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关键词】湖北L江经济带 产业发展

一、湖北长江经济带概况

湖北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全长1061公里，其中长江干流湖北沿线包括武汉、黄石、宜昌、荆州、鄂州、黄冈、咸宁、恩施等8个市州的48个县市，国土面积54，168.5平方公里，占全省的29.1%，湖北长江经济带在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009年7月1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决定》，象征着湖北省拉开了长江经济带新一期的开放序幕。

二、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具备优越的发展条件

一是地理位置和水路交通优势显著。湖北长江经济带与北边的河南，南面的江西，东面的安徽，西部的四川接壤，是中国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铁路贯穿东西南北，公路四通八达，在水运方面，拥有武汉、宜昌、黄石三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二是资源丰富，以矿产和水利最为闻名。矿产资源排在全国前列的有石灰石、石膏、磷矿等十多种，且湖北宜昌是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三是人才济济，科研实力雄厚。湖北长江经带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人才资源丰富。

（二）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湖北长江经济带由于发展历史悠久，产业的经济发展基础较好，长期是湖北省优先发展地区。2016年的生产总值、地方的预算收入分别占全省的65.5%和61.7%，在湖北省的总体发展格局中地位突出。同时，多年的重点建设使得沿江城市在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面上具有明显的互补和分工特性，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基础雄厚的产业体系。

（三）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

湖北沿江城市客运、货运能力的提高以及邮政、电信、金融服务业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这几年公路、铁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从而保障了沿江城市产业的优化升级。

（四）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

一方面国家中部崛起的政策给湖北省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湖北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推动沿江城市发展的政策为湖北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协调机制

一个地区的科学发展规划对该地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制约湖北长江经济带稳健发展的首要问题是产业规划的滞后性。全省既缺乏专项规划引导产业发展又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统筹经济带总体发展。湖北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格局被产业规划混乱、盲目区域开发、产业结构趋同所打破，与此同时，沿江地区的合理化分工受到严重影响，最终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社会经济资源浪费等问题。

（二）沿江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武汉与其他沿江城市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首要因素。一是经济的总体产量发展不平衡。武汉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长期以来是重点发展地区，2016年的GDP总量5345.87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37.87%，而其他6个主要沿江城市的GDP总量只占全省GDP总量的32.55%，相比于武汉的经济总量，每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与武汉都相差甚远。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武汉的发展格局以第三产业为主，其他沿江城市大多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且第一产业的比重仍普遍偏高，黄冈最高竟占到31.74%。

（三）沿江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产业协调发展在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一、二、三”产业须齐头并进，但湖北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现状制约着其发展。一是第三产业以餐饮、零售服务等低规格行业为主，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发展速度慢等问题突出，从产业中获得的附加值也相对较少。第二是第三产业各行各业发展不均衡，其中物流业独大，新型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不高。三是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素质较低，缺少技术化、市场化的专业性人才，从而制约了第三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

（四）缺乏竞争力突出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

缺乏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强有力的支持，制约着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虽然省政府大力支持湖北长江经济带优化升级，促进了冶金、电子等支柱产业的发展，但具有优势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不足，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且产业聚集度不高，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整体优势未能发挥充分。

四、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对策

湖北长江经济带要开创产业优化新局面，达成全面协调发展新目标，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利用沿江地区资源、政策、科学和技术优势，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全面快速升级。

（一）整体规划、分段开发

整体统筹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的开发要结合经济、社会尤其是自然及其承载力多方面考虑。优先发展武汉-黄石段、宜昌-荆州段两个资源丰富，基础较好的区域开发并推进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武汉-黄石段的武汉综合性的服务功能区需重点开发，扶持高新技术多附加值的大中小产业。宜昌-荆州段坚持以现有产业为基础，遵循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原则，打造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二）发挥武汉中心城市的带动头作用

充分发挥武汉的带头作用。第一，主导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打造石油、钢铁、电子信息和汽车四大支柱产业，重点培育食品、医药、烟草等重点项目。以武汉为金融中心，注重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加强金融创新和投资经济建设，打造区域货币和票据市场一体化格局。第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国家新制定了八纵八横的规划，交通的一体化，促使人才向湖北省内的长江经济带沿线分流成为可能，他们能够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精尖的技术带到省内其他地区，促进当地产业的升级改造。

（三）坚持以“水”兴带，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充分利用沿江的地理优势，优先发展涉水产业。抓住时机发展汽车、船舶、化工等先进制造产业，以沿江重点城市为基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利用“黄金水道”的优势，促进运输业和沿江产业协调发展，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

（四）突出发展沿江地区高新技术产业

充分发挥湖北科学、教育大省的优势。大力发展电子、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把高新技术推上新的发展点，大量引进全国高新技术人才，以武汉为生物产业基地，打造湖北长江经济带优势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加强科研并注重实际应用的转化。

（指导老师：刘习平）

参考文献

[1]程梅.湖北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热点透视，2016，8.

[2]徐长乐，徐廷廷，孟越男.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10.

[3]黄庆华，周志波，刘晗.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6.

第2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与2009年世界经济起伏不定不同，2010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下降，发展将相对平稳。对2010年来说，世界经济将呈现一个恢复性增长，在国际经济关系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经济将保持平稳回升态势。由于短期内难以出现重大技术突破，难以推动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迅速发展。因此，很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为缓慢回升至2%左右，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依然疲软，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拉动效应会有所弱化，经济增长更多的来自扩大内需的推动，新兴经济体预计会增长6%左右。

2010年作为全球最终消费者的美国，将会努力扩大国内投资，努力降低失业率，同时积极扩大出口，以“平衡增长”幌子限制进口增长，从而减少贸易赤字。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与国际贸易纷争将会在短期内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2010年世界经济平稳回升，国际市场上对能源和矿产需求稳定。但是全球性刺激政策可能引发2010年全球物价上涨。正是基于这种忧虑，各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实施金融刺激的退出政策。对经济复苏与通货膨胀预期的权衡，是影响2010年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2010年相对平稳的国际经济环境使中国以及浙江经济发展的外在不确定性相对弱化，浙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外需带动特征，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将会对浙江产品出口、出口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二）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以及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增长由外需拉动到内需驱动的转变，是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态势。

2010年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仍将延续2009年所确定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针。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侧重点目标将会有所不同。

1、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0年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所确定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2010年需要进一步落实。201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更偏重于对社会事业、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的扶持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和谐发展。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改变，但是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和侧重点将有较大调整。

2010年购房优惠信贷政策会作相应调整，住房贷款规模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随着经济回暖，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增强，金融机构将会相应地增加对企业的贷款。并且加大对技术创新、节能环保、新兴产业和生产业的信贷扶持力度。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将是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

3、优化的产业政策

调结构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主题。2010年结构调整的重点，一是根据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要求，加强重点产业的建设，形成新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体系。二是依据加快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要求，加强新兴产业培育，尤其是加快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企业，提高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比重，优化产业结构。此外，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节能环保水平，增强经济竞争力。

总体上，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将得到较明显的改善，经济增长水平会高于2009年，GPD增长水平将达到8.5-9.5%，CPI控制在3%左右。

（三）2010年浙江经济走势预测

1．消费需求将平稳增长

预计2010年浙江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国家扩大消费政策仍将对消费增长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初步预测，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4%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2．投资需求将稳定增长

2010年，经济刺激政策不会迅速退出，企业家信心将会进一步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的势头是可以预期的。预计2010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水平，将保持在14%左右。

