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体的演变进入到2013年的关键周期。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对欧元区9个国家进行了评级下调，世行对全球经济的危机预期，加上新兴经济体经济明显减速及面临的挑战增加，对于2013年来讲，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偏大，

一、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遭受沉重打击。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加剧了美国经济恶化，虽然美联储在2010年11月，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几个月前，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尽管他们并没有预计美国经济会重新陷入衰退，但鉴于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2012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9%），经济二次衰退显然是一种可能。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更不“好看”，经济增长1.3%，低于预期的1.8%，其中消费的贡献率仅为0.07%。同时，美国商务部8月份的数据显示，7月份消费者支出虽然仍实现增长，但更多前瞻性指标显示，消费者信心已降至2008～2009年经济衰退时的水平。受制造业活动放缓、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及艾琳飓风的影响，美国多数辖区经济低迷，部分辖区经济活动大幅减弱。美联储12个辖区中，大部分辖区制造业活动放缓，纽约、费城和里士满整体经济活动下滑，亚特兰大和芝加哥辖区的制造业活动增长速度放缓。受全球制造业低迷影响，8月美国制造业活动几乎原地不动。9月1日，美国白宫下调了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预计2012年失业率平均为9%，且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速将慢于预期。在年度中期评估报告中，奥巴马政府表示，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到1.6%，而七个月前，预计的2013年经济增长为3.1%。

2.欧洲债务危机复苏的不确定性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有进一步向核心国家漫延的趋势。受欧洲主公债务危机影响，2012年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下滑的趋势。表现为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长减缓。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救助计划。并通过附加救助计划迫使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即使希腊同意采取新的紧缩措施并获得新一笔贷款，欧洲也无法摆脱目前的险境，因为在经济增长疲软和挥之不去的政治紧张局势影响下，欧盟经济将会继续受到打击。目前欧盟特别是个别债务沉重的国家，将面临倒退的严峻考验。日本之前就曾因地产泡沫及银行危机的出现，其经济连续将近25年无增长。索罗斯预期，类似情况将会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可能会破坏欧盟，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从长期而言，即便希腊国会能够通过新的紧缩方案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可以令希腊问题有6个月的缓和期；如果希腊问题处理不当的话，将会继续影响欧洲并成为整个欧洲的问题。从欧盟来看，种种迹象表明欧元区其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债务风险演变仍具很大不确定性，而导致解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3.日本经济的不确定

受日本大地震、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由于日元升值和国内电力供应短缺等因素的困扰。日本工业生产成本增长，对外贸易恶化。受领土争端，日本对华贸易不断恶化，虽然对北美澳洲出口有所增长，但对受对亚洲和欧洲出口减少，从短期来说，日本经济下滑的趋势将得不到根本好转，相反，还会不断下滑。从长期来看，由于国内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将得来到有效解决，将是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加之日本的政权更迭频繁，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得不到连续有力地贯彻实施，对经济也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4.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增多，摆在新兴市场国家面前的挑战也随之加大。总体来说，新兴市场国家当前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外溢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难以独善其身；二、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经济增速下滑已成事实，并存在惯性下滑的风险；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对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贸易有所冲击；四、应对欧债危机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增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月公布的综合领先指标数据显示，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印度的先行指数持续走低，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俄罗斯从上月的100.3大幅下降至99.5；巴西的先行指数近5个月来不断增长，但6月份与上月持平，增长势头不再。尽管新兴市场不乏唱多声，但是在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美国“财政悬崖”临近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前景也受到很大影响。

5.全球流动性泛滥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受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影响，美元将持续疲软，全球流动性过剩将促使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加上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过剩，导致流动性泛滥。并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加剧了经济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美联储推行二度量化宽松政策的原因，政策虽然兑现，但若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市场预期未来宽松政策还会继续，因此美元弱势不会在短期内扭转，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还将继续。明年量化宽松的实施将常态化与扩大化，又将带来欧元区与日本的跟随，决定了全球的流动性将持续泛滥，并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速减缓，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不足，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短期内将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使新兴国家经治理通货膨胀难度加大，全球流动性泛滥制约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的不确定性

截止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连续5个季度下滑，达到8.1%的最低点。随后的四月份各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依旧明显。不过，尽管近期中国各项经济数据一直在下降，事实上第一季度8.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仍然高于今年7.5%的预期增长目标。但问题不在于季度的增长率，而在于未来数个季度的经济是否继续下滑，中国经济何时见底反弹，是否出现国际经济界部分悲观者所预测的即将面临的“硬着陆”，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作为世界第二大主要经济体，以及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的中国经济的三十年近双位数字增长的奇迹是否已经结束。在今年年初，多家中外金融机构大致预测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8.5%-9%之间，而在近期的预测调整中，各大机构普遍下调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期。瑞士信贷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6月14日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将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由8%下调至7.7%。德意志银行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8.6%下调至7.9%。摩根大通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8.4%下调至7.7%。这无疑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正在增加。

2.外贸出口形势的不确定性

出口尽管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由于主要的出口对象美国以及欧洲近期出现的经济及政治危机，出口增速减慢已不可避免。2013年，欧美外需市场的情况不会有根本性好转，国内各种综合成本上涨的压力也将持续。中国在外贸出口上将重点开拓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出口。

针对9月、10月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弱，比如中国对美国市场、欧盟市场出口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出口现在面临着综合成本上升的压力，包括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土地成本的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当前对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暂时还难以替代的作用。1-11月，出口18499.1亿美元，增长7.3%；进口16503.7亿美元，增长4.1%；贸易顺差1995.4亿美元。1-11月份反弹不足以证明出口形势全面的好转。鉴于希腊政治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欧洲经济前景慢慢有所回转，但伴随欧洲政治局势确定而来的各国财政紧缩的现实却不可避免。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欧洲经济复苏形势将很大程度影响中国出口行业。使我国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将更具不确定性。

3.通货膨胀治理的不确定性

2012年物价形势大体平稳，未来走势取决于国内外环境和总需求状况。2013年CPI通胀将逐步回升。一是包括原油和铜在内的全球主要商品价格明年可能会逐步走高。受劳动力成本、资源性产品和部分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趋势性上涨压力等影响，当前物价对需求扩张仍比较敏感，扩张性政策刺激增长的效应可能下降、刺激通胀的效应则在增强。未来国内工业活动将逐渐回暖，PPI有望止跌并稳步回升。二是十提出的未来工资倍增计划将极大的促进消费需求，可能会限制近期一般非食品类CPI通胀的回升步伐。三是政府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会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刺激农村等低消费群体的消费热情，四是政府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将会带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政府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时更加艰难。加上全球流动性过过剩及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使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不确定性。

4.投资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投资既有促进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制约增长的不利因素，当前增长速度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会不断发挥作用，共同影响下一阶段的投资增长。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保持了先升后降的趋势，1-2月投资增长24.9%，之后增速逐月回升，1-5月增长达到25.8%的高点后逐月回落，1-9月完成投资212274亿元，增速回落到24.9%，但从整体上看，各月投资增速变化幅度不大，基本在25%左右变动。一方面，2009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这些规划的实施都需要大量投资项目的支撑，必然会促进投资的增长；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回升，大项目增长较快，对投资增长形成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从制约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性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从而影响到政府投资能力；货币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投资面临的信贷环境趋紧；相关指标的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增速的放缓；投资总量越来越大，固定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也制约着投资增速的进一步提高。

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助推宏观经济逐渐企稳回升。十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明年将继续实施以“稳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增长

今后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

（1）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首先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其次政府对加大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并对上游产品如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保证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供应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第三扩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推广规模，支持文化、体育、健身等消费，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养老、康复等服务机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改革税制，实施减税政策。清理税目，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收税，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落实好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通过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抓紧研究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在全国试点的方案，适时将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试点范围；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降低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关税，落实好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3）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提升农业生产稳步提高。首先财政政策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主要是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支持现代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增加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规模，健全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积极推进种粮大户补贴试点，逐步扩大补贴试点范围；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第三，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及相关保障和救济制度等。

