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框架精选(九篇)

第1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一、现有艺术管理理论框架以及它的重要性

国内有关学者把框架定义为人们对某种组织或者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的结构。对于艺术管理理论的框架结构，主要注重对艺术管理信息的选择和重构。针对艺术管理这门学科而言，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目前主流的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即把艺术市场作为基本出发点，将艺术经济管理作为突破角度，把艺术经济管理分为三大模块，也就是宏观、中观和微观艺术经济管理。这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目前尚未划分出明了的界限。尽管有些学者的观点对于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重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是具体而言笔者对有些观点仍尚存异议。

二、当今艺术管理理论框架所存在的缺陷

（一）理论框架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之间存在冲突

就目前而言，现有的艺术管理理论框架是通过对管理权限范围和本身内外属性进行的一种划分。按照此种划分方式，可以把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分成三个部分，也即宏观框架、中观框架和微观框架。在实际上，如果将艺术经济管理范围进行扩大化的话，放在艺术管理范围的大背景下分析， 此时通过所得结论便会发现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实际上应该属于宏观上的东西，同时艺术行政管理与艺术产业管理，也未能够摆脱宏观艺术管理的控制，此种分类过程避开不了冗余的嫌疑。通过结论分析得出，艺术中介管理应该归属于宏观范围领域的艺术产业管理，但是在分析进程中，有些学者却把艺术中介管理划为微观艺术经济管理领域，此种做法明显使得分析过程和结论之间产生了对立。

（二）艺术产业管理和艺术行政管理被完全隔断

目前现有的艺术管理理论框架隔断了艺术产业管理与艺术行政管理之间的固有联系。也就是所谓二者相互分家，艺术行政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框架分支结构从艺术产业管理中摆脱了出来。各种迹象表明，艺术行业管理不能仅仅自身被包含于艺术产业管理，艺术产业管理应该拥有更广的范畴，艺术行政管理也应划属于这个范畴，且二者共属于宏观的艺术管理领域。艺术行业协会以及有关管理机构再对艺术行业进行管理和把控的时候其与政府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对该行业的管理的区别仅仅体现在管理主体以及管理所产生的效果的不同。对于其他管理事项来说，比如被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艺术企业的内部管理未被牵涉其中，而仅仅是对多样的盈利机构和非盈利机构通过规则使他们更加规范化罢了。

（三）微观艺术经济管理领域并不包含艺术中介管理

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中介就是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某一群体为单位，在艺术市场上充当艺术品流通职能的中间机构。一般情况下根据机构的设立目的，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分类，第一种是致力于传播文化的非盈利中介机构，第二种是主要为了获取利益的中介机构，再有就是两者性质兼有的艺术中介机构，从此看出，艺术中介仅仅在艺术生产方和艺术消费方之间起到一个连接的桥梁作用。这种关系就表明了艺术中介管理是不被微观的艺术经济管理所包含在内的，其应被划为艺术行业管理范围内，可将其称为艺术中介行业管理，和艺术生产管理以及消费管理共同构成艺术产业管理。宏观艺术管理在艺术管理理论框架中的表现形式就是艺术中介、行业、产业等管理所形成的综合体，该综合体的各个单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注重集合性的组织活动管理。相比较于微观的艺术管理而言，后者往往注重管理的内在联系，放在艺术管理理论框架中就表现在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中，也即相对于组织内部的相关因素的管理。从以上宏观以及微观艺术管理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中介管理应该并属于宏观的艺术管理而非微观。

（四）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划分标准不确切

国内对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且现有的划分方式也并不明确，目前主要是根据艺术管理主体之间的区别进行划分，同时考虑到艺术生产和艺术的流通过程。此种划分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往往导致艺术行业协会和艺术行政管理仅针对艺术管理的主题对艺术市场和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但是对于艺术中介管理来说，却是按艺术生产流通中产生的作用进行归纳出来的。多种不同的分类标准致使各种类别之间互相交叉和重叠。为了寻求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将艺术行政和行业管理二者共同纳入艺术产业管理范畴。

三、对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重构

（一）从纵向角度，可根据艺术管理的作用和范围来进行划分，此种划分模式下，艺术行政管理被归入宏观的艺术管理范围，艺术行业管理纳入中观艺术管理范畴，同时艺术的企业管理就演变为微观艺术管理范畴。此种通过纵向角度的划分方式对艺术管理理论框架而言，结构清晰明了，在培养艺术管理人才方面也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

（二）从横向角度进行划分，在此角度上可将艺术的具体门类作为艺术管理划分的依据。实际操作中，是将艺术管理分成四个大的种类，即造型、表演、语言和综合艺术管理。通过各自的名称就可知道，各类的管理范围比较明确。同时我们还可在各类名下设具体平行机构，就拿造型艺术管理来说，该类的管理对象主要涉及造型艺术门类，对其管理主体来说就包含造型艺术的生产、中介和服务组织等。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可将表演、语言和综合艺术管理进行类推。此种框架重构方式方法简单明确，非常有益于艺术管理门类专业的学生确定自己的研习方向。

第2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关键词：宏观审慎；金融调控；审慎监管

一、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提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宏观审慎的理念就已经出现，但有关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具体执行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这涉及到不同领域政策制定者特别是金融监管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问题。随着金融业的飞速发展，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广泛的混业经营使金融机构融为一体，无限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同质性和顺周期性；再加上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表外业务和高杠杆率，使金融业务的高回报率与高风险长期并存。随着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稳健合规，还必须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加强风险防范，而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则恰恰是以整个系统性稳定为目标来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2、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意义

