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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国民经济政策

第1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行政管理

我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我国的经济政策绝对处于最重要的位置,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繁荣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人们对于经济政策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加强。现代社会经济政策在国名经济的行政管理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从我国的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发现,经济政策是建设我国特色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此重要的经济政策自然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下文就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分析。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就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开创出当下开放性经济环境的基石,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政策也得到了有效的完善,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是开放、自由、平等的,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来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的事态。我国的经济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了扶正的作用,保障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高效稳定发展,就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收支平衡作出一定的调整和保护,这种政策的管理是一种具有弹性和连续性的管理措施。现代社会的经济市场不断变化,为了适应变化多端之时,经济政策也需要跟随市场不断的作出调整,而在国家对经济政策作出调整的时候,经济政策又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所以为了保障国家经济政策随时保持在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地位,就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社会供需需要来总体规划国家的产业布局。为了达到对国民经济调节的目的,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中和平衡政策等达到调节的目的。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就在于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手段,共同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作出调整,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以市场作为主体来建立国家的经济计划,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基础的未来发展目标,经济调控的主体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使企业可以健康稳定的跟国家长期的经济计划稳定高效的发展。经济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商品价格出现普遍增加,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对社会的供给进行调节,保障我国的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逐渐的趋于完善,对于市场的管理方式也不断的向宏观调控转变。通过国家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让市场来帮助企业正确的经营和发展。可以有效的调控与管理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对我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有着巨大的帮助。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市场有着巨大影响作用,也是我国市场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可以帮助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通过经济政策的努力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当下的成就。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了解经济政策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发展,寻找到最科学的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有着明显的作用,并且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一项政策。财政政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社会的供需结构和社会资源的收入都有着调节作用。在实施财政政策时的主要手段有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三种。根据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灵活的使用上面三种财政政策。比如,膨胀性财政政策适用与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通过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加大财政支出和社会需要,从而满足社会需要。这种政策特别适合对调剂国家的生产过剩现象,利用高赤字的膨胀性财政政策,来提高国家内部的总需求量,从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当国家面临供给不足的时候,则可以通过缩减财政赤字,加大税收和税率来降低国家的总需求。例如,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物价一路上涨,使我国的经济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对此国家马上颁布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国经济平稳高效的发展。而当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就需要国家通过中性财政政策来同时打压社会的供给与需求,使它们保持平衡发展。我国在财政政策的使用中,对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起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可以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衡。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我国的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对与宏观调控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货币政策是通过相关的货币渠道来对社会的总需求、总供给进行调整和控制的,随时平衡两项的发展。社会的总需求出现过大或过小的时候,国家就可以通过调节货币的缩减和开放来保障经济的稳定运行,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对于社会总供给的巨大影响作用,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除了可以调整社会总需要,还对国家产业的结构有着调整作用,价格的变动也会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总效益有着调整和促进的效果。产品的价格是有市场的供需关系而决定,价格的提高自然会造成利润的提高,利润提高以后企业可以在银行获取更多的资金,如此就可以对产业结构作出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为了帮助国家在宏观层面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心就是为了保障货币和物价的稳定。

4结语

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王红建,李青原,邢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J].金融研究,2014(9).

[2]陆正飞,韩非池.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经济效应?——基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重角度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3(6).

[3]朱孟楠,闫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溢出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15(10).

第2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也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各种措施的实施和发生效应的过程。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情况分析,对我们理解国民经济运行特点以及存在问题,是很有用处的。近几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暴露的比较充分。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开始转暖,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又可能被模糊。因此,现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以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 企业 ,在各类 金融 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 发展 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素的分析

通常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把重点放在 研究 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是近些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能过分高估中介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能判断货币供给合理与否的真正尺度。这里我不讨论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想重点分析一下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那些承担传导任务的机构和经济变量所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六方面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硬化”。 90%以上的存款在向大银行集中,投资环境不好,贷款风险大资金很难贷出。因此,一度时间,大银行不用央行的再贷款反而还再贷款;大量购买国债不愿卖给央行,胀肚子,消化不良。基础货币投放萎缩,集中反映为大银行上不能吐,下不能泻。结汇渠道和贷款渠道两条大动脉出现体制性萎缩,货币供应 自然 就下降了。这种情况导致的效应,与美国30年代因银行倒闭而出现货币供应收缩是一个道理。总之,这是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就是储蓄持续增长,而投资持续不振,形成了资金的负缺口。二是“小机构病”。基层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活力不足,可称之“毛细血管大片溃烂导致失过量失血”。这里既有大商业银行将省市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回收,信贷活动越在基层越显单薄。更有一大批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 农村 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确实是“毛细血管失血”,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忙于“救火”,金融支持和服务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

2、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整体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因此,相当多的企业缺乏生机,甚至不少奄奄待毙,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破产。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接受者,这样一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对货币需求能力,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现在金融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信用等级呈走低趋势,贷款存在“资金陷阱”问题。客观上讲,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完全是自已的过失,但并不能因此而不付出改革的成本。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家要求国有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虽然《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和金融风险加大,迫使行政性干预有较大收剑,但以各种名义下来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仍然不可能根本上杜绝。而且,越是大型企业,越是贷款大户,行政性干预就越难拒绝。其中,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或者还欠款。这种情况使金融机构行为变异,也使货币政策效果很少达到预期目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这里有三条路径可以考虑。一是基础货币投放路径。这是央行与国有大银行关系为主线的,也是与结汇和贷款情况相关的。去年以来,在再贷款上有所作为,使这个路径上基础货币投放有所扩大。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比重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设计央行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引导好大银行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二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对货币政策传导很有影响。但现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的不是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 参考 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 中国 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一)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环节来看,由于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是不尽成熟的,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

