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发展史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引言

考古资产的保护对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国家传统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无价之宝，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同样也是民族精神思想建设的主要支柱。我国是历史文化古国，具有五千年悠久民族文化，是我国人民精神努力的智慧杰作。因此，对考古资产的保护是对历史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表现，考古资产是我国各民族精神桥梁、促进各民族内部团结统一、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主义发展国家的重要前提，是考古学者以及每个民族同胞应有的社会责任及义务。

一、关于考古资产保护情况发展现状

（一）考古资料记载不受重视

在考古学中，一旦发表相关文物发掘计划书，就会根据具体计划确定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但这样贸然确定考古工作流程并不具有一定科学性，在一定程度影响最终考古工作的准确性，因此，应当对古代考古学者的个人记录进行仔细查看，对这些记录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尊重考古学者的个人劳动成果。在过去长时间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考古遗址的完整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群众的关注，但却极大程度的忽视了考古记载资料及文献方面的保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考古事业的引起足够关注的时间较晚，没有意识到考古记载资料对历史文物发现工作的重要性，主观的将具体考古工作者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二）缺乏有效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我国对于历史文物保护方面也出台了很多具体条文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或是相关法律保护政策中，并没有详细哪条规定对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内容，我国文物行政方面，在管理工作中也没有制定关于考古资产的保护制度，而且在考古学中，仍然没有对考古资产方面的统一规定或制定，在考古行业中，最重要的工作行为遵守流程规定中，就已经对文物现场及发现的具体文物的详细保护工作规范要求。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文物管理局亦或是重要的考古工作规定中，都对考古资产保护措施这一方面缺乏详细的规定，造成考古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因素的破坏。

（三）考古资料管理受传统因素影响

考古资产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就是考古相关资料记载与考古文献，但在实际考古资产保护工作中，在考古资料的管理上面，整体出现闭塞性以及教条性等不好的传统因素，影响了对考古资产的保护工作有效进行。一些关于考古遗址的具体资料记录，被某些考古组织利用一些灰暗的市场手段进行私有占有，尤其是对那些重要的历史久远的遗址资料，更是从不向外界展示，就算本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想查看考古资料，都需要层层审批，很难轻易看到。因此，造成很多考古资料数据，大部分都被放置管理库中，长时间容易被人遗忘或是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丢失。

二、加强考古资产保护的相关具体措施

（一）加强对考古保护重视

根据我国关于文化遗憾保护方面新出台的政策，倡导全民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保护历史文化的整体与准确性，按照具体行为规定与法律规章制度进行积极有效保护。因此，首先就要提升对考古资产保护的重视，主动开展考古文化的宣传活动，加强历史文物专业知识探讨，使考古界与历史文物界的思想意识达到高度统一，将文物保护演变成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将考古资料视为保护工作中重要内容，历史考古资料是我国精神文化遗产中无价之宝，只有加强对考古保护的重视程度，才能最终有效的确保考古资料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二）完善考古保护制度体系

将现有文物保护法进行完善，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严格的文化遗憾保护法。我国文物管理局的各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规定有关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条文规定，在原有的考古工作重要遵循守则中，将考古资料与考古文献记载等内容加入到文物现场保护工作当中，并且要对考古现场以及相关文物资料管理工作上制定系统化的评判机制。同时，要加强对考古资料紧急保护工作，国家文物管理局要通过具体奖励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将手中收藏的稀有历史考古资料文献上交给国家珍藏，促进我国考古学发展，进行历史文物资料抢救工作过程中，仔细对相关退休的考古学者进行询问，将那些消失在考古学中的重要资料文献通通深度挖掘出来，进行重新整体编排，由国家相关考古部门进行严格管理，把这些珍贵的考古文化瑰宝收集起来后，运用到将来的考古工作中，有利于考古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促进我国日后考古博物馆项目的建设，将历史文化展示给现代人，加强人们对我国历史精神文化的认识，感受到考古文化自身的魅力与价值。

（三）与时俱进加强考古信息建设

关于考古资料管理方面工作，应符合当前时展基本需求，做到管理技术上的与时俱进，创新资料管理方式，结合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将考古资料及其具体文献记载等文化瑰宝收藏到网站中，实现资料共享、信息公开化，形成数字化现代资料管理系统，提升人们在网站中的浏览率。在将来的考古博物馆在展览相关资料或是文物作品时，要将相关为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者加入进来，让世人看到他们工作中的成就c奉献，将他们个人优秀作品设置专栏展览，把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历史文物与其工作照片放在一起，避免出现见到物体不见考古学者的尴尬现象。同时要加强考古工作过程中的记录，规定每个考古学者在文物发掘中，对具体文物有什么重要发现应当及时记录下来，丰富原有的考古资料记载，促进日后考古事业发展，通过将来考古博物馆的具体展示，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考古工作现场是什么状态，与此同时更要加强考古网站的建设，开通考古官网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多种渠道拓展人们对考古文化的了解。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更加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考古资产是对我国悠久精神文化的重要记载，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因此，关于考古资产的相关资料及文献记载，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强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考古资料管理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出台具体考古政策，规范考古工作过程中的个人行为，加强建设考古资产现代数字化系统，满足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提升人们对考古文化的认识，丰富考古知识，为考古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扬. 浅谈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J]. 赤子（上中旬）， 2015， （07）： 19-21

第2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对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原始农业起源，以及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全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大学、民族学院和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第3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一