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理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其中宏观审慎监管改革是宏观审慎金融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2009年以来，各国政府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启动了以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用宏观审慎性的概念来概括导致危机中“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监管不足、标准不高等问题。这个概念开始并不是太流行，但后来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被二十国集团（G20）及其他国际组织采用。

构建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也就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最终形成的会议文件及其附件中开始正式引用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在G20首尔峰会上，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包括最主要的监管以及宏观政策方面的内容，并已经得到了G20峰会的批准，要求G20各成员国落实执行。我国金融体系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不可忽视。因此，中共中央“17届五中全会”正式文件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建立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列入其中。而且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有关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研究动态

1、国外相关研究

构建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最主要的就是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措施。BIS的经济学家Claudio Borio（2003）从监管目标与最终目标两个层面比较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特点。他认为，在监管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是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经营。在最终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产出下降也就是实体经济下滑；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White(2004)进一步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其中除了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还包括对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综合使用。他认为，这样一个广泛的政策框架可以提供金融稳定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如金融体系的风险分布和风险传递导致的系统脆弱性等信息。

很多学者特别强调了中央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金融调控中所应发挥的作用。Michel Aglietta and Laurence Scialom(2009)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以货币和金融的双重稳定为目标并且需要担负广大的责任权限。William A．Ryback(2006)提出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责任需要重新定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对于支付和清算系统标准化的监督，关于金融稳定报告的，压力测试和方案分析，对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金融状况和公司以及家庭收支健康的关注。亚洲开发银行官员河合正弘和世界银行顾问Michael Pomerleano（2010）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部门在金融危机出现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他们认为，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就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手段抑制危机的扩散和蔓延。政策安排包括：（1）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和头寸短缺的金融机构及时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防止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进行严格检查，包括通过压力测试。（3）通过担保、转移不良贷款、再资本化等手段支持有问题但尚能生存的金融机构。（4）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消除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负反馈循环，以反映特定时期的真实经济情况。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发表的《强化合理监管，提高透明度》报告指出，作为微观审慎和市场一体化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此次峰会还宣布将原来的世界金融稳定论坛（FSF）改组为世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负责评估全球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性风险。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决定加强宏观审慎监管。2009年7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FS），全面监控英国金融业的风险并负责金融体系的稳定。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个法案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叙述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相关内容的文献较多。成家军（2009）认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是建立逆周期的银行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还有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机制。周小川（2010）认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等。刘锋（2011）从宏观审慎监管提出的背景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包括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主体、客体机制以及明确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等。

针对我国实施宏观审慎性的监管体系，有一些学者指出了我国主要监管机构所发挥的地位和作用。梁敏（2010）提出，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尤其在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下，由人民银行承担系统性监管职能是最佳选择。尹继志（2011）在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指出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明显加强。还指出实际上,中央银行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实施货币政策、开展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运行中都扮演着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角色。因此,强化中央银行监管权限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在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进一步明确其监管地位,赋予其应有的监管权限。

对于我国应该构建怎样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张晓慧（2010）从中央银行政策框架的演进以及对传统政策框架的反思，提出构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宋家生（2010）则判断中国现阶段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审慎监管的机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运用各自的专长和信息优势，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刘仁伍（2010）等建议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新体系：第一，要注重宏观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建立完备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第二，要注重宏观金融制度的建设，建立完备的宏观审慎制度。第三，要注重金融机构的安全和健康发展，建立完备的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第四，要注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协调，建立完备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第五。要注重宏观政策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建立完备的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第六，要注重监管部门的内部沟通和跨国协调合作，建立充分协作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总结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讲述宏观审慎的提出背景，以及对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的叙述。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上。大部分理论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在构建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并指出了构建宏观审慎金融调控体系的方法和相关建议。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确定的一个明确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还有就是我国应该怎样设定中央银行的职责，明确限定各主要监管机构责任以及制定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相关法规。随着各国经济发展，金融开放程度的不同，应构建适合我国在“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防化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具体到现阶段中国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可能存在一定得差距，但我国各大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已将宏观审慎监管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相信随着去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经济的不断开放，基于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水平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The futur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Jean-Charles Rochet Pierr-Franc,Webef,Vox EU[J]. (2009).

[2]The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 and frameworks：a stocktaking of issues and experience[R].BIS Working paper，2010.

[3]Borio and Shim.What can（macro-）prudential policy do to support monetary policy?[R].BIS Working Paper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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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小川.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J].十七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辅导读本.2010.

[6]李文汉.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9（7）.

[7]徐明东、刘晓星.金融系统稳定性评估:基于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国际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2008（2）.

[8]巴曙松，王爆怡，杜倩.从微观审慎看国际金融监管改革[J].金融研究.2010（5）.

[9] 郭田勇，廖力．金融危机和宏观审慎监管[J]．经济研究.2010(13):41-44.

