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计划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新区年内投入800亿
8月11日，有媒体报道，开封市将斥资千亿元，以重现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消息一出，就引起网友在微博上疯狂转发，有称赞的，也有质疑的。有网友更是指出，“其实就是借棚户区改造之名把老百姓赶出去，原地搞商业房地产开发。”对网上备受热议的“清城计划”，河南开封市“两改一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对外界回应说，开封正在推进的是“两改一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为落实国家棚改政策，结合实际提出的惠民措施，并无所谓“清城计划”。
据了解，开封新区建设统筹开封老区发展，突出“古今文明交相辉映、新老城区各展风采”，新区既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朴典雅，又有现代化城市的时尚与新潮，是一个厚重文化与充满生机、活力的统一体，是一个时尚新潮、大气靓丽、气势宏伟的现代化魅力之城、活力新区，是展示开封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对外窗口。今年以来，新区已开工建设项目和新选址项目93个，预计总投资超800亿元。8月7日，开封市在新区举行今年101个总投资404亿元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千年前的契丹古国——辽国的首都辽上京进行考古发掘并获重大发现。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对辽上京城的制高点，即皇城西南角的西山坡建筑遗址群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在一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保存较为完好的铺地砖、石柱础，以及数十根奇特的长条石等，出土了近万枚铜钱，以及诸多制作精美的泥塑人面像、经幢座等与佛教有关的遗物。此次发掘中出土的最精美遗物，当数一个保存较好的石经幢座和半块仰莲雕花石座。石经幢底座呈八边形，四角有四个兽头，两个兽头保存较好，另外两个已经被破坏。
陕西榆林卫城城墙修复成“贴皮”工程
8月21日，《东方今报》披露，榆林卫城城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榆林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久失修，曾多次坍塌。继去年榆林市政府启动南城墙加固保护工程之后，榆林卫城西城墙保护工程于今年5月下旬启动，项目总投资5500多万元，计划11月底完成。然而，这样的修复在很多居民看来却属于“贴皮”工程，并未真正起到保护城墙的作用，而是一种对真正文物的破坏。陕西榆林投入5500多万元修复古城墙，也是想为现代人留下更多的文化古迹，挖掘古城墙丰厚的文化魅力，也让业已损坏的古城墙得到修复，造福更多市民。可所谓的城墙修复竟然成了贴皮工程，就是仅重新修复城墙外侧墙壁，其余几乎不动。
北影厂三老楼列入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
近日，舆论热议北京电影制片厂即将被拆除一事。8月27日，市规划委对此做出说明，北影厂改建正着手今后利用的前期工作。北影厂内的主楼、东楼和西楼2007年已被列入《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市规划委已按规定明确要求予以保留。位于北三环中路77号的北影厂正式拆迁，拆迁后原址将进行一个综合房地产项目建设，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8月24日，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表示，文物局的意见是原址保护并已将此意见反馈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是否继续拆除还需等待市规划委或上一级部门作出最终批复。有专家表示，北影厂的拆迁对文化影响很大，希望对北影厂近现代建筑群予以保留。市规划委表示，关于北影厂改建工程，土地所属方驻京某部队和使用方北京电影制片厂，经过多年努力，解决了长期土地权属问题，正开始着手今后利用的前期工作。据介绍，在确定第一批保护名录时，市规划委也曾明确要求这些建筑的所有方和使用方，遵守不得随意拆除的要求。
贵州古老宗祠现神秘外文字母雕刻无人破译
贵州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刘氏宗祠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迄今已有230多年，光绪初年维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门面牌楼，由三门塘的王泽寰设计绘图。这一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造型别致，气势雄伟。宗祠正前面壁上浮雕彩画层层叠起。大门两侧各有三根凸起的假柱直插檐顶，假柱每节骨段上均为塔楼式装饰。各层假柱之间又有圆顶假窗或圆顶真窗。左右两侧还各塑有一口洋式大钟。面壁两侧檐脊上，浮雕有动植物。动物浮雕有昆鹏、麒麟、奔鹿、雄狮、凤凰、紫燕等，各具姿态，栩栩如生，有的在虎视江波，有的则展翅欲飞。植物浮雕有翠竹、红梅、莲蓬、花草等，若临风摇曳，或暗吐芬芳，构思奇巧，工艺超群。
祠的正面两高柱上方，对称地凸塑着十一组外文字母，每组二字，分别是HN、OA、CK、PR、ON、NC、FL、TY、EL、VH、UA和UA、PR、TN、 BL、CV、HO、UT、NA、UL、EO、CA。两侧山墙二进柱上方又各有一行不对称的字母，左五组，为TH、UN、AP、OV、IL，右七组，为 HU、NA、PR、OV、IC、BL、KE。这些字母组合如谜，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待识者破译。
电影名人“露面”北京艺术博物馆
9月8日，逄小威《面孔》二期拍摄工程启动仪式上，冯小刚、张艺谋、巩俐、张子仪、孙红雷等几十名为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名星、电影导演的黑白影像照片共同亮相北京艺术博物馆，同时这次展览也是“电影的面孔”中国电影人肖像作品摄影展。这是逄小威继8月1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届奥运冠军肖像摄影作品展后，又一个摄影成果展示。两个展览，不同领域的被摄群体，呈现出了摄影人的独特视角。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6日。
西安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汉代水管道
第2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三峡库区;盗掘;古墓葬;犯罪
古墓葬是古人埋葬遗体的坟墓。所谓“葬”,泛指人类依照风俗习惯在特定场所,按特定方式处理死者遗体的行为。对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族来讲,“葬”的原意是指掩埋遗体。“墓”在我国古代或仅指埋葬死者的地穴,或泛指“坟墓”,即包括埋葬死者的地穴和上面的坟头。考古学上讲的“墓葬”是指坟墓,我国立法意义上所讲的古墓葬,是指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古墓葬,而辛亥革命以后与著名历史事件有关的名人墓葬,也视同古墓葬。[1]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三峡库区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出多发、频发之势。以忠县为例,据相关数据统计,近三年忠县检察院共审查盗掘古墓葬犯罪案件3件24人,共计被盗古墓27个,被盗文物43件,其中已经鉴定为汉代三级文物5件。经走访调查发现,打击古墓葬犯罪存在三大难点,应当引起重视。
一、当前打击盗掘三峡库区古墓葬犯罪存在三个难点
