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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1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对话哲学;协同性

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主流就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罗蒂认为传统哲学之所以必须终结是因为基础主义诟病横行。首先,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信念,作为一个哲学前提先天存在,从柏拉图直至今天的整个哲学系统甚至文化领域,都以这种信念为前提,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等都需要在此前提许可或者论证完毕之后才有其合法性的存在。其实,这种基础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自柏拉图起就贯穿着整个西方哲学历史,并不断得到众多哲学大家的推崇:从柏拉图理念论,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兴起,从现代实证主义兴盛到语言哲学发生转向,整个西方文化传统都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近代的自然科学也仍然是笛卡尔基础主义的典型成果,并作为基础主义的一部分主导着整个现代西方,并成为现代人赖以生存的人性前提。从这个简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基础主义的一次次演绎,罗蒂说“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只不过是用语言学、逻辑学的语汇重新描述了西方传统哲学问题而已。”因为,在罗蒂的思维中,基础主义就像是一个梦魇,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位哲学家的内心之中,不可自拔,尽管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逃离这个梦魇――基础主义所设定的“完满的圆圈”之中,但仍然一无所获。原因何在?罗蒂认为自古至此哲学的发生发展,甚至注定为基础主义的命运根源都在于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自我否定。为此,罗蒂描绘了基础主义自我否定的轨迹并分析了基础主义产生的原因。

1 基础主义的产生源于人将自己的视觉行为等同于认知行为

具体来讲,近代哲学以来的知识问题都源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真理观。柏拉图认为知识,或者更确切地说,真理都是对理念世界的真实再现与模仿(洞穴理论暗示出知识就是人们所见到的实在事物),罗蒂认为这种客观实在性对于人的认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制约性,犹如一面能产生形态万千表象的镜子――罗蒂称之为自然之镜――强迫人接受它所映射的各类表象,因此人们对此表象的准确性毫不怀疑。

确切地说,基础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虚假的系统哲学。这个庞大的系统看似复杂,其实它的中心就类似于一个阿基米德点来支撑整个系统哲学,而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本质”,包括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知识的本质。罗蒂认为,这样一种类似太阳系的哲学系统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甚至是自欺欺人。

2 如同太阳系的基础主义哲学大厦必然崩塌

因为人类社会千差万别,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概念只是人们担心在其生存的界限之内无法进行交流而产生出来的词汇,并将这种词汇赋予交往的价值意义,一旦交往与沟通脱离知识的范畴或界限,交往不再只是词汇的互换,那这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就毫无存在的价值了。

罗蒂认为,哲学家们坚持基础主义的信念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的道德原因。

因为基础主义的大厦是建立在永世轮回的信念之上,相信真理世界是不朽的世界,一旦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顷刻坍塌,短暂的人生就更需要人的关注并认真对待了。同时,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也使得人们对于建设永恒制度的强烈愿望有所减弱,以至于后现代虚无主义情绪泛滥。这样一种社会现状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社会所以“相安无事”是由于法律的制约与道德的约束,从康德的道德律中我们可以得知道德的权威性来源于它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也就是说道德是具有客观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一旦这种知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丧失,人类能否有足够的自律意志力来抵挡现代主义的各种诱惑:物质、利益、贪婪等,这是保卫基础主义的学者对罗蒂的质疑。

针对基础主义者的质疑,罗蒂反驳到“世间何曾有过绝对的基础、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善美所构造的梦想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我们都应该放弃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拼尽全力能够得到的只能是我们“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我们能够做的也必须要做的事情是:通过对话、交流来获取有效信息,正如罗蒂所言“对话和交流是探究真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祈求于绝对,将自己置身于“绝对的安全之镜”之中。

因为,如果对话取代知识,知识就不必再寻求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只是以赞成、忍让的品德来探求通畅的交流,也就是说将对话的达成通过伦理道德的规则进行,并达成一致。

因此,知识的目的不是追求客观性而是要达到协同性,而知识的获得应该是一种参与协同的活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并不要求参与者的论断事先符合形而上的设定即先验的准则,而是寄希望于参与者达到“相对的、暂时的和大多数的一致”,这一看法很大程度上可以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

3 结语

这样,哲学就不再如之前的传统哲学那样,具有审判官的权威或奠基地位,而更像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知识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对话双方尽管秉持不同的理论意见仍然可以通过协同、说服、忍让等达成一致,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倡导对话、交流的今天,罗蒂的知识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M].三联书店,1987.

