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与艺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建筑艺术道理是什么?建筑艺术道理如何发生?虽然我们只能从作品的外在形式追问建筑艺术道理的问题，不过为了能够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并更加清楚问题中的内容，则必须先澄清建筑作品中艺术道理的生成与发展。对于这个问题，若能选择某一种无内容性、无叙述性的艺术作品来探究，自然就清楚明白。建筑物总是极其静默地座落在土地上，既不以人们熟知的符号表述内容，也不描述任何影像，因此我们以一栋想象中的寺院为例来尝试分析前述命题。通常，寺院置身于山中，也有藏身于巷底，不管身处何处都能表现出其包含着神祇的形象与涵义，信徒们通过中国式龙柱、石狮、雕像、牌楼、山墙与钟楼，和膜拜祈祷被神召唤、感动和获得启示。建筑所呈现的相貌加上膜拜，轻易地就让神的形象或意旨深刻地进入信徒们的心灵，人与神就这样真正而实在地接触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寺院的建筑形体与空间里，我们较能直接感应到神的存在。这个膜拜神的场所，就因此成为神圣的领域。当信徒们进入到寺院，神就在寺院中现身。神的现身，并不是单纯地通过神像才现身，而是通过寺院自身的一切(建筑物、器物、神像、仪式、经文、神乐、……)对一个人进行了启示的作用，让这个人产生了神圣领域的勾勒与扩展，然后集中投射在神的形象、意旨上而使神现身。由此看来寺院及其所构成的神圣领域，并不是处于漂浮不定、时有时无的不确定性之中，而是确确实实真正存在，无时无刻不常在。在这样的统一体中，属于人类的诞生、死亡、灾祸、福祉、道德、堕落、伦理、违常等构成人类命运的种种形态就从而产生。就这样我们在寺院的建筑世界中，看到属于某个人的民族性与历史性一起构成的世界———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世界。
二、建筑中艺术世界的显出
建筑艺术的心灵性，就如同教堂中神的存在一样，建筑的形体、空间与人的生活仪式使建筑作品与人的精神领域结为一体。因此，各种使用机能也成为一种社会性仪式，例如住宅、教室、图书馆、办公室等的使用都有各自的伦理与规范，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展现。我们进教室，与进住宅的心情感受绝然不同，这个不同感受本身就是建筑艺术性的显现物。在这些不同之中，我们看到建筑艺术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从属关系。寺院给我们敞开一个心灵信仰的世界，也给出一个与建筑作品紧密关联的涵义。就在这个信仰世界中，一种民族性的东西才回归到民族自身，也因此才实现信仰的使命。在寺院的建筑世界中，建筑不用任何符号就能进行表述神的意旨，并真实地呈现它的民族性与历史性共同构成的文化意义。住宅，四合院也一样在它的场域中，给我们敞开一个与文化和生活紧密关联的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我们就拥有了一种属于某人生活的民族性与历史性的东西，并且是全部回归到这个民族的文化自身上。住宅建筑呈现的是这个民族的家庭伦理、生活与心灵的表象，以及该民族社会的文化性样貌。在这些实在的内容呈现当中，建筑的艺术性就体现出来了。建筑艺术的存在结合成一个总体，并注入属于我们文化特有的建筑形式之中，因此同样的集合住宅在美国与在中国所显示出来的内容就几乎完全不同。若我们因建筑形式与技术全面的全球化而用策略去维持文化与文明的等距，是极其不智，也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非常不当。因为民族文化自有它的世界，这些民族性、历史性等文化内容在建筑作品中的显现，全部都是来自于建筑作品以及它所在的土地与天空，其中的天空与土地是孕育一个民族文化的母体。由于寺院的屹立道出了天地与人的关联，另一方面建筑实体又接受大自然的、曝烈与酷冻，这就更显其屹立不摇，更加与该民族牢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建筑作品的天地与人构成了该民族的生活显影，建筑不必藉用表达符号或文字，就能自行开启自身的观念世界，并在开启的同时，把它的观念世界重新置回到作品自身之中。所以，建筑作品不必描绘也不必借用语言叙述的形式就能以它自有的方式进行表达。建筑有自己的语汇。建筑就是由于处在建筑作品中的艺术性能够与生活文化循环灵动，建筑作品才不必透过描述就能以作品的身份而露面。建筑作品艺术道理的经验不是自身构成并自行存在，而是人与建筑的形体、空间、基地、环境的共同参与，并透过使用在生活中界定出建筑作品的世界。其中，民族性与历史性的内容是由建筑作品与人的关联所界定。据此，我们又看到建筑艺术中的一切外延的内容，都是从建筑作品之外被创作出来，而非来自于建筑师。建筑师对作品的内容性事物，只能掌握作品的内在本质部分，也就是建筑师只能掌握到将纯自然物转化为作品形体这一部分――携带着建筑学去“创作”。建筑艺术的内在是由建筑师转化出来，作品的外延则由民族共同创作出来。建筑物是人类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器物。没有建筑物，就没有人的社会。在社会生活下的人类，没有人能脱离建筑物而还能触及真善美的艺术世界。
三、结语
第2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返回>>
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M.Art,DesignandVisual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Macmillan,1998.
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NewYork:Semiotex(e),1983.
Berger,J.WaysofSeeing(《看的方式》)，London:BBCPublications,1972.
Best,S.&D.Kellner.ThePostmodernTurn(《后现代的转向》),NewYork:Guilford,1997.
Bourdieu,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论文学与艺术》)，Cambridge:polity,1993.
Bourdieu,P.Photography:AMiddlebrowArt(《摄影：中产阶级的艺术》)，Oxford:Blackwell,1996.
Bourdieu,P.TheLoveofArt:EuropeanArtMuseumsandTheirPublic(《热爱艺术：欧洲美术馆与其公众》)，Oxford:Blackwell,1997.
Brothers,C.WarandPhotography:ACulturalHistory(《战争与摄影：文化史》)，London:Routledge,1996.
Bryson,N.VisionandPainting:TheLogicoftheGaze(《视觉与绘画：注释的逻辑》),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1.
Bryson,N.etal.eds.VisualTheory(《视觉理论》),Cambridge:Polity,1992.
Bryson,N.etal.eds.VisualCulture:ImagesandInterpretations(《视觉文化：形象和解释》),London:WesleyanUniversityPress,1994.
BuckMorss,S.TheDialecticsofSeeing:WalterBenjaminandtheArcadesProject(《看的辩证法：本雅明与拱廊计划》)，Cambridge:MIT,1989.
Burgin,V.In/DifferentSpace:PlaceandMemoryinVisualCulture(《在/不同空间：视觉文化中的地点与记忆》),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
Cary,J.TechnologyoftheObserver:OnVisionandModernityinthe19thCentury(《发现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Cambridge:MIT1993.
Chambers,I.PopularCulture:TheMetropolitanExperience(《流行文化：大都市的体验》)，London:Routledge,1986.
Cohen,S.VisionofSocialControl(《社会控制的视觉》),Cambridge:Polity,1993.
Dandeker,C.Surveillance,PowerandModernity(《监视、权力与现代性》),Cambridge:Polity,1990.
Debord,G.TheSocietyoftheSpectacle(《景象的社会》)，NewYork:Zone,1994.
DeCerteau,M.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日常生活实践》),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DerBerian,J.ed.TheVirilioReader(《魏瑞里奥读本》),Oxford:Blackwell,1998.
Entwistle,J.TheFashionedBody:Fashion,DressandModernSocialTheory(《时髦的身体：时尚、服装和现代社会理论》)，Cambridge:Polity,2000.
Featherstone,M.UndoingCulture(《解析文化》),London:Sage,1995.
Fiske,J,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理解流行文化》)，London:Routledge,1989.
Foster,H.ed.VisionandVisuality(《视觉与视觉性》),Seattle:BayViwePress,1988.
Foucault,M.TheBirthoftheClinic: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诊所的诞生：人文科学考古学》),London:Pantheon,1973.
Foucault,M.DisciplineandPunish(《规训与惩罚》),Harmondsworth:Penguin,1977.
Freedberg,D.ThePowerofImages:StudiesintheHistoryandTheoryofResponse(《形象的权力：历史与反应理论研究》),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
Frisby,D.&M.Featherstone,eds,SimmelonCulture(《西美尔论文化》),London:Sage,1997.
Goldman,R.&S.Papson,SignWars:TheClutteredLandscapeofAdvertising(《符号的战争：广告的凌乱图景》),NweYork:Guilford,1996.
Harvey,D.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的状况》)，Oxford:Blackwell,1990.
Heywood,I.&B.Sandywell,eds.InterpretingVisualCulture(《解释视觉文化》),London:Routledge,1999.
Jay,M.DowncastEyes:TheDenigrationofVisioninTwentiethCenturyFrenchThought(《低垂的眼睛：20世纪法国思想中对视觉的诋毁》),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Jenks,C.ed.VisualCulture(《视觉文化》)，London:Routledge,1995.
Jervis,J.ExploringtheModern(《探索现代》),Oxford:Blackwell,1998.
Kellner,D.MediaCulture(《媒介文化》),London:Routledge,1995.
Levin,D.M.ed.ModernityandtheHegemonyofVision(《现代性与视觉的霸权》)，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Levitt,H.WayofSeeing(《看的方式》)，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6.
Lown,D.M.,HistoryofBourgeoisPerception(《资产阶级知觉的历史》),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
Lyon,D.TheElectronicEye:TheRiseofSurveillanceSociety(《电子眼：监视社会的兴起》),Cambrige:Polity,1994.
Lyotard,J.F.ThePosmodernCondition(《后现代状况》),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4.
McGuigan,J.CultureandthePublicSphere(《文化与公共领域》),London:Routledge,1996.
Melvill,S.&B.Readings,eds.,VisionandTextuality(《视觉与文本性》)，London:Macmillan,1995.
Metz,C.TheImaginarySignifier:PsychoanalysisandCinema(《想像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2.
Michell,W.J.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6.
Michell,W.J.TheReconfiguredEye:VisualTruthinthePostPhotographicEra(《重塑的眼光：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Cambridge:MIT,1992.
Michell,W.J.PictureTheory(《图像理论》),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
MilesM.Art,SpaceandtheCity(《艺术、空间与城市》),London:Routledge,1997.
Mirzoeff,N.,ed.TheVisualCultureReader(《视觉文化读本》),London:Routledge,1997.