3．出口贸易将止跌回升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变化趋势，预计2010年浙江出口贸易将增长10～15%，进口增长将略高于出口增长，净出口增长率在5%以上。出口顺差将止跌并略有回升，增幅将在5～10%，低于出口增速。

4、全省GDP增速将在10%左右

根据我们对浙江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预测模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2010年全省GDP的预测值为26000亿元。因此，2010年GDP的名义增长率将达到13%的水平。

同时2010年物价水平将见底回升，预计全年约在3%左右。扣除物价因素，2010年浙江GDP实际增长率将在10%左右。

（一）转型升级具备良好的基础

（1）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看，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开始进入战略关键期。2008年，浙江开始突破6000美元阶段，三次产业结构转型正进入迅速调整阶段。2009年浙江第三产业高速发展，在GDP中的比重有很大提高。

（2）工业内部结构变动呈复杂化。一是轻重工业比例出现稳滞。2004年，浙江重工业产值比重（54%）首次超过轻工业，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重工业比值回落至58%。2009年上半年，轻工业增长速度仍超过重工业，但下半年重工业回升速度加快。二是制造业内部行业结构出现逆转。。三是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迅速发展；四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在服务业结构上，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领先快跑。但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引起关注。

（3）外部因素客观上延缓了产业转型进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经济冲击较大，但也是浙江转型的良好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导致海外市场需求总量减少的同时，在需求结构上影响浙江出口商品结构，进而影响到浙江产业结构的转型。二是在“保增长、保稳定”的思想下，国家宏观政策尤其是大规模的投资刺激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的救助企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转型升级的速度和进程。

（4）企业转型多样化：国有经济转型相对滞缓。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客观上促进国内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国有经济集中，而且仍然是在固化原有的产业结构；外资经济主动转型，为应对危机冲击与市场结构变动，外资经济普遍加快产业重组转型进程；民营经济转型慢中有快。2009年浙江传统行业生产下滑快，但反弹也快，而结构提升则明显放缓。但部分民营大中型企业抓住产业政策机遇，加大研发投入，主动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期末年,又是“十二五”规划的谋划年。浙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从而开创“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二）转型升级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1、国际转型的外部推动

从国际看，以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国际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对浙江产生了带动效应。

2、国内转型的内部推动

首先是国家宏观政策上的微调，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其次，随着国内经济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带来社会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这些将持续影响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率，影响转型进程。再者，我国开始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并逐步构建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将成为浙江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3、消费转型的积极带动

我国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我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趋势和转型之路。消费模式的转型，通过消费结构带动影响产业结构，将成为浙江转型的重要拉力。

（三）转型升级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2010年浙江将全面推进“创新强省”战略，抓住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组织优化两条主轴，以建设“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1、增长与转型的关系：以转型促增长

以转型推进传统型粗放式增长方式的改变；以转型推进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结构调整。浙江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滑是转型发展期的必然。未来浙江经济要更加重视增长质量而非增长速度。

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系：调二进三

加快转型发展，将使浙江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逐步放慢，而第三产业的增长则明显加快；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和共同提升；制造业的发展重在调整优化，通过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的“以低换高”和“以新换旧”；从“提高三产自身的效益”与“三产对二次的带动效益”两方面着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3、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推陈出新

通过规划与产业政策引导，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大力引导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更要重视产业内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结构调整。

4、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强大扶小、以大带小

协调产业组织关系，“强大扶小”，推进企业做大做强，扶持中小企业；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以大带小”；技术创新政策推动“以小成大”；制度环境建设推进“大小创新集群”。

第3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关键词：黑龙江；一带一路；软实力；新型智库；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03-02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立足省情，着眼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开展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研究，必将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顺利进行。2014年2月17日《黑龙江日报》报道：《陆昊：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作用 确保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出学术界要发挥“对政府决策的咨询、建议、监督和批评作用；要向政府和产业界传播科学、理性精神和市场经济方面新的学术思想；以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舆论，进而影响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积极参与龙江建设发展。”为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和陆省长讲话精神，现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一带一路”战略举措，对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一、学术观点和认识

（一）“战略”就是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判断的标准就是理性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知彼知己就是掌握信息，百战不殆就是确定目标。中间环节就是战略，即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使偶然变成必然的过程。可见战略需要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掌握信息；二是确定目标；三是正确判断；四是制造偶然，搭建通往预定目标的桥梁。核心是判断，判断就要有标准，正确判断的标准就是理性工具。

当前国家治理领域的战略应用侧重于战略的时空属性：长远性和全局性。以时代伟人的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深刻把握了战略科学的本质属性――理性判断。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理性有别于其它学科的理性概念，是执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判断）的价值理性与社会发展规律（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提出的“四个全面”、“一带一路”战略都闪耀着理性思维的光辉。

（二）治国理政的四种理性思维方式

1.原点思维

原点思维就是回归国家治理的初衷，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担起执政党的重任，使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原点思维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2.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就是凡事从坏处准备，积极主动应对，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底线思维注重对危机和风险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而不是降低标准、无所作为。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两岸关系的政策导向，都体现了既有限制又有方向的底线思维特点。也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工作”

3.导向思维

导向思维就是抓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讲话一直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强力反腐为突破口的“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抓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这个“关键少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都是以关键问题为导向，提纲挈领，带动全局。

4.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就是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正确判断和科学谋划。十以来，高瞻远瞩，基于对国内外大局的理性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建设、互联网+产业发展、新常态环境建设都是站在战略高度提出的战略举措。

（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思想精华和行为规范

思想精华是指民族文化的传承，体现的是民族智慧的境界，展现的是民族发展的进步性；行为规范是个体的行为尺度，体现的是素质和修养，展示的是民族延绵的有序性。

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说的是文化传承。“仓廪实则知礼节”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社会动荡，革命是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成为使命。礼仪之邦，复兴需要担当；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都蕴含着这种使命和担当。

（四）执政理念是指执政党为谁执政、执政何为和如何执政

治国理念是执政党在执政中坚持依法治国原则，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利益需求。执政理念注重的是国家治理的进步性，属价值理性范畴；治国理念注重的是国家治理的有序性，属工具理性范畴。

（五）“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面向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独立寒秋”到改革开放35年的“万物复苏”，迎来的新30年的“春暖花开”。表明了我们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国家治理由稳定向全面发展的转变，从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主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变；国际战略由“韬光养晦”向“亲、诚、惠、容”谋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转变。

（六）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区域和沿线软实力建设具有独特人文优势

原住寒地民族与沿海内陆居民（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融合及黑龙江界河两岸民情相通的耿直、豪爽，易于交流。省内各民族习俗和文化特色，哈尔滨（东方莫斯科）与异国异族交融的传统，都是独特资源。更有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及国家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

二、对策研究与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总体战略。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布局，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又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和国内主要载体，中央要求打造成全国对俄贸易的桥头堡和枢纽站。2014年12月，黑龙江省委下发了【2014】18号文件对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判断准确、决策科学，具有战略高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正式出台。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的战略谋划都是以宏观和全局为着眼点。这里仅就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一）树立主体意识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塑造黑土龙江崭新形象

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全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是个局部，但对黑龙江却是整体。所以，我们必须树立主体意识，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兼顾长远；在国家的整体规划下，做好配套软实力建设。在宪法的框架下，调动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和尊重沿边和口岸地区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弘扬边民文化的多样性。把寒地民族传统文化和黑土产品独特魅力与“一带一路”建设、冰雪旅游结合起来，把“全面依法治国”和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和作为执政党坚持依法治国的工具理性结合起来，开创黑龙江省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局面。

