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Thurow,Doeringer,Piore等人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问的流动较少。Thurow等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后,许多国家的研究者纷纷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我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些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2004年东南沿海各省出现企业招工困难后,我国当前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合理性更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据一份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了68元。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低下与增长速度的缓慢同我国每年高速增长的GDP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不合理显而易见。那么,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应该如何确立,我们又该如何完善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经历200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

    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其家室而传宗接代了”。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最初上升,而超过某一点后,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后来,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

    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因此,通过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分析,制度学派认为,劳动者工资率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劳动者所处的产业或部门,另一个是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笔者认为,新古典学派与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认识的分歧其实可以看成是理论与现实的不完全一致。新古典学派从理论上回答了“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而制度学派则是从现实的角度研究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分析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完善工资机制的理解。

    (二)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

    首先,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我国的工资机制。其次,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再次,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即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我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我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徘徊在城市的门口,虽然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他们都无法成为城

第2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2）.

[2]张原.职业―产业结构与地区就业结构转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3]蔡，都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9）.

[4]赖德胜.制度变迁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暨南大学，2009.

第3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经济学基础理论试题

简答：

1、劳动力商品价值105

答：劳动力诗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方面，1、维持劳动者本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山羊劳动者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保证劳动力的补充和延续。3、劳动者的教育和训练费用，以适应生产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需要。此外，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包含着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2、货币流通规律121

答：决定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规律即货币流通规律。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三个因素，1、待销售的商品总量。2、商品价格水平。3、单位货币流通速度。他们之间的关系用公式表示是：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待销售的商品总量*商品价格水平/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待销售的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

3、利润率的因素137

答：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后，剩余价值率也就转化为利润率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决定利润率的因素有：1、剩余价值率的高低。2、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3、资本周转速度。4、不变资本的节省。

3、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

答：平均利润率是按社会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继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额与社会总资本的比率。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的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等与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基本经济特征61

答:1、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仍比较落后。2、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3、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5、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240

答: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是:

1、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要保持平衡，即I(v+m)=IIc。要实现简单再生产，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要保持一致的比例关系，达到供求平衡，是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2、第一部类产品的实现和两大部类补偿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要保持平衡，即;I(c+v+m)=Ic+IIc。社会生产要按照原有规模不断地进行，第一部类生产的产品就必须能够补偿两大部类所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3、第二部类产品的实现要与两大部类个人消费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即：II(c+v+m)=I(c+m)+II(v+m)。社会上用于个人消费需要的产品必须和第二部类所生产的产品保持平衡，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辨析：

1、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

错。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于近代资本主义，始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2、一切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对于商品生产者和够吗这可以同时拥有。

错。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矛盾的统一

3、产业资本连续循环的条件是产业资本运动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都必须创造剩余价值。

对。

4、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目标就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即实现总共给量和总需求量的相等。

对。这是保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论述：

1、如何理解知识经济时代及其特点。

答：最早使用知识经济一词的是联合国研究机构，他在60年代初使用这一概念说明新型经济的性质。狭义的知识经济是指知识产业，广义的知识经济是指一种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特点是：1、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基础，经济发展持续化。2、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经济信息网络化。3、以服务产业为主要角色，产业知识化。4、以知识资本为主导，产值轻型化。5、以全球范围为着眼点，世界经济一体化。6、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细胞，决策和管理知识化。7、以学习、教育为根本，人才素质高级化。

2、正确理解企业的素质和活力。

答：企业素质是指决定企业活动能量大小的各种内在因素的综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员素质，它包括管理人员素质，科技人员素质和直接劳动者的素质。2、技术装备素质，这是企业素质的物质基础。它包括科研、设计、试制、工艺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也包括各种设备、工具等方面的先进性和完备性。3、经营管理素质，这是企业素质的主导。它主要包括企业领导体制、组织结构、管理基础工作、经营决策能力等。4、文化素质，这是企业的灵魂和精华。它包括经营哲学、伦理道德、精神风范和价值观念等。

企业活力使企业旺盛的生命力，是指企业在其行为过程中发挥出来的一种不断壮大的能力。企业活力主要包括1、对用户的服务力2、对国家、所有者、职工的贡献力3、对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吸收力4、对市场的应变力5、产品的竞争力6、开拓进取力7、资产增值力8、职工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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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7

答：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

2、现代生产力有哪些因素？8

答：1、实体性因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2、经营性因素。主要指资本。3、运筹性因素。主要指生产的组织管理。

3、人类社会从低向高发展的四个序列？10

答：1、按照经济形态的序列发展。以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为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三种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2、按照经济形势的序列发展。以社会生产力的性质为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三种经济形势，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3、按照经济制度的序列发展。这个序列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的本质决定的，以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为标志，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五种经济制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4、按照经济体制的序列。这个序列的发展是由经济形势和经济制度决定的，以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为标志，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多种体制，如同志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

4、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特点？11

答：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的、普遍的和经常起作用的东西，使经济现象间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经济运行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在于：1、经济规律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是客观的。2、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要求是客观的。3、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客观的。

5、划分经济形态的标准？19

答：1、人类对自然界改造和控制的能力。2、劳动资料。3、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

6、工业经济时代的特点？29

答：工业经济是以机器体系为特征的，人类生产力由于手工生产力上升为机器生产力，依次为周兴，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体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能源基础已不是简单的自然力，而是经过再开发的二次能源，劳动方式也不是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而是工厂制、公司制的集体劳动。总之工业经济时代是以机器-电力技术体系取代手工-体力技术体系，从而实现了飞跃式的科技进步。是人类升昌礼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质变。

7、知识经济时代对社会有哪些影响？36

答：1、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2、社会制度的变化。3、社会主体和劳动结构的变化。4、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5、社会经济理论的变化。

8、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51

答：1、自由竞争占据主导地位。自由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经济现象。2、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都有很大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不起决定作用，前者只是执行商品交换的职能，后者主要是充当普通信用的中介人，这个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有工业资本数额较大而居主导地位。3、商品输出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4、在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开始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和占领。通过进行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个个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国，凭借壮大起来的经济实力对外大肆进行扩张、侵略和掠夺，占领和瓜分世界领土，建立自己的殖民领地。

9、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势？55

答：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2、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与干预。3、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干预与协调。

10、社会主义的本质？62

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1、经济体制及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63

答：经济体制及其与经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是：1、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经济利益的调节体系，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责、权、利的关系。2、经济制度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形态的本质和内涵，是较深层次的概念，他决定经济生活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经济体制是体现这种本质和内涵的形势和载体，是较浅层次的、接近现象形态的概念。3、经济制度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产生的，它主要反映基本生产关系的变化，有一定的稳定性。经济体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通过简便的深化过程产生的，他较多地反映生产力的变化，是多变的。两者的联系是经济制度制约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反映经济制度的性质，实现经济制度的要求。但经济体制不是消极的，他对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能动作用。

12、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条件？70

答：1、社会分工。2、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所有。

13、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73

答：1、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又称小商品经济阶段。2、社会化商品经济阶段，又称市场经济阶段。

14、商品二因素是？76

答：1、商品的使用价值。2、商品的价值

15、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77+

答：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①具体劳动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有特定性质、目的和形式的劳动。具体劳动过程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物质，使之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具体劳动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商品劳动的自然属性。②抽象劳动是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实际上就是抽象劳动的凝结，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抽象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生产商品劳动的社会属性。