(一)库区农民跨区县作案或与本地农民勾结作案,存在控制难。古墓葬盗掘者往往在库区文物较为密集的地方,是库区文物重点发掘地,经常有考古专家前往考察,通过坊间流传,使这些人对库区文物的分布,特别是对忠县忠州镇、新生镇、乌杨镇、复兴镇古墓葬群的分布情况有所了解,因而频频选择上述地区作案。如胡世平、胡世明等18人盗掘古墓葬案中,有6人来自巫山县、2人来自万州区,1人来自山东省龙口市,其余9人是忠县本地农民。这些人均居住在考古发掘重点地区,平时以民工的身份参与考古发掘,有一定的考古发掘专业知识,从2005年至2010年在忠县忠州镇、新生镇、乌杨镇等地盗掘古墓75处。
(二)作案手段及工具专业,破坏性大,存在保护难。被告人通过向考古专家“偷师学艺”,或向民间具有文物知识的人“拜师学艺”等途径掌握了一定的盗墓技术,有的可通过山势走向确定有无古墓及其大致位置,有的能通过辨认泥土颜色确定古墓的具置及建墓的大致年代。同时,被告人的作案工具齐全,专业化程度高,部分盗掘工具与考古人员所用工具相差无几。被告人在作案时往往将有价值的陪葬品一扫而空,破坏性强,保护难度大。如伍早福、张昌荣等5人盗掘古墓葬案中,携带工兵锹、铁铲、扒锄、吊篮、电瓶等专业盗掘工具,在忠县新生镇盗掘古墓3个,盗得汉代三级文物红彩灰陶罐4个、鎏金青铜剑1把,鎏金铜饰件、盖弓帽、铁锸、青铜球各1件。
(三)群众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存在预防难。虽然《文物保护法》已经颁布28年,但一些群众对其知之甚少,既认识不到文物的重要性,也不能自觉保护文物,及时检举揭发盗掘文物犯罪。调查发现,古墓葬所在地的群众对盗掘行为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为盗掘者提供食宿,有的为盗掘者提供交通工具,有的甚至帮助盗掘者寻找古墓葬,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发生。如云阳县村民周吉友,从电视上了解到古墓里的东西很值钱,而自己家附近就有很多古墓,就伙同儿子、亲家等5人多次盗掘当地古墓,产生恶劣的影响。
二、当前三峡库区盗掘古墓葬活动猖獗的主要成因
(一)缺乏有效的联动监管机制。我国新的文物法颁布以来,私人文物也被允许买卖,旧货市场、古玩市场不断增多,收藏古玩艺术品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享受。[2]但因市场监管制度跟不上,被盗掘的文物很容易通过文物贩子在社会上进行倒手和非法交易,文物贩子却逍遥法外,未能受到严厉的打击和应有的法律制裁,导致盗掘古墓葬的犯罪分子认为有赃可销、有利可图,抱着侥幸心理,置法律于不顾,不择手段地盗掘古墓葬。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责任划分不清,有关部门容易相互推诿,造成监管“缺位”。
(二)盗掘古墓葬犯罪分子法律意识淡薄。大多数古墓盗掘者没有上过高中,他们文化程度低且不注重学习,缺乏法制观念,对盗掘古墓葬应负的法律后果了解甚少或完全不了解。有的犯罪分子甚至认为,自己是盗墓者雇佣来的一名工人,自己干好自己的活就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更荒唐的是有的当地人“靠天吃天、靠海吃海”,竟然将挖掘古墓葬当成自己发财的行业。
(三)缺乏科学统筹的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缺乏充足的库区文物保护力量,让库区文物保护出现“盲点”,不利于库区文物的长远保护、管理和发展。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较多,但是文物管理部门面对着面大、点多、钱少的局面,对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的保护有时也不够全面,特别是在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巡视上,保护不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3]
三、解决对策
(一)建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管理联动机制。一是建议建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管委会,将文物、国土资源、建委、旅游、公安等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管委会作为政府机构,负责管理三峡库区范围内文物保护与城乡规划、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协调工作,对三峡库区文物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不断改善当地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实现文物保护区与周边地区和谐发展。二是加快库区文物发掘进度。加大对库区文物发掘工作的投入,及时发掘古墓葬,特别是对分布密集、价值较高的古墓葬,要尽快充实力量,加快发掘进度。
(二)建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群防群治机制。一是建议在农村基层设文物保护小组,由村级治保主任担任组长,由热心文物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众担任义务文物管理员,有条件的乡镇可给予一定补助。二是公安、司法机关和文物保护等部门要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营造打击盗掘古墓葬犯罪活动声势,形成打击合力,以遏制此类犯罪发生。组建专门文物保护的公安派出机构,从人员编制和经费上予以保证,在日常工作中做到打防结合。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从具体政策上对保护古墓群作出贡献的群众给予经济补偿,对检举揭发盗掘古墓葬犯罪的个人或单位给予表彰,充分调动广大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三是深入普及《文物保护法》。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特别要深入到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区,加大对当地群众的宣传力度,教育其增强法律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引导其积极同盗掘古墓葬犯罪分子作斗争。
(三)建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各方融资机制。一是鉴于打击盗掘古墓葬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不断拓宽文物保护基金渠道,扩大基金来源范围,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民间结合的共融融资的长效机制。二是地方财政要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将文物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稳步加大对文物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保证文物事业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同步。同时,政府可通过依靠财政税收、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的激励引导,吸引民间和社会资金参与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三是建议成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公益基金,接受社会各方面的捐款,充分发挥群众热心公益捐款捐物的积极性,合理筹款、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科学指导,建立健全三峡库区古墓葬保护的公益基金。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1987-11-27.
