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精选(九篇)

第1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产业关联：是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和产出为连接纽带的技术经济联系。产业间之所以存在这种关联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深化，一方面在一国范围内不断发展，形成多层次的分工体系。从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部门内的分工，再到企业内部工种间的个别分工。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分工越出国界在国际上不断扩展和深化，在相邻地域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分工体系。

产业关联效应：是指经济系统中某一产业的变动将会引起相关产业的连锁变动，而且这一变动将连续波及下去。正因为产业之间存在产业关联，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而高级化的产业可通过产业波及媒介发生扩散效应。当投资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就要求国内或地区内为其提供有关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务的产业提高自身素质，争取提高产业的整体素质并形成一种产业结构的整合力。一方面，企业要求上游供应商提高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企业会对流通领域中的信息提供、交货保证、付款条件、售后服务等有更高的要求，希望得到低成本的全球融资能力、国际市场上的营销能力、风险回避能力，得到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法律、咨询服务的能力，否则将转向全球采购。

产业关联主要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对外贸易在影响各国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加强了产业结构间的关联或相互依存关系。对外贸易对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国内首先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便大量出口该产品，开拓国外市场；其出口方向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当在发展中国形成生产能力以后，再以更低的价格将这种产品返回本国市场，以促使该国收缩这一产业，为新产品、新产业发展留出空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的发展先从进口发达国家的某一产品开始，利用进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引起该产业在本国的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本显著下降，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出口，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分析

我们以自然资源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例来探讨二者的关系。

(一)从产业内部来分析：

自然资源产业，我们已经在跨国公司的资源导向型投资战略中作过论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

服务业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明显，这是因为，服务业虽有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在全球范围内它一般不存在垂直性的分工与协作，因而也没有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垂直性的贸易；另外，虽然它与母公司是水平型分工与协作，但几乎也不存在水平性贸易。

(二)从产业间联系来分析：由于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使投资和贸易相互促进。

投资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东道国1进口自然资源，从而引发公司A到东道国1投资建立对外子公司A开发资源，投资国从其进口自然资源，这就是逆进口效应。

投资国公司B在东道国2建立对外贸易子公司B1(第三产业)，从事批发或者开拓市场，以促进母公司的出口。随着公司战略的需要，母公司直接在东道国2设立制造子公司B2，以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B2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对母公司的相同产品的出口构成替代，这就是出口替代效应。

制造子公司B2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一些中间品，不是由母公司提供，而是由国内公司C提供，从而又促进了公司C的出口。

公司D是一个服务业公司，可能是银行、广告公司、保险公司、会计事务所，运输公司等，跟随公司A和公司B的跨国经营活动而直接到对外设立服务子公司D1和D2，也就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对外投资引致第三产业的投资。

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对投资国贸易还有进一步的影响。对外子公司A所需要的矿业设备需要从投资国公司F进口；服务业子公司D1和D2，贸易子公司Bl所需要的支持设备等也需要从投资国公司E进口。

从上述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取决于产业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对外投资对贸易的促进越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很重要，只有那些对国内经济发展辐射效应强和对国内产业关联度高的对外投资，才可能产生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正的积极效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的总体目标，也就是通过开展对外投资来带动本国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促进外贸规模增长、结构升级、效益改善。为了促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行为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协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基于以下两个基准：

第2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一、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规模差距悬殊，危机后走势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有显著差距。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两轮增长，第一次扩张期为1993—2001年，从5.56亿美元增至19.12亿美元；2003—2007年进入第二轮增长阶段，2007年达到52.4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03年仅为0.65亿美元，2007年为1.96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走势不同，美国对华投资波动较大，出现资本净流回，中国对美国投资则增长较快。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08年增至历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负值，出现净资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现16.6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没有出现负值，但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长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别为43.9%和38.5%，2011年达到18.01亿美元。

（二）双边直接投资都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投资趋于增加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趋于增长，但仍然较小。2000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为70.7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3.5%，2011年达到267.1亿美元， 所占比重为49.2%；其中，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食品业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设备等重工业为主，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增加，200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存量8.0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3%，2011年为146.3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7%；其中，对金融业的投资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占比重为4.6%，但总体上仍然较少。

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业投资增加较快。2010年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存量占比27%，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美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增加，2007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96亿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亿美元，其中，对金融业投资增幅最大，2010年对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为10.8%。

（三）双边直接投资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联系中相对较弱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欧洲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2010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比为2.33%。中国引进美国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也较低，并且下降趋势较为显著，2004年为6.5%，2010年降至2.0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2.43%；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为0.25%。

二、形成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基本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为542.3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仅为38.15亿美元。

（一）比较优势决定双边投资的基本格局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营销与品牌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居世界首位。从中国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数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

如果将美国和中国的优势放在一个框架中分析，则美国更多地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优势，这决定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

（二）区位因素和历史文化联系

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头寸所占比重，分别为8%、55%和20%，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仅15%。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较深地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主导作用，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参与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为应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问题，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有层次、有步骤地推出一系列系列举措。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1、部分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回归，但宏观影响并未显现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生产和页岩气技术的突破，美国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美国制造回归：制造业或临拐点》的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削弱，制造业从中国向美国回归拐点将有可能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家电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金属制品、塑料和橡胶及运输工具七大产业率先启动。目前确实也出现了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生产的现象。

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未受到显著冲击，但趋势不稳。美国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已温和复苏。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在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不稳。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品、电子设备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设备领域的直接投资波动较大。

2、中国对美跨国并购受政治干扰趋多

从中国企业近几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看，华为、中兴、三一和万向等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接踵遇挫。“政治”、“国家安全”、“威胁”等成为阻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具体看，中国对美跨国并购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有过激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存在对其技术外溢的担忧。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总统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任何外国兼并、收购和接管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行为采取行动。对外国并购等的审查具体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负责。这种“审查权”就赋予了美国总统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

因此，从经济要素的稀缺性来看，有限的资本根据要素成本的差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区位选择，意味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面临不确定性，但目前尚未带来明显冲击。另外，从先进技术的垄断性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防范，针对中国对美高技术企业的并购，美国通常会以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从而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影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尚没有变化

1、中国的市场需求巨大，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增长快

从亚太地区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市场需求巨大的优势较为显著，成为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市场拓展型投资”，目前已取得较好的发展。