（4）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明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将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办学水平；全面落实国家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对建设保障性住房，继续控制房价；加快医疗保障投资，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推动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互衔接，适当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扩大免费服务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成果，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时调整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通过切实减轻城乡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提高人民福利水平。

（5）加快推行城镇化建设。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要通过财税政策，稳定城镇建设的财政资金来源；要多途径地引导社会资金、国外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为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适时调整行政区划，优化农村城镇化的布局结构，发挥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

2.继续稳健货币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十以后我国将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也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行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我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治理通货膨胀三者的关系，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政策重点。

（1）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信贷管理，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引导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全面改进和完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推动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

（2）继续加大金融改革力度。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加强对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的评估，引导其增强风险定价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要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巩固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果，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点进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3）加大信贷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充分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重点支持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以及节能环保、生态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加大金融对民生的支持，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以妇女、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创业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就业、扶贫、助学、应急、救灾等工作，进一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

（4）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首先金融机构要从西方国家吸取教训，不能过度地、不切实际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在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同时防范风险，目前还需要加快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在产品设计上遵循简单、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其次，防范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鉴于目前存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偿债方式，仅靠地方政府和银行去清理解决存在困难，而且有可能引致宏观经济的较大波动。有必要提出一揽子综合性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方案，并要加快推进整套制度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有效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等。

参考文献：

[1]李 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0年21期.

第2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第3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第4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立法模式;风险防范;监管体制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

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目的并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在国家产业政策等相关决策的指导下，以较低的贷款利率、较长的还款期限，对特定的领域进行投融资活动，其投融资的领域往往是基础设施、农业等需要较大投资、资金回报率较低的领域，这些是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投资，却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领域，因此，政策性银行的设立是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发展经济必要和合理的经济手段。

从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力量平衡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于萌芽发展初期，政府的立场也是非强势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并不过多干预，更多的是依赖市场自身发挥调控能力，因此这一阶段各国普遍的经济模式是自由放任。第二个阶段，全球范围发生经济危机，公司破产、大范围失业现象层出不穷，很多领域已无法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度过难关，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发达国家开始建立政策性银行发挥政府的财政支撑作用。在第三个阶段，二战后的各国经济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经济，各国普遍设立了政策性银行，依靠国家的财政力量，对全国经济进行统筹规划，分配资源，对基础设施及恢复经济的重要经济领域进行专项扶持等。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政策性银行被放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中。但随着经济恢复发展，经济体制逐渐市场化，同时，各国经济普遍融入全球化，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发达国家政策性银行慢慢向开发性银行转变，单纯的政策性银行已不适应全球化经济形势。

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的第三阶段。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提出尽快成立政策性银行，使四大专业银行分离出政策性业务，真正转为商业性银行，同时使政策性业务在专业的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帮助我国经济恢复发展。过去的四大专业银行长年来很多贷款都是混合型的，都是半商业性、半政策性的。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主要的业务领域是能源、交通等领域，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项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的业务领域是扶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专门从事粮棉油收购、调销、储备贷款等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是国家出口信用机构，主要的领域是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等出口以及境外投资提供信用承诺和政策性融资。三家政策性银行服务的经济领域各有侧重，满足了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的背景原因

（一）立法背景

1.法律性质地位不明确

依照民法理论上的划分，我国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不同的法人类型，法律赋予其不同的法律人格，法律规定了不同的管理和运行体制，明确其不同的法律地位，不同类型的法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照民法理论上的定义，政策性银行也是法人，但具体是哪一类型的法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政策性银行，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只有三部法律对政策性银行有所涉及，这三部法律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但这三部法律中没有规定政策性银行明确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等问题。因此政策性银行的法律性质究竟是什么，当前的法律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政策性银行虽然是以国家财政为基础，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发展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发展，但政策性银行本身并不是政府机关，因而不能视为国家机关法人。政策性银行具有一定的盈利性，因此也并不是事业单位法人和社团法人，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居于更重要的位置，也并不能归为企业法人。因此，对于政策性银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问题，我国需要尽快制定出单独的政策性银行法加以明确。

2.缺乏权威立法、法律严重滞后

1.经济全球化趋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全球化趋势，金融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许多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各国纷纷开始金融改革，重组政策性银行，有的国家政策性银行被其他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商业银行兼并;有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后续资金不足，破产倒闭;有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设立目标，剥离了政策性业务，成功转型成为了专业的商业性银行;有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则顺应本国经济的发展转变，转换了业务范围，转型为农业、工业等其他领域的政策性银行。从各国政策性银行转型的大致规律来看，主流趋势是政策性银行转型成为开发性金融机构。

2.政府失灵

政策性银行设立的时代背景是市场经济中市场自身调控失灵，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政府的力量扭转市场失灵的局面。为了克服市场机制的失灵，政策性银行的调控方式是向商业银行不愿投资的领域，提供较低利率、较长期限的贷款，虽然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因政策性银行对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如果国家财政实力不足，很有可能导致政策性银行的投资金额出现短缺，无法周转，财务缺乏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因为政策性银行依赖的是政府财政的支持，政府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干预就会相应地比较严重，政策性银行就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同时，政府实行补贴，政策性银行就容易出现道德风险。这些问题即政府失灵。因此，面对变化发展的经济形势以及政策性银行特殊的问题，政策性银行的发展面临了重大的阻碍。

（三）自身体制背景

政策性银行的业务领域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出相应的动态调整。首先，国家开发银行。原本完全属于国家开发银行基础业务领域内的“两基一支”业务在发展过程中，已不只需依赖政府财政的支持，商业银行也开始参与其中，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开发银行发生竞争冲突，商业银行巨大的灵活性和庞大的资金使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受到巨大冲击。其次，中国进出口银行。我国经济已经完全纳入到全球化经济的领域内，国际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和进出口能力的要求更严格，中国进出口银行本身的政策性业务发展缓慢，仍然固守旧式的运行模式，无法适应全球经济的新要求。最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保证自身政策性业务安全有效的同时，开始慢慢开发商业性业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制和银行自身的不足，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没有做到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完全分离，出现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交叉的现象，增加了政策性业务运行的风险。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政策性银行都无法律法规规制，其运行机制在政府机关指导下进行，缺乏现代银行运行体制，将出现资本金可持续性不足，业务运行紊乱，外部监督体系缺乏等问题，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有极大的不利影响。

（四）现实实践背景

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实现了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全球化程度在一步步加深，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政策性银行的财务运行出现了困境，在此情况下，国家提出三大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要求：分别改革，“一行一法”。具体的改革方案是：不同的政策性银行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商业化的时间和程度各有不同，因此实施改革的次序也不同。国家开发银行因为在开展政策性业务的过程中，商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两个政策性银行，因此首先开始改革，取得了一些经验，其他两个政策性银行在借鉴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基础上也开始探索改革之路。

三、我国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银行转型的立法完善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转型应当通过立法完成

1.国外有关政策性银行立法的经验借鉴

因为政策性银行的特殊性，即一定的公共性质，需要以国家的财政资金作为支撑，动用的是国家的公共资源，涉及到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外在设立政策性银行时，都是先进行立法，吸收公众民意，再设立相应的机构，即普遍做法是先有立法后有机构，这是国际惯例。

以日本的相关法律为例：日本的政策性银行“二行九库”的设立也是法律颁布事实之后才设立机构。日本政策性银行依据的法律分别是1953年颁布实施的《日本开发银行法》、1950年颁布实施的《日本输出银行法》和1949年颁布实施的《国民金融公库法》等。

其他国家的例子还包括韩国与德国。韩国产业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分别在《产业银行法》和《进出口银行法》先后颁布后设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在《复兴开发银行法》颁布实施后设立。

2.我国政策性银行成立时没有立法的不良后果

我国一直没有制定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法，政策性银行的运行和监督管制，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几个法条的相关规定，但这两部法律对于政策性银行的规定是笼统的，组织机构、监督管理等具体问题都没有规定，因此我国政策性银行实际上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无法可依导致了政策性银行的运行缺乏确定的制度可依，同时缺乏正规的外部监督机制。在这种状况下，政策性银行出现了与商业银行争利，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交叉以及资金储备不足等问题，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3.政策性银行有法可依才能健康运营

