发展所引致的极化――涓滴效应，集聚与扩散机制究竟何时显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支付起这个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呢？这是坚持小城镇重点论者难以解决的困局。

（三）对中等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庸性色彩，这种中庸性色彩将带来中庸性结果。

位于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中间点，即大致为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可以获取比较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单方面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意味着牺牲一部分大城市趋向于自身更合理的成本－效益规模的权利，即在中等城市的重点发展的背景下，相对减少的城市经济效益能换来比中等城市更大的综合效益，中等城市发展的机会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城市综合效益是由人口的规模效益所带动的，夏小鲁在《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研究成果指出，针对中国人口现状的实证分析，人口规模200万大致为模型最优点2点。因此，这种以隔断大城市适宜发展而取得的高经济效益换取中等城市的平稳性增长似乎并不值得。另外，与对小城镇担忧一样，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中等城市的溢出效应、社会文化和影响力范围有待深化，城镇乡村之间公平、共享发展机遇的问题也将愈发尖锐。中等城市在一段时间能否有效承担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衔接角色，能否对大城市多元影响进行有效承接与利用也是一个疑问。

这种处于小城镇与大城市两难处境的中等城市重点论，与其说是中庸性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城市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抵消而形成的中庸性结果的体现罢了。

三、对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的总结与反思

（一）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

结合上述利用城市规模经济模型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分析，可以看见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合适与不合适的一面，具体表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所引申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上，结合了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和视角，作者认为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单纯的规模政策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规模的扩张，但这种规模的扩张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建立在城市的其它发展条件和内外影响因素之上。这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在每个人口聚居地都有其自身发展与停滞的发展规律，不会以人为划定的规模界限为转移，如果不考虑城市发展的其它条件而只进行单纯的规模控制，就没有抓住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没有充分把握前文所述的城市规模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的观点。

2、笼统地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不妥。从经济效益上看，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城市总效益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一般来说，城市是具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的，但城市规模和城市的经济效益又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关键还在于城市自身的内外发展条件是否协调。如果城市的发展健康有序，规模大点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3、目前的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适应全国所有地区。我国地域广阔，城市规模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而目前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全国各地。况且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自形成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国民经济却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所以单纯的规模政策就更不能绝对指导现今城市的发展了。

4、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保证城市规模一成不变。退一步来说，即使从理论上得出了一个最佳的城市规模，由于城市发展条件的千变万化，我们既不可能把小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大，也不可能把大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小。因此笼统地选择某一级别的城市去发展或者严格控制是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

（二）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合理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

城市规模伴随城市自我更新而变化，城市规模政策理论上也应该具有伸缩的弹性，这种弹性在区域上符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实际，时间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者认为：只要城镇的发展符合该地区要素禀赋的可持续发展时，市场、文化与法律三者将会共同作用，相互制衡地为这个地区确定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而且这个“合理”体现在自觉形成的城市规模变动拉伸S型发展曲线。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建立的城市规模最终将位于S型发展曲线的至高点，而且规模增长的快慢与S型曲线斜率成正相关，这个至高点就是最符合地区实际、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城市规模，否则，人为地进行力量打压和揠苗助长，最终只会付出代价和机会成本而徒劳无功。

可持续发展是合理的城市规模政策的题中之意，既包含在政策之中，也指导着政策的发展，它作为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和重要价值判断标准，时时刻刻带动规模向合理化发展，带动规模政策向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刘兴卫.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特点经济研究[J].

3、金相郁.最佳城市规模理论与实证分析:以中国三大直辖市为例[J].经济研究,2007(7).

4、周文.我国城市化发展回顾及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09(11).

第3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企业规模 国际竞争力 规模经济 正负冲击

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探讨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依靠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包括国家竞争力、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和评价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确定标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测要在考虑企业规模的同时也伴随考虑其他综合因素，充分论证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所产生的正负冲击效应，从而确定其合理规模。笔者在参考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两大机构建立的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自身的特点建立了我国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时普遍将企业规模作为一项评价指标，如果单纯的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定义出发，很容易会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大，其国际竞争力的正效应发挥概率就越高。对此，微观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当企业规模扩大时，由于生产水平提高，企业的成本会下降，长期来看，平均成本自然会发生递减。然而，从图2中企业规模与企业净利润增长率的伴随变动关系可知，企业规模指标与净利润增长率并不是正向无穷正相关，企业存在和最高利润增长率相适应的“最优规模”临界点，因此不能忽略企业规模扩大、管理能力有限以及内在规模复杂性等因素削弱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性。