[2]理查德・罗蒂,黄勇译.后哲学文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理查德・罗蒂.哲学与未来[J].张国洪,译,国外社会科学,1994,(4)

[4]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 elativism and Truth”.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5]张石金.论罗蒂对传统真理观的批评[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第2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第3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摘要体验哲学是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对传统哲学观的颠覆,它对一系列语言哲学问题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有其哲学渊源。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解释取向、语义取向和共性取向,使它具有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强大魅力,这些都首先源于其在哲学观上的突破。那么,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领军学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对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西方主流语言学学派的语言观有何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1999年,美国语言哲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并明确声明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觉的知觉。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无法直接知道,试图通过哲学思辨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处只是一种幻想,有意识的思维只是思维冰山之巅而已。绝大多数的思维是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主要存在于认知无意识的概念系统架构之中,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和推理,但不为我们所意识。这种无意识性决定了全部知觉的思维结构。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仅是词语的非常规性用法。传统的分析哲学也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

二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在对大量语言现象,特别是对隐喻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1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的关系。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争论已久。自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共性说明语言不可能完全是任意创造的,而是受认知环境(包括人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等)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词、短语或句子层次上,是有动因、有理据的。但其动因和理据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在于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iconicity)现象。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体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照应关系的象似性,要大于语言的任意性。

3 范畴与概念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按照传统范畴理论,范畴化是纯粹客观的过程,与范畴化的主体无关。体验哲学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Lakoff曾说“了解我们是如何划分范畴的是理解我们如何思维和行动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理解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范畴化的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的建立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断趋于条理化、系统化。范畴的划分是经过认知处理的结果,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范畴是围绕一个原型(prototype)构成的,原型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

三 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混合哲学。在《体验哲学》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客观主义认知观而加以批判的。确实,跟体验哲学注重“体验”、注重“主、客体的结合”比较起来,英美分析哲学和笛卡儿哲学都割裂了感知和理性的联系,都把主体和客体相分离。这种哲学观上的对立,反映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1 与客观主义“主、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语言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自足系统,可以作为一种算法系统来描述,并且其描述不必考虑更为广泛的认知问题;(2)语法尤其是句法不同于词汇和语义,它是独立的语言结构,可以作为自治的体系来描述。语法结构独立性的理由是:语法范畴以形式特征为基础,而不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说话人只要以语法结构为基础就可以对是否合乎规范做出判断,不必考虑语义;(3)如果语义属于语言分析的范围,也只能是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来描述。其理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可以做出原则上的区别,语义结构完全是组合式的,隐喻和语义引申之类的现象不属于语言描写的范围。

2 与体验哲学“主、客体相结合”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认知语言学持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即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语义结构的描写与无限的知识系统有关;二是语义结构不但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情景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内容是怎样建构和解释的。

可见,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学派对语言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正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体验哲学观的指导下,认知语言学才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当然,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虽然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其实,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重“感性”、重“经验”的,在语言的研究思路上,二者表现出一定的共同倾向,即它们都着眼于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至于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由于它们都坚持心智主义,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上就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四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第一性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心智活动不能独立于客观世界,但也绝对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镜像反映。体验哲学对语言、思维、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对范畴、概念、任意性等一系列与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也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成分’概念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

[2] 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认知无意识、体验心智与隐喻思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3] 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543.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6.

第4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体现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27-02

一、引言

在20世纪初期,随着马克思、恩科斯的相继过世,以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派别不断加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攻。反对理性和科学,反对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局限所在,所以他们很难站住脚。与此同时,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则打着主张理性、拥护科学旗号,吹响了反“形而上学”的号角,私下里却一直拥护实证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陈旧”了,否定辩证法,这一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伯恩斯坦、考茨基。同期,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受到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身陷囹圄。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他身心倍受摧残。但也是这样一个契机,让他可以静下来认真思索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和策略。在狱中,他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经过自己的独创性思考写下了《狱中札记》这本至今对世界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葛兰西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精辟的概括为绝对历史主义。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也是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体现。同时,他提出“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的论断,思想的绝对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葛兰西充分地认识到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或是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是错误的。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依据的是人的情感意志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此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因素。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依据是“物质的自然进化”或“卑污的经济利益”,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因素;两者路线不同,而目标一致。

葛兰西指出应该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著作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人类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完成改造世界任务,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并且通过人类的各种组织的行动,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实现。所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意义。实践离不开实践的主体,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与人或人类历史必然相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践又与历史紧密联系,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绝对历史主义”,那么,绝对的历史主义的内涵体现和实质是如何体现的呢?对此国内学者的态度不一。本文中,笔者就物质观、客观、人和哲学等四个范畴,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和研讨,以揭示绝对历史主义原则和实质。

二、物质观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并且他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根据“绝对历史主义”,它“不应被理解为自然科学所获得的意义,也不应被理解为人们在各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中所发现的意义。组成物质本身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力学的等特性应被考虑,但只有当它们成为生产‘经济因素’的时候才能被考虑”[1]。这个问题理解可以借助恩格斯的论言来阐明――“世界的物质性都是通过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来证明的”。物质属于历史范畴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被证明,反映了人的本质。“可以说在实验活动中发现了典型的现实统一的过程。这是人和自然辩证结合的模式,是第一件历史工作。通过它,人们运用技术手段认识、统治自然,从而开始与自然发生关系。”[2]同样,在哲学领域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物质反映了人的本质。显然,离开人去谈论物质或是离开物质去谈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三、客观