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分期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节"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sì＠①，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者断然也。"（注：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很遗憾，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第十六部分专论清代的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种学问"，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名家名作。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尚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范围扩大，考证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储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至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起了推进作用。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　 转贴于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一。　）的讲演，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转贴于

第4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1、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11}。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12}。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13}。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14}。“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注释

①邢玉林：《1989～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总第311期）。

③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④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

⑥⑨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2期。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1页、第92页。

{12}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第5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一、军事考古学理论基础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一方面表现在其方法论层面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解释模式的多元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规范了田野考古发掘与物质遗存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了对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一种系统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化表现的背后都体现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毋庸讳言,考古学的发展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推动的结果,其理论基础也来源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过程中概念的抽象和方法的总结,这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征。考古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与大多数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共性,同样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理论。由此,军事考古学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作为研究古代军事活动的科学,其理论基础适用于古代军事活动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应当具有普遍性。但这一普遍性并不代表着理论的泛化,不是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自然而然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恰如着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所认为:"任何一般的理论体系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

1)规定所研究现象的区别标准,分析有关现象集合的实质或已知现象一般类别的间隔出现的假说;2)制订这些独立的部分在系统操作,或变化中连接起来的方式的假说。"[1](P56)简而言之,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抽象与方法总结一样,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的概括。

1.军事、军事遗存、军事文化

军事(Military),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军事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被诸多学科都吸收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角度对军事进行研究,从概念抽象上就与其他学科有着区别。

首先,军事能否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考古学如何认识军事的问题。考古学是对古代人类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古代军事包涵于古代人类的社会活动当中,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古代军事不仅仅包括物质内容,我国古代对于军事有着朴素的理解,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简单明了地指出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作为政治学对军事的定义恰如其分,然而考古学的研究是对物质遗存的研究,军事是否是物质的成为能否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军事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能够体现出其具有相当的物质内涵。军事是某个集团利用各种资源对集团安全与利益进行保护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活动都是附着于物质存在而进行的,如利用山河险阻进行防御,采用先进材料进行武器锻打,甚至战争胜败导致的人员伤亡都体现着军事所包含的物质内涵。这些因军事而产生的物质遗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但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遗存能否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值得思考。考古学无法直接对古代军事活动所体现出的军事理论与思想进行考辨,只有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整理分析,获得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层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抽象成为军事文化。文化虽然是意识形态,但其却凝结于物质之内,古代军事文化则是凝结于古代军事遗存当中的。

放诸考古学领域,军事文化能否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呢?如果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应当是可以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军事文化则是将这一共同体的焦点关注于古代军事遗存,是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军事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是文化在物质上的映射。以战国时期的军事文化为例,战国时期诸侯征伐,思想上百家争鸣,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完备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内容,他们都是附着于具有本国特点的物质遗存之上,能够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来与其他诸侯的军事文化进行区别。我们不否认考古学文化间具有联系与交流,但考古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军事文化具有依附于不同政治实体的特点,它的差异性就尤为突出。

第三,军事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是由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的现实而决定。与美术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城市考古学等考古学分支学科相似,随着数量庞大的军事遗存被考古发现所揭露,形成了集聚效应,进而军事文化的研究也被学界所重视,但其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这些都促使军事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2.系统论

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创立的。[2](P1-7)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关联性。系统总是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转换关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系统相应地调整其程序、结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促进系统的变革。系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环境,又保持独立性,能动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系统论中,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探寻这一客观规律,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对考古学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必须运用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知识,以分析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进化。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3](P43)由于新考古学的发展,系统论也成为考古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巨大系统,它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子系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环境,从而使系统总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每一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也都是

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吐故纳新,与其他系统互动而存在。考察各个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系统关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军事作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的互动,同时军事系统内也包含着许多小的子系统,如地理、装备、后勤、通信等,它们的组合与作用影响着整个军事系统的运行,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地理条件能够影响到作战方式与后勤保障方式,通信状况能够对战场形式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 以考古学文化为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与之生存有关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脉、河流、矿藏、空气、阳光、气候、动植物等要素。同时,某一考古学文化又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化系统、子系统进行交流、保持联系。考古学研究者要分析每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交流的结果及其作用,检验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否导致系统的整体优化或劣化。同样,军事考古学文化也是由诸多的因素构成的,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行政人员是军事文化的行为主体,兵器组合、战略战术、外交手段、兵种配置、军事制度等构成了军事文化的子系统,某一军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到这些子系统的互动与配置影响。军事考古学的军事文化研究需要观察军事文化子系统间、子系统与军事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获得某一军事文化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内在原因。

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所以,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例如对文化系统相关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特征中获得对诸多特征的认识……这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因为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问题。[4](P25)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举例来说,明末的平播战争,最后的战场位于海龙囤,通过考古发掘所揭露的材料,我们可以从海龙囤遗址的布局看到,作为军事堡寨,海龙囤遗址具有极强的防御特色:海龙囤采取了"线性设防",其具体的防御手段为"四线防御、静动结合".对于古代军事防御手段的观察,需要综合诸多的因素进行,只有将其放置于一个军事文化系统之内,所有的出土材料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总而言之,系统论是考古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理论,在诸多的考古学研究中都得以证实,它能够也应当成为指导军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诚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系统论需要在其他理论的共同配合下服务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3.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中程理论,又称中层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提出的研究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一种"中程理论",它既不像哲学理论那样刻意追求理论的深刻性和概括性,也不像一般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过于经验和狭隘。默顿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中层理论"的定义化描述:"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5](P50)中层的视角是在有限范围里的经验研究,更能保证与经验变量的必要接触。中层理论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它是对某些理论的概括,这些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有经验根据的,它们包含了一套被证实了的假说。这些假说不是对未知事物的假装知道,而是对无知的思考,它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内容,并且不认为能够为当下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利用现有材料解决现有问题。

