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分析法；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索洛（R.M.Solow），等.经济增长理论[M]. 胡汝根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2]（美） 迈克尔·佩蒂斯.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国家资本结构陷阱与金融危机[M]沈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4]袁剑.大拐点[M].中信出版社，2012.

第2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一、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

1.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

我国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体运行形势中体现出了喜忧皆有的情况，在2015年的年初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回升趋势，全国的总体规模出现了下滑性。但是和2012年的发展情况下对比，基本算持平的状态。这样的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中，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渐的回落形式，伴随着国家积极稳健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在2015年的四个季度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工业经济企业的稳步性发展和投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并且和社会融资以及规模型增长之间有着关联性。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要想对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就需要看房地产对于内需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国当前的内部消费增长动力非常弱，很多制造业出现了投资和效益增长都缓慢地情况。因此，说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内动力方面还呈现很多的不足之处。

2.工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

市场时充满着竞争力的市场，具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2015年初，我国的工业出口产品在总体上增长了20%，这样和2014年以前相对比，有所回升。在工业发展规模上，出口的交货值要比同期所有增长，大约增长了8%，相对于前往几年也有将近两个点的增长力。从出口的目标和目的上看，我国在一些新兴国家的产品出口上，有上升的趋势。对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长性。出口的商品一般都是纺织类、服装类以及鞋类产品，国外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回升性，极大的带动了家具的出口，这样的增长情况让我国的出口业更加完善。

3.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技术革命的深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因为信息和网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3D打印机的出现，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等都是让人和机体进行有效的智能结合，这些在制造业上已经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倪端。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在结构上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深化，主要表现是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行业的集体化发展。例如，在上海、广东以及重庆等地方，已经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出现了40多个发展基地，在工业机器人得使用数量上也一直则增长。这样在未来还会有所突破。3D打印机在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突破了传统行业的局限。在2016年的下半年预计此项技术在市场的规模上会突破100亿元。我国在智能化发展以及创新方面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和国外一些先进的国家相对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性，主要的产品也集中在制造业的家电和金属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很多地方的创新力还不是非常足，依靠于对国外的引进，例如，使用手臂方式的机器人或者集成式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无法突破瓶颈，因此在短期内还需要不断的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此和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相抗衡。

4.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国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因为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对于劣势企业有了淘汰的机制，这样倒闭效应就更加明显，市场的潜在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可能导致银行在贷款方面的风险非常大，当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上一般都有非常高的负债率，这种负债率还在持续的上升。例如，在化学纤维方面，钢铁以及有色金属方面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由于在产的负债率不断的上升，并且产业利润还在不断的下降，这种作用会让一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压力。其次，很多的债务违约情况出现，非常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很多企业除了银行借贷以外，还会使用民间借贷的方式，民间借贷在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渠道更多，债务结构也更加复杂，因此牵连的债务人就更多。若是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有可能引发负债外逃的情况，这种债务纠纷引发的社会风险会更大。最后，产能过剩对于地方的财务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性影响。很多地区因为产能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并且他们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收来源，接续产业的迟缓性，差能过剩企业的淘汰，让企业的总体数量减少，这样地方税收政策锐减。市场的淘汰性牵动着万千企业，更牵动着万千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这样所引发的失业救治问题就非常明显。

二、工业经济形势政策建议研究

1.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有效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的创新产生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国家可以在产业结构政策的锐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性的作用，以此强化企业的利润受惠面，这样的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可以增加微观的主体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目标，减少一些不科学性的收费，以此减少企业的负担和压力。对于科研方面的指出和税收的政策要及时的减除，强化企业在税收方面的折扣，促进企业技术的强化和改造，让企业利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当作自己前进的梯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对于区域性目标的建设和新格局的落定以及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

2.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杠杆出现，不仅仅能够淘汰落后的企业，还能够对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调节。对于产能过剩进行调节是资源优化使用的结果，强化对资源的有效使用主要是在工业方面对资源的更好利用，低能耗、环保以及安全性的生产，制定出完善的科学的行业准入条款，禁止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低水平以及低效率的生产能力的企业进入到市场中，由此也针对市场情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制，以此引导一些投资者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技术上的结构。对于一些因为产能过剩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实行补偿和圆柱，鼓励不符合市场情况的企业退出市场，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上准确的观察市场的情况，以此减少盲目投资情况的出现。政府还可以对工业决策以及投资方面进行引导，对企业进行监督，以此给企业指明更明确的投资方向。