Mirzoeff,N.,ed.AnIntroductiontoVisualCulture(《视觉文化导论》),London:Routledge,1999.
Neal,S.CinemaandTechnology:Image,Sound,Colour(《电影与技术：形象、声音和色彩》),London:Manderin,1991.
Nochlin,L.ThePoliticsofVision:Essayson19thCenturyArtandSociety(《视觉政治：19世纪的艺术与社会》),London:ThamesandHudson,1991.
Phillipson,M.Painting,LanguageandModernity(《绘画、语言与现代性》),London:Routledge,1985.
Pollock,G.ed.GenerationsandGeographiesintheVisualArts(《视觉艺术中的代与地理学》)，London:Routledge,1996.
Poster,M.ed.JeanBaudrillard:SelectedWritings(《鲍德里亚文选》),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
Rose,J.SexualityintheFieldofVision(《视觉领域里的性征》),London:Verso,1986.
Tagg,J.TheBurdenofRepresentation:EssaysonPhotographiesandHistories(《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London:Macmillan,1988.
Tulloch,J.WatchingTelevisionAudiences:CulturalTheoriesandMethods(《看电视的受众：文化理论和方法》),London:Arnold,2000.
Urry,J.TheTouristGaze(《旅游者的凝视》),London:Sage,1990.
Virilio,P.TheVisionMachine(《视觉机器》),London:BritishFilmInstitute,1994.“有”版权所
第3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贡布里希；修辞学；人文主义；艺术风格；新艺术史
按照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的看法，贡布里希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将艺术史视为一种视觉图式的发展和修正史，完全将图像研究孤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外，拒斥将语言学、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对话语理论持批判看法。贡布里希的确倾心于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将语言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并且强调修辞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又是将语言学、修辞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奠基人，而这又直接启发了后来新艺术史家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究贡布里希如何将语言学、修辞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有哪些创见，以及他这种研究方法与新艺术史家到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理论问题。
一、作为修辞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从而成为艺术史研究必须加以考察的课题。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古典学术复兴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发现了世界和人的价值的时代，是现代的开端。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强调人性价值和追求现世幸福的理论体系，它使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枷锁，恢复了人性的尊严。因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响，强调对于人的发现和人性价值，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贡布里希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从修辞学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源于一些从事修辞和语言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贡布里希认为布克哈特的观点无法解释以下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性的尊严，但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对宗教神学大加鞭挞；人文主义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但它与中世纪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能因为注重文艺复兴对于古典学术的复兴就忽视它与中世纪的直接联系。
以布克哈特为代表的19世纪学者更多地从古典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人与世界的发现等角度看待文艺复兴，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分歧与差异，将文艺复兴时期视为现代的开端。贡布里希虽然认同前者的结论，但他更加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认为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时期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把问题简单化了，似乎文艺复兴是突然来临的历史转变。贡布里希将文艺复兴视为“运动”而不是“时期”，意在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及复杂性：恰恰是中世纪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贡布里希认为，文艺复兴与基督教世纪之间的对立被19世纪的人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被轻视了，而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正是语言，是当时占据人文学科核心地位的修辞学。不同于19世纪一般学者的观点，贡布里希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联系出发，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与中世纪的“七艺”学术传统有关，“文艺复兴是三种初级的学艺对四种高级的学艺的反叛，那些教语言而不愿充当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三种初级学艺”是指语法、修辞和逻辑，之所以被称为“初级学艺”，是因为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基础学科，人在学习其他高级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如何表达；而“四种高级学艺”是指天文、算术、几何、音乐，这四科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们比较抽象，其学习一般安排在“三门初级学艺”之后。“三种初级学艺”和“四种高级学艺”并称“七艺”，构成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三种初级学艺”在地位上似乎要低于“四种高级学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从事语法、修辞、逻辑的人文学者不满自己的“初级”地位，进而强调自己的“高级”和“基础”地位。贡布里希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文主义”是19世纪的发明，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者更接近于“人道主义”，而后者来源于“语文主义”——即强调语言重要性的主张，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这些人文主义者主要是语言学者、修辞学家。“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再表示他们是‘对人的新发现’的先驱，而是表示umanisti，即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非神学家亦非医生，而是专心研究‘人文学科’，主要是语法、辩术和修辞的trivium[三艺]”。*
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的研究支持了贡布里希的观点，他指出，人文主义“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没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词，“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他们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的。”*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的概念源于humanist(人文主义者)，而人文主义者是指从事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或学者，而不是指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的先驱者。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学者克里斯特勒也说，“人文学者把自己当作演说家和诗人”*，不能从人的价值这种现代意义上讨论人文主义，而应该在文艺复兴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人文主义，将之视为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与复兴，而修辞学在此时的人文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文艺复兴修辞学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关注，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几代大多数学者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克里斯特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修辞学不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诗学、历史学、道德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有直接影响，而且对神学、法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医学和数学都有影响。在文末，克里斯特勒不无赞同地说，已经开始有学者将修辞学与当时的音乐和视觉艺术研究联系起来。贡布里希正是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认为，中世纪有三种现象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分别是在中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研习拉丁文法、学习拜占庭传统的古典希腊语与文学，这三种现象都直接与语言学和修辞学有关。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又称为arsdictaminis(手札艺术)，是书信、文件和公开讲演的谋篇技巧，用于培养起草文书的秘书和书记员；研习拉丁文法是指在中世纪的学校一直有着拉丁文法的教养传统，并且与阅读古典拉丁诗歌和散文结合起来；转向拜占庭东方的传统是指，意大利人文学者除了研习拉丁文学和形式修辞学，又开始学习古典希腊语与文学，继承了拜占庭传统。*当时这些复兴古典学术的“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
贡布里希不仅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地位，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语文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明确指出，修辞学对于艺术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修辞术是劝说的技术，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说明，这种对于合适的演说风格的关注，如何传播到其他的艺术领域。”*通过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学术考辨，贡布里希揭开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出了在古代修辞学就是视觉艺术理论的结论。温故知新，通过追溯修辞学传统，贡布里希批判、解构了人们的现代艺术观：第一，不同于布克哈特强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的观点，贡布里希强调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基础及其与中世纪学术传统的联系，也就批判了简单地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截然分开的历史观点。第二，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致力于演讲说服的实用学问，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也就打破了艺术无功利的现代艺术观，从根本上批判了艺术自律论。第三，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打破了把语言与图像截然而立的一般看法，更在语言学和图像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为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开启了新路径。
二、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
按照现代的一般看法，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风格学(本文特指视觉艺术风格学)是关于图像的学问，二者之间相距甚远。然而，贡布里希却常常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艺术问题，阐释其艺术理论。他认为，关于语言的修辞学与关于视觉艺术的风格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的理论中，修辞和艺术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语词与图像、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之间被夸大的鸿沟，很大程度上源于把艺术分门别类的现代艺术观，对现代人来说，将艺术分门别类已成为本然之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风格学，艺术风格学是关于视觉的修辞学。鉴于修辞学在西方有古老的传统，西方人在古希腊时就非常注重在演讲和辩论中修饰辞藻、讲究布局，以达到最佳的说服效果。这些关于语词、语调、句式、篇章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既是修辞学的核心，又与诗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并直接成为视觉艺术风格研究的理论来源。
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艺术风格学属于艺术理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可是“当今称之为风格学的相当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一连串论述修辞的文章之中”*。“风格”这个词原来主要用在修辞学领域，主要是指演说家的演讲风格，也可以表示作家的写作方式，“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教师的著作对风格的各种潜力和类别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是最精妙的分析。”*所以，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艺术风格学是修辞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分析才逐渐开始从修辞学领域移入视觉艺术领域，而视觉艺术风格学的成熟则迟至18世纪中期，其标志是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著作。不过，从“风格”(style)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恰恰与书写或语言无关，而与“雕刻”、视觉形象有关。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威克纳格(1806—1869)的考证，“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υλos，意为“木堆、石柱”，或“一柄作为写和画用的金属雕刻刀”，后来拉丁文将之译为“stilus”，取其“雕刻刀”的意思。*无论是“木堆、石柱”，还是“雕刻刀”，“风格”一词的原意都与视觉形象相关。拉丁文用“stilus”表示语言风格，是取其比喻义，而不是其作为“雕刻刀”的本意。我们现在说用语言“刻画”某个对象鲜活生动，倒是更接近风格一词的本义。词源学考察告诉我们，风格既可以指代视觉对象，也可以指代语言，在风格学的视野中，语言与视觉艺术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过，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已经是一门非常发达的学问，所以修辞学要远比视觉艺术研究(包括艺术风格学)成熟得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艺术样式的理论渊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声誉渐著，研究也逐渐发达，但修辞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古代演说术的风格问题也是视觉艺术的问题。”*风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贡布里希认为，正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注重语言表述及其形式，并且逐渐从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过渡到对视觉艺术形式的关注。作为修辞学家或演说家的人文主义者，奠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个时刻，对文字的关注和态度开始向视觉艺术风格的变化直接转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瓜里诺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对书籍中的‘点、线、面’有多么操心。”*通过考察人文主义者尼科利与其他学者的论争，贡布里希详细阐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革新以修辞学为基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就是当时的修辞学，而当时的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即修辞学家。贡布里希还饶有兴味地指出，达·芬奇虽然认为绘画胜过文字，但他极其热衷于探索语义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在使用时的不同表达效果，这实际上是对语词风格的研究。*