"中层理论"问世之后,对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学家是较早将中层理论引入了自身研究领域的群体之一。在考古学领域,中层理论普遍被称为"中程理论",并催生了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新的学科分支与研究方法。美国考古学家费根认为:"中程理论将会对解释人工制品的型式以及考古记录中所涉及的其它物质现象提供概念工具。"[6](P108)中程理论是基于经验的总结,所以对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的指导意义较强。民族志与实验结果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出土资料。正如宾福德所言,"考古材料和形成条件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现代人类生活研究".[7](P6)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考古发掘资料都是静态的、现时的,如果我们要搞清楚动态与静态事物之间的联系,需要观察这两方面的材料,而动态的事物观察只有通过此时此地的现时世界。虽然宾福德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的意义上并不适用于考古学,但是,他所采取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在理论与方法上却显然是对社会学中程理论的借鉴。

如果回归中层理论本身,我们会发现,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只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的两个典范,其并不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应用中的全部。中层理论的灵魂在于构筑了一条从限定范围内的经验总结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系统的研究桥梁,放诸考古学领域,我们认为中层理论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描述、总结和人类历史观、文明观等高屋建瓴的理论之间的映射方案。军事考古学研究只是对古代某一方面物质遗存的焦点化,以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军事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应当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对于军事考古学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历史时期的,或者说,历史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性更强。而历史考古学在本身的理论基础之上,吸收了其他考古学范式的思想与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学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献"(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强调考古材料比历史文献更客观。[8]

这一看法尽管有着以物证史的意味,但历史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历史的追溯,我们不能将其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出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才是客观的研究方法。除了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中程理论所催生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同样对军事考古学有着借鉴意义。虽然,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对史前考古学研究更具参照性,但是我国的冷兵器时代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这种厚重感的表现就是兵器更新速率较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刀枪剑戟等兵器的形态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使用方法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参考民族志的材料,以及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模拟古代军事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研究仍具有相当价值。

4.场域理论

"场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

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9](P133)场域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在场域理论下,我们可以将一场具体的战争视作一个场域,其构成了一个与这次战争相关的一切因素的网络,我们可以称为军事场域,这一网络包括了指挥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气等诸多因素,它可以成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考古学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基本研究单位的划分,某一考古学文化也可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某组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这些基本研究单位是一种偶然的概念组合,脱离了其共存的特征,他们的联系就不复存在。而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场域",并非传统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客观结构,在结构主义下,这些因素是客观的要素,而场域内他们则是内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的组合,是关系的思维方式。

如果将场域具体化,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场域就是一个沙盘,军事场域就是一个军事沙盘。我们能够在这个"沙盘"上模拟军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沙盘上能够放置指挥官、士兵等行为主体,它们是考古学真正要研究的"过去的我们",军事考古学古代军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古代参与军事活动的人群的研究。场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沙盘,除了地形地貌、天气等客观环境要素之外,将当时事件参与者的思想放置在一个网络中,并且能够与场域中的其他诸因素产生可以获得历史验证的互动。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许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通过客观的物质获取可靠的信息,更无从获得历史的验证,但是,场域中的因素间具有客观的联系,如上所述,这种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古代军事的通路。这一通路能否获得科学的结果,是由研究者能否清晰、明确地掌握和梳理一个场域的关键要素决定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无法完美无缺的获知一个场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场域的发展通常是由某些关键要素所决定的,掌握了这些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到这一场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这样或可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军事场域作为军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将古代军事活动细化了,但是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观察。然而,每个军事场域之间也是有交集和联系的,多个军事场域又可重新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军事场域,新组成的军事场域在内涵上变得极其丰富,容量的增大与范围的扩大,都使得其内部网络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就需要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对单一的军事场域的研究是一支连队的小战役,那么,多个小型场域所组成的大型场域的研究则是高级指挥官对战争全局的把握。

总之,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主观的部分,主观与客观的沟通是场域的生命力。同时,场域的分化与组合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具有提示意义,场域的分化提供了微观碎片化的资料,场域的组合则是宏观整体性的考察,一收一放,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灵活性。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客观的,即古代的战争遗存,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客观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要思考主观性较强的人及其思想,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理论对于研究古代军事遗存占有优势。

5.历史想象

我国考古学自发展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历史学倾向,探求我国古代历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之一。而如何实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学术目标,智者见智,并无成规可循。历史想象则解释了物质文化遗存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过程,为考古学家通过主观与客观结合研究后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

"历史想象"最早是针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观想象在对历史材料解读的作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缺乏想象的历史研究并不一定永远可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无终止的对话。"[10](P30)而对话的桥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古代社会合理的想象。放诸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历史想象在解读物质文化遗存的意义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有意或无意的间接传达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听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以出土的古代图像材料为例,图并不是文字,但我们能够从中读出"文字",这就需要通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学者的想象丰富历史证据。单纯的以图证史,就丧失了图像的价值。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11](P166)考古学也需要"设身局中"进行合理想象,虽然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史学倾向,在考古学逐渐独立于历史学发展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材料解释的会通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所具有的研究共性,科学合理的解读材料才是一门学科的使命,而非强调其与其他学科间的差异性。