1、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这两项改革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含义,并成为金融深化改革开始的标志。但是,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限制了央行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存款准备金方面, 目前 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再贴现方面,受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商业信用度很低的影响,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缺乏国债存量,公开市场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再加上资金较为宽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

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相违背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滞。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

3、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近两年来,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另一方面,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金融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

4、在转轨过程中,计划手段和市场工具共同作用,增多了传导环节,加大了磨擦系数,增强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货币政策通常存在6—9个月的时滞,但1998年的货币政策运行1年多后,其作用仍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救险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时滞已延长。

5、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成为央行的独角戏,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直接融资不畅和货币市场发育不正常,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传导媒体,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二) 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严重不对称,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企业”环节上传导的不充分。这是金融体制性萎缩所带来的结果。

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而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其中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在于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只有30%,但能在体制内得到70%的信贷资金的支持,降息并不能满足其“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盈亏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达70%,却只能主要在体制外得到尚未合法的资金,降息并不能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 在“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的环节上,资金成为一种商品,受有效需求制约,央行想增加货币供应量受市场的限制,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实体经济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被动的央行驱动型。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是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缺乏敏感度:(1)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包括购买住房、社会保险支出、 教育 支出等)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2)企业经营困难,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因此其对货币政策的变化表现为不反映,或不正常反映。随着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企业投资的直接成本的确明显降低,负担大为减轻,但由于产品销售不畅,企业价格竞争激烈,多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十分微薄,加上企业各种负担仍然沉重,造成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明显减少。在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银行愿意贷款,也未必能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在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过剩,新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尚未形成,投资找不到好项目和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了被动的中央银行驱动型,这种“被动性”,无疑会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一定的阻滞。

另外,微观运行机制未有改善,企业负债率过高,“三角债”又长期困扰,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信贷投入风险增长,阻碍信贷资金增量的投入。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流通速度下降。

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的建议

笔者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处理好防范 金融 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改革中政策安排要有辩证法。什么事情都要从两方面考虑,如只强调一方面,就会出现新的 问题 。比如,防范金融风险,完全正确,但只考虑这一条,就把金融机构管理死了,约束与激励需要对称。其实,金融风险直接源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但更重要原因是贷款的效益太差。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停止贷款是消极对策,还是需要从提高贷款效益角度,在金融资产动态运动中来进行。金融机构整顿,完全正确,但关后门、歪门同时,还要开正门,否则, 经济 发展 会受 影响 。

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现外汇占款减少,政策性银行贷款减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持续上升,此时,央行应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额度,在保证本息归还前提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拉动非国有 企业 的投资。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开发新的交易工具,允许承兑贴现票据、cd、大型企业债券进入市场吞吐。为缩短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人总行可否授权省会中支在一定金融机构和期限的范围内对辖内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融资?发展商业票据再贴现,促使商业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替换银行信用,减轻货币不足时对货币政策的压力。

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按央行的设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取消对利率变动的行政性限制。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改进窗口指导的 方法 ,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央行分支行不仅需要搞好金融监管,也有责任为促进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作贡献。就央行的支分行看,现在一种倾向,即只考虑金融监管,而忽略了金融服务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从法规上明确分行和省会中支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和权责。

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融资体制;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自主经营、自律性强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间接方式为主、覆盖全社会投资融资活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将是政企关系,应将政府管理社会投融资的职能与政府直接投资职能分开,强化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投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投资无人负责的问题。

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是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第一年,当时我提出转化过程两个阶段的看法,一是国家专业银行走向国有独资银行,第二步将是走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第7期《金融 研究 》)第一阶段经过了7-8年,下一步就应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考虑其如何走向股份制银行。

改变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充当独角戏的局面。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局限。为此,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调,提高整体监管水平。一是建立定期磋商制度,及时界定交叉业务的监管责任,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二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三是要联合组成专门小组研究重大专题问题,及早提出对策。(戴相龙)

进一步开拓 农村 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考虑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同时,继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

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发展货币市场,首先是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融资,也是吞吐基础货币,比如,买卖商业银行的短期国债等有价证券。而货币市场上的头寸调剂与票据清算结合,有助于调控货币传导和资金供给。我国货币市场工具还显单调,今后可逐步扩展,使央行的融资债券、国际短期借贷进入货币市场。拥有股票的居民,其金融资产价值会因价格总水平上升而下降,也会因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种行为方式和刺激机制,就把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了。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形成一定的缓冲,一定的运作空间。如果从国民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是储蓄到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

当然,国民经济活力是多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比如,就当前情况看,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政府要成为真正的国民政府,不仅是国有经济政府,才能保证这个经济整体上正常运转。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完善。

第3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影响;政策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公告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4年10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8.2765的水平。但是2005年7月的汇改启动后,这种盯住状态被打破,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小幅度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削弱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不利于中国吸引外资,使中国就业压力加大等。

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经济实力的强弱是货币强弱的基础。而经济实力强弱是通过许多方面、许多指标来表现出来的;其中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不仅形成本币币值稳定和坚挺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会使外汇市场上人们对该货币的信心增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人民币汇率坚挺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