在自然界中,客观指的是什么呢?根据“绝对历史主义”,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恩格斯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论断来说明,即:求助于人类和历史说明客观现实。为了更好地说明,葛兰西举了“东方”和“西方”两个概念为实例,“东方”和“西方”都是客观存在,在地球上任何一点同时既是东方又是西方,但具有“历史”意义的,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例如:“日本是远东国家,这不仅对于欧洲人而言如此,对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2]342-343欧洲文明曾经兴盛,欧洲的教育家们把欧洲文明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识。总之,它们是历史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成为了“客观现实”。因此,在葛兰西看来, “客观”和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是“人类的客观”或者和“历史的主观”相一致的。

四、人

从“绝对历史主义”角度出发,葛兰西认为人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统一体中的主体一方面,与自然发生关系,人类从自然界中取得基本的生活资料,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前提,但决定人的本质的不是自然物。葛兰西规定了它为人的现实性。他说:“特定的人的社会以特定的‘物的世界’为前提,如果没有‘物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3]353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在经济基础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与人本身发生关系,并通过国家、政党、法律、道德和文化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形式得到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从而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首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为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不管两者谁决定谁,谁对谁有反作用,都必须通过人;上层建筑中的任何现象都能直接体现和人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和经济基础发生关系。

在哲学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实质是对“人的本质”或本性的研究。葛兰西认为人的生物学的本性里不包括人类的统一性,因为人还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基于这个论断,在与人类自身关系中,葛兰西又规定了人的社会性。他提出了:“‘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能被看成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不能被设想成别的什么”。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开始,人们对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与以往的论调不同,葛兰西具体解释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人与自然界或是他人的关系是“有机地发生关系”,而不是数量上的简单相加,而换言之,一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发生关系,“不是硬塞进来的,而是有机地,就是说是通过个人加入他所隶属的各种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社会组织来实现的”[3]352。人与自然所发生的关系也一样,人能够发挥积极、能动作用,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改造世界,这一过程也不是简单机械的,而是有机的、有组织的。这也是葛兰西较前人进步之处,他发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人在两种关系中都是积极、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

五、哲学

有哲学家简单地哲学理解为“在人以外客观地起着作用的机械的知识”的思想,葛兰西与这种观点不敢苟同。葛兰西依据“绝对历史主义”,认为哲学是一种离不开人的理论体系,人的意志是它的基础,人能够正确反映和创造哲学。更重要的是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其基础相适应,并为基础服务。葛兰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也就是说“它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哲学,并不是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或某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更不是平民百姓的哲学。某一历史时期的哲学,是社会上所有种种因素的集合,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在那个时期,它是集体行动的准则,即成为具体和完整的‘历史’”[2]165。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必须‘历史主义’地提出问题,并将哲学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上。需要说明,这种意志并不是一种随意产生的意志,而是一种在与客观历史相称的范围内实现其本身的合理的意志。如果这个意志开始是某个人的,其合理性的评定需要观看它能否长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检验它能否成为文化,成为常识,成为同伦理道德一样与其基础相适应的概念”[1]345-346。

葛兰西就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反对形而上学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观点,认为哲学是一种人的“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单纯反映的活动,或是一种机械地整理活动。同时,他也担心创造性的这一术语会被误解为表明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因而会陷人唯我论。所以,“为了一方面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避免已经包含在把思维理解为感性和理性的活动本身中的机械论的观点,必须借助‘历史’考察问题,同时把‘意志’作为哲学的基础,但这种意志并不是任意的,而要求是合理的,其实现以符合客观的世界必然性限,即以它自己在进步发展时机中为总的历史为限”[4]29。

在对哲学是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理解上面,他认为哲学的产生是不能离开哲学史的。如果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的本质要义就不能脱离哲学史来进行独立研究。同时,葛兰西还说明“创建新的文化,并不只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独创的’发现,这一点对于意志向哲学的形成非常重要,批判地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即将合理的意志进行所谓的‘社会化’,以促使它们成为实践活动的基础,成为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基本要素,成为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的要素。这要比某一位哲学家‘天才’发现新的真理更具现实意义,更为‘独创’,因为这种真理不是某些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财富”[4]7-8。哲学史是哲学产生的背景和依据,我们对背景的研究会加深对哲学的本质的真正理解。哲学史是哲学产生的源泉,我们要对哲学史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地研究,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哲学。

由上可知,葛兰西把绝对历史主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之上,它即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从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性的理解和绝对历史主义内涵的体现。因此,我们只有真正地理解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实质,才能更好地把握葛兰西其他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们更能清晰地认识到它的科学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版,2000:465.

[2]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选集(法文版)[M].341.