在传统意义上,逻辑推论明显是考古学家更推崇的研究方法,针对历史想象考古学家的态度往往是犹豫不定的,认为想象往往危及考古学的真实和客观性,是不严谨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方法,但是有限的考古资料在还原古代人类社会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毋庸讳言,主观因素的活跃,使得想象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考古学其实是处于理性与想象之间的,想象并不会破坏物质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而会丰富考古学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判断。优秀的考古学家应该有足够的想象力,在合理可靠的证据和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想象,但想象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但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实现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他,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他。"[12](P242)军事考古学研究就是为了构建古代军事的完整图画,考古材料因为我们的想象而变得更有意义。

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1.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

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发掘,军事活动遗迹的考古学解读建立在细致、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之上,田野考古提供了揭露古代军事遗存的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特别是发挥考古地层学在取得遗迹、遗物时代信息的作用。

考古地层学借用地质学中地层学的研究原理,是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军事活动遗存往往与其他类型的遗存共存,应当遵循文化层形成的原理,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物、遗迹,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

考古类型学是借用生物学对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的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与其他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着相同的原理,一是进化原理,即军事形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军事遗存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存在形态上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本质是文化的差异,即军事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从古而

今的军事发展史就是军事遗存进化演变的历史;二是相似性原理,即依据军事遗存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这种相似性是有条件的,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对某类遗存进行对比,特别在分析某类军事遗存起源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即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从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从考古学研究本身来说,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地层学是其基础,从考古学萌芽之时开始,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其灵魂,脱离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不能称之为考古学研究。但是考古学又需要不断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学科发展延续的生命源泉,考古学也不例外。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的科学的田野考古,才能够为欲进行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可靠支撑。但军事遗存十分丰富,田野发掘所获遗迹遗物固然重要,传世文物遗存亦应受到重视,除文物自身的信息外,其流传脉络、保存现状、研究历史也是不可忽略的信息资源。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开展类型学的研究,最终达到全面认识古代军事内涵的目的。

以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这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对于"物"的研究应当遵循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梳理古代军事的发展脉络,构建相关物质遗存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地采取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军事遗存进行分区、分型,解释古代军事的形成及发展特点。

2.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运用。李伯谦先生曾说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13]

俞伟超先生总结这一方法主要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而所谓"不同文化因素"是指"源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区别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首先建立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参与考古学这座学科大厦的营建。"[14]

因此,军事考古学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要形成军事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能否成立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抽象,是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聚合形态。军事遗存的聚合能否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军事遗存同样有着时代、地域、地方性特征的共同性,即某一类军事遗存共存于统一时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并且有着相近的特征。

军事是某一政治主体的活动,作为政治主体,其有时代、地域的限制,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必定存在时代、地域特征,而其中的军事遗存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相对独立,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如东周时期秦国的军事遗存明显区别于东方六国,而且东方六国的军事遗存之间也有着区别。这就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着自身的军事文化特征。考古学文化是针对史前时期的文化聚合现象所提出的概念,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一概念就被政治文化概念所替代,但在本质上并无二异,都是对物质文化遗存聚合现象的建构。

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借用,将一种考古学文化当中的军事遗存归纳出来,重新审视军事遗存的聚合状态而形成的概念,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的适用范围是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包涵了具有同时性、同地域、地方性特征的一切物质文化遗存,如陶器、墓葬、居址等;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则是对军事遗存的抽象整合,如宋明时期羁縻土司制度下的军事遗存,其具有考古学文化的同时性、同地域和地方性特征的概念要求,其防御城堡、作战兵器、交通设施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考古学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的泛化,这种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认识到军事遗存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价值,所以需要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概念去解读古代军事文化。军事考古学文化多是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其在物质表现力上较史前时期更为丰富。徐苹芳先生曾对历史考古学的特点进行总结,"中央集权下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统一的等级规定,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全国各地的礼仪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异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成了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柱。

但是,在全国各地民间(或民族)文化风俗方面上却保留着差异,这些差异便构成了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内容。"而且认为,"社会越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愈为复杂。因此秦汉以后考古学文化分区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15]

故而,军事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以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为其命名稍显欠缺,更多的是与政治实体本身结合的名称,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军事文化、楚国军事文化,这些军事文化都是由其军事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其与横向上的周边文化及纵向上的上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考古学文化是适用于史前时期的概念,因此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较多的运用到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当中,但是,作为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则需要其发挥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梳理、比较,既可以归纳出不同文化区中的相同因素,这部分因素是在历史时期一直占优势,又可以找出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因素,这部分因素正体现区域文化特征。"[16]

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就可称之为考古文化事象,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文化中不同因素在时间历程、文化交流、传播、互动及吸收创新中有着极大的意义。

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就是对军事文化遗存的诸因素进行提炼,然后细致分析每类因素的起源、发展及消亡,从而获得对整个军事遗存的整体认知。"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起步工作,就是区分一个考古遗存中的各类文化因素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组别,即"分组".[17]

俞伟超先生在研究"楚文化"的过程中,就将楚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因素进行了提取,分别识别为周、越、秦等文化组别,这是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其借鉴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学者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古代军事遗存进行了初步但有益的探索。

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对古代军事物质文化的研究,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时,在诸多因素中要特别注重对"人"的偶然因素的考虑。精神与思想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是目前考古学研究所欠缺的,在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军事活动是极具偶然性的活动,其固然存在内在的规律性,但一场战争的发起、发展与结束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变量,而"人"就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因此,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察军事遗存时,要注意到精神与思想层面因素的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3.长时段"人的科学"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