政策性银行有其特殊的地位，其具有商业性银行所不具备的公共性，以一个国家的财政和信用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意志，行使着一部分宏观调控的职能。对于政策性银行如此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防止国家财政和信用被滥用，必须出台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法律加以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作用。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法不只是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监督，同时也是对政策性银行的保护。这是因为，政策性银行以国家财政为支撑，政府很容易对政策性银行实施不当干预，导致政策性银行丧失独立性，损失工作效率和权威性。设立政策性银行之前先进行立法，有利于统筹规划、理顺关系，从长远、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在进行立法的时候，公众有机会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有利于反映民意，实现方案的科学化和认同度。 （二）开发性金融机构法的形式与内容

1.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模式

对于政策性银行或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模式，各国立法中有两种模式：一是对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制定一部专门的统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法进行规范，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权利义务、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等共同性问题进行统一的法律规制;二是不同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各自适用单行的金融法律，比如可以制定《国家开发银行法》、《中国进出口银行法》等。

2.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内容

我国在开始制定开发性金融机构法时，应尽可能的详尽，将政策性银行的原则、法律性质、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设立变更终止程序、内部管理模式、风险防控和外部监督体系等进行详细的规定。在制定相应开发性金融机构法的过程中，需要在法律中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1）明确界定业务范围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

通过立法明确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划分，明确各自的范围界限和权利义务、相关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政策性业务为目标，或是以营利性业务为目标、相关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与营利性业务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并存，或有先后顺序要求、政策性业务的风险如何防范。

（2）内部结构

在专门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明确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性质是国有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以此来明确确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公司模式结构;在专门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开发性金融机构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和监督制约机制。在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专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内部的管理机制，如对机构组织的相应规定。根据三家政策性银行自身的特点，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组织结构应有不同的法律规定。

（3）风险防范机制

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运行是以国家财政为支撑，因此，如何防范政策性银行资产投资的风险是立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政策性银行风险防范机制问题，应明确规定政策性银行资金充足问题。政策性银行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域，如基础设施、农业农村，这些经济领域需要长期且数额巨大的投资，政策性银行的充足资本金必须获得保障，以免发生投资后劲不足，被迫中断的现象。政策性银行资本金的补充和调整，由国务院和财政部进行审批，并且规定资本金补充程序，规定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方式应遵循法定程序，政策性银行的收益作为资本金的补充，当资本金不能弥补业务亏损时，政府财政应当弥补。以其他国家政策性银行筹备资金来源的途径来看，除了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获得原始资本金外，还有寻求外部借款以及发行债券。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依托于政府财政，在金融市场上也被等同于风险较小的“政府债券”，金融市场接受度比较高，通过发行债券获取的资金来源也相对较稳定。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市场形势发生新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市场融资。韩国政策性银行产业银行在对外融资方面的经验可以被借鉴，这家政策性银行在成立之初也是主要依赖政府拨款获得原始资本金，之后在开展自身业务的过程中慢慢发展，开始脱离政府拨款，转为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依靠财政提供的担保，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融资，自筹资金。这种方式可以被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借鉴。

（4）完善、明确的监管体制

在政策性银行监管体制规定方面，在立法时应该将政府与政策性银行的职能明确划分出来，赋予政策性银行独立经营权。政策性银行虽以国家财政为支撑，但政策性金融机构不是“第二财政”，政府只是出资人，不应该直接参与到政策性银行具体业务项目的选择中，应明确监管体制，避免政府部门对政策性银行的过多干涉。菲律宾开发银行就是政府过多干预政策性银行的典型例子，菲律宾开发银行在进行重组之前，严重缺乏独立的经营权限，主要原因就是菲律宾政府对其业务开展干预过多，导致业务运行严重受阻，濒临破产倒闭。因此，在制定专门法律时，应当明确赋予开发性金融机构独立的权限，将政府不当的干预排除在外。

四、结语

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在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的过程当中，最重要及最首要的是制定专门的法律，我国制定政策性银行法的原则是“一行一法”，即分别立法，并不制定一部统一的规制法律。通过专门立法，对政策性银行的法律性质、内部结构、业务范围和外部监督体系等重要内容进行规制。唯有通过立法，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在转型前才能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目标和体系，唯有通过立法，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在转型过程中才能获得更多的公众参与度和支持。

 

[2]王伟.当代国外政策性银行发展战略的调整及对我国的启示[J].上海金融，2007（6）：97-99.

[3]刘志云.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77-79.

[4]林飞，乔哲.我国政策性银行立法问题刍议[J].农业发展与金融，2006（6）：12-15.

[5]闫江奇.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路径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143-146.

[6]李晗.银行法判例与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91-193.

第5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刺激；国债发行；制度完善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概述介绍？

财政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所以，通俗的说，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在安排财政收支和运用各种财政手段时候的指导思想。对现代财政政策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两个定义很值得借鉴。一个定义是：“财政政策可以认为是税种、公共支出、举债等种种措施的整体，通过这些手段，作为整个国家支出组成的部分公共消费与投资在总量和配置上得以确定下来，而且私人投资的总量与配置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一个定义是：“所谓财政政策即政府收支的调整已达到经济更加稳定，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定义的优点是明确指出了财政政策的主体、手段和目标。根据我们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并参照上诉两个定义，给财政政策以如下定义似乎更为确切：“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主动地调整财政收支和财政手段，形成不同的组合，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一个学术名词，如何准确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真正含义，更符合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真谛。一般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属于一种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即赤字政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主要是能够过增发国债。

二、影响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因素

1.财政体制改革未触及实质性问题

政府权力的横向分割，政府间关系是一种地缘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其次才是行政权力范围的地缘性。条块关系交织使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处理财政问题时，相互争执利益，推诿责任。下级政府部门在财政权力上缺乏自主性，因而也就没有责任心，形成了滥用财权，浪费财力的局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利定位不够准确，无法明确事权范围。由于依据模糊，划分收支的标准就很难把握，忽而偏重中央，忽而偏重地方，偏重地方也有地区差异。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交叉的支出，跨地区的支出，具有外溢性的支出，更是容易造成相互干扰，混淆不清。可见，体制缺陷是造成财政风险的最本质的原因。

2.主体税种设计税权划分双重缺陷

我国税收设计的基本目标首先是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流转税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也正是我国长期以来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主要原因，虽然理论界不乏将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的声音。如现阶段实行的增值税，就是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的流转税。地方税中的营业税也属于流转税类。流转税的共同特点是以商品或劳务的流转额为课征对象、可征环节多、税源广泛，但缺陷也很明显，它既不能体现公平合理的税收基本原则，也难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在目前税制下，税收收入量的目标很容易实现，但税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的反映越来越不够明显和准确，从而形成了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的背反现象。

3.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实现质的突破

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问题很多，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高负债率、低利润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困难，国有企业多余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与财政有关。大凡国企改革首先是产权改革，即对产权进行界定，明确投资主体，明确产权的归属，明确资产经营的盈亏责任。政企关系不清集中体现在企业与财政关系不清上，企业改革的各种风险必将形成财政风险。

4.税权划分缺乏稳定性和科学性

税权即税收的管辖权。国家拥有取得税收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科学的配置。我国目前在税权划分上缺乏一个稳定的规则，立法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越权、滥权现象较为严重。另外税收征管主体的重复和交叉，也对行使税权产生了一定的障碍，从而导致中央税收保障性下降，地方滥用收费权，且收费规模日益膨胀。这种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的规范分配方式严重悖离的结果，必然导致更深的财政风险。

5.政府职能转变的艰巨性和矛盾性

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首要问题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却存在着明显的艰巨性和矛盾性。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失效问题更为突出，政府纠正这些失效的能力也更弱，政府行动的局限性也更大，建立和完善市场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如果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很可能成为导致市场混乱的主要因素。

三、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有效策略

1.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

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积极财政政策在发展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

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人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参考文献：

[1]贾康.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J].中国金融.2011年（1）

第6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将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入等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间接经济后果，即通过不同的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到市场上各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二是直接经济后果，即企业外部各利益关系人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有相当部分直接受由会计选择指导下形成的会计报表上的“数字”的影响，比如：通过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利润的高或低，将会直接影响到利润分配，即不同的利益关系入所取得的经济利益。