国际收支平衡理论认为,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各国对该国的货币需求将会增加,该国货币的对外汇率便趋于上升。反之,如果出现逆差,支出大于收入,该国的货币供应就会增多,其对外汇率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外贸赤字不断扩大,该国便会谋求通过促使对方国家货币升值来削弱对方国家的产品价格竞争力。近年来,中国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可以说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利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利率在一定条件下对汇率的短期影响很大。货币学派理论认为,一国较高的利率会吸引外国资金的流入,从而使该国货币汇率升高,一国利率下跌,该国汇率走势就趋于贬值。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间套利性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金的流动而引起作用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国利率差异大于两国远期,即期汇率差异,资金便会由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向利率较高的国家。1997年至今,人民币实际利率一直高于美元(2000年除外),利率差异导致国际流动资本扩大套利规模。人民币利率长期高于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

(四)国际舆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开始趋于低迷与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此相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日本和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企图把通货紧缩归罪于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元贬值及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引起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同时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扩大和失业率的上升,使美国的利益集团把敦促人民币升值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重要途径。2002年底,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呼声引发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伴随着人民币汇率在小幅调整中不断走高,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升值陷入循环之中。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中国出口企业成本上升

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直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影响中国相对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大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从生产要素分工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

(二)降低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产品出口主要是依靠成本优势,缺乏技术含量,附加值低。但随着目前土地、资金和劳动等生产价格的不断上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使企业生产成本高涨,而终端产品又因市场竞争激烈而通过涨价转嫁成本的行为受到制约,只能挤压企业的利润,降低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在本次宏观调控中,为了抑制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膨胀,国家采取了降低乃至取消出口退税的限制,使电解铝、铁合金等出口企业成本大幅度提高,甚至出现企业亏损的状况。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各项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步理顺,中国企业生产和经营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如果不能转变观念,改变贸易增长方式,将难以再承受人民币升值的负重。

(三)不利于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产业升级

中国是世界上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从而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如投资建厂购置设备、人力资本的成本提升,对投资规模和本地化进程受到影响。另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中有相当部分是面向国际市场,人民币升值使这些企业的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受到影响。再者,人民币升值,将造成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入中国,增加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导致直接投资的减少和生产基地的转移。因此,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的持续发展、升级。

(四)加大国内就业压力

人民币升值后,出口需求减少,供给一时来不及调整,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不出去的商品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国内市场商品供大于求,从而引起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下降。人民币升值后,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马上下降,由于示范效应,又会引起国内同类商品或替代商品的价格下降。人民币升值将推动国内物价总水平下降。企业的商品价格下降,必将影响到企业的利润。为了维持企业原有的利润空间,厂商必将压缩劳动力成本,减少劳动的雇佣或采取减薪的措施,部分劳动力也会因为工资的减少而选择失业。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

从理论上说,一国外汇市场的币种结构受其对外经济关系结构的影响,即外汇市场上的币种应与该国对外贸易和资本往来所需要的币种相适应,从国外情况看,各外汇市场在交易币种上都呈现出主次分明的局面,如纽约市场的交易依次是美元、加拿大元、欧元,其他币种金额较小;伦敦同业外汇市场上,美元交易占整个市场容量的三分之二,但在目前国际货币体制下,外汇的币种构成日益多样化,要反映外汇供求的总体态势,仅有一种或有限的币种是不行的,它不仅会导致汇率形成的片面性,而且会带来货币兑换的风险,因此,各外汇市场的交易币种的主次分明并没有排除币种的多样化。因此,应尽快尽早开设人民币对世界主要可兑换货币的直接即期外汇买卖,这既是方便中国企业对外经济活动,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也是中国外汇市场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内容。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在现有的已放开全部经常项目交易,另外增加部分资本与金融项目交易的基础上,逐步将远期结售汇的交易范围扩展到所有资本与金融项目,并使远期结售汇的期限多样化。在远期外汇交易运行比较成熟的基础上,适时开展外汇期货和期权等外汇产品的交易。交易品种的增加可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交易避险工具,培养企业汇率风险意识。

(二)继续推进结售汇制度改革

中国1994年所实行的银行结售汇制是在稳定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储备的目标下推出的一项制度。实践证明,该制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在近年来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急速增长的情况下,该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仅使汇率风险过多地集中在中央银行,而且增加了企业成本,压制了外汇市场的需求,人为地造成外汇市场的供大于求。所以要继续推进结售汇制度的改革,以使汇率水平能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今后,还应进一步贯彻市场导向、风险可控、渐次推进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市场发展和银行经营需要等因素,继续改进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完善现有汇价管理和监测体系,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形成。

(三)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是有严格限制的可兑换。从国际经验来看,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经济实际决定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还将是一个中长期的渐进过程。同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各种金融活动领域和大量的非金融机构,需要各部门共同参与,各项改革配套到位,逐步从有严格限制的可兑换过渡到较宽松限制的可兑换,再到基本取消限制的可兑换。

(四)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加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阻止资本外逃。通过对中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

(五)改进和完善金融调控

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和改进流动性管理,健全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和传导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央银行可间接调控的利率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市场基准利率建设。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增强汇率弹性。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外汇市场,进一步放宽境内企业、个人使用和持有外汇的限制。改进和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继续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管工作的相互配合,做到分业监管与协调配合的紧密结合。健全金融法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坚持全面监管与重点监管相结合,改进金融监管方式,积极采取先进的监控和检查技术手段,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继续深入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依法打击各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孙学毅,孙静.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6).

2.柳姜华,李国疆.浅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时代金融,2008(4).

3.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J].世界经济,2007(3).