第3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海龙囤 公众考古 实践
中国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103-107
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无疑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端地发生，而且随学科专业化的逐步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大众，转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
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对播州羁縻·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展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依托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即拟以之为例，试对公众考古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剖析。
一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遗址三面环溪，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地势十分险要，《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共传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统领。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2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龙囤的整体格局。经过多年的调查与试掘，现已探明海龙囤有约6公里长的环囤城墙，其所围合的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囤东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五凤楼）六关；囤西有后关、西关、万安三关，彼此围合的空间形成两个瓮城。囤顶平阔，“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其中最大的两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另有军营（俗称“金银库”）、敌楼（如“四角亭”与“绣花楼”等）、校场坝等遗迹。
第二，发现环绕“新王宫”的城墙，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质和年代。环“宫”城墙长504米，其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探明其内建筑20余组，并对其中的F1、F2、F7、F8、F9、F10、F11等数组进行了重点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头、滴水、石构件、礌石、弹丸、铁铠甲片、石砚台、钱币等遗物上万件。发掘揭示，“新王宫”具有中轴线、大堂居中、前朝后寝等特点，与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献中亦明确称其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宫”实质上是一处土司衙署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它是一组明代建筑群，嘉靖、万历时期是其鼎盛时期，最后毁弃于万历年间的大火。
第三，基本确认了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来源。为了解砖、瓦和石料的来源，对海龙囤及其周边展开了针对窑址和采石场的调查和清理，发现民间传说的“采石场”确系一处采石遗迹，清理出采石所遗的各类楔眼上百个，与“新王宫”建筑石材上所见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宫”东北角发现窑址数座，对其中一座进行清理（Y1），系一座明代砖窑。由此可知，建囤过程中石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过调查与发掘，对海龙囤的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特殊时期，坚不可摧的海龙囤是土司的重要军事防御据点；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海龙囤则可能成为土司的别馆离宫。从南宋中期开始，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直便是杨氏统领播州的政治中枢，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龙囤与之并行不悖，前者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为山城，偏重于军事，它们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完备的城邑体系。
发掘的意义表现于：
第一，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二，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其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即将视线从中原的、早期的遗存更多的投向边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遗存中来，从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领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
该发掘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俗称“六大发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如何在这样一个遗址上开展公众考古活动？首先牵扯到我们对“公众考古学”的理解。
多数人将“公众考古学”理解为考古科普。中国考古学的科普工作起步较早，曾以“考古学的大众化”示人，但现在流行的“公众考古学”却是一个舶来品，内涵也较前者丰富。换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众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底何为“公众考古学”？
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所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hlic archaeology）。它将焦点聚集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合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
问题在于，谁是“公众”？他们又如何能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公民集合体，译作汉文，有“公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彼此间有争论并消费文化产品的大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h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译。虽然强调的对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众、考古学家和行政部门这三个主体。公众考古的实践，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围绕着考古资源的最优配置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活动。考古学家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达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通过与民众的合作，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到体现，从而实现其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
关系错综复杂，但对考古者而言，公众“这一名词只是方便用来指代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在我们的语境中，‘公众’只是因非专业考古学者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个概念”。具体到某一个遗址中，我们认为除了在此开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外来的考古学家均可称之为“公众”。进而言之，在具体考古活动中，凡发掘团队与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众”的互动，均属公众考古的范畴。此时，开展考古活动的遗产地就变成了“交流”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场域，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适当满足。被视作公众考古学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均在此场域中得以呈现。相对于博物馆、陈列室等传统展示渠道，考占现场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的考古现场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域。借配合“申遗”而对海龙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机，经过周密的筹划，我们在海龙囤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遵义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龙囤，因为与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关系，对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都充满诱惑，这是相关活动能顺利开展、各方利益得以体现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遗”背景下开展的，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到考古活动中来。汇川区人民政府通过专题会议、现场办公、文件等方式，极力推进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行政部门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体现。而针对专业化和公众直接参与的不和谐，我们则通过讲座、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得到部分满足。
首先，在中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策划了“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于6月10日文化遗产日当天，邀请著名学者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聆听海龙囤”的大型学术讲座，并从听众中产生70余名幸运者，于次日与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现场“触摸海龙囤”。此后又组织了黔籍知名画家进海龙囤，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的“画中海龙囤”活动；组织遗址所在地的高坪镇中小学生将课堂搬至考古现场的“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以及与遵义市政协共同组织了政协委员参观考察与文艺演出相结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遗”的活动。当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了全国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学家亲赴海龙囤，并召开现场座谈会，请他们为海龙囤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出谋划策，此举在“交流”中实现了海龙囤价值于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说“聆听”只是一个引子，其后开展的“触摸”则是活动的重点。包括外来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通过现场的观摩与体验，对海龙囤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相关感受又通过他们传达给更广的“公众”。
