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精选(九篇)

第1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 演矿产资源业；投入产出；产业关联；产业链

一、引 言

矿产资源产业是指以探明的矿产资源为对象，从事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直接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产品的工业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矿产资源产业属于工业生产的初端产业，具有很强的后续延展性。因此，矿产资源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以及后续的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形成了巨大的资源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包括单纯产业链、含群产业链、交叉产业链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源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已成为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资源保障和经济支撑作用。[1]本文拟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矿产资源产业各部门的产业关联度进行系统的定量化分析，构建矿产资源产业链结构模型，为有关矿产资源产业的产业关联、作用机理及后续影响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基础[2]。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产业关联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李善同，1998）。产业关联反应了在国民经济中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经济技术关系，即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或是消耗与分配关系等。产业关联度是部门间相互关系的量化的体现，即体现为一个部门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部门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程度。一般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来度量[1]。

矿产资源产业与国民经济众多部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后向关联关系，表现为矿产资源产业对那些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二是前向关联关系，主要表现为矿产资源产业对那些将其作为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从投入产出关系和产业关联角度研究我国矿产资源产业的产业链结构，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42个产业部门数据。其中所采用的部门分类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的。在研究中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矿产资源产业界定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四个部门；在矿产资源产业关联产业研究中，将关联度大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定义为密切关联产业，小于平均水平而大于零的产业为有关联产业，为零的产业为无关联产业，以此来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关联产业进行分类分析。

三、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后向关联产业分析

后向关联指一个部门对为其提品和服务的部门的影响。矿产资源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其他部门的各种投入，其消耗其中某个部门的产品越多，说明两个产业的关联程度越大，对该部门的需求影响越明显。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后向关联产业之间的关系分为直接后向关联和完全后相关联。在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表征了直接关联关系，完全消耗系数表征了完全关联关系。

直接后向关联是指某一产业在其生产运作中与其他产业的直接技术经济关联程度，具体表现为该产业在生产运作过程中对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耗对这些行业的拉动和影响，用直接消耗系数来度量。直接消耗系数反应了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消耗关系，也称投入系数，记为aij（i，j=1，2，…，n），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j部门的单位总产出直接消耗第i部门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量。计算方法为：用j部门的总投入Xj去除该部门生产经营中直接消耗第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量xij，用公式表示为：aij=■（i，j=1，2…，n）。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说明矿产资源业对其它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多，直接关联效应越明显[3][4]。

完全后向关联指某一产业在其生产运作中对其他产业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关联程度的总和。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完全消耗系数来度量。一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其他产业产品和服务构成了该产业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数，是指某产业生产每单位最终产品或服务对另一个产业产品或服务的完全消耗量。它通常计为bij，指j产业每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或服务，对i产业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以I记为单位矩阵，那么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的公式为：B=（I-A）-1-I。完全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产业之间的后向完全关联越大，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对另一个产业需求拉动作用越大。

通过对资源产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四个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1）：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有6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12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有2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7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在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中有3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6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在金属矿采选业中有2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9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说明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上各部门的直接和间接的投入，同时也说明了矿产资源业对与其有后向相关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拉动作用[5]。

比较后向直接关联和后向完全关联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①有些产业矿产资源业没有直接关联关系，但却有完全关联关系，它们虽与矿产资源产业无直接关联但却与矿产资源产业直接关联的产业有关联，于是产生了间接联系。②相对于直接后向关联，矿产资源业的完全关联产业数量多，关联强度大，说明了矿产资源产业有较强的间接拉动能力。以上这些特点说明，矿产资源产业对其后向关联产业的间接拉动作用不可忽视，这是矿产资源产业关联度大，对国民经济波及面广的重要原因。

四、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分析

前向关联是指某产业对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投入品或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从供给看，矿产资源产业的矿产品作为一种要素提供给其他产业，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消耗矿产资源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在矿产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中，矿产资源产业产品或服务在各个产业投入中的份额直接反映了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关联作用。投入份额越大，说明矿产资源产业对其它产业的推动作用和供给影响作用越大，产业之间的依存关系越密切。

矿产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直接前向关联关系可用直接分配系数进行度量，直接分配系数是从产出的角度分析产业之间直接技术经济关系的指标，含义是某产业产品或服务分配给另外一个产业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使用的价值量占这种产品或服务总价值量的比例，记为hij（i，j=1，2，…，n）。计算方法为：用i部门的总产出量Xi去除该部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给第j部门中间使用的产品价值量xij，用公式表示为：hij=■（i，j=1，2…，n）。直接分配系数越大，说明其他产业对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大，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供给推动作用越明显[3][4]。

完全前向关联指某一产业在其生产运作中对其他产业直接供给推动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关联程度的总和。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完全分配系数来度量，其含义是，某产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服务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关系向另一个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分配量。完全分配系数（用wij表示）是i部门单位总产出直接分配和全部间接分配给j部门的数量。它反映了i部门对j部门直接和间接的全部贡献程度。它等于i部门对j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全部间接分配系数之和。以I记为单位矩阵，那么利用直接分配系数矩阵H计算完全分配系数矩阵W的公式表示为：W=（I-H）-1-I。完全分配系数越大，说明矿产资源产业对其他产业推动作用越大，产业之间的前向完全关联程度越大[6]。

通过对资源产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4个产业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完全分配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2）：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有5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前向联系，12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有4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前向联系，11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在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中有4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前向联系，8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在金属矿采选业中有3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8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说明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需要矿产资源产业的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品，因此矿产资源产业对这些产业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1]。

五、矿产资源产业链构建

通过对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的分析，得出了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后向联系、完全后向联系、直接前向联系和完全前向联系。依据矿产资源产业前向、后向的直接联系和完全联系，构建矿产资源产业所涵盖的4个产业的产业链（见图1、2、3、4），更加具体的揭示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4个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行业支持及对其他行业发展的拉动[7][8][9][10]。

通过对构建的4条资源产业链发现，矿产资源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和后向关联产业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性，说明资源产业的发展即需要这些行业的支持，同时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也会为这些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矿产资源产业和这些产业形成了一种循环发展的关系。因此，在矿产资源产业链中很难用线性的链条来完全表达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矿产资源产业链是一个以矿产资源产业链为主体、以矿产资源采选为原点需求逐渐向外辐射，产业及产业链之间交互渗透的产业关联网状结构（见图5）。

在矿产资源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网状交互作用关系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作为产业链及产业网络的起点产业，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间接的促进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发展；同时，这些行业也反过来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第二层和第一层产业的发展；另外，这种交互关系不仅作用于图中的三个层次，还在不断地向更加广泛的行业扩展，向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辐射。这就充分体现了矿产资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不仅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矿产资源产业链本身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六、对策与建议

①加强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勘查开发力度。矿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有直接的影响。在我国当前以重化工业为主要产业构成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矿产资源产业有着较高的依赖程度。因此，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应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勘查开发力度，不断提高资源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和水平。