如某项原值为100000元的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残值率为5％，如果采用直线法，第一年的折旧费用为19000元；如果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第一年的折旧费用应为40000元。

我们看到，同一事项在两种处理方式下产生了两种结果。在同一事项中存在多种方案、多种处理方法和手段的情况下，确定其中一种予以应用的行为称为会计政策选择。会计政策选择是有经济后果的，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选择又不是没有限制的，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体现在会计规范中的国家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

（－）国家会计政策留有选择空间的必要性

国家会计政策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纳税行为等的规则，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国家会计政策具有权威性的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灵活性，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确定了一个范围。原因在于

1.会计政策是协调各方利益的手段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是企业，需求者是其相关的利益各方；包括政府、股东、潜在的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以及企业管理当局；这些利益相关方与企业各自有独立的利益要求；且利益不完全一致，会计政策是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手段，政府为了平衡各相关方的利益，并使其制定的准则、制度能使各利益方接受，从而降低执行成本，就会放宽准则中对一些经济业务事项的会计处理限定，以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

2.经济业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使得经济业务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会计所处理的事项很多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需要作出判断；如取得某项固定资产后，其取得成本是确定的，但它能够使用多长时间、预计残值多少则都是不确定的，需要估计和判断，固定资产的类别繁多、千差万别，不可能在国家会计政策中作出统一规定。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准则、制度就有必要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允许企业在对经济业务进行会计处理时，可以在不同的会计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也留给会计人员越来越多地进行职业判断的余地。

（二）会计政策的分类及可选择范围

目前，我国会计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强制性会计政策是国家在相关法规中明确规定，由企业必须遵守执行、无权变更的内容。如会计期间的划分、会计年度的起止日、记账方法、记账本位币、会计要素划分及各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会计核算的基本核算原则。会计报告的构成、格式、编报期限等。处理具体业务应遵循的会计政策，包括：应收款项、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入账价值规定；期末计价方法及计提各种准备的计提范围和标准；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的处理原则；收入确认的原则、借款费用的处理原则、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和摊销方法、开办费摊销原则、不同类别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区间等。

可选择的会计政策是给企业留下选择余地的内容。如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根据有关制度要求，选定执行某类型会计制度后，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从《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看，具体包括：

1.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计提比例等由企业自行确定；

2.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提取数额由企业自行确定；

3.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方法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时，既可以采用按投资总体计提准备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按投资类别计提准备的方法，还可以按单项投资计提准备的方法。

4.存货的计价方法可以选择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方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5.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可以根据持股比例及控制程度的不同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

6.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可以选择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7.所得税的核算可以选择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在纳税影响会计法中可以选择递延法和债务法。

在上述范围内，企业选择哪种会计政策，决定于企业自身的特点和需要，但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以存货计价方法为例，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会直接影响期末存货价值的确定和销售成本的计算；进而对企业的利润、税收负担、现金流量、财务比率等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企业必须在对国家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制定一套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制度程序，保证其会计政策选择的合理性。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和制度程序

《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为广大会计人员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预留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站在企业的角度，以企业管理当局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为代表的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如何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是新制度实施后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应适应企业的需要，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并建立一个科学的制度程序，避免随意性。

（一）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首先应考虑企业规模和生产经营特点的需要。企业的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生产经营特点不同，必然需要有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其次，应适应融资结构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要求。以获取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业，会计上应反映以债权人需要的信息为主，会计政策选择更加保守稳健；以股东出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业，其会计政策选择应强调投资者的需要；另外，企业组织形式不同，会计信息公开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会计信息必须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予以公开披露，其采用的会计政策必须予以说明，而在非上市公司的企业中，就可以通过会计政策把大量有效的财务信息限制在“内部”信息传递的渠道中。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企业必须在国家会计规范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比如，会计制度中规定了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具体包括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和工作量法，企业选用的会计政策就只能在此范围之内。

2.适用性原则。企业选择的会计政策必须适应企业所有权的性质、企业规模及复杂程度、企业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经营的特点等要求，这是保证会计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必要保证。

3.一致性原则。企业择定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按规定变更会计政策时，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并在会计报表中予以披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连续和可比。

4.重要性原则。会计政策的重要性取决于在会计政策的省略或差错的特定环境中判断的项目或差错的大小。重要的会计政策既不应当删略遗漏，更不应当作出错误表达。

5.谨慎性原则。谨慎性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预计时，在所需用的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抬高资产或收益，也不压低负债和费用，从而促使各种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存在的内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得到最恰当的处理。谨慎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会计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会计政策的择定必须充分体现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提高企业应付风险的能力和增强企业后劲方面有所作为。

应用谨慎性原则择定会计政策，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地报告不确定的损失，也并非排斥对能够确立的可能收入的预计，而是要求在会计计量中全面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之后，谨慎地制定或选用会计政策，以作出有科学根据的判断或估计。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会计政策的选择都不允许以“谨慎”为借口，建立秘密准备，给人为地操纵会计计量留下空子。

6.成本原则。在会计选择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选择成本的最小化，应当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7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基础；中央银行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5－0144－05　收稿日期：2009－07－20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将其作为金融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魏永芬，2004)。货币政策透明度之所以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人们发现，透明度增加，可以减少预测误差，从而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政策透明度越高，货币政策就越容易被理解和预测，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就越好。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主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政策制定者按照一定规则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金融运行进行调节；公众则利用所获得的政策信息，形成具有动态反馈的预期，进而决定他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种预期不仅影响着政策效果，而且对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产生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加，可以引导公众形成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将约束中央银行实施所承诺的货币政策目标，使其不能随意运用意外通货膨胀政策来暂时增加产出，从而避免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

然而，传统货币理论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该隐蔽地进行，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产生意外冲击的效果，因而才可能是最有效率的(，2006)。中央银行隐蔽地采取政策行动，可以避开政府的过多干预，同时也减少了向不精通货币政策原理的公众进行解释的麻烦，因此，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对自己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通常并不事先向公众宣布，也不详细说明政策决策的理由，隐秘性被视为中央银行业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是什么促成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从隐秘到开放转变的呢?

二、货币政策透明度兴起的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透明制度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三件大事改变了人们的货币政策理念，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经过诸多挫折后必然之举。

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商品货币本位的范畴，这使得价格体系相对稳定，从而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由于中央银行行为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该体系崩溃后，纸币本位制确立，失去了固定汇率制下的价格的稳定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及治理原则为金融市场及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经济因而蒙受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之苦。于是，人们看到了“名义锚”的价值，认为货币政策框架必须保证经济具备名义锚，才能将经济的多重均衡价格路径稳定在一个明确的水准上，以消除当价格不稳定时因价格交错调整而产生的相对价格分散这种无效率。在某种意义上，透明度可以满足经济的名义锚需要，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增强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稳住私人部门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货币政策隐秘性失去了货币经济条件，信用货币制度代替金本位制改变了经济的价格调整机制，客观上要求中央银行加大对货币政策目标、治理原则、传导机制等方面信息的披露。

2　20世纪70～80年代初的“大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严重的通货膨胀，即物价水平以10％以上的年率上升，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大通货膨胀”使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在此受到质疑，政府决策者也开始认识到在短期内，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效。但是长期来看，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的解释，社会公众会逐步认识到按照原有工资水平，生活条件下降，要求提高工资，则原先成本下降的优势消失，经济发展水平回归到原水平，最终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失效，仅体现为价格的调整，因此一些中央银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如今，无论是工业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其首要目标都是价格稳定。许多国家采取了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这种框架被阐述为“受约束的相机政策”(张屹山等，2007)。同时许多学者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性(程均丽等，2005)。在这种体制下，不仅政策目标清晰明了，而且中央银行定期公布通货膨胀预测报告及相关分析，向公众解释它对货币状况的评估及所采取的政策举措。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有益于政策制定者较少地着眼于暂时性的或短期的经济演变，而采取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方针，从而减弱了政策利率的短期波动。