第3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第4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 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 突发事件报道的新闻策划 以优化突发事件报道提升新闻专业网站的核心竞争力 突发事件的报道 新闻+谈话，打造突发事件报道的权威平台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图片伦理探析 新闻策划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运用 突发事件报道中地方新闻媒体的嬗变与突围 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下的公共安全事件报道研究 电视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危”与“机” 广播突发事件报道的作用与意义 军事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坚持与坚守 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 做好突发事件报道的意义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原则 突发事件报道的媒介价值 突发事件的整合报道 突发事件报道的逻辑流程 广播新闻记者如何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突发事件的平衡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突发事件的平衡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中敏")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文章选取“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相关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从框架理论和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媒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平衡性原则的把握，根据框架理论对报道内容分为不同框架单元，回顾此次爆炸事故的过程及传播途径，对媒体的报道倾向进行内容归类分析，同时关注公众话题分布情况，以探讨新媒体环境带来的公民话语权的转变对新媒体的新闻实践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突发事件;平衡报道;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038-02

当今社会是一个喜欢围观突发事件的社会，人们对于涉及教育、安全、交通等议题的突发事件格外关注。文中对突发事件的定义采用徐学江老师的观点，即突然发生、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因其“突发性”，重大突发事件总能迅速产生巨大冲击力和震撼力，在极短时间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大众对突发事件有强烈关注度，有权对突发事件原本面貌进行了解，文中对媒体的选择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媒体从业者囿于经济、政治等原因做出妥协，有的甚至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初衷。新闻专业主义总是被媒体从业者“选择性认同”或“部分执行”，这种“碎片式”存在，在新媒体环境中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突发事件这一重要议题，研究关注有两点：1.新媒体环境中，媒体如何在新闻平衡性方面建构事件过程的;2.公众话语权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1.框架理论。框架理论借用其他学科并在新闻学理论应用中发扬光大，最早由人类学家贝特森于1955年提出，新闻学中框架思想主要来源于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框架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2]。文中用框架理论来分析媒体从业者如何对突发事件进行选择事实、组织事实、建构事实，以致于最终左右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和认知。由此可见，媒体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凸显”的结果[3]，体现的是媒体的价值立场和经济选择。

2.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职业规范，核心理念是客观性和独立性，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严格的专业准则和理想，指导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活动。首先，客观性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做到客观、真实、准确;其次，独立性又要求新闻工作者的立场做到中立，不受其他因素所影响或左右。新闻的平衡报道就属于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的要求，文章从平衡性视角探讨突发事件的报道的原因在于，当今的媒体环境新闻失衡现象严重，不利于受众获取客观的事实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

文中以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使用框架理论，选择相应的新闻文本，对文本的报道框架设置不同的框架单元，对涉及的不同的框架单元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文中所使用的框架单元主要有事件原因框架、公众情绪框架、问责框架、人文关怀框架、事故定性框架、救援框架、事故影响框架等。文中选取的新闻文本的时间从2015年8月12日至2015年8月23日，对传播过程以及媒体报道进行分析，探讨媒体在新闻报道时对平衡理念的把握及变化。

公众情绪框架包括三点：1.社会公众对此事件主要关注什么？情绪是怎样的？（如愤怒、悲伤、震惊等）2.该事件受害者以及与受害者相关人员的情绪反应是怎样的？3.与该事件相关人员（如管理者）的情绪是怎样的？

问责框架包括三点：1.政府是否要为此事件负责？2.有无具体单位或个人为此事件负责？3.相关受害者的经济上的赔偿或其他相关抚恤等。

人文关怀框架包括三点：1.是否涉及与事件相关的受害者或家属的生命、生活？2.是否有现场照片或者其它的能引起公众感情共鸣？3.该事件对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怎样影响？

事件定性框架包括两点：1.事件发生原因由何引起？人为因素还是非人为因素？2.事件定性为事故、自然灾害还是其它？

救援框架包括三点：1.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的救援方案或处理方案是怎样的？2.政府对事故中受伤人群（死亡人群、失踪人群）的拯救态度或情况是怎样的？3.志愿者或其他社会组织对事件有怎样的行动？

事件影响框架包括两点：1.事件对企业或者政府造成了怎样的经济损失？2.事件对相关个人带来怎样的经济损失？

二、研究发现

1.“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过程。2015年8月12日23时34分，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文中对此次爆炸事故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事件发生期（8月12日），报道主要以快讯等形式以及网民以微博微信等方式对事件进行传播，形成舆论;第二阶段：事件蔓延期（8月13日至8月14日），媒体此阶段的关注点主要是救援、伤亡、影响等议题，社会的舆论关注度以及情绪的变化呈上升趋势并在13日达到峰值;第三阶段：事件平缓期（8月15日至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即8月23日为止），媒体对事件报道的议题主要在事件原因调查、事故问责、政府行为、事件影响等方面，事件渐渐淡出公众舆论话题中心。

2.传播路径。8月12日晚天津港瑞海物流公司危化品仓库发生爆炸，新浪微博@背影YE销魂、@想念Tequila等用户陆续爆炸相关信息或图片引发网民关注。8月13日凌晨，@头条新闻、@人民日报等蓝V相继转载爆炸相关消息，@范冰冰、@唐嫣等名人明星转发相关微博，国际在线、凤凰网等媒体对事件加以报道，天津爆炸事件舆情热度迅速上升。爆炸事故后，、作出指示批示，天津市政府自8月13日开始每日召开新闻会公布最新伤亡情况及其他事故相关事宜，财经网、澎湃新闻网等媒体进行跟踪报道，网民亦对事件持续保持关注。目前，爆炸事故起因、涉事企业幕后控制人、受灾民众如何救治善后、环境是否受到污染等问题仍然是媒体及网民关注的焦点，预计天津爆炸事件的相关舆情将持续发酵。

3.媒体报道倾向分析。2015年8月12日至2015年8月23日，媒体关于“天津‘8・12’爆炸事件”的新闻报道约796000篇，报道的主要网站为：中国新闻网、新华社、新华网、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网络媒体。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关键词提取、主题聚类分析，可知其倾向性如下：