树立主体意识，就要弘扬主人翁精神。黑土龙江是块英雄的土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包容坚忍、勇于担当。如，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抗日力量，担起了东北民族解放的大任；国家建设时期，涌现了王进喜、苏广铭等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做出了贡献。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样需要这种精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要树立以民族复兴、振兴龙江为己任，为黑龙江建设尤其是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弘扬主人翁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正能量。

树立主体意识，要把“全面依法治国”与法治政府建设结合起来。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是建设在法律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重在维护社会运行的有序性。诚信缺失是当前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对政府形象产生影响。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首先开展以龙江特色信用体系为核心的基础制度建设，培育新型的社会秩序格局，用制度凝聚人心。1.开展诚信政府建设。建全责任追究制度和违约赔偿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坚守“实干兴邦，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提高政府的执政诚信力。2.建立龙江产品诚信系统，实施诚信“零公里”计划。龙江产品已经在全国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但在营销中经常会遇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信誉受到伤害。“五常大米”市长打假被围攻事件，就是一例。开展源头治理，就要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发展中小型黑龙江特色产品产业集群，利用工信委、工商、公安、交通等信息库资源，通过互联网+，建立生态溯源基地。实施诚信“零公里”计划，即以用户（社区、企业或其它组织）与溯源基地（以粮食、蔬菜、养殖行业等与食品安全相关产业为先导）零距离衔接模式，搭建田间（供体）到餐桌的直供平台，从源头上塑造龙江产品诚信形象。3.建立服务诚信体系。黑龙江省作为资源大省和战略后方的优势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必须认清形势，调整战略方向，向服务业和信息产业方向发展。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互联网+战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契机，服务诚信体系的建立是服务业和信息产业高标准发展的基础制度。这里的服务不只是从事服务的行业和个人，还包括服务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服务诚信体系的建立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信用跟踪机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信用跟踪机制就是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统一代码的公民信用管理制度。二是行为规范即服务标准体系的建立。黑龙江省作为全国对俄贸易的桥头堡和枢纽站，承担接待国内客商和国际交往的双重使命，一举一动即代表着黑龙江省又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建立和推广服务标准体系是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创新社会治理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带动冰雪旅游产业发展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还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传统治理方式。按照法治社会建设要求，现代社会治理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政府提供服务、社会多方共治的多元治理模式。以守法为底线、倡导居民多元价值取向、引导居民多元生活方式、满足居民多元利益需求。

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契机和平台。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是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必然要求。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联系龙江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全面深化改革。如，通过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从科学规划、依法拆迁、依法建设、依法治理入手，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掌控公共资源、开放管理，将冰雪旅游、黑土特色与养老产业结合起来，建设具有内生活力的绿色化新型社区。设计、创建、示范，以点带面，多点成面，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崭新命题。创新社会治理黑龙江具有独特优势，自然资源、食品安全、空气清新指数、少数民族风情、更具原生态的民风、冰雪旅游、工业兵团农垦产业集群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等。都为黑龙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在不同人居、人文环境下创新不同社会治理模式，通过互联网整合黑龙江社会治理资源，对接开放平台和智慧社区建设，融入物流服务业、养老服务业、休闲健康产业、人文交流、社会保障和安全服务、法治社会建设等内容。通过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和社会的普遍参与，把黑龙江打造成国际、国内共享的冰雪旅游避暑胜地。用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规则和治理框架，创建龙江社会治理新体系，服务龙江开放大局。

（三）加快智库建设 开展互联网+教育 培养国家治理现代化职业人才

建议成立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心（学会、研究会）。以“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一廊”战略研究为起点，对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配套软实力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连的对策研究。为省委省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龙江丝路软实力建设等重大决策提供对策建议，为相关部门和地市县科学决策提供咨政服务。

中心应立足黑龙江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借鉴混合所有制形式，建成多行业（党校、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多层次（省外、省级、哈尔滨等地市及基层）专家学者、实践工作者参与的现代化新型智库。为加深对省情的深刻把握和理性判断，建立侧重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的省情综合情报、信息资料中心，有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互联网、物联网平台定位新型智库（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心或学会、研究会）的标准服务体系。

第4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是由高梯度地区产业向低梯度地区进行转移，产业梯度转移也是加强区际横向经济联系、协调区域互动发展的重要途径。现实中的情况是中国的东部地区在经历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与繁荣之后，其边际产业（如传统制造业、高能耗产业以及轻纺等比较优势减弱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梯度转移并未能接踵而至，和预期是有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建立高效的、网络化的、信息化的生产业平台去推动产业转移的进程。生产业因其所具有的高关联度、广泛的渗透性和高创新性，对产业的进一步细化分工和结构的深度优化，形成产业融合和集聚将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是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关键作用力。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既从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提供服务，也对工农业生产和商贸流通业运行提供嵌入，是重要的生产业，而经济带本身就是在某较大区域范围内，由线状基础设施束连接彼此密切联系的经济中心组成的条带状产业聚集区域，以众多协作密切的产业部门围绕资源密集、交通便利的聚集区形成经济中心并由线状交通枢纽相连接，它在推进产业转移过程中促使物流经济和资源的空间聚集以形成新的增长点，开辟一条从经济中心影射出的物流产业带形成之路。经济带自身的战略定位和生产业在经济带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决定了统筹交通运输与物流资源，建立两者之间的联动发展机制，实现一体化发展是一项重大的支撑工程，是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和结构优化的关键。

二、以政策为导向设立沿经济带交通物流联动发展示范区

设立示范区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促进生产变革与模式创新，加快实现产业战略性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更为建立多业联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基础平台。交通运输和现代物流作为两大高关联的服务性产业，实现在示范区内的融合发展并形成完善的联动机制，产生引领效用，将对带动整个经济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意义。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土资源部、中国铁路总公司等相关部门在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选取跨越省际、连接中心城市（如沪苏杭、合宁、武汉—长沙、成渝、郑西、兰州—银川等）的代表性区域，设立交通物流联动发展示范区，依托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出台政策措施，推进交通运输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具体工作包括：一是完善合作机制，初步实现常态联动。积极协调示范区内的地方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之间加强交流和沟通，建立促进交通运输和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合作机制，如主要领导定期磋商机制、区域交通物流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机制、有关职能部门沟通协商机制等。二是衔接规划方案、系统完善整体布局。积极协调地方相关部门，编制或完善示范区公路、水路、铁路及航空发展规划，区域性物流园区（包括内陆无水港）发展规划和建设实施方案。开展跨省、跨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的衔接工作，实现重大交通物流基础设施通道和项目技术标准、建设时序的衔接，以及空间布局的协调。三是协调政策标准，推动建立统一市场。组织开展公路、水路运输联合执法行动。积极推动示范区货物运输管理有关法规、规范和行政执法标准的相对统一，创造示范区内统一、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协调统一示范区内集装箱运输、大件运输、危险品运输、城市配送等管理政策，规范异地经营行为。四是开展信息对接，逐步实现联网共享。通过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推进建立示范区物流企业信用联网共享机制。开展货运市场信息网络对接，分步实施物流企业、车辆、人员等信息网上共享。