②强化资源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单位矿产品消耗的价值增值空间。通过分析发现在矿产资源产业链中各产业间的产业关联程度很高，但产业链的起始点行业产出产品的单位价值往往较低，越是向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产品的附加值就越高，单位矿产品带来价值越高。因此，必须注重强化产业链的向外延伸，提高资源型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③构建以矿产资源产业链为主体的资源产业链集群。矿产资源产业链并不是简单线性链条关系，客观上存在着产业链内部和产业链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矿产资源分布、资源产业及相关产业布局，提高矿产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和集群竞争力。

第2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3月17日，邓宁教授在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投资促进论坛上发表演讲，重点阐述了在全球化和发展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各国外资政策提出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刊特别约请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冼国明教授和葛顺奇博士对邓宁教授的演讲进行了整理，并经邓宁教授同意，在本刊公开发表。

21世纪初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以市场扩张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国家和超国家权力系统的调节。全球化特别强调跨国界的人类、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相互联系特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特征在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会导致不稳定并造成人际关系和公司关系的紧张。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动荡的世界，这主要是由于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变化、不稳定和复杂。这是和与日俱增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以知识和技术立国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地球的未来也依赖新知识技术的发展。我们人类身心的发展也和知识技术发展息息相关。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压力的世界里，全球化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趋同与分歧、集中与分散、合作与竞争、统一与差异、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相生相依的，就像当今的世界，竞争与合作并存。

由于世界的复杂性，现在人们对发展目标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人类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局限于简单地对人均GDP进行计算，人们更多地讨论价值、权力和责任，讨论文化自由的理念，更多地在道德层面来评价什么才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发展观。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包括安全与和谐等。

未来发展速度的加快，合作关系依赖于网络和联盟的发展，这种网络不仅存在于公司内部，还存在于公司之间、公司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人们越来越重视制度化以及制定发展战略，这些都严重依赖各网络组成部分的相互信赖与支持，当然，竞争也同时在加剧。

当代的全球化主要涉及的是一种联系，即人与人间的联系、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联系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新的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但是它也可以被用于从事有益的事业或进行有危害性的活动，恐怖主义者也可以利用全球化实现他们的目的。

尽管反全球化的呼声仍然很高，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全球化在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它提高了生活水平，扩大了就业，为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增进了个体的文化自由。它能协调各种机构，给各群体和文化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政府不但在全球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掌控全球化影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与此同时，一些与全球化利益相关的个人和群体也积极活动，以期减轻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用一个多维的方法来评价全球化的起因和影响。

经济和社会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随时在变化，这是一种学习型的概念。这种发展观主要讨论人类环境与物质环境的结构转型。就像中国近二十年来，无论是人民身心变化还是物质环境的变化都非常巨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的性质和实现途径如何，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所定义的发展指标不仅是人均GDP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教育的进步，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包含生活变量特性的指标。

人类目前生活在复杂的世界中，比我们先人生活的环境要复杂得多，发展中国家各个成员对其本身文化身份的认可和实现社会愿望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获得各界的重视。各个地区拥有和参与决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建立共识、发展公众与社区及私人的合作关系、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发展的优先次序等问题也越来越重要。

外国直接投资和政策制定

我认为在全球化、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互动作用。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的认识以及外资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全球化和发展的维度。

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能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带来了有价值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外国直接投资使中国企业有机会进入国外市场，并为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经验。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占全球总量的份额还很小，但增长较快，并且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速度。例如，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存量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18.5%上升到2003年的43.6%。同期，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增加了6.9倍，流入存量增加了2.0倍。

人类的发展依靠知识的进步。跨国公司是知识创新的主要载体，其创新能力占全球创新能力的75%。外国直接投资使知识和信息得以跨国境传播，使更广泛的人群获益。能够最有效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创新能力的国家，肯定拥有最好的技术工人，最好的物质条件。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并正在努力，以期在不远的将来，也能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国家。

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许多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研发职能正在增加。例如，2002年，在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所承担的研发活动占总量的21%。

现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地化和全球化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新词――即全球当地化（glocolization）。跨国公司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活动的一体化，同时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现在，当地化对于跨国公司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东道国要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全部收益，需要充分发挥本国企业的作用，同时，政府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也非常重要。在外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应当对如下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第一是总体和宏观的概念。

为了实现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应当成为国家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管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本国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对于吸引具体的外资项目并不重要。投资者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东道国制定了某种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就增加投资，而是更注重投资环境，如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教育、基础设施、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当地生产者的竞争、市场结构、法律体系等，然后参考具体的和该项投资有直接关联的政策，最终的决策是投资者在权衡投资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投资者的动机多种多样，影响投资的变量也很多，宏观层面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不可能将这些因素都面面俱到地加以考虑，细节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二是注重效果。

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了解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方式、跨国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可能给本国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影响，以及采取何种适宜的措施来鼓励或抑制新的投资。在21世纪初，各国主要关注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例如外国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建设和企业家精神等。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对本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国内富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的发展。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提升当地资源和能力，对本国关键部门保持完全的拥有权。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却不能对中国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是适时的结构转型。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适度的，以确保外资政策以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有效的、可被社会接受的、恰当的顺序进行结构转型。

第四是强调知识与能力建设。

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福利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必须以寻求、培育和提高这种知识创新能力为目的，必须致力于人力资源的提升。当然，除了外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合资企业等外国投资方式，还可以利用其他许多途径来达到寻求知识的增长、获得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的目的，东道国应该从中确定最佳的途径。

第五，促进关联。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通过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促进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和关联。外资企业建立自身网络的需要正在与日俱增。

第六，关注利益相关者。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包括民间团体在内的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因为，当前对待全球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并不统一，有支持也有反对，这些都会对经济活动的模式、速度和发展形势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和综合平衡。

各国的发展目标不同，但是把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政策，以及提升本国竞争力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中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同时致力于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这值得大加赞扬，因为无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还是鼓励本国企业对外国投资，都是提升本国竞争力、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手段。在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时，需要同时兼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第八，本地化的作用和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受一些非直接影响投资的辅因素的影响，例如当地企业的经济实力、社会和文化倾向等。

第九，明确针对性。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特别是激励政策，要针对特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并尽可能做到公平、透明，以更有效地吸引特定的投资和企业。

第十，对机构的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了解外国投资者不断变换投资场所的要求，并且充分认识到，东道国为了培育国内企业家精神、增强个人和企业适应全球变化的能力所提供的激励措施和法律环境的重要性。

第十一，提高竞争力。

全球化为跨国公司投资带来了更多的区位选择，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希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外资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和参考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竞争国家的外资政策和相关政策。政府和投资促进机构应该致力于发现和推销本国的区位优势。如何使中国的区位对某类投资来说比其他地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呢（也许印度也要吸引同类的外国直接投资）？首先就要发现本国的优势，然后通过参考潜在竞争国家的政策，制定本国政策，从而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以实现本国的发展目标，帮助本国企业扩展海外市场。

总结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化，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的利益，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外国直接投资不是解决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发展路径应与新加坡、荷兰这样的小国不同。小国的外资产值可能会占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的70-80%，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其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5-20%，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存量占其总资本存量的30%，而瑞士则达到了70%。中国应该遵循美国的发展道路，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无论流入与流出，都是十分成功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对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美国富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虽然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参与了全球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为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了贡献，但美国坚持认为，本土企业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贡献者。所以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提升本土的资源和能力，并且对其关键部门保持全部所有权。另外，还要根据本国的愿望，保护和提升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体系。

