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入门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 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第2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元中都于1307年由元武宗海山下诏创建，1311年元仁宗敕令停建，其时宫殿和主体建筑已经完成，至元末废毁。之后 ，除史书中的零星记载外，这座曾经的草原都城长期湮灭，讹传纷纭，遗址更是鲜为人知。1998―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项对元中都进行勘察发掘，从而使其面目得以揭露。2012年，张春长等编写的《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后文简称《元中都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项延续15年的浩繁工程，从立项到报告出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入选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元中都的位置，为平息争议提供了铁证。

第二，揭示了元中都布局和核心建筑的重要特征，填补了多项空白：

1.勘证了元中都宫城、皇城和郭城三城相套的都城建筑格局；

2.元中都宫城结构特点是南向崇方，体现了对中原古代都城的模仿、继承；

3.中心大殿“土”字形台基凸显了至尊之位，是全面揭露的元代皇宫“工字殿”的唯一实例，高台建筑体现了天子君临天下的崇高地位，蕴含着“五行”“择中”理念的传统设计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4.宫城南门采用三观过梁式门洞的传统样式，渊源于大都崇天门，但内设碧瓦红墙重门结构的广场是首次发现；

5.宫城西南角台应为三重子母阙角楼墩台，古云“天子三出阙”，这是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式；

6.皇城南门采用简明牌楼式，与普通城门不同，别具一格，也是元代考古发掘所仅见；

7.元中都体现了草原帝国都城的鲜明特点，兼具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双重特色，宫城内各类建筑按照通过南、北门的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同时又在宫城北部空白地带设立毡帐区。

第三，深度解析了出土文物的内涵。出土的文物都是体现着崇高建筑等级的艺术珍品，如汉白玉螭首和龙纹角柱，琉璃瓦当、滴水、鸱吻、鸟喙神兽、天马、行什和龙纹方砖等，达到了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结合，符合宫廷和营造法式的皇家规格，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成就，代表了元代营建大师的最高技术水平。

《元中都发掘报告》是在系统区域调查、全面钻探测绘、精确细致发掘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正规严谨的科学考古发掘报告，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元中都的勘测和发掘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200余页，大16开，结构紧凑合理，内容科学翔实，行文流畅清新，图表系统精确，图版主次分明，尤其是对重要遗迹和文物从多角度拍摄，整体与细部兼顾，便于读者的比对观察。作者在实地考察和翔实记录的基础上，遵循材料客观全面、结论严谨可靠的基本原则，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相依托，以凝炼而得体的历史诗句点题，图文并茂，不仅概述了元中都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在注释中对与元中都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名词作了详细说明和深入考证，既便于读者的阅读检索，又不影响深入理解，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

第3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古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继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研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剧损坏，由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不能够清楚地揭示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考古及对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鉴定和保护工作，继续划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坚持先勘探发掘，后进行建设的原则，在旧城内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依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 ，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从而把考古工作列为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阻止文物被损坏，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被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实提高保护意识.遗址考古的核心是保护，应尽可能不发掘或仅进行小面积发掘来解决学术问题 .应将文物保护作为考古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内容，确保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保护.应充分考虑遗址整体保护和科学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预和永续保护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应根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出遗址保护，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他们懂得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文物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应该创新举措，完善遗址考古工作保障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省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遗址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规划和设计单位应联合考古单位共同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展示方案，考古单位应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保护方案制定、保护和展示工程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在诠释遗址内涵、认定遗址价值、评估遗址保存和保护现状、划定遗址保护区域、选择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式、确定遗址展示对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遗址所在地文物部门及遗址管理机构应主动加强与考古单位的合作，在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单位严格执行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管理机构应委托考古单位在有关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考古监理，确保文物安全.施工单位应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过程中的考古监理和文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考古单位应向遗址管理机构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考古监理报告，内容包括施工时间、施工区域、文物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现场新发现文物情况和处理措施等.考古监理报告应作为工程监理报告的一部分，并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科技和设施保障.推进遗址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连续性遗址考古工作经费的同时，遗址管理机构还应将结合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工程文物影响评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监理等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五）加强大遗址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引进，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努力创造条件，保持专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努力吸纳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参与遗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六）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检查、验收结果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文物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终止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或取消相关资质.

二、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东方历史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从未间断，而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不为后人所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工作正是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手段及科学仪器，以历史实物印证历代文献的记载和丰富史籍内容，探索祖国历史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揭示中国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对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的贡献，深刻认识自然、人类的发展及其历史的关系，预见我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古代气象、古代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系列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远远超出所有文献的记载甚至人们的想象，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社会历史文化，能使世人更为全面地领会到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环，保护文物遗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会的限制，然而历史文物遗存却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代内就能够完全完成整个文物发掘，造成这样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对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们不能做什么，只有通过考古勘策调查为后人留下足迹，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完成文物的发掘和保护，让人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文化，传承历史发展.通过向公众展示向遗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积极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遗址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发展.

第4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第5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小米是北师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已学习考古专业六七年了，笔者在首都博物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是专程赶来参观法国卢浮宫的希腊文物展览的。小米主攻的专业是陶瓷专业，在陶瓷展厅时，小米一见到自己喜欢的器物就迈不动步子。

和小米聊天中，我吃惊地了解到，原来考古领域也可以用到DV。小米介绍说：“DV在考古中主要是用来拍摄记录原始资料，记录考古工作中文物出土时的原样，以及考古的进度等。”对文物原样地记录是为了保存文物的原始资料，而对考古进度的记录则是为了制定下一步计划。

“用氢气球把拍摄设备升上天空，通过遥控控制拍摄，你听说过吗?”小米介绍说，在大规模的考古中，考古队会将拍摄设备绑在氢气球上，通过遥控装置使之升到空中拍摄，从俯视角度记录考古现场的原貌。但是氢气球升空的成本比较高，所以若考古现场有吊车，工作人员一般把拍摄设备绑在吊车上，使之在高处拍摄。当然，最节省资金的办法是工作人员拿着拍摄设备在一个相对考古现场比较高的地方，对考古全貌做俯拍，如附近的山头。但这种方法仅仅适于拍摄全景照片的地形，不一定每次考古都能遇得上，所以人们才想出了种种其他的办法。目前，氢气球拍摄的成本是最高的，一次氢气球升空大概要耗费人民币一千至两千元，考古队往往要慎重考虑后才加以使用。并且，现在利用氢气球升空拍摄的数码设备还多限于数码相机，DV的运用还在发展中。