3.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

企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短期投资以及长期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连接，让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有效释放，深化体制改革，以此激发出市场对企业作用的潜在能力。对于政府的投资体制进行完善和改变，不断的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产业的效益，在较大的企业中实行股份制的改革，完善企业经理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的整体创新力得到提升，并且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在提升。发挥好市场的导向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让资源要素在价格上有新的突破，以此完善价格机制，建立起更加公开的透明的以及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工业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政策建议进行了阐述，文章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表现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工业发展的建议有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效益。

参考文献：

[1]刘春立.中国的放射化学教育与核工业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例[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2015，37（5）：381-384.1.

[2]吕铁，贺俊.“十三五”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形势与政策调整[J].学习与探索，2015，22（6）：78-83.3.

第3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汇率改革；区域经济；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5-0067-02

一、临汾市涉外经济的特点

临汾作为典型的内陆资源型地区，涉外经济在发展中具有五多五少的区域性特点：一是出口多、进口少；二是一般贸易多，加工贸易少；三是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多，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少；四是用美元结算的多，用其它外币结算的少；五是涉外企业属于第二产业的多，属于第一、三产业的少。在“十一五”期间，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辖区进出口贸易增速趋缓，在发展中呈现出六大新特点：

1. 对外贸易中出口占比明显降低。汇改前，辖区对外贸易是出口多，进口少，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平均为73%，对外贸易呈顺差态势。汇改后，辖区对外贸易由顺差缩小逐步转为逆差，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降至45%。2007年以来，进口增幅快于出口增幅，进口额在2009年首次超过出口额（见表1、表2），对外贸易呈逆差态势。

2. 结算货币呈现多样化。汇改前，辖区涉外企业结算货币只有美元和欧元两种，除1家企业以欧元结算外，其余企业均以美元结算。汇改后，辖区涉外企业结算货币增加了英镑和日元，结算货币增至四种，以欧元结算的企业增至5家，有3家企业同时使用两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改变了多年来美元“垄断”的格局。

3. 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产品应运而生。由于临汾辖区出口产品主要是铸件、焦炭、化工等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优势不是技术和质量，而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此受国际需求因素影响较大。正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驱动下，辖区部分企业较早地调整了经营理念，把更多精力放在研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上。如山西光宇电源有限公司于2008年进行重组，积极研发LED灯等国家高科技产品。由于该产品科技含量高，价低实用，用途广泛，产品一上市就供不应求。2009年，在辖区大部分出口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情况下，该企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出口反而稳步增长，由当年上半年出口25万美元增加到4季度的80万美元，2010年上半年出口122万美元，同比增长近4倍。

4. 区域结构更趋合理。汇改前，辖区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汇改后，贸易伙伴不断扩大，瑞士、土耳其、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新的贸易伙伴，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比例上升。

5. 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进一步强化。2010年辖区出口同比增长68%，扭转了上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进口同比增长88%，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这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正由过多地依靠出口逐步转变为内需主导。

6. 行业洗牌加大银行信贷风险。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强，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国务院陆续出台了更加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落后产能鉴定标准和投资项目审核管理等配套政策，后续还将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进行修订。随着经济不断回升，特别是通胀预期的增强，货币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以及重新启动三年期央票，在通过银行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会带来企业经营困难和融资成本不断提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汇率改革使得利润空间狭窄的企业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因此，对涉足于这些产业的商业银行而言，信贷资产风险正在逐步显现。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辖区经济发展产生的正面影响

1.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浮动汇率可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有助于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2. 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汇改前，辖区出口主要以焦炭、铸件等初级产品为主，这些资源类产品所处的一般又都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汇改使得这些初级产品出口增速减缓，促进了辖区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汇改五年多来，传统的主导行业煤炭、焦炭（“两高一资”）出口比重下降，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见表3）。

3. 促进涉外企业积极调整发展战略。汇改后，辖区进出口企业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实施积极的财务管理，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有的企业缩短报价周期，灵活定价；有的企业加快收汇进度，增加预收款比例；有的企业主动回避产品出口价格的恶性竞争，调整市场结构与份额，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国内市场，如襄汾恒泰有限公司在汇改后，努力扩大在国内的销售份额，逐渐由出口导向型企业转为内销型企业；有的企业积极运用商业银行提供的外汇市场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如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用出口票据融资，规避汇率风险。