修辞学是炼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学问；艺术风格学是择取与组织点、线、面、色彩、图式等视觉语言的学问。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源于“选择”，没有对于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就不会有风格。他援引斯蒂芬·厄尔曼(StephenUllmann)的《法国小说的风格》(StyleintheFrenchNovel)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关表现力的全部理论的中心就是选择的观念。如果没有替换表达方式可供说话人或作者选择，那么无疑也就不会有风格同义[synonymy]——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意义而言——是全部风格问题的根源。”*简单说来，语言风格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即语言风格源于说话者对于语词的选择，不同的词语会引起不同的感受；同样，视觉艺术风格也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源于艺术家对于视觉语言的选择，不同的点、线、面、颜色和图式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贡布里希从新词汇的引入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入手来说明这一问题。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语言使用者的选择范围，那么，同一语义的新词与旧词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人们在使用语词时就会斟酌，哪一个词能够更加微妙地表达自己想要的风格或效果。“当剃头匠[barbers]变成理发师[hairdressers]，抓耗子的人[ratcatchers]变成捕鼠手[rodentoperatives]，相比之下，剃头匠、抓耗子的人听起来就有点俗气了。”*也就是说，新词汇的引入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同一语义的不同说法；相反，新词汇增加了对不同措辞之间的微妙感受，包括对于旧词的理解和感受。换言之，选取不同的词汇和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效果。艺术家在绘画时，也有很多先在或潜在的视觉语言供他选择，他选择不同的图式和画法，就是选择不同的视觉风格。绘画中新画法的引入，正如语言中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艺术家的艺术语汇和表达空间，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旧有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象的感受，甚至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风格体系。
贡布里希也注意到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复杂关系，他仍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古代世界的典型艺术是演说术；关于演说术的得体理论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和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一样根深蒂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得体理论”。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反之亦然。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源于他对语言、视觉乃至行为方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得体”——符合特定的社会阶层、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规定的“得体”原则。不同的人对生活风格的“得体”有不同的要求，艺术风格亦是如此。艺术风格会影响人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否定了艺术自律论的观点，认为艺术能够建构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但是，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贡布里希拒绝对艺术风格作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人们现在把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这是现代艺术自律论的结果。“是克罗齐提倡在他所称的修辞学与他看作纯粹表现的事物间的最基本的区分。修辞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因此他会把在阿尔加罗蒂那里发现的工具的艺术观归类为修辞学的观念。”*贡布里希在此指出了现代人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的思想根源，克罗齐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坚持艺术自律性，排斥艺术的实用性，甚至排斥艺术的制作(他认为艺术在直觉中即已完成)，也就自然不会把纯粹、自由的艺术与服务于实用目的的修辞学联系起来。然而，修辞学在古代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学问，而且古人也没有在实用的修辞学和纯粹表现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贡布里希立足于艺术史传统，批判艺术自律论和现代艺术观，认为艺术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它始终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使现代人很难真正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甚至很难全面理解现代艺术，因为即使在现代艺术中，视觉修辞也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转移到大量的广告中去了。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图像修辞学》*，把图像视作一种视觉修辞，用符号学的方法去分析广告、服装、电影中的话语建构。对于图像的修辞学维度的重视与发掘，使得以尊重传统著称的贡布里希的艺术观不但不守旧，反倒走在时代前列，甚至比后结构主义者更早地注意到视觉艺术的修辞效果，揭示了图像符号的话语建构功能，在艺术史领域内部开启了将语言学、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为“新艺术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视觉修辞学与艺术符号学
在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野中，不论是绘画的底边、画框、透视法，还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视为一种视觉修辞，一种塑造、规范人们观看行为与视觉方式的符号。*贡布里希正是20世纪将语言学、修辞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图像修辞的先驱者。
他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倚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代表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最早被命名为“可见世界和艺术语言”，他本人甚至称之为“图像的语言学”*。他尤其注重图像的修辞学研究，在《象征的图像》中，贡布里希主要探讨了图像的象征和拟人；在《艺术与错觉》中，贡布里希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图像的隐喻。在所有的修辞手法中，贡布里希最强调语言的隐喻功能，他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维科的观点，不仅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而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这使他倾向于把图像视作隐喻符号。根据英国符号学家泰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的考证，“‘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种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为现存的世界贴标签，这个标签似乎是把意义固定于特定事物的封印，而隐喻是把意义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也就是揭开封印，使人们看到意义的转移，从而揭示出对象世界的丰富性与共通性。然而，贡布里希既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是对事物贴标签的看法，也不把隐喻看作意义的转移，“有一个现代语言学派则以激进的方式颠倒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通过语言创造了范畴，甚至创造了经验中的固定物体。……语言范畴可以使我们区分事物和过程，因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名词和动词。从这一激进的观点出发，隐喻不再代表一种意义的转移，而是代表世界的重组。”*贡布里希所说的现代语言观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观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后者看来，语言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已然确定的实存事物的“命名”。然而，现代语言学却认为，语言不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并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然后我们再寻找与之对应的语词。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在对其命名之前并不存在，世界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经验的世界，因为人不能脱离语言把握和理解世界。作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语言发生变化，语言所揭示的世界也为之而变，这就颠倒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第二，是语言与修辞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只是比喻的一种，是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对语言规则的故意破坏。然而，按照现代语言观，隐喻既不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也不是对语言规则的蓄意破坏，而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有语言处必有修辞。从根本上来讲，语言就是按照隐喻原则运行的，甚至人的认知方式也遵循着语言的隐喻原则。“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如果语言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性质的，那么，不仅仅人类的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是隐喻性质的，连整个人的现实世界都有隐喻渗入其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隐喻之上。这就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的世界观和理性主义的语言观，把世界都视为一种符号建构。尼采早就指出，“事物的绝对本质截然不可体知”，“比喻(tropes)，这非字面的意指活动，被看作是修辞的最具巧艺的手段。然就其意义而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比喻。”*与尼采强调语言的修辞本质如出一辙，贡布里希这样强调图像的隐喻性与修辞功能，“我认为，艺术史家有时所忽视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博士论文)正是那种戏剧和修辞的维度。当我们谈到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时，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件作品意在宣称真理。”*因为人既不能离开语言来言说，也不能脱离图像去观看，言说和观看决定了人类思维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和图像无法根除其隐喻性质。那么，人们通过语言和图像所把握的世界，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众所周知，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图式”，多数学者从知觉心理学的维度去理解他的“图式论”，这固然不错。但忽视了“图式论”背后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维度，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图式论”的内涵和价值。“‘艺术的语言’一语并不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即使是用图像去描写可见世界，我们也需要一个成熟的图式系统。”*可见，贡布里希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其图式论，将图像的图式系统视为语言系统，认为语言和图像都描绘同一个可见世界。“图式论”强调人没有天真之眼，人们在观看世界之时，其实是用带着先入之见的图式去烛照世界，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图式置于图像的感知、创作与欣赏之中。贡布里希是以理解语言的方式理解图式的，图式是世界和观者之间的中介，正如语言是世界和言说者之间的中介，图式内置于图像的制作与欣赏活动，正如语言内置于言语活动。从根本上说，图式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语言，是世界的视觉化的象征或隐喻，人们透过图式观看世界及其图像。“图式”的改变，意味着观者世界之改变，反之，世界的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视觉和观看，进而修正人们的视觉图式。图像制作中产生的新图式，标志着一种新的烛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诞生。正如隐喻——语言修辞——的变化，标志着世界的重组一样，图式——视觉修辞——的改变，也代表了视界/世界的再调整，标志着人们所见世界及其图像的改变。比如，透视短缩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视觉图式，这种图式作为一种视觉修辞，“不仅涉及图像或符号的修辞策略，还涉及对受众的观看方式的影响。”*作为隐喻的语言与作为图式的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既是“图像的语言学”，也是艺术符号学。图式作为图像的生成方式、视觉主体的观看方式，是世界的隐喻，是关于世界的符号系统，本身便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像修辞。
第4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影像；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艺术处于人和技术之间，便使得人的自我复归成为可能。艺术置身于消灭时间性的现代社会之中，但同时又在向消灭时间性进行着挑战。—今道友信：《关于美》 将新媒体艺术放入文化的背景中思考，有两点原因。首先，新媒体艺术要引用文化中的各种符号构成艺术品。整个文化是新媒体艺术以及其他一切艺术的源泉和母体，没有能够脱离文化背景而存在的艺术形式，在所处的文化中，新媒体艺术与影像文化、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其次，将艺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考察可以加强其丰满性和立体感。就像艺术文化学提出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来透视艺术审美活动的历史嬗变的学科目标一样，本章以文化研究的思维作为出发点，参考艺术文化学的学科范畴，探求新媒体艺术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环境，并关注新媒体艺术带给这一文化背景的贡献。
一、影像文化及特点
威美尔·狄森那亚克说：“由于电影、电视和录像的急剧增长，一种新的大众文化正以自己独特的原动力，出现于世界的许多地区，这种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想象和生活方式很可能造成深远的影响。”①这就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形成的媒介文化或称影像文化。