一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已经为美国对亚太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头寸，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2011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头寸为267.1亿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亿美元。

二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前景不错。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美国—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账户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为净收益，并且稳步增长。2000年直接投资项下美国对中国实现的投资收益为12.2亿美元，之后快速增长，2007年为57.7亿美元，2008—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仍保持较快增长，达到96.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增长空间较大。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日本的金融业直接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相当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2倍多，而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总额25亿美元，不足制造业领域投资的十分之一。美国对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的金融业直接投资分别为137、57和37亿美元，也高于中国。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开放水平的提高，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金融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投资收益稳定增长，这都成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有力支撑。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潜力的逐渐显现，预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受到影响。

2、中国扩大对美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凸显，且具备客观基础

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联系较弱，货物贸易和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是目前中美两国主要的经济联系。从资本流动的方式看，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增持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投资权益的增加，直接投资占比也较小。通过增加对美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改善中美经济贸易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从直接投资的动机看，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动机日益强烈。确保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规避贸易摩擦等占主导地位，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部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为加快提升我国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也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我国部分企业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中国已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阶段，“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政策环境整体有利，且长期看尚存机遇

从长期看，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分工深化为促进两国直接投资带来机遇。

1、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面临的政策环境整体有利

一是“选择美国”计划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1年6月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创建“选择美国”项目办公室，旨在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良好的就业环境。

二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扩大了开放度。目录取消了部分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也为国内企业加强对美直接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撑。

三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推进。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旨在加强双边投资保护的同时，促进双边投资健康发展。2012年5月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两国政府并为此展开了相关研究。

2、辩证看长期双边直接投资尚存机遇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从发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着对潜在市场投资的增加，以更准确灵活地捕捉市场需求信息，二是“再工业化”带来的新一轮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首先，长期看，市场需求是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前产品生命周期加快，产品的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再创新阶段，间隔时间较短，必然意味着为了抓住市场规模而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美国可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来捕捉更多的市场信息。其次，“再工业化”将带来新一轮产业兴起和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这无疑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的重要机遇，通过培养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新优势，提升技术水平，与美国更多地展开科研合作，与美国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分工关系，将有利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

四、政策建议

加强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目标并不是确保其规模，或者确保其增速，重点是促进中美直接投资结构性加强，立足于利用好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较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优势和一定基础的科研优势，并抓住“美国再工业”及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国际分工的机遇，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此建议：

一是分类利用好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针对以利用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为导向的美国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无需政策方面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应对“美国制造业回归”；针对以我国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但也要防范美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为扩大美国高技术领域或者研发机构在我国的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在扩大产业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监管，保障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

第3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行为金融；情绪黏性；相关系数

一、引言

投资者情绪，主要反映了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中的主观意愿，对股市人气的预测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少数理性投资者相比，大多数投资者往往更加倾向于习惯性操作、过度自信以及从众行为，其根据客观事实转变主观态度进而改变投资策略的过程通常具有滞后性。换言之，在投资股票过程中，投资者的情绪具有“黏性”成分。这种“情绪黏性”将使机构投资者和投资个人蒙受损失。随着互联网行业对金融业的渗透，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其相应的股票市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投资热点。因此，利用现有的数据构建特属“互联网金融”板块的情绪指数，探究投资者“黏性”情绪对股票价格变动的作用，从而预测和指导相应股票市场的变化，具有可观的研究价值。目前，对于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投资者情绪的定义，二是关于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的关系研究。Brown和Cliff(2004)把投资者情绪定义为投资者参与市场时对待市场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Baker和Stein(2004)认为它是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和对资产的错误估值；Baker和Wurgler(2006)则把投资者情绪定义为一种会引起投资性需求的投机行为趋势。在关于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的关系研究中，Brown(2005)认为情绪可以用来预测股票的价格以及市场的走势；Schmeling(2009)把投资者情绪归类为一种会影响资产定价的系统因素。

二、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数

通常，投资者情绪指标可以分为三类：直接指标、间接指标和情绪变量。直接指标是指可以直接获取的指标，例如通过调查问卷来获取投资者对市场的态度；间接指标则是指无法通过直接方式来获得投资者态度的指标，往往需要通过对反映投资者心理变化的变量(如市净率、市盈率、换手率等)进行综合处理来获取；情绪变量则指投资者所处的天气、气压、云层覆盖率等自然环境因素。由于直接指标的获取方式过于随机和片面，而情绪变量主观不可控，本研究将采用间接指标来构造情绪指数。本研究选用的间接指标有：换手率、市盈率、市净率、成交量、涨跌幅。这些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出投资者对市场的热忱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5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得一个综合指数，相对全面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情绪。 本研究选取了互联网金融板块中总股本排名前十的股票(依次为：苏宁云商、中天城投、内蒙君正、大智慧、精达股份、乐视网、东方财富、冠城大通、大连控股、世联行)作为样本，其间接指标的数据来源为Wind资讯金融终端，样本时间区间为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且均用周数据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对全部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十只股票各自对应的综合情绪指数。

三、不同时间区间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程度

在进行量化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直观的了解。其中，投资者情绪由上一部分得出的综合情绪指数表示，股票价格由每周收盘价(元)表示。观察发现，股票价格通常随着过去或者现在某一期情绪指数的变化进行波动。首先，我们通过不同时期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系数(如表1)，并通过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如图1)来反映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其在不同时间区间的变化情况。SENTI、SENTI(-1)、SENTI(-2)、SENTI(-3)和SENTI(-4)分别表示当周、前1周、前2周、前3周以及前4周的综合情绪指数。从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股票的当周、前1周、前2周情绪指数与收盘价强烈相关并且显著，只有少数股票的强烈显著相关性可以持续到前3周，可以初步推断，投资者“情绪黏性”的持续时间在3个星期左右。如图1所示，除“内蒙君正”以外，其他股票与情绪指数的相关系数都随时间向后推移而总体呈现下降或者缓慢下降的趋势。“世联行”的相关系数“最高点”出现在前1周，“内蒙君正”在前3周，其余八只股票的相关系数“最高点”均出现在当周。由此可以得出，在“互联网金融”板块上，投资者“情绪黏性”的持续长度在3个星期左右，但明显的“情绪黏性”作用时间通常小于7天。由文献可知，我国A股市场的“情绪黏性”一般持续在1个月左右，然而，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板块的“情绪黏性”之所以持续时间短，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首先，据统计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大部分是80、90后的年轻群体，占比76%。作为互联网的常客，他们时刻掌握最新资讯，可以更好得获得有助于改变投资策略的信息；其次，在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总互联网金融投资人的69%，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不易受心理因素的长期干扰，更倾向于科学的投资策略。因此，由于互联网金融投资的“群体年轻化”和“投资理性化”，“情绪黏性”的持续时间通常较短。