第4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经济危机 国民政府 影响 对策

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恐慌至今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回荡。这场危机首先于10月从美国证券市场爆发,随之便席卷了整个世界,“世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持续萧条,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整体下跌,国际贸易不断紧缩,货币金融危机不断扩散”,“世界工业生产以1929年为100,到1932年,美国的生产下降为54,德国下降为53,法国下降为69,英国下降为84;1929年至1933年第3季度,国际贸易价值减少65%以上,欧洲以外的国际贸易更下降到不足30%;1932年4月,从欧洲开始蔓延扩散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战后重建的金本位崩溃和国际货币体制被摧毁”。[1]P71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深陷其中,发展本很脆弱的工商业在危机的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在全球经济大危机面前,国民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因应措施以保护脆弱的工商业,其应对危机之经验对我国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应又有什么启示呢?

一、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工商业的冲击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经济危机冲击了国民政府货币体系。货币体系与工商业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经济大危机中,对以黄金为本位的美、英、法、德等西方工业国家而言,他们的工业产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下降了42%,英国下降了12.7%,法国下降了24.6%,德国下降了38.6%,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减少了一半以上。[2]P192美、英、法等国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和恐慌,从1931年末到1933年期间相继实施货币贬值。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金本位,发行流通纸币,再加上受世界工商业衰退的影响,黄金需求量大量减少,这立即引起黄金价格的急剧下跌,而作为黄金比价的白银的价格则开始不断攀升。国际银价上涨,导致我国银币对外汇价也随之上升。[3]P193受国际货币金融风潮的这种影响,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迅速出现通货收缩、物价跌落的局面。1934年10月上半月南京国民政府银币对外汇价“最高价为美金三角八分与英金一八.五便士”,而“至二十四年(1935年)春,续涨至合美金四角二分,英金二零.五便士”[4]P591。国外银价上涨,导致国内白银汇价随之上升,国内通货紧缩,物价指数随之跌落,“上海趸售物价指数在二十四年二月为九九.九,至同年七月已降至九零.五”,整整下降了9.5%,汇价升高,白银外流,“随白银外流而生之征象为金融之极端枯紧,其影响更足以提高外汇,抵低物价”[5]P592。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哀叹:“二十四年二月间废历新年结算后,银拆虽略见低落,顾不足以为银根宽裕之证,实由当时市面枯竭无款可贷也。其延滞建设之进行与妨碍政府财政之筹措至深且巨。”[6]591此次经济危机给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度的困难,而银根枯紧对当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无异是雪上加霜。孔祥熙说:“通货之收缩,物价之跌落,工商业之衰颓,皆予财政上以重大之打击,加以国外购买力异常薄弱,英美各国复厉行货币政策,如金镑、日圆、美金等均行贬损,致我国银元与金比价,日益增高,而国际贸易,遂更形不振。”[7]P538-539

其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工商业产生了严重恶劣的影响。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工业国家借机援引不平等条约,纷纷在华设厂,国民政府实业部对此论述道:“乃外人为避免关税保护计,因袭不平等条约所遗留在华设厂之权……挟其雄厚之资本、熟练之技术,就我廉价之原料与低值之劳工,亟谋在华设厂。其吮血侵略压迫,更甚于昔日。”[8]P126此论甚为公允,中国民族企业资本薄弱,技术缺乏,组织熟练程度远不能与西式企业相抗,在经济危机冲击下,面临外来工业压迫,原本脆弱的工业屡遭重创,日益面临着破产的困境。1930年8月4日上海市政府的一份《上海市政府为丝光棉织业同业公会请求救济致国民政府的公呈》对棉织业困境描述道:“棉织业日就衰微,维持为难,去冬迄今,倒闭者几及半数,所存各厂大都风雨飘摇,朝不保夕。”[9]P1中国民族工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经济危机中商业损失惨重,以国际贸易为例,“国外贸易情形,同时亦呈险象,二十三年下半年比同年上半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比上年下半年减少百分之十八,斯时国内债券及一般房地产业价值,均下跌至百分之十至十五左右,工商业则倒闭时闻,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10]P563。以民国二十三年上半年生丝输出数值与上年同期输出数值相比较(见下表)

不难看出,1934年上半年生丝出口总数为45161公担,较去年同期减少7825公担,而价值方面仅13219364元,较去年同期26794194元,相差一倍有余。“在如此惨落状况下,恐不久之将来,世界市场,我国生丝将无立足之余地,此非仅蚕丝之不幸,也国民经济之隐忧也”。[11]P1210-1211就中国工商业受打击而言,其因不仅在于国内工商业不发达,资本技术薄弱,更重要的原因是与各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如美国为保护其国家经济,于1930年国会通过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加强关税贸易壁垒;英国1931年11月颁布《紧急进口税条例》,对进口货物从价征税50%,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2]P71-72

再次,经济危机最终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工商业是息息相关的,其财政收入很大部分都来自工商税收,工商业面临巨大冲击,财政收入的短缺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如国民政府在“1932及1933年两会计年度财政报告”中便明确指出,“财政收入,向恃关税为大宗,自二十年后,世界经济恐慌,波及我国,物价低落,银价增高,影响国际贸易,关税收入因之短绌”,“祥熙履任之始,适值财政万分竭蹶之时,综计每月收支相抵,不敷之数,常达一千五六百万元”[13]P537。1935年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对1934年度的财政收支统计中认为,“是年度财政收入,比照原预算所列须短少六千六百二十万元”[14]P452。财政极度短缺,固然有天灾和所谓“剿匪”的巨大消耗,但经济危机对国内工商业的冲击,更在客观上减少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1934年9月13日中政会致财政部函云:“比来灾欠 乘,农村衰落,工商凋蔽【敝】,益形深刻,国民经济益感枯竭,固有税收已现减退之势,将来能否达到预算定额,殊无把握,举办新税亦非短期内所能收获。关于二十三年度预算巨额之亏短,如何筹划抵补,实为财政上严重之问题。”[13]P393-394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如何采取措施克服财政困难,安然渡过经济危机,以稳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不仅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