视觉文化时代是我们对所处时代最流行的说法，关于视觉文化时代的阐述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eotard）都不乏论述，我认为视觉文化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以影像为传播的载体，也就是普遍认为的图像媒介，但是影像概念比图像有更广阔的内涵，在各种静止影像和活动影像的包围和轰炸中，我们处于影像文化时代。视觉文化的基本涵义在于视觉因素，特别是影像因素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技术化的视觉领域和影像符号的增值都使视觉因素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整个影像文化是对影像媒介的一种重新发现和再认识。
1.视觉经验的技术化
视觉经验技术化的浪潮起源于19世纪，正如安妮·弗莱伯格所说：“19世纪，各种各样的器械拓展了‘视觉的领域’，并将视觉经验变成商品。” ②而在1938年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指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③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即借助于技术，世界被视觉化了。
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Guy Debora）称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奇观化的时代或图像时代，在《奇观社会》中，他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 ④这个表征就是图像，波德里亚也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仿象”的社会，仿象即通过模拟而产生的影像或符号。无论是奇观社会还是“模拟”和“仿象”的社会，其中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都是指我们今天的视觉经验大都是一种技术化的视觉经验，世界通过视觉机器被编码成图像，而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图像来获得有关世界的视觉经验，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的21世纪，新的技术更加速了视觉经验的技术化，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为影像的产生、储存、展示、传播提供了更方便和快捷的方式，传统社会中人们直接用眼睛观看的一切，我们今天更多的通过图片、电影、电视、录像和计算机网络来获取信息，这些媒介都是技术的产物，因此我们的视觉经验技术化了。
2.影像符号的增值
对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视觉狂热”和“影像增值”，让-路易·柯莫里有精彩的解释：“19世纪下半叶是一场视觉的狂热。当然，这是社会的图像增殖的结果：大量带有插图的报纸广泛传播，印刷品和漫画等掀起狂潮。不过，这也是视觉范围和表现范围的地理延伸的结果：借助于旅游、探险、殖民活动，整个世界变成可见的，同时也变成可控的。”⑤人类社会生存的环境是由三类环境总体构成的：自然环境、社会体制环境、符号环境。显现着现代文化特征的当今社会，某种意义上说是各种符号系统通过传播而构筑的，没有符号的处理、创造、交流，就没有文化的生存和变化，在现代传播科技作用下的媒介变革，接触媒介和使用媒介已成为个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而这其中，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在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部分，也正如安妮·弗莱伯格所说：
新的视觉文化——摄影术、广告和橱窗——重塑着人们的记忆与经验。不管是“视觉的狂热”还是“景象的堆积”，日常生活已经被“社会的影像增殖”改变了。⑥
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后现代景观理论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eotard）的后现代描述中都敏锐的发现了影像符号在当代条件下的无穷增长和扩张⑦。波德里亚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扩展或爆炸的过程，这一过程将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技术在符号生产中的作用的增加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条件下，各种影像是现实社会所不存在的人为的模拟仿制品，影像符号可以依照模型无穷复制，“它与任何现实无关，无论是什么现实；它不过是自己纯粹的仿象”⑧，波德里亚则在当代影像文化的泛滥中发现了“危险”。在利奥塔那里，形象是一种唤起欲望，激发差异和宽容，服务于“局部决定论”和个体修辞学策略的途径，利奥塔从形象文化中看到了解放欲望、消解理性、促进多元化的可能性⑨，而无论影像符号的增值是促进多元化还是带来危险，都不可否认社会已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传播阶段。
在影像符号的增值中，影像作为当代的视觉符号已成为人们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电影、电视、数字图像、网络图像轰炸着当代人类的视听感官，书籍等文字符号也在由不可见转为可见的图形和图像，当代影像文化不仅意味着用各种与视觉相关的科学技术手段和视觉表达方式去观察、记录和传播各种视觉形象，还意味着把本身缺乏视觉特性的非视觉的对象影像化。图像化、影像化、视觉化构成了当代视觉文化的关键词和核心术语。⑩
二、新媒体艺术的文化环境
新媒体艺术的环境主要指置身于其中的文化氛围，包括被新媒体艺术引入自身和予以关注的流行文化和媒介文化，当代艺术家遭遇的是一个由电视、电影、互联网、电脑、多媒体、虚拟现实、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手段构成的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技术性的虚拟世界构成了当代的大众文化。周宪就曾指出文化的演变是符号（形象或影像）与实在（现实）关系的变化，当新媒体艺术家用现代影像作为媒介符号反应与现实的关系时，文化也在这种反应中充分显示自身的存在和特点。
流行文化又称通俗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波普艺术将流行文化引入艺术以来，包围我们的流行图片、文本、符号、音乐、物品就以强有力的冲击一直为艺术所关注，发展到大众传播媒介和商业性生产、消费为文化工业主导的21世纪，流行文化仍依然被艺术家关注，也仍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资源，艺术家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反思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批驳、调侃、解构，还是欣赏、肯定、创造的态度，都是艺术家在向现实发问，对流行文化在当代社会作用的意识与正视，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早已列出了各种需要的等级，而艺术恰恰是在流行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先锋而敏锐的人们对人类欲求和现实供给之间的矛盾与协调等方面的展示和思考，正如《通俗文化与艺术》一书所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一直在为舒适、轻松、丰盈的生活和人性的尊严而努力奋斗着。”新媒体艺术在流行文化中，关注的依然是人类的精神需求与现实状况的矛盾与摩擦中发展演变出的调和。
媒介文化，恰如美国哲学家凯尔纳所说：
一种媒介文化已经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形象、声音和景观有助于生产出日常生活的构架，它支配着闲暇时间，塑造着种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提供了人们构造自己身份的种种素材。……媒介文化是一种形象的文化，它往往利用视觉和听觉。诸多媒介——广播、电影、电视、音乐，以及杂志、报纸和卡通画等印刷媒介——要么突出视觉，要么突出听觉，或是将两者混合起来，以广泛地作用于各种情绪、情感和观念。
媒介文化又被称为影像文化，周宪在《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关于一个视觉文化悖论的思考》一文中就将媒介文化和影像文化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媒介文化中的传播重心就是影像。媒介文化或称影像文化不仅指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和传播的各种影像，还有一层更深的意识是指影像带来的观看文化，陈丹青就曾指出：“影像文化，不是指我们所说的传统摄影、电影、广告设计，而是指一整套观看文化，一整套的新手段与新器材。哲学家思想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高度重视影像艺术背后的文化问题，今天欧美前沿艺术家多数玩影像。”在视觉经验技术化和影像符号增值的媒介文化中，新媒体艺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器材，成为塑造新的观看文化的一分子，就如本雅明早就指出的“由于复制技术的训练，人们对许多大作品感受和理解方式有了巨大的改变”，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也有相似的观点，新媒体艺术在取消了久久回味的体验，转向即刻的艺术感受中已经走的更远，把制造当下的现场感受、超越距离制约的远程参与作为艺术接受中最鲜明的特点而不懈地进行追求，在新技术的应用中，网络的在线交流、人机界面装置的在场交流、远程通信艺术的临场交流都在新的观看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点，阿多诺是这样描述文化工业的后果：
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种反启蒙的效果，就像霍克海默和我注意到的那样，其间本应是进步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桎梏。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这些个性本应是很明智地为自己做出判断和决断的。
阿多诺用文化工业来指代大众文化，他的批判态度直指在文化工业中人的客体、对象和附件的地位，他认为人在大众文化中，人的自由和解放被剥夺，大众在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替代下，丧失了任何出格的、不同的、反对的思想方式，文化工业是用虚假的需要和解决办法替代真实的需要，由此，俘获了大众的心灵和意识。可见，阿多批判文化工业的自足点就是它替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真实的需要和自由的思想。
如果说文化工业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和主体身份，新媒体艺术就是在大众文化中发挥人对技术的自主性，变客体为主体；如果说文化工业让人缺乏判断和决断的能力，新媒体艺术就是让人在大众文化中主动判断和寻求技术被人利用和技术更人性化的可能性；如果说文化工业替代了人的真实的需要和只有的思想，新媒体艺术正是在技术社会和传播主导中，对人的自由的精神和思想的探求和追逐，艺术家利用技术表达思想和对社会的反思，参与社会判断，可以说，新媒体艺术文化恰恰是对技术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主动的参与和反思。从新媒体艺术诞生之初就是以反叛控制的态度而出现的，当电视等公共媒体系统和影像传播技术取代了艺术曾经的传播功能，剥夺了艺术家的参与社会的发言权时，艺术反作用于媒体，建立新媒体艺术。今天的新媒体艺术更是积极参与技术和商业领域，探讨更宜人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方向，充分发扬人在技术和文化中的主体性参与的作用，尤其从艺术的角度，探讨人的需求和思考。
新媒体艺术，这个与现代科学技术奇妙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在人类与自我、心灵与技术社会的交往和对话中，让人感受到关爱与抚慰，等到新媒体艺术能够在大众文化和社会中更多地展示生活和承担历史时，人们就会发现，新媒体艺术的精髓就在于它对精神与自由的无止境的追问之中。
三、新媒体艺术对文化的贡献
陈池瑜在《现代艺术学导论》中论及艺术的功能，他概括为三个方面：艺术以文化的形式参与自然、社会、意识，主要以传统艺术为对象，说明了自然环境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园林艺术，艺术文化活动是社会的一部分，经典小说和歌曲、电影、电视艺术都成为人们思考、记忆和谈论的对象，对人的意识加以作用。但是，对于新媒体艺术而言，这样的概括不足以突出新媒体艺术应用影像媒介和技术手段的特征，发生在流行文化、媒介文化中的新媒体艺术，我们认为它主要发挥了艺术家反思社会和对现状做出反应的艺术功能，同时在艺术与科技之间的调和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艺术家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总是不满现状，力图破除成规，探新求异的那一种叛逆精神，也非常合乎文化自身更新发展的需要。艺术是展现世界的又一个方法，艺术履行对社会反思和提供独立见解的职责。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就将艺术家称为“人类的触须”，艺术家凭借自己敏锐的直觉和独立的思考，把握世界的发展并以艺术的形式予以展示，他们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各种技术的可能性和影响具有独到的见解，因此，随着计算机、网络、数字技术等各种新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艺术也同样予以重视并做出独特的判断，一方面利用这种新的技术，另一方面又对它保持批判的态度，对它进行反思和置疑，探讨它带来的文化和审美转变的可能性。新媒体艺术家不仅企图紧扣社会现实的脉动，而且更希望能介入社会的脉动，这就是新媒体艺术对当代文化的贡献。
当代科技已经成为时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科学和艺术融合的研究是重要的文化行为，新媒体艺术家在艺术与科学结合上的实践和研究有助于从艺术的角度，更人性的看待和探讨科技的进步，可以说科学技术和艺术融合是当今科技和艺术发展的新方向，而新媒体艺术家作为应用和关注最新技术的艺术人员正以各种方式促进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掌握，发挥着艺术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对于文化而言，在视觉技术化和影像符号增值的环境中，新媒体艺术家的活动正是以技术的途径，制造新的影像，介入艺术和科学的关系的文化主题，与科学家、技术人员、商业研发部门的合作，都使艺术家，确切地说是新媒体艺术家，更好地介入当代文化的主题，为科学和艺术的融合做出贡献。
四、结语
新媒体艺术是影像文化中最符合文化特征的艺术形态，它是影像文化中视觉经验技术化和影像符号增殖特征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对新媒体置身于其中的流行文化和媒介文化而言，新媒体艺术使用影像符号来展现现实，发挥艺术家反思社会的职能，同时在大众文化中发挥人对技术的自主性，对技术与人的关系做出思考，探讨技术更好的服务于人的可能性，尤其是对科技、人、艺术三者的融合做出贡献。
众多的哲学家或批判或欢迎影像文化，对新媒体艺术而言，影像文化促进了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同时，新媒体艺术也在作品中体现着影像文化的特征，反思并展示它的缺陷，这就是新媒体艺术作为文化实践重要的意义所在。
①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348页。
②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③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④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著，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⑤让-路易·柯莫里《视觉机器》，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⑥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⑦同②，第187页。
⑧同①，第192页。
⑨同①，第187页。
⑩尼古拉·米尔左夫《什么是视觉文化？》，《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周宪《图像技术与美学观念》，《文史哲》，2004年第5期，第7页。
邹跃进《通俗文化与艺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Douglas kellner，Media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1。
转引自周宪《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关于一个视觉文化悖论的思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第17页。
周宪《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关于一个视觉文化悖论的思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第16页。
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台湾摄影工作室，1998年版，第46页。
阿多诺《文化工业》，路特勒基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陆扬、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51页。
第5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视觉艺术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下的社会安定
视觉是接受事物的首要条件――人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有95％来自视觉（维基百科全书），视觉艺术正是通过直观的艺术形象来寻求和表达视觉上的美好形式。视觉艺术的传播力时刻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风尚在社会意义上的视觉媒体效应：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视觉新闻方式，如新闻图片、新闻题图、新闻图示、新闻漫画等作用，①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及态度倾向。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是以报道评价、新闻批评等形式对事件产生弘扬和制约的作用。视觉艺术的社会传播力依赖艺术批评来开展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②它与新闻舆论监督一样，都推崇正面化宣传的社会积极因素。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使视觉艺术形象的社会传播力具有社会责任感，来引导社会公众视觉思维上的赞同。同样，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也使新闻舆论监督在及时传播、公开传播的性质下促进媒体舆论监督角色的社会职责神圣化。
