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社会独特的传播现象。本文主要研究汉藏双语传播产生的原因、担当的历史使命，分析汉藏双语传播与藏民族群众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汉藏双语传播适应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扩大了西藏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受众人群。双语传播也是丰富媒体新闻内容、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建构国家认同观念的主要方式。在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中，政府、媒体和群众实现了共赢。
关键词 西藏主流媒体 汉藏双语 传播 语境价值
长期以来，在西藏自治区进行新闻传播活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中央和自治区的媒体主要以汉语传播为主，藏语媒体的数量和内容相对较少。汉语报纸、电视节目对受众的文化水平、汉语知识要求较高。城市受众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接触比较多，而乡村受众由于语言的限制，不能很好地接触和理解媒体报道的内容。所以，加大藏语媒体的传播能力，实现汉藏双语传播就成为当前进行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式。本文分析了汉藏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对双语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也试图回答汉藏双语传播对藏民族群众国家认同观念建构的重要作用。
一、汉藏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1、汉藏双语传播是民族语言环境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和外界的交流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基本上保留并且使用传统的民族语言。藏文出现以后，在社会上逐渐起到了教育民众和传承文化的作用。藏文书籍和佛教典籍等得到了大量的复制和传播、藏族人也越来越多地学会了藏语的读写能力。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西藏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在旧西藏落后的体制下，西藏文化和语言文字得到了有限而缓慢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单一语言传播的局面依然长期未能改变。无论是人们的日常交流还是教育、信息传播基本都是在藏语环境中进行。家庭、学校、寺庙甚至政府的基层组织中，藏语都是主要的交流工具。藏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地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发展教育、传播信息，藏语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发展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发挥新闻传播在西藏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适应藏族群众的语言接收习惯，就必须要依靠藏语进行传播。
2、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使命要求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三大领主对西藏的广大农奴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和平解放后，《西藏日报》藏、汉文版创办，拉萨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开始播音，早期的西藏新闻传播积极吸收藏族优秀人员进行新闻的采编和广播节目的播音工作。藏语新闻传播充分考虑到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在短期内实现汉语传播是不切实际的，既达不到预定的传播效果，也会在西藏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不实行藏语传播还会使西藏上层势力和国外势力加紧联合，为西藏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当时，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了和平解放，签订《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社会暂时不改革，仍然保持原来的制度、文化。①藏语交流和传播信息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党中央的政策信息，为实现民主改革创造条件。和平解放后，西藏广大农奴依然处在贫穷、饥饿、没有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保障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自身的生活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社会地位没有提高。广大农奴迫切希望实行民主改革。那么，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和反对帝国主义分裂行为的教育就成为报纸、广播的重要任务。《西藏日报》和拉萨人民广播电台（1959年前）不断吸收先进分子，加大新闻传播的力度，为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革做好出了积极的努力。西藏新闻介绍了祖国其他各地社会主义的发展场面，传播宣传了党对西藏的政策，为西藏民主改革创造了积极的舆论环境，有效地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实施。
民主改革后，西藏社会经过恢复、整顿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继续传达党中央的政策，积极报道西藏经济建设的新情况，向群众传播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刊登和广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藏民族文化是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与此同时，媒体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逐渐成为沟通党和人民的桥梁。媒体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力得到夯实，媒体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信息只有通过藏语和汉语共同传播才能真正到达群众中去。藏语成为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传播方式，汉藏双语传播成为西藏社会信息传播的一大亮点。
3、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发展的要求
西藏自治区实行的汉藏双语传播，自和平解放后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藏族群众中有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较低，他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所以，只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才能促进整个西藏社会的全面发展。国家在西藏自治区积极推进双语教学，从小学开始，在校园实行汉语和藏语两种教学模式。一方面，教孩子学会汉字的读写，讲好普通话，了解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一方面，通过藏语课本和语言交流的学习，学生掌握了藏语的读写知识，学会用藏语阅读藏族的历史和文化书籍，学会用藏语进行写作。汉藏双语教学不仅使学生学习普通话和汉字，为学生进入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学、大学学习打下基础，也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了知识储备，对进一步培养专业的藏族人才等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藏语学习，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民主改革前，西藏群众中文盲占大多数，而如今大部分的西藏群众通过学校教育掌握了藏文的读写能力。近年来，还出现了著名的藏族诗人、小说家、藏族编辑记者等高级人才。与此同时，国家相关政策积极促进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于1987 年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1988 年西藏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兼任领导。各地市均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 年获国际标准组织的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②
双语教学和双语传播在西藏自治区的大力推广，促成了西藏社会汉藏两种语言的并行传播。这样的社会环境就要求西藏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既要加强汉语新闻的传播，又要做好藏语新闻的传播。通过藏语新闻报道国内外的大事、自治区的重要新闻，宣传党中央和政府对西藏的相关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藏语新闻传播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重要使命。
4、保护民族文化并促进其传播的要求
新时期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力度。国家出资对重要的文物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对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了抢救。西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新闻传媒对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通过艺术作品展、寻找传统艺人、艺术品商品化等报道，展现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其中，藏语新闻传播主要针对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群众，通过精心编排的文化保护节目，向当地人传达西藏文化保护近年来的新进展，传递了文化保护需要调动民间的一切优势，民间文化保护需要全体藏族群众的参与的观念。西藏民族文化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还向西藏群众传递了西藏文化在祖国各地的展演情况，表达了全国群众对西藏文化的热爱，对西藏文化保护工作的支持和支援。与此同时，西藏文化还在世界其他国家举办文化展，参加世博会、中国文化年等活动。藏语传播对相关话题的大量报道，增强了西藏群众对西藏文化的信心，也使西藏群众理解党和国家对西藏文化的重视。
二、汉藏双语传播的地位与作用
1、宣传国家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汉藏双语传播是充分考虑到西藏群众语言、文化的特殊性，适应藏族群众的媒介接收习惯而选择的传播方式。双语传播有利于信息的有效到达，有利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发挥。汉藏传播相互弥补，相互配合，有效的宣传国家政策。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发展西藏社会主义经济，保护和创新西藏传统文化，发展西藏文化产业等政策及取得成效，在西藏群众中得到了有效的宣传。这些政策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到相应的活动中。
2、提高西藏群众接近媒体、使用媒体的能力
发展汉藏双语传播，加大对藏语传播的资金、技术支持是西藏新闻传播“三贴近”的有力表现。媒体的新闻传播和受众之间达成有效的互动，才能发挥媒体的社会作用。西藏媒体的新闻记者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关注群众在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困难，用文字记录群众生活的转变。媒体成为反映群众生活，表达群众意见的中介，成为联系群众与社会的纽带。群众通过媒体还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获得外部信息，“游览”祖国的各地风光。汉藏双语传播满足了受众信息需求的愿望，提高了西藏群众利用媒介的能力和水平。汉藏双语传播不仅使西藏群众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还使西藏群众走进了一个媒介化的社会。人们从媒体中获得大量的社会信息和知识，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受到媒体的潜在影响。媒体中传播的新名词、新事物成为群众讨论的对象，媒体广告中出现的商品和服务成为西藏群众购物的首选产品。双语传播是一种针对性强、群众性强、效果显著的西藏新闻传播方式，是西藏新闻传媒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的宝贵经验。
3、建构现代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