一个女孩子在远离城市的考古现场工作，会不会太辛苦7小米回忆起她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实习的情景：“那时是去江西宜丰，工作确实很辛苦，总是在和满是尘土的磁器碎片打交道。”但是，因为有DV的存在，第一次下工地的辛苦和汗水，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在日后的回忆中变成了欢乐。“白天，考古队的摄影师拿着DV拍摄出土文物、现场挖掘，空隙时分我们就拿来拍摄我们工作的场景。那些我和工作队一起工作，一起努力，一起玩乐的场景，都被DV记录了下来。后来，我们工作队还专门把我们拍摄下来的素材做成了短片，刻成了光盘，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在博物馆中，我们遇到了博物馆工作人员邢鹏。对博物馆中的瑰宝了如指掌的邢鹏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每一件陶瓷的制作工艺、生产年代、出处、以及一些隐藏存古物背后的离奇故事，很多我们都闻所未闻，听得我们惊叹连连。恍然间我脑子里就闪出一些画面，恍然大悟般地觉得，我一直关注的DV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神奇的工具，这些只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流传千古的轶事，难道不是只有通过影像，才能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吗?那些经年流传的老故事，和眼前这些流光溢彩的奇妙古物，也许只有通过DV造就的时光隧道，才能神奇地连结在一起吧。

而在实际的博物馆工作中，摄影技术其实已经被运用来为这些美丽的文物服务邢鹏给我们介绍了博物馆记录文物的超牛的技术装备：“首都博物馆曾经借助3D扫描设备对一批文物进行了360度全方位的扫描和拍摄，”邢鹏说，“在各个展厅的多媒体电脑上的那些可以全方位欣赏的文物，就是使用这些3D仪器扫描仪制作器物的骨架，再贴上多角度拍摄的器物照片制作而成的”。除了这种3D扫描仪，在记录文物中还要用到DV来拍摄文物的一些资料。相对于扫描仪，DV要方便、便宜得多。

DV竟也帮了造假者忙?

“你知道吗?因为全息摄影和摄像技术的日益发达，我们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往往不得不留一手了。”参观完后我们闲聊时，邢鹏又“抖”出了一些让我很是吃惊的事。

邢鹏说：“博物馆用DV来记录文物的具体资料，会得到比较详细的资料，便于以后的查阅，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也比较方便。同时博物馆也会经常制作一些关于文物的宣传光盘，用来出售或赠送。这当然方便了文物爱好者对文物的研究与欣赏，但同时方便了文物仿造者的‘工作’。所以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制作文物宣传光盘的时候都要留一手，不能把文物的资料全部都外泄出去，否则就既难以鉴别文物的真伪又不利于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了。”邢鹏耸了耸肩．显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

通过他的介绍我才了解到，现在文物造假的本事已经超出了我的想像，几乎可以乱真。一些文物出版了图册后， 些旧货市场马上出现了仿造品，其尺寸、雕花和真品一模一样，连一些专家都难以辨别真伪。

那为什么DV会更有助于仿造份子造假呢?邢鹏说，如果只是图片，可能仿造者无法判断古物的实际大小，比例。但是，看在用DV拍摄的动态影像中，器物在出土现场同周围建筑和人做相对移动，经验丰富的文物贩子掐指一算，往往就知道大小与比例了。“但是仿造文物的资料来源并不只是我们的宣传材料。很多人会带DV到博物馆拍摄文物的具体资料，然后带回去研究，来仿造文物。”对于这种靠造假骗人钱财的行为邢鹏很是气愤。

讲到考古中存在的问题，我不禁想到了《鬼吹灯》这部讲盗墓历险的精彩作品。拿出来一讲，原来小米和邢鹏也对《鬼吹灯》很感兴趣。小米还说，他们的一个考古系老师也是《鬼吹灯》迷。聊到里面讲的盗墓经历，我们不禁叫绝。小米还异想天开地说：“如果《鬼吹灯》里面的盗墓者也使用DV的话，那真不知故事会有什么精彩的变化，为什么作者当时就没想到呢?

最近听说，《鬼吹灯》要拍电影版了，看来摄影技术又要上演把人们的想像变成在眼前跳跃的影像幻影魔术了。

专业考古拍摄学问多

通过与小米他们的交谈，我终于对考古摄影有了窥豹一斑的了解。原来考古工作主要分三种：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水下考古与航空考古技术手段最为先进，DV的应用水平也最高。而陆上考古中DV的应用还不是很普遍。

小米学的专业是陶瓷考古。据她介绍，由于摄影技术的发展早于摄术，因此也更早地被运用于考古领域了。如今考古发掘已有专门的考古摄影体系，不仅成为一门技术，一更成为一门艺术。考古摄影不像多数摄影单纯追求艺术形式上的美，而是必须十分严格、客观、真实、全面地表现对象，更接近新闻摄彩，但是还要在照片中加入比例尺，方向方位等要素。

从学术上来说，考古摄影体系分为一般考古摄影和特殊考古摄影。一般考古摄彩的内容是地面存在的遗迹、遗物现象，如居住遗址、城寨遗址、古墓、古建筑、古代碑刻、摩崖造像等等，对篮要遗址和遗迹的地理环境，位置、地层关系，以及采集品情况也要认真详细地拍摄记录。此外还要对发掘地点的地形、地貌，现场发掘的工作状况，发掘方法和过程，地层关系考古队员工作场景、对重要遗迹、遗物的出土过程做重点拍摄等等。特殊考古摄影是指使用红外线照相机、摄像机等特殊仪器设备对一些特殊文物进行拍摄。