但能到现场“亲历考古”者毕竟少数，如何进一步调适专业化发掘与公众参与的不和谐？无疑，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互动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在“亲历考古”活动之外，我们与媒体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龙囤的最新发现得以及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尽可能满足了其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从“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专业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报纸、网络、电台及电视台的记者在田野一线采写稿件，在相应的媒体持续刊播；后者则是发掘者亲自撰写“考古手记”，对相关发现作出权威解读，在当地媒体连续刊登。其广度、深度及长度，贵州此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会影响也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发掘期间及获奖前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媒体共推出关于海龙囤的各类报道140余篇（则），曾三上央视、三上“贵州新闻联播”、数次登省内媒体头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读海龙囤考古的大版块文章，使海龙囤的最新考古成果得以迅速呈现在公众面前，甚至出现读者收集“考古手记”登囤请教的插曲。
国内外近百家媒体通过报刊对海龙屯的考古发掘进行了报道；海龙屯声名鹊起，成为国内外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而基于考古发现的专题学术讲座，实现了另一个渠道的传播与互动。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及发掘结束以后，我们在海龙囤、遵义、北京和贵阳举行了多场面对不同听者的学术演讲，广受好评。如9月22日，应遵义“名城大讲坛”之邀，在遵义市图书馆举行《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的专题学术讲演，数百名听众出席。10月16日，在“中国海龙囤·娄山关国际户外挑战赛”举行期间，在海龙囤巅向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北京等地的约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讲述海龙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上发表《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发掘》的学术讲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与社区居民和大中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受到普遍欢迎。
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现？相当部分当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事实上的“亲密接触”。部分村民则长期在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都是考古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此外，发掘期间，针对当地村民的贫困状况，我们联合媒体通过微博发起“考古探秘+公益慈善”活动，使城市中人在进行海龙囤考古探秘的精神之旅的同时，也能对当地贫困村民予以捐助。这一活动被新华社等媒体誉为“走出文化扶贫新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当地村民写诗传扬此举，称“杨雀记得千年树，乞丐记得贤惠人”。我们相信，当地政府会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诉求，未来海龙囤“申遗”一旦成功，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
贵州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考古实践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为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该书在传统考古报告里开设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相关章节的内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话”的环节，使其晓畅易读。这一尝试引发了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先后有约10篇书评公开发表。贵州省文物局从2011年开始策划的“贵州文化遗产丛书·考古贵州系列”，计划推出解普及性读物8本，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丛书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预计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这两项实践，应属“考古科普”的范畴，无疑也是公众考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以考古现场为依托，开展深度的、广泛的公众考古活动，海龙囤开贵州先河。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第4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早在50年代后期就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更明确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考古工作方针和原则，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吉林省作为边疆近海省，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区之一。东南部邻近朝鲜、俄罗斯，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部松辽平原是欧亚草原文化分布的最东端。中部第二松花江流域，是长白山向西部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态，吉林省的考古学遗存不仅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也使得考古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边疆性，历来为东北亚各国所关注，是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环节之一。
吉林省考古事业发展的春天，是随着文物考古队伍的形成、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建立而迎来的。
1950年，以裴文中先生为领队的东北考古调查团对西团山遗址的发掘是吉林省境内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由此揭开了新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序篇。20世纪50年代末期，吉林省博物馆内开始设立考古学专业研究机构，1964年省博物馆下设考古队。1978年，吉林省文物局正式成立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1983年11月3日，省文物工作队和省考古研究室合并建成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吉林省境内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工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全所编制64人，在岗职工70余人。现有研究馆员7人，副研究馆员11人。具有博士学位1人，在读博士生3人，硕士研究生9人，在读硕士研究生3人，其中具备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的业务人员10人。业务人员所学专业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科技考古等方面。
25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学研究和大遗址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一、考古学研究工作
25年来，吉林省考古学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1983～1997年，通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吉林省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并通过对重点遗址的复查、试掘和正式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吉林省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为吉林省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将省内文物遗存的数量由1023处扩展到6015处，并征集、采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编写全省各市、县文物志48部，成为我国第一个将辖区内全部市县编撰完成文物志省份。编辑出版了《吉林省志・文物卷》和《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这项浩大工程的实施与完成，使我们对吉林省境内不同时期遗存的分布特点、遗址规模和不同文化的概貌有了基本的了解，为吉林省境内的文物遗存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1996年，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吉林省开始深化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两汉时期遗存的编年分期和专题研究。这一时期，发掘了吉林市帽儿山、和龙兴城、长岭腰井子、镇赉黄家围子、东丰西断梁山等重要遗址，结合普查所获取的资料，初步建立起吉林省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框架与编年。
1997年至今，考古所考古工作进一步蓬勃发展，将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推向新的高潮，并取得了为东北亚地区学术界所瞩目的重要学术成果。围绕着高句丽文化起源、夫余王城探索、高句丽山城、渤海都城研究、金代城址研究而进行的万发拨子、揽头窝堡、汉书、干沟子墓群、六道沟铜矿址、西古城、八连城、敦化六顶山、龙头山墓地、二龙湖、东团山、丸都山城、塔虎城等的发掘，收获斐然。夫余考古、高句丽考古、渤海考古、金代城址研究体系逐渐形成。
2003年以来，伴随着高句丽遗迹和渤海遗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3部考古专题报告的出版，不仅为高句丽考古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我国高句丽遗存的基础研究在东北亚地区处于领先地位。2006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获得国家文物局“全国十佳文博图书奖”，2007年，《国内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这3部考古学专题报告与已出版的《1997年吉林集安洞沟古墓群测绘报告》、即将出版的《吉林省集安高句丽贵族墓葬考古发掘报告集》、目前已完成基础工作的《鸭绿江右岸云峰水库淹没区高句丽墓葬调查发掘报告》、《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吉林卷》将形成高句丽遗存研究的系列专题报告，加之目前正在进行的五项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成果，预期在3~4年内我省出版的高句丽考古专题报告可达10部左右。渤海遗存考古发掘最新成果，以《西古城》报告出版为先导，敦化六顶山墓地、和龙龙头山墓地、珲春八连城遗址的专题发掘报告，将在3年内向社会公布学术成果，形成吉林省渤海遗存系列报告集。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必将极大地推动东北亚地区渤海遗存研究。