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正负冲击效应分析

（一）正冲击效应数量经济分析

考虑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条件下，我国企业与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形成了某产品市场领域的寡头垄断，边际成本更低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因此建立一个简单的古诺博弈模型来说明企业规模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国内和国外两家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并在不同的市场中产生竞争，国内企业的利润函数如下：

Ri=Ri（xi，y・i） （1）

其中，i表示第i（i=1，2，3，4…）个市场，xi表示国内企业在第i个市场的销售量，y・i表示国外企业在第i个市场的销售量。则相应的国外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R・i=R・i（xi，y・i） （2）

其中，一个企业的销量越高，则对手的利润就会越低，所以，一个企业的边际利润与另一个企业的销售量成反比，同时企业销售量对自身收入的贡献率要高于彼此之间的交叉作用贡献率，即：

（3）

（4）

TC表示国内企业总成本，TC・表示国外企业成本。

（5）

（6）

其中，t表示运输成本，c表示生产成本，当企业存在规模经济时，企业的边际成本会下降，即c`

（7）

（8）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9）

（10）

式（9）和（10）表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的边际收益有一个先变大后变小的过程。这一“大”一“小”其实就是企业规模变大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当企业规模扩大到足以产生规模经济时，企业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化和标准化，集中大量采购原材料，从而使得国际采购的单位成本下降；此外，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产品竞争力构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刘叶云，2003）。

（二）企业规模推动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经济学解释

在经典微观经济学分析体系内，规模经济效应是企业规模与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强正相关性的主要原因，企业成本之所以随规模扩大而下降，除了大规模采购原材料而得到优惠之外，还包括以下原因：

1.学习效应。学习效应是指企业内部人员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而积累的关于技术设计、产品生产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在这些经验的帮助下，不仅企业的运转效率和生产效率会提升，其长期平均成本也会下降。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单价不变，在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的带动下，企业本身的利润就会提高，这样会促使企业利用现有的人员去扩大再生产能力，形成竞争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2.沉没成本。企业的无形资产、固定资产、递延资产都属于企业沉没成本范畴。当企业规模扩大并进入国际市场时，企业会充分利用已经存在的厂房和设备，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对外竞争能力也会增加。同时，沉没成本在企业选择国际化经营期间并不会随着产量提高而增加，这样会有助于拉低企业维持国际市场份额的平均成本，从而促使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3.专业化分工。国际贸易下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一国企业重复性生产动作越来越少，劳动效率提高，减少了劳动者频繁换工作或进行不同操作而浪费的时间，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到的那样：“当企业规模扩大时会进行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此外，当进出口厂商采用专业化分工的方法使得生产成本降低时，国际间的其他企业就会效仿，形成基于不同国家的产业内规模经济（武春友、南方，1997）。

4.合作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市场中的企业面临竞争环境更为复杂，单一企业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特定发展目标，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表现为合作竞争，即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和企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当一个企业规模越大，其所能调用的资源和能力越强，运行效率就越高，合作竞争能力就会变强，对于国际上同业务企业的吸引力加强，潜在并购或收购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形成良性竞争力提升循环。

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负效应分析

（一）负冲击效应数量经济分析

首先考虑短期生产函数，企业产出量（TP）是一种投入要素L的函数，假设其他要素保持不变，即：TP=Q=f（L），则平均产量，边际产量，随着要素L的不断投入，企业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之间的变动关系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A点以左，曲线为凸性，表示边际产量递增，此时。在A点与B点之间，f`>0，但f``

（二）企业规模扩大对国际竞争力产生负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1.规模报酬递减。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不变技术条件下，企业按一定比例投入生产要素会发生三种变化：生产要素的一定比例增长会引起产出更大比例的增长，对应规模报酬递增；生产要素的一定比例增长会引起产出较小比例的增长，对应规模报酬递减；产量增长比例与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相等，对应规模报酬不变。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边际效益会逐渐下降，如果任其发展，甚至有可能跌破零而成为负值。从而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对应规模报酬递减。