那么，考古摄影或摄像是否需要专业摄影人员呢?小米说：“其实当然是需要的。我国现有的大型考古队和博物馆都有专职的摄影师。据说韩国博物馆的摄影，摄像人员都是聘请相关专业的硕士来担任!但是国内一般由 于受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田野考古摄影，包括摄像和拍照的工作，一般就由较年轻的，掌握拍摄技巧的考古队员顺便负责了，具有专业摄影、摄像人士的考古队还是很少的。”

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DV还算是考古中的一支新兵。毕竟，DV技术发展的时间还不长，普及速度虽然很快，但是还不够广。虽然现代考古无论从考古方法还是考古硬件设备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但是DV应用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据小米介绍，一般的田野考古活动对DV应用还不够普遍，对设备也没有较高要求，多是使用家用DV拍摄。多数资金不足的考古队还只配备了数码相机，实际上DV可以更全面地记录考古资料，而且效果更好，只是还需要时间来推广普及。

目前，摄影和摄像都在考古中得到了重要的运用，但还是不够专业。邢鹏和小米都认为，就未来的趋势来看，在考古中设置专门的考古摄影摄像专业是必要的。考古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专业人士根本就无法胜任考古摄影摄像工作。邢鹏满怀无奈地跟我们讲述了一些博物馆请非考古专业摄影师来帮忙拍摄文物的经历。如某博物馆需要将一批文物从各个角度拍摄，做成三维图像，放到展馆的电子浏览器和网络上展示，因此请了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动画制作公司。但是该公司配合30扫描的摄影师虽是专业的拍摄人员，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考古和文物，以为就像拍普通器物或者人像一样，只是简单地调光、按了几下快门就算完事。因此连基本的拍摄文物的校色设备都没有准备，还是在博物馆专业文物摄影师的指导下才完成这些工作的。可见文物摄影并不等同于一般艺术摄影。

考古学需要借助许多现代化的高科技技术来完成自身的工作和任务，考古中DV的应用也已成一种趋势，我们只有顺应这种趋势并尽可能的使其发挥最大的能量才是明智之举。

年轻人永远是DV使用的先锋

谈到目前涉足考古摄影的人员，小米说：“多数考古工作者都能接受在工作中使用DV，无论老少。但由于受项目经费、摄影人员缺乏等的限制，DV应用还不广泛。相对来说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更希望使用高端的设备，从而更加完整地记录资料，所以考古队伍中的年轻人总是走在DV运用的最前端。但年轻人一般没有决定权，所以推广DV仍需一段时间。”

相信，随着DV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运用，考古摄像会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汇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我们国家的考古事业发挥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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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摘要】考古现场作为文物出土的第一现场，其安全保护的技术及方法滞后，存在着人力不足、设备匮乏、手段落后等不利因素，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考古现场人身安全；　本体安全；资料安全　；考古现场大、小环境安全类型　；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迎来黄金时代，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考古项目数量激增，科技应用日益广泛，重要发现层出不穷，课题研究屡有突破，发掘报告大量出版。南京市文博事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蓬勃兴旺的良好态势。在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及倾力支持下，博物馆内的安全保护工作在资金投入、设施配备、方式方法和管理水平上发生了极大地改观。然而作为文物出土第一现场的考古现场，其安全保护的技术及方法仍显滞后，存在着人力不足、设备匮乏、手段落后等不利因素，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工作实践，对加强和改进考古现场安全保护工作谈些粗浅的认识。考古现场的安全保护是关乎考古工作能否圆满完成的至关重要环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作，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需要考虑和应对多个方面的复杂情况。保证考古现场的安全，重点是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安全工作：一是考古工作人员在考古工地的人身安全；二是出土遗迹和遗物的本体安全；三是考古资料的安全。以上这些方面，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在现场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因受资金、人员、设备和环境等因素影响，考古现场的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漏洞和不足。考古现场安全工作要真正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就必须从源头抓起。针对考古工地项目、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工作人员以及出土文物、遗迹和遗物的特点，通过对相关技术和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有的放矢地形成一套技术先进、手段科学、适应实际、切实可行的考古现场安全防范体系，切实提高安全管理实效，更好地为考古现场工作提供安全保障。考古工地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大环境安全和小环境安全两个类型，其基本内容见图1。

考古现场大环境安全中的大环境主要指考古工作面对的自然和气候环境。南京地下水资源丰富，如何有效地处理地下水对发掘区的影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难题。每年频发的雨水，特别是六七月间的梅雨天气极大地影响考古工作，对现场安全工作提出很高的要求。考古现场小环境安全中的小环境，主要指考古现场所面临的实际安全问题，也是考古现场安全面对的落脚点，主要有：①考古现场人员安全。人员安全问题是考古现场安全的基础，在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所面对的安全隐患多种多样。主要有考古劳务用工人员情况复杂；烈日下劳作形成的日光灼伤和中暑风险；因发掘工具使用不当造成的人身伤害；探方过深有坑璧坍塌及意外坠物砸伤；人员在隔梁走动时意外坠落摔伤；发掘区位于崖壁下，有落石的风险等。②考古现场文物安全。考古现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文物本体的安全。考古现场对出土文物采取临时性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文物的安全，包括对发现的文物予以及时抢救和处理。同时实施必要的保护预防措施，降低发掘现场对出土文物的损坏。③考古现场信息安全。数码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辅助管理、远程监控系统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野外考古现场的信息提取、存储和传输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同时也埋下泄密、截收、窃听、篡改和伪造的隐患。以往考古队在每项考古工作开展前，都会对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预判，并采取相应的防护办法和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权宜之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弊端。首先是现场的安全规章制度并未得到完全落实，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闭环管理模式。其次是安全保护手段过于简陋粗糙，考古资料没有集中专门管理。再者是安全保护措施没有形成体系，不能及时发现各种危险和隐患。最后是各类遗迹临时性保护措施受资金等因素制约过于简单，不能彻底解决其存在的隐患。为解决考古现场的安全工作，主要应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上予以保障。重点内容见图1。