双语传播使西藏群众走出封闭的信息传播环境，进入民族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跨国信息传播的时代。尽管信息爆炸带来了信息选择的困难，但对于西藏群众来讲，信息的丰富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进入21 世纪，西藏广播电视网的建设力度加大，互联网也进入西藏城市百姓生活中。西藏群众能够多渠道，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接收终端获得多元化的信息。信息的多元化和信息的快速更新，为西藏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外来的元素，一股现代化的思潮和观念在西藏群众中逐渐建立。西藏群众不再是一种落后的、封闭的、传统的形象，西藏群众追求现代化的生活、也喜欢穿现代的服饰。汽车、电子产品、商品房等消费品在西藏群众的生活中快速增加。传统的劳动生产观念也有所转变，一些农牧民办起了自己的藏家乐，开办了手工工厂，做起了生意。有的农牧民从郊区搬到拉萨工作、居住。城市青年通过学习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城市里开酒吧、开餐馆或者办起了自己的公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现代化使西藏群众逐渐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的生活拉近了距离，他们和别的地方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现代化加速了西藏群众形象的转变，西藏群众也希望其它地方的人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西藏群众在信息社会带来的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这有利于形成各族人民不分你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盛景。现代性超出了传统的力量、超出了特定群体的思维定势，必然提升民族认同感。各族人民在《春晚》的集体记忆中，共享“56 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幸福之情，在奥运会的现场直播中崇拜共同的英雄。在抗击大雪、地震带来的灾难的直播中共同为民族的灾难默哀，并将沉痛的心情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电视的汉藏双语传播，尤其是电视直播节目，使藏族人亲临事件的发生现场，亲身感悟事件带来的心理震撼。在这个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西藏群众只将自己看作中国人，群众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4、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双语传播加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入，也加强了中华文化和藏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提升。西藏的藏语传播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藏文和符合藏族人接收习惯的方式，传递到藏族群众，对藏族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汉语传播不仅使西藏群众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又为西藏群众进一步掌握文化知识提供了学习的平台。通过学习，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文化素养不断增强。汉语传播还使西藏文化实现了跨文化传播，按照各族不同群众，有所针对，实现了西藏文化在自治区不同人群以及全国各地关心西藏的人群中的传播。国家对西藏的文化保护政策，也是在双语传播的环境中进行了有效传达，西藏群众通过传媒更进一步了解了国家的文化政策，了解了西藏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在全世界的吸引力。
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特殊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必然要求。媒介和文化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文化环境决定了媒介的形态和发展，文化也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要素。针对藏族受众进行的藏语传播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媒介和文化协商的结果。
西藏双语传播也是传播学受众理论在一个地区的应用和验证。受众理论认为，受众是新闻传播的中心，新闻传播要充分地尊重传播对象，结合受众的特点进行传播。周德仓教授认为：双语传播的关键是要充分尊重西藏藏族群众占民族主体地位的事实。西藏的民族成分并不复杂，藏族占总人口的92%，是西藏自治区的民族主体，并使用自己的母语——藏语。传播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明确的传播对象是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首要因素。在汉语是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前提下，在西藏建立足够数量、覆盖面较广、种类全面的藏语传播媒介，既能充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适应广大藏族受众的信息需求，更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化保障。③所以，对于西藏传媒工作者来讲，正视文化差异，学习藏族文化，寻找文化之间的关联点，制作符合藏族群众语言接收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模式的新闻传播内容是一直的追求。
结语
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社会独特的传播现象、文化交流现象。双语传播增加了西藏群众接受新闻的频率，使更多的人能够看懂新闻、理解新闻。双语传播也成为媒体报道新闻信息、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建构国家认同观念的主要方式。汉藏双语传播适应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在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中，政府、媒体和群众实现了共赢。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项目编号：10YJAZH1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史》[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49-153
②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藏语言文字》，xz.people.com.cn/BIG5/138902/139219/8404482.html
③周德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
第2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反映变动中的社会环境。新闻活动总是与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高度契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新闻思想体系，指导着几代新闻人不断发展，创新新闻业。然而，在全国新闻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过去区域经济、新闻事业落后的我国西藏地区也不甘示弱，开始不断学习先进的新闻思想，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逐渐发展起西藏地区的新闻事业。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西藏地区的实践基础
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同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条件是无法割离的。现实社会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新闻事业需要不断地创新改革。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能够在西藏地区得到落实，客观上与西藏地区近年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本文由收集整理是密不可分的。
1、增长与变化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基础
2010年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显示，“1984年西藏紧随祖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实行了改革开放，这一经济发展战略为西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与此同时，通过中央持续巨大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以及内地较发达省市的对口支援以及西藏各族人民的努力，西藏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2006年，西藏人均gdp历史性地突破了万元，摆脱了长期处于全国末尾水平的境地”①。在这种不断发展的良好势头下，其新闻传播活动的根本任务也发生了转变，像我国发达地区的新闻事业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以经济宣传为中心。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新闻事业努力发挥着信息沟通的功能，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产生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清除阻碍西藏经济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新闻事业的改革。产业化改革是我国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传媒行业“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后，许多传媒产业不可避免的将经济效益作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如何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不忽视能够对人类产生长远影响的社会效益，这就必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
2、民族区域自治促进了西藏的政治现代化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以来，西藏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不断加深。国家赋予自治地方的政治权威更加理性化。西藏自治地方一方面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确保西藏的地方政治权利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②。”西藏地方的自治权伴随着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等政治体制不断地健全发展。而西藏的政治现代化的另外一种表现便是群众的参与扩大化，其中，突出的表现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治权。
西藏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在新闻传播领域，虽然如今西藏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新闻管控，但是，近年来党和政府逐步放宽对媒体的政策，减少行政干预，给媒体更多自主空间，让新闻媒体更充分地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报刊等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平的捍卫者，也是丑恶现象的揭露者。一个缺乏民主与监督的社会必将无法成为一个文明强盛的社会。
3、西藏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提升
民族文化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十七大以来西藏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综述》中提到 “十七大以来，在中央和西藏一系列文化政策的推动和指引下，全区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号召，努力落实文化富民强区战略，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③。文化旅游、网络文化等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产品种类增多，文化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新时期的西藏文化产业正在以自己丰富独特的内涵、新颖的形式与姿态，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近年来，西藏文化行业创造的产值不断攀升，成为西藏地区的支柱性产业。而新闻媒介是引导、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西藏地区的新闻事业要如何促进民族团结，体现西藏精神、反应农牧民的真实生活、创造财富、引领思想文化，这些新的实践要求必然要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
二、西藏地区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要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藏民族更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内涵和优缺点。现在，就我国西藏地区的新闻事业而言，在充分发挥传统新闻传播媒体作用的同时，如何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利用新兴的科技手段，发展和完善新闻媒体职能，是摆在每个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历史使命。
1、报刊不仅是党并且是人民的耳目喉舌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提出“报刊要做人民的耳目喉舌”④。党和人民不可割裂，“耳目”与“喉舌”同样需要协调配合。在西藏自治区内，主流媒体自然不能违背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社会定位。然而不难发现，一个媒体的政治功能太过强大，它的社会功能就会被缩小的微不足道。在西藏的新闻媒体上，会议新闻、政治新闻大篇幅的占据版面或者黄金时段，民生新闻没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耳目喉舌”不能发挥作用，群众的疑难问题得不到关注，生产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更无法了解先进的知识，恶性循环，媒体的传输链条就断裂了，便无法成为 “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因此，新闻媒体不但要做好党更要做好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下情上达，让党的高层领导知道人民的切身利益与要求，以便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
2、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与发展，舆论引导的功能需要不断突出
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使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已经不断地渗透到了祖国
内地。西藏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前台，其政治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此种情况下，舆论引导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有效手段。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强调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们的思想，引导社会走向，产生积极的倾向性和影响力，激励全族人民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2008年的3·14事件，事后被认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集团行动。当时我国新闻媒体以及西藏本地对此次事件采取的“沉默”态度，使得全国和世界人民被藏独势力发表的言论所蒙蔽。西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的原因、进展和可能的后果时采取了完全一边倒的态度，他们盲目听信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一面之词，而且修改图片篡改事实，煞有其事地讨论抵制北京奥运会和采取其他施压措施的可能性。这个典型事件警醒我们，西藏地区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具有及时准确的掌握，以便对渗透进来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去伪存真，然后运用先进的传播方式参与国际舆论斗争，掌握主动权。