第5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第6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途径

1引言

理论上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横向层面的哲学形态,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当代哲学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的哲学形态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三足鼎立”,这种形态对于新的学者把握和认识西方哲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知道但是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非常经典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分析

2.1梳理中国的传统哲学

想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梳理,因为它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统摄哲学全局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探讨的重要前提。传统哲学在方法论方面影响我们的思维,因此想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首先梳理中国的传统哲学。

2.2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的,它所根植的年代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马克思从一种世界的高度来认识哲学,创作了世人瞩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实践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真理性。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研读,避免认识上的分散性和模糊性。

2.3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是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概括。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已经融入了很多地方特色,马克西主义哲学的创新要从全球性的高度来认识其地位,避免出现创新过程中的偏颇。

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要生长点

中西方哲学中包含了人类及其精华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生长点。相比于西方传统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和形式比较固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生长点就是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固有的思想进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全球化的时期,哲学已经成为世界的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哲学的现状,就必须直面中国哲学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创新就必须改变其原有的外在形式,用更宽广的胸怀来承载更多形式的哲学内容,这样才能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是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哲学思想,他们是马克思哲学的新成果,也是世界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全新形态,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另一生长点。

4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具体路径分析

4.1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拒绝唯心主义对旧唯物主义进行扬弃,着眼于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追溯其产生的历史和根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问世以来就深深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服务的,从根本上回答了世界的本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去向问题。因此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好好把握其哲学观和方法论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式才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些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可以在正确辩证法的引导下理解中国发展过程中问题。

4.2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汲取力量

首先,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些著作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只有认真阅读这些经典著作才可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都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仔细阅读这些经典才可以做到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实践,坚持物质世界不动摇。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整体观念。实现人类的解放推动全人类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因而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事实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互联系的密不可分的,这些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赋予其中国特色。因此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深入的研读,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打下坚实基础。

4.3立足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曾经不断地强调方法论要随时随地以当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时代的需要进行发展和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要立足实际,直面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跟随时展的步伐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决定了它所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着重点所在。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有益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它不是固步自封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从而推动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在当代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与其他自然学习的最新成果相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新鲜的血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能量和动力。

5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就离不开创新。当近社会瞬息万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是时代所需,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坚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汲取力量、立足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冯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益探索[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0

[2]杨海英.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道路的探索――访著名哲学家陈先达[J].高校理论战线,2010(9).

第7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87―05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创新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也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与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解上,还是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都有较大分歧。为此,本文将力求站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及其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就当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质和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为前提。而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所要构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而且更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如果说前者主要涉及到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那么,后者则主要涉及到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价值和意义等问题。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就是因为在目前的研究中,人们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两种并不矛盾的看法和进路:其一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或理解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其二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解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就是要切实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就是要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以“形式上的系统”。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它的后果为基础的”。而之所以会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进路,在我们看来,其一是基于对传统教科书的不满,其二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理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实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把“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提升到哲学层次,提炼为哲学形态。

无论我们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何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和历史必然。不过,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理解不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性质定位、目标任务、路径和方法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无论是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解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的构建,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出发,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解为着眼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阶段、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都不能离开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阶段、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宝库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光辉体现,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逻辑和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前提,更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努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创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充分必要的条件的理论前提,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视域和应有范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中来”,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即哲学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以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或“当代化”的根本转变。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可以被解释为包含时

代化内容的研究范式,但“中国化”主要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表征所强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如果“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中来”,必然泯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必然泯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时代特征、思想主题和精神特质。

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

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既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能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任务。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正如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如高清海先生所说:“哲学属于体系性的理论,它的思维逻辑必须体现为相应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并且还要构成体系,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掌握和运用”。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需要而成为“空中楼阁”。这样的哲学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

新时代和新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这一哲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既富有实践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既是我们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个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形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不断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新的生长点,才能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思想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其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形式系统”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尽管,从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的理解上,以及在对它与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蕴含的哲学内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哲学智慧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和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努力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的实践哲学范式。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在当前必须对当下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

其次,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的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努力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主题。哲学主题的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动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为主线,以三大创新理论为依托,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精神,又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既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又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再次,必须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因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返本”是“开新”的内在要求,“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态去建构所谓当代形态,必然使之失去应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为主观任意地制造马克思打开方便之门”,只有通过“返本”才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创建构提供理论指导、注入生命之魂,以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但必须明确“返本”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唯有在“返本”基础上的“开新”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创建构,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示的方向和所开辟的道路,唯有“开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青春与活力,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才能真正建构起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精神,又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最后,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形成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青春与活力的生命源泉。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要以马克思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为指导,形成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必须在“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全球化”的互动中,必须在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中,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上,为建构既具有实践性和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和思维空间。唯其如此,才能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为当代人类价值的重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韩庆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J],哲学研究,2006,(5)

[2]李景源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6)

[3]李景源,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0

[5]汪信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8,(2)

[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7],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J],光明日报2004―04―2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9]高清海,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J],哲学研究,1998,(6)

第8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经典马列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2-0060-05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方面,我们取得过让人骄傲的成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过有说服力的提炼:不仅提出了“思想的活的灵魂”、“思想的精髓”这样站得住脚的纯哲学命题,并将其阐明、规定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涵义,且列出了支撑这一哲学涵义的哲学文本“清单”。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情况如何呢?可以说此项“工程”尚未获得实质性进展。正如近来一些学者所判断的,“现实的发展走在了哲学理论的前面。从政治与文化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式的现代化等命题中包含的‘中国性’问题,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当代中国哲学界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在这种逼人的情势下。要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必须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