一、制度保障

1.全面实施考古现场安防专业人员负责制。考古领队是考古工地的最高领导，他们具有较强的考古专业素养，既负责业务又兼管安全责任。这种模式有利于考古现场的集中统筹管理，但客观上分散了领队的专注力，极有可能导致考古现场安全管理失控。消除这一隐患的有效方法就是推行考古现场安防专业人员负责制，即在领队的统一管理下，由专职人员负责考古现场的安防工作。考古发掘单位可根据本单位人事、经费等方面的实际，采取以下三种方式组建专职安保人员队伍。一是从本单位安保人员中抽调组建队伍，或与专业保安公司签订合同。二是在考古现场所在地临时聘用符合安保工作需要的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安保业务培训后上岗。三是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积极建立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联动、联防机制，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2．深入推行临时雇用人员准入登记制度。对临时雇用人员推行严格的准入登记制度，对于保障考古现场及出土文物的安全意义十分重大。要根据工作需要，详细制订临时雇用人员应当具备的年龄、文化程度、体能标准等条件，更要注重对雇用人员文物保护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考察。对于初步符合条件的人员，还应进行与考古有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及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正式成为临时雇用备选人员。对于最终被选中、实际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雇用人员，考古领队还应对其工作成效进行认真评估，凡实际表现与工作要求差距过大的解除雇佣关系。

3．科学划定考古现场安保隔离与核心。考古现场容易引发群众围观，地下文物及出土文物极易发生因人群拥挤踩踏导致的损毁灭失，一些不法人员也会借着人多混乱之机实施盗抢。为此，在考古现场设立，把围观人群阻止于之外，既能保证围观人群的安全，又能有效防止文物意外损毁、失窃。在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前，划定考古核心范围，除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进入该。在核心以外划定考古隔离界限，设立围栏或警戒线，悬挂警戒标志、警示标语等，由专职安保人员负责值守，必要时可请求当地警方设置警戒线及标志，严禁任何人员进入该。对于依照规定或根据考古工作需要临时获准分别进入前述两类的考古人员及专职安保人员，均要进行登记签认备查，严禁任何未经登记的人员进入。④合理配置考古现场安保物防设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考古现场采取必要的物防措施是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最直接、最有效手段。现阶段可充分考虑考古现场实际，因地制宜地选用不同类型的物防设施，如网格式防盗栅栏、金属质地的围栏、隔离刺网、简易防盗门等安保设施，确实不具备条件的也可安装缠绕刺绳或钉有铁蒺藜的竹质或木质材质的安保设施。这些设施应当具备较强的阻挡通过、防止翻越等功能，实现对考古现场的防护隔离效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一切有效的方式方法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⑤制定考古现场安保应急预案。不同考古项目的发掘现场因地质、季节、天气及所处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安全管控的重点应有所不同。但是象可能遭遇的极端天气、突发停电、现场文物被盗、被抢等，则是比较具有共性的隐患问题，我们要认真回顾总结、深入反思本部门及同行业内曾经遇到的特殊状况，分别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定期对预案进行应用效果评价，对照新环境、新情况进行修订完善。

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前，要在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制定专属本次考古工作具体实用的应急方案，明确规定遭遇突况时，考古现场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具体实际职责以及各项应对措施的操作程序，使之具备更强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组织考古小组全体人员提前学习演练，人人熟知，以便在特殊情况突然出现时，考古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处变不惊、各司其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失。⑥严格执行考古现场安保问责制。保护文物、保护考古现场的安全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不履行职责或未全面完整地履行职责，导致考古现场的文物损坏或被盗抢的部门及个人都必须受到严格问责。只有追究文物保护中缺位的相关部门责任，对失职、渎职者予以惩戒，才能让缺位的部门尽快归位，为考古现场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保护网”。

二、技术保障

目前考古现场配置安防监控系统已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运用现代信息传输技术，将考古工地监控中心的数据通过远距离无线传输设备，跨区域传送到发掘单位监控系统的监控计算机上。监控室值班人员协同考古现场保卫人员可24小时对工地实施监控，将考古工地安防纳入监控系统，及时预警因环境、治安情况突变变化对考古发掘现场和文物产生的破坏，保护相关人员和财产安全，为及时打击文物犯罪创造条件，起到提前预警、争取出警时间、延缓非法活动、缩小被破坏范围、方便事后追溯查证的重要作用。同时可有效减轻安保人员的工作负担，大大增加考古现场安防系统的安全性。并且还可对考古发掘活动进行全过程、多角度记录，这既可实现对出土文物的全程安全监控，又可将文物发掘中的文化层信息全方位记录，为出土文物的长期保存积累必要的基础资料。①加装报警探测器，用于考古人员退场后对考古现场进行入侵监视。将报警探测器就近接入网络型摄像机自带的报警端口，通过网络传输、交换以及现场网络录像机的编程，可以方便地对考古现场的报警探测器进行布、撤防操作，实现对考古现场入侵事件的实时监测、报警及联动。通过4G网络远端的监控中心也可以同步进行监测。②安装红外高清网络摄像机，实时监控考古现场的发掘情况，并对可能发生的盗窃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为事件调查提供有力证据。③全面引进和利用GIS电子信息技术，对考古现场的安防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GIS技术逐渐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逐步应用于考古方面。通过对数码相机及监控录像生成的影音数据、图像数据、考古发掘人员记录的文字资料、环境监测系统记录的实时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归类、编码、矢栅一体化处理，建立相应的属性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依托这一数据库进行查询、分析、统计、3D模拟等，就等于搭建了GIS信息系统。不但有利于提高研究工作，也能为发掘和保护工作提供各种方案，同时电子地图和电子监控也可以相辅相成。以上技术广泛运用于考古野外现场，将极大降低考古现场安全事故的发生。但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五点：一是采用加密技术，确保系统的安全性。用户登录时，在网络中传输的用户名和密码信息经过128位DES加密处理，他人无法通过网络截取用户信息。在监控中心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同样也应采用加密技术进行存储，保证系统信息的安全性。另外，所有硬件设备均可设置密码并且通过网络防火墙进行保护，用户权限可根据需要做细致的设置，非管理人员无法随便操作系统。二是做好系统的维护工作，做好系统运行值班和交接班记录，明确责任时间段。三是考古工地的视频资料应确保完整，任何人不得随意删减、损毁、破坏。四是考古工地多在旷野之中，必须做好防雷安全。五是考古工程结束后做好系统设备回收，检测养护，以便再次使用，降低工作成本。