2.非均衡成长。当企业规模扩大时，企业容易出现非均衡成长，表现为企业经营要素发展与规模扩大脱节，出现不同步现象。此外，企业在特定时期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管理能力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就会制掣企业真实竞争力的形成。

3.管理成本失控。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行政办公费用、工资福利费用、内部风险控制费用等都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扩大，管理难度攀升，从而失去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基础。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管理成本时，企业扩大规模是有利可图的，而当市场交易成本小于企业管理成本时，企业的生存就会受到挑战，人们就会选择在国际市场中进行自由交换，因此，企业应该维持企业生产规模的动态可变性。

4.创新惰性。企业规模扩张伴随企业活力降低，这是因为在企业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中，部分管理人员已经实现管理价值，企业改革空间已经很小，继续不断的扩大国际业务只会使得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利润率徘徊不前，如果国际市场环境发生改变，企业规模过大就会限制国际竞争策略调整的及时性，管理人员缺乏应对国际市场新挑战的准备。

结论

企业规模与其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连锁相关的发展关系，对于三者之间正负两面性作用的研究可以帮助外贸部门制定针对性的国际贸易战略。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国际资源进行专业化生产，在不断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工程中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基于“规模-竞争力”的国际贸易负冲击效应是可以得到扭转的。同时，企业也要从自身出发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外出口能力，管理者要树立国际化战略思想，培育风险管理意识，进而以企业规模为导向来匹配本土产品的国外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最大程度发挥出规模经济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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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春友，南方.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系统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7（11）

第4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5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冲突规范

一、引言

冲突法的理论应该是建立在法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的。对冲突法的界定离不开对其法理学基础的探讨。但是冲突法理论和传统法理学理论却互不相容。

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性的法律规范。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结构，包括“范围”和“系数”两部分。同时，它既不是实体规范，也不是程序规范。它是一种间接的规范，因而缺乏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明确性和预见性。

而传统法理学理论却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适用范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法律规范可以划分成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性和预见性。可见，冲突法理论与传统法理学理论处处相左。冲突法理论虽然把冲突法界定为一种法律规范，但是它的特征却没有一样是符合一般的法律规范的特征的。

造成这种不相容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冲突法理论界对法理学挖掘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统法理学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发展的相对滞后。冲突规范不符合一般法律规范的特征这个矛盾就是由于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认为法律规范等同于法律规则而造成的。

因此，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对于认识冲突法，乃至认识整个法学体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法律规范

探讨法律规范的本质含义及包含的要素，必须先从社会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谈起。

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定社会规范的存在。人们总是希望相互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每个人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并且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因此，客观上需要人们依照一定的行为模式行事。

可是，如果只提出某种行为模式而不提供动因，可能不会有人遵守。动因就是指在遵守时赋予某种利益，在违反时施以某种惩罚。深信某种动因的存在是人们遵从某种行为模式的必要条件。信仰宗教的人认为他的行为会导致来世的赏罚；遵守道德的人认为他的行为会引起社会上的正面与负面的评价。正是因为宗教和道德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行为模式，而且还提供了遵守的动因，所以它们才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可见，人类社会之依赖于社会规范，不单单在于它提供了行为模式，还在于它提供了遵守行为模式的某种动因。

行为模式和动因构成社会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行为模式为人的行为提供范本，使人的行为有章可循。动因是这一规范效力的源泉，为人们遵守行为模式提供动力。只有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人们才会遵照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社会规范仅仅是指某种行为模式；社会规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即规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规则①；动因可以放在规范以外的范畴去讨论。然而，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各种社会规范，都是作为行为模式及其动因的统一体来看待的。在人们看来，从事某种行为必然伴随着从事这种行为的理由；一种行为模式能够取得人们的服从，必然伴随着它的动因。而且，如果仅仅从行为模式的角度去理解社会规范，忽略动因的因素，就根本无法认识法律规范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区别。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在于：首先，法律规范明确地规定了行为的后果。而道德对行为后果的规定却是模糊的。法律上规定杀人者抵命。而在道德上杀人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肯定；其次，法律还为这种后果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宗教虽然明确地规定了行为的后果，但是却没有为这种后果的发生提供社会基础。虽然《圣经》里规定犯下某种罪行的人要下地狱，但是人间却只有监狱，没有地狱。可见，只有从动因的角度分析，才能正确地认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分别。如果社会规范仅仅是指行为模式，那么就不会有法律、道德、宗教规范的分别了。