从意识形态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庸置疑属于我国的主流哲学,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处于“主流哲学”位置,对其他哲学形态起规范引导性影响作用。这是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界的体现。

从哲学学科范畴或学术范畴看,它又属于中国当代哲学范畴。在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下,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传统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再像“左”的年代那样“君临”其他哲学之上,也不能像当下一些场合处于其他哲学的“夹缝”之中,理应与其他哲学形态“平起平坐”,既守住“本份” (“本真”)又博采众家之长。我们应该在这一视野和框架下来构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仅限于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框架内,更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因而,构建的实质和目标不是为了其原有形态或者说马列主义哲学传统话语系统的“生存”,而是基于当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挑战与回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这一背景,铸造应对全球化(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立不同于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的一种新型哲学话语,类近于赵剑英说的“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新哲学的建构”。

就此而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提升到哲学层次,提炼为哲学形态。这不仅直接指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关系到如何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成果“拾进篮子”的问题,显然,这项工作的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

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母体――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是不能割舍的。处理好这种“本体”与“母体”的关系要求把握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其基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实践性:不再把致思的目标仅仅限于概念世界而转向社会生活的当下现实特别是社会基层群体的生存境遇,毫不怯懦地致力于世界现状特别是“无产者世界”的改变,主张“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社会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信条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分析批判中超越现状,发现社会变化的新趋向、人类实践(特别是劳动者阶层奋斗)的新方向,具有反“现代性”、超“现代性”气派,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种“新思潮的优点”即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时这种“批判”包括对“批判”者自我的批判与超越。 人民性:自觉反映产业工人阶级的疾苦,参与他们的谋划,代表他们的命运,指出他们(包括整个人类)的根本出路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

民族性:马克思诚然“得到一种异常国际性修养。就西欧而论,他毫不表现民族偏见”,属于反思甚至反叛“现代性”的革命思想家,典型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但他身上一方面秉承欧洲文明的人文主义传统,如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传承了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注重从规律层面追问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和现实条件,渗透着欧洲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正如《资本论》那样,“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一样。”

其中“人民性”体现了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主旨:首先是追问产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幸福的规律和条件,终极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的福祗。当代哲学构建过程必须始终坚持经典马列主义哲学这些基质和主旨,并以之为“底本”在现时代弘扬之。

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架问题

新型哲学应包括三个层次,即思想体系、叙述体系、教学体系。

思想体系是一种学说在自然形成中的原生形态即“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体系其实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始就一直处于生成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即是其“源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当代中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实业家等的哲学思想和智慧,是其思想体系的现实形态。

叙述体系是在其思想体系形成之中或形成之后自觉地构建起来的概念、范畴系统即“形式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即“文本”呈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和文件如《邓小平文选》、《文选》等,以及我国的“论坛哲学”。这个叙述体系由于还处在生成之中,学者之间或学派之间还存在争鸣与分歧,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新哲学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这种过渡状态终该有个归宿或定型。

教学体系则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把其思想体系、叙述体系编写成哲学、理论教科书,她往往成熟于思想体系、叙述体系之后。目前还在进行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科书在这方面的确做了突破性工作,但由于那种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根深蒂固,目前既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讲坛哲学”就体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而言还不及“理想”状态,与当代中国的文明成果、与时代特征还存在距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质和主旨的显现与传播。这方面的状况表明了新型哲学构建并非只是追求“体系”的形式问题,而在基础哲学内容及其传播方面具有现实必要性。

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瓶颈”问题

构建新型哲学的实际进程遇到的“瓶颈”是学界多年来驻足于这一“常识”: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仅仅定位为经典马列主义哲学、哲学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发展”型。如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和验证;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了哪些新的哲学观点、哲学概念,而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而一些海外学者则从另一个端点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归“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直接归“根”于“实用主义”,如美国学者索林格把邓小平理论直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国学者罗伯特・克林伯格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性质”。香港学者金思凯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反映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研究员杨炳章认为邓小平“从小深受他那坚持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父亲的影响”。

“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确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包括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源于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在邓小平理论之前或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了,那么,“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究竟如何则蔽而不明。同样,“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当然与世界文明或世界哲学资源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性,但不能因此而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系统或某种西方哲学。上述大陆与境外学界的观点实际上都隐含着这么一个“共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置于前人或外国人既有观念的阴影下,抹掉了其作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学问之气派。

其实,“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个性特色是鲜明的,明确提出不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邓小平哲学不同于学院哲学,呈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当下实践问题坚执一种锲而不舍的哲学“追问”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惯性地预先假定或自以为是地断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老祖宗”那里早就解决好了,后人按图施工就是了。邓小平首次出人意料地指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追问”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牵动着社会主义世界的生存或发展问题,涉及如何看待经典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这类基础理论问题。