二、国民政府因应经济危机的对策

针对经济危机风潮的打击,国民政府也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应对。

首先,加强了对货币的管理与改革。面对中国白银对外汇价上升较快,国内银根奇紧的局势,国民政府先是通过外交协商的方法,继而采取了限制白银出口,加征银出口税及开征平衡税的办法,最后实施币制改革,采用法币政策以应对。1933年夏天,中国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与欧美等国签订了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力求国际银价稳定的“白银协定”。国民政府本想通过条约的形式来约束白银的汇价走高,但由于美国国会于1934年6月10日通过了购银法令,提高了国际银价,导致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据统计,美国购银法令公布后的四个月内中国白银输出之数为当年(1934年)银货出口净数2亿5千7百万元的5/6,上海存银数量1934年6月底本为5亿4千4百万元,迨至12月27日,则已减至3亿1千7百万元,[15]P562购银法令几乎导致中国银本位币制的崩溃。在此不利的国际局面下,为抑制白银外流,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增加银出口税及开征平衡税的办法。实施加增银出口税及开征平衡税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数月以来,白银出口,逐渐减少,市面已略形稳定”[16]P593。然此项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紧张的金融形势,但国内银价受国际影响依然攀升,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二十三年下半期内,一般行庄拆息,原为六厘者,涨至二分六厘,至有出卖远期外汇,以求现金暂时之周转者,而市面短期借款利息,仍有超过平息三分之趋势”。[16]P563“为防通货之紧缩,拯吾国于经济恐惧之漩涡”[16]P593,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0月改革币制,实施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稳定外汇,自以当时外汇市价为标准”,“白银国有”,“整理财政”。[17]P92-593由于统一了币制,把全国白银收归国有,便于中央集中财力针对危机的新形势作出及时因应,因此法币政策的实施起得了一定的成效。以上海市物价指数为例,“上海市趸售物价指数,二十四年七月为90.5,在十月为94.1,在十一月为103.3,在二十五年六月为106.1”,[18]P594物价指数由跌落到回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商业危机。

其次,针对经济危机危及中国工商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迭经令饬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随时按照市上需要情形,酌量放款救济”[19][P563]。放宽对工商业的贷款限制,有利于工商业资金的周转。其次,限制外人在华设厂,如实行工厂登记制度,规定禁止外人经营之工业种类,诸如国防工业中枪炮、火药及化学战具等;公用工业,如电气、电车、电灯、自来水、钢铁、棉纱、酸碱等,绝对禁止外人经营。限令外厂照缴应纳各税,如出厂税、营业税等,其不缴者,或停止其经营或制止其货物之通过。[20]P127-128再次,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国内已濒危的各种实业如丝茶业、火柴及肥皂业、卷烟业、棉织业等均采取救济的办法。对卷烟业其具体救济之法为“国家改定税则并放宽等级,以纾其难,俾与外商得以平衡竞争外,并应由该市政府召集该业厂商联合协作,以抵抗外商之侵略”[21]P155。对丝织业救济之法为“除应由国家对重征丝织品的进口税各国提出抗议,减轻税率以恢复对外贸易及减轻国内捐税,并重征毛织品及人造丝织品进口税,以资保护外,在该市府宜设法督促该业,切实研究改良,加织棉毛交织品,以减轻成本及适合时尚短装之需要”[22]P155-156。第四,为适应国际经济危机变动之局面,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关税,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的农工商业。1929年的关税维持5%的进口关税税率不变,根据不同的种类另加2.5―22.5%的7级附加关税,使进口税最高达27.5%;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国家进口关税税则》,将进口税分为12级,最低为2.5%,最高为50%,比1929年的税率提高近一倍;1933年国民政府再次提高进口税率,将进口税分为5%―80%共14级,比1930年的最高税则提高50%以上;1934年迫于日本的压力,国民政府对进口税率做了一定的让步,但仍有些商品的进口税继续提高。[23]P165此外,国民政府还于1934年4月20日颁布工业奖励法训令,奖励办法为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减低或免除原料费,减低国营交通运输费,给予奖励金,准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五年以下之专制权等办法[24]P113,以鼓励本国工商业的发展。

再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很脆弱,经济危机来袭,国家财政更是入不敷出,为此,国民政府被迫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借内外债,实行赤字财政。如外债中之美棉麦借款,内债如发行民国十九年善后短期库券,发行民国二十年金融短期公债,发行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等以筹措财政经费。此外,国家还厉行财政预算,加强审计,实行开源节流以缩减政务经费。如孔祥熙在1934年9月在《关于缩减1934年度国家概算书并拟具说明书之提案》中明确提出财政要节流,缩减政务开支,对党务费、国务费、军务费、内务费、外交费、财务费、司法费、实业费、交通费、蒙藏费、抚恤费、总预备费等12项费用进行了缩减,共节减经费约119023616元[25]P402-410。

总之,在经济危机来袭的关键时刻,政府要人可谓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局面下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对国民政府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层面的打击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果国民政府在经济危机中无所作为的话,也就不会出现1927―1937年国民政府所号称的“黄金十年”之局面了。

三、对我国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历史的发展具有惊人的相似,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散,2008年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风暴又席卷而来,这场风暴必然会对我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危机中如何趋利避害,回顾南京国民政府因应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验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做好金融财政工作。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施稳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应大力支持工商业的发展,有效满足工商业对金融财政服务的需求。[26]对财政要开源节流,加强税收的征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发展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支持力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第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财政支出要更多地增加有效供给,关注民生。加大中央财政对包括工商在内的产能部门的投资力度并优化产能部门的产业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政府要扶持本国工商实业的发展,加大各产业部门的科研发展能力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6]

第三,力争出口贸易稳定增长。加强有利于工商等实业发展的税费改革,综合运用出口退税、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国内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力实施出口市场化多元战略,力争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的良好局面。

第四,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通过合作和磋商解决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局面。贸易保护措施的推行将使金融危机下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各国不应以邻为壑,而应加强合作和磋商,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协定关税,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这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27]

总之,以史为鉴,自明当今之得失,我想重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渡过经济危机的这段历史应该对我国克服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力争趋利避害,应该是有重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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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樊卫国.论1929―1934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2).