政策制定者应该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但也不能完全受这些经验的束缚，而是要借鉴这些经验，根据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已知的作用，人类价值观念的变化，本国自身的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战略的特点，制定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在其现行体制下应是可以执行和操作的。

第3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第4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1、产业关联的界定

对产业关联的刻画应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各种关联指标描述了产业关联的某一层次的某一侧面，不能将产业关联这一概念与少数几个指标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将产业关联定义为：产业关联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应赋予动感。它所提示的产业间的关联方式，从最直接的意义上将是赫希曼（A.O.Hirschman）所提出的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这是以局部观点提示的产业关联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形式。关联式由产业间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动态产业关联链组成的网状复合体。关联蕴含着产业间更为复杂深层的有机联系，其实质在于：

（1）在社会分工的链条上.各产业都需要其他产业为其提供各种投入，作为自己产出的要素供给。同时，又把自己的产出作为另一种投入提供给其他产业进行消费。正式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各产业才能在经济活动中生存和发展。这样，在国民经济中各种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相互交织，形成了各产业之间相互消耗和相互提品的内在联系。

（2）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产业部门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每个产业都同时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作为生产者，它“产出”产品，供其他产业或领域消费，或按社会需要把产品分配出去：作为消费者，它又把消费“投入”于本产业的各种产品，即通过生产消费过程把产品生产出来。因此，产业间关联的实质，就是产业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相互消耗和提品的关系.也就是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2、产业关联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活动由各个产业的生产活动有机构成，每个产业的生产活动必然要与其他产业发生一定联系。一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技术方面，也可能是产品或服务等，这些方面的联系构成了产业关联的内容。从形式上看，产业关联蛀牙包括以下内容：

（1）产业间产品或服务关联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关联的产业间需要相互提品或服务，如农业为工业提供各种原材料，而工业又为农业提供机械、化肥、农药等。产业间产品或服务关联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质量和技术含量上，当一个产业产品的质量或技术含量发生变化时，会引起其他相关产业产品的质量或技术含量发生相应变化。

（2）产业间就业关联

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和技术特征。而不同的技术特征要求生产者的素质不同，因此，不同的产业对就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和吸收能力不同。社会劳动力总资源有限，而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构成产业间就业关联。

（3）产业间技术关联

产业间技术关联是由产品的生产技术决定的，是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的基础。在现代经济中，不存在一个完全不和其他产业发生技术经济联系的产业，每个产业都需要其他产业的中间产品最为生产要素投入。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技术进步而发生变化。当某一产业发生技术进步，使物耗水平下降或劳动生产率提高，实现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生产成本的下降。

（4）产业间价格关联

产业间价格关联式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的价值表现形式，实质上是产业间产品和服务关联的货币表示。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产业间的产品和服务的投入产出关联关系时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关系，体现为价格关联。

（5）产业间投资关联

投资不仅是需求的构成要素，而且也会提高生产能力。产业的发展需要增加投资，提高其现有生产能力。随州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由于产业关联的作用，会导致相关联的产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保持产业间的均衡。如公路、港口、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加强，会导致一系列与运输、仓储有关的产业的发展。

3、产业关联方式

产业关联式指各产业之间投入与产出的生产联系（水，2004）。所谓投入，指的是产品生活参过程中所需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服务、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劳动报酬等；所谓产出，是指各个部门产品生产的总量。

该关联方式拓展到宏观，一产业通过关联影响其他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发展。这时，所谓投入指的是所研究产业为核心，其生产（或提供服务）所需的来自于其他产业部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服务、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劳动报酬等；所谓产出指的是该产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总量及其在其他产出部门的分配。这种投入与产出的关联，使得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相关。具体地，主要有以下几种：

（1）前向关系和后向关系

按照赫希曼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一书中的解释，前向联系就是通过供给关系与其他部门发生的联系：后向联系就是通过需求关系与其他部门发生的联系。

（2）单向联系和环向联系

单向联系是一种直线式的联系，先行产业部门为后续产业部门提品，以供其生产时直接消耗，但后续产业部门的产品不再返还先行产业部门。

环向联系是一种回路式的联系，A、B、C等产业部门间，先行产业部门为后续产业部门提品，作为后续产业部门的直接生产消耗，同时后续部门的产品也返回相关的先行产业部门的生产过程。当后续部门有多个间隔时即为环向循环联系。当先行部门与后续部门没有间隔时，为产业部门间的双向联系。

（3）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在经济系统运行中，产业间存在着大量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所谓直接联系是指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直接提品或服务的联系：所谓间接联系是指两个产业部门本身不直接发生生产联系，而是以其他产业部门的产品为中介发生联系。

（4）纵向关联与横向关联

纵向关联指按加工序列形成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或原料，初加工产业与深加工，及最终产品生产之间的关联：而横向关联是指产业分工中同一序位各产业间的平衡关联，如煤炭与石油同属于采掘工业，它们之间互相消耗产品的关系就属于横向关联。

4、产业关联分析方法

第5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灰色关联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38-04

Research on Reverse Correlation Effect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Chinese OFDI

CHEN Biqionga，LIU Huib

（a.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This paper taking the method of grey rel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source country，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through taking the main seven industry stock data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2003 to 2011 as a sample and quoting a more 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ica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information，computer services，mining as the kind of technologyseeking and resourceseeking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hile the impact of marketseekings outward foreign direction investment，such as transportation，storage，postal service，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is lower. At the end，put forward to targeted industr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basing on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and the ubiquitous problems，like extensive investment，low profit margins，of Chinas OFDI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verse effect mechanism of industry structure.

Key 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grey relation analysis

1 引言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调结构成为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剂良方。中国摒弃以往重引进轻出去的格局，积极推进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步入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时期。2003～201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达到2000多亿美元，在投资总量飞速增长的同时，行业结构、地域结构也逐步趋于合理化。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企业的国际化拓展和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向关联效应，在如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看，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一个新课题。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尝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迎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契机，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目前，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不是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OFDI一般是在本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自身利益驱动和良好的市场配置功能，促使OFDI产业结构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比来说，面对中国产业结构低端化、企业投资粗放、收益率低的现状，国内学者则多从OFDI对本国的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出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求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带动作用较大的行业。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着重点。

2 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研究，边际产业扩张论理论在学术界影响最为广泛[1]，该理论指出将本国边际产业转移至该产业具有优势的国家，集中资源投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有效地促进双方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双赢。后续学者通过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理论。例如，日本经OFDI将国内处于劣势的纺织工业成功转移，促进日本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2，3]。

我国学术界对OFDI研究起步较晚，大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OFDI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正向带动作用。通过构建两者相关性指标和实证检验模型以及数理分析，发现OFDI对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具有滞后效应，与区域OFDI规模正相关[4～7]。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审慎态度，认为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也存有负相关作用。OFDI一方面通过转移传统产业、产业关联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会加剧投资国和东道国重合产业之间的竞争，从而对投资国的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带来负面影响[8]。