近年来，为锻炼队伍，更好的向兄弟省学习，考古研究所积极组织业务人员参加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1999~2006年，承担了三峡库区国家A级发掘项目“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汉巴郡忍令广汉景云碑”等一批重要文物，通过对县城四至、衙署和功能分区的认定，确认旧县坪遗址为汉－六朝时期的忍县城。2006~2007年，该所承担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石段――河北省正定县“永安遗址”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十堰市“方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方滩遗址内发现的早商遗存，为该区域早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25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发表各类考古报告、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各类专著30余部。
1999年“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发掘”荣获1996~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被评为199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02年“吉林和龙西古城发掘”荣获2002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07年“吉林云峰库区古墓群考古发掘”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为深化考古学研究，考古研究所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建所以来，与日、朝、韩等国国际间学术交流逾百次，自1983年开始出版《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已出版48期，约960万字。信息主要以朝、韩、日、俄、美、英等关于东北亚地区学术研究论文为主，同时发表部分对相关国家学术研究概述类的文章。
二、文物保护工作
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是考古学研究成果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2002年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吉林省境内高句丽、渤海遗存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在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勘测、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等前期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丰硕的成果。
2000~2008年，吉林省陆续启动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二期环境整治工程、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的全省考古工作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文本编写工作，调查发掘高句丽王陵12座、高句丽王城2座、高句丽贵族墓葬26座，发掘面积近两万平方米。编写出版《国内城》、《丸都山城》、《高句丽王陵》等3部考古专题发掘报告。考古研究所主要业务人员参与了遗址勘测、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文物本体维修方案、文物本体维修管理、工程验收、陪同联科文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的考察专家等多项工作。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在申报工作中的突出表现，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集体一等功，另有8位同志立功受奖。其中，一等功1人、二等功2人、三等功5人。高句丽二期环境整治工程和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启动后，省考古所的业务人员成为高句丽保护办技术组的核心力量，在5项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查发掘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全面提升了吉林省乃至我国在高句丽山城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平，为高句丽遗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对高句丽遗存的大遗址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发掘和研究成果为依托，努力为各地大遗址保护工作献计献策，积极参与相关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在通化万发拨子、柳河罗通山城、辉南辉发城等遗址的编写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考古学研究成果服务公众、服务社会这一理念得到充分体现。
2004年，吉林省启动渤海重要遗址保护项目。为了全面了解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内涵、年代、遗址总体布局、确定展示目标，为《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和《文物本体维修方案》的编写提供充分依据。自2005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敦化六顶山、和龙西古城、和龙龙头山墓地、珲春八连城、临江宝山―六道沟冶铜址、长白灵光塔等6处遗址进行全面勘测、调查与发掘。发掘工作历时3年，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渤海都城址研究、渤海王室贵族墓丧葬习俗研究、渤海至金代采矿工艺、方法等方面均突破以往的学术认识，使我们对渤海遗存研究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最新的研究成果，为遗址的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的划分，展示目标的确认，文物本体维修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为了全面提升吉林省的文物保护水平，近年来，考古研究所注重引进相关学科的专业人才。先后开展了冶金考古、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文物腐蚀与保护、石器微痕等多方面研究。在高句丽、渤海锻造工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应用数码照相和计算机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峰水库淹没区高句丽时期中、小型积石墓的绘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5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每一次的进步和发展，取得的每一份成绩和收获，都与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都是对所里每一位同志忘我工作和辛劳付出的真实回报，其中也蕴含着各兄弟单位、各市县文化（文物）局、全省所有文物工作者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旭东说，“同时，我们今天要更加铭记以王健群先生为所长的第一届领导班子、以方起东先生为所长的第二届领导班子、以王玫同志为所长的第三届领导班子为今天省考古研究所的发展与腾飞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在东北亚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我所王健群、方起东、李健才、李殿福、姜鹏、陈相伟、刘振华、李云铎、王侠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为我省高句丽、渤海及新旧石器等相关领域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第5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水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被污染后,水体中含有很多污染物质,如酸、碱、有机污染物等,污水在排放过程中渗入地下,对文物遗迹的可能危害主要表现在对地下文物如陶制品、墓葬、化石等的危害,降低了文物的开发和贮藏质量。文物遗址周围水体的恶化及富营养化等影响整体文物环境感官。
辐射线对文物的影响辐射线可使文物表面老化,降低文物品质,缩短文物保存寿命,其中紫外线对文物的破坏尤为严重。光辐射污染在文物保护中不容忽视,光环境影响织物的颜色,降低织物强度.光辐射对文物损害还表现在光化学污染,或称“光化学烟雾”,即在有阳光直射时,光线中较强的紫外光、紫光、蓝光诱导汽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少量有机醛类等腐蚀性强的污染物,日积月累将毁坏文物的质地[6]。
地下水对文物的影响地下水对文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地下水水质污染造成对文物的影响,还表现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的影响,地下水水位的升高,对文物的侵蚀作用加大,水位降低,地表塌陷影响对文物破坏加剧.这方面例子很多,古城西安超采地下水至地面沉降危及多处文物景观[7],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着名的狮身人面像正受到地下水位上升的威胁,近年来发现,地下水位上升正在侵蚀和削弱狮身人面像的基座和主体[8]。
田野考古对环境的影响
田野考古学是为了研究人类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与信息资料的学科,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田野调查发掘作为直接获取资料的环节,是考古的重要方法,但同时,田野考古过程如不注意采取对环境的保护措施,考古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表现在水土流失、局部生态的影响。
水土流失的影响在野外考古的过程中,对文物及遗址的挖掘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土体和岩石等固体的废弃物,由于土方开采,会对原有的地表结构造成破坏,同时面在外力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出现滑坡甚至坍塌等危害的出现,从而产生新的水土流失;野外考古搭建的临时居所用及临时性的施工便道,如果没有的必要的保护措施,在遇到大雨或者大风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水土流失。
局部生态影响:土地利用、文物景现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野外考古对土地的占用,改变了原有土地的用途,改变了原环境景观,由于挖掘等方面的原因,对原有的植被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改变了动物的栖息环境,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其他影响考古作业人员生活废水如随意排放,会使地面水甚至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在河道中的考古会使河流的含泥沙量有所增加;考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噪音,对周围居民及生物有一定的影响。考古过程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悬浮物及生活垃圾对环境产生影响。
文物考古及保护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
环境污染造成文物的损坏,考古过程对环境又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文物考古过程,还是文物的保存保护,既要保证环境质量保护文物,又要在考古过程中保护环境不受影响。
田野考古的环境保护措施田野考古从田野调查开始到发掘完毕对遗址进行保护的整个过程,既要考虑文物的保护,又要考虑到发掘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9]。
调查阶段要充分了解环境考古调查是发掘和保护的基础。考古调查不但要对当地遗址文物情况有着初步的了解,还要了解清楚自然和生态环境状况。野外调查对该地发掘前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有着相当大的作用[9]。