三、围绕“主题+区域”开展交通物流一体化试点工程

根据我国物流业发展趋势和需求分布特点，紧紧抓住国家推进经济带战略发展的重要机遇，按照“主题+区域”的方式，先期在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按照“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联动推进”的原则，依据经济发展梯度差异、产业转移现实要求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物流业发展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若干省份开展交通物流一体化发展试点工程，试点内容主要分区域重点支持物流园区、甩挂运输、城市配送、农村物流（含冷链物流）、多式联运等项目的类型、支持内容以及政策措施，并明确项目支持数量和额度，配套相应的支持资金和政策。试点工程可以实行在每个省份由多个分试点组成完整的试点工程体系来推进，也可以在不同省份针对某一项重点工作开展单一的试点工程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发挥主导作用并积极协调省、市人民政府发挥支持配合作用，为物流业发展的重点项目提供土地、资金、规划等方面的保障。通过试点工程，总结经验，进一步向其他重点经济区或集中连片发展区推广应用。

四、依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带物流大通道

经济带战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其背后隐含着物流一体化的发展，从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角度来说，物流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形成“物流大通道”，物流大通道的建设应依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综合运输通道，以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先进运输组织方式和技术装备的应用以及配套法规政策标准的规范管理为载体，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对货物运输的科学组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针对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迫切性，应形成中央和地方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相关主管部门的职责，调动广大企业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推进建设以下物流大通道。

1.大力建设长江经济带水陆滚装运输大通道。

充分适应长江流域对长江航运需求转变的要求，加速淘汰落后的运输方式，以建设干线长途货物运输为重点、区域物流为基础、沿江产业配送物流为支撑的长江航运现代物流体系为契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及沿线节点设施发展低碳、环保的载货汽车滚装运输，实现高效率运输，推进长江航运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连接长江三角洲与长江中上游的物流大通道。

2.推进亚欧大陆桥集装箱海铁联运大通道建设。

充分利用连云港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位和基础设施条件以及陇海线相对充足的铁路运力资源，由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成立在战略制定、政策指导、法律法规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统一协调的指导机构，大力发展亚欧大陆桥集装箱海铁联运，形成以陆桥运输体系为基础的产业链，加速沿桥地区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换，促进沿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沿京广线建设零担快运双挂汽车列车大通道。

第5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缩小[1]。然而，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增大。现有研究结论大都认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给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2-4]。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各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态势。表1为中国部分东中西部地区代表性省市的城乡收入比。

由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的增幅和绝对值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如重庆的城乡收入比由2000年的3.32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03，贵州的城乡收入比由3.73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59，甘肃的城乡收入比由3.44最高增长至2007年的4.30，增幅均超过了0.7；而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几乎没有城乡收入比超过4的省、市、自治区，城乡收入比达到最大时的增幅也普遍低于0.4。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均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为全国的深化改革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在被确定为统筹城乡试验区之后，重庆市政府于2007年9月通过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制定了两大目标：（1）到2012年和2020年，将重庆的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8.3%提高到55%和70%的水平；（2）到2012年和2020年，将城乡人均收入比从2007年的3.59降低到3.15和2.5。总体目的是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性。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7%，城乡收入比为3.11。在目前阶段而言，重庆市较好地实现了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结果是否能够归因于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如果能，统筹城乡政策就能够为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一项有力的政策工具。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即是本文的主要工作。

关于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采用构建统筹城乡测度指标体系的方法，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统筹城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所采用的计量方法限制，他们的研究仅识别了统筹城乡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两者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无法进行因果关系讨论以排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处必须指出，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研究中所讨论的Granger因果关系讨论是基于预测角度，而非变量间真实因果关系的讨论。

二、宏观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概述

现有文献认为有很多因素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减小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受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影响[7-8]，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发展至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中倒U型曲线的右端[9]所致。

借助重庆市和成都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实验事实，一些学者尝试采用诸如双倍差分法等近年较为流行的政策评价方法，量化评估统筹城乡这一政策试验对于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目前，业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统筹城乡改革政策评估的文献都是基于省级数据的，例如余静文[10]利用合成控制法从资源错配的角度分析了城乡统筹改革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实证结论认为统筹城乡政策通过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夏波[11]使用双倍差分法，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量化评估了城乡收入受统筹城?l政策的影响，基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了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如余静文[10]的研究相悖，也给这一问题的解答带来了争议。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的结果，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统筹城乡政策是否显著缩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进行了应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研究。

在数据方面，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个改进是采用区县级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区县级数据建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因为城市资源丰富，能够提供更合适的工作、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容易形成集聚经济，进而带来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产出增加，工资也有增加的可能性。集聚经济和专业化的过程又促使更多的资源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极化也在所难免了。现有文献采用省级行政区数据的做法，只能在省级行政区维度下从总量的角度讨论城乡收入差距，此类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实际上是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为了考察省级行政区的内部差异性，本研究采用了区县级数据。

在计量方法方面，为了量化评估统筹城乡政策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净影响，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政策研究中较为前沿的双倍差分法，选择重庆市各区县作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以相对重庆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长三角的浙江省各区县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相关控制变量，运用两个地区2004-2013年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集对重庆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研究统筹城乡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贫困带来的影响。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合理选择是运用双倍差分法得出合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初我们在进行样本选择时，设想将以重庆市与成都市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和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经济区中最有代表性的长三角经济区进行对比分析。但是，一方面，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各年度《上海统计年鉴》及其他相关数据来源均无法获得上海市各区县的统计数据，同时，《江苏统计年鉴》虽然提供有各区县的各年度数据，但是由于缺乏对应的GDP指数，甚至也没有可替代使用的各区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无法对各变量进行价格调整以计算实际增长率，因此仅能选择浙江省各区县作为控制组。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处理组的样本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和成都市（不是四川省的各区县，只是成都市），我们注意到重庆市与成都市的区县行政等级不对等，不能简单将其混在一起进行分析。并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都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重庆市有着显著差异，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成都市的城乡收入比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且数值上与浙江省相近，城乡收入两极分化的矛盾并不突出。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目的应是侧重于通过城乡统筹以促进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市存在亟待解决的城乡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重庆市为处理组来研究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本研究最终决定仅使用重庆市与浙江省的区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为验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可比性，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所使用区县级数据的样本期为2004-2013年，可用于验证的在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区县级可比数据的年限太短（仅有三期），因此我们以省级数据来观察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具有可比性，即考察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对于本研究的情况，一种可行的判断方法是通过作时间趋势图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是否平行，如果二者大致平行，则可增强对平行趋势假定的支持。因此本文通过观测2000-2006年度重庆市和浙江省整体的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对两个省市的可比性进行了说明，从图1中浙江省和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浙江省和重庆市的城乡收入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比于浙江省，2006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出现明显增幅，因此以浙江省作为控制组检验重庆市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效是合理的。

三、双倍差分法与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一）双倍差分法

双倍差分法最早见于Ashenfelter和Card[12]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文献中多应用于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量化评估，例如Card和Krueger[13]，Petrick和Zier[14]，黄玲文和姚洋[15]，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程令国和张晔[16]等均采用双倍差分法对最低工资政策、公共农业政策、国有企业改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等相关政策的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估。

双倍差分法将研究对象按是否实施了政策实验分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和控制组（control group），在研究中设定实施了政策实验的处理组在t时刻实施了该政策实验，而控制组在该时刻没有实施类似的政策实验，然后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该项政策实施前后经济行为的变化情况。和控制组样本相比，如果处理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后的变化明显较大，则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实是显著的。

在考察处理组样本的政策实施效果时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设置两个虚拟变量du和dt来度量这一效果。其中，虚拟变量du区分了处理组与控制组两组样本，处理组样本的du取值为1，控制组样本的du取值为0；虚拟变量dt区分了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政策实施前各样本的dt取值为0，政策实施后各样本的dt取值为1。