通过对历年国内外文献梳理以及数据搜集分析，发现很多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呈现出指标（如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不尽合理或者过于主观，如赋权重法，或者过于简单，如直接利用第三产业占比等。于是本文采用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SIUIISUI：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dex，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过程指标，此指标借鉴于周昌林、魏建良测度产业升级的方法。，从OFDI的反向产业结构作用机制（LinkageLeverageLearning Framework）分析框架[9]角度分析，能够更为科学合理地研究O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为我国OFDI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3 OFDI本国产业结构反向效应作用机制

基于OFDI实施主体――企业，本文将OFDI动因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21世纪的今天，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由此而产生的资源寻求型OFDI可通过从海外获得短缺资源，减少投资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市场寻求型OFDI将国内发展成熟或即将淘汰的行业转移出去，释放生产要素投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多的行业，可有效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寻求型OFDI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通过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国外收益返回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也有效地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益简单绘制发展中国家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反向关联效应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OFDI之投资国反向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机制

4 O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关联效应实证分析

4.1 OFDI行业分布和产业结构调整现状

从2003～2011年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来看：我国OFDI呈现领域广泛、重点突出的特点。从最初主要投向餐饮、进出口贸易等个别领域，已发展到采矿业、制造业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领域。基于本文主题，首先引入我国产业结构数据。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加大，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惊人，呈现出良好的产业结构优化趋势。由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绘制中国三次产业占比变化图（见图2）。然后根据商务部统计资料，将占到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以上的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七大行业

行业分类以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准的历年OFDI存量绘制成图（见图3）。

4.2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由于中国系统的OFDI分行业统计数据最早始于2003年，目前只有2003～2011年间的统计数据，无论是在样本数量方面，还是在时间跨度方面，将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作为计量方法的解释力度不高，而灰色关联度分析理论正适用于样本少、数据贫乏的计量分析，因此本文将应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OFDI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4.2.1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建立

灰色关联理论是由邓聚龙于1981在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之间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期间联系的紧密度。相似程度越高，则关联度越大。具体实证分析过程如下：

（1）根据分析系统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参考序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比较序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序列。本文将引入产业结构优化指标ISUI序列作为参考序列，记为：X0=X0（1），X0（2），...，X0（n）；将中国历年OFDI各行业的存量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故采用存量数据计量较为恰当数据作为比较序列，记为：

Xi=Xi（1），Xi（2），...，Xi（n）；i=1，2，...，m。

（2）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经济变量的统计单位不同，这将会给数据在同一系统中的应用带来麻烦，为此需将数据无单位化处理，即无量纲化处理，加强数据间的可对比性。

X′i=Xixi1=x′i1，x′2，x′33，...，x′in（其中i=1，2，…，m）（1）

（3）求差序列及最大值和最小值

Δi=Δi1，Δi2，Δi3，...，Δin

其中

Δik=x′0k-x′ik

M=maximaxkΔi（k）

m=miniminkΔi（k）

（4）求灰色关联系数

灰色关联系数：反应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几何形状的关联系数。

r0i（k）=m+εMΔi（k）+εM， k=1，2...，n；

i=1，2，…，m（2）

ε为分辨系数，一般来说，ε∈（0，1），根据分析的具体情况来判断ε的取值，经过多次分析比较，取ε=0.5时，它的分辨力度较强。

（5） 计算灰色关联度

由于灰色关联系数反应的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在不同时间点的相关性，故取各关联系数的加权平均值作为灰色关联度值。

γ0i=1n∑nk=1γ0i（k），i=1，2，...，m （3）

4.2.2 变量的选取

（1）参考序列：产业结构优化指标（x0）

国外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一般有钱纳里标准结构方法、霍夫曼系数等，使用这些方法测量中国产业升级并不适宜，这些方法的建立需要系统化、高质量的大样本数据作为支撑，而从国内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量方法类型来看，有些指标过于主观，如赋权重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体系，即指标层（各产业增长率、就业比例、各产业增值比重）、领导层指标（劳动力分布结构、产业部门贡献率和各产业变动）赋权重计算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10]；有些指标则比较简单，如产业占比法，将X0规定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当年GDP比重来描述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直接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测度产业升级[11，12]。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入，才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采用的测度产业升级的指标为ISUI，用各产业水平值和各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乘积之和来表示[13]。

公式表达为：

ISUI=∑3i=1pili×ki i=1，2，3（4）

由于劳动生产率是产业水平高低的集中表现，这里用劳动生产率来表示产业水平值。ki为i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pi为i产业产值，Li为i产业的从业人员数，pili为i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为了避免高劳动生产率产业掩盖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的作用，对式（4）中劳动生产率做开方处理。

修正后的公式为：

ISUI=∑nk=1pili×ki i=1，2，3（5）

（2）比较序列：X1，X2，X3...X7

采矿业（X1）、制造业（X2）、建筑业（X3）、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X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X5）、批发和零售业（X6）、租赁商务服务业（X7）等七大行业的存量总和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以上，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OFDI主要行业因素，故采用这七大行业OFDI数据作为比较序列。

4.3 数据的采集

参考序列：产业结构调整指标（X0）的值即ISUI值，由ISUI的构成分别统计2003～2011年GDP、相应年份的就业人数，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对GDP数据进行汇率及指数平减化处理。结果如表1。

4.4 实证结果分析

按照上文构建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七大OFDI行业数据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根据表3灰色关联分析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普遍较大（一般在0.8以上，只有租赁商务服务业较低，但也达到0.6的灰色关联效果），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不一。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对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大，而交通运输、租赁商务服务业等的作用却较小。表现为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的灰色关联度较大，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而如制造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市场寻求型OFDI的灰色关联度较小，影响较弱，具体分析如下：

4.4.1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属于技术寻求型产业OFDI，该类行业的反向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比较大。从表3可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灰色关联度最高，达到0.939。近年来，该行业的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60%，特别是2009～2010年间，年增长率高达300%。这类行业以提升技术和管理手段为目的，通过并购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或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或组建技术研发联盟等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加强与当地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转化与创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缺口”以及“管理缺口”，加大了产业分工的高附加值环节，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4.2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寻求型产业OFDI的反向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也较大。从表3可知，归属于资源寻求型产业中采矿业的灰色关联度为0.904。中国自然资源总量较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很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依靠国内供给和高价进口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求，自然资源的短缺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更高达57%，超过国际警戒线7个百分点。近年来，采矿业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投资东道国开采矿石、石油等国内稀缺自然资源，以原料或者半成品的形式输入到国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资源紧缺状况，促进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

4.4.3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都属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从表3可知，他们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度排名最高的为批发零售业，位居第二，灰色关联度为0.921，最低的为租赁商务服务业，灰色关联度为0.622。制造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市场寻求型OFDI，基本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目前在国内发展得已经较为成熟，市场接近饱和，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企业开始在东盟、印度、东南亚等地寻找发展契机。这些企业利用成熟技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还可以转移国内边际产业，利用东道国生产成本低廉优势，改善进出口贸易条件。由此获得的国外收益汇入和释放国内相应要素转向投入到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大大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市场寻求型OFDI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形式粗放，收益率不高，尤其是我国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营销网络、市场渠道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不能深入东道国流通渠道终端，灰色关联度低，对国内边际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在积极推进市场寻求型OFDI走出去同时，更要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七大行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的O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灰色关联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OFDI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历年OFDI投资总量上虽占有较大份额，但是一些行业仍然游走于东道国流动渠道，投资形式也过于粗放，收益率低，灰色关联度小，未能有效发挥产业带动作用。