1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层含义？78

答：1、生产单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17、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变化之间的关系？79

答：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有密切挂系。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18、等值形式的特点？81

答：1、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2、生产等价物商品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3、生产等价物商品的个别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19、货币的本质和特点？83

答：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着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20、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86

答：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他的内容和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必须按其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作用是：1、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合理的配置资源。2、促使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3、引起商品生产者的优胜劣汰，促进社会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20、市场经济？

答：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

21、资本的构成？101

答：资本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能进行报纸和增值的价值。根据资本的不同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资本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变资本是用于购买劳动力商品的那部分价值，不变资本是指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根据资本不同部分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资本可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是指用来购买机器、设备、供给、厂房等劳动资料的资本。流动资本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的资本。

22、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量？110

答：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形成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价值。剩余价值量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率。它反映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资本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量的关系。

23、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111

答：必要劳动时间不变，通过延长工作日使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增加的方法叫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剩余价值叫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它以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为前提，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或个别资本家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超额剩余价值是变相的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它同样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果。资本家之间相互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在客观上对推动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4、通货膨胀类型？122

答：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就是通货膨胀。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看，通货膨胀可分为公开型通货膨胀和抑制型通货膨胀。从价格上涨速度来看，通货膨胀可以分为爬行式通货膨胀、温和式通货膨胀、恶性式通货膨胀。从产生原因看，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结构型和国际传递型等多种类型。

25、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智能型态？126

答：产业资本顺序经过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售卖阶段，相应的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态，最后带着新增加值回到原出发点的运动就是资本循环。

26、资本连续循环的条件？129

答：资本循环是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资本要连续循环就必须在空间上合乎比例的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态上。在时间上这三部分都要连续不断的依次转化他们的形态，资本循环这种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和时间上的继起性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一方面，资本必须在空间上同时并存，他们才能相继的运动，并存遭到破坏，继起就会停顿。另一方面，资本的三种形式在时间上必须相继进行循环，才能保证他们同时并存，相继运动一旦停止，并存就会陷于混乱。资本运动这种既并存又继起的关系，说明其连续循环是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这也是资本循环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

27、资本的周转？129

答：资本的运动是不断重复的循环。资本循环，不是当作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来看待时，就叫做资本周转。资本循环的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周转。

28、资本的周转效果？131

答：资本周转的速度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1、资本周转速度加快，可以节省预付资本。2、资本周转速度加快，可以增加年剩余价值量。3、加速资本周转可以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从而使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能更快地实现，是在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29、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二者关系？134

答：名义工资使企业用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称货币工资。实际工资是指劳动者用货币工资世纪能够购买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是同一工资的两个侧面，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经常不一样，这是因为实际工资除了决定于名义工资的数量外，还受物价水平、房租高低、税收负担程度以及各种服务费用高低等多种因素影响，名义工资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益水平和生活状况。

30、影响利息率的主要因素？141

答：1、平均利润率。2、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3、借贷的风险程度、贷款期限的长短、贷款数额的多少、借贷市场的竞争程度

31、有价证券？价格的决定？143

答：有价证券是具有一定票面金额，代表债券或财产所有权的凭证。他的价格取决于：1、使它能带来的收益。2、当时银行的存款利息率。有价证券价格等于有价证券的收益除以银行的存款利息率。

32、地租的形势、定义？145

答：地租市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收入。地租形势有：1、级差地租。2、绝对地租。3、准地租。4、经济地租。

33、土地价格？147

答：土地价格是一定量资本化的地租。他的高低取决于抵足量的多少和利息率的高低及土地的供求关系。

34、恩格尔定律？151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率就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获平均支出中用来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来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

35、影响需求的因素？154

答：1、商品自身的价格。2、相关商品的价格。3、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及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4、消费者的偏好。5、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6、政府的消费政策。7、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动。

36、边际效用？157

答：是指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

37、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关系？171

答：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量所支付的追加成本。他是产量增加一单位时总成本的增加量。边际收益是指每增加销售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他们的关系是：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说明还有潜在利润没有得到，应继续增加生产。如果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企业亏本，就会减少产量。如果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对企业最为有利，实现了最大利润原则。

38、市场？类型？184

答：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包括：1、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2、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3、市场是商品流通的总表现。4、市场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或运行方式。市场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第一；按市场竞争程度：1、完全竞争市场。2、垄断竞争市场。3寡头垄断市场。4、纯粹垄断市场。第二；按市场供求状况：1、买方市场。2、卖方市场。第三；按市场空间结构：1、区域性市场。2、全国市场。3、世界市场。第四；按市场时间结构：1、现货市场。2、期货市场。3、信用交易市场。第五；按市场交易对象：1、商品市场。2、劳动力市场。3、金融市场。4、房地产市场。5、技术市场。6、信息市场。7、产权市场。8、旅游市场。9、文化教育市场。第六；按商品地价值；1、高档商品市场。2、中档商品市场。3、低档商品市场。第七；按商品流通环节：1、批发市场。2、零售市场。3、储运市场。第八；按购买者：1、老年人用品市场。2、儿童用品市场。3、妇女用品市场。4、民族特需用品市场。5、劳保用品市场。第九；按产品形态：1、有形场品市场。2、无形产品市场。第十；按营销方式：1、超级市场。2、商场。3、连锁商店。4、专卖商店。5、集市。6、物资交流会。7、商品展销会。8、信托商店。9、交易所等。

39、市场机制及其系统？188

答：市场机制是经济机制的一种具体形式，时值在市场集体中，通过各种市场组合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自行调节的机能和方式。市场机制有三类因素：1、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机制因素，主要是经济利益和经济风险。2、对市场直接发生调节作用的机制因素，主要是市场价格、市场供求和市场竞争。3、对市场间接发生影响的机制因素。如成本、利润、信贷等，以上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他们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市场包括三个子系统：1、商品市场的机制。2、资金市场的机制。3、劳动力市场的机制。

40、市场构成因素？189

答：1、市场主体。2、市场客体。3、市场行为。4、市场秩序。

41、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2

答：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经济的运行都离不开市场体系。第一；从经济运行的微观层次来看。1、市场体系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实体的前提。2、市企业之间进行经济联系的纽带。3、是使企业搞活的重要条件。第二；从经济运行的宏观层次来看。1、市场体系是国家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必要环节。2、是国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的基础。3、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条件。第三；从经济运行的国际范围来看。1、市场体系是实现国内外市场对接的基本条件。2、是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3、是引进外资的客观基础。

42、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195

答：1、市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2、市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3、市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客观要求。

43、宏观经济调控任务内容？200

答：1、总量平衡。2、适度增长。3、结构合理。4、稳定物价。5、充分就业。6、调节消费。7、社会公平。8、国际收支平衡。9、维护市场秩序。10、保护生态环境。

44、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206

答：1、经济手段。包括：经济政策手段、经济杠杆手段。2、计划手段。3、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4、国家创新体系。

45、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理论依据？218

答：1、国际分工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2、比较利益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动力。3、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主要内容。4、国际价值规律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基本规律。