法律规范的动因由法律后果和社会基础两部分构成。这里的社会基础也可以理解为法律的效力范围。法律后果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指法律规范在多大范围内能够得到人们的遵从。这其实是指法律在多大范围的时间，空间，和人群中是具有效力的，即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

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往往容易和法律规则所描述的“适用范围”混同。 “适用范围” 是法律规则对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描述。它有时候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效力范围。例如已经被废止的法律虽然也规定有“适用范围”，但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发生效力了。总之，“适用范围”是一种主观规定，而效力范围是一种客观存在。两者不可混同。效力范围是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正如凯尔森所说：“与法律的约束力或效力内在地联系着的，……是法律作为规范的性质。”①可见，具有一定的效力范围是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属性，是它与法律规则的本质区别。

因此，法律规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力的将某种后果赋予某种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包括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效力范围。三部分缺一不可。冲突法显然不具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这两个部分，所以，它不是法律规范。

三、法律规则

既然冲突法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那么它就仅仅是法律条文中对法律规范“支离破碎”的描述。冲突法与规定在法规、法典中的其他法律规则一样，是对法律规范某一要素的描述。这些描述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或者习惯法规则被统称为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的概念在我国法理学界鲜有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是一个概念。造成这种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习惯用静态的方法描述法律规范。而描述的方法往往被误解为是与法律规范等同的东西。对于一个法律规范，立法者在法典中一般先是描述人的行为模式，然后表明遵守或违背这些行为模式的后果，通常还在法典的开始处规定法典里所有条款的适用范围。除了法典之外，法官对习惯法规范的发现和认可也是通过这样的静态的描述。这种对法律规范的静态描述就是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同法律规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规则只是对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以及效力范围的描述。立法者的职能是制定法律规范并通过颁布法典即制定法律规则让人民知晓。法律适用者的宗旨是通过这些法律规则的描述来适用法律规范解决争议。法院适用的也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仅仅由于具有描述意义而被法院用来做“参考”（Reference），读者在英美法系的文章中会经常看到法院“参考”某一法律规则来作出判决，用“参考”而不用“适用”一词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法律规则的描述意义。法律规范如果被废止，法院便不会再去适用，人们也不会再去遵守，尽管描述它的法律规则在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改朝换代之后，前朝的法律已经全部失去效力了，只留下几部法典供后人在博物馆里瞻仰。因此，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是能够严格区分的。正如凯尔森所说： “法律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法律科学所陈述的法律规则却是叙述性的（descriptive）。”①两者不可混同。

四、冲突法是描述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法律规则

冲突法其实就是关于“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则。与小说对事件的描写相似，“适用范围”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行为四个要素。所不同的是，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的行为是特定的。故事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行为。而“适用范围”是抽象的，它所规定的是一定范围的时间，一定范围的地点，一定范围的人物，一定范围的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同时在这四个范围内发生便要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例如某人的行为如果是在中国领土上施行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做出的、其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且是在刑法生效之后发生的，那么，刑法就对这一行为发生效力，并将一定的法律后果赋予行为人。那么前述刑法的属地、属人、属事、属时范围就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法律规则对其的描述就是“适用范围”。

冲突规则里的“范围”和“系属”其实就是对“适用范围”的规定。冲突规则的“范围”是指所要调整得民商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这其实是规定了所要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属事范围和属人范围等。例如有冲突法规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婚姻效力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其中“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婚姻效力问题” 就属于“范围”的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属人范围，婚姻效力问题是属事范围。而“系属”是规定冲突规范所应适用的法律规则。冲突法就是指明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①这其实就是对某一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的描述。例如上面那条冲突法就规定了“婚姻缔结地法”的属人范围和属事范围。它其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②这条法律规则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两者都是为某一法律规范设定一定的适用范围。因此，冲突法是描述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法律规则，也就是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则。 “范围”和“系属”这两个概念是没有必要采用的。它们非但没有使冲突法的本质明晰化，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

在法理学界未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作出区分之前，冲突法一直被误解为一类法律规范。学界还因此发明了许多“特殊”的概念来解释它的“特殊结构”，但是始终不能使之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规范的理论真正的融为一体。其症结也就在于它根本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属性。本文就通过对法理学理论的重新发掘，试图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以便使冲突法理论与法理学理论相吻合。

参考书目

1. [奥] 汉斯·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 [德] 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 CMV. Clarkson，Jonathan Hill， Jaffe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 Butterworths， 2002.