3、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武装年轻的新闻传播队伍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工作实践，都不能离开“人”这一实施主体。没有一支先进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就很难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落到实处。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以来，西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也随着经济发展一起得到了良好的推动，许多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响应号召，志愿服务西部大开发，西藏的新闻队伍不断扩大。但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当中，很多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和学习，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缺少切身的体会，并在个别复杂形势面前缺乏正确的洞察力和鉴别力。这种未能及时弥补的漏洞，就导致了在新闻传播活动当中出现舆论导向上的失误。因此，在建设新闻队伍的同时，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其不可替代的思想基础，加强学习教育，牢牢地把握住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发展西藏地区新闻事业的指导意义
第3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2.文化博物馆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毕华，BI Hua
3.文化博物馆展览精品选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文化博物馆，the Tibet Cultural Museum under the China Tibetology Center
4.高原文明的足印 陈庆英，CHEN Qingying
5.程式与新风:藏传佛教艺术的演进轨迹 熊文彬，XIONG Wenbin
6.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擦擦的特征——兼谈吐蕃擦擦 张建林，ZHANG Jianlin
7.《白琉璃》造像量度画本 熊文彬，一西平措，XIONG Wenbin，Yeshe Phutsok
8.中国地方与廓尔喀的官方文书 王剑智，WANG Jianzhi
9.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 李学竹，LI Xuezhu
10.萨迦寺壁画保护修复研究 段修业，汪万福，格桑，丹不拉，DUAN Xiuye，WANG Wanfu，Kelsang，Danbla
11.北京法海寺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探析 郭丽平，GUO Liping
12.清代的物质生活 黄维忠，张运珍，HUANG Weizhong，ZHANG Yunzhen
13.14部藏文古籍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4.博物馆概览 众成
15.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概述 罗文华
16.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藏藏族文物及举办相关展览情况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Our Correspondent
17.藏族地区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介绍
18.藏族地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19.藏族第1-2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藏族第1-3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1.藏东巨变六十载团结奋斗谱新篇——纪念昌都解放60周年 王瑞连，吾金平措，WANG Rui-lian，Orgyen Phuntsok
2.昌都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许成仓，XU Cheng-cang
3.昌都卡若: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霍巍，HUO Wei
4.论昌都地区在推进归入中国版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土呷，Tuga
5."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隶属关系的历史沿革 王小彬，WANG Xiao-bin
6.近代昌都地区汉人社会生活初探 王川，刘波，WANG Chuan，LIU Bo
7.再论康巴地区三岩藏人的居室葬 岳小国，YUE Xiao-guo
8.昌都民居的地域特色与装饰艺术风格——以贡觉县三岩民居和左贡东坝民居为例 汪永平，沈飞，王璇，WANG Yong-ping，SHEN Fei，WANG Xuan
9.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李晓岑，袁凯铮，叶星生，华觉明，LI Xiao-cen，YUAN Kai-zheng，YE Xing-sheng，HUA Jue-ming
10.论嘎玛藏族传统首饰纹样的文化特点 宋宁，SONG Ning
11.论昌都地区双语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姚便芳，YAO Bian-fang
12.近二十年(1989-2009)昌都研究综述 梁艳，LIANG Yan
13.论吐蕃政治文明进程 何峰，HE Feng
14.噶尔世家对唐军事战略研究 扎西当知，Tashi Tamdrin
15.中国文化博物馆展品中的三枚清代摄政王印章初考 邹西成，ZOU Xi-cheng
16.《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三 班班多杰，Balbar Dorjc
17.梵文《法华经》写本及《法华经》汉藏文译本 桑德，Sangde
18.江孜十万佛塔题记的再考察 萨尔吉，Sarje
19.藏文档案文献的文体种类述略 王巨荣，WANG JU-rong
20.《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赵元任藏语记音解读 瞿霭堂，劲松，QU Ai-tang，JING song
21.论嘉绒语的借代关系 彭学云，PENG Xue-yun
22.更敦群培大师对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贡献 完玛冷智，Padma Linchi
23.村庄整体搬迁绩效评估:基于德吉新村连续四年的观察——兼论大型社会工程命运的斯科特逻辑 杨明洪，YANG Ming-hong
24.玉树灾后重建与藏族传统文化保护 陈玮，鲁顺元，CHEN Wei，LU Shun-yuan
25.云南省德钦县佳碧村藏族民居文化探微 褚潇白，CHU Xiao-bai
26.认知·传承·嬗变:尔地村传统民间文化调查 贾曼，扎西加措，Jiaman，Tashi Gyatso
27.藏族寺院建筑选址文化探微 龙珠多杰，Lhundrup Dorjc
28.俄罗斯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人员概况 肖杰，XIAO Jie
29.有关近代历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回顾 朱丽双，ZHU Li-shuang
30.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综述 梁俊艳，LIANG Jun-yan
31.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第二届评奖活动成功举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索珍
1.英雄虽去,英名不衰——悼念敬爱的阿沛·同志 游洛屏，拉巴平措，YOU Luo-ping，Lhagpa Phuntshogs
2.唐代吐蕃的氏族 林冠群，LIN Guan-qun
3.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陆离，LU Li
4.《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二 班班多杰，Balbar Dorje
5.论阿底峡道次第理论及其传承 郑堆，Dramdul
6.图像与宗派:吉祥天母样式研究 李翎，LI Ling
7.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罗桑开珠，Losang Kedrup
8.吐蕃僧诤中"离妄想"观念辨析 汤绍波，TANG Shao-bo
9.门巴族、珞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 陈立明，CHEN Li-ming
10.村落公共空间与村民阶序——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 陈默，CHEN Mo
11.略论旅游发展对手工业的影响 陈丹，CHEN Dan
12.教育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佘静芳，SHE Jing-fang
13.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人员现状研究 周卫红，ZHOU Wei-hong
14.从历史过程中认识分裂与斗争的规律 朱晓明，ZHU Xiao-ming
15.藏族断代史的新探索——《民国藏事通鉴》评介 冉光荣，RAN Guang-rong
16.《藏传佛教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评介 陈立健，CHEN Li-jian
1.西方视角中的形象与话语 刘康，LIU Kang
2.关于在推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的思考 陈丽，CHEN Li
3.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赵君，ZHAO Jun
4.经济增长:事实、机理及政策选择 宗刚，，ZONG Gang，LI Peng
5.城乡差距变化的收入来源构成及对策研究 杨涛，YANG Tao
6.藏传佛教尼僧寺院经济结构与模式初探 谢热桑沫，Sherab Sangmo
7.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 邓锐龄，DENG Ruiling
8.关于《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题名问题 李保文，LI Baowen
9.三世章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真相 邓建新，DENG Jianxin
10.《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一 班班多杰，Banban Dorje
11.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韩锋，HAN Feng
12.藏传佛教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高颖，Mary Philips，GAo Ying，Mary Philips
13.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变迁 杨鸿蛟，YANG Hongjiao
14.唃厮啰遗城"雍仲卡尔"考释 洲塔，樊秋丽，Drugthar，FAN Qiuli
15.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的比较研究 淡乐蓉，DAN Lerong
16.解析当代甘南牧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藏族部落习惯法 蒙小莺，蒙小燕，MENG Xiaoying，MENG Xiaoyan
17.因明与法律推理 张忠义，ZHANG Zhongyi
18.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梳理概况 曼秀·仁青道吉，Manshul Rinchen Dorje
19.《格萨尔》拉达克本与贵德分章本情节结构之比较 李连荣，LI Lianrong
20.西方"朝圣"视野下藏族"神圣"地理研究及其分析 才贝，Tshebhe
21.国外大黑天研究述评 黄杰华，WONG Kit Wah
第4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藏医药；发展；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7）08-0008-03
Abstract：Tibetan medicine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entered the be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but how to embody the times and mainta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development is indeed a considered problem. Tibetan medicine and Tibetan Buddhism， philosophy， astronomy， phenology， folk customs and other cultural ties， with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Therefore， its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cultur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ibetan medicine theory， unique Tibetan medicine processing， regional medicine use， take advanced treatment methods”. We should take its essence andabandon its dregs， maintain the heav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t the Tibetan medicine can be a practical medicine for modern Tibetan.
Keywords：Tibetan Medicine； Development；Nationality
民族性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包括语言、文字、历史等[1]。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与藏传佛教、天文、物候、民俗、哲学等文化门类联系紧密[2]。藏医药虽属于医学体系，但透过它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过程，它更是藏文化的结晶。因此，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性认知是藏医药的基础，它引导和预示着藏医药学的未来。