发掘阶段采取生态保护措施发掘时要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和遗物分布状况合理布设探方,发掘出的土层要分层堆放,对于地表土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地表土连同地表植被需要单独码垛,回填探方后,尽量恢复发掘前状态。
选择合适的保护方式常用的保护方式有回填保护、建博物馆保护和露天展览。保护方式要根据文物的性质决定。
文物及遗址的保护要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文物保护方式要分类保护,对于分散的文物,建议采用建博物馆保护的方式,而对于大遗址的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在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大遗址具有年代悠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类型复杂等特点,是中国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精髓部分[10]。中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大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并明确要求设立专门的对公众开放的遗址展示区。2008年10月21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提出:应将大遗址保护同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大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社会,实现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发展[11]。中国对大遗址实施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作,整治环境,也是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推向21世纪的战略部署。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创新。考古遗址公园是在许多国家经实践检验证明切实有效,并已日趋成熟的一种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10]。中国汉阳陵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显着成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过程,不仅是保护遗址的过程,更是形成优美生态环境的过程。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在每座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均按一定比例设置公园和城市绿地,而位于城市中心和城郊结合部的大遗址可以作为城市绿地的首选。中国的一些古都,建城年代早,经历朝代多,持续时间长,在城市规划区域遗存了众多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如通过城市规划的设计,将这些遗址的整体保护与城市规划总体布局调整相结合,从而在城,近郊区形成了蔚为壮观,特色鲜明的考古遗址公园带,将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土地利用性质的置换合理安排城市用地,又有利于大遗址的整体保护,还有利于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的文化品位[10]。
加强污染防治、提高环境质量保护文物文物及遗址所
在地要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要满足环境质量标准和要求。大气质量标准要达到一类区一级标准,水质标准要不得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噪声标准按达到城市O类标准。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要全部收集,集中处理,保障文物所在地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环境整治,为文物保护和利用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12]。 加强规划、全面保护文物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要协调一致。在制定各级文物保护规划时,要重点考虑环境保护因素,根据目前社会经济状况,充分开展区域内文物调查,制定博物场馆建设规划和遗址建设规划,对文物分类保护。各级各类环境保护规划要充分考虑区域内文物保护问题,保护目标要首先考虑文物保护的环境需要,环保措施要有针对性考虑文物保护。
加强环保部门和文物部门的合作两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一直在各级开展,如工程建设选址要充分考虑文物遗址因素,文物部门文物证明是环保部门环评审批依据之一。实践证明,环保部门与文物部门的合作,对于提高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法的执法力度,提高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效率,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6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近年来，灵武市文物部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加大《文物保护法》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宣传力度，公布了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通过配合基本建设，加强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完善文保单位“四有”（有保护标志碑，有保护范围，有档案记录，有保护机构）建设，不断改善基础设施，着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文物保护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1.成立文化遗址管理机构。2004年7月，灵武市文管所举行了水洞沟文物管理所挂牌仪式，同时召开水洞沟文物保护座谈会，编制完成了水洞沟文化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水洞沟文物管理机构的设立，结束了水洞沟没有文物保护机构的历史。水洞沟文物管理所成立后，配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进行了第六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在2003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从2号地点、7号地点共出土石制标本8000余件，精美装饰物30余件，清理用火面积达20平方米。
2.加强长城遗址保护工作，完成了长城考古发掘。2004年1月，临河红山堡北侧明长城被人用铲车挖开5米宽豁口，每天有百余辆车由此通过，对长城安全造成极大危害。为履行文物保护职责，杜绝过往车辆对长城遗址的破坏，灵武市文管所迅速采取保护措施，及时将豁口进行封堵，竖立了警示牌，印刷保护长城宣传资料千余份，向有关单位和过往车辆发放，增强了群众文物保护意识。
3.开展二道沟岩画普查摸底工作，完成了临河汉代墓葬抢救性清理发掘。2004年8月，宁夏岩画研究院及中国岩画研究所10名岩画专家，对灵武市二道沟岩画分布情况进行了调研。宁夏岩画研究所主任乔华女士对灵武市二道沟岩画价值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加大岩画保护力度，使岩画资源永久保存下去。
4.开展了磁窑堡将军府邸遗址抢救性清理工作。2004年6月，灵武市文物部门在磁窑堡镇附近发现一座明清时代将军府邸遗址。将军府邸位于磁窑堡西夏瓷窑遗址东南500米处，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经过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大量雕镂有飞禽、走兽、花卉等图案的明清建筑材料及铸有英文字母的纽扣和明清钱币等。
二、灵武市文物保护中存在的困难
1.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灵武文管所每年业务经费万余元，文物保护经费没有依照《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五纳入”（把文物保护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要求纳入财政预算，导致经费严重不足，这成为困扰文物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水洞沟文化遗址文物管理所成立以来，因无办公经费，工作难以开展。
2.“四有”工作落实不彻底，文物管理体系不健全。部分乡镇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有保护范围、档案记录，没有竖立文物标志碑和保护机构；没有建立起各行政管理部门联合审批、联合办公制度。未经文物部门审批、擅自开工建设造成文物损坏事件时有发生，制约了灵武市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3.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中，少数领导只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文物保护，文物工作得不到理解与支持。文物展厅、库房狭小，无消防报警装置和安全保障设施，存在严重失火、失盗等不安全隐患。灵武市文物遗址数量大、分布面广，多数遗址都坐落在荒无人烟的偏远地带，因无交通车辆，管理难度较大，文物执法效率低，快速反应能力弱，《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得不到很好实施。
4.文物保护工作面临形势严峻，文物破坏现象屡屡发生。如水洞沟文化遗址自然、人为破坏情况严重。近年来，遗址沟崖北侧发生大面积蹋陷，因无文物维修经费，难以实施保护措施。作为宁东镇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磁窑遗址，多年来一直遭到不法分子和古瓷收藏者的盗挖。全市境内各时期具有一定规模的古墓葬，多数均被盗掘，难以实施保护措施。
三、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强《文物保护法》宣传力度。各级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文物展览、讲座、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加强文物法的宣传，大力提倡和引导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提高各界人士的文物保护意识。要向各级领导干部宣传和介绍文物法律法规，提高文物保护意识；特别是在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中，重视文物调查和勘探工作，避免在建设施工中破坏出土文物。
2.做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认真编制规划。按《文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认真落实“五纳入”工作，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划拨专项管理经费，保障恐龙化石馆、水洞沟遗址正常工作的开展。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性和计划性。认真做好文物保护的规划编制工作，市政府要把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旅游总体规划。认真抓好恐龙化石馆、水洞沟文物遗址的规划、管理、利用工作，将其联合建设成为一个原始生态自然景观与古生物、古人类文化资源相结合的文物旅游亮点。
3.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物遗产为代价进行开发建设而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重点文物保护区域内的基本建设项目，在进行前期立项、论证、选址等工作时，要事先充分征求文物管理部门的意见，在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应进行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对调查、勘探中发现的文物，应及时提出处理意见，避免发生毁坏文物的事件。因基本建设进行文物勘探、考古发掘所需费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列入建设单位项目预算。