（二）人民币升值对辖区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出口形势更为严峻。从现实分析：一是由于辖区出口企业利润率较低，基本处于产业链下游位置，市场竞争程度不强，产品附加值较低，受外需不足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重因素影响，出口企业竞争力降低。二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影响较大，直接影响表现为汇兑损失，即出口所得外汇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所带来出口收入的损失，进而使辖区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不能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空间下降。从数据分析：2004年辖区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关口，2006年出口总额突破2亿美元，而2009年出口额仅为8687万美元，回落到2003年水平，出口同比下降73%。

2. 防范风险压力增大。一是2010年3月17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后发表政策声明，利率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维持在超低水平，美联储维持0―0.25%的基准利率区间不变，因此，我国本外币正利差继续存在。二是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时强调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已经走入了一个升值通道。因此，在“双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投机性热钱流入的动机会更强；企业和个人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增大。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

（三）人民币升值对辖区涉外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

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居多，但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是有好处的，它逼迫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进步上，以便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一次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的好机会。

（四）对进口企业的影响

对原材料大量进口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后将会下降，降低了其进口成本，增加了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

1. 外企在华盈利增加。人民币升值使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固定资产增值，提高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增加了在国内投资的信心，有利于此类企业在辖区的持续投资和扩大发展。

2. 投资门槛较低的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由于“资本逐利而行”，由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货币流动性增加导致投资性支出增加。特别是投资门槛较低的产业，具有“进入容易、退出容易”的特点，使大量具有“风险投资”性质的热钱进入这些产业，导致低投入门槛的产业投资过剩，产能过剩，产品技术趋同，产品价格竞争激烈，这些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六）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1. 汇率升高将使出口企业利润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被迫放弃对部分市场的出口。

2.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降低，增加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信心，有利于增加这类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

三、应对措施

（一）人民币升值情况下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对出口企业而言，要加快企业转型发展，就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和改造，通过先进技术实现产品换代升级，打造自主品牌，将出口产品低价位优势转为质量与品牌优势。对进口企业而言，要积极扩大进口。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的进口价格，给进口企业创造了一个好时机，企业要以此为契机，加强技术改造，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加技术设备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提升产品结构。

（二）人民币升值情况下银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辖区各外汇指定银行必须增强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围绕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监管要求，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升产品层次，实现银企双赢。尤为重要的是，要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三）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外汇管理部门应采取的措施

第4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1.南昌大学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2.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江西 抚州 344000）

【摘　要】延迟退休，作为一种国际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与部分西方国家借此提高社会劳动参与率不同。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快速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空帐”问题日益突出。

关键词 延迟退休；政策；效应分析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白色浪潮”给各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西欧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这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政策基本上还是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的规定，在退休年龄偏低和男女退休年龄差异较大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已经与我国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1　退休年龄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国内退休年龄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根据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所规定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退休条件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退休条件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因病或非因公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

除了上述规定外，中国目前还有专门针对提前退休和延后退休的规定。分别是国务院确定的111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国有破产工业企业中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副教授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高级专家退休年龄可以延长至65周岁,教授、研究员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高级专家可以延长至70周岁，以及在个人自愿基础上，高级职称女专家和处级及以上女干部可以与男性同龄退休。

之后,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尽管制度模式进行了多次调整,但没有再对退休年龄作进一步修改。

1.2　国外退休年龄现状

综合世界各发达国家的退休制度，在近十几年来都有所调整，在退休年龄方面尤甚。目前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基本上在60～67岁之间，大多数为65岁，其中欧洲主要国家的退休年龄在60～65岁之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休年龄有不同幅度的提高。

1.3　国内当前退休年龄制度存在的问题

1.3.1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导致年轻一代赡养负担过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我国开始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同时国内现行偏低的退休年龄政策，使我国养老问题日趋严峻。相关报告指出：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35年中国将出现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负担之重不言而喻。①

1.3.2　提前退休情况愈演愈烈，侵蚀养老保险金现象日益严重

据统计，我国养老金从2000年到2005年底期间5年的时间由360多亿元飙升至8000亿元。目前中国关于养老金领取资格的规定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并取消了最初的延迟退休期间养老金补助待遇，其中部分是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收益激励不足和给付机制存在问题，造成了大量的提前退休现发生，由此导致了越老越大的养老金缺口。②