1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沿革
据《玉妥・云丹贡布传》记载，最早在地区流行的医学被称为“本医”，当时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仅使用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例如放血疗法、涂摩疗法、火疗法等。公元4世纪，来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拉孜和碧棋嘎齐开始在地区传播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708-835年），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博采多家医学之所长，并结合自身所学，编著了30多部医学论著，初步建立起藏医学的医学体系[3]。相传玉妥・云丹贡布编著了藏医学的主要医典《居悉》（即《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的“三因W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等基本理论体系、治疗体系的形成[4]。
在五世达赖时期，为使藏医药文化得到发展，第司・桑吉嘉措等众多藏医药先辈们在拉萨药王山创建了专职的医学教育机构，名为“药王山医学利众院”[5]，学院主要负责传授藏医药理论和进行医疗临床实践。为支持各寺庙教授医学，地方政权制定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为喇嘛开展医学教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在七世达赖的重视和支持下，药王山利众院制定了教学纲要，明确了有关教学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公元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创办了“医学星算利众院”，明确了以藏医理论、医药制剂、医疗技术、语言文化及天文历算为主要教学内容。创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专门建立了门诊制度，并特意设立“帮仓”，相当于现代的住院部，用于收留救济贫苦病人[6]。公元1925年，确立了藏医药教育与临床医疗的分工，初步形成了藏医药教育与医疗分设的格局。在此期间，藏医药逐步走向规范，获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藏医药知识和技术仍主要掌握在喇嘛和极少数藏医学家手中，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并未走向普通民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现代化对藏医药民族性的挑战
挑战是必然，融合是趋势，如何既融合又保持特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藏医学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短的20年间现代医学急剧发展，大量的新内容和新知识冲击着传统的藏医学，而这一剧增仍呈加速度态势发展[5]。相对于此，藏医学仍在2000多年的理论体系中徘徊。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增多，诊断清楚、治疗明确的西医学正在渗透和侵蚀着藏医学。面对时代的挑战，藏医学应在吸收新知识的同时保持独特的民族性，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我。
在藏药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作为藏医治疗疾病主要手段的藏药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其理论没有根本性突破，但藏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物质，对其化学、药理、临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且一部分研究已与现代药学融为一体。可以说，作为藏医治病防病主要工具的藏药已经渐渐融入现代科学和技术之中，藏药现代化已经起步，并正加速发展。藏医如不守住根本、力图发展，藏药现代化发展的结局，有一种可能就是药兴医废。
现代藏医药多数已脱离寺庙，藏医药发展的主体，已经历史地落在藏医院。藏医药发展专业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西化的倾向已经出现，特别是一些藏医院，大量引进西医方法、手段、药物，没有很好地保持藏医药主体发展方向。一些现代藏医，使用藏药少、使用藏医治疗手段少，主要治疗手段、医疗收入来自西药、西医，这种现象对于藏医药的发展存在很多不利。
3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
31藏医药理论必须保持完整性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保持藏医药理论的完整性，临床治疗才不会偏离轨道。有自身完整医学理论体系的医学，才能称得上是一门医学，否则只能算是医术。没有系统理论指导的用药，只能是民间单验方、经验用药。
藏医药的发展必须在藏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切忌出现藏医西医化和中医化的现象。做好藏医药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是保持藏医药民族性的关键。藏医药文化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但是面临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历史及传统思维的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所以加强对藏医药基础性工作研究尤为关键，如藏医药基础理论的规范、藏医药医疗诊断规范、藏药标准化规范、道地药材研究规范等[7]。
32藏药的制作发展必须保持独特性当下要使藏医药走下高原、走向世界，获得进一步的认同和发展，就要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规范处方加减的原理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藏药的成分、炼制过程、作用机制及疗效评价，进一步研制、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以逐步实现与现代医学的有机衔接。
藏医在药物炮制方面，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科学的、实用的东西，特别在重金属、矿物药物的使用方面独具特色。比如：奶制寒水石[8]，使用复杂的方法去水银毒，黄金及宝石的加工及成品的检验，沙棘膏[9]、渣驯膏的制作等，都是藏医独特的药材加工方法。
藏医在药物的配伍上，有自己的经验。比如仁青系列药物的配方及珍宝药物中左塔的使用理论及经验[10]、解乌头等毒性的方法[11]等，其用药和思路充满藏族的文化特色，凝聚了藏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智慧。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能故步自封，独特的炮制加工方法仍然需要不断发展。比如加工左塔[10]，使用的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合理地运用现代技术分析藏药配伍、炼制过程的物理、化学反应，不H省时省力，还简化了藏药成药的程序，为进一步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提供了便利的先决条件。
33藏医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许多疾病只出现在藏区，这就保证了藏医药存在的独特性和必要性[12]。藏医治病的手段很多，仅《四部医典》，就记载了包括药物、器具（如各种灸法，熨法，烙法，针法，放血等等）、独特的自然疗法（如温泉、奶酪等）等各式各样的治病手段。
藏医的发展要保持民族性，就要维护并发展传统的特长、优势，比如在白脉病、培根病、风湿、类风湿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上，应考虑充分利用藏医特色疗法等。随着藏区与外地的交流增加，许多疾病流入藏区，针对新出现的“现代”疾病，藏医的治疗手段也应该随之改变，在传统治疗方式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出针对新出现的疾病的现代藏医药治疗手段。同样的疾病，如果藏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疗效接近，应首选藏医的治疗方法。
藏医治疗的工具，在保证使用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借用现代技术改进，比如皮肤、关节疾病使用的烙法，可以改为使用电加热；独具特色的藏药蒸，可以使用现代的蒸洗机器，在温度、时间、药物浓度上都便于调节[13]。
4保持民族性的手段
41传承和教育为保持藏医药的民族性，传承和教育是重点，培养藏医学人才是关键。目前，很多综合性民族院校设立了民族医学院，已经建立起以本科教育为重点，包括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搭建了良好的教育平台。但在院校教育中，应以藏医药学习为主，西医学习为辅，其他民族医学作为各家学说，并注重在教授过程中融合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异性，区分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似性，克服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周期长的困难，培养出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藏医药人才。
藏医药的发展与藏文化和宗教密不可分，在大力开展院校教育的同时，不能忽略寺庙教育传承的重要性。对于寺庙医药学，也应积极鼓励继承和发展，如对德格印经院、八蚌寺等寺庙的佛学书籍和医学书籍都应投入资金进行整理出版，对口耳相传的寺庙教育展开调查和研究，尤其是这种口头医药知识的各种诊疗经验与技术，对于丰富藏医药临床的诊疗方法、丰富藏医药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化行医国家标准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国家教育的指挥棒，也是藏医药发展的指挥棒，因为在法制国家，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医生，也要取得执业资格，否则就是违法。国家的藏医执业医师考试，笔者建议能否根据藏医药学专业理论与临床的实际情况，只考藏医药理论、基础、应用基础和临床，而西医部分，只需要考试解剖、生理、检验，不考西医诊断知识，为藏医药的特色保持、提高藏医临床疗效把好关口。另外，根据中医师带徒和有一技之长特殊人员行医管理的经验，可以直接对寺庙教学或以藏医药专家师带徒方式培养的藏医药人员进行单独考试，让他们作为一技之长的医师，取得区域性或限制性的行医执照，以传承藏医技术，造福藏族民众。
42吸取教训藏医药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要吸取某些中医医院发展的教训：挂中医医院之名，行西医之实，中医特色不浓、中医优势不显、中医疗效不彰、中医人员不多，个别中医医院甚至基本“西化”。藏医医院的发展一定不能重复这些中医医院走过的路子，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藏医理论主导、发展藏医技术、使用藏药配伍，以主要治疗手段是藏医、主要特色是藏医、主要优势是藏医、主要药物是藏药为核心，为藏民族留下宝贵的财富。
43保护资源高原地区生长的藏药不能过度开发，使用尽量做到区域性。因为藏药生长与地理、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而高原藏区的生态和环境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气候、物候、生物多样性有很大影响，如青藏高原的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的难度很大。而高原地区野生的藏药，产量并不大，不适宜现代化、规模化生产，人工种植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实例，使得自然资源保护已成为严峻的问题。藏药供应地区使用问题并不大，因为人口少、消耗小、破坏程度低，如果全国、全世界都使用某种藏药，其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是惊人的。中医药已经有惨痛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藏药不能重蹈覆彻。
5小结
发展藏医事业，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维护稳定团结的重要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藏医药本身应该有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下要准确、全面认识藏医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原则的指导下使藏医既有厚重的藏医药民族特色，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让藏医药真正成为藏族的实用医学，进一步造福各个民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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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隐喻 扎西达娃 小说 后现代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使扎西达娃蜚声文坛，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一个现代语境下的传统西藏。自此，扎西达娃又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西藏，隐秘的岁月》和《骚动的香巴拉》，逐渐形成了中国先锋文学中独特的西藏叙述模式，“扎西达娃的小说用鬼魂对话，神奇诡异的生活现象，轮回等等手法构建了一个神秘的西藏。……充斥着“生与死、人同鬼魂和神灵界限的突破：实践与空间逻辑联系的粉碎;主观时序的恣意扩张所形成的现实、梦幻、潜意识的混淆;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融合之下的原型复现;现存秩序与预感、预兆及宿命意识对立、并列的揭示;象征或隐喻的抽象还原设计……”[1]因此他被誉为“高原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
以上是扎西达娃小说在学界的基本上批评模式，越来越多的学者解读其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方秀珍在《神秘主义：从祛魅到审美——扎西达娃小说论》结尾中写到：“扎西达娃指明了神秘主义最终归宿：被科学与理性完全祛魅化之后，它只能选择识时务地退出历史舞台;而作为一种审美手段和审美对象，它既可以成为表达人们梦想的修辞手段，也可以作为一种他者文化，满足人们猎奇玩味的心理需要。”[2]她指出扎西达娃作品中神秘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审美手段和审美对象”，它有两个作用“梦想的修辞手段”和“满足猎奇心理的他者文化”。对于扎西达娃的解读，她的观点具有典型性。但是笔者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包裹着扎西达娃的作品的神秘主义远远不止审美意义，我们似乎可以从另一各方面来揭开神秘主义的面纱，它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植根于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小说中神秘主义表达是现代藏民内在的生命体验和存在意识，他们既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不是游离在汉文化之外的他者文化，是和汉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中华民族文化，一起经历着现代文明的洗礼和蜕变。因此笔者认为，扎西达娃创作的后现代主义作品构成一个整体的后现代隐喻文本，他笔下的藏族的历史也是百年中国的历史缩影，在所谓“启蒙”话语的指引下，不断裂变发展和四处突围，力争走向现代化转型之路。