46、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241

答：1、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2、要有维持追加劳动力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用公式表示是：1、I(c+v+m)>Ic+IIc2、II(c+v+m)>I(c+m/x)+II(v+m/x)

47、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247版权所有

答：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其效率。具体讲包括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进步及人口增长及其素质的提高等因素。

48、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249

答：1、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重视速度、比例、效益的统一。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3、提高科技水平，加快技术改造。4、加强科学技术管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5、控制人口，提高劳动者素质。

49、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254

答：1、国民生产总值（GNP）2、国内生产总值（GDP）3、国际收支

50、经济结构的涵义、概念？264

答：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有哪些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的性质和特点；国民经济各种要素的组成状况及比例关系；国民经济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变化等。含义有：1、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2、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构成及比例关系。

51、产业结构分类？266

答：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类产业所占的比重及组合状况。划分方法是：第一；按物质生产部门划分的产业结构。1、两大部类分类法。2、农轻重分类法。第二；按生产要素划分的产业结构。1、劳动密集型产业。2、资金密集型产业。3、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按生产技术发展状况划分的产业结构，即新旧产业划分法。1、传统产业。2、新兴产业。第四；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产业结构，即三次产业分类法。我国对三次产业划分的规定是：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除去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52、调节经济结构的必要性？275

答：1、调整结构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2、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3、结构合理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4、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5、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迫切要求。6、是迎接新的经济时代来临的需求。7、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需要。

第4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按劳分配采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形式，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衔接点。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如果完全按照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按劳分配所得，而是在流通领域内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作者撰文提出了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观点。其实，二者名同实异，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本质内容不同。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它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以后，归劳动者消费的消费资料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这个统一尺度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制度；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其实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其次，受制约的因素不同。按劳分配的工资以企业经济效益高低为转移，其上浮不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其上浮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

再次，实现的环节不同。按劳分配是在分配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生产经营之后依企业经济效益情况而定；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在交换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买卖时就已决定。企业经济效益再好，原则上已与劳动者的收入无关。

由此可见，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有严格区别的。把按劳分配理解成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分配，实际上是取消了劳动这个统一分配尺度，从而更换了按劳分配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资若仅以此为限，则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的优越性，也不会有真正的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实践中，必须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但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还应该把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达到这样的统一：

劳动力资源由市场配置到社会需要的各部门、各企业中去，实现劳动力价值；劳动力进入企业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起点，由按劳分配取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就是说，把劳动力价值作为企业对劳动者进行按劳分配的基础性依据，把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作为对劳动者按劳分配的具体依据。

在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现实结合中，不管是板块式结合，还是渗透式结合，都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不能靠行政命令、计划手段，而必须依靠市场，靠统一的市场化分配机制。这就需要按照建立统一的市场化分配机制的要求，努力创造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市场条件，主要包括：（1）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当前，一要改革传统的就业制度，建立企业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的市场配置制度；二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保障社会化。（2）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必须减少国家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生产要素在全社会的自由合理流动；消除部门和行业垄断，保证要素的公平、自由竞争。

第5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198-0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但是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缓慢及劳动力素质低下等形成了其顺利转移的障碍因素。应加快各种制度的改革，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三管齐下，为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铺平道路。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分析

1.1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市场经济在农村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方面解放了被束缚的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使农村人力资本获得重新配置。另一方面，农民在获得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自身劳动的支配权。而同时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开始松动，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也开始弱化，使农民的进城和进厂成为可能。

1.2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利益驱动力

城乡居民存在差异，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有数据统计，1985年城乡差距为1.6∶1，到1998年扩大为2.5∶1，而到2003年则为3.2∶1，2004年我国的城乡差距达到了世界之最。并且从事非农劳动的工作强度往往低于农业劳动强度。而更为重要的是城乡生活水平的反差，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有了迫切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

1.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需要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到支持经济起飞的积累率能否达到。“城市化”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更要有人口的增加，这必然对劳动力形成强大需求。因为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是道路、桥梁及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中的大量劳动力基本都来自农村。

1.4 农村教育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手段的推广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农村中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推广，希望学校纷纷建立，电视、广播、报纸及网络等在农村中兴起，使农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进一步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外出务工的观念越来越清晰。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2.1 工业化进程区域间失衡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我国工业化进程梯次推进，东部发展最快，中部次之，西部较落后。

2.2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长期实行严重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应全面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2.3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

劳动日益科学化和智能化，劳动者的智力因素及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重要。我国农村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其文化素质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2.4 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步伐缓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载体约束

近年来，虽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但是积累能力较弱，且明显出现资金增密，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小城镇发展虽然步伐较快，但是由于分布不合理、功能不配套、缺乏产业支持，使其聚集能力不强，缺乏吸引力，也阻碍了劳动力的迅速转移。

2.5 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障碍之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地区分割。一些城市为了优先解决本地人员的就业，要求农民工办理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件作为进城务工条件，挫伤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且劳动力市场供需脱节、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突出，劳动力市场不成熟，管理不规范，存在个别黑中介骗取农民工钱财的现象。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不到位，管理效率低下，大部分农民基本上是自发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处于盲目、无序的状态。

3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3.1 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优先发展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统筹区域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步伐。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健全市场体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东部产业合理西移。

3.2 深化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主的各项制度改革以给农民平等待遇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使农民工享有和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其次，要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推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土地有偿转让，防止土地荒芜，提高劳动效率和土地生产率；最后，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全面推行面向所有就业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才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3.3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 质

教育程度的高低可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面对的不同的需求曲线，从而提高收入。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应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方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机制，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

3.4 拓展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现在乡镇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环境下，它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和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时期，乡镇企业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另一方面，在乡镇企业中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加大产业调整力度，并在财政、金融方面向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倾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分的岗位。

3.5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市场体系

坚持城乡统筹就业，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和劳务派遣，构建政府和社会多方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应建立一整套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组织及规章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第6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关键词： 共同富裕；政府；市场；分配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1-0014-07

作者简介：陈尚伟，男，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300387

张玲娜，女，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邮编：100025

党的十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并将“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新胜利的基本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如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现实课题。笔者拟就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政府与市场两个维度来探讨推进共同富裕之路。

一、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历来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经济学围绕二者关系的探讨也从未中断。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利己行为的最终结果会自发促进社会公益，因此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无须干预市场的正常发展。然而，这种理论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表现为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频发，并导致社会贫富严重分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逐步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生产的无计划性开始改变。恩格斯在晚年对此已有所察觉，他在《1891年社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由于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没有了“无计划性”，因此纲领草案中所讲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1]

20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难免失业和生产过剩，其缘由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对此市场机制无能为力，唯有政府干预才能解决。这样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控被突显出来。凯恩斯主义在其产生之初受到青睐，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成效，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凯恩斯主义虽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但却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而是使矛盾以新的形式累积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陷入滞涨的怪圈，资本积累迟缓、高失业与高通胀共存，凯恩斯主义由此在经济政策上宣告失效。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过度储蓄会造成社会购买力的不足，并引发大量失业，须通过刺激消费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理论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但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超前消费、奢侈消费被推崇为时尚，消费方式也由基于生理需求的消费转变成基于欲望需求的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减缓了资本积累，导致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蕴含着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消费逻辑的产物。在分配上，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对税制改革来调节收入的再分配。在国家的干预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和实行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缩小了贫富差距；但对高福利的过分依赖，也影响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减弱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维持高福利给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今日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财政悬崖，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围绕市场有效还是政府有效、实行自由经济还是政府干预的争论从未中断。正是凯恩斯学说在经济政策上的失效，使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得以兴起，并逐步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人们对其理解和评价也存有分歧，我国较权威的看法是：“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2]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使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转变为一种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极力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和过高的福利保障。