我国应积极落实十六大走出去战略，突破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跳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陷阱，立足国情，积极发挥后发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契机，真正实现后发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同时政府应给予OFDI企业在法律制度、产业政策设定、设立专项资金、放宽外汇管制等方面以重点支持，注重投资企业的海外保护，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等，促进海外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结构之间“干中学”、“资源联系”、“杠杆效应”，注重技术的吸收能力，加大对引进技术的推广应用，真正发挥产业关联效应，唯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吸收对外投资的反向溢出资源。继续加大采矿业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我国市场寻求型OFDI一直以来的粗放式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局面，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同时，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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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颖，刘辉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

[6]赵伟，江东.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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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英、刘思峰.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灰关联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

第6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跨国公司；投资地；区位选择

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关系状况，决定着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利弊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全球最大的几百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不仅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且通过其区位的集中性，对特定区域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特点

1、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

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对1066家外商投资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92％的企业认为巨大的中国市场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原因，其他外资进入的动机还包括利用中国的充足人力资源、税收、优惠政策等，以占领中国市场为主要动机的跨国投资，与出口导向型相比，与当地的联系更为密切，对投资的区域经济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2、跨国公司进入的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

根据8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统计，多数年份合资经营方式所占比例在50%以上.其他三种方式中，独资企业9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所占比例达22％至27％），合作经营和合作开发所占比例甚小，且呈下降趋势。跨国公司的投资也大抵如此。据1997年6－8月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与复旦大学合作对绝大多数由跨国公司投资的194家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调查，合资经营占81.4%，独资企业占18.6%以合资经营为主，带给合作伙伴介入公司活动网络的机会。通过合作伙伴原有的生产和服务关系，这种网络在当地进一步发展，强大的合作伙伴（多数为大型的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起拥有的跨国公司所需资源，以及当地甚至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在跨国公司交往中为其自身和所在地获取更大的利益。

3、大型跨国公司来源以发达国家为主

上海是世界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最集中的地区。截至1997年底，世界最大的100家工业企业中有55家进入上海。这55家中93％来自美国、日本和西欧——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三个中心地区。与此相比较，1979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别则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发达国家为辅；东南亚国家（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1996）。由此，可以认为，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比起一般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具有转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前提条件。如果配以其他措施，便会促进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但是，反过来，这些来自经济强国的公司，势强力壮，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易于使其在投资地政府和合作伙伴的交易中，得寸进尺，从而使投资地和合作伙伴受到损失。

二、跨国公司与投资地的相互作用

跨国公司对投资地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是投资者与投资地诸参与方相互作用的产物。跨国公司在投资活动中，与投资地政府有关部门、合资者、同类生产企业、生产关联企业、服务性企业等均发生一定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各方相互作用，以其利用对方为自己牟得利益。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中各方地位的不同，决定了投资地利益得失的大小。

1、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关系特点

（1）互补性。跨国公司和区域各具一定优势，而这种优势又为对方所需求，从而形成双方的互补关系。这正是其相互作用和建立联系的基础。如跨国公司拥有投资地所需的技术、管理专长、资金及市场营销能力等，投资地拥有跨国公司所需的市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跨国公司力图通过投资建立分支机构，以获取投资地的资源、占领该市场；区域则希望通过跨国投资为其带来所需的跨国公司优势。

（2）竞争性。跨国公司在区域投资的目的，要么为了获取利润，要么为了获取特定资源，要么为了未来发展战略，总之是为了公司整体上的最大利益。区域引进外资的目的，则是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劳动就业等，总之是为了区域的利益。双方为各自的利益而竞争，最后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结果。当然，这种结果并不是双方利益的绝对折衷，会有一方作出较大让步，另一方获得较大利益。

（3）变化性。跨国公司与投资地的关系随时间而变化。首先，全球经济环境、生产系统和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均在不断变化着。在西欧、北美和西太平洋沿岸三大经济中心格局中，后者的地位不断上长。1980－1993年，东亚和西太平洋沿岸国人均gn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4％，远远超出世界各主要区域。快速增长趋势，增加了这些区域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经济实力的提高，加强了其对跨国公司的交易力量，而在生产系统和跨国公司组织上，国际化的趋势越益明显。甚至有人认为，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不会再有国家产品、国家技术、国家公司和国家工业。这些变化，均带来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关系的相应变化。其次，跨国公司在区域的投资时间也改变着两者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一区域注入资金建立分支机构之后，其对区域的交易势力会逐渐下降，而当地政府的交易力量则会上升。当然，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跨国公司的相对力量可随时间而增强。这种分歧有多种原因，产业部门差异可为原因之一。

2、影响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关系的主要因素

（1）社会政治背景。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关系隐含着国家间的关系。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活动影响其本国的对外政治和经济战略；反过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去向，也会加强或减弱其在与投资地交易时的势力。在接受投资方面，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投资地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也会加强其对跨国公司的交易力量。此外，熟悉对方社会文化特点，在两者关系中也十分重要。

（2）结构状况。投资地经济和技术结构影响跨国投资企业与当地经济的联系。一般来说，发达地区经济技术结构易于使跨国投资企业与其联为一体，不发达地区则比较困难。比如，外国在美国一些地区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投入和市场，投资区域便具一定交易条件；反之，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投资与当地经济结构无甚联系，其投入品及市场均在美国，跨国公司便拥有较强交易条件。就跨国公司结构而论，垂直一体化联系较强者，较难以与当地建立供应联系；反之，主要从事生产链中部分经济活动的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与其它公司发生联系，在一定条件下，易于与投资地企业建立联系。

（3）相对地位。跨国公司与投资区域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等，是决定两者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有些大型跨国公司拥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产和超过1000亿美元的年营业额，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这些公司在与国家（区域）交易中，往往财大气粗，具有相当优势。它们常会控制与投资地的关系。当然，国家（区域）的地位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在世界上具重要影响；有些区域具有特殊的资源和市场。它们在与跨国公司的交易上并不会过分让步，最终可达对其有利的结果。与大跨国公司比较，小跨国公司尽管也拥有资金和技术，但不具特殊威慑力量，除非投资地对外资需求心切，它们在与投资地关系上不会明显控制对方。

三、跨国公司的区域分布

第一，东重西轻。在全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中地位最重要的省、市，几乎全部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在全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微不足道。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为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省、市，它们均位于东部地区；沿海地区12个省份（包括北京）总计占全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近87％。与此比较，广大中西部地区18个省、市区，所占比例仅13％。其中西藏几乎无外国直接投资，青海、宁夏所占全国的比例仅0.01％和0.03％，甘肃、贵州、内蒙古占全国的比例均在0.2％以下。

第二，南多北少。在沿海地区内，南部的广东占外国直接投资的28.8％，福建所占比例也近10％。两省的数量与在此以北的从浙江到辽宁的沿海七省、市总计（44％）相差不大。