1.3.3　偏低的退休年龄政策与延长的人力资本投资周期不相适应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均初始劳动年龄的推迟给我国养老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高学历工作者的实际工作年限较短，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因为高学历者工作年限的减少必然会导致他们个人账户缴费的减少，可能造成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之间的矛盾。其次，企业中老员工丰富的经验也是企业年轻员工所不能具备的，他们的退休也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最后，根据女性职工职业生涯特点，她们的职业高峰往往在50岁之后。现行的退休政策对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非常不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压力。

1.3.4　退休年龄人群差异较大

退休年龄的人群差异主要体现在性别差异和身份差异。目前中国男女退休年龄存在较大差距,男女干部之间退休年龄差距5岁,男女工人之间退休年龄差距为10岁。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过大,造成女性工作时期相对缩短,不利于女性特别是高学历女性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剥脱了女性在工作期间获得相对公平的晋升机会,继而增加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压力。目前延长退休年龄的对象只限于高级职称专家和处级以上女性干部,对于技术性工人没有延迟退休的政策,这种制度规定也不尽合理。

2　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重要意义

2.1　缓解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

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是各个国家所经历的普遍现象。寿命延长进一步引起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养老金需求急剧上升,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面临着挑战。实行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者养老保险缴纳的年限,推迟养老金领取的时间,通过增收减支,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减少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从而可以推迟统筹养老金缺口出现的时间,且提高退休年龄的幅度越大,养老金基金的结余就越多,可以增加养老保险账户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2.2　增加退休前后工作者尤其是女性工作者的经济收入

从经济方面考虑，延迟退休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多工作几年，这与同一年龄退休相比，正常的工资收入要比养老金收入要高。多获得几年的正常工资收入，这有利于增加即将退休人员的经济收入。我国实行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政策,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10年，造成了许多女性比同时参加工作的男性领取的养老金数目少。延迟退休可以让女性职工获得更多的养老金收入,提高她们老年的生活水平。

2.3　应对人口结构转变

延迟退休一方面可以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过重养老负担，另一方面可解决由于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带来的代际养老不公。目前大多数家庭都面临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的情况，其赡养负担较重。同时，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一代人比上代人活的更久，这使得下代人要比上代人支付更多的养老金来供养上代人，造成代际不公。而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减缓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又与预期寿命相协调，实现了代际公平。

2.4　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充分利用

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构成中最重要的部分,而知识与技能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由于个人教育投资决策是以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因此推迟退休年龄增加工作年限,使劳动者教育投资的回收期延长,将促进劳动者增加教育年限,提高平均教育水平,有利于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研究表明,熟练的老员工继续工作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并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如果依旧沿用原来的退休年龄规定,不利于促进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

3　延迟退休的经济效应分析

退休年龄影响经济的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主要是由工资和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保险福利待遇组成,无论养老金来自于企业缴费、个人缴费还是政府财政拨付,从全社会层面看,养老金始终表现为劳动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养老保险保险制度入不敷出,企业可能会面临养老保险费率的提高,即使是国家利用财政拨付等手段弥补养老金缺口,最终依然可能引起其他税种税率的上升。因此,退休年龄越早,养老金规模越大,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家整体竞争能力减弱。特别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之下,曾经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金规模提高而逐步减弱,这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较大压力。中国目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已经较高,占缴费工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8%、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平均1%、生育保险最高1%,同时还要负担住房公积金等其他制度的缴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退休年龄不作调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或间接税率继续提高,将进一步提高企业成本负担,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的竞争能力。

4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建议

4.1　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把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纳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范围下。我国存在着特殊的养老金双轨制,公务员和部分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劳动者不仅不需要在退休前缴纳养老金,而且在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远高于同一地区同一收人的企业退休人员。如果让养老金并轨,社会养老金每年可以加收人,也能节约财政对于退休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退休者的补贴。如果在未解决养老金双规问题之前就开始实行延迟退休,会使企业职工感到不公平。若全国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养老保险账户可以增加一笔可观收人,也是缓解养老金缺口的办法之一。

4.2　采取措施降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企业职工、管理人员和政府部门。企业职工所担心的是在国企改革中,丧失自己通过劳动所得工资和福利所得。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企业要通过和他们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充分便利的条件,鼓励引导支持下岗职工再创业,定期发放就业保障金。管理人员是改革初期利益的获得者,但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一部分人就会担心建立新的制度,自己从目前这种无序状态中得到的好处会消失,从心理上讲,是不愿进一步去改革。政府部门是改革的最终受益者,在改革进一步的推进中,也会阻碍改革。我们要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行为的规范,理顺政企关系,规范收人分配制度,进行财政支出改革,保证政府间各部门正常的支出需要,这样才不会在政府部门间遇到较大阻力。