西方经济学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说明二者关系历来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笔者在此并非想对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是非曲直、得失成败作出评价，而是拟从借鉴的意义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其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基本问题。人们之所以要探究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由于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并非万能，否则政府的作用就无从谈起。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缘由所在；同时，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否则市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化市场作用，而弱化政府作用，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他们的“有限政府论”依然是把政府的作用看成是必要条件。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看到了市场的局限，力图以政府的作用来消除其负面效应，但并未否认市场的基本功能。

其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自发调节与自觉调节的必要性。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组织化、社会化和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社会生产“按比例”进行。市场是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来自发实现这一要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初过分强调这种自发调节，其理论依据来自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则，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这种自发性持批判的态度，强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觉调节，即以“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或“自觉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进行的客观要求。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企业内部有计划性，也使整个社会生产有了计划性，而现实社会主义在其实践中，也意识到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这样计划和市场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换言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论是实行何种制度的国家都需要将经济发展的自发调节与自觉调节结合起来。

其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涉及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问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涉及财富创造、资源利用问题，也涉及对它们的再分配问题。斯密把“富国裕民”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也看到了伴随财富积累而出现的贫困现象，他主张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来推进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以此来促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由于竞争和财富积累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任由市场对收入分配的自发调节只能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面对这种情况，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福利经济学主张政府通过对富人的税收来转移支付，建立涵盖失业、救济、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实现社会财富的均等化。围绕社会保障理论，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政府是实施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各种社会保障的主体；而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是解决社会保障的有效途径，反对“从摇篮到坟墓”的过度福利化，坚持推行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表明，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二者都会表现出失灵，因此需将二者结合起来，以二者“互补”来消除彼此的失灵，这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也是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二、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要自觉遵循市场规律

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分配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则存在着某种矛盾。因此，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反复告诫我们：要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两极分化；要在适当的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要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实质是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需要靠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来解决。由于市场和政府是实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主体，因此，合理分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既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中，初次分配起着基础的作用。因此，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要发挥好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市场经济的产权结构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决定了市场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各种要素在创造财富中所做出的贡献来参与分配。由于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包括创造价值得以实现的生产条件，因此市场调节的分配既包括“按劳分配”，也包含“按资分配”，既包括“劳动所得”，也包含“非劳动所得”；既承认劳动所得的正当性，也承认合法的非劳动所得的正当性，以及人们将劳动所得通过投资转化为非劳动所得的正当性。

按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它肯定多劳多得，能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它鼓励投资，有利于资本积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正是这种“多劳”能“多得”，“投资”能得到“回报”，增强了企业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活力。由于市场分配的参与者是要素的投入者，因此按贡献分配原则排除了分配中的非经济因素，相比按特权分配、平均主义的分配，它不论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还是在利益调节上，都具有更高的合理性。但也要看到，由于市场经济承认按资分配和多劳多得，那么事实上也就默认了资本的作用、能力的差别、努力程度的差别以及把握市场机遇等偶然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参与分配必然导致不同企业和个体之间的收入差别。任由这种差别的扩大，也必然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国际上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方法表明，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遍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后也不例外。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约为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正确看待市场分配的双重效应，涉及如何看待平等的问题。平等是一个包含了起点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综合性概念。在经济学上，平等是反映经济关系合理化的概念。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平等是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它包含了起点、规则和过程的平等，其实质是权利的平等。如何看待权利？马克思认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而对权利不平等的个人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其结果也会产生贫富的差别，所以，“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3]马克思的观点表明，平等在其结构上存在着矛盾，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不是直接同一的，基于权利平等的机会均等并不保证结果的平等，相反要以结果的不平等为前提，而要实现结果的平等，就要以权利的不平等为条件。平等的这种结构性矛盾，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能简单地把平等等同于平均，也不能简单地把不平等等同于不合理，而是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对平等的结构进行合理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把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分配不公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分配是有失偏颇的。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人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把国有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成为社会的暴发户，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一些行业垄断资源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其实这些并非市场所为，相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所不允许的。就此而言，收入分配不均的市场因素是合理的，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因素则应当根除，它是体制不健全和改革滞后的产物。这种不合理造成的不平等，是既得利益者所极力维护的，成为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巨大障碍。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平等，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仍然是当务之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遵循市场规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任由市场自发调节，而是在规范市场中发挥其功能，抑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央提出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说明在初次分配中同样存在需要处理好的公平问题。如何体现初次分配的公平？关键在于处理好“劳资关系”和“劳动关系”这两大经济关系。

其一，在平衡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中建立健全和谐的劳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和资本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利用资本。但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劳资两利”的和谐关系，既要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权益，也要保护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正当权益。在我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新型关系，除劳动者在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外，资本的性质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除私有资本、个人资本外，占主体地位的是以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为表现形式的公有资本。由于资本属性的不同，因此对按资分配是否属于剥削需要具体分析：公有资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收益不具有剥削的性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除去他们可能存在的劳动收入和风险收入外，也包含着剥削的收入。毋庸置疑，按资分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数据表明，在多种要素的收益中，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劳动者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的速度，这与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赖资本投入、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高有关。因此，建立健全新型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着力点。

其二，在既尊重劳动也尊重人才中建立健全和谐的劳动关系。这里讲的“劳动关系”是就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以区别于“劳资关系”。个体能力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论是天赋的还是后天的，都会在市场竞争中对劳动收入造成影响。随着科技和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能力差别被突显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学从对物质资本的关注转向了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研究发现，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的这种作用，使能力差别成为当今社会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对人才的重视始于改革开放，“人才是第一资源”已成为社会共识。在我国目前的劳动收入中，包括管理型、科技型等复杂型劳动群体的收入要明显高于普通劳动者群体的收入。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劳动者的素质还普遍偏低，简单劳动供给过大，复杂劳动供给过小，由于人才的稀缺性，复杂型劳动者的收入要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普通劳动者与经营者、管理者的收入相差悬殊。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调查显示，中央企业2002年普通职工与经营者工资收入差距为12倍，2003年为13.6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对1883家各类企业调查，企业普通职工平均收入与总经理收入相差3～5倍的占61.2%，相差15～25倍的占14%，相差25～50倍的占7.4%，相差50倍以上的占6.4%。” [4]因此，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劳动收入中既体现对人才的尊重，也要提高一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将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是目前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着力点。

三、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主体作用

笔者曾撰文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格局中，由于市场调节的分配不能自发地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政府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体；只有主体明确才能责任明确，才能使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5]在经济学上通常将产权独立、自主决策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市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但与各种生产经营者、消费者不同，政府作为主体有其特殊性，即政府的活动不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也不代表社会的某种特殊利益，而是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因此，政府要实现的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在自觉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职能的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使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根据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状况，政府在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中至少存在三个着力点：