第7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先生商量发掘西阴遗址这件事。毕士博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1.17---1.25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超级秘书网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年8期。
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
3袁复礼：《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附录一图说》。
4、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5、严文明：《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8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发扬芜湖传统文化；提升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116-01
一、芜湖市传统文化保存现状
芜湖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06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5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2项，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0项。
周瑜、黄盖、李白、王维、苏轼、黄庭坚、米芾、汤显祖、吴敬梓、萧云从、渐江等著名人物都在芜湖留下了踪迹。近代芜湖是四大米市之一，史称“长江巨埠，皖之中坚”。芜湖古城是芜湖传统文化的集中展台，保留着行政、司法、教育、宗教、商业等历史信息。古街巷和文物建筑体现了古城的历史风貌。衙署、城隍庙、大成殿等见证了古城隆盛的规制。多位名人的故居散落其中。汤显祖曾在儒林街的雅积楼里进行创作。吴敬梓久居古城，其作品反映了古城的风情。
二、现阶段芜湖市对传承保护地方传统文化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开展各类普查工作
2006年，启动了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涉及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等。2007年，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对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全面的摸底调查。通过普查，全面掌握了全市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情况及其生存状态。2010年，开展了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建设。对全市珍贵文物进行影像采集，完善藏品档案，摸清了馆藏文物的家底，为实现文物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搭建了平台。2013年，启动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该普查对掌握和科学评价文物资源情况和价值，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进一步促进文物资源整合利用有重要的意义。
（二）制定《芜湖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规划》
2006年，《芜湖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规划》经市人大公布。该规划综合考虑了保护历史风貌、文物古迹、建筑风格，最大限度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保护芜湖的传统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开展文物维修工作
从2005年起，芜湖市每年拨专款作为全市文物保护维修专项经费。按照政府出资与文物的产权或使用单位自筹经费1：2或1：3的比例投入的办法，先后维修了20余处文物建筑。
（四）对芜湖古城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
2007年，市政府启动古城建设项目，计划将芜湖古城打造成集文化、商业、休闲为一体的城市旅游目的地。组织文化文物等部门详细调查古城的文化遗存，梳理文化脉络，发掘独特文化内涵。2009年，启动古城动迁工作。2011年，启动古城文物建筑修缮。2014年3月，古城整体保护规划设计竞赛方案专家评审会在芜召开。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交的竞赛方案获得一等奖。
（五）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园
2012年，市政府与华强集团签约非物质文化主题公园项目。该主题公园将分民间传说、民间戏曲、民间音乐舞蹈、神秘文化、杂技与竞技、民间节庆、综合项目和民间手工艺园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
三、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外观形象缺乏个性，区域文化底蕴亟待深挖
芜湖的城市形象不够鲜明，建筑造型、风格色彩以及基础设施等，没有突出地方文化个性。芜湖特色的文化符号如铁画、米市、徽商等没有得到充分表现。此外，许多与历史名人相关的遗迹，没有标识。
（二）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尚有欠缺
芜湖旅游没有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内涵不足。青弋江是明末清初至近代的一条黄金水道，然而从中江塔到大砻坊一带却未能开发出文化探寻之路。众多名人在芜湖的遗迹也鲜少有人问津。
（三）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滞后
芜湖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古城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历史上是“江东首邑”，“徽商门户”“四大米市”“长江巨埠，皖之中坚”。而芜湖的目前尚未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制约了芜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加强传统文化传承力度的建议
（一）设置古迹文物说明标志
芜湖目前的不可移动文物中，除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遗址外，无标志说明。此外，一些历史建筑因年代久远、城市建设等原因已经消失（如科学图书社旧址）。如能在现存古迹和消失的重要历史建筑前设立标志，既可以让市民和游客对历史有更多了解，也展现了芜湖的文化家底。
（二）加强传统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1、“复活”芜湖古城，树立传统文化品牌。在古城建设中，应当“复古不泥古，怀旧不守旧”，设计遵循“原空间、原尺度、原风貌”，建设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地工匠”。古城内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同时满足商业、旅游接待的需要。在维持古城原有规制、古建和路网的基础上，新建建筑应考虑到风格的协调统一和功能的实用性，做好古城功能分区的规划。
2、对西河古镇整体保护利用。西河古镇位于芜湖县南，东临青弋江，面积约0.33平方公里，是当年徽商通向外界的咽喉。现存老街大体仍保留晚清的建筑风貌。依河而建的古建筑有“皖南吊脚楼”美誉。对西河古镇进行整体规划，保护古镇风貌，修缮历史建筑，挖掘西河古镇的码头、商贸等文化，可打造文化旅游亮点。芜湖县和芜湖市的直线距离仅30公里，因此古镇可与市区的芜湖古城、主题公园等主要旅游景区联动起来，打造“二日游”路线。
3、做足文化名人“文章”。芜湖与历史上许多著名文人结缘。挖掘芜湖文化名人资源，在文学、戏剧、影视剧、电视片、广播剧、美术、动漫等领域，创作一批艺术精品。还要以挖掘名人资源为突破口，继续挖掘芜湖“青铜、古瓷、地藏、徽商、铁画、古城”等文化底蕴。
第9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考古发掘现场；分析体系
中图分类号：K8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1-0051-05
1 前言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主要承担中小型博物馆及发掘现场的文物测绘、保护、修复和运输工作；随后，加拿大推出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计划，推动了博物馆和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研究工作的进步；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也建立了本国的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解决了考古发掘现场测绘和文物保护等相关问题，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发展。近年来，欧盟推动的“Eu-ARTECH”计划，通过在欧盟下属机构设置和运行各种分析调查设备，致力于改善欧洲艺术品研究和保护中的相关设备的使用。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文化遗产研究设备引导到同一个领域，使欧洲的使用者能方便地使用高性能设备，利用欧洲各国现有的先进仪器设备，为欧盟各国的文物保护项目提供技术服务。欧盟移动实验室（MOLAB）搭载的便携仪器包括中红外光纤光谱仪、μ-拉曼光谱仪、紫外-可见荧光光纤光谱仪、可见-近红外光纤光谱仪、X射线荧光光度计、EUREKA-Mouse核磁共振仪、反射式红外扫描成像光谱仪、激光μ-光栅投影三维轮廓测量系统、紫外荧光成像系统和钻孔电阻测量系统等。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将便携设备有选择地搭载在移动实验车中，完成现场的分析和监测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和进步[1-6]。
基于国外对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究探索，结合当前我国田野考古的需求，2006年10月，敦煌研究院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申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出土现场移动保护实验室研发”，经过三年时间，研发出集成多种便携设备、实现多种功能组合、基本可以满足考古发掘现场信息提取和保护需求的车载平台，并进行了相关的现场应用研究，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国首个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研究和保护的移动实验室。在此基础上，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继续开展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对我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技术支撑和示范研究，不断优化和完善移动实验室相关技术单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动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从技术和应用层面上实现了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五个单元技术体系的构建，即发掘现场空间信息提取技术、发掘现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文物出土状况和评估调查分析技术、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和遗迹现场提取与保护技术、考古预探测技术。应用研究证明，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方法，对解决我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升考古发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揭示相关考古学问题等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支撑作用。