视觉新闻图片等视觉直观形式往往伴随着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产生，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态度倾向。公益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价值取向。如：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感人的新闻图片颂扬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处理和突发事件等方面的新闻图片起到了告知真相、杜绝谣言的作用；坚决查处强征强拆的违法行为等的新闻图片起到了社会稳定环境下维护法制和民权的和谐关系的作用。商业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新闻策划的商业性和舆论监督行为。如：食品安全中双汇集团的“瘦肉精事件”对双汇产品停产整顿等新闻图片，说明了新闻舆论监督下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
视觉化新闻冲击力与新闻事实影响力之间的结合，会让人们注意到视觉传播的安全性意义对公众心理和行为的导向。同时，在社会法律、道德和风气的约束下，不同公众个体之间接受视觉冲击的强度会依赖与此事件相关利益的远近和大小来产生影响。因此，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视觉新闻的视觉冲击力下，对公众造成的心理震撼会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动荡的形成。如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公众更容易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而视觉安全影响力也就更容易广泛地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精神和行为。
视觉艺术调节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公益性
新闻舆论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③需要不同传播媒介的公共属性成为社会公益思想的传播标准和表现倾向，来引导社会公众在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所形成的社会健康观念。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社会公益，指符合社会和谐观念下开展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的社会传播活动。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促进社会公益传播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通过调节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媒体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关系来达到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视觉认同。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的心理安全尺度。心理安全空间依赖于调动人体机体应激潜能（加拿大生理学家塞里的应激学说）和激发人内在潜力强度（北美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来改变心理面貌，它是通过激发充满生命活力的生理年龄和满足个人价值需求的心理年龄两方面的潜能来调节心理空间的消极状态和失衡心理。视觉艺术形式不仅以直观的形式描绘美好的形象，而且更注重内在德行的美好感悟来影响人们心理年龄的年轻化，来促使美好愿望的个人价值观。
新闻舆论传播媒介在责任目标、行为目标和服务目标并存下的监督力量，期待运用文化含义和人文精神来提高社会新闻舆论媒体和公众的健康审美行为，去扩大社会公益原则下的慈善理念，从而推动社会传播媒介的建设力量来调节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
首先，视觉艺术形式成为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导向心理暗示，作用于新闻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视觉艺术形象识别系统VI的传达意义所诞生出传播内容上的构建和协调，是一种文化审美理念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整体心理感应――新闻舆论形象，它是导向社会公众情感和行为过程的心理暗示，是无声、无行语言的传播：正义和公正、社会和法制、公益和商业等协调。新闻舆论的媒体形象通过视觉艺术的整体协调也把公众情感中尊重、友爱和互助的社会凝聚行为作用于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
其次，视觉艺术形式扩大新闻公德意识上的心理环境，缓解社会压力下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新闻公德意识和正义感的号召力是新闻舆论监督环境下的不断调节过程，是民意反馈后对新闻德行的修正过程。视觉艺术通过理解美、欣赏美、参与美和创造美的培育思想将视觉新闻形式的公德意识、正义力量置于社会监督和法治意识下，来发挥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解意识、欣赏意识、服务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来保持公众心理安全空间的抗压性。
再者，视觉艺术形式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来增强心理安全空间中的依托性。社会心理行为要求个体心理活动融于社会组织的群体活动。媒体和公众的社会心理行为在伦理道德、公益原则和互助行为等方面把握社会和谐发展的共性需要，并通过新闻舆论环境下视觉文化的审美理解、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更好地展现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商业性与公益性之间的比例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商业性是以商业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而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则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导向，传达出社会积极意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激起公众对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的审美体验，从而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视觉艺术形式在视觉新闻上以美感价值的传播意义来强化商业道德的公益行为和商业下的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益性质是一对展现社会职责和服务职责的行为取向。
第一，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需要与时俱进式的审美效应来扩大社会公益目的。视觉艺术形式的审美效应注重时效性的变化因素，注重审美对应的参照关系和动态审美心理。因此，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效应需要符合时代传播下的视觉形式，表达出具有时效性的审美行为来扩大新闻媒体效应的社会公益目的。
第二，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需要新闻舆论的公益因素作用于商业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博弈过程需要强调社会贡献价值的期望，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风尚，需要时代精神的爱国主义思想。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通过视觉新闻的传播效应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思想融于商业行为，从而调整商业资本与公益责任的背离，使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共同作用于商业空间。
第三，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需要提高新闻传播中的公益化比例。新闻舆论传播下的商业化新闻方式、娱乐化新闻方式与公益化新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多元化波动趋势，致使新闻舆论传播形式的不明朗而产生道德冲突和社会矛盾。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意义，需要关注视觉新闻中社会公益内容来提高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环境和公众之间的实际与理想、责任与宽容、价值与行为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维稳需要调低娱乐化新闻方式和商业化新闻方式的传播比例，需要整体提升视觉新闻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行为，来提高视觉维稳状态下公益化道德责任的传播比例。
视觉艺术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
新闻舆论传播在视觉传达功能的作用下，完成视觉艺术的冲击力在视觉新闻内容上的技术形式和意义形式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同时，视觉形式也优化了媒体的公众形象和媒体视觉信息――文字和内容的关联形式，来促进新闻舆论媒介的传播责任。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于承担社会管理上的责任，在于引导社会舆论的异同方向，在于调节新闻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环境，会造成传播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媒体公信力和说服力的压力、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压力等。这种压力会由监督、促进、理解和保护等方式来化解对立为合作、会由谋求公平和公正的广泛性来协调社会的冲突，以及会由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慈善行为来关注新闻批评的力量。④新闻批评的力量借助视觉艺术传播力的视觉媒体效应来沟通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来调节功利性向公益性转化的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传播效果，是公众对媒体的视觉预期、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持续的理解程度和期望程度，是媒体对公众展现文化意识、情感意识、服务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权利等社会责任。如湖北长江大学90后三名大学生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组图，彰显了当代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感；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尚景园公租房竣工图片及济南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租房建设等视频的影响力，反映了社会福利保障民生权利的政府职责和举措。
新闻舆论传播需要艺术化视觉媒介的沟通，正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文”指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性需要有丰富的表现力，需要舆论引导的娴熟技巧和艺术化手段⑤来更好地完成新闻舆论传播的思想。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下的新闻舆论传播媒介需要与公众情感意识相匹配。公众情感意识需要情感表现形式――艺术媒介的感染力作用于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需要超越时间限制的审美意识作用于社会价值的思想影响力和思想创造力。
新闻舆论传播形象的视觉意义，需要视觉思维中视觉形象的力量作用于媒体视觉信息，媒体视觉信息促使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社会意义达到集体意愿上的视觉认同。视觉认同度在新闻舆论环境中通过整体观察、局部调整或局部观察、整体调整的社会统一性，把视觉聚焦到有意义的社会环境。“视觉先于意识、意识引导意义、意义作用视觉”的相互交会，把视觉艺术形式中的视觉审美价值和社会审美价值两者，以积极健康的社会意义作用于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视觉行为。因此，视觉艺术形式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是形成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是沟通社会公益原则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力量之一。（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模式和演进机制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10CGL072）
注 释：
①李伟：《视觉新闻――读图时代的产物》，《记者摇篮》，2004（8）。
②李心峰：《艺术批评――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机制》，《文艺研究》，1987（3）。
③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新闻记者》，2005（10）。
④石家家：《强化新闻批评 提升媒体引导力》，《记者摇篮》，2010（5）。
⑤武超群：《探究当前新闻舆论的引导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12）。
第6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 Campbell Halavais (halavaisu. washington. 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 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返回>>
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 M. Art, Design and Visual 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 Macmillan, 1998.
Baudrillard, J.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 New York: Semiotex(e), 1983.
Berger, J. Ways of Seeing(《看的方式》)，London: BBC Publications, 1972.
Best, S. & D.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后现代的转向》), New York: Guilford, 1997.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论文学与艺术》)， Cambridge: polity, 1993.
Bourdieu, P.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摄影：中产阶级的艺术》)， Oxford: Blackwell, 1996.
Bourdieu, P.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热爱艺术：欧洲美术馆与其公众》)， Oxford: Blackwell, 1997.
Brothers, C. War and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战争与摄影：文化史》)， London: Routledge, 1996.
Bryson, N. 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视觉与绘画：注释的逻辑》),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ryson, N. et al. eds. Visual Theory(《视觉理论》), Cambridge: Polity, 1992.
Bryson, N. et al. eds. Visual Culture: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视觉文化：形象和解释》),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Buck?Morss, 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看的辩证法：本雅明与拱廊计划》)，Cambridge: MIT, 1989.
Burgin, V. In/Different Space: Place and Memory in Visual Culture(《在/不同空间：视觉文化中的地点与记忆》),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Cary, J. Technology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发现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 Cambridge: MIT 1993.
Chambers, I. Popular Culture: The Metropolitan Experience(《流行文化：大都市的体验》)， London: Routledge, 1986.
Cohen, S. Vision of 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的视觉》), Cambridge: Polity, 1993.
Dandeker, C. Surveillance, Power and Modernity(《监视、权力与现代性》), Cambridge: Polity, 1990.
Debord, G.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景象的社会》)，New York: Zone, 1994.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实践》),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Der Berian, J. ed. The Virilio Reader(《魏瑞里奥读本》), Oxford: Blackwell, 1998.