其一，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转变政府职能中建立服务型政府，这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关键。

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是经济的两种推动力，处理好可形成合力，反之会相互掣肘。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承担了设计和组织改革，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多种职能。政府的主导在推动转型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仍未得到合理划分，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作用于市场经济中，权力的缺位、越位和错位还时有发生，从而导致市场竞争不能充分展开，市场公平不能充分体现，这不仅影响到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导致分配的不公，以致产生权力腐败。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涉及市场功能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一般而言，政府权力发挥作用正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如果在市场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强加干预，而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却无所作为，这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失灵，还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而一旦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结合，就难免产生寻租现象。在我国，权力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一些官员正是凭借其职权干预正常的市场运作或直接间接地参与经营活动以谋取私利。应该看到，权力腐败不仅侵吞了社会的巨量财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度，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也成为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悬殊的重要根源。因此，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必须在源头上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切断公共权力与市场经济的利益连接链，这既是防止权力腐败所必需，也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所必需。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其功能，为公民致富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又可以使政府在再分配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将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还可以强化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责任，使其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中扎实推进。

其二，将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放在优先地位，解决好在实现基本需要方面的公平问题，这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切入点。

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基本需要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的需要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根据当今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人的基本需要既包括生存的基本需要，也包括发展的基本需要，前者是维系人的身体存活与健康的需要，后者是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包括营养食品、能饮用的水、住房、无害的工作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基础教育、就业、医疗和安全等，都是直接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只有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人们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身的价值，使社会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基本需要应当惠及全体人民，相对于个别人、个别阶层的享受需要和奢侈需要，基本需要无疑具有优先性。这是我们在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中应当首先遵循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将目标定位在优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上。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从注重生存需要向注重发展需要、从注重物质需要向注重服务需要的转变成为新的趋势。民生是对人的基本需要的通俗表达，因此满足基本需要，须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搞好以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建设。满足基本需要除发展经济和搞好民生建设外，还须解决好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民生所涉及的基本需要，不仅包括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化的私人物品，更涉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所以政府所主导的再分配在满足基本需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里，政府的再分配不仅涉及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涉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再分配。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解决民生问题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例如，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的配置很不平衡，教育费用仍是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的《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披露，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6]医疗条件、医疗保障要较好满足人民群众及时就近看病、能看得起大病的需要，还要加大改革、投入的力度；面对快速进入的老龄化社会，目前的养老方式还不能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而且全社会养老金相差悬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的职工养老金不高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却都高于4000元；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被访者2011年8月领取的养老金最低为200元，最高为10000元，后者是前者的50倍；[6]作为民生根本的就业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扩大就业，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还任重道远；住房成为目前“衣食住行用”中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需要，对大量普通劳动者而言，靠工资买房几乎成为不可能，即使是较高收入的群体靠贷款购房，也需承担长期还贷的沉重负担，而住房补贴则存在着级别、企事业、行业的明显差别。凡此种种，说明解决民生问题依然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政府在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再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是十分重要的。

其三，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特别是新生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长久之计。

贫富差别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由于受教育差距带来的能力差距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其中，“提低”和“调高”可通过政府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实现，比较容易在短期内奏效。而“扩中”则需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使其学有所成、学有所长来脱贫致富。在一个普遍竞争和能力本位的社会里，没有一技之长、不具备专门技能的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者的可能性极小。而教育是提高劳动能力，使劳动者从传统的体力型转向技能型和智能型的根本途径。只有广大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提高了，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此而言，解决贫富分化、推进共同富裕，还不能仅局限于收入分配本身，还须从多个方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这样才能立足于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在他看来，“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了与贫困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失业、缺医少药、缺乏教育，以及受社会排斥等，已使政策辩论受到扭曲”。[7]根据这种观点不难看出，摆脱贫困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为此又须解决制约劳动者能力提高的各种因素，在阿玛蒂亚·森列举的因素中，教育无疑是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物质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将减弱，而科技进步、人才资源和创新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将不断上升。劳动能力的普遍提高，不仅对推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它将改变我国大批劳动者因劳动技能低下而导致的贫困。正如西奥多·舒尔茨所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8]提高劳动者素质，也能改变我国工业化初期长期过度依赖物质资本投入而形成的“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提高社会总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时也能缩小劳动者因劳动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收入的过大差别。

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来实现“扩中”，是我国通向共同富裕之路的长久之计。在拉美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不能及时解决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而使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回落或长期停滞，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但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十分严重。在发达国家形成“橄榄型”社会，需要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60%以上，而据专家提供的数据，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23%，到2020年使其达到40%左右，初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也须每年增加2%。[9]就此而言，改变我国目前分配不合理的格局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当然，实现“扩中”目标，不仅要靠政府，也要靠每个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努力学习、提高素质，在就业和创业中勇于创新、不断创造。就个人而言，实现生活的富裕，政府并非唯一的责任主体，每个人都是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主体。总之，实现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基础、以人才资源为依托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8.

[2]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

[4] 张燕喜，石霞.资本论与中国经济理论热点（修订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43.

[5] 陈尚伟.论推行共同富裕的主体与需要的合理性[J].现代财经，2012，（5）.

[6] 养老金待遇最高相差50倍[N].北京晚报，2013-02-22.

[7]〔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1.

[8]〔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6.

[9]迟福林.谁将是改革红利的受益者[EB/OL]/2013/03/21/VIDE/1363836962725670.shtml，2013-03-21.

Government， Market and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Chen Shangwei Zhang Lingna

第7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这些要素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把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确立原则上升为健全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经济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各类生产要素逐步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分配。这些都从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为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持有者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体制条件，客观上也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部署中，提出了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增强稳定性，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就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焕发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第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应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必须从体制上特别是分配体制上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激励机制，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第四，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劳动付出的多少、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术的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能够根据统一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这样，那些劳动付出更多特别是掌握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人，就会逐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第8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市銎降裙侧改革

我国当前要素市场存在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必须深入剖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厘清利益链生成和分配机制，树立以平等为核心的改革价值取向，着力打破要素市场的分割障碍、流动障碍和体制障碍，以及不合理的利益生成和分配机制，才能扭转要素市场各种行为扭曲，把要素市场改革落在实处。

一、转型期要素市场发展的新变化

劳动力、金融、土地和技术作为要素市场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表现在，一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二是中国逐步建立了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土地增值收益向城市转移；四是技术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第一，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其中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即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人口增速放缓，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已由持续增加转向逐步缩减，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刘易斯模型第一个拐点来临（根据刘易斯模型理论，存在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红利模式也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弱化，高学历劳动人口比重逐渐提高。此外，劳动力供需错位、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及去产能职工再就业问题也成为转型期我国劳动力要素发展的新变化。

第二，金融市场体系日趋完备。一是2015年底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无论是贷款还是存款利率管制都已经取消，金融机构都有了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二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人民币已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