    6. R.H. Graveson， Conflict of Law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weet 1974.

    7. See Albert A.Enrenzweig， Erik Jaym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ceana Publication， 1973.

第6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饶晓辉（1973），男，江西上饶人，江西财经大学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理论。

摘 要：本文运用格兰杰方法对我国1978-2004年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但政府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论说明我国并不存在最优政府规模曲线，但验证了瓦格纳定律，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政策取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最优政府规模；瓦格纳定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Romer（1986）、Barro（1990，1991）、Lucas（1988）、Rebelo（1991）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所决定的，稳态人均收入水平也未必趋同；财政政策不仅具有结构效应（即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诸如提高物质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等方式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还具有水平效应。所以大量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献转而研究财政政策（其中重要关注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不尽一致。

Barro（1990）指出，按政府支出和税收衡量的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双重效应：税收的增加降低了经济中的激励，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政府支出的增加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当一国政府规模较小时，后一效应占主导地位，但政府规模较大时，前一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因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也即存在政府最优规模。这样，Barro得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的结论。Yavas（1998)指出：若经济的稳态水平较低，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提高稳态的产出水平；若经济的稳态水平已经很高，则政府规模的扩大只会降低稳态的产出水平。他认为，造成这种非线性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稳态水平较低的不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政府支出用于兴建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能极大地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率；而在经济稳态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其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所以政府支出主要集中于社会福利项目上，而社会福利项目在促进私人部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作用显然要比基础设施项目弱。Heitger（2001）指出，私人物品供给递增引致的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核心公共物品（如法律和秩序的维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安全等）供给递增引致的政府规模的扩大则有助于经济增长。他同时指出了政府规模过大对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利影响：高额税收降低了工作、投资和创新激励，私人物品的政府供应挤出了更有效率的私人部门供应。

Armey（1995）则明确提出了政府最优规模曲线（图1）。他指出：政府规模较小时，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增强效应将占主导地位，此时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伴随着产出增加；但当政府规模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后，产出的增强效应会递减，政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就会阻碍产出增加。这意味着在该临界点（如图1的A点）上，政府支出的边际效应为零。图1 Armey最优政府规模曲线

上述研究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都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从而存在政府的最优规模。这一论断也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Vedder和Gallaway（1998）通过1947-1997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拟合了Armey曲线，并估计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45%。 Peden（1991）估计美国政府最优规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Pevcin（2004）利用西欧12个国家37年的混合数据拟合了Armey曲线，得出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7%-46%。

国内对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马树才，2005），本文利用我国1974-2004年的政府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Barro（1990）方法，利用如下计量模型估计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GDPt=α+β1EXPt+β2EXP2t+μt（1）

t=1978,1979,…,2004

其中：GDP=D（gdp）/gdp, gdp 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D表示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GDP代表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EXP是政府实际支出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用这一指标衡量政府规模（下文如不作特殊说明，均不考虑税收）；α,β1,β2是模型中待估计的参数；μ为随机扰动项。

线性项EXP系数β1度量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预期符号为正；EXP平方项的系数β2度量伴随政府规模扩大的任何负面影响，预期符号为负。

图2 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变化趋势（1978-2004年）

2．数据来源

模型中的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财政支出两项。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我们选择中国1978-200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基准）的数据。图2左图表明了1978-2004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走势。对于政府支出，我们选择了样本期间经过调整的实际政府支出的数据。图2右图显示了样本期间实际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走势。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先是急剧上涨，然后呈相对比较稳定的轻微下降趋势；而我国政府规模先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急剧下降，到90年代中期之后又稳步上涨，2002年之后趋于平稳。从中我们发现至少在90年代之后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所有数据都经过国内生产总值折涨指数（deflator）调整，使之变为实际数据。数据来源于1978年到2004年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只有国内生产指数而没有国内生产总值折涨指数，我们这里借鉴马树才（2005）的做法，用如下公式进行变换：

Deflator=GDPiGDPiindex×GDP1978indexGDP1978

其中，GDPi代表了第i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iindex代表了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1978index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GDP1978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经过调整的数据见附表因版面所限，附表从略，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三、实证检验与结论

1．初步回归结果

利用附表数据对计量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见方程（2）和表1。

GDP=0.1731-0.862408EXP+1.83608EXP2（2）

表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规模关系的估计

因变量αβ1β2R2F-statD.W.