第7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一、顾颉刚与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顾颉刚出身于苏州书香人家，其父顾柏年有秀才功名，曾一度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后因家境窘迫辍学谋生。几经转换，最终任职于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生活渐趋稳定，并有余资收藏书画古玩。[4]5据顾颉刚回忆，其父在各地购买的书画都带回家交给他保管，久而久之，中国书画所透出的浑然美感把少年时期的顾颉刚深深陶醉，[3]卷五178由此也奠定了他对书画古玩的兴趣。

1913年1月，参与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组建工作的顾颉刚来到北京，到京第二日即到位于农坛的古物陈列所参观，但看到其中陈列的只是天坛、地坛的食器和乐器，心中很是失望。他当时认为“古物之可传者，当以美术为依归，食器乐器，备一格则可，如仅止于此，弗若称某坛祭品陈列所之为得也。”[2]卷一15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博物馆陈列品的看法还停留在传统文人对古玩的认识阶段。

1913年4月，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至1920年本科毕业，顾颉刚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了七年。[4]29、58期间蔡元培掌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影响了顾颉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特别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美育思想，使得本身就对书画古物深感兴趣的顾颉刚在提倡美术、发展社会教育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当其中学同学，时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教务长的江颖年提议设立集陈列展览、书画研究于一身的美术院时，他非常赞成，想毕业后就投身其中。[2]卷四209而其自身也将办博物馆作为其终生事业之一。[2]卷四155可以说，此时的顾颉刚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即可进行社会教育又可满足自身兴趣的容身之处，而博物馆或美术院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佳地。

但就业的现实与理想总有差距。大学毕业后的顾颉刚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职，后于1922年受马裕藻和沈兼士的邀请，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学门担任助教。国学门虽不是美术院，但却是对近代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学术组织，尤其在中国考古学、民俗学、史学等方面有开创之功。而中国博物馆界的前辈如马衡、李宗侗、庄严等也都曾任职于此。[5]110-111顾颉刚因是历史系毕业，进入国学门后参与的工作和研究多与历史考古相关，如西山碧云寺僧墓发掘调查、圆明园文源阁残存建筑调查、江苏杨惠之塑像的保护、国学门考古学会陈列室的布置等活动等。192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草案并说明书，国学门考古学会认为不妥并提出意见，其起草人正是顾颉刚。在意见书中，顾颉刚以内务部保存古物不力、权贵利用职权占用古物古迹为由对保存法的颁布单位大为批评，[3]卷一206-208凸显出其强烈文物保护意识。1925年，顾颉刚针对古物陈列所不合理的管理方式再次撰文批评，并建议开放式管理，允许拍照和笔记;编写藏品目录出售;精印藏品出售;降低门票等，更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希望“陈列所的所员们学到一点商业上的常识，会得计划如何可使游人众多，如何可使游人满意，如何可使游人心爱的作品都有精美的印片买了回去，作永久的欣赏。”[3]卷五184这种博物馆运营观念在当时可谓超前，及至如今仍是博物馆同仁所要思考的问题。

1926年至1929年，因政治、经济等原因，顾颉刚随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几位同仁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并主要参与创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所。这两所研究机构其实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精神在南方的延伸。而顾颉刚正是这一精神的传播者。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他继续把搜集实物资料、保护地方文物、重视陈列展示作为整个机构的工作主旨，启事“收集各地古器及风俗物品以资研究。”[3]卷一241在中山大学，他又设立古物陈列室、风俗物品陈列室，开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3]卷一295并在1929年的年度计划中，将语言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作为重要工作任务。[3]卷一303-305

在做好自身业务研究的同时，顾颉刚对当时其他地方的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也很关心。1927年1月，顾颉刚闻悉北伐军进入江西，特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名义致电当时江西省政府，建议保护龙虎山道教建筑和器物，“仿照故宫博物院成例，组织道教博物院委员会，从事查点登记，逐步开放。”[2]卷二276当年6月，北伐胜利在望，顾颉刚又致电昔日同窗、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罗家伦，希望“将来党军到北京，即可合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北大研究所（中藏明清档案甚多）为一大规模之博物院。以故宫全部为院址，南自中华门，北至地安门皆在内，分为图书、古物、史料三部。”[2]卷一250从后世来观，这些构想并未实现，但顾颉刚对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关心可见一斑。

1930年后，因人事、学术等方面的原因，顾颉刚进入燕京大学任教，脱离北京大学国学门一派，基本不再策划古物陈列等学术活动。但对博物馆的关心和重视并未消减。1934年，在考察完绥远等地后，发现内蒙古地区已日益被日本列强侵蚀，边疆民族问题愈发突出。为此，他开始重视边疆民族问题，并在此后发表多篇论文讨论边疆教育、民族发展的问题。[4]165-166这其中又涉及博物馆的发展。在1937年4月发表的《禹贡学会工作计划》中，他提出建设边疆博物院，陈列边陲同胞之日用什物，供研究和民众了解。[3]卷四226后在1942年4月，借介绍庄学本先生西康摄影展览会之机，鼓励学人到边疆调查，搜集实物，开设博物馆。[3]卷四542

抗战结束至建国初期，顾颉刚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此时因昔日学术同志杨宽、学生方诗铭、童书业等人均在上海市立博物馆任职，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博物馆，1948年，为了呼吁市政府尽快提出扩充市立博物馆的具体方案，顾颉刚撰文《重建市博物馆的重要》，重点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意义。[3]卷三361-362

及至建国后，顾颉刚仍通过各种场合呼吁博物馆的建设，如1957年，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在北京筹建农业博物馆和工业博物馆的提案，以凸显建国后中国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成绩。[3]卷六442-444后来著名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在1959年建成，这或许与顾颉刚的提案不无关系。