4.3　消除国企垄断性的局面

目前国企在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拥有过高的垄断权。针对这些行业，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垄断和资本多元化，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加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区别于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必须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来管制以及制定经济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行为。

4.4　有计划分步骤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循序渐进

延迟退休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可以每五年、每三年提高一年退休年龄。如果一下子就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民众恐怕难以接受。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尽早把延迟退体提上议程,用更长、更充足的时间来完善养老金制度,对因延迟退休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和准备。例如避开就业高峰实施延迟退休、提高养老基金收缴能力以及基金管理水平、缩小地区、行业、城乡间的收人分配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以及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等。

5　结语

延迟退休年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现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主张在保险精算基础上，建立缴费与受益平衡并且考虑劳动力异质性的公平、弹性和渐进式、激励相容的退休制度改革。当然，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也是弹性渐进延退政策推出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2］穆怀中,主编.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2版.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3］邓大松,主编.社会保障[M].2版.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4］柳清瑞,苗红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推迟退休年龄策略研究[J].人口学刊,2004.

［5］董克用,王燕,主编. 养老保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注释：

①杨璟.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分析 [J].改革论坛,2008(2):131-133.

第5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出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的考虑,今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速度上有所回落。而从具体的发展成就来看,我国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同时民生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以下是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特点。

第一,经济结构得到持续的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初步核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三产结构比例为9.2:42.6:48.2。高新技术革命潮流和经济全球化是实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两个重要前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如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逐渐向高科技产业转移,同时一些新的行业也不断涌现出来,并在短时期内获得快速的发展[1]。需求结构继续改善。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1.2%,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第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受人口数量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就业难和居民人均收入低成为改善民生的两大难点,201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而2014年,我国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民生建设倾斜的力度,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均得到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提高了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第三,各项消费热点继续保持热度。我国的消费结构中,网络零售下的通讯器材如手机、电脑等是其中的消费热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得益于产品的高速更新,这个消费热点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就使网络零售成为占据全国零售总额较重比例的经济体[2]。除此之外,绿色食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的保护等绿色消费也在现阶段获得显着的增长。

二、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建议

1.继续推进改革和创新

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驱动力乃是改革与创新。以往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改革与创新是国家获得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而在当前政府以退为进的决策下,改革与创新的步伐更不能松懈,持续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必要。第一,政府要继续推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并逐渐弱化政府的支配权,从而使经济的发展拥有更多的民间力量[3]。第二,政府要继续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在当下,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解决要循序渐进,首要的是提高中等收入水平,为拉动国内消费提供条件。第三,政府要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创新为力量,全面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使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2.加快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涉及到劳动力的转移、经济结构调整、环境资源、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项动态化的建设正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使纺织业、服装生产业、皮革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城镇化使人口的消费能力得到提升,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增长呈正比,可见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拉动消费需求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在现阶段以及下个发展阶段,我国都要将推动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发展规划。

3.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

房地产业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之一,在近十年经历了由过热到过冷的过程,2014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79592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0.7%,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全国商品房销售额76292亿元,比上年下降6.3%。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房地产业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已经趋向平稳发展。然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在房价必须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实现房产经济的增长。而有些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所获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使调控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的引爆点。在这种形势下,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做一个调整,从改善房产需求入手,为房产需求提供政策支持,并推动高端住宅的市场化,加快保障房的建设。

第6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需求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脉冲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41-08

一、引言

一般而言，对于一国经济增长，供给决定的是长期增长，若要考虑短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则需从需求角度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总量与需求结构正处于变动之中，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费主导还是投资主导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事实上，分歧的本质在于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虽有起伏，但最终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尤其是2002年以来，投资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不足50%，低于发达国家的65%以及金砖国家60%的消费水平。虽然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近几年有所回升，但在收入差距加大，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我国最终消费率能否持续扩大还值得商榷，因而，选择消费主导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约束。同时，投资在融资约束收紧的时刻正变得日益低效，投资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且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因此，研究何种需求冲击对于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率，对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需求结构可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微观层面，是指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即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需求结构的冲击也是指这三大内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二是宏观层面分析，是指投资、消费与出口三者的结构关系，对当前我国而言，宏观层面的需求结构冲击主要体现在投资、消费与出口比例的变化以及投资与消费和出口的失衡。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关于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跨国比较基础上，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演变；二是基于实证角度上的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不同类型需求的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效率低且不可持续，应选择选择消费主导经济结增长。在宏观需求结构中，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净出口与投资次之。在脉冲响应分析中，消费冲击在初期对经济增长呈现负效应，但后期呈现正效应，投资在初期对经济增长呈现正效应，后呈波浪式起伏。因此，短期可以依靠大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不具可持续性，且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害。基于对于投资主导经济增长还是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讨论，应该选择消费主导经济结增长。