3　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一些国家的政策不够透明，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类承曜，2007)。提高透明度便成为国际社会“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此，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建立透明度良好的行为准则和国际标准，并积极推动这些准则和标准的实施和执行。1999年9月，IMF总裁临时委员会颁发了总的政策透明度准则，其中货币金融方面是“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简称IMF准则)，至此，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价值得到了一致认同。现在普遍认为，构成中央银行有效性的关键要素是其独立性、可信性、透明度与责任心，也就是说，独立的、透明的、负责的与可信的中央银行能够实现更好的、全面的政策效果。过去十年左右，中央银行操作框架的重大变革带来的效果也证实了这点，无论是工业经济体、转型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都进行了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责任心的制度改革，而且还通过清晰地公开阐述工具、方法和目标来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况且，经济的国际化促使金融的国际化，货币政策操作不再是某一国中央银行自己的事情，需要各国中央银行联合行动，这本身也要求各国货币政策的公开。

由于三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触动了货币政策隐秘性的基础，对透明度提出了要求，从而促使货币政策透明度成为一种趋势。

三、货币政策透明度兴起的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兴起，不仅是市场经济实践的要求，也源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相关理论的支持，以下几种理论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盛行产生了深刻影响。

1　理性预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主体在作出决策之前，总是根据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Lucas，1972)。因为经济主体无法确知未来，所以只能将其计划和决策建立在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之上。既然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公众对该政策的

预期，如果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能够清晰准确地传导到公众那里，那么货币政策就不会对实际产出和就业等真实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只会影响价格水平，这就是政策无效性定理。对于从经验观察到的就业和产出的波动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需求管理政策的显著成效，卢卡斯及其追随者是这样解释的：根源于不完全信息的预期失误，导致预期的价格偏离实际的价格，或者是由于货币当局没有公开宣布货币政策变化的信息，央行的意图没有被公众所掌握(Lucas，1972)。根据理性预期理论，当公众得知中央银行要采取扩张性政策时，会采取相应的防御性措施，从而抵消政策的作用。但当中央银行致力予消除通货膨胀的时候，公众如果事先得到相关的政策信息并采取应对的措施，则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中央银行在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如果提高政策透明度，向公众告知实情，事先详细披露政策信息，那么预料中的货币政策则更有利于稳定经济，能以较低的代价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严重经济“滞涨”之后，理性预期理论的影响日渐扩大。80年代各国央行纷纷将政策目标的重点转向控制通货膨胀，并开始注意提高政策的透明性。

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信息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了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市场运行效率。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应该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的真实信息披露给对方，以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斯蒂格利茨，2005)。由于中央银行在当前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比公众更具有信息优势，这种非对称信息给公众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这会使调控主体与被调控对象处于非合作博弈的状态，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与有效性。因此，为了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政策决策部门的中央银行及时有效地披露信息，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公众的疑虑和预测误差，使双方走向合作博弈，使货币政策效率提高，社会福利得到改善。

3　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动态不一致性”或称“非连贯性”概念引入宏观经济学(白钦先等，2006)。所谓的“动态不一致性”，是指在t时刻按最优化原则策划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而这项政策在t+n时已经不再是最优选择了。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可能存在动态不一致。自提出此问题后，许多学者分析了约束中央银行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降低动态不一致性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偏差的种种办法(徐筱雯等，2006；卞志村，2007)，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是政府和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操作，要求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政府不干预中央银行的具体操作。以往的实践证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时，其货币政策决策具有通货膨胀偏好，经常会以牺牲物价稳定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因此，在缺乏承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缺乏信用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诚信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而中央银行要在公众中建立起信誉，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与评价。公众需要获取大量充足的信息来评估与监督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而这则以中央银行政策决策信息的详细披露为前提。

上述各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透明度的问题。对中央银行放弃过去所崇尚的隐蔽性货币政策而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起了重要作用。

四、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实践对比

一定历史背景下兴起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有了相关的经济理论支撑后，开始走向实践征程。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非常注重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建设。从各国中央银行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透明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目标透明度，即关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透明程度。这种透明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公布通货膨胀率目标、产出目标和中央银行在稳定通货膨胀及促进产出上的相对权重达到。(2)知识透明度，即中央银行公布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使用的经济数据、经济模型等方面的透明程度。这些数据和模型包括关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值、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判断、各类经济金融数据和用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计量模型等。(3)操作透明度，指中央银行在诸如调控短期市场利率、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等日常决策及操作结果的及时公告。各个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特色。具体如下：

1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透明度侧重点各异

从横向比较看，英格兰银行综合透明度指数最高，日本银行最低，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居中，但它们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侧重点却不尽相同。

(1)英格兰银行的目标、知识和操作透明度都很高。其通胀目标值按12个月计算的零售价格指数(RPI)测量，包括抵押贷款利率支付，目前为2.5％。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银行开发和使用多种经济模型，既有进行货币政策分析和经济预测的核心模型，又有分析经济中各个部门具体问题的小模型；既有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又有校准模型；既有确定性模型，又有随机性模型等。利用这些模型，每个季度向公众公布对未来两年经济走势的预测结果。

(2)欧洲中央银行的目标和知识透明度都很高，而决策透明度较其他中央银行处于较低水平。ECB是大国央行中唯一不公开会议记录和投票记录的中央银行。这主要缘于欧元体系的多国性，任何投票信息的泄露都会对各国中央银行代表造成政治压力，偏离欧元区的最终观点。然而，ECB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规定欧元区货币联盟消费物价调和指数(MUICP)年增长率低于但接近2％，并注重与公众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货币政策沟通，有效弥补了决策透明度较低的缺陷。

(3)美联储目标透明度较低，而决策透明度较高。美联储追求多元化货币政策目标，在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和适度的中长期利率水平之间既无明确定义，也无先后顺序。然而，它致力于提高决策透明度，如在MOFC会议后立即新闻公告，及时公布决策结果和政策解释，并表明政策倾向。之后会议记录，公布有表决权人员对一些问题赞成与否的观点。1994年起公布联邦基金利率变动情况。2000年2月起经济形势整体风险评估报告。

(4)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各方面透明度较其他中央银行是最低的(姜建清，2004)，它从2000年10月起，每半年一次“经济、价格风险评估与展望”，开始对通货膨胀、产出作短期条件的预测，但不表明政策倾向，仅在知识透明度方面取得些许进展。

2　执行相对低的决策透明度而高得多的知识透明度

除日本银行外，其他三国央行知识透明度指数接近或为

满分。中央银行在提高知识透明度上不遗余力，充分体现了经济信息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透明度的关键在于解决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公众了解货币政策信息，才能形成符合央行意图的合理预期，减少实际变量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偏差，使货币政策富有成效。反观决策透明度，仅美联储独树一帜，及时向公众公布货币政策会议记录，宣布决策结果和政策解释，并表明未来政策倾向。其他三国央行虽然都能及时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结果，但或因缺乏明确的货币政策策略，或因未能公布会议纪要和投票记录，或因未发表政策解释，决策透明度都比较低。特别是在阐述未来货币政策倾向时，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选择保持沉默。

3　货币政策操作中倾向于提高控制误差透明度

除日本银行外，其他三国央行都倾向于披露货币政策控制误差信息，在此方面获得满分。究其原因，一方面，公众根据过去的通胀率预测央行未来偏好，通过提高货币控制误差透明度降低公众通胀预期。另一方面，央行随时面临着未预期到的干扰，这些干扰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因此需要公开解释、说明和披露这些信息，减小产出波动。实践中，大部分中央银行定期公布宏观经济分析，隐含着对于扰信息的阐述，如英格兰银行对外公布预测误差报告。至于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进行调控，理论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隐秘性可以减轻汇率和利率波动，有助于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因此，不必苛求此方面的透明度。

4　透明度高低与货币政策框架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

上述4个中央银行代表了不同的货币政策框架。其中，美联储采用隐含中介目标制，在货币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不明确宣布要稳定的中介目标，而是注重在长期内控制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采用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的“双支柱”政策框架，通过公布广义货币供应量M3的参考值，以及运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对欧元区价格变动趋势及物价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为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彭芸，2006)。日本银行采用货币目标制，把短期经济观测等调查结果指标化，用来把握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浸透程度。英格兰银行则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围绕政府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宋玉华等，2003)。总体而言，虽然实行通胀目标制的英格兰银行综合透明度指数最高，但应该看到，在决策透明度方面，它并不是每次决策后都提供政策解释，仅仅在对政策做出调整时才进行解释，不如欧洲中央银行那么透明。在表明货币政策倾向时，英格兰银行又三缄其口，不如美联储那么透明。由此可见，货币政策高度透明并不是通胀目标制的固有特征，任何一种货币政策框架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透明度内容。