就邓小平理论的隐性哲学思想即“实质上的系统”而言,比如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邓小平理论突破那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旧式思维,把“市场经济”这个实属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属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把“计划”、“市场”都划归“经济手段”即生产力或生产方式范畴。当剧变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压力与威胁的危难时刻,当代中国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性。这些虽然没有“言”以纯哲学术语,但人们不难领略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决非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世界长期盛行的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能望其项背的。

就邓小平理论的显型哲学思想即“形式上的系统”而言。经典唯物史观破解阶级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马克思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范式是“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邓小平理论则提出“改革动力”论,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着眼于“把蛋糕做大”。这实际上是对处理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的大“调整”,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学说在基础理论层面的新推进。相反,若没有这种大“调整”,让社会主义“动力”不足的痼疾继续蔓延下去,必将导致西方政治家所断言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能否有效率,正是决定一种生产方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也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就哲学话语风格而言,“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属于“惠民哲学”:始终瞄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紧紧围绕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自然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矛盾问题,突出社会生活矛盾的同一性作用,以立为本、重在建设,以富民、惠民为直接目的。以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富裕”乃至人类的福祉为最终目的。

如果我们从哲学追问的主题、哲学思想(观点)的表达形式和哲学话语风格等方面对“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作这样的诠释或“规定”,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这个“瓶颈”问题就不难排

解了。

五、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概念在逻辑上有内涵与外延之分,并且一个概念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展,其“内涵”则相对稳定。作为我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哲学”等,都是以人物“专名”命名的,属“外延”层面对我国主流哲学的称谓,或者说属于这个主流哲学的各个具体形态,并未直接了当地标示其“内涵”。我们以往比较多地从“外延”上去称谓我们的主流哲学,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再没有或鲜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了。这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相反,在国外,一些国家和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哲学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如英国有“功利主义”,德国有“意志主义”,法国有“实证主义”,美国有“实用主义”,等等。这些称谓几乎可以“顾名思义”,并且在该论域内兼容性比较强。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有没有一个拥有中国文化味的内涵层面的称谓呢?可不可以“实事求是”或“实事求是哲学系统”作为我们主流哲学的一个内涵称谓呢?可以作这样的尝试:

理由之一,“实事求是”是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味的命题,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实事求是”一词始出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明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而突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意义,随着明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高涨及考据学重兴,“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方面受到重视,曾国藩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与宋明理学“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使之从考据学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命题。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兴起,“实事求是”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郭篙焘将中国“实事求是”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相较,得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的结论。这样,“实事求是”不仅成了中国古人治学的―个传统,也成了打通国学与西学的通衢或彼此通约的术语。

理由之二,“实事求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代表了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学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认为它代表着“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突出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从而把“实事求是”发展到一个系统、全面的境界。

第9篇: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部门法哲学是最近我国法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指以一定的法理学基本观念为基础,按照法理学的结构与方法,以某一法律部门的制度规范及其实施为对象,揭示其中特殊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它的兴起将有助于我们探究部门法的真谛,推动我们对部门法理解和认识的理性升华。部门法哲学在其它部门法或领域方兴未艾,然而在国内能源法学研究中却未受到重视,成果仅有亓光、王晓冬的《能源法哲学之思:内涵、学科属性及主题》。鉴于目前我国能源法法哲学研究这一现状,我们以“论纲”形式对其中问题阐述一二,旨在对能源法法哲学基础进行框架性研究,以求推动我国能源法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概而言之,能源法法哲学研究以能源特性为物质基础,以能源哲学和能源伦理为认识和人性基础,并以尊重运用各方面能源规律为科学基础,从而形成能源法法衍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1能源特性是能源法法哲学的物质基础

 

哲学反映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是哲学据以形成的基础,法哲学包括能源法的法哲学在内亦是如此。有学者认为“能源法哲学中包括善恶、正义、公平、效率、自由等价值元素”[|],我们也认为能源法包括了节制、效率、秩序、清洁和永续利用等多重伦理维度:然而这些恰恰都源自于能源的自然特性,能源自然特性是能源法的法哲学物质基础。我们曾认为“能源自身所具有的物质特性以及人们对能源所持的态度,构成了能源关系的伦理之维,这也充分地反映在能源法中”[4]。现在看来其中似有谬误,需要重新进行分析。实际上前者是能源自身所具有的物质特性,仅形成能源法的法哲学基础而非伦理之维,后者即人们对能源所持态度才属伦理范畴。概而言之,能源法的法哲学受到能源的如下特性影响:

 

首先是能源的有限性。能源在自然界中的存量非常有限,尽管“全世界还在不断发现新的自然资源,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适当地延缓资源耗尽的时间,但因消费水平仍在不断地增加,地球上迟早会出现资源耗尽的问题,即这些资源的采掘殆尽也是指日可待”[5]。这决定了能源法的法哲学的某些价值元素,诸如节制、效率等等都源于能源的有限性。它还决定了能源必然具有经济上的稀缺性。韩非认为“人民众而财货寡”故“民争”,而法恰是解决这种“民争”最有效的规则。能源属于这种“人民众而财货寡”的资源,不仅总量极为有限而且人均拥有量更不足,解决能源的分配问题是能源法产生的根源。