第三，区域变化。与80年代前半期相比，80年代后半期总体情况表现为：中国南部两主要吸收外资省份（广东、福建）在全国的地位有明显下降；长江三角洲（上海、江苏、浙江）和环渤海省市（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北京）则明显上升（表3）。90年代，广东的地位在前期有所下降，后期基本稳定；福建地位上升到1992年的高峰后又出现下降。长江三角洲省市上升十分突出，而环渤海地区则以波动为主，前半期无显著上升，后半期波中有升。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地位从90年代初期占全国4％～5％成倍上升，1993年占全国11.67％，之后稳定在7％～9％。由于上海人口规模小于其他引资较多的省份，故按人均计算1979－2000年累计外国直接投资值，上海达1697美元，远高于广东（1129美元）和其他省市。

如果将沿海11个省市按其地理位置划分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华南地区，那么韩国的企业十分集中于环渤海地区，日本企业次之；美国和德国企业的地理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在环渤海地区集中39％左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30％左右，在华南地区集中10％左右。这种分布格局，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基本吻合。这些跨国投资企业的集中区位，既包含了经济发展中心区（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又具有边界邻近地区的特征（如山东、辽宁与韩国和日本的邻近关系）。此外，政治因素（开放程度及优惠政策）和社会因素（人际关系）也对区位选择有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少能.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浦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杜德斌.跨国公司全球化r&d的区位模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 李国平.杨开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地理科学.

第7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国际投资 新趋势 机遇和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投资也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活动和联系的主要内容，对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投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投资(本文指直接投资FDI,下同)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都大大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其自身已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并互为依存。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能顺应而不能拒之门外。对中国国际投资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

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其中二战后对外直接投资占国际投资的主要地位且发展最为迅速。而跨国公司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通过灵活而多样的直接投资方式不仅在国际投资运行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又其影响力正日益渗入到世界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故本文对国际投资发展趋势的分析主要侧重与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新变化的分析。

1、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吸引国际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消除国际投资的投资壁垒。相应地，各国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化战略指导下，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也纷纷加大向国外的投资。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在数量、规模和对外投资总额上的大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跨国公司数量为1万多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为10万多家； 90年代初，世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约有3.7万家，它们在国外控制的子公司约有17万家； 1996年全球约有4.45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达27.6万家；到2000年，跨国公司数量为6万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增至82万多家。 国际组织估计的这一数字，仅包括在国外企业拥有50%以上股权的公司，而未包括各种非股权联系的资产控制公司和那些通过缔结战略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公司。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在急剧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1990年的209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0亿美元，即增长3 1倍。其中，1991—1995年平均增长率为20%，1996—1999年为31 9%。 20世纪9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中，有80%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到了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甚至高达90%。国际资本速度的加快，带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使更多的国家重视引进外资, 纷纷出台各类优惠措施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把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预见，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

2、跨国企业并购是导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是发达国家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与80年代初开始的数次全球性购并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跨国公司已日益将收购兼并作为向新产业、新市场迈进的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十多年来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合并和收购，已经完成的跨国合并购的价值从1987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83.2%。1991～1995年间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年均增长率为3.3%，而1996～1999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0%。其中，1998年增长最为显著，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比上年猛增了74%，达5316亿美元,。2000年跨国公司并购交易继续增长,其总额高达12000亿美元，又比1999年增加了21.5%。 跨国并购成为国际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跨国并购显现出这样的明显趋势：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与欧盟之间。据统计，1987—1993年，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相互投资中(包括所在国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的投资)，企业的并购总额平均占总投资额的66%。1998年美国和英国仍是最大的卖家和买家，两国总共占全国跨国并购总值的一半左右。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并购浪潮中，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并购金额就已占其对美国企业投资的80%以上,这一比重在90年代又有进一步上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1994年这一比重高达91.2%， 大大高于创建企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同时，跨国并购所涉及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巨资并购的案例。比如年在美国金融界的合并浪潮中，1998年,银行业巨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成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涉及价值7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国民银行公司和美洲银行公司宣布合并组成全美最大的商业银行,资产总计5700亿美元等等。这些巨额交易占跨国并购总额的60%以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FDI流动的规模和方向。

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并购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绩效，产生这一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化和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各国为政府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而逐步解除产业管制，进而在市场开放和投资壁垒降低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更好地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巨大的容量，竟相扩大公司规模和进行多元化投资。同时，追求财务、管理、经营的协同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也推动公司去追求更大的规模。跨国并购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捷径,并且大大降低了研究、开发、管理成本。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并购在新世纪将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

3、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以“大三角”为特征的三足鼎立投资格局。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和欧共体成员国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打破了战后美国跨国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日本、美国和欧共体成员国“大三角”国家的三足鼎立之态势。进入新世纪，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依然以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为主,并形成了十分明显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圈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圈，三大圈内部及其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 “大三角”内部的国际直接投资比重较大。在欧洲圈中,1992年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量占其对外投直接投资总量的72%。1995年以后由于欧盟成员国的增加，新成员国和原成员国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期，这期间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但到了1999年，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达到了3180亿欧元，2000年又增加到4360亿欧元，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0%以上； 在北美圈中，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间的直接投资异常活跃，1993年加拿大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3来自美国，1996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有9.4%是投向加拿大的；在亚洲圈中，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成为该地区吸收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1992年，东南亚联盟国家吸收外来FDI的总量中有25%来自本地区内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到1993—1994年这一比率增加到40%。 而在亚洲国家的FDI总流量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几个国家。

其次，“大三角”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十分活跃。从绝对美元数额看，作为最大的FDI接受国，美国的FDI主要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的投资。英国、法国吸引外国投资也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1996年美国吸收外来直接投资846亿美元，其中2/3来自欧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43%流向了欧盟各国；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都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于经济衰退，近年来相对有所减少，由1990年的70亿美元跌至1996年的2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统计，在1998-2000年间，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三极所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75%和流出总量的85%。

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事国际投资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个“大三角”格局还会继续存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4、国际投资行为日益多样化，并加快向服务业的拓展速度。

为了适应日趋复杂的国际市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顺利贯彻公司的一体化战略和全球战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日趋多样化，除了常见的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方式外，合作生产、技术转让、分包、许可证生产、特许专营等形式正得到广泛地运用，甚至还出现了跨国公司间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合作的战略联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主要是运输、商业、银行、通讯、保险、旅游等)在各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跨国公司投资也与母国的产业转换和升级相呼应并开始加快向服务业拓展的速度。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范围直接投资的热点,特别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更受跨国公司青睐。美国对国外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比重，由1970年的12%上升到1980年的28.2%和1985年的28.3%；据资料统计，美国、德国、日本跨国公司产业部门5的分布，属于服务业的子公司占其总数的60%左右，远高于制造业只占36%的比例。 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多样化及向服务业的快速拓展，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