如果仔细阅读上面谈到的扎西达娃魔幻三部曲，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融合着西藏特有神秘人文自然景观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具体的文本中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叙事权威消解：元叙事的叙述解构策略。利奥塔说：“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3]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在扎西达娃作品《西藏，隐秘的岁月》中被解构又重新通过象征符号建构起来，使一部西藏现代历史充满了神秘主义，各种隐秘符号混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西藏，隐秘的岁月》的时间跨度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是1910-1927年，1929-1950年，1953-1985年，很明显这个三个时间不是连续的，漏掉了1928年、1951年、1952年这三个时期。如果翻看中国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1928年，正是中华民国实现全国形式统一的一年，而195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时间，1952年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间。从这三个作者故意省略的时间点，恰好正是西藏最隐秘的岁月。在小说文本第一部分“1910—1927年”，七十五岁的米玛老人和他的老伴察香怀孕两个月生下的次仁吉姆。她刚回走路就会跳全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舞，等她进入青春期以后，她必须隔几天就用冰水洗澡，否则就感觉奇痒难奈。英国人吻了一下次仁吉姆，她痛得捂住脸，在草地上打滚，她不会画沙盘，不会跳金刚舞，而自从穿上英国人留下的绿色军服后，她不再去溪边洗澡，并且到死都没有脱下来。“次仁”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长寿，“吉姆”是美丽的意思。“次仁吉姆”就是美丽古老的西藏的化身，他们正在英军入侵中逐渐破解它的神秘，它是中华民族半殖民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文本第二部分1929—1950年，廓康村剩下的两个居民之一达郎下山了，带来了一个女人，还带了一部俄式步枪。廓康村的热闹起来，达郎有了三个儿子，还用俄式步枪试图射击迷航的对日作战的飞机。次仁吉姆在水中看到奇景，一面绣着“进军西藏”汉字的红旗，虽然她不认识那个符号，但断定是一贴神赐的偈语。这个符号象征着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开启历史新纪元。在小说文本第三部分1953—1985年，廓康村中的最后一位原初居民次仁达姆耗尽了生命的油灯，她发现越来越多看不懂的符号，把它们视作一串串的神秘咒语，希望用水库洁净的水冲掉那些不详的东西，阔康村变得越来越热闹。来到这里进行高原病普查的女医生，在时间的岁月中猛然发现自己的也是佛珠上的一颗。这是一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藏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在历史的洪流中，“容纳着千千万万的男人和女人……”。[4]在西藏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中，扎西达娃从次仁达姆的角度来审视历史的变化，他们只是一串串神秘的符号衍生出来的事件，从而构成宏大叙事的神话模式。
扎西达娃小说后现代隐喻文本建构第二个方面是小说的元虚构叙述模式，集中体现在《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这部作品，对于这个方面的解读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元虚构的叙述模式在文本套文本中构成了一种意义张力和互文关系，在解构传统文本样式同时也重构了文本的意义。在“我”的虚构文本中的主人公姬最后和“我”一起向回走。“回”代表着藏族传统在现代的回归和复位，也意味着只有找寻最初的根，才能重塑藏族现代文明。
扎西达娃后现代隐喻文本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在小说文本的投影，如莲花生、金刚舞、经幡、玛尼堆、哈达、藏医等等。藏宗教文化的魅影既是文本的纹理，也是文本的底色。在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中，作者以凯西公馆的历史沉浮隐喻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整个故事情节神秘化，夸张的事实、超现实的荒诞、神秘的传说。他在小说中着力肯定了藏医的神奇，藏医们根据沙盘划出的星象命座图测出的天气预报，比西藏电视台每晚播出用现代科学一期测出的天气预报，更加准确。“他们不仅仅是患者肉体和精神的护理者，同时也是能够对人类命运进行占卜的预言师。”[5]藏医的魔法集中体现在琼姬身上，她本来是一只千年巨蚊女王，被僧人降伏，做了他修习密法的明妃，后来转世为人。后又被著名喇嘛的弟子利用“藏医”的神奇保持她的人形，但必须坚守处女的贞操，否则就会变成原形。但她没有抵挡住达瓦次仁爱情的诱惑，最终回归到生命最原始的物质形态。可以说，琼姬成为人是佛法和藏医共同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件荒诞离奇的事件，作者的叙述是严肃认真的，甚至在藏区很多人的也会坚信这样事发生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也许可以用著名的人类学家布留尔的“互渗律”观点来提供佐证。“作为集体表象之一的部分人和物之间的“互渗”。……我（作者）把这个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这是原始思维中“互渗律”原则也许成为人们解释这种现象可能性的依据。琼姬的变形正是原始思维在人类想象中的集中体现，这也许就是在所谓的“他者”眼中，西藏的神秘落后愚昧之处。但作者观点却截然相反，他在文中用明朗的笔调写道：“西藏人从来没有绝望过，他们怀着雍容的气度和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精神蔑视着西方的文明和人类创造出的一堆垃圾。”[6]他们在雪域高原迎请未来佛，希望人们“彻悟，从一切无知和痛苦中获得解脱。”[6]
在此探讨基础之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扎西达娃后现代隐喻文本是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文学的“合谋”，是新时期文学转型大背景下扎西达娃独特的历史思考;另一方面，正是借助后现代主义叙述策略，使人们重新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精神内涵，内在的生命体验和存在意识，重塑西藏形象及其承载的人文精神。因此，扎西达娃建构这一系列的后现代隐喻文本可以称得上新时期藏民族的“现代启示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面上项目“康巴作家扎西达娃小说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1SB12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绯：《魔幻与荒诞：攥在扎西达娃手心儿里的西藏》——《西藏，隐秘岁月》跋，扎西达娃：《西藏，隐约岁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方秀珍：《神秘主义：从祛魅到审美——扎西达娃小说论》，小说评论，2005年，第3期。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3]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小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
[4]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丁由译，[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4月版。
第6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在“德钦特藏”中，有关天主教基本教义及其历史著作的数量最大，其中也有许多经典著作。例如格林・拉贝的《圣徒传》13卷，阿奎那的《宗教大全》2册、《科学巅峰》4卷（第1、2、4、5卷，缺第3卷），圣法兰西斯・萨勒的《布道全集》4卷、《书简和福音书》4卷、《圣经》（巴黎，第4版，第1～8卷，1903～1904年版）、《遵守基督宗教美德》2套（第1、3卷）、《教会的起源》4卷、《吾主耶稣受难记》2卷、《圣保禄书简考证》4卷、《马太福音》和《若望福音》共5卷等。
有些书籍是传教士们日常使用的传教手册，如《礼拜礼仪规则》、《神学礼仪手册》、《苦修与神修》、《新教规布道信经》、《天主教礼拜仪式》2卷、《礼拜仪式简明教程》、《当代教规学者》9卷、《教士的辟静》、《宗教教育课本》、《每日弥撒默祷》（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使用）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有关天主教历史，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历史的著作。其中有一套《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时间为1922～1937年，共42卷，分别在巴黎和香港刊印。它是巴黎外方传教区（宗座代牧区）的年度报告，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了中国，是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德钦特藏”中也有不少天主教在巴黎出版的几大套有关海外传教的丛刊，如法国出版的《神职人员之友》，共有1900～1939年间的27卷。至于巴黎出版的有关新旧两个大陆教务评论的《两个大陆的评论》，“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32～1940年间的47卷，《巴黎评论》有1921～1935年间的21卷，《教会史评论》有1928～1935年间的6卷，《司铎与使徒》有1922～1936年间的13卷。特藏中还有巴黎于1876年出版的《神学教育》（拉丁文）共5卷。
“德钦特藏”中有一大批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外国旅行家、探险家和汉学家在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特别是在藏区的科考探险记，如巴黎外方传教会蓟神父（André Kircher，1863～1922）的回忆录《云南苗人中的传教士》。蓟神父于1863年10月21日出生于法国摩泽尔省，1892年到达云南传教区，在龙西接受汉语培训，然后在彝族地区任副本堂神父，并在那里创建了滥泥箐和噜都克寨会口。1922年2月18日，蓟神父死于香港。他的这部研究苗族人的著作在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西方研究苗族文化的奠基性著作。我们在本特藏中发现了它的踪迹。
法国入华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6～1848年间进行了一次环中国的大旅行。他陪同其长上秦司铎（Joseph Gabet，1808～1853），首先从澳门出发，经过中原，到达东蒙古的建平县，再从那里到达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当时遣使会在华的总铎府所在地西湾子。随后，他从崇礼县出发，前往。他们一行途经蒙古多个旗、宁夏、青海、甘肃和西康，一直进入。古伯察一行遭到了清朝驻藏大臣琦善的驱逐，他们遂经、西康、四川、湖北、江西和广东返回澳门。他们回到澳门后，引起了法国外交部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之间的一场外交交涉。古伯察神父在中国很有名气，上海法租界中就曾有一条用于纪念古伯察神父的“古神父大街”（Rue du père Huc，今永福路）。古伯察的这次旅行共分三部分：鞑靼地区（蒙古）、和藏区、中国中原地区。由此次环中国大旅行，古伯察完成了他的三部著作：《鞑靼地区旅行记》、《旅行记》和《中国中原旅行记》。如今，这三部著作都存于“德钦特藏”中。我们在“德钦特藏”中还发现了古伯察的另一部名著，即法文版《中国中原、蒙古和的基督宗教史》4卷本。该书于1857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古伯察是遣使会士，虽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均为天主教的修会和传教会，但他们之间分歧不断，争论不息。“德钦特藏”中收藏此书，可见它的重要性。
方苏雅（Auguste Fran■ois，1857～1935），法国外交官，1857年8月20日出生于法国的内维尔，1895年，在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馆工作，后于1898年在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工作。但他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则是云南省，于1900～1902年兼任法国驻蒙自和昆明领事馆的领事，1935年逝世。他著有一部有关云南的游记，我们也发现了它。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Aleandre David Neel，1868～1969）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女藏学家，被人誉为“女英雄”。她一生先后五次入藏，其中有一次就是从云南迪庆地区入藏的。她一生中所作与有关的著作多达62种。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大卫・妮尔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23年版）一书，这大概是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最早著作。
法国早期的藏学家与入藏探险家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企业主家庭。他于1904年进行了一次环世界的旅行，曾在印度会见过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他经云南取道时，云南的传教士们劝他慎行，他却毅然进入了的察绒地区。他第二次入藏是经打箭炉―巴塘之路而行的。之后，他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藏语课，法国后来的藏学家大多为其弟子。他一生创作的藏学著作有50多种，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他的那部早期藏文语法著作《经典藏文文法》（巴黎，1928年版），这也是西方最早的藏文文法书。