 

其次是能源的分布不均,其中还蕴含了巨大能量。该特性也多方面体现在能源法的法哲学中。能源特别是非再生能源因受地质作用影响,其在地理分布上表现出极不均匀性的特点。国别分布不均是影响能源安全的重要原因,许多国际争端甚至战争都因争夺能源而起。另外能源还是蕴藏极其巨大能量的物质资源,若控制不好、使用不当就会造成安全事故,最典型的就是苏联和日本的核泄露事故。因此,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上讲,能源法都应将安全即能源安全作为重要价值元素。能源分布是地质作用的结果,也是自然秩序,能源法在国际法的层面维护这种自然秩序,从本质上说也就维护了公平、正义和秩序。

 

最后是能源的污染性。根据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可以将其分为清洁性能源和污染性能源。然而就现今人类能源使用的总体情况来说,“清洁性能源在能源消费构成中占比重较低。目前人们仍主要使用煤炭、石油等污染性能源,使用这些能源是造成当前人类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这也就决定了能源法以及能源法的法哲学,必然要将清洁、环保作为其主要价值元素能源即环境以及能源资源的理念都表明,必须将能源与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结合起来进行安排”[7],因此,环保也成为能源法法哲学的应有内涵。

 

从能源的物质特性出发研究能源法法哲学,符合客观物质决定主观意识的唯物主义观,有助于避免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唯心倾向,对能源法法哲学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2能源哲学是能源法法哲学的认知基础

 

“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的交叉,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理解法现象”[!^能源法法哲学融合了能源法学与能源哲学,而后者恰是我们认识能源法法哲学的基础。哲学常被认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含方法论),是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能源哲学就是上述在能源方面的具体体现,也是对于能源问题的深人思考和深度思维c“事实上,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取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异或消失。”M因此,能源哲学对能源法学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主观上构成了能源法法哲学的认识基础。具体而言,它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厘清能源本质为能源法研究奠定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由物质与意识构成,能源哲学虽属意i只但是能源本身却是物质。能源与其他物质相比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自身蕴藏并可以对外释放能量的物质。能量是能源最主要、最根本的价值之所在,被称为能源的物质不过是能量的载体而已。认清这一点对能源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源的“本职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与能董”[|()],而且这也是人类进行能源立法的初衷所在。另外,能源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也存在着隐患,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能源法的法哲学追求的“安全”价值,也不在于能源自身而在其蕴藏的能量上。

 

其次,从人类运动高度认识能源法的重要意义。能源确实是关系到国计与民生的重大问题,以往对能源法重要性的认识也大多基于此,但从哲学层面似乎可对其做更深刻的理解。唯物辩证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恩格斯指出:“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1]但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运动都需要能量支撑,而能源则是人类活动这种运动的能量之源。人类和整个世界都是以运动的方式存在的,但唯有人类活动这种运动才会自觉使用能源。能源法是人类制定以规范其能源行为之法,追本溯源也可说是维持人类运动存在之法。

 

最后,能量转化是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关键。能源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中蕴藏的能量,但能量蕴藏在能源自身上对人类没有意义,必须将能量转化出来并运用于生产和生活才能实现其对人类的意义。能量转化既是能源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也就成了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如其所关注的效率价值,其实就是转化效率,而其所关注的清洁价值也与转化效率有关,例如汽油燃烧不充分会产生一氧化碳污染;其所关注的安全价值就更与能源转化有关,很多事故都是在能源使用即转化中发生的。能量转化定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之源,而后者对前者亦有很多有哲学深度的阐述,这些都对研究能源法的法哲学有重要意义。

 

总之,从物质和运动角度出发研究能源法法哲学,坚持了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对能源法法哲学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对推进能源法法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能源伦理是能源法法哲学的人性基础

 

能源哲学虽然在现代广义上包括能源伦理,但传统狭义的能源哲学并不包括能源伦理——前者偏向自然W学而后者则以“人”为本。前者认为,“能源不具有道德地位,它被排斥在道德关怀之外。但实际上,人不仅生活于社会,而且生存于自然界,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能源生态系统,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能源的持续发展密不可分。能源哲学以人与能源关系为基本问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12]。这种与人有关的能源哲学被称为能源伦理。能源伦理构成了能源法法哲学的人性基础,具体而言,它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以人类为关注的中心,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根本目标的思想和观念体系”;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意味着对非人类生命与生活形态的关注是为了它们自身而不是我们的利益”[13]。能源伦理则从不同层面包含了这两重含义:从使用层面看能源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有人类才会自觉地使用能源而其它万物都不会。能源中的“能”字不仅含有能量之义,同时也指只有人类才有的主观“能”动性;从影响上看能源伦理又是人类非中心主义的,因为使用能源所造成的污染影响生态环境,而对环境造成的这种影响又及于人类和万物。康德提出了“人类要为自然立法”的主张,因此人类在进行能源立法时不能只顾自己,必须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

 