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技术是移动实验室整个技术体系中重要的技术单元，涉及了多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本文就该单元分析体系的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2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分析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长期处于封闭的埋藏环境中，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物处在一种腐蚀和劣化的过程中，腐蚀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环境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埋藏环境逐步稳定，导致文物腐蚀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应速度缓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与引起腐蚀及劣化的因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埋藏环境的骤变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对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许多文物不可逆转的损失。由于文物出土时的状态最接近埋藏中的状态，这一时刻也是新环境下劣化的初始阶段，时效性较强的分析调查对于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至关重要，移动实验室现场的实时分析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多数是在文物出土很长时间后在文物库房或实验室进行的，这种习惯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时机，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体和埋藏环境之间的联系。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出土文物现状和评估技术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客观规律，将文物埋藏环境研究和文物本体现状、病害调查方法研究作为本技术单元的研究方向，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结果综合评价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病害成因[7]。
埋藏环境的现场分析包括：针对文化层土壤的分析，确定主要调查指标为土壤的含水率、酸碱度、可溶盐含量以及粒度；发掘过程中如存在水，对其酸碱度和可溶盐进行分析；空气及埋藏环境中微生物的培养和初步鉴定。埋藏环境的调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体，均采用现场取样、即时分析的方式进行。
针对文物本体现状和病害的调查分析涵盖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体的组成结构和探伤，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显微分析、X荧光分析、各种光谱分析以及X光探伤调查。常规情况下均采用无损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发掘现场或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
出土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多数相关分析紧密围绕考古现场即时进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特殊需求，如有机质分析、年代测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响文物本体、对分析的时效性要求不高、能够获得分析样品的情况下，可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为考古发掘提供技术支撑。
3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病害分析体系构建为两个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环境相关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样分析，文物本体的原位无损分析。两个方面在分析手段上虽然不同，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文物的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体系。
3.1 仪器及性能
（1）埋藏环境分析仪器
含水率测定采用日本Kett FD-720型红外水分测定仪，量程 35g；可读性 0.01%；传感器精度1mg；重复性初始样品重量≥1g时±0.2%，初始样品重量≥5g时±0.05%；红外暗场热管（金属加热器）加热源，全自动分析模式。酸碱度测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计，仪器级别为0.001级，温度补偿。可溶盐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离子色谱仪，阳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统压力1320psi，抑制器电流65mA；阴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 （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统压力1219psi，抑制器电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纳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仪，可对小于2mm直径的土壤进行分析，可进行干湿一体全量程测量，干法测量范围为1-2000μm，湿法测量范围为0.05-2000μm，准确性/重复性小于3%，激光波长为632.8nm。微生物鉴定采用常规的实体显微镜。
（2）便携式原位无损分析仪器
便携式数码显微镜为KEYENCE VHX-600K数码显微镜，配备可拆卸式镜头和长距离延长线缆，放大倍率十至五千倍。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为Niton XL3t型手持式荧光仪，金阳极射线管激发源，最大50kV，50μA，Peltier半导体致冷高分辨率SI-PIN X射线检测器，分辨率195eV，带高性能6滤光片系统。便携式拉曼光谱仪采用Ocean Optics QE65000科研性光谱仪，量子效率90%，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和快速的信号处理能力，附带的RIP-PA-SH型探头可以滤掉瑞利线。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采用LabSpec5000光谱仪，在50nm-2500nm的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谱范围内对样品进行无损分析，秒扫描时间0.1秒的快速分析接近于实时监测。便携式可见光谱分析采用荷兰AvaSpec2048FT光谱仪，该仪器配置有300线/mm光栅，可测光谱范围200-1100nm，分辨率4.3nm，对称式光学平台设计，配置光电二极管阵列探测器，可以对整个光谱进行快速扫描而不必移动光栅。X光探伤采用德国K-200型便携X射线探伤及数字扫描系统，可对不同材质文物的内部结构，腐蚀及保存状况进行调查。多光谱摄影系统和OURSTEX 100FA型高性能便携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分析系统[8]为研究团队搭建的系统。
3.2 分析功能的实现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涉及多种方法和设备，将这些设备和方法应用于复杂的发掘现场面临较多问题，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大量的方法研究、应用实践、方法调整和完善，逐步实现了各种分析方法的功能。
首先，通过前期大量的实验室工作，全面了解各种设备，确定最佳的分析条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样品和器物的分析，积累经验，提高复杂条件下的分析能力。通过应用研究和方法归纳，编写了各种分析设备的操作手册。
其次，通过大量的应用实践，深入了解考古发掘现场对各种分析方法的需求，将多种分析方法进行集成，确定了相对合理的工作模式和分析流程（图1、图2），科学、合理地解决发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最后，归纳和整合分析结果和数据，全面解读各种分析方法获得的信息，揭示埋藏环境与文物保存现状和病害之间的关系，同时解释相关的考古学现象和问题。
3.3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各种分析方法、分析仪器的研究，结合不同考古发掘现场的应用实践，完成和优化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工作的流程和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体系（图3）。
4 结语
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针对考古发掘现场埋藏环境和文物本体调查的分析方法，经过不断改进、优化和完善，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析体系，该分析体系能够为考古发掘现场相关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通过体系构建和应用支撑研究确立的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该分析体系集成和优化了多种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合理的工作模式，能为文物病害评估和研究、埋藏环境调查、考古现象的解释及其他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构建的分析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应根据区域差异、发掘现场的特点、相关研究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架构；同时也要结合相关技术的发展，引进新的方法和手段，提升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
（3）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各种技术单元体系构建和研究在我国尚属首次，分析技术的集成和分析体系的构建也是首次，相关的技术和方法还需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C. Miliani， F. Rosi， B.G. Brunetti， A. Sgamellotti. In situ noninvasive study of artworks： the MOLAB multitechnique approach， Acc. Chem. Res. 43 （2010） 728-738.
[2]C. Miliani， F. Rosi， A. Daveri， B.G. Brunetti. Reflec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for the non-invasive in situ study of artists’ pigments， App. Phys. A 106 （2012） 295-307.
[3]F.Rosi，A.Daveri，C.Miliani， G. Verri， P. Benedetti，F.Piqué，B.G.Brunetti，A.Sgamellotti.Non-invasive identification of organic materials in wall paintings by fiber optic reflectance infrared spectroscopy： a statistical multivariate approach，Anal.Bioanal.Chem.395（2007） 2097-2106.
[4]M. Vagnini， C. Miliani， L. Cartechini， P. Rocchi， B.G. Brunetti，A.Sgamellotti.FT-NIR spectroscopy for non-invasive identification of natural polymers and resins in easel paintings， Anal. Bioanal. Chem. 395 （2009） 2107-2118.
[5]A.Gianoncelli，J.Castaing，L.Ortega，E.Dooryhée， J. Salomon， P. Walter， J.L. Hodeau， P. Bordet. A portable instrument for in situ determination of the chem-ical and phase compositions of cultural heritage objects， X-Ray Spectr. （2008） 4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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