第5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1、机械产品现代设计技术

包括建立机械工程数据库;开发动态分析和动强度设计技术;CAD应用技术和局部集成的接口技术、网络技术及建库技术;并行工程技术、动态仿真技术、快速原型设计技术、工业设计技术、反求工程设计技术。

2、机械产品可靠性技术

重点开发可靠性工程管理技术、产品和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失效分析技术、可靠性实验评定、运行监测、故障诊断等技术。

3、热加工清洁生产技术

包括熔炼自动化、利用炉废气预热和除尘等铸造清洁生产技术;高效燃气无氧化加热、温锻塑性成形等锻造清洁生产技术;切割及焊接清洁生产技术;可控气氛多用炉、连续炉和真空热处理炉等热处理清洁生产技术;电镀、涂装等表面处理清洁技术。

4、精密成形技术

重点开发以实模精密成形、刚型、准刚型精密成形、高紧实度造型(芯)等精密铸造技术;精密模锻、辊锻、热轧、热挤压多向分模锻造、热镦锻等精密热塑性成形技术;冷温挤、冷挤、冷轧、超塑性等温成形、冷精整及复合成形等机械构件精密焊接与切割技术。

5、表面功能覆层技术

包括少无污染、高效、高性能的表面功能覆层技术与装备;重大工程装备表面功能覆层制备技术;高能束表面覆层制备及应用技术;新型复合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功能材料及涂层技术。

6、数控技术

重点开发开放式体系结构的新一代数控系统;车削中心、加工中心、数控磨床、数控锻压机床、电加工机床、数控重型机床等六类主机配套的数控系统。

7、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研究开发工业过程自动化的管理控制集成技术;工业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协议的开放式自动化系统。

8、工业机器人系统技术

开发点焊、弧焊、装配、搬运、喷漆五大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传动机制、伺服驱动、传感控制及系统成套的设计和制造及工程应用技术。

9、机械制造柔性自动化基础技术

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柔性自动化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及自动化单元和部分集成控制技术,开发车间级自动化系统和FMC·P-FMS、FMS三个层次典型柔性加工设备。

10、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技术

开发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单元技术和系统;以GT原理为主线的车间级、单元级自动化成套技术;管理信息系统;产品设计与制造自动化系统;单元技术间的集成技术;质量控制技术。

11、传感器技术

研究开发力敏、磁敏、热敏、光敏、气敏、湿敏等类传感器、工程传感测量系统及基础共性技术。

12、自动测试技术

开发VXI总线、GPIB总线、RS485串行总线三类自动测试系统,VXI总线结构的电机、发动机、工业泵、印刷板产品自动测试系统;GPIB总线结构的环保自动测试系统;RS485串行总线结构的气象自动观测系统;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分析仪器和智能数字采集系统。

13、电力电子技术

研究开发新型高频、大中功率变频装置和电源、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技术、新型IGBT器件生产技术,以及为重点工程配套的电力电子器件、电力半导体应用装置。

14、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

以高效超精密加工车床、CNC型超精密复合加工机床、超精密平面和外圆磨床为重点,开发超精加工技术及应用工程,带动开发出一批精密、超精密的基础功能元器件,如超精密主轴轴系、超精密的伺服进给系统、超精密的测量系统和误差自动补偿系统等。

15、高能束加工技术

开发光加工应用技术、千瓦级二维激光切割技术;激光加工机配套设备及元件;多维激光加工机及机器人;激光焊接工艺;大型复杂零件激光表面处理工艺和汽车发动机缸体激光热处理生产线。

16、高性能机械工程材料生产及应用技术

开发轴承、密封件、模具等机械基础件用新材料及应用技术;电力设备、石化设备等重大装备的自动化仪表材料和专用功能材料及应用技术;汽车工业用精细陶瓷、专用功能材料、工程塑料、新型复合材料及应用技术。

17、系统管理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精密生产技术、虚拟制造技术、企业级信息管理系统技术和设计、制造、质量、销售等方面的有限集成技术;资源管理信息库;并行工程技术、信息交换和接口通讯技术。

18、重大工程成套装备制造技术

重点开发国民经济重大工程成套装备的总体设计、大型构件加工、系统优化、参数匹配、在线监控、故障诊断、综合管理及系统可靠性等关键技术。

19、环境保护工程装备相关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烟气脱硫脱硝和除尘、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等成套设备和技术;电子辐射照氨法处理工艺;厌氧生物法处理模块化技术;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技术。

20、节能节材技术

研究开发风机、泵、电焊机等量大面广产品的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发电设备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超临界技术、循环流化床和加压流化床技术、抽水蓄能技术;余热余压利用技术;高效、节能和智能化的能源管理和控制技术。

二、产业化技术

1、典型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技术

造型设计效果模糊综合评价系统、小型机与工作站计算机辅助造型系统、工作站及超级微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系统软件。已在10多个企业应用,效果显著,在机床行业有重要推广价值。