四、结论

本文将互联网金融板块股票投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了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板块中总股本排名前十位的股票作为研究样本，同时选择了换手率、市盈率、市净率、成交量、涨跌幅构造综合情绪指数，进行了不同时间区间情绪指数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分析。最终得出：互联网金融板块上存在着投资者的“情绪黏性”，总体持续时间为3个星期左右，明显的作用时间小于7天。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但证明了“情绪黏性”在互联网金融股票投资中的存在性，也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投资建议。

参考文献：

[1]胡国生.基于行为金融的互联网金融分析[J].金融创新,2015,(1)

第4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　效应分析　行业视角

一、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规模效应

首先看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从2003年至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上看，投资额呈波浪式发展，而同期行业净出口额和所占出口比例却呈逐年递减趋势。可见，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加剧了该部门的贸易不平衡，且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是，由于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较少，从数量上来看，对第一产业贸易逆差的实际影响较小。

其次是第二产业，该部门无论在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在进出口贸易中都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虽然从图2中可以直观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和互补效应(2005年之前趋于替代而2005年之后则趋于互补)，但是从工业部门的整体数据看，对外投资存量和净出口额大致呈逐年递增的关系，且增幅相近，因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同向变动的趋势。造成这种替代和互补效应并存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二产业中行业的多样性。

第三产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贸易型企业起步的，所以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服务业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半数以上，投资流量从快速增长期逐渐过渡到稳定期。但是从服务贸易的出口情况来看，其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并没有因投资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同时，服务贸易进口额逐年递增，因而造成贸易逆差。图3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呈完全相反的趋势，这说明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呈替代效应。为了实现对外出口转向海外投资，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通过设立境外贸易公司或贸易网点等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以控制海外市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替代了母国的出口。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取代母国出口贸易的同时，母国也会带动资本品、中间产品以及劳务的出口，从而产生一定的出口引致效应，但是从整体上看，替代效应要大于创造效应。

二、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

第5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13

对外直接投资是开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专业分工与合作、国际技术和资本流通的需要。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巩固和扩大出口市场、规避贸易壁垒，还能使企业抓住机遇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有利于带动机器、设备、原材料的出口，加速经济的升温，增强国际竞争力[1]。自1980年起，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2]。1992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同年国际贸易额。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3，4]。目前中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更是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5]。

江苏省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 2008年位居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第二位。“十五”期间，全省累计批准境外投资项目356个，中方协议投资总额4.19 亿美元，分别比“九五” 时期增长138.9% 和400.2%[6]。境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江苏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1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总体特点

江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江苏的境外投资呈波浪式发展，增长速度缓慢，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7]。2000年以后，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1.1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金额及项目规模增长迅速

2000年到2010年间，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新批项目数、中方协议投资金额及单位项目规模迅速增长（表1）。从绝对数据上看，新批项目数由2000年的34个增长到2010年的408个，2010年中方协议投资金额达21亿美元，为2000年的121倍。单位项目的规模也在成倍扩大，平均规模由2000年的52.4万美元增至2010年的533.4万美元。

1.2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其他省市

2003年以来，江苏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我国地方排名均在前8位，2008年时一度超过上海，排名广东之后，为全国第二[8]。从绝对数字上来看，江苏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和协议金额的增长速度虽然显著，但是相对于其他省市而言，其发展相对落后（表2）。2010年江苏省生产总值位于我国第二位，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在排名前十的省市中最低，可见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滞后于经济发展。

1.3 与江苏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贸易出口相比规模差距较大

1990年，江苏接受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金额就已超过1亿美元，而其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到2004年才达1亿美元；2010年江苏接受外商实际直接投资约285亿美元，远远超出同年其对外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与对外贸易出口相比，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更大（表3）。

2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

2.1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国别演变

2.1.1 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广泛，亚洲所占比重较大

据统计，2000年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有19个，2010年已上升到74个，对外投资覆盖区域日益扩大[9]，见图1和图2。

如表4所示，亚洲一直是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其各年协议金额及新批项目数量居各洲之首，并且所占比重有明显的增长趋势。2000年占协议投资的31.13%，至2010年已升至48.58%，2010年新批项目中更是超过一半在亚洲。与此同时，非洲的地位却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之前，非洲在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地位仅次于亚洲，2000年协议金额占了25.86%，但随后几年中所占比重迅速回落，至2010年仅占5.16%，落后于其他大洲。拉丁美洲在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较低。

2.1.2 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向发达国家倾斜

1990年代，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中东、南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向欧洲、北美洲及亚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多，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6]。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协议金额有78%以上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图3所示，2010年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方协议金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投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协议金额占总额的90%。

2.2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演变

2.2.1 对外直接投资中方协议金额第三产业超第二产业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都有分布。如表5，2008年以前，第二产业占绝对份额。数据显示2007年第二产业占中方协议金额的61%，而2010年只占48%，并且首次低于第三产业（50.49%）。对于新批项目数量，2007年以来第二产业始终少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单位项目规模始终高于第三产业。2007年至2010年，第二产业单位项目规模增长率为123%，而第三产业单位项目规模增长率为286%。由此可见，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发展势态更好。但是，现阶段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单位项目规模仍然较小，在国际市场中只能属于中小企业。

2.2.2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泛，制造业份额较大，但逐年减少

纵观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行业，制造业所占份额最大，2007年占所有行业协议金额的50.30%，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但其所占份额逐年减少，2008年为34.78%，到2010年减少到29.16%。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位列前十，而在2008年，制造业中有7项位列前十（表6）。

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成为后起新秀，该产业在2010年才刚刚起步就占了当年第二产业协议总额的34.93%，仅次于制造业。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房地产业。