时间。 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甚至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18](P178)长时段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被考古学的研究所借用。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每一学科都侵犯它的邻人,但又始终相信它还在自己的领域。"[19](P28)军事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军事考古学也采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军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军事考古学需要借用或者通过"长时段"的路径来了解古代军事的发展状况,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构建古代军事发展脉络的工具。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全面考察,与长时段研究所体现的"整体史"思想异曲同工。长时段是针对与历史的时间所提出的,古代物质遗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其时间的研究,考古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历史学更加注重"事件",而事件是短时段的,它反映的是某一时刻或历史长河中极短的时段的状况;而考古学的时间显然是长时段的,物质遗存的地层堆积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物质遗存的长时段。考古学的目标就是如实复原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布罗代尔也认为,考古学的研究需要跨越更广阔的编年史空间。[19](P32)军事考古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军事遗存的演变与发展是贯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近代的物质见证。

众所周知,军事活动具有普遍性及延续性。战争这一现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

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5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如此频繁的战争遗留了诸多的物质遗存,这就决定了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军事遗存需要在长时段的"整体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与解释,不能将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割裂,应当注意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互动,置于军事考古学视野下,即军事遗存、军事思想、军事制度等方面,最终形成理解的论述。

第6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相辅相成

中图分类号:G6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国。因此,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随着当代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这些都将为历史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历来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么一个惯性,即在谈论某两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在经过一番煞有其是的论证后,最后一定要得出两者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统领者;而另一方则是次要因素,是从属者的结论。好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利于事物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样往往会导致认识的“一元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本质所在。更多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必然”所决定的,相反则多是由众多的“偶然”综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必然”结果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讲过这样一段值得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更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必然”来解释。因此,要想还历史一个客观的真实面目,是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学科就可了事的。显然,历史研究所需的各个学科,同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罢,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历史的真实正是通过它们二者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证实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转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未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未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延绵不断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了解,正是通过那些传世的文献典籍而获得的。可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或是语之不祥或是神怪传说混杂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面对此种困境,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补充,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然,有详实的文献资料,也并非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历史注重的是求实。因此,有了详实的文献进一步就是要“去伪证实”。这一过程除了用多本权威史料对照印证是否记载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实物来证明更是具有说服力。不少古文献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实,经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的印证,或被确证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尘封,或被解读其真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证明地下发现之材料确可印证地上传世之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证古文献的材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朝诸王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老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从而得出了“《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的结论。再例如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的大量出土,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进一步推动着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如果因此便着重考古而看轻历史学,也是愚不可取的。因为考古挖掘出的东西虽说是客观的存在但那些(下转177页)(上接175页)毕竟只是一些无意识的无生命的遗物或遗迹,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科学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 显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只有经过这样科学的研究,才能赋予死的东西以鲜活的生命,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沉闷的物体开口说话,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不然,青铜器再是经过考古研究也只能说明它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皿,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考的了。

总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考古学与历史学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一方归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揭示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这样,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还是从最终的研究目的上来看,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研究历史的凭借手段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如果要想从理论上界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为凭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为评价二者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的。历史学需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历史学的诠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我们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地位而刻意的把这一问题绝对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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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光直.未定稿[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8年第4期。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4]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第7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世界古代史；教学；ISEC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274-02

ISEC项目，即国际本科学术互认课程（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Curriculum，简称ISEC）项目，是由国家留学基金委东方国家教育交流中心针对国内本科院校提供的教育国际化支持方案的启动项目。ISEC项目以开放、互动、明辨性思维教学为其主要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教学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2014年7月，笔者有幸参加了ISEC项目教师培训，并讲授我校ISEC项目学科拓展课程“西方文明史”。通过培训和具体的教学实践，笔者对ISEC项目的教学理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希望将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运用到普通本科的教学，而这正符合我国实施ISEC项目的目的，即将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本土化，使之适合中国的课程体系。

“世界古代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学科基础课，课程内容涵盖了从人类起源到公元1500年间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内容广泛。开设世界古代史课程的目的，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和掌握古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世界古代史”是一门“既古又洋”的课程，其研究内容是早期人类的历史，距今比较久远，反映这一大时段的遗物、遗迹和文献资料比较缺乏。尤其是原始社会，更缺乏直接的历史资料，需要结合考古学、社会学、古人类学、民族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的资料，存在很多难以确定的问题，史实模糊。世界古代史课程通常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学生正处于适应大学生活的过渡阶段，而且学生在中学阶段很少接触世界古代史的内容，同时课程中还涉及大量生涩的音译名词，这些都是学生在学习世界古代史课程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学生容易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畏难情绪。如何解决这些教学过程中的困难，让学生较好地接受世界古代史这门课程，完成培养目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拟将ISEC教学理念运用于世界古代史课程教学中，以推进我校学分制改革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2年全面启动）中的课程教学改革。

一、整合教学内容

目前，世界古代史教学体系以吴于先生的全人类一体化历史进程理论为依据，国内各高校使用的教材大都是吴于、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和下卷，或者是按照吴于先生的理论编写的教材。吴于先生认为世界历史的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这一理论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但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编写的教材，对于刚入学的学生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虽然世界历史记载的是人类由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发展成一个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但古代世界，特别是人类交通技术未得到较大改善以前，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频繁，通常只以战争、贸易等方式发生联系，所以古代世界各地区更多表现出来的是独立发展的状态。因此，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较为易为学生接受的方式是，将各地区独立发展的历史和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结合起来。例如，在讲授古代埃及和古代西亚历史时，首先分别介绍二者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文明发生、发展的不同特点。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发生时间相近、地理位置相邻，所以二者之间具有某些相同之处，并且联系较多。在讲授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历史时，可以首先分别讲授二者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因为二者都是西方文明的源流，且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之后可以讲授古罗马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诸如政治、文化等方面。通过以上的讲授，学生既可以清晰地了解古代各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又能把握彼此之间的联系。