纵观顾颉刚的一生，博物馆与他的学术生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馆，除了他是史料的聚集地，更重要的是博物馆的教育作用。

二、顾颉刚博物馆教育思想

与众多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一样，史学家的顾颉刚也有着社会教育家的一面。无论是大学时期对美育的提倡，还是中年时开始致力于通俗读物的撰写，无不体现出他对社会教育的关心。而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使他始终思考着利用博物馆来传播思想、教育大众。但在教育内容方面，不同时期顾颉刚有着不同的看法。总体来说，顾颉刚认为博物馆的教育作用主要是传播学术思想、打破书本限制、激发爱国热情。

（一）博物馆是传播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平台

民国以来学术发展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学术平等和研究对象的扩充，通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运作，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方言、戏剧等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而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实物材料也成为与古代典籍平起平坐的学术资料。但这种学术趋势在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发展，广大民众乃至一些旧式学者都对此并不了解。

1925年12月，北京大学召开成立二十七周年纪念会，国学门也对外开放。顾颉刚在旁观察游人参观，他觉得“他们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感到诏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有人看了纸牌和骨牌，怪诧道：‘这种赌具放在这儿作什么用，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有人看了山西妇人的窄小的弓鞋，高声笑道：这是所有陈列的东西中最有趣的一件呀！。有了看了北京的玩具，鄙薄地说道：这种小孩的玩意儿也配陈列到此地来吗。”[3]卷一217-218而当他在厦门大学办国学研究院时，理科主任刘楚青面对国学院中陈设的北邙明器，竟骂“这也配算做国学”。[2]卷一438这种种戏谑和辱骂，表达了当时人对学术新思潮的不理解，为此，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时便积极参与考古学陈列馆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古物“只供骨董家之抚玩及骨董商之贩卖”的局面，将科学整理过的古物展现于世人面前，成为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卷一209后来，在中山大学，他仍然秉承这一思想，设立古物陈列室，并于1928年12月组织举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他在说明书中写道：

“我们觉得要做好一件事决非几个人可以闭了门做的，尤其是现代的学问，要向全世界寻材料，寻同志、寻指导者，更不能适用古人“下帷三年”的老法子。所以我们这些不成样子的成就常要向社会上公开，为的是想引起社会的同情和专家的批评，使得我们可以走上一条轨道，并且可以永久地走下去，我们平时出周刊、出丛书、今天开展览会都是这个意思。”[3]卷一295-296

这种宣传在民众中的作用或许不大，但对当时广州市立博物院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1928年，时任广州市政委员长的林云陔提出筹备建设博物院，其目的不是教育民众，而是“予人民以实物观感之机会，而引起其研究科学之兴趣。”[6]及至1929年博物院成立，其征集方面物品，基本秉承当时顾颉刚史料征集的思想，举凡革命遗物、宗教法器、日用常品、明器泥俑都在征集范围。[7]可见，顾颉刚筹办的陈列室和展览会的教育作用已经凸显。

（二）博物馆是提升爱国热情的重要载体

进入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及1931年的访古活动，使得顾颉刚的忧患意识剧增。他看到国内的破败和外敌的觊觎，再也无法闭门读书，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到民众教育方面，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组织撰写科学大鼓书，宣传抗日思想、提升国民素质。即使学术组织禹贡学会，也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了，其目的是在通过研究中国沿革地理的同时，宣扬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4]166-167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顾颉刚对博物馆的教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改变以往将博物馆作为史料库的看法，开始注重博物馆的宣扬爱国热情方面的作用。

1934年，顾颉刚认为故宫博物院在开放后，南方人“限于职业或困于旅费，欲观览而未得者”很多，因此建议故宫博物院在“京、沪、苏、杭设立分院，公开展览，则以交通支便利，必能吸引无数之观者，且得以民族文化之伟大力量油然而兴起其爱国之心。”并建议将藏品拍照印刷出版，其目的“即使将来帝国主义者之摧残更甚于今日，即使我辈一生已被压迫至于无可反抗，而我辈之子孙必能受此民族文化之陶冶，起而奋斗已复神州者。”[2]卷三9而针对抗战时期开发边疆问题，顾颉刚更是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作用发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他认为在经过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后，“开设若干所博物馆，再把自己游历的印象写成若干富有文学性的游记，那么内地人对于边疆的认识激进了之后，必有多少的青年敢去冒险，多少的富翁敢去投资，多少的技术人才乐于发挥他们的能力。”[3]卷四542顾颉刚这段文字虽然具有鼓动意味，但一种正面的宣传总会在人们心中或多或少地产生“正能量”，博物馆正是这种文化宣传的窗口，而不仅仅是古物的仓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博物馆在殖民统治的作用，殖民地的博物馆是当地伟大传统的承载者，又是权力的象征，让人在不自觉中认可殖民统治的合法性。[8]167-173同样，在抵抗殖民的过程中，博物馆能够起到反作用，顾颉刚虽然没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样将博物馆的作用理论化，但他已认识到在民族危亡过程物馆所代表的文化的力量。

（三）博物馆是打破书本限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顾颉刚总在探求一种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的途径。而实物教育正是他所极为重视的教育方式。他曾言“过去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只知读书、不知格物，这种错误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试问现代治历史学的人，又有几个能把古代实物和书本配合起来研究的。在这种风气之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发达，自是理所当然。在教育上说起来，中国现代的教育也还偏重于书本……这真是我们教育界莫大的耻辱。”[3]卷三362

为此，他十分注重利用实物进行教育，在中山大学他组织学生进行古墓探考工作，在燕京大学他又开设“古物古迹调查实习”一课，其主旨在使学生作实地观察，不受书本限制，四郊则有古迹，城内各文化机关则有古物，一一参观调查，可使学生自动搜集材料。[3]卷二209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仍然在齐鲁大学开设此课程，带领学生到四川博物馆参观。[3]卷一10