2.3 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演变

如表7所示，2000年以来，民营企业在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中独占鳌头，2009年占总数的68.88%。其次，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增长较快，2005年占3.54%，2009年占16.33%。由此可见，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比重小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从单位项目规模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规模不相上下，都比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规模大，超过了总体的平均水平。但是，其规模在国际市场上都只能属于中小企业，可见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仍以中小企业为主。

2.4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差异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新项目及协议金额绝大多数来源于苏南地区，且这样的状态有加剧的趋势。如表8所示，2000年苏南占协议金额的47.84%，2010年已升至78.58%。虽然整体而言苏中在这一方面所占比重减小，但不能忽视其近年来有回升的趋势，2008年以来，在项目数及协议金额两方面所占比重都有小规模的增长。与此同时，苏北在这些方面逐年下降。

3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来说，江苏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外联系的加强、投资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企业自身的需求等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主要围绕的角度主要是母国、东道国及企业自身。

3.1 母国因素

3.1.1江苏省人均GDP

根据邓宁（John Dunning）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人均GDP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根据人均GDP可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四个阶段（后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很少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很少；第三阶段，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加，但是依然是外资的净流入国；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净对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投资差）大于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8]；第五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开始减少并逐渐回归至零[10]。并且净对外直接投资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函数[11]。如图4所示。图中5个区域分别对应了以上5个阶段。2005年，江苏人均GDP首次超3000美元，2010年时达7800美元。由此可见，江苏正处于第3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第4阶段。

3.1.2 外汇储备量

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在2000年以前，我国的国际投资以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同时并存的“双缺口”格局，限制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同时防止两个缺口的扩大。2000年后，我国已出现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现象。因此2000年以后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12]。因此，江苏对外投资从2000年后才迅速发展。

3.1.3贸易联系

一般我们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越多，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越多。而衡量这一联系的主要指标是进出口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表现为先有市场后有工厂，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交往增多，使得母国对于东道国的了解程度加深，最后当市场成熟时，就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事实证明，与江苏进出口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是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

3.1.4 国家和地方政策

政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是鼓励还是限制直接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命运与效益。当国家或地方出台一些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此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障碍减少且利润会增加。如2000年10月，外经贸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予以前期费用等资金补助；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颁布了《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江苏省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财税政策，鼓励江苏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充足联合等方式对外输出资本[4]。相反，如果国家增加税收、限制贷款等政策出台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就会提高，风险也将更大。

同时，由于投资者对于市场信息了解不完全，需要政府给予相关的干预来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如果政府没有做好这一点，则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投资者投资方向不明确、对投资东道国了解不深，从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3.2 东道国因素

3.2.1关税率

Hines经过研究发现关税率对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很大影响[13]。外资的关税对江苏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企业而言，规避关税贸易壁垒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于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零关税地区一直是江苏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

3.2.2 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预示着该国的市场潜力和经济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代替出口寻求更大的优势，东道国市场的潜力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更愿意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而不仅仅是出口，江苏对发达国家的大量直接投资正说明了这一点[14]。

3.2.3 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一方面指物质环境或设施，另一方面则是指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或对外资的态度。从物质的角度而言，基础设施在劳动过程中虽然不直接影响企业发展，但如果东道国基础设施落后就意味着整体投资环境不佳，在这样的地区很难吸引大批外资，从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对单个企业而言也不具备吸引力。从东道国社会稳定状况及对外资态度而言，投资者当然希望东道国社会稳定，稳定的社会才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另外，东道国对于外资的态度也直接影响投资的经济效益，投资者通常选择鼓励外资进入的国家和地区。从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来看，除了拥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发达国家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都是社会环境稳定的地区。

3.2.4 社会文化因素

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有时也会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如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所占比重最大，一方面的因为地理区位上的接近；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联系使得相互间的历史交往增加，社会文化差异相对减小；另外语言和华人华侨的因素也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通常投资者更愿意到语言相通及社会文化差异小的地区投资，如江苏对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较多。

3.3 企业因素

3.3.1 资源因素

“资源”是企业竞争的基础，企业如果想拥有更大的竞争力以及长久的发展潜力就必须拥有优质、充足的资源。企业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就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而言，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如发达国家。江苏大量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发达国家，很大一方面就是江苏企业寻求技术和人力资源，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3.3.2 企业投资利润率

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如果一个社会步入了工业化成熟期，一切企业的利润率就会降低，由此带来效益的减少。此时，由企业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向最佳的投资地点，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15]。数据显示，江苏企业利润率自2007年达到最大值后，近两年都有回落的趋势[13]。可见江苏部分企业已步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成为部分企业的选择。

3.3.3 企业性质

张为付发现经济成分结构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为企业的对外投资奠定基础[12]。从表7可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以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此外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超出第二产业，且其对外投资项目以中小型的独资子公司为主。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更具灵活性、产品价格较低的企业具有小规模技术的优势，更能适应东道国的多样性，以价格优势获得竞争力[11]。因此，江苏的中小独资企业近阶段在这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4 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开放式经济新的焦点。江苏省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大力鼓励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过2000年以来的数据分析，揭示出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规模不断上升、投资区域向发达国家集中、投资行业三产超越二产、民营企业和独资子公司成为中坚力量、苏南占主导地位等结构演变特征。

理论分析表明，江苏省的人均GDP、外汇储备量、区域间贸易联系、国家和地方政策，东道国的关税率、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企业的资源因素、利润率和企业性质均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存在单位项目投资规模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其他省、投资行为趋同（即投资行业和投资地区趋同）等问题。虽然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不足，但其发展趋势良好，相信今后江苏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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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GU Ping1， WANG Tao2

（1. Suzhou Blue Tassel School， Suzhou 21510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第6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论文摘要】 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性，即两者既存在互补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论文关键词】 贸易投资一体化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 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 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参考文献: 徐波:中国与西欧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成思危主编:中国境外投资的战略与管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王迎新:论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财贸经济，2003（1） 唐陵李春杰:倾销与反倾销中的福利分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 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世界经济，2002(5)

第7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应对同业竞争、降低系统风险，然而，由于政策限制，当前银行大多采用借道投资的间接参与方式。各种模式各有利弊，因此建议：监管当局要做好商业银行股权直投制度设计，商业银行也要完善内部管理，共同推动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发展。

关键词：

商业银行；股权投资；收益风险；融资渠道；金融混业经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一、引言