事件发生后，报道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故和伤亡情况的新闻数量占26%，另外是报道救援及善后工作和官方回应的新闻各占21%、18%，对涉事企业及对居民区的影响占比较少占9%、7%，其他类别新闻占3%。媒体报道框架主要是“事件的定性的框架”，对事件的定性是“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同样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官方媒体的受骗报道将其定性为“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后，救援框架特别凸显出来，官方媒体表达的重要话语就是积极展开救援，同时“问责框架”和“官方回应框架”也被积极构建，体现政府和领导对此事件的态度和重视程度。“问责框架”一般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和对事件处理后被大量使用。

媒体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对消息的披露，一般遵循的过程是醒目的头条标题引起受众关注 ，接下来的事件详情介绍中常常以大量图片文字，详细描述新闻事件。顺应受众心理，首先带入新闻现场图片和最新灾情详细报道，同时搭配几则事件侧面消息的组合，对背景资料的选择，让受众可以广视角、深层次的解读事件。

4.网民话题分析。2015年8月12日至2015年8月23日，网民关于“天津‘8・12’爆炸事件”的言论有2217万条，言论主要来自新浪微博。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关键词提取、主题聚类分析，可知其倾向性如下：

在网民关注话题中，传播天津“8・12”爆炸事故和致敬天津爆炸事故牺牲消防战士的言论占比较大，占比为26%、17%;其后是有关天津爆炸事故死伤者人数和认为指挥灭火不当导致消防员无辜牺牲的言论，占比为14%、12%;质疑政府危机公关和涉事企业的言论占比为11%和9%;责问爆炸地点离居民区近的言论占比为7%，其他话题占4%。网民关注框架里事件发生初期主要是爆炸的新闻，随后是对伤亡以及救援情况的关注，随着事件的发展，网民的关注框架转移到到伤亡消防员的致敬，并且伴随着对政府处理危机能力的质疑和事故问责框架的持续关注。我们可以对比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网友关注的框架主要是事故信息、对事件的质疑和对伤亡者表达人文关怀，看来网民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关注的话题框架变化不大。

三、结 论

在以往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各方话语权的失衡、媒体在编码中掺杂着非理性情绪、信息源未经核实随意引用等，随着新媒体的繁荣，网友对议题参与更加活跃，甚至许多新闻来源于网民提供的信息，虽然传统媒体在现代社会环境依然是官方话语的代言者，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中我们在责问的同时也要看到进步，传统媒体的报道框架还是相对平衡的，对事件定性、救援方面有积极客观的呈现，新闻从业者在新闻报道方面首先遵循的是“客观性原则”，即新闻报道按照不偏不倚的程序。

研究发现突发事件发生时，传统媒体建构的官方对事件的定性、积极的救援、事故问责等框架，总伴随着公众（广大网民）对事件的质疑、谴责等负面情绪，新媒体如微博的力量，对传统媒体的话语权有一定的约束力，形成一种公众（民间）话语平台。公众话语权与媒体话语建构之间双重互动对当前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有良好的刺激作用。本文中对报道内容的选择限于时间原因，存在一些不足，对样本的选择以及对新闻框架的分类都有待完善，对于媒体在突发事件新闻平衡报道方面的实践如果能从同类事件的纵向比较，结果会更加科学，同时在突发事件中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化也是值得详细探讨的一个内容。

参考文献：

[1]徐学江.突发事件与国家形象[J].中国记者，1998（9）.

第5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关键词】新浪微博；陈永洲事件；框架分析

前《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在微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在捍卫记者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关于长沙警方跨省刑拘记者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报社作为社会公器在头版刊发此类文章是否妥当、陈永洲是否真正捏造事实等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然而10月26日CCTV播放了陈永洲认罪的新闻画面。至此大家的关注点似乎都集中到了陈永洲个人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上面。媒体微博是如何呈现这一事件的？本文尝试综合运用量化和质化分析方法，从框架理论的角度探讨媒体微博对陈永洲事件的报道特点。

一、理论溯源

“框架”作为对新闻研究产生影响的概念始于1974年社会学家戈夫曼，“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吉特林发展了戈夫曼的理论，提出框架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使其含义更加具体。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类似，框架理论强调新闻和媒介组织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新闻报道的呈现方式会直接影响受众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感知，因此研究框架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前传播学领域对框架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戈夫曼最初的讨论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范畴：（1）从文本生产角度考查框架如何被设置；（2）从文本内容角度考察具体的框架是什么，即“媒介框架”；（3）从受众接收角度考查框架效果，即“受众框架”。其中对文本内容的框架分析是关键，它连接了文本生产与消费两个重要环节并构成另外两种研究倾向的基础。本文主要从文本内容角度考查媒体微博如何再现陈永洲事件。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

学者潘忠党和陈阳提倡根据样本量大小、研究者个人能力水平以及研究的实际需要等来确定使用定性还是定量的方法，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为结合补充。臧国仁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概括了框架的内在结构：宏观层面主要回答有关新闻主题的问题；中观层面主要包括新闻事件的内容、进程、影响和结果、对新闻事件的评价和态度等；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新闻报道的语言和修辞。本文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尝试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该议题进行框架分析。

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平台，选取@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网（以下简称@人、@中、@财）三个研究主体。

样本量：以“陈永洲”为关键词搜索、以“条”为单位，包括原创和转发，样本总量为59条，其中@人16条；@中5条；@财38条。

三、研究成果

（一）宏观层面：微博信息的主题

由于事件的复杂性，陈永洲事件涉及多个方面的话题讨论，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将其总结为以下四个主题：