其次是伦理性乃能源法的基本特征和属性。“法律的伦理性问题不是法哲学的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法哲学的全局问题”[14]。研究能源法的法哲学离不开其伦理性探讨。学界通常认为能源法具有综合性、多样性,以及多元性、专门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属性,却往往忽略了伦理性这个基本特征和属性。“法律的伦理性是任何法律所固有的内在规定性”[15],能源法就此而言亦具有不可例外的伦理性人类能源活动既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决定了能源法伦理性的必然存在。在能源法的产生中能源伦理是其重要渊源,能源伦理法律化是能源法形成的主要路径。例如现代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律制度的规定,既因为能源有限也与节制的道德传统有关。能源伦理同时还是能源法完善的主要动力,例如现代能源法中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就明显是受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影响的结果。

 

最后人性假设是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起点。“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6]在科学研究中,人性首先体现在人性假设上,它也是法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能源法上的“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传统能源法和现代能源法的认识似有不同。前者将能源法上的人主要视为“经济人”,因而传统能源法也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法性。“我国传统的能源法脱胎于经济产业法,作为行业法,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调节思想。”Ml后者则对能源法上的人做了多维度的拓展,“生态人”和“节制人”等假设相继提出,它们使得能源法上“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能源法法哲学研究也据此得到多方面的展开。

 

从能源伦理的层面出发研究能源法法哲学,体现了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人本”特质,也揭示了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真谛之所在,实现了能源法法哲学研究从物到人的转向。

 

4能源规律是能源法法哲学的科学基础

 

科学和哲学对我国能源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当初国外科学家曾断言中国没有石油资源,而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凭借科学,相继发现大庆、胜利、华北和江汉等大型油田;李四光先生更坦言,在为祖国找石油过程中,他曾从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中获益良多。科学技术性是能源法最基本的特征和属性,能源法法哲学集中体现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它是“哲学与能源科学和能源法学的交叉学科”m。因此在能源法法哲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科学,科学特别是能源科学构成能源法法哲学的科学基础。它具体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能源法法哲学的研究要遵循能源规律。这里所说的能源规律是指狭义的能源规律,即能源这个特殊领域自身所有的特殊规律。有学者指出“在制定规划和战略决策上遵循能源发展的客观规律,能源领域具有周期长、投资大、惯性强、关联多的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就会遭受惩罚”[18]。还有专家认为,新能源开发要尊重能源规律,其“可总结为:因能制宜,各尽其用;因需制宜,各得其所;因时制宜,梯级利用”[|9]。能源法法哲学作为对能源法学的基础研究,必须掌握能源科学知识并且遵循能源规律。而且它们也与自然辩证法等哲学原理有关,例如能量守恒和转化等自然规律,就对能源法法哲学中的节能问题具有启示——真正的节能是降低能源转化过程中的损耗,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及产出率。

 

其次,能源法法哲学的研究要遵循生态规律。能源的存在和开发利用都处在生态环境中,这意味着人类能源活动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它也是能源法法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规律。体现公平、正义的能源生态补偿就是例证,有学者认为它是“按照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需主要针对行为主体在能源活动中对公益性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的行为进行补偿”。生态补偿绝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补偿,而是自然科学规律作为其存在基础和依据。它实际上是“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的体现。能源法法哲学应体现的生态规律还有很多,如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清洁生产等。

 

最后,能源法法哲学的研究要遵循经济规律。人类能源行为在现代实际上也是经济行为,能源的开发、利用甚至节能都是经济行为,更不用说能源的交易、消费等经济行为了。因此,能源法法哲学研究除遵循上述规律外,还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或称为能源经济规律。“能源经济规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自身再生产过程的运动规律……另一是能源再生产过程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本质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22]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植根于经济基础,因此能源法必须反映能源经济规律的要求,能源法法哲学研究更应遵循能源经济规律。能源法法哲学旨在于为能源立法提供依据,能否遵循经济规律将成为立法成败的关键。

 

总之,从能源的各种规律出发研究能源法法哲学,重点突出了能源法法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即“人为自然立法”要遵循运用自然规律,能源法究其根本应当是能源规律的法律化。

 

5结语:能源法必须形成自己的法哲学

 

归纳和演绎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基本的路径,这两种路径不仅不可分且有时还相互促进,在法理学研究和部门法学研究中也是这样。法理学将各部门法中共同的原理归纳起来,形成理论并运用于部门法中并促进其发展;而各部门法学则在不断地演绎和验证法理,它们为法理学的深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两者之间呈交互式、螺旋状的共同推进。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兴起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就是这两者间相互融合、交叉衍生的产物。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是法理学和法哲学向深广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理论指导力的必然需要,是部门法学自身朝着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提升与发展的必然需要,是打通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的隔绝状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必然需要,是促进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有机分化并向着更高层次有机综合的必然需要”[23]。各部门法哲学研究近年来都获得很大发展,不仅传统的民法、刑法哲学继续走向深入,社会法、环境法哲学等也在不断推陈出新,重视法哲学研究成为部门法学研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