（二）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经过详细的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尚无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统筹城乡政策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的研究，部分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的讨论见于少量相关文献。例如，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在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中给出了相关控制变量的较为详尽的阐释，文中主要论述了FDI、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关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铭和陈钊[7]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较大影响，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的先进金融理念以及产品概念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金融的发展。

综合现有研究观点，本研究认为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图2所示）。

1.投资深化

统筹城乡政策所带来的政策优势，极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重庆地区的投资较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之前得到了大幅增加。

投资对缩减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作用，理论上主要还是从扩大投资规模以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早期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如AK模型）认为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的增长可以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实证研究文献中，王任飞和王进杰[17]利用协整理论讨论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的结论。杜凤莲和孙婧芳[18]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计算了FGT贫困指数，同时对影响贫困变动因素进行了分解，计算了贫困弹性和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研究结果证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确有成效。

2.金融发展

随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重庆地区的出口情况得到显著改善，贸易软环境的建设已取得些许成效。

软环境对地区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贸易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往来和经济的繁荣，还有技术、管理上的交流学习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升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贸易交流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金融产品理念和经营模式，如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为重庆带来的世界先进的产品与服务竞争；同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和他们在金融和证券业方面的交流必将大幅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推进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与投资相似，金融发展对减少贫困和?s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主要也是先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然后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

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推进

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政府对重庆地区整个工业行业的投资力度，使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有更大比重，优化了重庆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升级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产业间的交流，使各产业在互相学习中共同进步，而这些必然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工业化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变也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杨志海等[19]利用中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建立

结合本文第三部分有关统筹城乡政策对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同时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要素投入、政府支出和城镇化率等，为了能更科学地评价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重要的相关控制变量。因此，本部分对模型式（1）进行扩充，最终采用如下模型对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cit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收入比。X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它包含如下几个控制变量。

（1）资本存量，本研究采用重庆直辖市和浙江省各区县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值（lncapitalk）来衡量资本要素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_gdp），用于控制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信贷量占GDP比重（loan_gdp），为了控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金融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导致该地区信贷量的增长，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信贷量占GDP比重这一变量，该指标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

（4）出口占GDP的比重（exp_gdp），用于衡量对外贸易水平，研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5）城镇化率（urban），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为了控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率的指标。

（6）产业结构（in_str），使用工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该指标逐步向工业或者服务业侧重是否会对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对本研究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7）交通客运量（tran），本研究使用年客运量来衡量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水平。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本研究在模型中使用时间虚拟变量dt（2007及以后的年份等于1，以前为0）区分统筹城乡政策实施前后的样本，使用地区虚拟变量du（对处理组样本，即重庆的区县，取值为1；对控制组，即浙江的区县，取值为0）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二者乘积du×dt的系数即是双倍差分法所评价的干预效应的结果β3。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变量数据来自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选用2004-2013年重庆市4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处理组，使用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面板数据作为控制组。

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区划调整。由于2011年重庆市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划，撤销万盛区和綦江县，设立綦江区；撤销双桥区和大足县，设立大足区。因此《重庆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双桥区和万盛区2011年以后相应指标的数据。为了让本研究所构造的数据集是平衡面板数据集，我们对被撤裁掉的区县数据进行了估算，具体来说，本研究按照2010年万盛区和綦江县在各项指标中各自所占比例，估算合并后的綦江区中万盛区和綦江县2011年以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同理，可从合并后的大足区中估算出双桥区和大足县的各项指标数据。

关于县级行政区的资本存量估算问题。各类文献和相关统计资料都没有提供分区县的资本存量数据，如《重庆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我们必须对这一关键变量进行估算。本研究依照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对重庆及浙江各区县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一般永续盘存法的计算方法是选定一个基期，并估计基期的资本存量，之后的资本存量通过简化后的永续盘存方法估计。

其中K代表资本存量，i代表第i个区县，t代表第t年，I代表第i个区县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δ代表经济折旧率。

通过分析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发现，重庆市和浙江省各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体上都保持均衡增长，因此本研究参考汪锋等[20]的做法，假设各县级行政区在起始年份有基本相同的资本产出率，然后通过2004年各个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总投资额比例确定各个区县初始资本存量占全市（省）初始资本存量的比例来估算各县级行政区的初始资本存量。对于重庆市和浙江省基期的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本文直接引用单豪杰[21]对浙江省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和康继军等[22]对于重庆市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并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比例的平均值估算各区县的基期资本存量数据。

对于公式（6）中的折旧率δ，我们依据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给出的每年的折旧额，用各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省总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作为各区县折旧额占全省折旧额的比例，估算出各区县每年折旧额，以此得出各区县各年度的折旧率。

估算出两组样本各区县基期资本存量、各年度折旧率后，根据式（6）进行后续资本存量的计算，并用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计算出的各年度资本存量调整至基期价格水平，得到重?c市和浙江省各区县2004-2013年资本存量K的数据。

（三）研究结果及经济意义解释

考虑到参数的内生性，本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式（5）进行参数估计，为保证GMM估计的一致性，本文进行了模型的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Sargan检验chi2（32）=33，伴随概率p为1.000，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通过了Sargan检验；Arellano-bond的AR（1）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062，Arellano-bond的AR（2）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544，表明模型中不存在残差项的二阶自相关，差分残差项服从AR（1），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此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很好地刻画了实施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规律。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经济变量的惯性，存在惯性是宏观经济变量的特点，一阶自回归项L1的系数显著为正，结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表2中，最重要的是体现统筹城乡政策实施效果的du×dt的系数。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它实际上是双倍差分估计量，衡量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净效应，该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2007年前后，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大于没有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具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实施前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比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确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检验统筹城乡政策对相关控制变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各个控制变量按年度计算增长率并进行两次差分，得到了差分结果以及双倍差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最后一列的双倍差分结果反映了统筹城乡政策对重庆市这些变量的影响，与浙江省相比，统筹城乡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的相关控制变量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其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城镇化指标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的作用最为明显，对资本存量、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交通客运量的作用次之。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下面对表2中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进行简要解释。

资本存量（lncapitalk）系数为负并在方程中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gov_gdp）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该结果反映了目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结论从政府支出的金额总量和支出的投向两方面得以体现。在金额总量方面，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说明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体现出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必然趋势；在政府支出投向方面，图3描述了2004-2013年重庆市政府支出投向各个行业的平均比例，由图可见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向了公共科学文化、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而这些产业较多集中于主要城区，仅有较小部分用于支持农林水利的发展，对城市的投入力度明显大于农村，难免会增加城乡的不平等性。

出口总额占GDP比重（exp_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和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出口贸易目前多集中于较发达地区，主要拉动的是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例如毛其淋[23]使用中国1995-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虽然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出口贸易，表面上看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该因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受到限制，总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是有益的。

城镇化指标（urb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果也验证了之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例如，陆铭和陈钊[7]发现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李江涛、张杨勋和罗连化[24]选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支持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 Structure）的工业产值和总产值的比值（in_str），其系数估计结果显示，逐渐偏重于工业的产业结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一直是重庆的支柱产业，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汽车、摩托车和钢铁企业选择在重庆落户，因此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转型十分值得关注。如图4所示，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后，重庆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向工业偏重， 2004-2012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004年的45%增加至56%。这一转变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毕竟统筹城乡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必将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交通客运量（tr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重庆地区的减贫也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和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如康继军等[25]在其研究中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高颖和李善同[26]用CGE理论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的可能渠道，研究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幅降低转移成本和大量增加农村在城市中的转移劳动力，在减贫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李文[27]利用匹配方法，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对贫困地区人群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道路交通的建设对于不同的农户群体所带来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道路交通的建设给贫穷农户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