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1880～1952）于1902年来华，在山西霍州传教，后于1923年赴甘肃兰州。1926年，她偕另外两名内地会女传教士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1872～1960）和冯贵石（Fancisca French，1869～1960），共同经玉门关赴河西走廊、新疆和西域，展开了一次意在传教的长途旅行。她们的游记《穿越玉门关》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后来译作法文及其他多种文字，是研究20世纪西域史的一部重要名著，我们在“德钦特藏”中惊奇地发现了该书的法译本（1953年版）。
法国殖民地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高尔田（G・Cordier）于1927年在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了《云南的穆斯林》，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云南穆斯林的一部非常罕见的著作，我们也在此惊喜地发现了一册此书。
法国大旅行家、著名杂志《艺术与风景》主编热尔韦・古特勒蒙斯科（J・C・Gervais Courtellemont，1863～1939），曾受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的委托，赴云南进行科学考察。他于1904年出版了一部《云南游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今天被称为“茶马古道”沿途路线的考察。“德钦特藏”中也收藏了一册《云南游记》，不过是1943年的晚期版本。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利耶塔尔（Alfred Liétard，1872～1912）于1872年12月31日诞生于法国北方省，1891年7月29日，到达云南传教区。他在云南府、滥泥箐、片角、平彝和白石岩会口工作，后又被任命到赴成凤山和昭通等地传教。1921年7月5日，死于昭通。他的一部《云南的■■人（彝族人）》于1913年出版，本特藏中藏有一册此书。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戴高丹（Auguste Desgodin，1826～1913）于1826年10月16日诞生于法国默兹省，1855年7月15日赴传教区。他偕其教友罗启桢（Charles René Renou，1812～1863）经察木多到达巴贡，企图入藏。很快，他被迫返回贡觉并在那里被清政府驱逐，最后返回雅安。该神父于1880年5月31日离开打箭炉赴藏南，定居亚东。1894年赴香港后，在拿撒勒会会士们的印刷厂，他印制了那本由传教士们编纂的《藏语―拉丁语―汉语字典》。他一生共在和其他藏区生活了58年，最终于1913年3月14日死于亚东，享年77岁。他的藏学著作共有20余种。其中，《传教史，1855～1870年》是囊括当时及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宗教诸领域的综合史，在国外藏学界的名声经久不衰。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喜马拉雅研究所找到过此书，纸页已经干枯到无法拿起和打开了。多亏了布尔努娃（L.Boulnois）夫人用多种方法帮助，我才设法完整地复制了一部此书。在“德钦特藏”中，笔者也惊喜地发现了保存尚为完整的一册此书。在该特藏中另外一册封面已严重残损的有关的著作中，也有戴高丹搜集的大秦景教碑拓片与地图，他的另一部名著《从巴塘到打箭炉》也出现在该特藏中。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足迹遍布中国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地。他一生留下了80余种科考报告和探险记。他的《穿越喜马拉雅――探险考古记》（伦敦，1909年版）也出现在该特藏中。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罗克曾多次奉美国地理学会之命，率团在中国西南部，尤其是在丽江纳西族故地从事科考。“香格里拉”一名即由此人提出，他的《纳西或摩梭人占卜的起源》（1939年版）一书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tre，1887～1975）于1982年出发赴华，长期在华北（天工商大学或津法大学、献县神学院和吴桥等地）作传教士。1975年2月3日，死于法国尚蒂伊。他的汉学著作多达百余种。《十六世纪法国传教士在敲中国的大门》（译本译作为《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也有一册出现在该特藏中。尽管裴化行远在中国东海岸，而且素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有嫌隙，但他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重视，于此收藏了一部。
李安德（André Li，1692～1795）祖籍四川，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最早华人司铎，其巨著《李安德日记》已被历代学者摘录发表过多种文本。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发现了一部《李安德日记》。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于公元851年写成《中国印度行记》，最早于1718年由法国科学院的雷诺多利发行了法文译注本。尽管此书的伪托成份很大，但它毕竟是阿拉伯人有关中国的最早记述，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找到了此书。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吉罗（Paul Girod，1878～1965），1878年3月4日出生于法国的汝拉省，1930年8月5日赴中国与越南边境的北部湾（东京湾）传教区。他首先负责北部湾北部传教区，后来又定居老街地区，其著作《在北部湾北部的十年》也跻身于“德钦特藏”中。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其他大批有关文化与藏区游记的著作，由于本文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作简单提及。一来是由于笔者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较短;二来是由于许多著作已经残损得缺头少尾了;三来是收藏单位不允许我们复印、拍摄或抄录。特别是，其中有一部伦敦1906年出版的《与藏民》，还有《一个人谈》、《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中国西部》、《四川与汉藏走廊（西康）》、《游记，从打箭炉出发》、《游记，雅安部分》（打字本）、《藏区游区》，让・德西利埃的《穿越动荡的中国西部走廊》（1923年版）等。
此外，该特藏中还有一批有关中国西部和西北的游记或著作，如1921年出版的《一名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记》、《穿越兴都库什》、《使徒马帮，云南的传教士》（1909年版）、《滇越铁路》（1913年版）、《中国西南的自然植物》（1928年，德文版）等。
“德钦特藏”中最宝贵的一批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手书的中、法、藏文三体合璧的《学习笔记》、《袖珍记事本》、《茨中笔记和文件》，证明信件存根（600多件）、各种手记簿、传教区财产登记记录、占卜记录、东南亚教会统计表、梁若孙抄件等。但这些手写体文献均难以辨认解读。
因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成绩斐然的汉学家，因此，“德钦特藏”中有一批有关法国汉学的论著。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三大弟子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学者。他出身于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曾在中国作过多次学术考察，回国后主持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1945年，死于法西斯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汉学著作甚多，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与道教史领域，基本上属于法国著名的涂尔干学派。他的《古代中国》一书于1927年出版，后被译作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我们在德钦也发现了此书的一册法文版。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东方学家。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仅有一次因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到过日本。但他一生共撰写并出版了几十部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而且都是大部头的巨著。他的4卷本《东方文明史》、《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东方哲学史》和《远东史》等均为东方学名著。他曾任法兰远东博物馆――集美博物馆馆长，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找到了格鲁塞早期的《远东史》（第2卷，1929年版）。
1923年于上海出版的耶稣会士们编译的法文版《中国坤舆详志》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此外，还有法国当时出版的介绍东方学家的期刊《东方学简介》2卷，分别为1929年1～2月（第99期）、1929年9～10月（第102期）。 该特藏中还有一册《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世界地理・中国与日本》（1928年版）、施兰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年版）等。
传教士们为了方便在华传教，同时也为了从事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也就是汉学研究，必须学习汉语和汉字，而学习汉文，则必须拥有中西文合璧的词典。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双语字典或辞典的编纂，也应该是由传教士开创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教科书的编写，也是由传教士们开其先河的。“德钦特藏”中存在着不同文种对照的多部词典或字典，另外还有汉文、藏文等教科书。如巴黎出版的《新编拉丁语――法语字典》（1924年版）和《新编法语――拉丁语字典》（巴黎1924年版）、《汉字字源・书法・字典》（第3版，1932年）、《法文――拉丁文字典》、《法汉小字典》（1903年版）、《藏文、法文――拉丁文对照字典》、《现代军事辞典》（印度，194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867年版）、《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933年版）、《经典藏文文法》（雅克・巴科，1928年版）、《汉法字典》（香港，1893年版）、《汉语――拉丁语小字典》、《藏文明电码》、《中国汉字研究》、《中法藏文学习笔记》和《藏文学习笔记》、《藏文近义词及语法传教材》、《官话教科，历史》下册、《藏文拉丁文转写教科书》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与天主教中国传教区发展史有关的文献，《北京天教公报》是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重要资料，也是有关领域学者们的必备参考书。由于各种原因，此报现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22～1934年间的19卷。此外，这里还收藏有拉丁文版的《中国传教区》（第8卷，1925年版;第9卷，1926年版;第10卷，1927年版;第14卷，1936年版;第15卷，1931年版）、《中国与日本传教史》（1919～1921年间的2卷），另一卷《巴黎外文传教会殉教者名册》（1932年版）也与死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关，书中的时间已被撕毁，无法稽考。
天主教历书在天主教布道中占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共发现了1927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和1947年与中国有关的天主教历书。
“德钦特藏”中也收藏有不少在中国内地、海外和港澳地区出版的中外文期刊。如葡萄牙人于1884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回声报》，还有在河内出版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卷（1920年版）。
朝鲜的天主教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而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朝鲜天主教史的资料很少。“德钦特藏”中收藏有巴黎出版的《朝鲜教会史》（1874年版）、《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在朝鲜殉教者年报》（1938～1946年版）等。
“德钦特藏”也收藏有许多法国文化名人的著作。
首先是耶稣会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约1491～155），他是西班牙罗耀拉城的贵族，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本系军人出身，于1530～1534年间聚集一批西班牙贵族仿效军队编制，组成了天主教内的耶稣会（俗称“耶稣军”或“耶稣连队”），该会于1590年被教皇批准。他于1541年出任耶稣会的第一任总会长，其会士们被派向世界各地布道。仅在1552～1800年间，便有970多名会士被派往中国。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册由巴尔托利撰写的罗耀拉传记《依纳爵・德・罗耀拉，耶稣会的起航》（1876年版）。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是法国著名的爱国剧作家，也是法国古典戏剧的创始人。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套《高乃依剧本选》（巴黎，1926年版）。
拉辛（Jean Baptiste Rachine，1639～1699）也是法国的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剧作家之一。我们也于此发现了他的一部《拉辛选集・剧本集》（巴黎，1929年，第6版）。
蒙田（M・E・de Montaigne，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散文集》。我们于“德钦特藏”中发现了该书的第5版（1928年版）。
夏托勃里昂（Fran■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是法国消极浪漫派作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著名的保皇派。我们惊讶地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夏托勃里昂的一套全集（1862年版）和一套选集（1897年版）。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许多欧洲其他著名文人的文集。如圣・法兰西斯・达西士的《生平与著作》（1920年版）、《博埃文选》（第11版，1930年）、德・萨勒的《著作选集》（1903年版，2卷本）、《博絮埃诗选》（1897年版）、《波罗瓦经典著作》、《马拉丁著作选》（1930年版）等。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纯科学的著作，可能是供传教士们为了向中人传播科学知识而使用的。如《物理学读本》、《适用药剂学》（1889年，第12版）、《建筑学读本》、《几何教程》（1900年版）、《哲学入门》、《家用小菜谱》、《物理教材》和《常用科学知识》等。