GDP0.1731-0.8624081.836080.164.161.42（3.1973）（1.7913）*（-1.9362）* 注：括号里为t统计量，*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中样本数量为26。

表1回归结果显示，β1为-0.862408,符号为负，这与我们预期的结果相反，但与图2中我国90年代中期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的变化趋势比较吻合。系数β2的符号也与理论所预测的相反。这就说明了在此非线性回归模型中，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着所谓的倒U型Armey最优政府规模曲线。因此我们也不能找出曲线的拐点，即根据回归结果推导我国政府的最优规模的数量。

为何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的最优政府规模曲线在我国没有出现？考虑到每个国家经济增长历程的特殊性，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稳态水平较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秩序的维护都需要大量政府支出，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一直为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所以在此时间段内尚无法推算最优的政府规模。相应的政策含义就应该是积极扩大政府预算的规模，同时优化政府支出的结构，以实现潜在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二是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稳态水平虽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较低，但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一直为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所以在此时间段内最优政府规模也无法确定。相应的政策含义就应该是政府规模已经过高，或者政府支出结构出现失调，从而阻碍了潜在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样，削减政府预算规模，或者优化政府支出的机构就成为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了。究竟哪种推测比较符合这一时期我国的实际？这需要我们检验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我们才可以推断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正还是负，从而做出最优政策选择。我们先进行单位根检验，这是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

2．单位根检验

我们对1978-2004年度中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EX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EXP 与GDP均为非平稳性时间序列。我们采用差分法处理这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结果见表2。其中ΔEXP和ΔGDP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2可知，经过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在1%和10%的显著水平之下都是平稳的，同时也是一阶单整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这两个变量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

3．因果关系检验

尽管回归分析解释了一个变量与另外一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以验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可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进而带来经济产出的扩张。而根据瓦格纳定律，公共物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为正，所以经济产出水平的增加也会带来政府支出的增加。两者都说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但对于两个变量影响方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分析逻辑。例如，Conte和Darrat（1988）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了22个OECD国家1960-198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关系，检验结果总体上拒绝了OECD国家政府支出扩张造成经济增长下降的假说；他们还发现其中的9个国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政府支出的反馈效应。所以他们的结论验证了瓦格纳定律。

表3是我们得出的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中的表示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

从表3可知，在最优滞后2期时，在10%的置信度下，政府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点恰好验证了瓦格纳定理）。所以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规模扩大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不为正（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在总结性评论中会有简要提及）。这就说明我国之所以没有呈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经验最优政府规模曲线，是因为这一时期政府规模的边际效应处于递减阶段，从而无法推得政府的最优规模。同时，这也说明现阶段我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高，或者政府支出结构出现偏差。

四、总结性评论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政府规模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将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Armey最优政府规模曲线。本文对中国1978-2004年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还通过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在1978-2004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但政府规模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的结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一直为负，从而无法确定政府的最优规模。换句话说，只有当我国经济经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阶段之后，如西方国家的经验政府规模最优曲线才会呈现出来，那时才可以确定最优的政府规模。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加之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无序和震荡，人们对于公共管理服务和法律秩序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对该类公共物品的较高收入需求弹性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增长是政府支出规模的格兰杰原因。检验结果中政府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似乎有悖常理，因为众所周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缺口”理论的影子）。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我国政府支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不断加剧。检验结果中两者因果关系的方向表明我国政府规模的扩大受到某些约束条件的限制，可能抑制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动力和效率，从而政府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为负的结论也启示我们：我国现阶段政府预算水平可能过高了，或者政府支出存在结构性问题。正如前文所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规模的扩大确实带来经济增长率的略微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将有限的政府资源投入到私人部门没有能力或意愿从事的领域，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样才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稳定而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本文旨在对我国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初步检验，我国在研究时期之内并不存在政府最优规模的结论也为财政政策的制订提供某种参照。两者之间复杂的作用机理（例如瓦格纳定律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挤出效应的经验度量）则是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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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EY D. 1995． The freedom revolution［M］． Washington：Regnery Bourgeo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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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DER R K， GALLAWAY L. 1998．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R］． Washington：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第7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第8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 物流；产业；组织；理论；述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3. 059