最后，用以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指标（loan_gdp），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不显著。此结果不支持本文变量设定部分的假设，即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缩减贫困并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模型（5）的实证结果表明，用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并未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也符合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现状，关于该问题的解答学者们远未达成共识。由此可见，金融发展有其特殊性、排他性和门槛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五、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双倍差分法，对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确实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使得重庆地区城乡收入比相对于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速度快于未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重庆地区统筹城乡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的。然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政府支出、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等，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未能有效地缩小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方面的改进应该是统筹城乡政策实施的下一步目标，于是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农林牧渔与水利等的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具有递减性，政府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应当权衡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建设农林水利的效益是否高于投向城市的某些产业，从而适当增加对农村建设的支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城市产业投资过剩产生的扩散效应与涓滴效应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

第二，政府应继续维持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虽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了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进出口贸易的日益活跃，明显改善了地区投资软环境，而软环境衡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许是存在类似于倒U曲线的关系，随着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开放，必将全面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农村进步，并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政府应结合农村居民投融资的实际需求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地方政府在促进金融发展时，应多给予农村地区关注与支持，尽可能地建立适合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主体，拓宽农村地区企业和居民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使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和社区金融能够扶持地方实体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让农民真正地得到好处。

第6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关键词】 “西江经济带”； 金融政策； 合作共赢

一、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的背景概述

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规划把南宁建设成“国际区域通运输枢纽”，把柳州、梧州建设成“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港澳和广深等地珠三角的龙头作用，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北部湾开放开发带来的机遇，把“西江经济带”争取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的建设重点，争取更多更好的财税金融政策，带动整个西江流域的开发。因此，“西江经济带”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区域金融政策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杠杆。金融支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财税支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重大产业项目的布局是根本，财税支持政策是吸引重大产业项目落户的条件，而金融支持政策则是拟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已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良性运行的保障。通过高效融通的区域金融政策，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安全自由流动和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市场共赢发展，不断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实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泛珠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区域金融政策的支持。同样，区域金融政策对“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已成为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的课题。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现状：与北部湾经济区优惠金融政策比较研究

（一）北部湾经济区优惠金融政策

200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综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家或自治区对北部湾经济区的优惠政策包括产业、财税、金融、土地、外经贸以及人力资源和科技开发政策和优化投资环境等一揽子优惠政策支持。其中，北部湾经济区享受国家或自治区的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一是支持金融主体建设：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比如设立北部湾发展银行，支持经济区内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实施升格或增加设置；鼓励和促进更多境内外金融机构到北部湾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二是加强信贷支持：在信贷增量中保持一定比例用于支持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区中小企业、“三农”等弱势经济组织和产业的发展。三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对从事中小企业担保的信用担保机构，免征三年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四是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等。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现状及研究设计“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的紧迫性

回头看“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现状，尽管国家或自治区已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但经济带的金融优惠政策乃至专家学者对这方面的政策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西江流域，被称为联通大西南的“黄金水道”，贯穿云、贵、桂、粤四个省会城市，沿岸五十多个地级市，直达港澳，涉及gdp上万亿，西江流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前所未有。就“西江经济带”广西沿岸五市金融机构而言，除了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遍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四大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梧州市、柳州市、贵港市、玉林市四城市基本上只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落户，而且整个资金存放量小，远远无法满足“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态势的资金需求量，“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资金需求矛盾日趋彰显。而“西江经济带”金融合作由于缺乏区域金融优惠政策支持以及各地利益博弈，无法吸纳珠三角及国内外资本进驻。资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融资渠道的畅通可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规模小，并且投资存在短期化，不利于经济区投资结构的优化和良性发展，不利于企业做优做强，直接影响“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加速“西江经济带”港区、保税区、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产业一体化进程，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促进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经济带协调发展步伐，必须得到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西江经济带”建设金融政策体系的支持。因此，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或争取“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研究时不我待。

三、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金融政策体系的前期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分工合作和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

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导致区域产业的集群或转移，促进区域行业或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和不断循环分工合作，从而引发区域经济利益的博弈：增加或外溢。这种周而复始的分工合作与利益博弈，推动了区域分工合作的不断深化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造就了区域金融的更紧密合作。让金融在区域资源流动中更好地发挥配置导向和市场调控作用，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样、便利和完善的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前景才更广阔。这种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趋势给“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了辐射效应。

（二）投资多元化，激活了区域资本市场的开放开发

伴随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世界性能源短缺，促使全球性经济板块的循环流动和区域经济的密切合作，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异常活跃，经济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出现投资多元化和融资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催生区域经济多样化和区域金融供求之间的矛盾。区域金融政策是实现区域经济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实体互动的政策工具与价值杠杆，因为多元化资金是区域产业政策、产业开发与升级、人才资源与智力的支持、科研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的财力支撑和保障。因此，投资多元化趋势给“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多样化的融资平台。

（三）利益均等化，促进区域金融政策体系利益目标趋向一致性

目前存在的城乡与地区间贫富差距拉大和经济发展失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与非均衡性等问题相当突出，尤其是欠发达西部地区由来严重。“西江经济带”（广西）地处华南、西南结合部，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一个联边、联江、联海的多少数民族的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稳定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按照十六大四中全会的部署，我国将于2020年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融资是财政的一大功能，通过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政策手段，为缩小城乡与地区间贫富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为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利益目标一致性奠定了政策基础。

（四）资源差异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正因为资源差异化引起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对金融需求的非均衡性，从而出现了区域之间资金供求的不平衡，为研究制定区域金融政策和实施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济基础与实践需求。

四、构建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根据“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与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分类引导的原则，充分凸显“西江经济带”后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势和“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突出“西江经济带”与其他经济区域的政策重点差异，研究制定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手段多样、科学有效、现实可行的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一）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合作，努力构筑融资平台

1.科学制定《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并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定，以保持政策的持续性。通盘制定“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总体框架、原则、内容、配套措施等，统筹协调“西江经济带”的省际、城际发展框架和产业布局、交通运输枢纽、通信信息及管理系统的建设，为实现区域内密切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建立“西江经济带”金融利益协调和交流机制。在平等、互惠、自愿、合作、务实、双赢的原则下，定期召开“西江经济带”合作与发展金融论坛和联席会议，协调好金融运作中的问题，定期签署金融战略合作备忘录，努力消除金融组织体系和资金管理体系的“区域壁垒”，引导金融资源在区域内自由高效地优化配置，推进金融政策为“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进程。

3.设立“西江经济带”财政专项启动资金，加大政策支持和调控力度。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力投入、财税金融政策和资金支持。地方政府要设立“西江经济带”财政专项启动资金，专门用于“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区域金融共同合作的项目启动扶持投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财力支持。强化财政投资导向，加大对区域内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财力支持建立企业孵化器，不断培植经济带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附加值，重点支持“西江经济带”产业一体化、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同时，通过财政适度投入和调节资源增量，来聚集和整合经济带现有的存量资源，激发“西江经济带”的依托单位和参与单位之间的联合、协作、开放、共享的积极性，不断增强经济带建设的自我保障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构筑融资平台，创造良好的“西江经济带”投融资环境。针对“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资金瓶颈的问题，地方政府既要注重用好政府投资、财政补助、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支付设备使用费、政府租赁等传统财政扶持政策，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创新方式，实施以政府为平台和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引导，建立“政府支持、多方参与、风险共担、银企合作”的信贷担保体系以及政府资助的企业信贷担保制度，提供和支持信贷担保，搭建企业与银行（包括国内、国外）融资的舞台；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充分利用“西江经济带”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对“西江经济带”现有产业实行资产重组，资源共享，资金增值；通过政府引导，以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投资基金和增资扩股等方式扩大“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融资渠道。