Entwistle, J. The Fashioned Body: Fashion, Dres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时髦的身体：时尚、服装和现代社会理论》)，Cambridge: Polity, 2000.
Featherstone, M. Undoing Culture(《解析文化》), London: Sage, 1995.
Fiske, J,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理解流行文化》)， London: Routledge, 1989.
Foster, H. ed. Vision and Visuality(《视觉与视觉性》), Seattle: Bay Viwe Press, 1988.
Foucault, M.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诊所的诞生：人文科学考古学》), London: Pantheon, 1973.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规训与惩罚》),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Freedberg, D. The Power of Imag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esponse(《形象的权力：历史与反应理论研究》),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Frisby, D. &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西美尔论文化》), London: Sage, 1997.
Goldman, R. & S. Papson, Sign Wars: The Cluttered Landscape of Advertising(《符号的战争：广告的凌乱图景》), Nwe York: Guilford, 1996.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的状况》)， Oxford: Blackwell, 1990.
Heywood, I. & B. Sandywell, eds. Interpreting Visual Culture(《解释视觉文化》), London: Routledge, 1999.
Jay, M.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低垂的眼睛：20世纪法国思想中对视觉的诋毁》),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Jenks, C. ed. Visual Culture(《视觉文化》)，London: Routledge, 1995.
Jervis, J. Exploring the Modern(《探索现代》), Oxford: Blackwell, 1998.
Kellner, D. Media Culture(《媒介文化》), London: Routledge, 1995.
Levin, D. M. ed.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现代性与视觉的霸权》)，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Levitt, H. Way of Seeing(《看的方式》)，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Lown, D. M., History of Bourgeois Perception(《资产阶级知觉的历史》),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Lyon, D.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电子眼：监视社会的兴起》), Cambrige: Polity, 1994.
Lyotard, J.?F. The Posmodern Condition(《后现代状况》),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McGuigan, J.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文化与公共领域》), London: Routledge, 1996.
Melvill, S. & B. Readings, eds., Vision and Textuality(《视觉与文本性》)，London: Macmillan, 1995.
Metz, C.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想像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Michell, W. J.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Michell, W. J. The Reconfigured Eye: Visual Truth in the Post?Photographic Era(《重塑的眼光：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 Cambridge: MIT, 1992.
Michell, W. J. Picture Theory(《图像理论》),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Miles M. Art, Space and the City(《艺术、空间与城市》), London: Routledge, 1997.
Mirzoeff, N., ed. 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视觉文化读本》), London: Routledge, 1997.
Mirzoeff, N., ed.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视觉文化导论》), London: Routledge, 1999.
Neal, S. Cinema and Technology: Image, Sound, Colour(《电影与技术：形象、声音和色彩》), London: Manderin, 1991.
Nochlin, L. The Politics of Vision: Essays on 19??th??Century Art and Society(《视觉政治：19世纪的艺术与社会》),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Phillipson, M. Painting, Language and Modernity(《绘画、语言与现代性》), London: Routledge, 1985.
Pollock, G. ed. 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 in the Visual Arts(《视觉艺术中的代与地理学》)，London: Routledge, 1996.
Poster, M. 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鲍德里亚文选》),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ose, J.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视觉领域里的性征》), London: Verso, 1986.
Tagg, J.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 London: Macmillan, 1988.
Tulloch, J. Watching Television Audiences: Cultural Theories and Methods(《看电视的受众：文化理论和方法》), London: Arnold, 2000.
Urry, J. The Tourist Gaze(《旅游者的凝视》), London: Sage, 1990.
Virilio, P. The Vision Machine(《视觉机器》),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4.
第7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1989年在美国惠特尼美术馆举办了名为“图像世界：艺术与媒体文化”展览，展览图录中有一段题为《无时无处无人不如此》的文字：
这个早上，260000个广告牌将竖立在道路两旁。这个下午，11520份报纸和11556份期刊将会准备发售。当太阳再次落山之际，21689个剧院和1548个汽车影院将上映电影，2700个影像店将出租录相带。162000000台电视机每台将连续播7个小时，41000000张照片将被拍摄出来。而明天，一切将会更多。
这段文字十分清晰地描述了一个图像的世界。它告诉人们，我们今天已日益深陷于自身生产的图像之中，无论这些图像是如何被制造出来或被用于何处，它们的大量存在已是事实。
实际上，早在1977年，纽约的“艺术家空间”即已举办了名为“图片”的展览，该展览的五位艺术家――特洛伊・布劳恩图赫（Troy Brauntuch）、杰克・戈尔茨坦（Jack Goldstein）、谢里・莱文（Sherrie Levine）、罗伯特・朗戈（Robert Longo）、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Smith）――的共性是他们的作品中都借用大量的媒体图像。策划人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在展览图录中写道：
我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图片的控制，报纸和杂志上的，电视和电影上的。与图片相比，个人真实的生活经历反而逐渐消褪，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人们曾经认为图片有解释现实的功能，现在看来它们已取代了现实。我们仅仅通过我们制造出的图片来体验现实。图片已经成为现实。因此，理解图片本身就变得非常急迫了。
总之，媒体图像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一直都是当代艺术所关心的事情，这种关心从波普艺术那里就已经开始，甚至可以再推至杜尚对《蒙娜丽莎》图像的经典挪用上，而在另一方面，致使大量媒体图像出现的各种新的视觉技术及媒介也带来了种种新的艺术形态，诸如：摄影、电影、录像艺术、视频艺术、数字视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既自觉思考了图像时代的问题，其自身也构成了图像时代的一个部分。
具体地叙述当代艺术与各种媒体图像、视觉媒介的因缘关系是一部当代艺术史的任务，因此，这里并非要进行一种关于当代艺术的经验性的研究，而是以“图像时代”这个概念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为入口，来反思“当代艺术”概念本身，其目的不是为了给当代艺术一个本质性定义，而只是希望建立一种功能性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理解的“当代艺术”就不只是一个“漂移的能指”，而是一种有其内在规定性的历史实践形式；对于已经发生的艺术事实，本文就不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而是强调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并希望这种批判能够成为一种建构。实际上，所谓当代艺术――不管是从杜尚算起还是从博伊斯算起――从来都是一种建构性的概念。当历史转换了语境，当代艺术的概念建构就要相应调整，重申或者重建，而如果“图像时代”可以用来指称这个新的历史语境或者至少提示了它某一方面的特性的话，那么对这个语境的思考就是当代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一思考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当代艺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向，中国社会(起码中国城市社会)已经发生了媒体社会的转型，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迎来或遭遇了它的图像时代。中国的艺术家、批评家与策划人也在1990年代中期触及到了这一问题，并在最近的几年将这些问题推向了前台。
视觉文化研究与“图像时代”议题
何以要用“图像时代”一词来指称这一新的历史语境？它是否能够满足这一指称？
《图像时代》的作者艾尔雅维茨认为，一系列理论家包括瓦蒂莫（Vattimo）、德波（Debord）、哈贝马斯（Habermas）、维尔默（Wellmer）、利奥塔(Lyotard)、罗蒂(Rorty)、韦尔施（Welsch）等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visuality)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无论是在约克郡或纽约市，甚至希腊、俄罗斯或马来群岛，只要当下的晚期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地方，这一“图像社会”（society of the image）都会如影随形地得到发展。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大众媒体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二者之间建立的联系。
詹明信把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带入了文化理论领域，是为了给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概念找到一个历史分期的基础，而现在它成为了“图像社会”概念的基础。我们不难看出在图像社会或图像时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实际上，在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描述中，消费的形象化、现实的影像化、社会的景象化等等早已是重中之重。就这一点而言，从德波到波德里亚（Baudrillard）再到詹明信，理论界早已达成了共识。
因此“图像时代”这个词包含着对图片(Pictures)、形象(Image)、拟像(Simulacrum)、景象(Spectacle)等一系列概念的整合，它得以概括一种新的社会状况，但这一点必须与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命题联系起来，“图像社会”只有与“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构成一组相互支撑的概念，才能够在整体上构成对这个时代的理论意见。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图像时代”的“时代”不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时代，这个词不指向某种时代精神，与“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网络时代”、“后911时代”等等词语一样，它只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诸多议题中的一种。