2、加工中心加工系统动态稳定性分析和计算软件

适用于机床整体静动态特性预测和结构的软件包,包括八个功能程序段及相应的接口程序。已用于6个单位,效益良好,适宜在机床行业推广。

3、树脂砂铸造成套技术

包括连续式和间歇式混砂机系列及树脂砂再生设备。对提高铸件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有重要意义。适用于质量要求高、批量大的铸铁件生产。

4、钢水净化技术

适合国情的钢水精炼及保证铸钢件内部纯净度的全套装备及工艺。已用于十几家企业,适用于核、火、水电及石油化工设备中的各种铸钢件生产。

5、典型精密锻造件生产线成套技术

根据企业提供的典型件和生产纲领,提供生产线交钥匙工程及单项技术、装备或软件。对节材、节约工时、节约投资、提高锻件精度有重要意义。已在4家企业使用。

6、先进模具选材、设计、制造成套技术

包括高性能模具材料及应用技术、模具的现代设计加工技术和模具的配套技术。已在4家企业使用。适用于汽车、摩托车、轻工、仪表等行业所需的各种模具制造。

7、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及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

包括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的拼焊及耐气蚀堆焊和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在焊材及工艺方面有节约外汇的效果,已在3家企业示范,适用于加氢反应器、尿素合成塔、电钻锅炉等设备的内表面堆焊。

8、激光焊接及切割加工装备成套技术

包括激光器、激光焊接及切割成套技术。对提高焊接强度和质量有重要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适用于刀具、工具等各种材质的薄板焊接。

9、氮基气氛保护加热淬火与微机控制系统

包括CNC系列变压吸附制氮机组、TC-89系列微机控制系统、保护加热淬火工艺技术。有节约投资、提高质量的功效。适用于多种碳钢、低合金钢的热处理,轴承、齿轮等零部件淬火、渗碳生产等。

10、可控气氛真空热处理成套技术

包括密封箱式多用炉生产线和连续可控热处理生产线、真空热处理设备和工艺成套技术。经5个厂试点效益显著。用于汽车齿轮、轴承和标准件、高合金钢、不锈钢、低合金结构钢、轴承钢的渗碳及淬火等工艺处理。

11、先进刀具、工具系统

用于车床和数控镗床、铣床和加工中心。经企业试用,对提高工效、节汇创汇有重要价值。适用于机械加工企业。

12、自泳涂料涂装生产线成套技术

自泳涂料是由活性高分子乳液、活性添加剂及颜料组成的新型水性涂料,与现用的电泳涂装工艺相比,具有工艺简单、稳定、节能、节材和省投资、涂层性能好等优点。可提供工艺设备设计、制造及调试交钥匙工程。用于汽车车身及家电部件的底漆涂装。

13、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及关键技术

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的系统设计、成套设备、控制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大中型企业的物流管理,经多厂试用有节省占地和投资、工作效率高等优点。

14、可编程序控制系统成套工程技术

包括系统设计、成套设备和编程控制及监视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制造业的控制系统,经多厂试用有节约投资、缩短维修时间之优点,经济效益显著。

15、普及型和经济型机床数控成套系统

包括以工业PC机为基础的总线模块化、开放型体系结构和以步进电机驱动的经济型数控系统,适用于机床配套及现役机床改造。经多家工厂试用效果明显。

16、超声波涡流在线自动探伤设备

将超声波探伤和涡流探伤技术相结合,组成成套机组,可同时检测内部和外表缺陷及几何尺寸,可用于机械零部件、管棒及锅炉制造厂检测,试用效果好。

17、企业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CAPMS

该系统吸收国外MRP-Ⅱ之精华,按职能部门、业务分工数据处理方法、等分为18个模块,集产、供、销、存、人、财、物管理为一体,各模块既可独立运行,又可集成,还可作CAD/CAM/CAPP信息集成通讯接口。适用于多品种、大小批量及单件生产或混合制造。经企业试点,对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重要价值。

18、漆雾及废气净化成套技术及设备

第6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政策;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F31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由于我国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变化速度较快,针对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必须采用对应的措施,不断强化国际宏观调控,并对相关政策进行正确的调整,让国家经济向着预期目标发展。从2011年上半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根据多样化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经济情况,国务院实施了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的过程中,朝着宏观调控发展。2011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4459亿元,与同比价格相比,直接增长了9.6%。由于国内外环境复杂,很多政府都存在财力紧张、无钱可贷的现象,进而出现一系列的钱紧、钱荒、钱流、钱多现象。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必须及时调控经济政策。

一、我国经济政策调控原则以及发展现状

从当前的经济政策实行情况来看,为了保障经济政策落实力度,必须以坚持主题、落实主线为原则,从根本上保障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在这过程中,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的形势,主题则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程度是影响经济政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坚持相关原则不动摇,在大力推行国民经济改革的同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持久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价,争取得到更有效的改革方法,辅助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以及相关政策发展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整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转换成适当宽松的货币形势;第二方面是将稳健的财政方法转变成积极稳定的财政策略。调整后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包括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等相关措施,也就是“国十条”。第一条是,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二条是,增强建设性居民的保障住房策略;第三条是,增强居民自主创新以及国民经济文化建设力度;第四条是,增强机场与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性建设策略;第五条是,增强灾后相关区域重建工作;第六条是,增强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文化教育发展;第七条是,努力健全生态文化建设过程;第七条是,进一步完全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第八条是,增强金融单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而逐步代替我国各种银行的信贷限制;第九条是,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第十条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转型增值税的改革策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将遏制国民经济下滑、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放在各个工作的第一大位。从我国经济政策改革过程来看,近十年不可能达到经济形势的完全转变,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必须以相关经济策略、基础制度为依靠进行对应的调整。从经济政策发展侧面来看,不是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制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拉大内需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一旦经济增长速率太低,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带动我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建议