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包括对陈永洲个人是否捏造事实的讨论、各方对记者舆论监督权的捍卫等。

商业公司的公平竞争：包括贿赂记者诋毁竞争对手、动用公权力打击报复等。

长沙警方跨省刑拘的合法性。

媒体单位自身的专业性：包括《新快报》头版刊文、编审流程不够严格和央视播放陈永洲认罪画面等方面。

三家媒体微博的具体呈现如下表所示：

从微博数量上来看，@财最多，@人次之，@中最少。三家媒体微博都聚焦于“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这一议题上面。@财涵盖的议题范围更为广泛，四方面均有涉及，尤其在“商业公司的公平竞争”方面，@财有16%的关注度，这与其作为财经类媒体的定位有直接关系。对于“媒体单位自身的专业性”，@人和@中虽都有呈现，但都集中在《新快报》对把关不严方面，而对央视播放陈永洲自证其罪录像这一不恰当行为未置一词。

总的来说，@人和@中主要将陈永洲事件置于记者个人职业操守有亏这一框架之内，其他方面虽有涉及，但停留于只言片语的“提及”，未深入讨论。@财对各个议题的关注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平衡，对不同主题的讨论也较为深入。

（二）中观层面：微博报道的时间进程、报道角度、信息源

1.微博报道的时间与事件进程的关系

《新快报》于2013年10月23日在头版刊发《请放人》一文，陈永洲事件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在微博中对该事件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之内。23号《新快报》刊文和26号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录像是两个重要节点，微博中的报道在这两天也表现出了一个小高峰，基本与事件的发展进程一致。具体数量关系如下表所示：（单位：条）

2.微博内容的角度

本文将对陈永洲事件的微博报道的角度分为四个方面：事件进展、各方回应、对事件的评价（主要指记者和媒体行业自律方面）、反思和追问（尤其指针对记者职业道德之外部分的分析），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中只局限于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人不仅关注事件进展，并且刊发相关评论文章，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财则从更丰富立体的角度展现事件，尤其在对记者职业道德范畴之外的相关讨论是@人和@中所不具备的，这一方面体现了财经网“客观、专业的视角”，也是其增加网站点击率的策略。总之，媒体微博作为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其信息呈现基本体现其母媒体的宗旨。

3.微博内容信息源的选择

信息源是框架分析中不能绕过的环节。由于微博自身的特点，对事件信息的报道主要是转发其他原创微博和转载其他网站的信息。但是转发和转载都经过筛选的。这个“筛选”的过程即体现了不同的框架建构原则。本文将陈永洲事件中微博中的信息源分为官方（包括中国记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媒体（《人民日报》、央视和其他媒体等）、专家（法律专家、新闻传播学教授和其他学者等）和涉事方（包括陈永洲、《新快报》、长沙警方）进行统计，完全重复的信息里出现的信息源不计，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样本微博对于事件基本事实的呈现都是转载主流媒体如央视、新华社的内容，具有较高重复性。但对不同观点的展现有所不同。尤其在央视播放陈永洲承认犯罪事实的录像后，除了原创微博，@人以长微博的形式转发《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基本围绕“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而@财则多次引用在财经网刊载的不同专家的分析文章，讨论的议题范围也更全面。由此可见在表达观点的方式方面，@人更为直接，体现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财则更侧重于通过转述第三方观点（主要是专家学者）来体现自身价值指涉的客观性。

（三）微观层面：对陈永洲媒介形象的塑造和言语特点

关于陈永洲媒介形象的塑造，@人以央视播放认罪视频为转折点，前期将其作为一个简单“记者”来对待，微博内容局限于对事件的描述，比较中立客观。在26号开始即作为一个职业道德有亏的特定个体来对待，在摘录新华网相关报道的微博中，使用“悔恨不已”“贪图钱财”“为了出名”“违背了新闻操守”等字样，突出其作为个人的不当行为。在@人的原创微博和转发的《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中，更直指陈永洲为“舆论打手”“害群之马”，沦为“资本的附庸”、“不惜造谣诽谤”，“新闻界…清理门户、整肃力量”。纵观@人民日报所有微博内容，大致是以一种批判态度、集中在对陈永洲的讨伐之上。

@财同样转发了央视播出的悔罪视频，但并未转发新华网题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事拘留》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中“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罪”，并多次出现“捏造事实”“污蔑诋毁”“主观臆断”“断章取义”等感彩强烈词语。与@人不同，@财在对待陈永洲的态度方面更为温和理性，不仅尽量避免使用倾向性明显的词汇，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为其“辩护”。如在回答网友“不抓怎么审”的问题时：

【答】判断新闻报道失实与否，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并非所有的报道失实都等同于”损害商业信誉”。至于怀疑陈永洲”本身也有问题”，属于偷换概念，如果警方掌握了其涉嫌敲诈勒索或受贿的证据，应使用这两个罪名刑拘他，不能”先抓后审”。

在与网友的互动中，会专门去纠正一些不准确的理解，比如有网友提到“陈永洲已经伏法”，@财经网做出解释：【微知识：伏法、服法】伏法，指罪犯被执行死刑。服法，指罪犯认罪，依法受刑，服从法院的判决。陈永洲目前仅是被检查机关批捕，案件尚未经人民法院审理。因此，他既未服法，更未伏法。