2015年，17家商业银行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审核，获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2016年2月，新闻媒体报道我国年内将允许部分商业银行建立股权投资载体，直接入股科技企业。央行与银监会领导层也在多种场合鼓励创新投贷联动融资方式支持创新企业。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限制将逐步松绑。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理论基础是金融中介理论。该理论认为，金融中介是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Gurley&Shaw（1956）、BenstonGeorge（1976）和Fama（1980）指出，金融中介一般是通过存单等形式向居民投资者和其他部门募集资金，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债券和其他债权等所谓的一级证券，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换。由此可见，在传统金融学理论中，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包含了股权投资。Benston&Smith（1976）的交易费用模型认为，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具有节约交易费用、分散风险以及专业化优势。Leland&Plye（1977）的信号传递模型认为，金融中介作为信息生产者，可以化解投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有利于对股票等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定价。Diamond（1984）的受托监控模型认为，金融中介可以实时监测被投资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对其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其经营情况，甚至可直接向借款人派驻监事，有利于提高投资的安全性。Saunders（1985）、Rajan（1996）认为商业银行拥有客户资源、信息资源和营销网络优势，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提高投融资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Allen&Santomero（1997）指出金融中介投资股权可以为客户减少金融产品的学习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参与成本。Saunders（1985）、Litan（1987）和JordiCanals（1997）则从风险分析角度指出，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不仅可以促进其业务多元化，提高银行利润，而且还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减少破产的可能性。

Merton&Bodie（1993,1995）的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监管成本以及参与成本大幅下降，金融中介逐渐被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因此，他们认为金融机构的形式应该随功能而变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彼此之间的业务需要互相融合，各种金融中介都可以从事包括存贷款、证券买卖等业务。然而，由于上世纪90年代银证关系的混乱，中止了我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也中断了商业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路径。当时，商业银行通过假回购、真拆借将自有资金放大杠杆后进入股票市场，甚至通过国库券假保管单等形式把企业生产资金、居民存款骗入市场，操纵股价，吹大泡沫。这种乱象极大提高了金融系统风险，直接导致1995年出台《商业银行法》，禁止商业银行直接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随着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日益完善，监管理念和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产生的混业风险已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放开商业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管理者和银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必要性

（一）经济转型需要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当前，我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储蓄率下降等内生性因素以及海外经济衰退、国内环境负载过重等外生性因素的制约，GDP增速由过去的10%台阶式下行到6.9%左右，经济增长压力明显加大。以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0年前的30%下降到现在10%，出口增速更是出现负增长。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为主向优化资源配置、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方式需要从总需求管理为主向总供给管理为主转变，金融支持方式也要从债权融资为主向股债联动转变。这是因为初创企业往往资产轻、风险大、资产负债表不健全，与传统信贷业务模式匹配度不高，很难获得信贷支持。与锦上添花而不雪中送炭的债权融资相反，股权融资奉行“同舟共济、利益共享”的融资文化，更可能支持初创企业。最近几年，虽然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但是资金大多淤积在金融系统里空转，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无法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就是证明。与此同时，当前居高不下的债务导致的高杠杆已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①已达到123.10%，全社会杠杆率②更是高达235.70%，而2015年以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被动扩张，社会总债务又进一步加重。因此，为了改善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化解当前庞大的债务规模，有效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必然需要允许拥有大量沉淀资金的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不断提高股权投资力度，有效降低杠杆率。

（二）同业竞争倒逼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化解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打破银行在融资体系的垄断地位。在投资拉动时期，银行作为资金投放的主要渠道，在投融资体系中具有垄断地位。在创业创新时代，银行信贷文化变得不太适应，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不断受到蚕食。在资产端，银行业务不断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网络支付等业务日益蚕食银行贷款规模。在负债端，伴随监管竞争以及居民财富意识觉醒，券商、基金、信托、保险财富管理功能日益增强，不断侵蚀商业银行负债来源。当前，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占资管规模仅为25%左右（见表1）。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混业经营业务转移的同时，银行业务必须向股权投资等非信贷业务进军，提高综合金融功能和投资收益，缓解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冲击。

（三）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有利于降低系统风险当前，受商业银行法等政策限制，银行无法直接参与投资股权，只能借道信托、基金、券商、理财等通道迂回投资。商业银行股权投资一般隐藏在伞形信托、集合信托计划、基金专户、分级基金、私募基金、集合资管计划、结构化产品等金融产品中，这些产品结构复杂，虽然被多个部门重复监管，但透明性差，监管难度大，无法有效识别和监控风险，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例如，在宝能收购万科股票的案例中，就有浙商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借道信托计划、券商资管和产业投资基金参与到股权投资的影子。另据华泰证券研究所估计，在2015年的股灾中，高峰期估计有1.6万亿左右的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券商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流入股市，在股市下跌中加剧了系统性风险。正是因为商业银行披着固定收益类债权融资产品的形式参与股权投资业务，让内部控制体系放松了对市场风险的警惕和监控，也逃避了外部监管，暗中放大了股市杠杆，提高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所以，明确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资格，将参与路径和会计科目透明化，要求银行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和机制对风险进行识别和控制，有利于降低系统风险。

三、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国际经验

国外商业银行较少单独探讨是否应该参与股权直投，更多聚焦在是否应该混业经营以及应该采取哪种股权架构上。从历史演进来看，除德国银行业一直实行混业外，美、日等发达国家银行业无不经历了从混业到分业再回归混业的过程，这个发展路径已经从实践上说明了混业经营的历史必然性。根据混业经营股权架构不同，外国的混业经营实践为我们摸索出三种模式：以美日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银行母公司模式，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以集团公司作为控股公司，下设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子公司，集团公司通过经营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实现对子公司的控制。子公司之间可能通过交叉营销等方式实现利益共享，但一般会独立开展业务以实现风险隔离。例如，花旗集团主要通过控股美邦（SSB）公司来开展股权投资和交易业务（见图1）。这种模式中，“混业”主要体现在控股公司层面，各子公司实质上并不算“混业”，因此银行也很少参与股权投资业务。银行母公司模式则是以银行作为母公司，下设证券、保险等子公司，进而涉足多个金融领域。银行母公司的代表巴克莱银行主要是通过子公司巴克莱资本（BarclaysCapital）来开展投行业务和股权投资（见图2）。全能银行经营模式在我国是违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因此需要银行采用海外控股和信托控股的方式控股证券公司，实现多牌照混业。全能银行模式是最为彻底的混业模式，允许同一家金融机构以事业部的形式经营各项金融业务。其最典型代表是德意志银行，可以直接通过企业及投资银行部来投资股权（见图3）。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种模式不是以国家为严格界限来划分的。比如，美国1933年通过的《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开，商业银行只能采取金融控股模式参与股权投资。而1999年美国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后，已从理论上允许美国银行实行全能银行制度参与股权投资业务。2013年通过的沃尔克规则，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实质上限制了全能银行模式。同时，美国当前还存在一些规模小、资产少的单一银行制度。比较国际上三种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主流模式，主旨在于通过对比，便于从业务模式、资金来源、风险管理等指标作为主要考量来选择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混业模式。总体来说，金融控股模式通过下属证券公司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因此储蓄动员效率较低，但是具有风险隔离较为充分的优点。全能银行通过银行内设部门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因此储蓄动员效率最高，但是混同风险最大，也容易产生文化冲突问题。银行母公司模式通过银行证券子公司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储蓄动员效率和风险隔离程度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网点和客户资源优势，以及券商的投行和资产管理优势，产生银行与券商的协同效应。