为了推广这种教育方式，他在《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中呼吁中学教师“于必要时最好带学生去旅行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和参观历史博物馆，这样的观摩定能使学生明白历史和对它发生趣味。”[3]卷三103而对经学这种让人感到枯燥的学问，他也提出了利用图像、实物进行教育的方法和构想，即设立经学博物馆，在此博物馆中：“1、经典中所有制度悉为作模型及图表，其有异说者俱作之;2、就今日考古学上已论定之商、西周、东周之物品悉为仿制，陈列为商代室、西周室、东周室，俾一入其中即具见古人生活;3、《仪礼》十七篇，制为电影;4、将古代重要史迹作故事图;5、古籍中之草木鸟兽，凡今日可觅得者，悉培植育养之给友人看。”[1]卷五651

顾颉刚对利用博物馆进行教育的种种思考，因当时形势所限，很多无法实行，但他对博物馆实物教育的思考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依然有着启示意义。

三、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的一点反思

从整体上看，顾颉刚对博物馆教育的认识，也随着他的思想境遇的改变而改变。当他秉承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时，他将博物馆视为学术理念的传播者。当他开始致力于民众教育时，博物馆又成为知识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从后世来观，顾颉刚这些观点并不新奇，但如果考虑民国博物馆教育的背景，我们就清楚顾颉刚的高明之处了。

博物馆这一近代新生事物，从进入中国之后就被有识之士当做教育机构。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张謇认为博物馆是教育救国的一部分，后来的蔡元培更将博物馆视为“增进普通人之智德”的文化机构。[9]而民国时期一些关于博物馆的通论性文章，也都特别强调了博物馆的教育性，如杨成志《现代博物院学》（《国立北平研究员院务汇报》1936年3期）、曾昭橘《博物馆》（1943年出版）、韩寿萱的《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6期）等。但在运营过程中，博物馆教育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当时国内主要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西湖博物馆等均无设置教育推广部门，故宫博物院的业务部门有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10]而西湖博物馆成立时全馆仅两个部门――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11]部门设置简单，且注重科研。在文字宣传方面，虽然也有博物馆的专业期刊，但上面所刊登的文章几乎全是专业论文或古物鉴赏，如《故宫周刊》从创刊到停刊，每一期除了书画题跋、便是古籍选刊，再就是古物照片，其所设定的读者群完全是业内人士或文人阶层。其他如《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1938）、《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等几乎是史学、考古学的学术专刊，博物馆和教育的意味丝毫不见。顾颉刚针对这种现象就曾在1935年致李书华（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书信中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近来南方人士努力于民族复兴运动，此事诚为当务之急。然必须有人对于古文化作深澈之研究，深入而浅出，然后宣传者方有所资，听受之民众亦方得有正确之自信。否则仅说空话则不能号召，信口而谈则流于谬妄。北平保存古书古物最多，研究古文化者又最多，宜可当此重任。然不幸其无整个之目光，但能作细碎之考据;又不幸其不能作通俗之，故任何工作对于民众皆不能发生影响。”[2]卷三30顾颉刚此论虽是针对北平文史学界，但作为学者云集的故宫博物院等自然不能排除在外。而中国博物馆学的主要开创者韩寿萱也在1947年建议博物馆当局“亦应认教育为其生命，无教育即无博物馆。”[12]由此可见当时博物馆教育的薄弱。

第8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高校；考古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但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学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认为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理论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

一、用“求是”的理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考古专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高校内部考古学科的资源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1]。如果高校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盗颗渲醚Э谱试础⑷范ㄊψ时嘀疲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甚合理，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融合层面相对薄弱。此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考古专业本科生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大量的非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课问题，更高层次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因而导致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养现状深化改革。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则：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二是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古人才培养改革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总之，在考古学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实事求是，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学科内容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据运动理论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要依托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培养什么样的考古学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学科建设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运动的原理改革学科建设才是正确的方向。

首先，用运动的观点构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据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视，特别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将这些考古学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补充到学科中，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从世界历史体系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史，弥补了文献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运动的原理建设考古学学科体系。“考古学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错误与偏执，将中原之外的灿烂文化揭示出来。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学科体系构建时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商时期的四川盆地出现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极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通过与文献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摒除中原文化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错误史观，对于学生树立以考古学学科新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正确历史观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运动的原理丰富历史学学科资料。教学中要适当增加史料比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解读，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考古资料对照分析，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如，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诸多表现，文献记载相当普遍，而其物化表现形式也在考古资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将这些内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历史专业的重要内容。我院考古专业根据考古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学文化内容，使学科建设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并有助于学生地方文化情结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形成。

总之，考古教学很多领域都有扩展的空间，考古学的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教学改革也应永远处于运动中。

三、根据实践理论更新教学理念

考古实践既是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考古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实践的原则。

首先，考古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实践环节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学专业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目前，学界以及教育界己经认识考古实践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比如，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其次，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实践应被纳入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中，以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达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培养目标。

再次，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其发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田野调查虽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约，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时，田野实践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对考古学人才的要求：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我们认为田野实践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3]。在教学改革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更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

四、用发展的观点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熟悉各时期遗迹、遗物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因此教学中直观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而传统的考古教学一般是课堂灌输，缺少考古调查、发掘和遗物等直观、动态化演示，因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课堂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讨兴趣，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直观的、动态的，学生学习方法也在不断在调整变化中，所以考古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技术在考古学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法的高效、规范、声像结合，大大优化了考古学教学，并被学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手段，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将微观事物宏观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又可以节省时间，来进行其他的课堂教学，如组织和本节课相关的课堂讨论、学生主题发言、读书报告会等辅教学活动”[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丰富、轻松的学习环境。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路刺激，使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听课造成的疲劳和紧张，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技术外，还要综合分析各个门类考古的学科特点，用“发展”的理论调整教学方法。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它和历史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各个门类相关的考古学信息，培养专业性强、学识精深的各门类考古学人才。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而调整。

总之，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完善学科建设，遵循考古学的实践性原则，不断改革创新，更新教学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考古教学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必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137―138.

〔2〕彭长林.历史专业考古学教学改革探讨[J].凯里学院学报，2015，（01）：164.