（二）支持金融主体建设

设立“西江经济带”国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建立健全“西江经济带”地方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依靠招商银行这个偏居蛇口的区域性银行，实现了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造血功能”，缓解了地方融资开发的困难和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北部湾经济区依靠北部湾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鼎力支持而风生水起。“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离不开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支持。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在广西只有首府南宁市设立分行。因此，设立“西江经济带”国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是经济发展之大势所趋。通过银政合作，把开行的融资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同时，采取市场准入、项目用地、环保审批、财税支持、金融服务、外贸服务、劳动力支持、安全服务等更加优惠的财税配套措施或政策，在货币结算、货币兑换和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融资贷款等方面，加快建立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鼓励和招揽海内外银行家和境内外金融机构到“西江经济带”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尤其值得尝试的是整合“西江经济带”云贵两广四省区域内城市商业银行或“西江经济带”广西五市商业银行，按一定的财政资金比例或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共同组建“西江银行”，为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内双边或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资金融通，以促进“西江经济带”成为泛珠、泛北部湾经济区新兴的经济增长带。

（三）创新“西江经济带”投融资模式

坚持市场化方向，培育多元投资主体，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合作。建立政府构筑投融资平台，企业自筹资金为主、政府扶持启动资金和其他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为辅，以优化区域资本结构与资源配置的“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辐射性模式，按照“适扩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思路，把“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市场、产业、资源、布局、规划、资金与管理统一研究落实，确保“西江经济带”快速协调发展。此外，积极引入和发展项目融资、bt、bot、ppp管理模式等现代融资创新工具以及银团贷款支持大项目建设的融资模式，鼓励区域外资本对“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物流园区、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以合资、合作、参股以及杠杆融资、股权投资、重组并购、产业整合、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融资担保、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与信托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参与企业改制、企业经营、产业升级或金融业务。此外，创新民间投资创业机制，利用财务、税务和财政政策杠杆，鼓励和促进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向“西江经济带”投入，以提高民间投资在“西江经济带”投融资份额的比重。从而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国家政策银行金融资金、商业银行金融资金和民间投资资金协调联动的信贷模式，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搭建高效的融资平台。

（四）加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投资者的开发合作

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大产业的带动。通过西部大开发、泛珠、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发展以及广西民族等优惠政策的金融杠杆，强化区域比较优势，在税费、资金和区域基础设施及信息化建设等扶持政策下，鼓励如国投电力、中石油等强势企业的进入和东部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强烈投资态势和强大的辐射效应，在激活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同时，吸纳珠三角及国内外产业与资本进驻，带来数以百亿、上千亿元资金流的投资辐射强度，有利于增强“西江经济带”综合竞争力，形成“西江经济带”交通、资源、制造、加工产品带和产业集聚群及物流园区，进一步培育“西江经济带”富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提高“西江经济带”核心企业的整合能力和发展速度，带动整个“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关键词：江苏 产业转移 中小企业 持续发展能力

江苏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现状与政策评述

（一）江苏产业转移的研究现状及相关政策

江苏产业转移的研究随着产业转移的步伐逐步深入，一是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主要有：对江苏省区域产业转移的制度、模式、问题及原因、转移效果的分析；对苏南与苏北产业转移的机制与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中承担角色研究；从资源环境视角对江苏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进行了测算及研究；对国内外产业转移背景下的苏北县域经济发展展开研究；以及对苏南向苏北产业转移背景下各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二是研究方法不断增多。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注重方法上的选择和创新。如采用理论模型、定量模型，运用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研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产业转移问题展开研究。三是江苏产业转移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有：加快苏北发展政策；加快南北产业转移意见；以及其他相关产业转移政策。这些政策和制度给江苏区域的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更加科学可行的政策保障。

（二）对江苏产业转移理论研究及政策的评述

江苏产业转移将在政策指导下持续、有效进行。一是现有研究给江苏产业转移的启示。首先，国际产业转移要求拓展视野，从产业转移双方的视角展开研究，考虑以转移双方共赢的角度来研究。其次，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新内涵要求开阔思路，根据发展需要正逆向梯度转移并举。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围绕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主动“移入移出”，以获取可持续的发展潜力。再次，产业转移的效率效果的评价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产业转移从低效到高效不断提升，在产业转移问题上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效率效果，以更有效地应用于实践。

二是江苏产业转移的政策保障。江苏产业转移过程中：首先，使得江苏产业转移更加科学理性。产业转移活动紧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的培育和接受转移地区大开发等战略有选择地深入进行。其次，建立良好的软环境。再次，明确各级政府职责。最后，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中小企业是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产业转移是中小企业在区域间运动的客观过程与结果。政府要促使企业朝政府导向的产业方向发展。一方面形成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产业转移对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以江苏、苏南和苏北区域经济增长为系统特征量，通过目前国际上较前沿、有效的灰色关联模型，针对产业转移相关因素对江苏、苏南、苏北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关联度和关联序的分析，从而得出这些系统因素对系统特征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顺序，进而明确江苏各区域在未来产业转移中的工作重点。

（一）灰色关联度模型设计

灰色关联度数学模型是用来计算系统特征行为序列和系统因素行为系列相关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曲线之间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广义的灰色关联模型有灰色绝对关联模型、灰色相对关联模型、灰色综合关联模型。

本文采用灰色绝对关联矩阵对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系统因素行为序列与江苏、苏南、苏北经济增长（系统特征行为序列）进行相关关联分析。通过建立灰色绝对关联矩阵，进行系统特征行为序列与各相关因素行为序列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排列，从而分别对系统特征或相关因素作优势分析。建立灰色绝对关联矩阵：

，i=1，2，…，s；j=1，

2，…，m

比较灰色绝对关联矩阵中的εij，找出准优特征和准优因素。

（二）模型运算结果分析

模型运算主要以德尔菲法和访谈法选取相关系统因素行为序列（X系列），从初拟的30个指标中筛选出6个作为系统因素行为序列。最后选取的系统因素行为序列为：南北产业转移产业个数（500万元以上）X1，南北产业转移项目总投资金额X2，南北产业转移外资利用X3，南北产业转移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资金X4，南北产业转移带动劳动力就业人数X5，苏北交通运输（公路里程）X6。系统特征行为序列为：苏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后江苏、苏南、苏北的GDP值，表示为Y1，Y2，Y3（以上各相关指标数据经苏北发展网、江苏省统计局网站以及苏北发展办公室、省发改委相关内部资料加工整理而得，选取区间为2004-2008年）。从模型运算结果可以看出，系统因素行为序列中的准优因素为苏北交通运输（公路里程），最劣因素是南北产业转移外资利用；苏北GDP值是最优特征。这说明对三类GDP值最具影响力的是基础设施—苏北交通运输状况，影响最小的是南北产业转移中外资利用额，而所选取的6个系统因素行为序列对3个系统特征中的苏北GDP值综合影响最大，具体分析为：

第8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关键词：区域发展；均衡；非均衡；协调发展；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3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多方面的政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调整，没能够实现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新时期，我国从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开创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一、1949～1977年：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新中国刚成立，在国际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我国社会体制以当时的前苏联为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受当时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采取了以平衡工业布局和国防安全为核心的均衡区域发展战略。