二、更新教学模式

（一）教师角色转换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主体，教师只要在规定的课时讲完规定的内容即可。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会有活跃的课堂气氛，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ISEC项目课程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担任教育引导者的角色，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从教学主体转变为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从替学生思考转变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营造学生主动学习的良好课堂氛围，积极开展师生互动，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的引导不仅要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学生沟通，提供引导，如课后面对面的辅导、通过E-mail辅导等。只有通过丰富的渠道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引导，才能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使他们的学习效率最大化。

第8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 音乐史学 历史进程 回顾

历史是一条河流，而音乐的历史亦是如此。我曾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很显然，这足以充分说明音乐已经有很古老的历史，同其他文学史、哲学史、化学史等一样，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的发展过程。那究竟什么是音乐史学呢？音乐史学就是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与音乐相关的现象并加以理性的思考与总结的学科，它是音乐学中最重要的领域。音乐的历史，不仅仅指人类经历与创造出的音乐文化，也指人类对自己已经创造出的音乐文化的回忆和再认识。下面以时间为轴心，简单回顾古代至20世代音乐史学的历史进程。

一、古代音乐史

关于音乐史学的研究，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对音乐的记载，上古时期史官记事的书――《尚书》中就有关于音乐的记载。《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撰写体例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几部分。《史记》“乐书”的建立，确立了“音乐与音乐史”在正史中的地位，其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不可轻视。《宋书・乐志》这部音乐志书从音乐的起源、发展谈到汉末的音乐文化，把三国以来关于音乐的朝章国故、土俗民情都包括进去了，从某种意义上看，《宋书・乐志》已有断代史著述性质。《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是专门谈音乐史的篇章。北宋时期朱长文的《琴史》，是我国古代第一本琴史专著。可见中国音乐史学有着多样的著述和久远的历史。其后的音乐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创新与发展起来的。

二、20世纪音乐史

严格地说，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艺术史学，应该创立于20世纪初。一直到90年代，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1.20年代的音乐史

叶伯和、朱谦之、郑谨文等学者的音乐史专著的发表，不仅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而且展现了他们治史的方法。例如，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卷，1922），此后，童斐《中乐寻源》（1926）、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等音乐史著作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开辟了“初创期”时代。

2.30至40年代的音乐史

30年代，许之衡、缪天瑞、王光祈等人的著作问世。自40年代至70年代，主要著作成果有：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完成于1944年1月，1952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从远古到宋代部分上、中两册；1981年出版完整书稿，分上、下册，以下简称《史稿》）；蓝玉崧著、吴大明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1956年蓝玉崧讲授内容，吴大明整理后于2006年3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1958）；李纯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1958）；沈知白著《中国音乐史纲要》（写于1958年，1982年出版）；廖辅叔编著《中国古代音乐简史》（1964）；张世彬著《中国音乐史论述稿》（写于1971年，1975年香港出版）。《史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划时代巨著。作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才式学者，杨荫浏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对音乐历史文献的熟知，律学研究与实验，传统音乐实践与研究，对宗教音乐的精通以及对西方音乐的认知，开辟了中国音乐史学一个新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史稿》没有把《史纲》的学术成果全部吸收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论如何，《史稿》全方位地诠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构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的完整体系，这是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的评价。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以杨荫浏的著作为标志进入了学科“发展期”。

当时各界学者都极力学习运用唯物史观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史著作明显带有这一特点。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了。李纯一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简略叙述远古至夏、商，即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比较突出的是审慎运用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印证，被认为是从缺少文献的“先史”和“原史”时代开拓出研究音乐史的“一种新途径”。

3.50年以后的音乐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杨荫浏、廖辅叔、沈知白、李纯一为代表的研究队伍，其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50年代后期，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组织下，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执笔并经数十人参与讨论，写出《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并决定由三位学者分别撰写或修改出通史专著。1964年出版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远古至宋代部分），即以此提纲为基础写成。此书修改稿及续写的元明清部分，因“”动乱等原因，直到80年代才完成，并分上、下册出版。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在这部65万字的巨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结合自己深厚的民族音乐实践与理论功底，几乎涉及古代音乐史所有方面。论者指出，它“科学而系统地揭示我国音乐发展规律和阐明我国音乐史实来龙去脉”，与前人相比，是“材料最丰富、论述最全面，而且最重视音乐实践的一部通史”。《史稿》处处联系音乐的表现方法和结构形式特点，重新审视史料，发过去史家所未发，打破过去音乐史偏于“音乐文学史”的局限，举出较多音乐实例（完整曲例达84首）以改变往昔“哑巴音乐史”面貌，是它突出的特点和优点。书中广泛吸收文学、史学、考古学、音响学、音韵学、民族学及民俗学各科成果，如引用大量考古实物材料及100余幅宝贵图像，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提出许多独到见解，如关于荀勖笛律、关于燕乐“重四宫”等观点，发人深省，至今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通史著作的扛鼎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深受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依据《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写成的还有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经过课堂多年讲授，于1982年重印。