五、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问题与启示

目前，货币政策透明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共识。不可否认，我国中央银行近年来在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不断增强。开始主要是通过《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来传递货币政策相关信息，其后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文告》，该文告主要刊载有关金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的制度、办法、决定、通知和金融统计资料以及其他需要公布的事项。央行于1997年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对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从1999年6月开始每季度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并在会后向外公布会议决议。从1998年一季度开始，建立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部门与国民经济有关综合部门和商业银行的月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制度，形成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以及有关经济综合部门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通过举行新闻会和发表中央银行负责人的谈话来说明央行的意图。央行从2001年一季度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公布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同时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后及时向社会新闻稿，公布相关信息等等。从2002年开始，就新拟订的货币信贷政策，在正式出台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我国的金融统计与国际接轨工作开展的比较早，因此金融统计在数据的频率和及时性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CDDS)的标准；公众可以通过人民银行网站及统计季报、年报等获得各种经济与金融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不断提高，较好地引导了市场的预期，增强了各方面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开始变得通畅了。但是，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还不够，在月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所公布的统计项目比较少。其次，由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具备完全的决策职能，并且每次季度会议之后对外的新闻都是使用比较原则性的语言，使得货币政策委员的决议不能很好地引导公众预期。目前公众还看不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详细会议记录、中央银行重大货币政策调整的决策过程记录等。第三，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对外公布了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相关问题分析报告，但是对于公众在形成预期时最需要的对将来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预测分析报告对外公布得却很少。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点是总结分析以往的情况，是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而不是货币政策预测和决策报告。应该说，我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报告以及这样报告的披露，而这些正是中央银行引导公众预期的最实质的东西。第四，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决策结果的公布以及对决策理由的解释。从我国的情况看，中央银行对自己的政策决策透露较少，甚至有时有意守口如瓶，以增加政策的神秘性和突然性，以此期待产生政策冲击效果。政策出台后，对其解释大多也是原则性的。因此，提高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还有很大空间。借鉴各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实践经验，增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需要做以下工作：

1　增强目标透明

我国中央银行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虽然我国法律明文确定了中央银行的目标，实际上，中央银行面临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等现实压力，目标偏好缺乏透明度是其现实的选择。这就使得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采取其他措施降低目标偏好不明确产生的不确定性。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以及适度的长期利率。这些目标既无明确定义，也无先后顺序，价格稳定也没有更高的权重。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贯坚持的“反对通货膨胀”的言论与实际行动证实了中央银行的目标偏好。作证制度加强了对美联储实现预定调控目标的外在约束。我国在实践货币政策目标的时候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从行长讲话、政策公布、FOMC会议等其他形式表明目标中心，减少

目标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主要目标建立最化的衡量指标。外国中央银行虽然在目标函数上保持缄默，但是都有公布主要经济指标的量化目标。我国中央银行也每年公布GDP、CPI、货币供应量等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公布这些目标的同时，也对目标实现的经济基础和判断理由做出较为详尽的说明。

2　保证过程透明

我国在目标透明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最能改善的是过程透明，加强对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公开。在实施过程透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合理完善的制度，保证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立完成货币政策的决定，及时准确地货币政策信息。在公布公开市场业务交易情况的基础上，增加说明调控的具体目标，使公众可以评判该工具的有效性。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中，增加大区行的行长。任命一批具有较高专业知识造诣、丰富实际经济金融工作经验的人员，并增加行业或者经济区域的委员代表，以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效性和科学性。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地位，促使会议决议与宏观调控政策的相关性提高，减少无价值沟通。在经济形式偏离货币政策目标时，人民银行要对货币政策进行解释。通过告示形式阐述目标偏离的原因，避免产生“羊群效应”，同时也保证中央银行自身的信誉度，以便顺利达到中央银行目标。

3　加强信息透明

第8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财政政策一般地理解为政府审慎地利用其权力，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意识地变动财政收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的政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得出的宏观财政政策。其实，在现实经济中，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时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的活动，本文称之为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微观税收政策和微观政府支出政策。前者的含义是不变动税收总量，仅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税率与适用范围；后者的含义是不变动政府支出总量，仅在一定的政府支出总量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项目的数额。常用的微观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优惠：指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的相关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即对某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给予鼓励或照顾，其中减税是指从应纳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指免征全部应纳税款；优惠税率，即通过降低税率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退税，即按照规定程序将已经入库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允许其相关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让企业在固定资产耐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使之在设备还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3.财政补贴：这是政府的一种无偿支出，补贴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企业，其政策效应是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最终贯彻政府调控意图。4.政府采购：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某些领域，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产业创造更快发展的机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5.财政投融资：根据政府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目标，向重点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发放者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信者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中的企业。这种资金支持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偿资金有偿使用；资金运用具有灵活性；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民间资金，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1）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同。 宏观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现状确定的，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形势行事”的特征。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虽然也要参考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但更多的是依据产业政策，确切地说，它是为落实产业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手段。（2 ）政策作用的范围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能够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动。微观财政政策仅仅作用于某些部门、某些产业的相关企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局部的、个别的。（3 ）政策作用期限和结果不同。宏观财政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政策，它的实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引起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动，促进总供求平衡。微观财政政策属于中长期调控政策，其效应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和高级化，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4）作用机制不同。 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统一税率的变动，影响总供求水平。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的数额和资金流向的变动，对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给予倾斜，以增强企业活力、贯彻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二、微观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微观财政政策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1）定向采购是政府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当政府欲购买所需商品时，通常用招标方式选择卖方，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过程中，既讲求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也注重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在有些政府采购价格不取决于市场价格，而由政府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其中带有许多有利于企业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政府借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左右这些企业的行为，将之纳入宏观调控的轨道。

（2）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导向。 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美国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并在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应交税款中扣除当年用于研究开展的经费。这一措施沿用多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开发力度的积极性。

（3）对小企业的扶植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市场充分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扶植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小企业的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其职能之一就是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当小企业开业或经营中，尤其是技术革新需要资金时，政府会尽量予以资助。另外，为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小企业，政府还在税收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2.日本和法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法国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过程，两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1）政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 日本和法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于不同时期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和内容均有不同倾向，使得微观财政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标的各个阶段，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微观财政政策。经济恢复时期，为实现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推出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高速增长时期，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不但对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而且对新兴产业、出口创汇企业等加大了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减免退税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国在战后初期，为优先发展能够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的基础产业，采用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加速折旧等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津贴等手段，发展钢铁工业等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合并和扩大对外投资；7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除税收优惠外，还实行了为科研和革新提供奖金、对出口项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 日本和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两国都习惯于用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进行调控，相应地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微观财政政策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或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日本，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中长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证，一旦据此确定了重点产业，大藏省等就与之相配合，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诱导企业投资转向政府欲推进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以及其他重点产业。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计划调节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计划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直接下达到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围绕既定的计划，采用补助金、税收减免、赠款、加速折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计划要求进行经营，使政府计划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

（3）政策的执行有稳固的微观基础。两国制定政策时， 都不是凭政府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的沟通中，本来极为分散的企业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决策成为企业决策的同义词。一旦这些决策作为政策出台，其贯彻执行当然不乏广泛而稳定的微观基础，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在日本叫作“审议会制度”，在法国叫作“工商会”。

3.韩国和新加坡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韩国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在此期间，两国政府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为：

（1）通过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 韩国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均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出发，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运行方向，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的导向性又通过产业政策具体体现出来。为落实产业政策，它们制定了相应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行为，对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运营实行间接管理。