第9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7-03

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涉及到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环境学、规划学、化学等多门学科。而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大部分文化遗产来讲，当今考古学的学科追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

考古学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提供了一些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同时，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考古学一方面看到了自身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在广泛关注中国考古学一系列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做的工作、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予以肯定，一方面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给予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空间予以思考。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的产生有着长远的渊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传统，因此研究历史、包括通过追寻古代遗存探究历史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以收集、研究和刊布金石铭刻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就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学科，并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但是这种学科背后的人文观念主要是古玩，即鉴赏与把玩。中国的历史学和金石学传统并没有自动地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中国考古学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通过对古代遗存发掘和研究而重建历史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迄今，中国考古学已经经过了将近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是中国考古学起步和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理论、方法都在逐步摸索。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85年，这个阶段总的特征是田野工作广泛开展，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日臻成熟普及。第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进一步扩大，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空前热络，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真正的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多发掘的机会，中国考古学也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文化遗产”概念最初出现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0月17日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其中提到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方面。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标题上用“文化遗产”取代了使用几十年的“文物”一词。结合中国的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吸纳国际上“文化遗产”的先进理念，我国也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给予“文化遗产”以界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1]。继古玩和文物之后，中国考古学中首次具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

与文物相比，文化遗产概念的范围在扩展，可以被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比文物更加普遍。不仅是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一切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工艺、技术、知识、礼仪、风俗习惯也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内容、其所包含的信息、价值等的认识在提高，从而使这一概念所荷载的文化与社会等意义更加普遍也更加深刻，和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更加密切。遗产已被视为社会持续发展的宝贵的战略资源，与其有关的知识、信息的传播讨论以及对其保护利用的社会参与也更加普遍。

从古玩到文物，再到文化遗产，这种概念的发展逻辑不仅是人类历史从古代经过近代再向现代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和人类认识由宗教向科学民主进步的过程也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已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支撑与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如民俗学、艺术学等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面对全球化到来的凶猛势头，人们更加认识到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性，认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这种自身的特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就体现在人类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上，而文化遗产正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在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意义的认识才更加深刻，才提出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考古学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研究积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另一方面也是考古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了具体的保护工作。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本身就具有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考古学界积极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从自身的学术传统出发，不断开拓创新，为保护工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一，中国考古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很多理论、方法、视角对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进行的两个主要工作――抢救和保护，都需要在抢救和保护的对象有所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所以，首先应该进行的还是开展普查、分类和研究工作，这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工作任务。

此外，在“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步明确的同时，考古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对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认识也不断得到发展。早在2003年，曹兵武先生就提出建立“文化遗产学”的设想，认为这是“一门新兴的职业性学科”、“一门应当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2]杨志刚先生后又提出：“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涵盖面甚广、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问。”[3]当然，对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4]。毕竟学科的成立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虽然从2003年迄今，有关“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仍未有最终结论，但考古学界专家、学者对此的重视和关注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层面的认识起着促进作用。

第二，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实践工作对当前的保护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考古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考古学，也不是探险的、揭秘的自我兴趣的考古学。考古学越来越像一种工作，满足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大方向的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大量的考古发掘实际上就是在推土机下对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考古学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也开始成为评估文化遗产价值、制定保护措施以及最终的保护决策与规划的科学基础。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以及实验室保护逐渐成为一个考古项目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恰恰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具体工作的范畴。

同时，考古学越来越注意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考古学不仅是向社会大众普及考古知识，而且开始研究考古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考古发掘的理论道德以及考古资源的后续保护、管理与利用等问题。作为考古学也已经意识到，对于古代遗存，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发掘和处理，它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公众需求结合起来。因此，现在的考古工作多数一开始便建立在以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方法的依赖更加广泛，采取遥感、物探、空中摄像与分析等不发掘的手段收集古代遗存的信息，以最少的发掘提取最多的信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讲，考古工作与其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考古工作的科学严谨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化遗产的后期保护工作。当然，在具体的考古工作中，也存在不利于文化遗产后期保护的现象发生。

三、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

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去，可以理清我们的家底，清点民族的文化储备和文化内涵。通过加入保护工程，考古学可以更亲近地走向民众，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为以后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备受重视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又面临哪些问题呢？在存在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呢？

问题之一便是狭隘的考古从业人员范围势必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囊括多学科的庞大的学科体系。维护和修复文化遗产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展，需要多方面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内行人才――考古学家、文物修复人员、文物鉴定人员、建筑师、化学家、生态学家、水文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员、城市规划师等。而中国文博系统的从业人员主要是由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三方面的人才组成。从文博系统的人才构成和从业范围来看，都可以统一到“文化遗产学”的框架内。但是这些人所涉及的从业范围是狭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之一，但对中国考古学界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机遇。这些人已经掌握了广博的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素养和技能，只要把握好，很快就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开辟一番新天地。文化遗产保护应充分考虑考古工作者的位置，考古学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社会对我们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使命的强烈要求。

问题之二是以往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就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讲，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起一些足以改变对若干传统重大学术问题的基本认识的资料。但由于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但研究遗产保护，需要考古学和技术史、艺术史等专门史的学问；（如果要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需要民族学、神话学和社会学的学问）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地质学、环境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展示和利用文化遗产，要的是博物馆学、传播学、管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专家的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考古学要在保护工程中与其他学科通力合作，为加强学科交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搭好平台。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大发展为中国考古学拓宽学术研究范围提供的机遇之一。

总之，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角度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地下和地上的文物、文化遗产，如果这些文化遗产不存在了，考古学也就无法发展了；反过来讲，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考古学研究，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会很受局限。可以说，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应该主动加强与文物保护、规划等学科的合作交流乃至整合流程，在对古代遗存的处理方面应从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多学科合作，升华到研究、规划、保护、展示、传播等更大的范围，进行更高层次的多学科合作。

文化遗产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调整工作程序，重塑学术范式，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贡献，同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J]，2006（05）.

〔2〕傅兵.文化遗产学：试说一门新兴学科的雏形[N].中国文物报，2003-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