4.80年代的音乐史

80年代初还出版了多种古代音乐通史。沈知白、蓝玉裕、金文达、夏野等学者分别总结自己多年教学及研究心得，各自写出通史专著。它们大都篇幅紧凑，条理分明，有材料，有分析，有观点，许多地方改正了前人的失误。吴钊、刘东升合著的《中国音乐史略》，材料丰富，议论叙述得当，集中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面向广大音乐爱好者和一般音乐史工作者，受到海内外重视，被译为日文出版。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及时采录追踪80年代音乐史研究成果，既有趣味，又有一定深度。田青《中国古代音乐史话》文笔优美流畅，寓知识性于趣味性之中，娓娓道来，给广大音乐爱好者留下鲜明生动的印象。刘东升、袁荃酞编撰，张振华、董建国摄制的《中国音乐史图鉴》，是一本具有开拓意义的图片音乐通史。全书通过58幅彩图、322幅黑白图及简要文字说明，概述中国音乐发展历程，形象鲜明，印制精美。它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制多达500余册的《中国音乐史》幻灯片一起，共同迈出了古代音乐史图像研究的可喜一步。

5.90年代的音乐史

90年代出版的音乐通史性著作不少，大都适应教学和音乐爱好者阅读。孙继南、周柱锉主编，各院校音乐史专家参与撰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从远古一直叙述到近现代，最后还有一章（第九章）采用“音乐大事记”方式记述1949年7月至198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音乐事件，是一部描述时段最长的真正意义的中国音乐“通史”。全书采用略于远而详于近的安排，古代音乐史部分约占全书1/3。比起一些成书于“”后期而出版于80年代初的著作回避或贬低孔子的现象，此书对孔子及儒家的音乐贡献有了较正面的评价，体现了人们思想解放的成果。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书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他50年代所编教材，是他多年讲述心得的结晶，内容丰富，论述深入。修海林曾写有《音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同时他与李吉提合写的《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以及伍国栋写的《中国音乐史》都希望改换视角，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它们通过古代音乐文化兴衰沉浮的描述，揭示了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多项动因，在古代音乐史研究写作的体例上可以给我们新的启发。吴钊的《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配印了大量图片，其中有不少音乐考古新发现首次披露，这是音乐史图像研究的又一新成果。秦序编撰的《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也是为音乐院校编写的教材，作者希望以较少的篇幅介绍更多的音乐史知识，故其所述从远古直到20世纪末，同时尽量把新的音乐考古成果和学术成果反映到书中来，甚至对少有教材注意的通俗音乐、摇滚乐等大众音乐也有所涉及。

三、结语

我国音乐史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文献巨著和成果，都较为丰硕。但是辉煌光环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音乐史方面的论著可以说只是汉族的音乐史，少数民族的音乐发展几乎都未写入中国音乐史。少数民族的音乐很多也独具特色、非常优秀，应该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优秀的音乐，充分发挥我国多民族的优势。其次，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在现行体制下也存在一些缺陷，音乐史学者们应该积极努力地去发掘、完善。总之，这些存在的问题正在等待音乐史学家们进一步去解决。

参考文献：

［1］徐元勇.百年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综述.音乐理论.

［2］吴倩.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的思考.艺术研究.大舞台（双月刊），2003，（1）.

［3］郑祖襄.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2005，（6）.

第9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众所周知，陈先生治学，路子很宽，历史文学，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训诂，谱牒宗教，历算医药，几乎无所不综。但他用力最勤者，还在秦汉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叫做“喜治秦汉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学术成就，于秦汉史最为卓著；他治史的经验，于秦汉史领域最为丰富。在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如果对这方面有所总结，使之启迪后学，继承发扬光大，无疑是对先生最好最有意义的一种纪念。

1.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工作者，对于秦汉史几乎无人不通晓、无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汉史这块园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别密集，题目也大多都被人做过，所以，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面对如此一个屡经深耕细作的领域，陈直先生硬是凭借着他那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的无畏精神，通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这里不妨以他对《史记》、《汉书》的研究为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发端很早。他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2]。24岁时，他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2]，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西北特别是在西安供职期间，充分利用这里曾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文物优势，采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古史，从而使其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时间，写出了13万字的《汉书新证》[3]。次年，又完成了14万字的《史记新证》[3]。这是他对《史记》、《汉书》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认为可以的传世之作。1959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的《新书介绍》评价称：

《汉书》成书后，注者甚多，唐之颜师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余家，颜师古以后，注者复有数十家。但这些注《汉书》的人，都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本书著者是国内治《汉书》的专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汉铜器、木简、封泥等物，所以与前此《汉书》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证，尤有精湛独到之处，可以认为是研究《汉书》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陆人的商品意识还极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绍绝无广告成分，是非常平实的，许多地方甚至评价偏低。但由此亦不难看出《汉书新证》非凡的学术价值；它对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来说，确乎是一个空前的突破。1979年，经过续证、订补的《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数近35万。先生《自序》云：

此书曾于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所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迨暑期休假，随读随记，历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六年十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

同年，《史记新证》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黄按：指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黄按：指日人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因汉书完成在先，与之重复者，大部分均已删削”；“书名新证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证实太史公之纪载，与逐字作训诂音义者，尚微有区别”。显然，《史记新证》同《汉书新证》一样，也是运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大家知道，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王国维提出，被称作“二重证据法”，见王氏1925年所撰《古史新证》。同时王氏又在其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说了如下脍炙人口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陈先生研究《史记》、《汉书》的方法，正是继承了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法，并有新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李学勤研究员曾作总结说：

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4]。

上述陈先生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他在秦汉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这些新突破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扩大资料来源方面，他独辟蹊径，创新最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2.先行者