（2）对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体现在， 对高科技或新兴产业与一般产业、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对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给予一般产业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优惠融资等。第三，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而韩国则一贯支持大型财团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待遇则时厚时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 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实行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长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都曾经实施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本国尚不完善的市场发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体系。当这两个目标初步达到时，两国政府都果断地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相应地政府对企业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开始带有明显的刺激出口倾向。

三、微观财政政策综合分析

1.实施微观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1）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 经济运行中通行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规则。政府出于引导企业行为动机而推出的微观财政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后起的亚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均非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场机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却是以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这是其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2）尊重企业的决策自。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企业在微观决策方面拥有的自越充分。政府为满足经济发展全局需要而实施的微观财政政策，不过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只对企业具有引导或诱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力，企业是否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与行为，完全取决于企业偏好，政府无权强令其执行之。在上述国家，微观财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业的敏感反应，其关键在于这些政策以明确的信息提示企业，做什么、如何做对企业有利无害或有损无益，它像一盏航标灯，为企业运营指明正确方向，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这正是微观财政政策能够导致企业行为与政府意图基本一致的奥秘所在。

2.微观财政政策实践各具特色的决定基础

不同国家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美国实行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始终把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以对市场进行规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为主。与之相适应，政府介入领域主要限于宏观层次，较少介入中观和微观层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其经济运行中，为配合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系统设计的微观财政政策相对较少。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即为在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资源配置是围绕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市场来实现，从而政府的干预更多地致力于中观层次甚至深入到微观层次，微观财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统、更广泛。

（2）传统文化。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的差异之形成也与各国传统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一定的“磨合”期后，形成了一种为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承认个体之间能力与效率的差别。这种价值观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使得人们在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私人企业制度更能产生效率等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服务的政府，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自己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特别是企业运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国则是历史上国家观念很强的国家，这种政治传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经历，使法国人相信国家的经济调控力量，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会比私人做得更好，于是，法国政府就适应这种文化环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开始了计划调节，并一直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通过官民（政企）协商，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忠诚、服从等观念不但影响着个体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接受并服从政府的指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对企业的“忠诚”行为予以回报。

（3）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 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市场体系发育的程度，也是决定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介入经济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那么，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上升时期或起飞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常常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重点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相继发展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加大对能够出口创汇、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果情况相反，则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范围也相应较窄。其次，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基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场体系发育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大。美国属于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较小的国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政府对微观企业运营干预极为有限，关键在于该国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则属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出于赶超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运营加以引导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经验与启示

1.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法律密切相关。首先，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作出的明确规定，即使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会让企业感到这些政策有较大的可靠性，因而愿意将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企业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就能保证政府制定的微观财政政策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激励机制，只有诱导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环境，就能保证企业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导向行事之后，政府能够不打折扣地对其承诺予以兑现。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应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国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依法确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法律不仅用来规制企业行为，而且也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营的重要依据。

2.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或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需要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励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其形成与运用应该是动态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这是因为各种政策均体现着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了政策目标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应该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则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或副作用。这一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和升级的我国，应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力度；根据目前“以市场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引进的技术切实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当前，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增强微观财政政策的权威性。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要点在于它的政策导向性，即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期待发展的部门、产业和企业。这就要求制定微观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它能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准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相关企业，并据此提出倾斜性的政策。经验证明，享受政策优惠的应该是投资于有待发展、颇有前途又很幼稚的产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可能会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创汇能力的企业；在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或带动作用的产业中经营的企业。为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使政策导向与政府经济调控意图保持一致，还应该注意政策出处的统一，切忌政出多门，同时加大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防止滥减滥免、滥补滥贴。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行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第9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一、明确双重目标数值

在2012年1月的议息会议后，美联储发表了“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在这一声明中，美联储提出了长期通胀为2％的目标以及与这一长期通胀目标相匹配的最大可持续就业的目标区间（目前为5.2％～6％）。这是美联储首次明确双重目标的具体数值。美联储长期通胀目标为2％是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PI）计算的价格增长。FOMC认为PCEPI是与家庭相关的最可靠的价格衡量指标。在平衡最大就业目标的收益和小幅通胀成本后，FOMC选择2％为长期通胀目标，认为该数值既能给通缩提供足够的缓冲，同时又使通胀成本相当小（Yellen，2012b）。从长期来看，通胀率是单一地由货币政策决定的，中央银行可以决定长期通胀水平。而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是由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等因素决定的，中央银行对此基本没有影响力。然而，FOMC强烈感觉到需要向公众提供最大就业目标的数量解读。如果不这么做，就可能会误向公众传达出美联储在其双重使命中通胀目标高于就业目标的政策取向。然而，在有关这个最大就业目标的具体数值上，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美联储内部都存在较大争议，这一数值不是固定值，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所以，在声明里称，在2012年1月，美联储最大就业的中心区间为5.2～6.0%。这个数值将在每年1月份的货币政策例会上进行讨论调整。

二、货币政策策略：过度宽松、稳定通胀预期及平衡方式

明确美联储长期目标仅仅是明确双重使命的一部分，由于经济经常遭受各种冲击而偏离联储目标，联储必须遵循货币政策策略，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去减少这种偏离以实现这两个目标。鉴于本次衰退严重偏离了经济的正常状态，此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策略也有别于一般性偏离时的政策策略。

（一）以过度宽松货币政策消除经济厚尾风险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是风险管理，是贝叶斯决策理论的运用（Greenspan,2004）。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不可能对未来经济变化各种可能的结果及其概率分布有完全的了解。格林斯潘以他执掌美联储后所面临的危机处置为例，明确指出：当货币政策决策面临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应当从中长期目标中解脱出来，转而追求金融安全和流动性（Greenspan,2004）。也就是说，当存在风险不对称时，相对于损失小、发生概率高的状况，一个适当的政策是需要对损失大但发生概率低的状况予以更多的关注。由于本轮危机较为严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缓慢且不稳定，存在再度衰退风险。发生衰退的概率虽小但损失很大，根据美联储一以贯之的货币政策操作机理，美联储为规避再度衰退风险，其货币政策将保持在比“最优水平”更宽松的状态。在经济低谷期，货币政策应该是宽松的，但是，美联储的政策需要更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中超过“最优水平”的那部分，是美联储暂时偏离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目标、用以防范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的尾部风险事件发生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尽管这或许意味着正在酝酿下一个资产泡沫。但是，从本次经济复苏的政策实践来看，由于本次危机的严重性，在危机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零政策利率还是太高且非常规政策尚不足以对经济形成足够的刺激，即不足以“过度宽松”，存在“政策缺口”（Yellen，2012a）。一个弥补的办法是将宽松政策执行期限延长，“以时间换空间”。也就是说，即便在经济复苏强劲后，仍应让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续一段时间。在这段时期里，政策利率应该用平均值更为合理。

（二）稳定长期通胀预期以加大短期刺激就业的政策空间由于预期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向公众提供更清晰的长期通胀目标的目的就是使公众的通胀预期更加稳固，更加稳固的通胀预期反过来使FOMC能更自如地采取各种政策手段积极有效地平抑短期经济波动（Bernanke，2013）。由于长期通胀预期平稳后，美联储可以容忍短期通胀目标暂时偏离目标值，而不必担心公众会由于联储激进的政策而使公众的长期通胀预期发生变化，联储就可以采取更为有力的政策促进就业。2012年12月议息会议提出的加息门槛之一———未来一至两年通胀预期不超过2.5％就是这种政策策略的一个例证。在长期通胀预期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对中短期通胀预期的容忍度以消除尾部风险，即便这或许是以资产价格泡沫为代价。而从目前有关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和金融监管理论来看，普遍认为金融监管是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的首选工具，因而，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就可以基本不考虑其政策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三）以平衡方式实现双重目标本轮危机以来，美联储官员及议息会议纪要均强调要以平衡方式使经济向长期目标靠近。平衡方式有几重重要含义：第一，如果FOMC努力使目标偏离最小化，从较长时期来看，失业和通胀将大致平等地分布在两大目标值水平的上方和下方（Yellen，2012c）。第二，最大就业目标和价格稳定目标是同等重要的，决策者毋需为追求某一个目标而牺牲另一个目标（Yellen，2012b）。第三，为减少一个目标的偏离必须要允许另一个目标偏离其目标值，这是平衡方式的核心（Yellen，2012c）。第四，当通胀持续上升时，央行应更大幅度地上调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上升，从而使通胀回落；同样，当存在产出缺口或就业缺口时，央行也应该采取足够有力的政策，使经济快速回到充分就业状态（Yellen，2012a）。在本次经济复苏中，失业率远离长期目标，美联储应将政策重心放在降低失业率上，即便这些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导致短期通胀预期轻微、暂时地超过其2％的长期目标值也在所不惜（Yellen，2013b）。