（一）1949～1964年：平衡工业布局，加强内地建设阶段。为实现我国工业由集中在沿海地区向内地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优化我国的工业布局，以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简称“156工程”）和我国自主实施的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项目为核心，开始加大对内地工业设施的建设。但是，由于工业投资项目短时间过度的向内地倾斜，沿海工业投资大幅减少，使得沿海老工业基地的潜力和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为了进一步合理布局生产力，同志于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强调，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并在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布局。随后在制定我国“二五”计划时强调要兼顾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充分认识发展沿海原有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在后来的“”中扰乱了国家的战略部署，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投资重点仍然倾向内地，但国家及时出台的调整方针，扭转了不利的发展局面，整体上维持了国家既定的均衡发展战略，初步完成了平衡工业布局的任务。

（二）1965～1977：以备战为主的国家“三线”建设。当时，国际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内台海形势紧张，大幅提高了政府对发生战争可能性的预期。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国家把备战和加强国防建设提到了首位，中央政府决定把全国的区域划分为一二三线，并重新调整生产力布局，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处于战略后方的三线地区，区域发展中心由沿海转向内地。这一举措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内地广大地区的快速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我国的均衡发展。

后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美关系的改善，国际环境明显好转，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国家适度调整了以国防为首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开始逐步调整向内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措施，增加了对沿海的投资。

总之，1949～1978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以平衡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为核心，实施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扭转了我国工业过度集中、生产力分布不合理的局面，促进了内地的区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为改革开放后实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1978～1998年：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政府也认识到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发展经济特区、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开放沿江沿边等战略举措，开启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篇章，我国进入了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一）1978～1989年：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沿海优先发展战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为经济特区。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先后建立了1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包括厦门、漳州、泉州）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并把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所辖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提出我国在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中西部的发展，东、中、西部的发展要顺次梯度推进。这一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破冰阶段，突破了原有的区域均衡发展格局，在尊重客观发展规律、考虑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以经济特区为抓手，逐步推动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和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个有重点、多层次、点线面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1990～1998：沿海沿江沿边优先发展格局形成。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沿海地区开放力度，先后开放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凭祥镇、东兴镇、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伊宁、博乐、塔城等13个沿边城镇，给予新疆相应的类似沿海乃至特区8条优惠政策和措施，自治区边境13岸普兰正式恢复对印度开放，丹东市建立边疆经济合作区；批准开放长江流域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等沿江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区，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和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南宁、昆明等13个内陆省会（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开放广东番禺南沙港口岸、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设立天津港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广州保税区、珠海保税区、汕头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宁波保税区、海口保税区、青岛保税区、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深圳盐田港保税区，韶关、河源、梅州等三个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时增设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大外资投资领域，由此形成了我国沿海、沿江、沿边的区域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基础上，采取进一步强化区域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特定地区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国家特殊政策的激励下开放发展，把发展效率放在首要位置。

1978～1998年，我国区域发展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地区，从沿江到沿边，不断进行新的突破。在资源约束和地理位置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国家利用特殊的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从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再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顺次开放、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1999年至今：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标志，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次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

（一）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此为标志，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了第三次转移。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2012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200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7年8月，国家《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实施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2012年3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获国务院批复。

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2年7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努力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

200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做出重大部署，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至此，我国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为先导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从国家战略角度对我国的四大地带出台了针对性的区域政策，这对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二）突出重点、强化特色的中微观区域政策密集出台

在西部：国家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关中D天水经济区、甘肃省循环经济区、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宁夏沿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陕甘宁革命老区等重点区域，出台了针对性的区域规划和政策。并通过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喀什经济特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等新的开发、开放区域促进特色区域的发展。

在东北等老工业地区：国家在长吉图、大小兴安岭林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连金普新区等出台了具体的规划和指导意见，以进一步促进东北地区的发展。

在中部：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原经济区等国家重点支持区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

在东部地区：天津滨海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等重点和特色区域的建设也先后纳入国家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进一步发挥东部的优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201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规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了主体功能定位，明确了各类功能区的开发方向，并强调通过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区域规划，从环境保护和治理、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角度针对特定的地区或城市进行具体指导。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和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2011～2013年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了罗霄山片区、大别山片区、吕梁山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西边境片区、六盘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秦巴山片区、乌蒙山片区、武陵山片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总的来说，1999年以来随着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等战略的全面实施，缩小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差距，初步实现东、中、西良性互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四、小结

新中国成立65年来，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三次大幅调整，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政策体现了当时我国发展的特点。三个阶段政策的调整，促进我国区域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促进西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我国新阶段从全局统筹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在加强政策激励的同时，强化了规划的指导，呈现了重点区域与特色区域相结合，从跨省区到省区内部实现区域联动，发挥优势区域的特色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等新特点。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连接国外、发展国内的宏观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充分依靠我国与相关国家现有的合作机制，借助广阔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以发展为核心，在促进国内区域发展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国内外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这也表明，政府已经开始用国际视野来审视我国的区域发展布局。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任重道远，未来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和各地发展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国家区域政策，逐步形成完善的国家区域发展政策体系，尽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玉，刘毅.区域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02.2.

第9篇：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民营化浪潮，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也越来越明显。其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文章就浙江内部各地区经济状况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

一、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和gdp年增长速度都是处于全国前列，全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水涨船高，且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浙江各地区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2003年为2.51：1；2004年为2.47∶1；2005年为2.51∶1；2006年2.65∶1；2007年为2.90∶1.200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7年更是上升到3.11∶1.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7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浙江作为中国发展比较快的几个地区之一，各城乡差距也相对比较大。2007年杭州市人均gdp34923元，丽水市仅为7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2006年，杭州的gdp总量为4134.88亿元，宁波为2073.44亿元，而衢州仅为340.82亿元，丽水为216.05亿元。衢州和丽水行政区域面积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两城市实现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34亿元和220亿元合计454亿元，仅占全省的4.6%，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仅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经济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将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视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省内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市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影响浙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东西部环境差异

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2004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而对于浙江西部内陆地区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又缺乏便利的运输条件所以经济发展明显慢于东部地区。

（二）人力资源差异

因为浙江东部物资资源比较丰富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教育水平也明显高于浙江西部地区。浙江的大部分高校都位于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对人才的吸引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很高的相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浙江各地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地区性政策差异

在浙江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为鼓励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优惠政策。东西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大部分还是以农民为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四）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浙江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浙江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浙江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浙江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四、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

（一）支持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大投资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布局战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会投入和积累方面，发达地区远高于欠发达地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等优势，特别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建成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浙西产业加工密集带，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及时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积极融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对接和联动，不断拓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享现代区际的分工利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二）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发展环境，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级政府要在相应的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民营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发，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温州、台州等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所以能够在领先其他县市，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从地区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各地人力资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逐步消除，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加大。现有的资料已经明确低表示了这种趋势，在政策倾斜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减小的时候，人力资本的作用增长了。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时候，如果不在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尽心努力，那么经济发展必将缺乏动力。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技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现代人观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与先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此外，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当地政府努力，同时省政府要大力帮助。

（四）大力促进开发区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把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改造成为具有城市功能和形态的新兴产业区，率先完成从低附加值制造业主导向“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融合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主导的跨跃，成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新阵地。开发区是浙江新兴产业的密集区，也是浙江城市发展增长极。开发区的转型升级既涉及产业结构又涉及空间布局。各类开发区要作为工业化的先行区、城市化的示范区，完成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从工业开发区（工业功能区）向新兴产业区转变。从而影响个别地区经济的差异。

总而言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在国内率先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完成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构建出区域内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互动的新机制，从而继续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