[中图分类号] F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3- 0105- 03

0 前 言

虽然经济理论一直是管理理论的支撑基础，但是物流理论的发展却呈现出由实践到管理理论再到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物流管理理论是物流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物流经济理论反过来成为物流管理理论发展的支撑依据。

为了更好地展开对物流产业组织发展的研究，笔者对已有的物流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梳理，提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1 物流产业组织理论

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主要针对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市场绩效分别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对于整体物流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物流产业、产业集群与空间布局、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产业发展策略、特定产业的物流发展、交通运输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

通过中国知网，以“物流”为篇名的搜索结果数量为135 884个，但是从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对物流产业宏观及中观层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其中以“物流产业”和“物流产业组织”为篇名的搜索结果分别为13 112和196个。另外关于物流产业的著作类研究成果主要有4部，分别为帅斌（2006）的《物流产业经济》、田青 等（2007）《物流产业经济学》、徐杰（2008）的《物流组织网络：结构与运作》以及刘军（2010）《现代物流产业的组织模式研究》。物流经济理论的缺失成为阻碍物流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原因。

众多的研究结果显示：物流产业从整体来说，属于市场集中度比较低的产业，且呈现纷繁复杂态势。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物流产业组织的结构及演进规律进行分析。但目前国内学者对物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业、供应链方面，对物流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尤其对物流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少。在仅有的15篇对物流产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也只有张圣忠（2006）的《物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童燕（2008）的《中国道路货物运输产业组织与变迁研究――基于动态SCP的分析》以及楚岩枫（2010）的《我国物流产业系统演化机理研究》3篇文章真正属于基于产业组织演变视角的研究。

目前国外对物流产业的研究也较少，且主要是针对供应链一体化、物流外包效率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系统性的对物流产业组织的研究。供应链理论不完全是管理学方面的理论，从规划与设计层面来说也属于经济学范畴，主要涉及上下游企业间的一体化、合作契约等内容。货运行业的一体化与准一体化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哈巴德（Hubbard，1998）、尼尔森与希尔沃曼（Nickerson & Silverman，1998）、Alberto Fernandez & Manuel Gonzalez & Benito Arrunada（1998）等。哈巴德（1998）分析了在美国货运车队中专用性高的拖车存在敲竹杠现象，同时内部采购、长期契约模式可以降低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尼尔森与希尔沃曼（1998）基于美国洲际货运商产业的调查，研究了契约风险的3种来源以及通过对企业内部运作和市场外包两种模式的选择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性。Alberto F. & Manuel G. & Benito A.（1998）通过对欧美零担货运产业一体化和准一体化组织的比较分析，发现绝大多数自我雇佣的货运司机都被准一体化到较大的货运商组织中，这一事实被分散程度较高的表面现象所掩盖。Alberto F. & Manuel G. & Benito A.认为准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很好解决了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也获得了规模经济和密度经济，而引导货运商采取纵向一体化行为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与专用性资产有关的敲竹杠风险而非为达到规模经济和密度经济的目的。另外Alberto F. & Manuel G. & Benito A.通过对欧美市场的对比分析，发现劳动关系限制法律和税收引导政策均会对纵向一体化程度造成影响。

但是目前中国还缺少对物流产业网络组织发展规律及相应变革机制的研究。物流产业内子产业的市场形态并不完全和整体的形态相同。因此在物流网络组织中，对于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与物流业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对于物流网络组织理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在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于对第四方物流与第三方物流的特征比较以及协作模式研究两方面，且分析大都不够深入。目前对第四方物流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大都不成体系。目前，现有的理论主要集中于第四方物流的形成机制、特征与类别、平台运营模式、系统设计以及协调机制的研究，而对第四方物流产业组织的研究寥寥无几。