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投资关系逐渐具有互补趋势。

国际投资发展的现实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一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并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定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根据200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例最低为57.1%(1994年)，最高比例达83.1%(1990年)，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70%以上；与此同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且有时增幅很大，但从其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94年也仅为40.5%，不足一半，进入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21世纪之初，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却呈现出回升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属下的经济情报中心最近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在未来会有所上升，估计到2005年将达到29%,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59.2%。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虽然主导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显然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直接投资舞台上的一股新兴力量，双方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的互补型投资关系，并且这种强弱并存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二、中国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当时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很少，实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经济建设方略，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和引进几乎为零。经过多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水平低、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技术升级换代加快，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是与大量外资参与国内经济建设所密不可分的，中国也由于自身资源、市场、劳动力、外资投资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国际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就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中，中国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1、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健康成长和国家产业安全提出了挑战。

上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国内经济体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开放的实质就是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资本面对外国资本在工业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的过程。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威胁着中国的产业安全。

（1）、对我国民族工业来说,主要是受外资的压制效应的影响,即外资凭借其技术、规模等垄断优势,通过兼并、收购和新建企业，挤压我国民族企业,挤占我国国内市场，使我国的产业发展缺乏动态比较优势而成长乏力。 中国的民族工业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规模。但相对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幼稚期，无论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及规模等诸多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本国的名优产品、老品牌要么被国外品牌吞食，要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失。外资对我国民族工业的打压具体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外资对我国一些行业的控制，逐渐采取并购的手段，在取得了经济支配权后，形成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如我国的机电、轻工、化工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外资控制的局面。跨国公司高高筑起的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引致的成本壁垒,使我国民族工业无法在这些行业得到相应的发展。

其次，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控制。由于跨国公司普遍掌握着其投资产品的核心技术，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跨国公司往往采取有条件、分步骤地先转让一些过时的或不太先进的技术，而对产品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严加封锁。例如我国有许多VCD生产厂家，由于没有生产解码芯片的核心技术，每年要向国外企业支付大量的费用购买芯片，自己只能获得少量的组装费用，产品利润的大部分都被国外企业占有。另外，还经常存在外资与我国企业合资后，由外资方提供技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大了我国民族工业对外国的技术依赖。

最后，表现在对产品市场的控制上。由于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先进程度与国外产品差距悬殊，加之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致使国内相应产品市场大部被外国产品所占有或为外国品牌所主导。如轿车、计算机、数码产品、化妆品、移动电话等产品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品牌和合资企业产品占有。尽管近几年来，国内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制定相应的价格政策和加强营销等策略的运用，在家电产品、计算机、移动电话等产品市场上不同程度恢复了曾经一度被国外品牌所占领的份额，但这些产品的高端市场仍然被国外品牌所主导，大量的高额利润仍被国外企业占有。外资企业在与我国企业合资的过程中普遍实行对我国民族工业品牌的控制，通常是合资企业产品大都使用外国商标，利用中方的销售渠道推销外国商标的产品，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中方商标的使用，导致我国原有品牌的无形资产逐步丧失，使我国民族工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2）、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并导致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

首先，外资投向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外资大都集中于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外资大都看好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加之这些产业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外资流向不合理不利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使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和重复建设问题日益严重。

其次，外资投入的地域性差异也客观上拉大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外资实际投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据统计，1996年以前，在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中，投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占85%以上，近几年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而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很小。这种投资格局导致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在加上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在投资自由化的条件下, 由于外资一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其发展战略,并不以东道国的利益为重，所以其活动经常会与我国一些产业政策的主旨相悖。而且我国加入WTO后许多产业政策受WTO条款限制，对跨国公司在世贸协议框架下进行的国际投资，我国在控制其活动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不仅如此，投资自由化还可能使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使得我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

2、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和我国国际投资战略提出了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相继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事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震荡。在国际投资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间出于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强化了相互间进行投资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相对有所减少。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认识到引进外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有利于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之许多金融危机的受灾国及地区为吸引外资走出本国经济发展困境，纷纷贬值本国货币，降低投资成本，其吸引外资的要素价格优势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外资投资的主要来源地香港、台湾、澳门、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增加了我国外资直接投资的压力。

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对我国目前的投资战略提出挑战。一直以来，由于我国建设资金短缺，我国国际投资战略是偏重吸引外资，而限制发展对外投资，这种战略造成我国外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却是严重不对称的偏低。据资料统计，1997年我国吸引外国投资额为453亿美元，对外投资仅为25亿美元，吸引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6; 同期世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额为1489.44亿美元，对外投资仅为611.38亿美元，吸引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41。 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比例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趋势不相适应；也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是不相称的。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积累了几千亿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相对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利用节余的大量外汇储备进行国际投资，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利润，而且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造成的外汇储备贬值。同时也可以防止由于国际投资严重不对称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

3、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在获取产品高额利润的同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量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而跨国公司拥有资金、技术及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诸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强化的垄断地位，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远高于在本国的投资利润率。根据美国《现代商业周刊》的统计资料，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为13%，而对海外直接投资利润率为21.9%，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为32%。从投资利润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局面没有改变，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 在这样的国际投资价值分配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得国际投资带给本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产业结构低度化且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本国经济独立持续发展乏力的代价。

从中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向也可以看出，中国除了继续作为原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逐渐成为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国际投资流向会给中国将来经济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畸形、低级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三、中国国际投资的政策建议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给我国国际投资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当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充分利用外国投资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趋利弊害，制定正确的国际投资战略，进一步提高全球化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1、适度保护民族工业，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改善我国的产业组织状况。

民族工业是以民族资本为主所建立的工业和工业体系。建国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后2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目前我国一些行业几乎被外资垄断，导致民族工业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与我们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的初衷相悖。所以，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在国际投资协议框架内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民族工业，尤其是一些幼稚产业、新兴产业和具有高增长性的产业进行保护。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外资进入国有企业改造，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使“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发挥实效，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在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强化市场准入的限制，减少外资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保护民族品牌等民族工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等。

由于我国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不利于规模经济的产生，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促使工业结构从以中小企业为主向大型企业为主转变，利用购并这一当今世界现代企业最主要的成长方式，通过购并实现“强强联合”,形成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并借此培育我国第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与实力强大的国外跨国公司抗衡。

2、制定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

近几年来，外国国际投资出现了资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趋势，我们应该顺应这种新趋势，指定相应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的开放。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2.88%。 远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倾斜政策,鼓励计算机、生物技术、银行、保险服务业、通讯服务业、旅游、教育、文化出版业、交通运输也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通过合资经营、战略联盟、联合技术开发等方式与国内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合资合作，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合作开发,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这样不仅可以我国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合理引导外资投资方向，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根据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基础产业薄弱的特征，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领域。同时，引导外资和东部发达地区将加工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不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有利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3、实行灵活的引资措施，加速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在引进外国投资时，不光要注重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引入，还要加强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因为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一般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其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多样。他们一般愿意与中方合作，便于我们争取合作的有利条件，也便于我们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改造我国的中小企业。

其次，要加大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的力度，走引进资金同时也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道路。从外商投资中国的角度考虑，他们无疑会尽量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以便使中国长期处于对他们的技术依赖。所以跨国公司对中国输入的技术不会是最先进的，加之目前我国缺乏较成熟的吸收和再创新机制，还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使技术内生化，导致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在技术上受到外资的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资政策时，一方面要尽量引进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可以通过合同要求合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联合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新产品等具体措施加以实现。