但这个议题显然越来越重要了。正如我们看到的，公共文化领域已经发生的变化促成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而对当代艺术来说，这一议题包含的图像及视觉的介入角度与当代艺术有着一致性，虽然当代艺术早已不局限于图像或视觉的媒介形式，但它目前仍主要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如果图像时代这一议题的出现，暗示了一种从语言到视觉的转向，那么理论（语言的）与艺术（视觉的）之间的关系似乎就要重新定位，因为这可能是当代艺术重新定义的契机。
米歇尔（W.J.T.Mitchell）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概念就是建立在一种语言/图像的两分法上：他认为在哲学及相关学科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有一场正在发生，且应该发生的图像转向。他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谈论图像转向的做法，不得不让人认为是在宣称告别语言的旧世界，而迎向图像的新大陆。问题是，米歇尔这一展望所赖以成立的基础，即语言与图像的两分法，是否能够成立，这正是本文准备着重反思的。
在米克・巴尔（Mieke Bal）看来，这种两分法是出于一种视觉本质主义：“这种视觉本质主义或者是宣称形象的视觉‘差异性’――可理解为‘纯粹性’，或者是表达了一种欲望，即想标出视觉性的地界，以区别于其他媒介或符号系统。……那种本质主义的纯粹假定是基于对视觉的与非视觉的东西的一种简单切分。”而她反对这种对象性的简单切分，因此也反对尼古拉・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的视觉崇高本体论等试图定义视觉性的企图。在她那里，视觉文化研究要把握的是视觉这一行为及其行为背景，而不是视觉性。可以肯定，试图在所谓视觉性那里找到一种解放的根基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因为视觉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正是由于我们意识到了视觉从来就不是“天然”的行为，也从来就不是纯粹的。
这些观点之间的激烈交锋，正好证明了“图像时代”这一议题的在场，但也说明了这一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图像时代”的字面所能暗示的。米克・巴尔给我们的启示是：除了图片、图像、形象、拟像、景象等对象或现象之外，我们必须把视觉这一行为本身囊括进这一议题，以把握凝结在“看”上的种族、性别、阶层等形形的话语，并进而反思“可看”与“不可看”、“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界限。当代艺术就是在不断地质疑那些意识形态的界限，所以当代艺术自觉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广，边界越来越宽。然而我们又必须要考虑其实践方式的有效性，因为意识形态与话语范型最深的隐藏之地就是人们的实践方式，不管这实践方式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
在视觉文化研究为我们建构了诸多有意义的问题而又拒绝被学科化的时候，当代艺术显然不能满足于一种双年展―博物馆体制，更不能满足于那种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意识。它首先要主动面对别的领域所提出的问题，再试图介入这些问题，这样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就像当代艺术曾经做过的那样。本文正面对的“图像时代”这一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视觉文化研究所综合提出来的，然而，最先触摸到这一议题的却是艺术家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一直在互相交换着第一手的资料，而作为一种战术的视觉文化研究也非常接近于本文所理解的这种需要不断建构的当代艺术，两者都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什么地方，但都坚信着自身的意义。
当代艺术实践的可能性
对于当代艺术的自我建构而言，在理论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艺术是否已经终结。从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到阿瑟・丹托，我们遇到了各种艺术终结论，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艺术总有一天或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任务，所以它已经不是必需的了；另一类观点是艺术已经没有边界了，一切都可称为艺术，艺术已发展到了尽头，因此“艺术”这个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前一种观点，具体而言，黑格尔把艺术视为一种显现真理内容的历史方式，所以当某一天历史发展到真理已无需依赖艺术的显现方式，或者有更好方式（哲学）去显现的时候，艺术自然就被淘汰掉了。而后一种，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直接谈论过艺术的终结，但是他对“艺术”这个词语的家族类似属性的判定也起到了杀死任何艺术的内在规定性的作用。阿瑟・丹托宣告了黑格尔预言的实现，但又接受了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所遗留下来的废墟，他断言艺术的功能已经被哲学替代，而剩下来的只有“艺术”这个词语，它指向所有的宣称自己是艺术的事物。
不过阿多诺早就通过回应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而提前回应了丹托的这种论断：
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蕴含着一个他本人从未得出的结论，即：艺术的内容――按黑格尔所说也就是艺术的绝对层面――不同于存亡层面……假设艺术已经终结、自灭、消亡或者朝不保夕，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过去艺术的内容也必然会消失殆尽。艺术很可能凭籍其过去的内容在一个崭新的、不同的、摆脱了野蛮文化的社会中得以幸存。……与艺术概念搀合在一起的胚芽将会以辩证的方式取代艺术。
在阿多诺这里，这种他称之为“野蛮状态”的一切皆可的状况，恰恰是艺术重新定义自身的契机。艺术也不是分析哲学所能取消的，语言分析让我们能够借机怀疑“艺术”的所指的稳定性，但这也正好说明了艺术的概念从来不是既定的。而当代艺术，正如本文所强调的，就是建立在不断重新定义上的，因为当代艺术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事件，或者说一种自觉的历史形式。因此，丹托式的艺术终结论并不能对本文的论题构成威胁。
真正危险的观点，不是对艺术概念的怀疑，而是对艺术有效性的怀疑，即对艺术是否还会保存着真理胚芽的怀疑。波德里亚就持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必须服从证据：艺术已经不再检验任何事情了，即使它以前曾经如此做过。反叛被孤立了，而诅咒被‘消耗光’了。”因此，“艺术就已经在日常生活的普遍美学化中被分解了，并让位于一种形象的纯流通，一种平庸的超美学。”在他这里，艺术已经完全被吸纳成为他谓之为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一部分，艺术只是在不断地重复自身的拟像，于是，艺术就不可能再涉及到任何真理性的内容，甚至不可能涉及到那种表象的真实，因为没有真实也就谈不上有表象了。
第8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本次三年展的启动展限定了展览所关注的对象，将关注的核心从纷繁的当代艺术形态中抽离出来，回归到对于艺术本质和美术馆功能与形态的讨论上，提出“元问题——回到美术馆自身”的命题，以广东美术馆改扩建工程为契机，重新审视和思考那些关于艺术和美术馆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从思想和理论的层面，拷问美术馆乃至当代艺术的本质属性及其关联。而跟随其后的诸个项目展则是对这一探讨的具体和深化。“去魅中国想象”作为第一项目展，延续了启动展的论述课题。其主要讨论了资本化与市场化对当代艺术的侵入以及意识形态对个体性艺术创作的控制。第二回项目展“第三自然——中国再造”更多关注的是生态性的文化理论，从人的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突出人类何处去的问题。第三回项目展“维度——三个艺术家的案例分析”，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在可见的普遍艺术现象中窥视个别性，三位艺术家在解构、突破传统水墨价值观与笔墨规约的同时，构建了符合当下文化语境的水墨性表达新维度。所谓维度就是一个相对概念，维度的准确标示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而是需要依据于它在周边所处的位置。艺术作品的好坏并不能依据于其个体的孤立美感，而是取决于其在艺术史架构中的作用与意义。而在英国伯明翰的“广告牌计划”将展览由美术馆展厅延伸到公共空间领域，讨论艺术的边界及其与大众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而在项目展结束之后，名为“见所未见”的主题展，则是将之前项目展徘徊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自然、艺术与艺术语言以及艺术与大众生活中的具体讨论拉回到对于艺术本质的探寻中去。从视觉艺术最为基础的视觉感官的层面，来探讨当代艺术、艺术展览和美术馆的元问题。
主题展策展人首先确立的是这种探讨行为的模式，即对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区别于传统的主题先行的展览，本次主题展发展出一种“实践先行”的展览策略，这一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的策略思路将展览引向了一种建立在实验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框架。对作品的陈列不再是展览的最终形态和终极目标，恰恰是展览研究行为的开端。首先是对于研究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于作品的选择来限制研究的边界，随后再通过对观众的行为和展览的效果以及作品所带来的影响等研究对象的观察和对于这些原始数据的搜集，来获得展览前所不曾发现甚至不曾假设的新的知识，从而构建起新的观点甚至是理论框架。这种展览的模式所对应的是本届三年展试图通过视觉的展览，进而上升到对形而上的思想理论进行思辨性的探讨的目标。从这种层面上来看，“见所未见”更像是一个实验和搜集数据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充分地去挖掘作品在视觉上乃至于视觉之外的内涵。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由展览中的视觉图像创造和传播理论文字所无法呈现的内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理论的抽象性，让三年展对于理论的探讨更加的脚踏实地和言之有物。
在展览“见所未见”中，策展人似乎只是在传统的艺术品和艺术展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变量，即对于视觉感官的隔断。这种隔断却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它所导致的是对于艺术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定义范围直接的质问和怀疑。我们对于艺术种种定义，似乎都忽视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原点，那就是“可见”。当这一点被隔断之后，是否还有艺术能够幸存？一件无法观看的艺术品是否还是艺术品？可观看的程度和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有直接的联系等等……便如同追问是什么创造了造物主一样，“见所未见”将艺术的元问题从什么是艺术进而推向了什么是可见：可见的范围需要如何定义？是仅仅和生理的感官相联系？还是需要加入思想和精神的元素？想象力是不是一种可见？对想象之物的观看是否可以替代视觉感官的观看？展览前我们并不会有任何的答案，展览后我们得到的很可能也只是一些大致的猜测和可能，重要的是，通过将可见与未见高亮地标识出来，通过对艺术与视觉感官之间关系的质问，“见所未见”已经提出了最有价值的元问题，表现出它作为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主题展对于元问题最直接的关注。基于这种探索的目的，展览中并没有鲁莽地完全斩断一切视觉的可能，所有的参展作品都有它可见的部分，而这些可见的部分却都不是艺术品真正的内容，而只是一个指路牌，将观众指向巨大的不可见的山谷。在通过主题表现了自己对于艺术定义的之后，策展人转而通过具体的作品去进一步质询更加细致的问题：视觉感官与审美欣赏的关系；以及视觉感官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欺骗性对艺术理解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先行的理念下，展览中必然还会提出更多尖锐的和有意义的问题。