四、商业银行主要股权投资业务模式的利弊分析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业务模式主要有五种（见表2），具体的特点和利弊如下：

（一）子公司模式合规性最高子公司模式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在海外设立证券子公司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模式。它实际上是银行母公司模式在我国的一种演变模式。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境内不能参与股权直投业务，因此商业银行往往在境外成立可以进行股权直投业务的子公司，然后由子公司或其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股权投资业务。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五大国有银行通过在海外设立的中银国际、农银国际、工银国际、建银国际以及交银国际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这种模式最大优势在于合规性最高，在当前法律环境下最无争议而有效地规避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限制。它的问题在于，成立海外子公司的运营成本较高，且商业银行在与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业务合作时，存在着企业文化、考核激励、资源分配等利益冲突，未必能产生很高的投贷联动效应。

（二）通道模式风险隐患多通道模式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认购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发行的结构化的信托计划、券商资管计划、基金产品的优先级收益权，获取优先固定收益，来间接参与证券一二级市场。而这些信托计划、券商资管计划、基金产品则可以开展PE、定增、Pre-IPO、中概股私有化等各类股权投资业务。这种模式下，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实际上是银行股权投资的通道，银行与它们没有人事、股权、薪酬关系，仅有业务合作和投资收益关系，而且商业银行认购的是结构化后的优先级产品，获取的是固定收益，因此名义上是一种债权投资而非股权投资，从而规避了《商业银行法》规定。通道模式最初被竞争压力大、法律合规能力强的股份制银行研发推出，后来被我国城商行、农商行甚至国有银行引用，是当前的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扩大了通道公司的股权投资者范围，提高了募集资金效率，另一方面使得银行挽留住了高净值客户，因此推广很快。但是，根据2014年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只能面向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高资产净值客户、私人银行客户和机构客户募集资金，存在一定的受限性。同时，这种模式还存在诸多风险隐患：第一，在结构化设计中，商业银行为了获得较高收益，可能将劣后级比例设计较低，从而引致击穿风险；第二，如果投资标的资质不优，在经济下行期和股市剧烈波动期，也可能引起夹层杠杆危机，放大理财客户投资风险；第三，商业银行还存在将优先级收益设置较低，为劣后级投资者输送利益的道德风险。

（三）投贷联动模式需要银行革新信贷管理理念自2014年国务院发文《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提要“探索投贷结合的融资模式”以来，投贷联动模式日益得到监管层认可。投贷联动模式主要是指由商业银行独自或与股权投资机构合作，以“债权+股权”的模式为目标企业提供融资，形成银行信贷和股权投资之间的联动融资模式。投贷联动根据股权分享形式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银行与股权投资机构合作模式。在股权投资机构对目标企业尽调评估和投资基础上，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机构约定股权分享机制，为借款企业提供融资，实现股权与债权的联动。具体又可细分为投贷联盟和期权贷款模式。投贷联盟是银行跟随股权投资机构对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信贷支持甚至融资解决方案；期权贷款则是银行在与企业签订贷款协议时，约定可以把贷款作价转换为对应比例的股权期权，在客户通过IPO或股权转让等实现股权溢价后，由股权投资机构抛售所持部分股份，按照初始约定比例与银行共享分成。二是银行集团内部投贷联动模式。即商业银行在为科技型借款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时，通过集团内部具有股权投资资格的子公司对其进行股权投资，在集团内部实现投贷联动。三是向股权投资机构发放贷款模式。即银行直接向股权投资机构发放专项用于目标客户的贷款，间接实现对科创型企业的融资支持。这个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投贷联动拓宽了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商业银行能够较高程度分享中小企业的成长收益。但是这种模式存在银行谨慎经营与股权投资略显激进的文化冲突。它需要商业银行改变传统的、过于依赖抵押担保的信贷理念，从重抵押担保向第一还款来源回归；需要商业银行重塑风险观念，从一味回避风险向识别风险、理解风险、管理风险转变；需要改革考核机制，建立差异化考核激励办法，适当提高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容忍度，建立合理、明晰、可操作的尽职免责制度。

（四）财务顾问模式无法分享企业成长收益财务顾问模式是指银行并不动用资金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而更多地是充当中介角色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仅提供中介金融服务，收取服务费用。财务顾问内容包括：作为设立顾问，商业银行利用营业网点以及地方政府关系资源优势，从税收筹划、政策扶持等维度协助基金在当地设立落户；作为融资顾问，帮助股权投资基金搜寻推荐对PE有浓厚兴趣且有风险承受能力的私人银行客户，提高募集资金效率；作为投资顾问，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推荐优质企业项目，提供资信评估等增值服务；作为托管顾问，为基金提供清算、估值、会计核算服务；作为并购重组顾问，利用资金优势，为企业提供债务重组服务，化解关联企业互保等上市瑕疵，进而促进企业引进私募股权融资。财务顾问模式是一种比较谨慎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但是商业银行基本上是收取少量咨询费用，相对于股权投资收益占比较低，无法分享企业成长收益。