为了达到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目标,必须以经济政策改革为基础,从各方面推动经济文化建设。

(一)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与供给。在经济政策改革中,为了带动经济增长,必须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为更好的实行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首先,在扩大投资规模时,必须不断优化投资结构,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投资利润与数量,进而忽视投资结构转换。其次,在投资方向与投资项目选择中,为了避免一哄而上造成的不良局面,必须有压有保。对于高污染、高成本、高能耗的项目,必须坚决抵制,在将重复性项目过剩削减的过程中,注重大规模数量以及质量投资,并且各种项目必须拥有对应的可持续性与技术含量。在严格禁止豆腐渣工程的同时,充分调动私人、企业与政府的投资积极性。

在供给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必须扩大供给,增加供给能力;在供给改革中,必须对供给总体需求与总供给同时发力,以带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投资消费,调整财政政策。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但是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更加注重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过程。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已经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很难改变,所以必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扩大投资力度与消费需求。

在财政政策调整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带有很多负面影响,如果政府只注重发展,而忽略了钱的实质意义,就会出现钱“贵”的局面。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坚持积极的发展战略,在财政改革的同时,以国家财力为后盾。因此,在实施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带动国民经济积极发展。

(三)调整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大企业已经感受到融资压力,并且融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与经营目标。很多银行也存在存款、贷款的双重压力,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借贷或者高利贷现象,这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努力健全货币政策,更要及时调整相关制度,在“双高”与“低差”并存的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企业、单位金融结构备金率。

对于国家税收的调整,很多地方仍然存在非法税收的现象。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调整税收结构,更要减少税收项目区,在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进行闺房税收改革,进一步强化税收扶持力度。

经济政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持续的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以政策改革为根本,在完善改革策略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靳卫萍,尹晓菲.滞胀威胁下的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J].经济纵横,2008(11):9-12.

[2]李武军,黄炳南.基于政策链范式的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研究[J].中州学刊,2010(5):35-38.

第7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 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第8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第9篇:国民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量化;宽松政策;家庭经济

一、前言

我国的家庭经济现阶段比较脆弱,家庭消费是影响一个家庭经济的主要因素。家庭经济受一个家庭的收入情况、生活支出费用和其他收支情况的影响,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觉得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我就国际背景下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对家庭经济的影响进行简述。

二、量化宽松政策推行的背景

在新的货币背景下,中国经济又一次面临转型,而我国的经济现阶段还在调整,人口老龄化、环境问题等都在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对新的挑战,中国应从全局出发,看清各种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重新启动,并完成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期限为8个月。这是美联试图再次运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增长。这一政策,使全世界都在担心,全球经济会受其影响,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而中国的更是深受其害。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会使中国流动性问题更为严重。而美元的贬值,对于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中国,更是火上浇油。对预防这种情况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积极应对:

第一,预防短期国际资本的输入输出。若美元形势上扬,资产经济随时可能破裂,预防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事件的再次的发生。第二,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现在升值是人民币的发展趋势,但是升值得幅度我们可以控制。第三,预防通货膨胀。第四,被动的调整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若跟进国外政策,那么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家庭的经济能达到一个平衡。跟进与否,中国都将面R资产泡沫的现象。

三、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家庭经济的影响

完善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有效的中国外汇市场,使市场能更灵敏的感受汇率的变动,而汇率的变动需要货币当局更有效的监管。自2014年以后,人民币的汇率明显提高了,这都是国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的结果。而人民币的汇率的复杂变动,就会冲击我国的经济,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每个家庭的经济。所以我国经济的变动,直接在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上都有体现。

家庭经济与金融结构有一定的差异,他们面对人民币量化宽松制度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我国的推行人民币量化宽松政策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加强我国的综合实力,这确实对我国金融机构的经济发展有帮助,但家庭经济与金融机构不同,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认为金融机构的发展,可能对家庭经济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家庭经济本就脆弱,这时候推行人民币量化宽松政策,对价同经济的冲击也不会小的。政府在这方面也要调控物价,避免或最大程度的减小其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是中国与世界的货币政策的不一致而导致的。而政府调整机制的建立健全,也只是对人民币汇率的暂时控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我国必须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日渐复杂,各个经济体的首要任务都是保障经济的稳定,减小其波动。而实现人民币在国际上成为可兑换货币,是中国抵御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一,升级企业转型,加强中国竞争力。深化企业转型理念。第二,资源合理储备,不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三,运用外汇储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第四,加强国际间旅游资金的控制,避免资金的直接冲击。

五、中国家庭经济的世界背景

中国现阶段要对外汇的监管,尽量减轻流入资金对中国精机的冲击,针对这一情况,制定详细可靠地方案,限制热钱的流动。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要加紧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中国贸易的保值有重要作用。在美元贬值,降低国际公信力的同时,中国要抓住机会,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强化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境外国债的发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兑换,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家庭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一个基本,在国家推行人民币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家庭经济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国家要发挥经济调控能力,保证家庭经济的稳定,这对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家庭经济是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所以家庭经济的发展还要看国家的经济情况。

六、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而我国也随之推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我国的人民币的贬值,这虽然是我国的经济策略,但其对我国人民、家庭的经济的影响也会很大。我国在推行这一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不能忘了中国人的根本:家庭。

参考文献:

[1]陈虹,马永健.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退出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6,06(06):22-3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