除此之外，“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有关西方文化、历史、地理、语言、外交、文学、修身方面的书籍。诸如《法国史》（1879年版）、《法国文学史》、《法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学》（1935年版）、《欧洲与法国史》（1270～1610，1890年版）、《从中世纪到16世纪的历史》（1927年版）、《18和19世纪的欧洲历史》（1928年版）、《罗马史》（12卷本，1926年版）、《希腊文学简史》（1927年）、《但丁神曲》、《宽容论》（1896年版）、《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17世纪法国与瑞士的关系》、《法国文选》（诗歌与散文）、《德国柏林》、《欧洲地图》、《时尚杂志》等。
“德钦特藏”的价值及其研究利用
在德钦县的深山老林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存在着750多册法文和拉丁文的宗教性与学术性的古籍图书，而且基本上是在欧洲刊印的。这定会引起宗教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兴趣。
当然，“德钦特藏”的价值是多元的。由于该特藏直接出自巴黎外方外传教会，又集中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藏族与其他多民族的杂居区，所以，它对于研究天主教神学、天主教发展史、天主教入华史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
该特藏中有许多关于天主教历史和神学的著作。从《圣经》和《圣徒传》开始，它不仅对于中国天主教研究，而且对世界天主教研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座宝贵的文献大库、资料中心。而这样的资料中心，在中国并不多见。
西方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源头之一。外国学者在中国从事的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最早是由他们掀起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华的学术活动，是海外汉学史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天主教入华史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宗教史，还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传教士们很好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更何况，其中有许多书籍正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和著作。我们可以借助这批资料，将我国的海外汉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使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德钦特藏”中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藏区从事科考、旅行和探险的记述，特别是在汉藏走廊地区的游记。它们对于研究中国藏族以及西南和西北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舆地学、经济和社会文化史都格外重要。
面对沉睡了60多年的“德钦特藏”，应该怎样开发利用呢？
首先，我们建议当地的州、县政府应重视对这批珍贵外文书籍的保护、研究工作，解决必要的经费，责成相关部门组织精通法文和拉丁文，熟悉天主教神学和历史，掌握西南和西北民族史（特别是藏族史）知识，了解香格里拉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的学者，成立一个整理小组。然后由他们对这批文献进行详细的目录编写。还要进行中外文对照，撰写详细的内容提要，考证其作者生平，探讨其国内外的收藏状况。最终，经过仔细的整理，出版专著。
其次，召开一次以这批文献为基础，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文物、与国外交往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应由香格里拉当地有关机构与国内外权威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多渠道、多视角地讨论有关问题，然后结集出版论文集。
第7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藏音乐课；学前教育专业；奥尔夫教学法；适用性
西藏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外发型的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天津幼师、郑州幼师、长沙幼师、辽宁幼师等内地省份的幼儿教师培养学校，为西藏的学前教育输出了大量的师资,他们也已成当前西藏学前教育师资人才梯队的骨干力量[1]；二是内源型的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即由西藏自治区管辖的学校培养出的学前教育师资，其中本科层次的招生是2007年由西藏民族学院开始的①，专科层次的首次招生是2009年由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完成，日喀则职业技术学校和山南职业技术学校是从2011年开始中专层次招生。随着西藏自治区的民族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从顶层的规划设计到校级的教学改革，西藏学前教育人才的培养工作也愈加精细化，而学前教育师资必备的音乐素养不仅成为师资培养中课程设置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授课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西藏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的教学现状
西藏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步伐虽然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但其在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和传承西藏民族文化之间，积极探索二者与西藏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平衡点。对于西藏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音乐课堂来讲，如何将国内外音乐课程教学的先进方法和经验进行引入内化，并对西藏本土化的音乐元素和资源进行整合挖掘，已经成为浓缩在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教学现状背后的重点和关键。简言之，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教学现状集中表现为对兼顾教育现代化与民族特色的发现、探究与反思。在西藏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课程设置中，每个学校的课程分类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涵盖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三个门类。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课程，西藏大学将其归类于专业方向课程，西藏民族大学将其归类于专业必修课和专业任选课。相较而言，西藏民族大学在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课程设置门类上较为丰富，比如声乐基础、钢琴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幼儿舞蹈创编、藏族传统文化、即兴伴奏、幼儿园健身舞创编等。从中可以映射出，西藏高校学前专业的音乐课程设置是考虑到教学内容的全面性和对西藏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性，但音乐课程设置的门类过于繁多，似有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之嫌疑，且对西藏本土文化的课程教学显然较少。西藏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群体中，招生方式是非艺术生的考试背景，未经系统专业的声乐训练学习，学生的音乐功底差是普遍性问题[2]。然而在西藏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民族成分中，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生占据较大比例，源于西藏原生性的唱歌跳舞传统，学生潜在拥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原生态的发声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专业训练的不足。但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音乐优势，反而出现羞怯胆小、外在表现不足的问题。同时担任音乐课的教师集中为声乐专业出身，这与音乐课专业技术性强的特征密不可分，但其在学前教育专业知识上的缺乏就成了硬伤，即要重点攻克音乐课程教学与学前教育专业素养之间知识对接、能力迁移的难题。
二、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引入奥尔夫教学法的意义
奥尔夫教学法由德国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于20世纪20年代始创，80年代初由我国音乐理论家廖乃雄引入中国。奥尔夫教学法的灵魂是以原本性为核心，通过音乐和动作、舞蹈、语言的紧密结合，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音乐教育活动之中，重视挖掘学生自身的音乐潜质和文化积淀，注重激发学生的音乐体悟、情感表达和创作潜能。奥尔夫教学法以其独特的优势和魅力，与达尔克罗兹、柯达伊教学法享有了世界三大音乐教学法的社会美誉和地位。西藏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课引入奥尔夫教学法既符合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和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又顺应了西藏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改革要求。奥尔夫教学法对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效果提升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新教学理念的运用有助于整合现有的音乐课程教学资源、完善现有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使当前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目标更加明晰化，形成传承西藏民族传统和历史资源的文化链条。同时奥尔夫教学法将音乐课程教学中的学生主体地位予以淋漓尽致的体现，让音乐教师更多关注西藏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状况，包括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基本功底、外在表现和再转化创作能力等，在启发、鼓励和引导的良性音乐课堂氛围中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在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中引入奥尔夫教学法，除了可以提升音乐课效果和促进教学改革发展外，也有着更为深远的多元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教学实施的层面上，显性效果呈现为西藏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音乐素养的提高、西藏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在教学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明确了西藏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教育新理念与新思维直接落脚到西藏一线的学前教育活动中，势必会促进西藏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前教育人才队伍的壮大，进而保障西藏学前教育的现代化节奏与步伐。在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环境中，奥尔夫教学法尊重本原性的显著特色，可使西藏本土的民族文化资源得到有益的传承保护和深度挖掘。
三、在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中运用奥尔夫教学法的建议
（一）奥尔夫教学法精髓的准确把握和恰当运用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精准把握奥尔夫教学法的要义，是将其运用于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的前提和关键。奥尔夫教学法属于教育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这要求授课教师既要有演绎音乐艺术的能力，又要有传递音乐教学的技巧，也要认识到为学前教育事业培养人的教学目的，尤其要能够对奥尔夫教学法的原本性、实践性、创造性等特征做到融会贯通，避免误入徒有其表的冠名式音乐课程教学怪圈。这虽对音乐授课教师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但却是保障西藏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质效的必然要求。
（二）西藏本土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和课堂引入
西藏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引入奥尔夫教学法，直观印证西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同时要注重对西藏本土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因为“本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民族教育的根基。”[4]这也符合奥尔夫对音乐教育民族性的观念阐释。在挖掘西藏本土文化元素的过程中，从顶层设计、政策指引到资源发现、共谋同致，都要充分调动政府、学校、家庭等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在将搜集的西藏本土文化元素整理加工后引入音乐课时，要密切关注学生在熟识度、亲切感和自信心等方面的音乐体验变化，要与学生情感共鸣。
第8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2014年7月16～22日，第25届香港书展在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亮相此次书展。7月17日举办的“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香港推介会暨儒家文化讲座”向香港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全面展示了《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巨大的收藏价值。