同时，@财经网微博除了关注陈永洲个人，还对更深层次的内容给予关注，以“质疑”的语气频频出现：“谁在指使陈永洲？”、“‘他人’是谁？为什么这么做”、“长沙警方……执法程序是否合法”、“陈永洲是否构成损害商誉罪”、“央视播发陈永洲‘现身说法’的报道有何问题”等。

四、总结与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三家媒体微博内容都遵循着不同的报道框架，@中停留在事件描述上，微博数量也较少。@人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并积极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其报道重点集中在对记者个人职业操守的讨论上，并对陈永洲行为提出批判，对问题的深化也只是沿着规范新闻行业行为、提升媒体公信力的方向。@财则更立体多维地展现事件，注重挖掘事件背后的控制力量，包括对警方执法程序的质疑、对媒体“媒介审判”的追问、对商业公司市场竞争的反思等。

海量信息时代，媒介框架几乎成为新闻报道的必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新闻的“客观性”根本就是伪命题，是“新闻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滥调”。事实上，在不同的信息图景的勾勒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传播政治经济力量。

最后，本文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未能选择更大的样本量；同时，本文写作时已经是事件发生后近两月，由于微博“删帖”情况的存在，现在所获取的样本与最原始的微博信息有一定差别。其次，由于笔者自身知识积淀有限，在对样本进行分析尤其是定性分析时不够深入。

参考文献

[1] 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北：三民书店，1999.

[3]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第6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一、引言

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诞生以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种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的文章纷纷涌现。其中，部分学者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并把悖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3］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 and 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 and 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 and 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 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 et 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 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 and 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 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 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杰，李勇，刘志彪．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J］．管理世界, 2009 (12)．

［2］钱学锋，王菊蓉，黄云湖，王胜．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

［3］ 李春顶．中国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J］．世界经济, 2010(7)．

［4］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 2006(11)．

［5］Starrett, D. 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8, 17(1).

［6］Dixit, A. and Stiglitz,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2).

［7］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8］Melitz, Marc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9］Baldwin, R. and T. Okubo.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3).

［10］Melitz, Marc J. and G. Ottaviano.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

［11］Combes, P., Duraton, G., Gobillon, L., Puga, D., Roux, S.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J］.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 7191.

［12］Behrens, K., G. Duranton, and F. Robert-Nicoud. Productive cities: Sorting, selection, and agglomeration, working paper, 2010.

［13］Ottaviano G.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1(1).

［14］Okubo, T., Picard, P., Thisse, J.-F.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 ［J］.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8, No.6978.

［15］Ottaviano, G., T. Tabuchi and J.-F. Thisse.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2).

［16］Bernard, A. B., J. Eaton, J. B. Jensen and S. Kortum.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7］Holmes Thomas, Wentai Hsu and Sanghoon Lee. A model of cit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exit ［J］. Working paper, 2010.

［18］Asplund and Nocke. Firm turnover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y, 2006, 73 (2).

［19］Foster,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1).

［20］Venables, A. Productivity in cit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21］Antràs, Pol, Elhanan Helpman. Global Sourc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3).

第7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关键词] 环境成本管理 企业环境成本管理 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

一、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企业，症结在管理

如今，地球资源退化、空气和水污染、矿产森林资源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效应发生、物种减少等问题日渐突出。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存在密切关系。据有关专家对各种污染物来源所作的分析,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来自企业，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2005年11月发生的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引起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消息披露，双苯厂的爆炸是由于设备装置“循环不畅”、“处理不当”，才造成悲剧发生。一个“不畅”，一个“不当”，说明其中存在着技术原因之外的人为因素，暴露出的是企业管理方面的漏洞。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快速工业化损害环境为题的文章中讲到：如果说吉化公司双苯厂的爆炸是偶然，它可能主要属于企业管理不善，但其中寓含的必然性十分明显：如果企业的环保意识很强，像这次的爆炸事故就不会如此轻易发生 。而事隔不到一个月，由于韶关冶炼厂设备检修期间超标排放含镉废水，造成了由企业违法超标排放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事故如此频繁，说明了企业的环境管理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环境问题的恶化需要人们投入环境成本去治理和保护。然而，环境成本的核算与管理却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国家的宏观经济核算并未涵盖环境成本，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和净值明显高估，环境成本补偿严重不足。微观层次未建立和实行环境成本管理制度，使得企业长期对环境资源的严重破坏现象得以长期存在，免除了本应承担的环境责任。显然，这与环境成本管理理论建设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二、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研究是多学科的交叉领域

环境成本理论的建立离不开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撑，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它的理论依据。

1.环境经济学理论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吸收了马歇尔和庇古的外在性理论、威克塞尔和鲍思的公益理论、威克塞尔的一般均衡理论等，研究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理论、方法和政策。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环境成本的模式和方法提供借鉴，拓展了成本的确认、计量与分析的视野和范围。但因为这些著作仅将环境成本作为一个辅助手段被应用于环境经济的分析之中，同时较少涉及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与管理，而是从经济学的大界面探讨环境问题，故环境成本并未作为一个重点内容加以探讨。