（五）私募基金管理人模式存在法律瑕疵私募基金管理人模式是指商业银行法人银行、资产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等一级部门作为备案主体，获得基金管理人资格，作为基金管理人，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私募股权基金，并直接参与股票、股权等多层次资本市场。2015年6月，首批商业银行在基金业协会备案取得私募基金牌照，打开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大门。这个模式可以让商业银行直接且最大限度介入股权投资业务，分享企业成长收益。但是这种模式与现行法律冲突，存在法律瑕疵。而且以资产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名义承担基金的法人主体资格，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企业法人的规定。

五、对我国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相关建议

（一）监管层要做好商业银行股权直投的制度设计商业银行从事股权直投业务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政策限制，当前商业银行大多采用借道投资的间接参与方式，产生了表2所列的众多问题。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对同业竞争、降低系统风险，监管层需要做好如下制度设计来规范商业银行股权投资。首先，从法律上明确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业务资格。建议尽快修订《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银行不得直接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为业务开展提供法律依据。在此之前，可以参照推行IPO注册制的做法，申请人大授权国务院调整《商业银行法》有关直接投资股权业务的相关规定，给予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资格。同时，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业务的额度上限、资金运作、风险控制等做出制度性安排。其次，明确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组织结构。我国银行的混业经营不太适合用全能银行模式，因为在全能银行模式下，业务之间的财务风险和关联交易因为“防火墙”被完全拆除而难以得到较好控制。当前无论从银行自身的内控技术、人才储备、自律意识，还是从监管模式和制度都无法快速有效应对全能银行模式下的风险。因此，建议商业银行成立自营业务子公司或资管业务子公司，作为载体参与股权直投业务。第三，制定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战略步骤。建议按照“先理财资金，后自营资金；先一级市场，后二级市场”等步骤逐步放宽商业银行股权直接投资业务。

（二）商业银行要做好股权投资业务的内部管理与信贷业务相比，股权投资业务在法律政策、风险偏好、价值取向、激励机制、企业文化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商业银行要针对股权投资业务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系统、投资决策体系、业务管理流程、绩效考核机制，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既要实现股权投资与信贷业务的风险隔离，又要能充分推动股权投资业务发展。由于两种业务文化差异较大，需要通过组织架构设计来实现有效风险隔离和业务联动发展。

（三）创新模式更深介入股权投资业务商业银行要认清自身相对于专业风险投资机构的优劣势，采取适当模式参与股权投资业务，避免业务竞争同质化。商业银行在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之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切入点，通过与其他股权投资机构的合作积累经验，小范围试错，为股权直投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更深入地介入股权投资业务，直至覆盖股权投资运作全周期，获取与承担风险相匹配的投资收益。

参考文献：

[1]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宏观金融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赵光明.我国银行业的PE业务模式及其监管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10（26）.

[3]古苗希.我国商业银行介入私募股权投资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4]刘怡.论我国银行业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必然性［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5]翟义波.国内金融混业经营模式选择及其风险防范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5（1）.

[6]罗恩东.浅议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对策［J］.区域金融研究,2016（4）.

[7]李颖.商业银行股权投资策略与风险防控［J］.中国金融，2010（11）.

第8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1-0042-03

一、 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最早是由R．A．Mundell(1957)提出的，他认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Beldelbos 和 Sleuwaegen(1998)的研究支持了R．A．Mundell的结论，即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然而，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此理论越来越不能解释贸易与投资共同发展的现实。于是便产生了以K．Kojima(1973)为代表的投资促进贸易理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此外，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提出了贸易和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的补偿贸易模型。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从产业角度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得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因部门而异的结论。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问题。刘恩专(1999)提出投资的贸易效应会受到投资动因、行业与产品特性等影响。刘红忠(2001)运用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刘志彪(2002)认为利润决定了一家公司是选择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李东阳(2002)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出口引致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出口替代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蔡锐和刘泉(2004)运用岭回归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对进口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而向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对出口促进效应更显著。孙艳红(2005)对我国国际贸易与双向FDI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际贸易对双向FDI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较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小。张如庆(2005)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李建萍(2007)对我国不同行业部门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出口贸易规模产生影响，而且对贸易结构改善也起到一定作用。李文(2008)从总量和行业角度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正的。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固定参数模型来研究，这些都是静态分析方法，不能揭示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动态演变过程和特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其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 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系统的状态空间模型来建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变参数模型，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从而更加深入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关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于无法从国内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各期完整的数据；同时由于商务部(包括原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只反映了经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过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而未反映未经官方批准的投资，因此，1980—2008年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选用联合国贸发会议FDI数据库公布的数据(stats．unctad．org/FDI，2010年6月29日)。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对外贸易指标一般使用贸易开放度来进行衡量，最早的贸易开放度是使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虽然这种度量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简单直观，在实证分析中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因此，本文选用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对外贸易的度量指标，梁莉(2005)做了相同的处理。1980—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提供的数据。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用ODI、IMEX、GDP表示。对外贸易用OPEN表示，并且有OPEN=IMEX/GDP×100。

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变换不会改变数据特征，但是却可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问题，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使用变量的自然对数值，分别用LNODI和LNOPEN表示。

高春玲王丛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分析

三、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是动态模型的一般形式，由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在变量之间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时，要求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否则所建立的模型将是伪回归。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变量必须是同阶单整的。因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采用最常用的ADF检验法对LNODI和LNOPEN进行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步长根据Schwarz准则确定，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变量LNODI和LNOPEN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由于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不能确定具体的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下面采用非平稳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LNODI和LNOPEN之间的因果关系，以确定状态空间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可见，我国对外贸易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尽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但它们之间也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三)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与估计结果

1.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对外贸易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对外贸易的原因。因此，构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量测方程： LNODIt=c+αtLNOPENt+ut(1)

状态方程： dt=c1ατ1+vt(2)

上式中，LNODIt和LNOPENt是可观测变量，变参数αt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反映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关系的改变，称为状态向量，是不可观测变量，需要利用LNODIt和LNOPENt来进行估计。方程(2)是状态方程或转换方程，它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在(2)中假设变参数αt服从一阶自回归AR(1)模型。ut和vt分别是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的扰动项。

2.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

使用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与估计，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得到变参数模型(1)和(2)的估计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LNODIt^=5.2407+αtLNOPENt

第9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1.关联交易的含义、表现方式及其特征

1.1关联方的界定

关联方是指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存在而相互间具有业务关系或投资关系且能控制或转移公司利益的法人或自然人。理解关联方应把握住三个要点：