所谓“见所未见”，即是对于视觉未见之物在思维和精神上的所见。这种置身于感官视觉之外的所见正是区分审美欣赏与视觉观看行为的关键内容。对于一个布满灰尘的书本的观看，并不有异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任何事物的观看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观看只是一种生存状态下实用性的信息获取行为，在视觉之下对于所观事物的分析，例如材质、大小、距离以及实用功能的直觉判断，也都只是基础而实用的。这种观看行为是朴素的并且很难和艺术以及审美产生联系。然而在艺术家通过作品形式将观众的观看对象从书本本身转移为漫长的时间积累的时候，这种观看行为就变质成为了一种审美欣赏。“见所未见”所强调的并非未见，而是对于观看对象由具象向抽象的转移，也就是由感官的所见向思想的所见的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视觉感官的隔断也就成为了这种转移的动力。展览中对视觉的隔断人为地将我们平时的审美观看分割为了视觉和思想两个方面，而在对传统作品的欣赏中，这二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见所未见”突出了思想的方面，让我们对审美欣赏中被其所遮蔽的视觉观看和被其所彰显的思想理解都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欣赏，似乎从来都不是局限于视觉的层面；我们对于艺术品的追求，绝对不仅仅是对感官美感的追求。我们在观看艺术品时，更多的是在阅读，或者说通过思想和想象力去观看视觉感官背后的“未见”。正是这一层面的所见构成了我们审美活动的主体。那么视觉感官和思想理解的界限在什么位置？艺术品应当在二者中取得怎么样的一种平衡才能被称之为佳作？怎么样的视觉感官能够更好地激发观众的思想和想象力？什么样的思想和想象力能够进而丰富和完善视觉的感官体验？这是策展人在展览前留给展览和观众去解答的问题。在对于视觉感官进行隔断的同时，“见所未见”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欣赏首先依托的是视觉感官，既然我们需要视觉的可见来作为指向精神的所见的路标，那么视觉感官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欺骗性，是否会将我们的思想和想象力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在参展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现了视觉的这种局限。人类的视觉能力相对于其所认知的范围而言已经显得极端的贫乏，这种贫乏一方面表现在目力所及的空间距离和范围上，这种限定导致很多的视觉内容我们必须通过媒介才能看到，而经由媒介所看到的内容却已经经过了人为的挑选和限定。另一方面，我们的视觉关注在时间上也是有限的，太过缓慢的过程会被我们误视为静止，太过迅捷的过程会使我们无法看清。所以无论是缓慢地碰撞在一起的汽车，还是子弹击穿苹果的画面都是我们天然的视觉条件所无法捕捉的内容。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得通过视觉所造成的欺骗十分地轻易，通过图像再现的那些美国偏僻沙漠中的军事基地是否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只是艺术家为了表现政治阴谋而刻意制造的影像？子弹击穿物体的过程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人为制造出的假象？这种疑虑最终会导致一种对所有视觉感官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质疑。它是否最终会颠覆我们对于图像的信任？艺术在真实之外是否能够继续探知真理？既然一切都依靠于视觉，那么当视觉被左右的时候，我们将如何？而这些通过有限的视觉来引导想象力的作品是否会扩大或者缩小视觉艺术的极致与边界？
在对于视觉感官探索与追问的同时，“见所未见”也利用广东美术馆的多个展览场地，表现出了对于当代美术馆自身问题的关注。 “见所未见”突破了以往的呈现模式，将同一主题的艺术作品根据其最佳的展示方式与效果分批在不同的展示空间中展出。不同于以平行展形式出现的多场馆展示，如何选择场馆以及分配不同场馆的作品并使之相互联系，都必须建立在本次的学术主题和整个三年展的策展逻辑之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首先要理解美术馆在当下的概念，这不仅包括美术馆在形成之初所具有的作用以及意义，同时也包括美术馆在应对当下层出不穷、变动不居的艺术形式时不断改变的自身形态，以及在面对新的社会文化与城市经济体制下不断更新的概念内涵。这也是第四届三年展中我们所致力于的学术论题，回到美术馆自身这一问题是主题展学术论点的又一个基点，让美术馆由传统的模式理念向当代模式转换，并尝试使美术馆适应于当下的政治、社会、历史和美学要求。美术馆最大的性能在于处理审美与公共性的关系。而这与美术馆的物理属性即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以及它的精神属性即建筑本身生成的于外界的关系相关。在此基础上，需要力图解决两个问题：如何打破学科边界，建构多义性的展示空间；以及如何由展示艺术品为主体的美术馆向公众参与为主体的体验美术馆转化。
针对前者，展览选择了广州大剧院作为除广东美术馆的第一场馆。剧院与美术馆具有不同的职能作用。两者致力于展示不同存在方式、感知方式、创作方式的艺术形态。展览中将空间艺术与时空艺术；视觉艺术与视听艺术；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与穿插。而选择正佳广场则是出于对公众参与审美形式的实验。正佳广场作为既定的公共空间，艺术品对它的介入使得观看的过程以公众的需要和期待为中心展开。由于展示空间形态在概念上的转变，公众可以自觉主动的接近和体验那些起着构成文化、铸造记忆和寻根作用的艺术符号，并使公众通过与展品的互动，在知识、信仰、文化身份等诸多方面逐渐形成主动参与的习惯。就如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户外装置或者行为艺术直接进入到城镇的接到或者人们生活的公共空间。此举不仅使艺术进入了日常的生活空间，也逐渐变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媒介。
第9篇：视觉与艺术论文范文
在我们推崇的主体哲学中，理性与感性作为二元结构的对立面而存在，感性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而在消费文化下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充斥的当代视觉艺术就成为视觉感性发生的合理性契合处，广告、影视等视觉图像成为感望的表达媒介。迈克•费瑟斯通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道：“他们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够使与欲望，与、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流通起来，并将其推行开来。”[2]（P31）各种影像、图像大量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来满足人们以快乐为要求的，其所带来的视觉符号导致了一个仿真世界的出现，消解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距离，人们沉浸在这种“审美”的生活中，淡化了现实生活中工具理性模式化的思维，从而为感性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存在空间。当代视觉艺术凭借表达上的优势为感性正名，重新树立感性的价值。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对感性体验的表达让大众不再束缚于抽象的理念世界，颠覆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开始追求对世界的感性的体验，让现实的日常生活转变为一个充斥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以此让感性力量在空间上得到释放与满足。
感性体验取代了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位置，感性在社会主流文化层面获得推崇。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视觉艺术成为了推动欲望的“场域”，从而迎合了人们在消费文化下对感性快乐欲望的追求，它彰显了以欲望为旗号的消费商业文化出场的表征。当代视觉艺术在这种极致化的追求感性体验和感性的倡导下，使大众沉浸在了一个由影像符号所构建的虚拟的仿真世界，从而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界限，人们生存在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光环下，但这种抛弃了理性之本位的文化，成为了一种“毫无深度”的文化。“消费文化与电视产生了大量的影像与记号，从而产生了一个仿真的世界。在这个仿真的世界中，实在与意象之间的差异被消解，变成了极为表层的审美幻觉。
然而，对鲍德里亚来说，处于资本主义商品形式之逻辑核心的虚无主义———作为对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尼采主义———的发现，就是这样打破了所有的‘指涉性错觉’。”[2]（P79）当代视觉艺术当下正是以这种“毫无深度”的享受性的视觉性美学现实，来软化理性主义的神经，注重感性感观的美学原则被激发，使人们充分体会到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实现了彻底抛弃理性对其的引导性意义，走向了极致化感性的表达，感望与当代视觉艺术紧密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极致化的发展倾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批判工具理性的束缚性意义基础上走向了过分夸大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彻底抛弃了理性之于其存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的路径方向。因此，人们在观视这些视觉影像时，沉浸在虚幻的情景中，体会视觉冲击的美感，而剥离了理性精神的净化引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1]（P157）理性精神的丧失造成的就是视觉美感的意义性缺失，呈现的是空间的平面化画面，从而导致主体精神意义引导的匮乏。可以说，当代视觉艺术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抛弃了理性意义的引导，一味追求视觉感性的冲击，这种极致化的发展之路，造成了主体意义的消解，人在当代视觉的观视中无法得到价值论和生存论意义的引导，走向了感性主体的生存意义的虚无感。
在这种“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下，单一化的视觉感知成为艺术的依赖性因素，视觉感性体验被独立出来，并无限放大到了极致化的程度，当下视觉艺术作品丧失了深层意蕴的表达，严重背离了视觉艺术的发展要旨。虽然相对传统视觉艺术所倚重的深层意蕴这些因素，视觉感性的冲击在当下商业消费社会也足以吸引到大众的眼球，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复制的影像来满足人们的视觉消费需求。但是，当下视觉艺术作品的意蕴魅力逐渐丧失，缺少深厚意蕴对内容价值的支撑，完全依靠视觉感性的冲击。然而像这种走向了单薄化路径的视觉艺术是无法长期立足的。比如张艺谋导演的影视作品，前期作品《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在塑造手法上注重营造唯美画面，同时不忘内蕴深刻的人性的哲理揭示，这种深层的意蕴对主体人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然而随着商业氛围的渐浓，高科技拍摄技术的运用，其《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过度追求视觉画面的冲击，而忽略了内在意蕴的阐释，虽然在商业票房上攫取了利润，但其作品的发展却走向了极致化之路，以致当下其调整了发展路径，《山楂树之恋》等新近作品恢复到了意蕴的表达方向。我们也由此观视到视觉艺术所蕴含的内在意蕴，对艺术空间的展现表达和人性价值论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正视理性之于人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视觉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彻底抛弃了理性的引导，过度追求感性的表达，将最终走向主体精神意义的消解、灵魂的迷失而无家可归。
在对抗现代性的理性霸权地位运动中，除感性对理性的反抗之外，依靠审美的自律性也同样是当代视觉艺术对抗现代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代视觉艺术走向“纯艺术”的唯美主义视觉审美泛化的倾向，主张以“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的观念来对抗现实的世俗生活，让人们在精神世界实现对现实的洗礼，在超验的精神主体中忘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实现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当代视觉艺术所展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就是想通过这种艺术的自律实现与商业消费文化的反抗和抵制，在主体思想中通过美学的净化挣脱现实世俗的侵染，帮助人从工业文明的桎梏中超脱出来，最终达到审美化的生存境界。因此，当代视觉艺术为大众提供了一处唯美主义艺术自律的场所，大众希冀通过唯美主义的审美自律性来弥补世俗社会下的精神危机，实现唯美主义的审美救赎，使其灵魂得到拯救而免受功利化和物化的侵蚀。由此，当代视觉艺术追求唯美主义的视觉审美展现，注重视觉审美的外在形式对大众的冲击，为弥合大众对瞬时的体味，其发展中不断追求强烈的形式主义的展现，呈现出强调其形式因素的审美特征倾向。传统的视觉艺术在呈现中注重内在审美意蕴的表达，突出视觉效果下内涵的揭示，而将形式放到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就是重内容轻形式。然而，在当下消费社会的氛围中，当代视觉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方向性的把握，更加突出了形式的冲击这一因素。自唯美主义以来，形式开始摆脱其附属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艺术的核心范畴。比格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到：“艺术结构的形式———内容辩证法已越来越热衷于形式。较之于其形式层面，艺术作品的内容，其‘陈述’变得越加衰微，形式层面则被狭义的界定为审美的。”[3]由此可以看到形式已经在一定意义层面上与审美相契合，成为了审美的“代言人”，而艺术这一种作为升华了的情感表达和体验的独特表达形式，此时通过形式的表现性凸显了艺术的内在情感和意蕴。同时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王尔德也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他说：“艺术只有一条最高的法则，即形式的和谐的法则。”[4]其强调了艺术展现中美仅仅存在于艺术的形式的美，而不承认其内在指涉性的蕴含意义，这也就是詹明信在阐释后现代文化中所提出的“情感的消失”。詹明信认为，在后现代文化视野下，艺术作品的塑造趋向于肤浅，过去情感在艺术中的不断融合的现象不断褪去，情感因素逐渐趋于消失，艺术塑造中情感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模式被消解。与此相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也步入这一倾向，一切被形式所取代，表象形式成为事物的本体性特征。当代视觉艺术在其影响下，过度强调形式的重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一种平面化、无深度化的、极致化的形式主义的展现，而忽视甚至丢弃了价值和内涵意义的表达。因此，随着这种强调形式因素的艺术风气渐浓，其在艺术发展中的表达上也不断展现，而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就在这种强调形式的氛围下，不断强化这一发展模式，为迎合市场化及大众浅薄化的体验需求，对艺术的形式因素不断予以强化关注，试图通过唯美主义的视觉形式展现来让大众沉迷于其塑造的艺术世界。#p#分页标题#e#
- 上一篇：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 下一篇：精密测量技术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