三、货币政策规则：最优控制政策

在给定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下，货币政策规则描述了央行在就业和价格偏离这两个目标时是如何调整政策利率的。这些规则能帮助公众理解央行的决策逻辑和政策行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在本轮经济复苏中，Yellen认为泰勒规则没有考虑当下货币政策的特殊性，表现为：（1）该规则没有考虑受名义零利率约束的政策含义，这导致低估了在当前情景下保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立场的必要性（Yellen，2012a）；（2）由于本次危机是由房产泡沫破裂引发的，相对于历史上各次经济周期，其复苏持续大幅偏离历史平均值，复苏较为迟缓，这导致与中期充分就业目标相匹配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均衡值远比历史平均值低，也就是说，泰勒规则的截距项2应修正至2以下的某个数值（Yellen,2012b）。由于没有这样的调整，使由泰勒规则得出的利率值明显过高，制约了经济复苏。自本轮危机以来，许多简单规则都要求政策利率应该处于大幅为负的水平，但由于受名义零利率的约束而不能做到。这表明，在危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零利率水平还是太高了。美联储不得不采用包括大规模资产购买在内的非常规政策手段来填补这个“政策缺口”，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弥补。实际上，经济复苏以来的货币刺激总量远远不够，存在巨大缺口（Yellen,2012a）。因而，在本轮复苏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环境下，任何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都不足以指导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由联储内部模型而进行的最优控制技术仿真研究结果来看，最优控制政策的经济结果要优于泰勒规则政策路径的经济结果，即最优控制路径的加息要迟于泰勒规则，而失业率的下降及通胀的上升要快于泰勒规则。最优控制政策路径显示，在长期通胀预期稳定的情况下，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设定是基于失业率更快下降所获得的利益与暂时、小幅的通胀超过2％的损失之间的平衡而确定的。相对于泰勒规则，最优控制路径导致失业率更快地下降，这是由其更低的名义和实际利率、更高的资产价格和更快的就业、收入增长所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的双目标制要优于单一地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框架。最优控制政策要获得较好经济效果的前提是联储的通胀目标是充分可信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和企业都充分理解联储的目标并相信决策者将沿着最优控制技术所得出的政策路径行事。在这种信任使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即便是联储用更低的利率来刺激经济和就业更快地复苏（Yellen,2012a、b）。

四、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资产负债表工具和前瞻性指引

危机后，美联储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实质性地降为零以后仍不足以刺激经济复苏，但由于受到零名义利率的约束而不能进一步降息，导致利率手段难以对经济提供进一步的刺激。在这种极端状况下，美联储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政策工具———资产负债表工具和利率的前瞻性指引。

（一）资产负债表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包括资产购买计划和“扭转操作”，其目的是为了降低长期资产收益率，以刺激经济复苏。值得关注的是购买MBS是美联储的政策重点，这是与本轮衰退以来的就业状况及房地产业在历次经济复苏中引领经济复苏的作用分不开的。危机以来，房地产业去杠杆化，房价自2006年达到顶点至2012年三季度前一直处于下行状态，房地产投资的疲弱，大幅低于2006年一季度顶点时的水平，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明显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复苏。可以说，房地产投资的疲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就业增长的缓慢。另外，房地产业的复苏除了能带动投资外，也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房产财富是美国居民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房产价格的上扬能给消费带来财富效应，以此刺激消费增长，因而，房地产业的复苏历来是经济周期中引领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资产购买的效果也取决于预期，因此，数量宽松和扭转操作除了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相应资产及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外，也通过沟通来影响资产的长期收益率。由于公众对有关联储持有资产的规模、时限的预期影响长期利率的期限溢价，从而影响长期利率水平，因此，美联储也对数量宽松政策进行了前瞻性指引。在2012年9月的议息会议声明上表示，在通胀稳定的情况下资产购买将直至劳动力市场前景有大幅改善。美联储的这种以目标取向方式的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使其最终的资产购买数量与就业目标上取得大幅进展直接挂钩。

（二）利率的前瞻性指引由于政策利率已经于2008年底降至零，利用非常规的利率指引来调整货币政策立场几乎完全是通过沟通来实现的。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多次运用前瞻性指引来引导公众对未来利率的预期。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间的推移，利率指引的时点也逐渐延后，同时利率指引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由不确定的“较长时间”转变为明确的在某时点前保持零利率；（2）由日期指引向经济指标转变。指引方式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不确定性、模糊变得确定、清晰，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使公众更易于理解并形成较明确的预期。前述的利用最优控制技术对联储模型进行仿真研究所得出的政策路径是美联储决策的基础，可最优控制技术的计算是复杂的，难以与公众进行直接、清晰的沟通。为解决这一问题，美联储在未来政策利率政策的沟通上有两大创新：一是在2012年12月的议息会议上将利率指引由日期转向经济指标。如果还是运用日期作为加息时点，这将使公众很难判断加息时点的变化是由于经济前景变化引起的还是由美联储对于政策宽松程度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引起的，这种区分对于引导公众的预期是很重要的。另外，日期指引中的期限承诺不是无条件的———用了“当前预计”这个词，这表明随着经济金融状况变化，零利率期限可能延长也可能缩短，这给市场传递的信息不确定性较大。而用经济指标则可避免这个问题。将加息时点与经济指标挂钩，增强了政策透明度，使公众更易于理解并形成较明确的预期；并且，在新的经济信息来临时立即调整加息的预期，这种反应有点像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如果未来经济走弱，将自动导致预期的加息时点延后；反之亦然（Yellen，2012c）。二是在2012年9月和12月的议息会议上强化更长时期保持低利率的承诺。在2012年9月份的议息声明中首次提到“这种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在经济复苏增强后仍将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2012年12月份议息决议上则增加了新内容，变更为“这种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在资产购买计划结束和经济复苏增强后仍将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内容实际上给出了美联储的加息条件。也就是说，仅仅是经济恢复增长尚不足以支持美联储上调利率，未来只有失业率从高位回落至6.5％、中短期通胀预期上升至2.5％，美联储才会考虑加息。这个利率指引指的是门槛而不是加息的触发因素。比如，当通胀率明显低于2%的政策目标时，即便失业率降至6.5％以下，美联储仍可能推迟加息行动。另外，当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失业人员对再就业失望而放弃寻找工作时，FOMC认为失业率显著低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疲弱程度，这种情况也会导致美联储推迟加息行动。这给市场发出了强烈的美联储支持经济复苏的信号（Yellen,2013a）。

在非常规政策手段尚在适用时期，包括由非常规向常规政策手段转化时期，利率的前瞻性指引将起到核心作用；而在政策手段正常化之后，货币政策就可能较少依赖沟通（Yellen，2013b），更多地由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来体现其货币政策立场。复苏以来，美联储的非常规政策将货币政策工具与经济前景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前瞻性指引在内的预期管理在复苏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基于预期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决策者将他们的中期目标告知公众，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试图变换所需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Bernanke,2013）。相反，基于工具的方式则是向公众提供有关决策者是如何计划改变政策工具（通常为联邦基金利率）以应对经济状况变化的信息。这种基于预期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1）向公众提供额外的有关经济前景和未来政策计划的信息能帮助美联储克服零利率的约束，特别是将未来政策反应与经济指标挂钩，能增强货币政策宽松程度；（2）将未来加息时点与日期脱钩转而与经济指标挂钩，增强了政策透明度，使公众更易于理解并形成较明确的预期；（3）在新的经济信息来临时立即调整加息的预期，这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六、小结危机以来美联储实施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其政策力度、成效及影响力远超日本于2001－2006年间的类似的政策实践。从目前来看，美联储的这一政策实践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