2 物流产业组织效率的实证研究基础

现有研究文献对物流产业效率的研究不少，主要是针对区域物流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的实证研究，大约有30篇，但针对导致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则缺少系统的规范分析。Oum T.& M.Tretheway & W. Waters II（1992）提出了交通运输生产率测度的概念、方法和目的。Oum T.&Zhang Y.（1997）分析了交通运输的规模经济。Gordon R.（1993）探讨了交通运输部门的生产率。荣朝和、高宏伟（1999）对运输业规模经济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密度经济概念。王岳平（2004）主要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对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影响。Hokey Min & Seong Fong Foo（2006）主要分析了DEA模型对于研究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运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帅斌、杜文（2006）构建了简单的物流产业研究的DEA和PCA模型。周伟（2006）通过研究证明了物流网络扩张时，运量增加引致密度经济，进而导致利润上升、价格下降，进而确定了密度经济、范围经济和幅员经济3种途径的合理搭配可以实现物流组织的规模经济。郭小平、张岐山（2007）采用改进DEA方法根据2005年中国省际截面数据对中国物流产业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得出物流产业竞争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优势相关且2005年中国物流产业总体竞争力水平不高3个结论。王亚华 等（2008）采用Bootstrap-Malmquist指数与DEA结合的方法，对1980-2005年间中国交通行业的生产率变动作了较为详细、深入的分析，提倡理念、科技、体制和政策四方面的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陈治亚 等（2008）对物流企业的规模经济进行研究并证明了物流企业组织表现出较强的规模经济性。刘玉海 等（2008）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对2000-2004年的中国道路运输业营运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魏明侠 等（2009）构建了现代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产业关联以及波及效果研究框架。田刚、李南（2009a）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基于1999-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对于中国物流产业来说，存在技术效率起决定作用、规模效率由于产业组织结构过于分散普遍存在无效率的状况。田刚、李南（2009b）根据1991-2007年中国各省物流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SFA方法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技术效率下降导致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提倡理念、管理以及体制机制方面的技术创新。余永泽、武鹏（2010）基于2003-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FA方法中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物流产业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在当前中国物流产业规模递增阶段，资本投入依然是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物流资源的浪费、市场化程度低、区位因素是导致区域物流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钟祖昌（2010）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根据2007年中国各省物流产业发展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物流产业规模效率低并提出物流产业改革应注重规模扩张的建议。刘秉镰、余永泽（2010）采用DEA方法对2003-2007年中国各省的物流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采用Tobin回归方法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王维国 等（2012）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与DEA模型结合的方法，根据1998-2010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重点对物流业能源投入的效率进行分析，为绿色物流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刘秉镰 等（2012）采用Hicks-Moorsteen指数与DEA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产业经济结构、铁路运输内部结构、资本深化程度、引致需求因素、铁路网密度、国有铁路所占比例、公路设施等替代方式对铁路运输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樊元、马丽梅（2012）采用SFA方法对2003-2006年间中国各省的物流产业效率进行了测算。陈怡（2012）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对中国物流产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刘俊华（2014）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对2007-2012年中国西部地区物流产业的效率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建议注重可以提高纯技术水平的政策。孟魁（2014）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对2005-2011年中国中部六省的的物流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不能简单追求规模经济。

除了上述对物流产业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之外，邓雪平（2009）、王舒鸿（2010）、李兰冰 等（2011）、余沛（2013）等人均采用DEA方法对上市物流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

3 总 结

目前物流管理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相应的起基础支撑作用的物流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物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更少，且主要为对物流产业组织规模经济效率、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系统、深入分析物流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则基本处于匮乏状态。

对中国物流产业运作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DEA、SFA等方法，集中于对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区域基础设施导致的效率差异等方面的分析，也有少数对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分析。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文献是基于物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宏观分析，但未结合产业效率方面的研究。上述大部分物流产业实证研究文献由于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分析结果较为泛泛，现实指导意义也不明显。比如上面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都对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但是大都没有对物流产业组织独有的规模经济内涵以及产业演变的动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对物流产业组织规模的认识较为模糊，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更是缺乏。这使得作为物流产业微观决策主体的物流企业的决策过程缺少严密的理论作为基础支撑。因此笔者未来将会对物流产业组织的演变趋势、物流产业组织内部的关联性、物流产业组织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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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Oum，M Tretheway，and W WatersII. Concepts，Methods and Purposes of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n Transportation[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Policy and Practice，1992，26（6）：493-505.

第9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

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