其作为“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巡视员王华女士认为：“《开成石经》是现存的最佳儒家文化文献资源，其出版是时代的需要，应该重点向孔子学院及图书馆推介”。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表示：“香港书展书籍成千上万，但论触及传统文化核心，只有《开成石经》一部书。”
此版《开成石经》为其刊刻1180年以来第一次原大影印，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汤一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原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四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西安碑林博物馆授权监制，文物出版社出版，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文物复仿制品开发有限公司策划投资。同时此次《开成石经》复刊项目也获得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这是2013年度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部级最高荣誉。
第9篇：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10月15日上午，由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学术理论研究刊物《研究》百期刊庆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发来贺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群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曲加出席座谈会。
专家相聚林芝探讨生态问题
第七届“生态保育与资源环境学术研讨会”8月10日至22日在林芝地区八一镇举行。此次会议由高原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土地资源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台湾东华大学自然资源管理研究所等单位协办，主题为“山地生态保育与资源利用”。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代表共86人，包括台湾代表22人。
全国藏文报刊业务协作会议在西宁举办
由青海法制报社承办的全国藏文报刊业务协作会议于8月17日在西宁落下帷幕。 此次会议共收到12家报社推荐的藏文新闻作品，经过评委们的评审，评出好新闻72件(其中一等奖11件，二等奖21件，三等奖15件，好译文15件，优秀论文11件)。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日报社和青海日报社三家单位提交的80条新词术语中，有57条得到统一。
“文物展”在德国举办
经过多年准备，中德联合主办的“文物展”8月18日在德国西部鲁尔区埃森市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家族故居举行。约150件展品，从雕塑、绘画，到宗教文物，生动地展示了独特的文化和佛教文化。
划定7大生态区
为了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划定7大生态区。自治区环保局、西部开发办公室组织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等单位在全面开展了生态功能区划工作，制定了《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并经政府批准实施。7个生态区包括：藏东南山地热带雨林、季雨林生态区，藏东高山深谷温带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暗针叶林生态区，怒江源高原亚寒带半湿润高寒草甸生态区，藏南山原宽谷温带半干旱灌丛草甸生态区，羌塘高原亚寒带半干旱草原生态区，昆仑高原寒带干旱荒漠草原生态区，阿里山地温性干旱荒漠生态区。
“24小时摄影图片展”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举办
2006年8月24日，“24小时摄影图片展”开幕式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府埃德蒙顿市政厅举办。埃德蒙顿市长蒙代尔先生、华人各社团负责人、当地主流媒体记者、新老移民、留学生15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24小时摄影图片展”是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的摄影家在去年夏天到拍摄的。
90位农牧民首次出远门乘火车来京演出
8月28日，来自日喀则地区拉孜县的90位农牧民首次离开雪域高原，乘新开通的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今年9月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这次参加会演的90位农牧民演员，来自于去年成立的拉孜县农民艺术团。
萨迦寺举行八思巴诞辰770周年纪念活动
9月9日，萨迦寺举行了隆重的八思巴诞辰770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开始后，萨迦寺内陆续迎来了众多信徒，其中不仅有来自各地的，也有来自四川、甘肃等地的信徒。
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兰州首发
9月13日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新书首发式暨敦煌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
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9月9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隆重的开放仪式。 藏医药龙头企业青海金诃藏医药集团投资合作建筑这家博物馆。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于2005年4月破土动工，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共3层，开设药物标本、藏医医史、医学唐卡、医疗器械、古籍文献、天文历算、彩绘大观等7个展厅，共展出动植物、矿物标本2000多种，30多位历代著名藏医药学家、80幅藏医学挂图和1300年前的180多件传统藏医外科器械、及1000多部古典籍文献。另外，馆内还将永久性展出宗者拉杰策划，由400余位藏、蒙、汉、土族美术师耗时4年完成的《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
布达拉宫壁画人才培养工作启动
9月中旬，布达拉宫壁画人才培养工作正式启动。为了确保壁画安全，布达拉宫管理处将壁画人才培养工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点来抓，主动与敦煌研究院联系，乘目前布达拉宫二期壁画维修工程之机，请甘肃敦煌研究院专家实地传授壁画维修的知识和技能，以实践的方式培养壁画保护业务人员。
《中华通鉴・卷》编纂工作于9月初正式启动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决定编辑出版《中华通鉴・卷》，编纂工作已于今年9月初正式启动。《中华通鉴・卷》是《中华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中华通鉴・卷》将于2007年10月完成初稿，2008年底正式出版。
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9月中旬成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由区文化厅、区社科院、区文联、大学、区藏医学院、拉萨市文联等单位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各地市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区等候选项目进行评审、论证，提出国家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推荐名单；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和交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提供专业咨询、业务指导、人才培训等智力支持。
首届中国唐卡大师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启动
首届中国唐卡大师宣传推介系列活动9月末在北京启动。全国政协办公厅服务中心、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全国书画院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文化博物馆筹备组以及中国书画报、美术报、甘肃文联、美协、青海博物馆、四川美协等16家单位联合举办此次活动。活动从9月初开始征集作品，11月底结束。活动将最终评出首届中国唐卡大师5至10名、中国唐卡十杰、中国唐卡优秀奖获得者10名。此次活动还将出版《首届中国唐卡大师宣传推广系列活动作品集》大型画册。在京的展览结束后，将邀请部分入选、参展、获奖作者分赴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巡展。
藏传佛教著名寺院西黄寺维修工程开工
9月22日上午，西黄寺维修工程开工典礼在西黄寺大雄宝殿前隆重举行，中央统战部斯塔副部长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典礼。西黄寺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古称安定门外）黄寺大街路北，初名黄寺，又以北黄寺、后黄寺、清净化城等名称见于清廷文献记载，是中国藏传佛教的著名寺院，始建于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是清政府为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而建造的。西黄寺为约定俗成之名，是相对于东黄寺而言的。 1979年，西黄寺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八届全国藏文图书订货会在西宁举行
9月23日，第八届全国藏文图书订货会在西宁召开。在青海新华发行集团的会议室，陈列着由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民族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藏文图书3000余册，来自全国7个出版社的60多位代表出席了订货会。
措美县毛悟觉寺出土7件文物
9月底，自治区措美县最大的文物保护单位毛悟觉寺在维修时采石开挖出7尊佛像，其中铜制佛像5尊、锑制佛像一尊、木制佛像一尊。措美县已及时组织有关单位对佛像进行了适当处理和保护，暂由毛悟觉寺保存和管理。7尊佛像的历史背景和文物价值有待进一步考证和鉴定。
贡觉县举行首届三岩文化艺术节
10月9日，昌都地区贡觉县首届三岩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贡觉县三岩地处金沙江中游西岸，特殊的地理风貌使当地至今保留着父系氏族社会部分民风民俗，其独特的民居、生产生活用具和服饰，独具康巴地方特色。
第二届全国中小学藏文教材研讨会召开
10月10日上午，第二届全国中小学藏文教材研讨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白玛才旺出席并讲话。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72篇，其中交流论文39篇，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首次举办大型徒步活动
100多位旅行者9月在拉萨聚集，4天里他们从当雄县城徒步走到藏北“神湖”纳木措。这是首次举办大型商业徒步活动。这些参加2006首届纳木措国际徒步活动的旅行者主要来自北京，此外还有10多名外国人。他们4日乘车赶往距纳木措61公里的当雄县城，从5日开始徒步，夜晚在野外宿营，7日到达纳木措。
实施2006―2010年妇幼卫生合作项目
9月7日上午，自治区实施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6―2010年周期妇幼卫生合作项目启动会议在拉萨召开。卫生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继续在自治区实施2006―2010年周期妇幼卫生合作项目，到2010年，项目县的孕产妇和0―5岁儿童及其家长能够接受母子系统保健服务，从而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2006第三届国际半程马拉松挑战赛举行
9月10日2006年阿罗意杯第三届国际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正式开赛。 国际半程马拉松挑战赛始办于1994年，是我国体育史上第一次在高原地区举办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也是目前世界上城市海拔最高的马拉松挑战赛。此次比赛共有2541名国内外马拉松和长跑爱好者参与。分别来自北京、福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13个省、市、区，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此次国际半程马拉松挑战赛，藏族选手包揽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前3名。
藏传佛教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预考在色拉寺举行
10月4日至6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分会组织的2007 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考核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预考在色拉寺举行。参加这次预考的5名考僧均是通过严格考核，从拉萨三大寺学经班的经师及学经班高班的学僧中推选出来的。他们都精通《五部大论》。平均年龄41岁。
藏医院成立90周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9月12号我国首家“三级甲等藏医医院”――自治区藏医院，今天迎来90周岁的生日，各界聚集一堂，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
拉萨市人才网开通
8月28日，“拉萨市人才网”开通。该网站的开通不仅填补了拉萨市没有区域性人才交流专业网站的空白，同时也为拉萨市乃至自治区进行人才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搭建起了新的网络平台。 该网站自开通以来3天，已的工种达27类，目前已有百余人上网发来求职信息，13家用人单位在网上刊登招聘信息。
青藏铁路开通两月安全运送旅客逾27万人次
自从青藏铁路7月1日开通以来的两个多月，三趟进藏旅客列车共运送进出藏旅客27.27万人次，运送货物3.74万吨，其中进藏物资3.45万吨，出藏物资0.29万吨。在乘坐青藏列车的旅客中，观光游客约占40％，代表团约占30％，学生、探亲、经商和务工人员约占30％。
组建第一家藏药集团
第一个藏药集团已于9月22日正式组建，当天，工商局已向这家名为“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了集团证书。第一家藏药集团由母公司“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和3家子公司共同组建而成。这3家子公司分别为：拉萨圣雅药业中心、雪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雪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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