第三，土地配置方式发生转变。一是从“出让面积占国有建设用地实际供应量”这一指标看，我国近年来的土地市场化配置水平在降低。2006―2015年间，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占比从75.9%下降到41.5%，短短六年间降低了近34.4个百分点。相反，以无偿划拨形式供应的非经营性用地占比从24.1%快速增加到49.73%。二是从“招拍挂面积占出让面积的比重”这一指标看，以有偿出让方式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内部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却在快速提高。2006―2015年间，“招拍挂”面积占出让面积的比重从28.5%提高到88.6%，其中2007年和2008年的“招拍挂”占比分别是50.9%和83.9%，是期间占比提高最快的两年（图1）。主要原因是2006年和2007年相继出台了“要求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政策法规，工业用地是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将工业用地全部纳入到“招拍挂”出让方式，会大幅提高“招拍挂”出让方式的占比。三是土地增值收益向城市转移。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每年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超过1500万，人口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5年的56.1%，城镇人口达到7.7亿。迅速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是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向城市转移。

第四，技术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经济转型促使技术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快速推进，基本建立了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平台进一步开放，重大科研设施和大型仪器加快向社会开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迅速。二是研发经费投入迅速增加，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已经从1995年的249.1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4169.9亿元，达到世界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见图3）。三是企业的研发水平迅速提高，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支出的76%，高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低于韩国和日本。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量超过了全社会的60%，企业的有效专利占全社会的55%。企业的发明申请量占全社会的64%。四是技术市场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年底，有效专利547.8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87.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6.3件。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30.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983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4.7%。

二、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渐进式改革思路，商品市场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但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却较为滞后，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严重。这表现在一是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问题突出，二是金融市场结构与功能不合理，三是土地市场城乡二元分割严重，四是技术要素非市场化配置缺陷严重。

（一）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问题突出

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新变化，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面临供需不平衡的“瓶颈”，这从根本上反映我国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效率仍然较低，行政干预色彩较浓，突出表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城乡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分割和身份分割等问题，这些分割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顺畅流动。

具体而言，一是城乡二元分割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些地方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特殊保护制度，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项目、参保范围、待遇水平、筹资模式、运行机制和服务提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二是市场价格扭曲，造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三是市场层次较低，体系不完善，以简单劳动、体力劳动为交易对象，高层次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

此外，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较大，职业教育发展又受到严重束缚，资格认证市场混乱，社会办学力量薄弱；劳动力权益缺乏法律保障，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工作还比较薄弱，立法层次较低，法律效力不强等。

（二）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

第一，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发展不足；二是中小银行金融机构在间接市场上发展不协调，且错过了发展最佳时C；三是债券市场品种结构单一，股票市场发展较快，但总体规模偏小。

第二，利率市场化最终目标没有完成，利率市场化虽然基本实现，但让利率作为资金价格真正反映供求信号，不同类型的利率均由市场决定，并且互相传导，真正达到有效的资金融通的最终目标还没有完成。

第三，人民币汇率制度向自由浮动的市场化机制演进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持续的短期资本外流，而未来如果资本账户加快开放，资本外流的规模可能显著放大，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安全造成冲击；二是“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是否科学有待检验；三是在美元有效汇率强劲升值的背景下，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大致稳定，将会造成人民币有效汇率过快升值，从而对出口增长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四是通过维持人民币汇率强劲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目前较为流行，而这种观点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

第四，政府债券挤出效应明显，地方债务对民营经济形成挤出效应，中央政府隐性担保短期内无法撤除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短期内难以取消。同时，由于交易市场流动性不足，收益率曲线不完整，导致债券发行和市场交易缺乏利率基准，制约市场定价功能。

（三）土地市场城乡二元分割严重

我国城市与农村二元土地市场实行双轨制运行，使得土地市场市场行为与非市场行为并存，市场配置土地要素的功能十分薄弱。第一，土地配置方式不合理。以行政区为单位分配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供地模式，虽然综合考虑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宏观调控需要、土地利用现状等多种因素，但很难适应已基本市场化的各地建设用地需求。一方面，政府期望加快发展的一些地区可能出现土地大量闲置或低效利用，并伴生房地产库存不合理增加；另一方面，实际发展较快地区由于土地供应不足，致房价过高等“城市病”问题突出、企业发展成本快速上升。

第二，土地要素市场尚不完善，目前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一家独霸”，一直处于垄断和封闭状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虽然同为建设用地，但却挤不进这个市场。农村土地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国家征地，然后以招、拍、挂等方式向市场供地，由此形成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讲，土地要素市场尤其是建设用地市场实际上只有一条腿走路。

第三，政府垄断供应。我国土地市场，地方政府一方面借助于“统一收购、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的土地储备制度，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另一方面，通过征地制度和招拍挂制度把商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推向高位，获取巨额“卖地”收入，形成垄断供应土地的局面。

此外，建设用地紧张与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并存、国有建设用地和社会用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区域间发展差距造成土地收益的巨大差距、非市场化的征地制度引发各种违规的土地开发利用行为、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较为严重。

（四）技术要素非市场化配置缺陷严重

中国技术市场是伴随着科技体制改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尽管已经初步建立了技术市场体系，但受科技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影响，技术要素非市场化配置缺陷较为严重。第一，按学术价值区分的技术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主要表为技术与经济发展“两张皮”，一方面导致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社会需求脱节，造成大量科研活动“劳而无功”；另一万面由于缺乏有效的转化激励和权益保障，导致大量技术成果束之高阁。

第二，技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一是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太低，据统计过去数年间，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和出差。二是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低。虽然中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的20%，美国占28%。但从专利来看，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八分之一，我国的科技投入效率还很低。2015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研发占GDP比2.07%。三是我国研发经费中投入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以2015年为例，在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5.1%，低于发达国家的15%。

第三，科研体系不健全。一是科研管理行政化和碎片化。我国的政府科技经费多部门管理，国家的科技资源主要由行政部门决定配置，造成科技项目多头申报，科技经费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科技项目申请中存在寻租和腐败行为等问题。二是没有形成高效的共享研发机制。除了科技主管部门资源可以实现跨部门跨领域配置外，其他部门基本上是体制内流动，纵向分割严重，横向合作差，科技资源的聚集优势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三是科技事业管理运行机制紊乱。在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重申报，轻过程”“重管理，轻服务”“重数量，轻质量”等现象。行政化经费分配机制造成学术氛围不良、科研水平低下，导致科研人员“三分之二时间跑经费，三分之一时间做研究”。

第四，激励机制不足。一是人才培养和配置机制不科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酬劳与其创造的劳动价值仍经常存在背离的情况，很多企业的技术人才的薪酬还远低于国际市场定价；另一方面“行政化”和“官本位”思想严重地侵蚀着科技人才队伍。二是激励创新的环境不完善，我国还没有形成容忍失败、全民创新的创新氛围。三是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创新评价体系。目前的科技评价活动多以政府或单位行政部门为主导，多元化评价主体尚未形成，评价活动还不能全面反映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及利益群体的诉求，难以发挥市场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以平等为核心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把平等作为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对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科技等要素进行市场化改革。所谓平等为核心的改革价值取向，涵盖权利、机会和结果平等的三方面内容，权利平等是市场主体取得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资格，机会平等指的是每个市场主体都享有同等机会进入各种经济领域，结果平等是指市场主体依据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应的收入回报。