2.环境会计学可帮助我们从企业微观层次分析探讨如何将环境污染的外部经济成本纳入企业产权范围内的成本核算。环境会计的研究是从会计核算角度探讨了环境会计的基本问题，它将环境成本作为一项会计要素，来研究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问题,多数从企业环境会计这一微观层面出发，提高了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可操作性。但也可看出因这类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环境会计体系的构建上，故对环境成本研究未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环境成本加以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3.其他研究: 环境管理学的成本观主要体现在管理水平、环节、过程与环境成本形成的有机联系上，有助于研究企业环境成本动因、计算对象及归属期等成本要素，并谋求成本效益和结构最优化。在系统工程和技术经济的研究中在环境成本方面，研究扩展了与其对应效益的评价与比较，强调了环境成本的决策能动性，突出了成本与效益统一体的辩证思想。这无疑对环境成本管理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陆续颁布的isol4000族的相关标准的陆续出台，这些标准主要是针对环境管理体系(ems)、环境审核等内容来制定的，有些涉及到环境成本费用数据的收集与环境成本相关的环境负荷的寿命周期评估等方法。尽管它只是将环境成本作为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来阐述，而未涉及环境成本的定义、核算等内容，但其间许多方法和思想仍可供研究环境成本运行机理参考。

综上所述，环境成本的研究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目前专门针对环境成本的系统研究还不成熟，尤其集中对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研究就更不多见。由此，笔者认为，从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构建一个有指导意义的环境成本管理框架是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的。

三、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的构建

环境成本管理是在传统成本管理的基础上，把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经营成本的范围，从而对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所发生的环境成本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预测、决策、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等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工作。企业环境成本管理从组织管理角度看是一系列的预测、决策、控制、核算和分析的过程，同时从生产、技术、经营的角度看，它又是一种成本形成全过程的管理，框架结构如上图：

1.企业环境成本管理内容。

(1)企业环境成本目标。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以最优的环境成本取得最佳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企业既不能盲目地为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企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破坏的“外部成本”，不对企业环境污染及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成本”进行合理估计确认和计量，虚减企业成本虚增经济利益；同时笔者认为，也不能硬性地规定企业增加环境成本的投入，在实践中反而影响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效果。企业环境成本的管理目标不是简单地增加与减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不同的企业在总体目标基础上，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具体环境成本管理目标。

(2)企业环境成本预测。环境成本预测是建立环境成本对象和环境成本动因之间的适当关系，用以准确预测环境成本的过程。环境成本预测既是环境成本管理工作的起点，也是环境成本事前控制成败的关键。实践证明，合理有效的环境成本决策方案和先进可行的环境成本计划都必须建立在科学严密的环境成本预测基础之上。通过对不同决策方案中环境成本水平的预测与比较，可以从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角度，为企业选择最优环境成本决策和制定先进可行的环境成本计划提供依据。

(3)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是指企业运用一系列的手段和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涉及有关生态环境的各种活动所实施的一种旨在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约束化管理行为和政策实施。它以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目标为前提，以环境成本预测为依据，采用适合的模式与政策，控制环境成本形成的全过程。

(4)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环境成本信息。它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发生过程进行反映，描述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发生的坏境负荷及治理数据信息，并按成本核算原则确认和计量环境成本费用，衡量评价环境成本投入所带来的环境效果与经济效益，编制出环境成本报告书对外公布。接受外部环境评价，为内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5)企业环境成本监测预警。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对环境成本进行监测和控制，建立环境成本监测预警系统。运用企业在环境成本控制和环境成本核算中积累的环境成本数据和信息，摸索环境成本的变化规律，预测企业环境成本变化的趋势，当企业环境成本达到临界值时，提供预警。

(6)企业环境成本的评价与应用。企业环境成本评价是依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方面的相互关系，借助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比较得出评价结论。分析出影响环境成本变动的因素，制定或修改新的环境成本控制方案。同时，将企业环境成本信息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中，参与企业战略决策。

2.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结构间关系

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是个有机整体，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目标统驭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企业环境成本预测是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起点，预测指导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与核算。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需要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反映与监督，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为控制提供相关的成本信息。通过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和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对环境成本进行监测，若遇预警，调节控制与核算，以避免风险。管理效果通过企业环境成本评价来评析，并为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应用提供借鉴。如在评价与应用中发现问题，反馈至目标确定部分，如此反复，从而达到优化企业环境成本的目的。

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微观实现途径，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的构建是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基础和关键，该框架必定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日益得到丰富与完善。

参考文献:

第8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第9篇：微观经济学框架范文

2013年1月20日，凤凰卫视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发表博文《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并同步长微博，被媒体解读为“暗讽”柴静。

本文一方面利用框架分析理论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对各方的话语体系构建进行描述与分析；另一方面，也利用框架分析理论对闾丘露薇所提出的“电视新闻记者”与“主持人”概念的廓清发表看法，试图提供另一种新闻业务讨论的思路。

传统媒体报道的框架装置

美国学者吉姆森的框架分析理论认为，媒体的框架建构过程同时是一种“价值添加”的过程，新闻故事成品均有一个主要的叙事框架，而这框架还可分成“框架装置”与“推理装置”两大部分。①又因为此事属于偶发事件，无法从单一事件中直接厘清蕴含其中的推理装置，所以本文只利用框架装置对传统媒体的报道话语进行分析。

1.隐喻：玫瑰和女神

在传统纸媒的报道中，柴静和闾丘露薇为主要隐喻本体。

具体看来，有关柴静和闾丘露薇有一个共同的隐喻——“玫瑰”。如《武汉晨报》就以《“玫瑰”何苦为难“玫瑰”》为题，把两人并称为“玫瑰”，这既有对其正面形象的肯定，又有极强的性别色彩。

更多的隐喻集中在柴静身上，并冠之以“女神”的名号。如《深圳晚报》表示“被誉为公知女神的才女记者柴静，这些天的体会应该尤其深”。“女神”这一隐喻就充满了预设立场和感彩。