1、关联方是控股股东或控制权人的附属概念。即某一企业的关联方，首先是指其控股股东或控制权人，而其他关联方实际上不过是该控股股东或控制权人的“关联人”。

2、关联方是一个相对概念。

3、对关联方的认定，遵循向上追索的原则。

由以上描述可知，关联方包括关联企业和关联自然人，又可细分为控股股东、控制股东、控制权人以及控制权人的其他关联方。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关联法人的描述为：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其他组织。对关联自然人的描述为：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则规定更为详尽，关联法人包括：该公司的母公司，包括直接或间接控制该公司的其他公司；该公司的子公司，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被该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与该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对该公司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该公司的合营企业；该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公司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关联自然人包括：该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公司或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2关联交易的主要表现方式

公司关联交易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结合上市公司的实践经验，我国目前主要关联交易形式概括为以下几种：

1、上市公司为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为其关联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资产状况、经营情况透明，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且对业绩有较高要求，在控股股东申请贷款时，金融机构更愿意追加上市公司为其担保人。

2、控制公司或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产，即“大股东占款”。实践中，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控股股东直接从公司取得货币并对该货币进行事实上的占有，如从公司借款或直接挪用公司的资金；二是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属于间接占用。

3、购买或销售商品。这是最常见的关联交易，是指企业集团成员之间互相购买或销售商品，从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如今企业发展集团趋势化，集团中各公司分工细化，乃至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有专门的物资采购公司，承担企业集团内部全部的物资采购任务，因此每年集团体系内购买或销售商品的资产价值数额也很庞大。

4、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这点主要涉及资产转让及资产收购。

1.3关联交易的特征

在明确了关联交易含义的基础上，不难归纳出关联交易的如下六项特征：

1、关联交易的主题具有特定性。关联方是判断关联交易的标志，只有涉及关联方的交易才是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的表现形式具有广泛性。《股票上市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都罗列了关联交易的形式，主要包括：购买和销售商品及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担保，，租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联管理人薪酬等。由此可以看出关联交易的形式并无限制，此处只是对常见的形式进行了罗列。

3、关联交易的后果具有两面性。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必然的侵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只是在被控股股东滥用变成了不公平、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时才具有危害。判断核心在于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或交易条件是否公平。

4、关联交易具有非公允的潜在倾向。近几年，不正当关联交易成为监管部门的严打对象，也是上市公司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尽管如此，仍是暴露出多起不正当关联交易，且数额动辄数千万，表明在巨额利益面前，关联方宁愿承担一定的风险。

5、关联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表现为：一是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中充当的是“工具”的作用，和关联方相比较，处于被动地位，所以上市公司不能掌握关联方尤其是控制权人的信息。二是上市公司与不具有关联关系的众多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上市公司，投资者众多，主要是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向投资人通报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信息。如果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误导倾向，或者是不充分、不及时，投资者完全处于劣势，并无其他有效获知真实信息的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联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交易。关联交易客观上不能避免，但因其具有两面性，既蕴含了促进效率的一面，有可能带有欺诈性，所以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放任不管，应针对不同情况，趋利避害，区分正当关联交易和不正当关联交易。

2.股权分置改革后关联交易呈现的新趋势

2006年年底，股权分置改革已全面完成，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股权分置改革从制度上完成了对资本市场的再造，从根本上解决了股权分裂的问题，让资本市场真正“活”起来，显现出蓬勃生机。与全流通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其控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机制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

2.1资本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1、全流通后，原来禁售的发起人股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价值直接和股票市值挂钩，所以股东之间，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趋同。

2、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以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券商资金为辅的机构投资者格局。

3、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管理的重要平台，投资者数量大幅增长。截至2010年5月份，中国股市开户数和基金账户的规模已达到1.7亿户，从规模来看，中国证券市场已实现了全民投资。

4、监管部门鼓励上市公司走企业集团化的发展道路，鼓励控股股东遵循同业竞争禁止的原则，将同类型业务全部整合进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以期将上市公司打造成全国性的，具规模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集团。

5、股权分置改革给上市公司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契机，有效盘活了股东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类资产。

2.2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发展趋势

全流通市场中，大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只有通过上市公司资产价值的最大化才能实现，而这个目标则是由包括公司利润、核心竞争力、产业优势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从而使大股东、少数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整体利益通过资产市值这个市场纽带联系在一起，成为共同目标。

全流通时代下，结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新趋势如下：1、交易主体隐蔽化。

随着监管的法律规章制度系统升级，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规制愈加有效。控股股东或控制权人为了规避法律约束，手段也越加的隐蔽，比如预先设立大量的空壳公司，且多以不相关自然人名义设立，从而实现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2、交易形式迂回化。

以资金占用为例，以往直接截留使用上市公司资金、私下处置资产的直接占用模式逐渐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变相占用手法，以使资金流向合法化。

3、交易目的复杂化。

随着限售股的逐步解禁，关联交易的目的不再局限于直接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或资源，而是通过上市公司平台从各种渠道获取超额利益。

4、交易违规复合化。

全流通后爆发的几起大股东违规案件呈现出复合化的违规趋势即同一大股东有预谋地连续实施数起不同类型的违规。

2.3关联交易程序规制的现状

目前证券市场上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大致体现以下几个制度：

一、重大关联交易股东大会批准制度。此制度是指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的重大程度，或者董事会由于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而无法满足决议条件时，由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该关联交易的制度。

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制度，即当股东大会对某一项关联交易作出决议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旨在为排除控制股东或者控制权人对关联交易的单方决策权，防止其滥用表决权。

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即指关联董事应当回避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作用主要在于保护投资者和公众免受欺诈、增强股东和公众对公司的信心、提高商业道德水准、促进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只有进行准确的、及时的信息披露，才能避免和减少公司运作中可能存在的暗箱甚至是黑箱操作，使公司运营过程透明化。另外，真实的、充分的信息，也是股东形成自己的意思、正确行使表决权的基础。

小结

保护投资者利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与公司治理结构息息相关。监管部门通过建立上市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完善独立董事制度、限期整改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修订交易所上市规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使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完善。

通过完善立法、强化责任意识、提高违法成本的方式，达到规制控股股东和控制权人滥用控制权，利用关联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切实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参考文献：

1.周友苏：《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