（一）以平等为核心保障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第一，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我国人口结构、增长状况、流动趋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不同能级城市（镇）及广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更多选择机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更加理性和多元，放开城市落户限制的“成本”在大幅下降、收益在明显上升。可以按常性人口规模分大城布及以下、特大城市及以下、除北上以外的超大城市，分三批取消城市落户限制，打破各地自主制定落户政策“谁先放开谁吃亏”、“谁放开力度大谁的成本高”、“一地放开无法承受”等担忧和悖论。同时，严格落买农民集体“三项权益”不能变，土地、财政、中央预算投资“三挂钩”，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等措施，形成正向激励和明确信号。

第二，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一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局面，关键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规范初次分配，其中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强劳动保护、规范分配秩序和保障机会平等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二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健全工资法、工资集体协商等相关法律制度；同时也要大力推行集体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协调劳资关系、通过集体谈判决定工资增长、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作用；政府也要加强执法监督，确保有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为工资增长提供保障。三是加强工资支付保障，关键是要建立工资支付长效机制，具体包括，整合和完善现行工资支付法律制度，建立企业工资支付信用档案并作为行业准入和工商年检的重要审核条件，发挥工会与资方集体谈判、协调工资支付问题的作用，减少运动式专项检查行动与建立日常性监督巡查工作机制，同时也要减化现行法律程序，增加相关法律援助。

第三，建立劳动力需求稳定增长机制。一是建立劳动力需求稳定增长机制必须实现就业转型，现在很多传统产业扩大就业受限，要着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通过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创造更多适合高素质年轻群体的就业岗位。二是创新扶持创业的体制机制，首先要完善政府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通过税收减免、担保扶持为创业者提供支持；其次要继续推进创业示范城市建设，发挥创业引领作用。最后是落实和完善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创业引领计划，在更广阔领域实现就业供需对接。

第四，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与教育培训体系。一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保障机制，制订专门反就业歧视法律，确保劳动力市场公平公正；深化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以发挥其劳动力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全面深化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提升劳动力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等。二是完善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统筹考虑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取消各类不合理的职业资格许可证和认定，重点取消准入类职业资格；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切实提高技能培训工作效率。

（二）以平等为核心完善金融市场结构

第一，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加快资本市场基础板块建设。推进股票发行体制改革，使资本市场实现结构性重构、由“倒三角”的逆态分布转换成“正三角”的正态分布格局。二是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继续大力发展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尤其是创新类的企业发行上市，制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积极发展“新三板”市场，引导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解决更多小微企业的融资和改制需求。三是建设多层次商品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提高证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针对性，增强其服务性。丰富期货产品，优化合约设计，探索多种多样的交割与结算制度；建立多元化的交易平台，建设场外市场，大力开发商品远期、互换、场外期权等衍生品。

第二，健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一是继续推进发行体制和再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引导作用，形成股票、债券等产品的市场化供应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效率，改善金融体系结构。二是建立证券基金期货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市场化准入机制。在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的前提下，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放松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的准入许可。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产品创新机制。当前证券期货品种体系不健全等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市场化程度不够，要远ú灰频姆潘晒苤疲真正把创新的权力还给市场，建立市场驱动的产品创新机制。

第三，扭转金融市场脱实向虚趋势。一方面，对资金“脱实向虚”的治理，需要从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两侧共同用力。正确引导虚拟经济发展，优化虚拟金融资产结构，提高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建立虚拟经济运行监控体系，防止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引导好金融创新发展，促进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规范发展债券市场、股权市场以及期货、衍生品市场，做到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双轮驱动”、公募融资、私募融资“双轨运行”，国内市场和境外市场“双翼齐飞”，畅通首发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新三板等通道，实现多渠道股权融资，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完善法律和监管体系。一是加强法制和诚信体系建设和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法律体系，推动《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推动《期货法》的出台，加快健全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制度等措施，保护市场正常运作。二是进一步充实监管力量，整合监管资源，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培养一支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过硬的监管队伍。三是加强投资者保护立法和司法。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制定《投资者保护法》和《投资者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探索建立和完善投资者代表诉讼、民事诉讼等司法救济制度，尝试建立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增加投资者维权渠道。四是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作用。进一步拓展保护基金公司的职能范围和业务领域，加强保护基金的事前市场风险监测职能，积极探索保护基金公司参与证券投资者司法维权的途径。五是监管要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尤其对于新兴互联网金融，在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同时引导市场主体防范技术风险、法律风险和金融风险，防范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风险外溢效应，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以平等为核心破除土地城乡二元分割

第一，推进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一是要构建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土地产权制度，要一步细化土地权利，设立“耕地发展权”，将土地使用权扩充为空间使用权，只有建立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二是由市场机制决定土地价格，以征收方式取得的公益性用地、城乡所有建设用地，在价格决定上都应当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是人为地确定某种无法避免简单博弈、广受争议、后患无穷的所谓“补偿标准”。三是，改革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办法、规范出让程序和市民参与机制，近期城镇闲置、低效存量土地再开发制度。最后，试点探索由各地区自行依据区域中长期空间综合开发规划制定土地利用计划的机制。

第二，健全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土地资源利益承载的多元性，决定了土地价格及相关公共政策必须覆盖其占有、使用的社会成本。在土地收入的分享上，必须处理好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兼顾利用与保护、市场价格与公共成本、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农民正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等。但是不包括那种似是而非、至今仍然作为低价征地理由的所谓公益性建设用地成本。因为既然是“公益性”，就意味着有更大的受益面，应当由所有受益人共同分摊其成本，或由“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来覆盖，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低价征地的方式，转嫁到被征地农民和他的集体经济组织身上，实现城市政府，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纯农区农民多个群体对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

第三，深化“三块地”试点改革。2015年以来，国家在33个个县级行政区域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改革，简称“三块地”改革。一是稳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征地程序，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安置方式，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二是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加快试点区域农村地籍房屋调查登记发证，建立健全农民宅基地产权保护、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和补偿机制，发展农村宅基地租赁、抵押市场，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宅基地进入市场，旧村改造、新村规划以及村村合并节省的宅基地与公共设，以及城中村的宅基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入市场。三是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联营等多种方式进入土地市场交易，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四）以平等为核心健全技术市场化配置

第一，完善科技创新治理机制。一是促进科技创新治理主体多元化，顺应创新主体多元、活动多样、路径多变的新趋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形成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创新治理格局。二是推动政府创新治理现代化。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同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建立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加快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为各类创新主体松绑减负、清障搭台。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进行分类评价，大力推行第三方评估，把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四是，加强科技高端智库建设，完善科技创新重大决策机制。此外，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以及符合科学规律、自由开放的科学研究制度环境。

第二，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需要抓好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也要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一是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对技术可划分、可界定、可流通、可交易的产权资本属性进行挖掘，推进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融入市场，让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资本化。二是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平台，构建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协同的制度，确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技术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市场在创新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研究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机制，建立专利审批绿色通道；同时也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三合一”机制。

第三，完善科技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一是补好基础研究短板，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统筹联动机制，形成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三是提高科技投入配置效率。要对重大技术的推广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成本效益的分析。四是强化创新的法治政策保障，推动科技市场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提高技术市场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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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盖庆恩，朱喜，程名望，史清华.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5（5）.