一般认为，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理论取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美国的激进派史学家[5]。例如吉诺维斯(Eugene DominickGenovese)的《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Made，1974)一书，以奴隶为主体，论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而展现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5]。再如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则强调共同的工人文化对整个美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5]。另外，被称为历史多元论者的津恩(Howard Zinn)，其所著《美国人民史》(A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80)，也是以黑人、美洲印地安人、白种工人、农民、囚犯、妇女、移民等社会下层民众为中心来考察和解释整个美国的历史[6]。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近年来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都颇为流行，被许多史学工作者奉为圭臬。其实，这一研究取向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史学实践中早已存在；此中，陈直先生的秦汉史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只不过以往人们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去认识罢了！

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直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由《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五篇论文组成。此书除了体现陈先生将文物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治学特点之外，最大的一项宗旨，即“发挥两汉人民在手工业方面的高度成就”[7]。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的撰史宗旨，应该说同国外史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陈先生这一撰史宗旨，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出版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例如1955年他完成的《两汉工人的形态》[3]，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的《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秦汉史的论文，便是很好的证明。

1980年，经过增订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增订版较初版增加了《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等一文一表，从而更加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对于新增加的一文一表，我在10年前曾作评述指出：

《两汉工人的类别》与《两汉工人题名表》，乃作者独具匠心之作。前者在考察大量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基础上，将两汉工人划分为官府手工业及私人作坊两大类，分别就私人作坊、工人技艺的发展与提高、工官设置、工人范围的扩大、官府手工业铸器存在的问题、分工问题、画工寺工供工并工问题、工官署中主要器与兼作器的区别、官民工互助、京师考工令拨工帮助郡国、大司农工巧奴、官工兼多门技艺、一工兼两工、漆工工令、工人题名次序称呼位置诸问题、义工辈工佣工等多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文中作者高度称赞了工人的创造性劳动，歌颂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尖锐揭露了当时工人“能造各器而不能享用各器”的社会不合理现实，并对士大夫贱视工人现象作了批判。后者收集了汉代工人题名三百一十六个，其中见于文献者仅十余人，其余皆从出土古物中发现。表中详细罗列了工别、籍贯、时代、题名作品及所见著录等情况。古今中外史学家当中，如此精心为工人树碑立传者，实不多见[2]。

应该说，上面的评述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陈直先生秦汉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

其后不久，陈先生在写给一个青年人的回信中，把他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为工人树碑立传的撰史宗旨，概括为“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等几句话[2]。中外史家在思考他们的研究取向时，其切入点可能不尽相同，其具体的表述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最后的结论上每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陈直先生的“搞人民史”，与国外史家的“自下而上”，可谓之适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陈直先生显然应该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3.陈直学

已故的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说过：日本学者出于对陈直先生学问的钦佩与崇敬，有人提出要建立陈直学。对此，我虽然没有直接看到过有关的文字材料，但从日本学术研究最高奖“学士赏”获得者——大庭修博士《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序》所讲的一段话：“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以及给陈直先生冠以“最尊敬的”尊称等情况来看，陈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确乎享有极高的威望，林剑鸣教授的说法，当有所据。我想，这里暂可不管国外学人是否建立或者已经建立陈直学的问题，倒是我们中国学人自己需要认真考虑这一关乎学术发展的大事，尤其是陈先生生前供职的西北大学及他的受业弟子们，更是责无旁贷。故笔者愿借此纪念陈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就“陈直学”来谈点浅见，以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外学界师友，共同探讨。

所谓陈直学，应该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以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科学方向。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具体包含这样三个既彼此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业史”[2]。关于上述的三个方面，我曾分别做过如下的阐释：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它的要义，陈先生曾多次论述。例如《汉书新证·自序》讲：“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自序》讲：“力求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合为一家，使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开头讲：“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单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意在将历史与考古二者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而服务。”在中国学术界，如此旗帜鲜明地倡导这一思想方法的，陈先生是步王国维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他五十岁之后，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觉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示了特色[2]。

——如果说陈先生关于考古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思想，较多地带有方法论的色彩的话，那末，他关于写人民史的主张，则完全是一个哲学式的命题[2]。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着历史学家的立场与识见。当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不等于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不等于不需要研究帝王将相。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陈先生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2]。

——陈先生写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业史”的主张相辅相成。通过探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展示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这样，写人民史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只是一句时髦的空言。这里，自然还要看到，写人民史，搞手工业史，均需遵循“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原则[2]。

显而易见，在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中，“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业史”是研究落脚点。三者浑然一体，构成完整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直学”。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如同陈直先生那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灯红酒绿所动，踏踏实实一心研治学问，必然会达到史学的顶峰。

也许有朋友会问，作为“科学方向”，“搞手工业史”的提法是否有点太狭窄了？难道诺大的秦汉史除了“手工业史”再没有其他内容么？其实，陈先生的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友人向陈先生说，秦汉的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尤其东汉是空白点。陈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两汉手工业在文献上记载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却很多，试看两汉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经过手工业的过程？”[7]于是他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被学人认为无话可讲的两汉手工业，在他的笔下，竟洋洋洒洒写出了近10万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的《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这是研究两汉手工业的权威之作，以后凡研究汉代手工业者，均不得不以它为基础。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那末，对陈先生所提的“搞手工业史”，将会少去许多异议。实际上，这一提法并不排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时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陈直先生那些足以传世的著述中，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学术领域，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这里需要学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学术诘难与学术批评，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谀奉承。我想，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直．摹庐丛著七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黄留珠．陈直先生治学精神与思想初探[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5]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