4、更新观念，扩大中国国际投资的范围和方向，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在引资范围上，过去中国大陆引进的外资多来自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其、台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对外投资的力度和广度有所减弱。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势头保持强劲，今后我国应重点加大吸收北美、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

在投资方向上，不光强调外资的引进，同时加强中国对外投资的力度，应逐渐弱化利用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观念，重视海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平衡的促进作用，大力拓展对外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改善现阶段我国国际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应当是：能够获得国内急需的资源和原料的项目。如：石油和我国缺少的矿产资源等；能够提高我国产业技术先进性的项目。如：与外国合作开发航天、通讯、生物科技及芯片技术等；能够获得国外市场的对外投资项目。如：家电和纺织品等；能够转移国内成熟产业，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的项目。如：一般的加工、制造业等等。

5、健全和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推行国民待遇原则。

完善我国投资法律体系，将我国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法律与国际法和惯例相结合，从法律上保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应逐步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实质是对等的原则，一直以来，由于强调吸引外资，现实上在税收等许多方面外资享有本国企业无法享有的优惠政策，使内、外资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加剧。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不仅保证外国投资者投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为外商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我国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投资学 杨大楷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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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和文华 张瑾亢：《从国际投资发展现状谈中国引进外资的策略》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M]，(2000)。

第8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遭受贸易壁垒的行业如纺织品业，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难较大，出口成本提高，为了规避这一壁垒，寻求在海外的市场，争取参加国际分工，企业往往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贸易的替代，补充市场的贸易损失。如果在投资中可以使用国内原材料，则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的出口，对贸易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虽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会有创造效应，但经验性研究表明，作为投资母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改变母国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构成，以中间产品出口代替终极产品出口，这也就更说明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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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一、引言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本积累和提升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在以自身所蕴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人力资本以及充裕资金等资源对东道国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常常被视为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且被积极选择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资就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外资流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相关联效应的作用，[1]实现不断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背景下，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获得蕴含其中的国外先进技术。自1993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已突破5 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于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外资引进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资流入为河北省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此同时，也为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引进外资的规模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巨大差距（见表1）。例如，从2003年以来，江苏省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200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GDP贡献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我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结论[3]。本文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实践考察并结合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是积极影响还是抑制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外资流入规模得以扩大、流入速度持续提升，然而东道国是否能够获得外资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并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外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从而导致针对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张海洋（2005）[4]对于外资技术扩散和外资溢出效应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外资技术溢出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Mac Dougall（1960）[5]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学术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系统性的技术外溢效应。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观点。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据不同层面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外文献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国内学者中，蒋殿春等（2006）[7]从行业特征?c外资技术溢出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中那些学习吸收能力强，自身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吴静芳（2011）[8]研究结果表明，在限定了区域性特征以及专利类型后，外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活动领域。姚洋（1998）[9]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针对特定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认为，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显著。

另有一些学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与Robinson（2004）等[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春法（2004）[12]与董书礼（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潘文卿（2003）[14]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之外，因而外资的作用发挥的不显著。何洁（2000） 通过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外资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16]则从我国本土现有吸收机制不健全、缺乏较强的吸收能力方面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使得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学者们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能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争议；相关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较为狭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国内学者较少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差异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下面笔者将通过选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特征等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和特征。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定

（一）模型的设定、数据来源与说明

笔者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模思想，将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新知识产出，构建了与新知识产出相关的具体生产函数。在大多数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以及物质资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们利用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f（L，K，A）

其中，Y作为技术创新产出量；L作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技术人员数量，通常表示为人力资本投入；K作为科技研发活动中科研经费投入量，通常表示为科技资金投入；A表示为其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

在确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目标后，笔者借鉴了已有计量模型设计思路（何洁，2000；冼国明等，2005；叶娇等，2014），构建了如下具体经济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项。PANi，t代表技术创新产出，Ki，t代表科研经费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员数量，FDIi，t代表实际利用外资额。Xt×FDIi，t中的X显示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这些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交乘综合反映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通过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释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各种差异性表现[17]。由此，（1）式通过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式进而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条件的联合效应状况下的变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个地市的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河北科技年鉴》《河北省知识产权年报》，部分数据为笔者根据数据库公开数据计算获得。通过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数据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通过EXCEL以及STATA进行整理汇总，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使解释变量的系数直接表示为弹性便于比较研究[18]。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过程中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技术，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增大样本量及自由度，还能够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前期计量检验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在系数估计结果上有一些差异，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健，但是截面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问题还会存在。

本文选取数据具有截面较大而时间序列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虑序列相关性条件下，采用stata.12软件的“xtscc.fe”命令作为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

（二）相关指标定义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产出。在建立技术创新指?耸保?已有文献中的选取方式有：采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数量来体现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专利申请量更多地代表国家创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所以选择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是比较合理的。

核心解释变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人员，其数量和水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2）科技资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学事业经费支出衡量科技资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参与水平，将外资利用额以美元统计的原始数据，通过各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统计量来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越好，这也能说明在示范―模仿效应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较快更好地进行技术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经济结构模式。在我国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作为代表经济结构模式的重要指标。（3）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体系完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并且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文献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电总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汽车客运总数、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来表示。（4）人力资本存量。已有文献中表明了评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人力资本存量这一影响因素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坚实后盾，是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的基础。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叶娇（2014）[19]采用了当地高校数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李筱乐（2014）[20]认为选取教育经费支出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程度较为适宜；也有以在校中学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来表示[21]。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5）本地企业类型。企业类型在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同时它也影响着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状况。一般来说，这种状况的程度与内资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的分布情况有关。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地区企业类型的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要考虑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软件的相关命令进行综合处理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对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检验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本地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说明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虽然整体不高，但是这样的拟合值对于面板数据模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给出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对科技人员、科研投入水平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第一个模型中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确实存在正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河北省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促进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相比较其他因素的贡献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数与结果中的科技资金投入系数为0.47、人力投入系数为0.59相比较，结论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低，表1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非常低，没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贡献度较小。

2. 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之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为0.01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从结果上看，联合效应的系数值虽然降低了，但也能够说明无论本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22]。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虽然处于中国东部地区，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发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对外资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没有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技术条件。

3. 模型中引入经济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后，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两者的交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值显示为0.038，数值明显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经济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并没有提供更强的贡献度。笔者认为，由于在模型设定中经济结构的指标选取是采用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产业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正向促进方面贡献度较小。由此，经济结构在外商投资技术创新中的促进作用的贡献度较小。另外，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的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且结果并不显著。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没有?Ю唇衔?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较高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水平下，本土企业技术更新缓慢、自身缺乏较强的吸收创新能力导致了外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叶娇等（2014）[23]利用江苏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4. 通过对“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6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显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应非常显著，但贡献度偏小。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效应系数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以上因素导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没有形成吸引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外商投资的优势条件，也没有提高外溢效应的质量和规模。

5. 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检验，结论显示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产生了正向效应。但交互系数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这说明河北省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发挥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强大后盾。这一点模型结果给出了说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仅提高0.059%。

五、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