2.例子：私生活和工作

在所有对此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引用最多的例子为闾丘露薇对“电视新闻记者”、“主持人”以及柴静报道方式的评价。虽然使受众参与到新闻业务之中，但因为媒体对柴静私生活以及主持人董路对柴静游走于“老男人饭局”的不屑的关注，稀释了报道本该有的正确引导，转而成了娱乐八卦。

3.短句、描述与视觉影像

在有关此事的报道中，传统媒体新闻标题经历了三个时期：“闾丘露薇‘暗讽’柴静”式；客观中立式；主持人董路发表博文，媒体把标题设置集中在“演”、“老男人饭局”、“女神”以及“砍柴”等词汇上。

在所有对“砍柴运动”的报道中，第三人称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报道与评论，但网友观点被大量频繁引用，难免会给受众带来“拼凑”和“不深入”的感觉。

总体看来，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中较少使用图片与照片，只有极少数纸媒在报道中插入照片，而照片的主角绝大部分都是柴静，较少部分是闾丘露薇以及闾丘露薇和柴静的照片同时登出。

网友认知与差异

1.内容分布总况

网友对此事发表微博的内容分布种类及比例②

2.内容分析与具体类目

根据对200条微博样本统计，发现“关于闾丘露薇与柴静的新闻专业性讨论”这一内容在微博中被讨论的次数最多，通过对普通草根网友的意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其媒介素养及其特点。

总体来看，网友对此事中涉及到的一些新闻业务以及新闻概念，并不明晰，大多以个人直观感受与经验为依据，对新闻专业性的话题发表意见。从认知的方面讲，有三个方面的讨论最多：人文关怀与煽情；节目是否“好看”；对专业性的强调与其他意义。

在人文关怀与煽情方面，只有很少部分人提出柴静式采访其实是属于一种“人文关怀”——这一专业术语，即便有赞赏柴静在采访过程的介入以及一些情感表达的网友，也只是用通俗化的“感人”以及“有人情味”来形容；而有相当部分的网友则认为柴静在采访过程中运用了太多的煽情，使节目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新闻采访以及节目制作的专业性问题的强调中，网友绝大部分是站在闾丘露薇这边，并在讨论的过程中加以自己的看法，此类极具专业性的讨论中只有少部分网友赞同柴静的采访方式。

事件框架与主题框架

政治学家伊扬戈尔把新闻框架分成事件框架和主题框架两个主要框架。

彭增军在《媒介内容分析法》一书中说：“事件框架关注具体新闻事件的报道，就事论事。主题框架更关注于新闻事件的背景和所解释的问题。通常通过大的环境和数据来进行。”③在伊扬戈尔等人看来，事件框架在叙述过程中把问题多归结于人的原因，主题框架则一般会把问题的剖析上升到大环境的层次。

用框架理论的观点来看这场论争，闾丘露薇主张的是在电视新闻节目采访中要着重于主题框架的塑造，而非柴静在节目中以及在其书中所强调对“人”的事件框架的把握。

新闻事件中活动的主体是人，无论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新闻报道的专业性来讲，对人物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如闾丘露薇在其博文中指出的，关注人是比较安全并且“讨巧”的，但受益的是媒体人，言下之意，缺乏对社会大环境和制度的质疑是一种缺乏新闻专业性的表现，并不利于整个制度向前推进。

到底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新闻报道应该采用柴静式的事件框架，还是闾丘露薇所倡导的主题框架呢？这其实要和节目的定位与主旨相呼应。如果是人物专访类节目，不论其是否具有新闻性，对人的把握是第一位的，使用事件框架并无不可；但如果是非人物专访，而是偏重于专题，那么不论其是否具有新闻性，就应该在对具体人物把握的基础上，对更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剖析，而非在“煽情”、“感人”以及“引发感慨”之后戛然而止。

柴静现在所做的栏目《看见》，无论从其自我要求还是栏目内容来看，都以事件框架叙述为主，但《看见》栏目的题材选择常定位于那些社会当下的热点事件或负面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关涉到事件当事人，而且往往与一定的制度或环境相关，可惜的是因为有太多对个人的铺陈而把更深的剖析止于开始。

基于此，闾丘露薇对柴静式采访的批评应该被学界和业界重视起来，以正确合理的概念对栏目或者节目作清晰的界定，由此才能做出更好、更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新闻，而非单纯满足受众的感性需求。

结 语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在报道评论此事的过程中，专业讨论缺失、“标题党”现象频出以及事实与语言的表述偏差是应该被批评的地方，充满了噱头式的“黄色新闻”风格使一些传统媒体风骨尽失。

对于网络舆论来说，值得肯定的是，当网络中出现对当事人私生活的种种传闻时，网络以其独特的自净能力，使事件并未完全偏离新闻业务讨论的轨道。

从传统媒体与网络舆情的对比来看，在关涉到新闻采访业务话题的讨论热度上，传统媒体并无太多专业性的讨论，反倒是网友充满了讨论的热情，这一方面说明了公众在媒介素养方面整体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注释：

①叶柳 杨击：《“胡润百富榜”媒体报道话语分析》[J]，《新闻记者》，2012年第8期，第72页

②本文的网友认知，通过对新浪微博进行抽样后统计分析得出，样本中没有通过认证的“草根”网友所发微博共180条，分布在12天里，每天随机抽样15条；样本中通过认证的“加V”网友所发微博共120条，分布在12天里，每天随机抽样1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