[3]郭春丽.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

第9篇：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范文

一、初次分配的概念及范围界定

现有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概念的理解主要存在三个不同的角度：

一是从收入分配的顺序考察，认为初次分配是个人收入的第一次分配。这种观点把个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取得收入的过程称为“初次分配”，因为这是收入第一次分配到个人手中；相应地把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各种转移支付活动称为“再分配”，把“再分配”理解为收入到个人手中后再从个人手中流出、转移的过程。沿着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把通过慈善机构募集资金资助困难群体的活动称为“三次分配”。

二是从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理论出发，认为初次分配等同于功能性分配。经济学理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遵循两条线索：一条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讨论了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即功能性收入分配。它旨在说明各种要素的价格形成，各个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目的在于如何确定要素收入份额以使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另一条来自于帕累托，分析某一类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研究每一经济单位所得到的收入，着重于经济单位在分配后的相对地位的研究，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的特征和与此相关的收入不平等的测量，称之为规模性收入分配。由于功能分配决定和影响着规模分配的结果，任何强化功能分配的措施都会恶化规模分配，功能分配在整个总分配结构中处于基础、首要地位，初次分配是奠定分配格局的基础，因此，国民收入的功能分配就是初次分配。

三是从分配的主体出发，认为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分配，政府参与的分配是再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初次分配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整个总分配结构中处于基础、首要地位，并不是指“第一次”，但客观上看，“第一次”分配又是决定收入分配结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不能用它来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对于第三种观点，政府参与的分配并非都是再分配，也不能用于界定初次分配。第二种观点明确了要素分配的基础性地位，是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可取的观点。

二、要素收入份额长期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首次对国民收入功能分配的理论做了实证分析，得出了Y=ALaK1-a公式，并根据美国1899―1922年的统计资料，得出工资和利润各占国民收入的75%和25%，两者之比为3∶1。只要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型，则工资（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恒定的，劳动报酬份额作为CD函数中的参数将不随时间变化。Barro对1890―1913年期间英国功能分配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劳动份额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博尔雷法则”（Barrorule）。Kaldor（1961）通过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开始的数据考察，得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是，各种要素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是长期平稳的。由此，要素收入分配比重保持不变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化事实”，此观点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与这一判断高度一致，导致要素分配份额问题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研究中一直乏人问津。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国家要素收入分配比重的变化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Harrison（2002）发现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规律：工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下降而在发达国家上升。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劳动报酬份额从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其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年的39.7%。一些研究指出，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同向变动趋势（Elias，1992；Young，1995）；Gollin（2002）对上述针对“收入份额空间稳定性”的质疑予以回应，认为导致结论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问题。尽管在常用计算方法之下，Gollin所用跨国数据显示各国劳动份额在约0.05―0.8的巨大范围内变动，但对各国收人数据做深入考察和重新计算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都落入0.65―0.8的范围之内。Bernanke和Gurkaynak（2002）使用扩大的跨国样本，再次确认了Gollin的发现。作为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初次分配结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一般特征。利用Mitehell（1988）和BEA（1986，1990）的数据，Gollin（2002）表明英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和长期趋势与美国高度一致。Jeandro和Joan（2003）也表明，其他一些具有长期历史数据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荷兰，其初次分配也体现出与美国类似的规律。

综上所述，在劳动份额空间稳定性争议中，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一致且长期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是有共识的，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的长期演进规律可作为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前车之鉴，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也能进一步用作评价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问题的经验标准。

三、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

（一）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劳动要素以外的生产要素绝大部分归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生产要素价格和要素收入份额都通过计划手段来确定，因此，在讨论收入分配时往往关注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大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一直都是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问题以及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宏观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居民间收入分配问题两方面，而对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随着我国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体制。在此过程中，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资本收益不断增加，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要素收入分配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关注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不断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选取的研究年份、数据来源和测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但从中仍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的研究大都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分析

关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核算办法调整导致的（白重恩、钱震杰，2009），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结论。张璐琴（2011）对不同数据来源的优缺点，及其与国际标准的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包括农户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比重不断降低，说明了我国非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幅度更大。

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背后原因的分析，已有两种观点为：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自发作用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低、产业结构和企业性质结构变动因素等。如汪涛（2010）认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各占多大比例来决定。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分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劳动报酬占比来说明，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转向较低的非农部门，使得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3年间降低了3.36个百分点。持不同性质企业变动因素主导的观点认为：劳动报酬比重变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中，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而私营企业劳动报酬比重较低，同时，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使劳动报酬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李韬葵（2007）指出GDP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并指出服务业比重较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可能的解释。李稻葵（2009）也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由于面临的摩擦力大于资本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所以劳动力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下降的，当劳动力转移逐步完成，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呈现出所谓的U型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不需要对劳动报酬比重进行干预，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报酬比重会自发提高。现阶段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可以做的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扩大就业。

二是深层体制机制和立法执法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不健全、集体谈判机制缺乏、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户籍制度制约、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等。如宋晓梧（2010）指出，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虽然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产业结构变动等上述因素的影响，但劳动报酬过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光（2010）劳动者工资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还取决于劳资谈判，而要进行劳资谈判，工人就需要组织权，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之下，劳资谈判作用发挥非常有限。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比重的调节应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入手，尤其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和资源垄断，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破除户籍制度阻碍，完善相关劳动保障法规，健全集体谈判制度。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是工资水平的下降，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然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不能成为劳动报酬比重低的充分理由。由于市场完善程度不同，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并非都由单一的供求关系决定。已有实践证明，即使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收入分配也是向劳动者倾斜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当时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占强势地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这一时期美国劳动报酬比重虽然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5%左右，但即使是这一最低点水平也远高于我国现有水平。劳动报酬比重并非与劳动要素的贡献直接对应，技术进步创造的新价值实质是人的进步，是劳动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因此，仅通过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来决定要素收入的分配显然也缺乏依据。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这与政府对初次分配的直接干预有很大关系。

四、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而把重效率简单地认为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不干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认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是调节再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职责。

许多学者也认同调节初次分配的重要性，但却认为政府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缺乏有效的抓手和有力的措施，而只能通过调节再分配来实现。这种观点突出表现在：认为对不合理行政垄断行业劳动报酬的调节应主要靠财税制度。诚然，不合理行政垄断产生的暴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税收机制进行调节，然而，既然承认是不合理的垄断，为什么不改革造成不合理垄断的制度基础，而是反过来去调节已经产生的暴利？而且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若对暴利进行高税率调节，在现有体制机制不变的环境下，是否又会使暴利进一步增加，从而强化已有的垄断和既得利益？

强调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其前提是在尊重、不破坏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找到着力点。政府是否可以直接干预企业的工资发放？有学者提出：使企业工资与利润挂钩，认为这是劳动者分享利润、提高劳动报酬的重要举措。还有学者借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经验，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针对以上建议，不少学者表示担忧。宋晓梧（2010）指出，这些建议如果形成行政指令，将使政府完全界入企业内部分配，在短期内劳动报酬可能会提高，但这将是对市场机制的严重损害。我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大，不是市场之过，恰恰是市场不规范的结果。我们不能一方面给正常的市场博弈设限，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各种各样的微观干预，妨碍市场的良性运行。余斌（2010）指出，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碍市场有效运行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障碍，推动市场整合，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直接管制要素、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强调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并不否认或忽视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作用，而是在充分发挥政府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手段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现阶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紧迫性和重要性。那么在初次分配环节，政府的职责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