（2）从长期来经济增长看，应大力加强农村消费。在微观需求结构中，城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略大于农村消费，但在脉冲响应分析中，城镇消费对经济增长负效应时间（约5期）长于农村消费（约3期），并且在第10期后逐渐减缓为0；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长度大于城镇消费，呈周期为7期的周期性起伏。所以，农村消费更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3）减税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因为，一方面通过VAR模型看出，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小；另一方面，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政府购买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贡献是无效率的。同时，政府购买还具有挤出消费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减税等措施，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消费支出。

（4）适当的、有针对性的投资可在长期增加农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投资冲击对于农村消费在10期以内呈现负效应，超过10期之后，投资对农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增加投资，对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投资向农村倾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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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ENERY H B， SYRQUIN M.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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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YRQUIN M，CHENERY H B.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3（2），145-181.

[5]孙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投资需求的规模与效率分析[J].改革，2002（5）：23-27.

[6]王仕军.发展阶段―发展观―发展战略――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的形成机理及其解决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09（2）：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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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卞靖，张柄哲.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需求结构调整的政策实践及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3（6）：1-5.

[9]汪同三，蔡跃洲.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1）：4-14.

第7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前言：外来资金的引入模式有两种：直接引入或收购本地企业。直接引入的模式是跨国公司建立新企业后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收购本地企业是收购股权的方式。由于外资引入会对国内福利水平造成影响，这成为当地政府干预外资的政策基础。国家对于外来资金引入的控制非常普遍，通常以限制外资企业的数量和外资股权比例。各种限制的方法在各国中也出现差异化，即使在同一国家，各行业之间的限制也是有所不同的。

一、外来资金市场进入模式

外来资金进入我国市场后，进、出口模式包括直接进出口和间接进出口；契约模式包括合同制约、技术协议、贸易安排等；投资进入模式包括建立合资企业或新建全外资企业。

一般情况下，外资企业涉及到的资源投入和风险性比较大而且较难控制，但运转灵活性低；契约模式的技术转让、进出口贸易等资金而非股权进入模式对涉及到的资源投入少，风险也比较小，而且较容易控制，运转灵活性大；合资企业介于二者之间[1]。

契约模式和合资企业都是在本国内生产和销售。进出口局限在最终成形产品，因为无形的产品无法运输。间接出口是通过在本国内的公司或中间人进行出口，通过这种方式的交易，国内公司无须对国外市场进行研究和投资。两种相比较下，直接出口需要对公司以外的国外市场投资，公司需要对外国市场进行计划营销和相对控制力量，能够保护公司的商标、产品专利和信誉等其它无形的文化资产。但这种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对外国市场的控制是有限的[2]。

契约模式是公司与国内法人以合同签约形式，构建的长期合作关系，使公司的技术或员工从本国转移到国外。这种模式并没有权益性投资，许可经营是契约模式的主要类型，指本国的授权人允许外国的被授权人使用同一资产，有形的产品或无形的专利、商标或公司名称等，同时将获得相应的版权费或其他回报。这些无形资产的转移需要一定技术服务的支持，以保障公司资产的合理使用[3]。

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可以为进入模式找到合理排序及解决办法，实现一个崭新的、简洁的实用操作办法。AHP模型的计算工式需要将问题分层处理，形成一个结构模型。在结构模型中，将问题分解为单一的元素，再按照问题属性形成若干层，其中层次分三大类：①最高层：最高层内包含一个元素，作为分析问题的目标与结果存在。通常被称作目标层；②中间层：中间层包含了以结果为目标的多个层次，以准则为标准，所以被称作准则层；③最底层：为实现目标而存在的措施层次，被称作措施层。

将三个层次进行统一比较时几乎无法得出准确的结果，但是对其进行两两比较时就能够按照公式计算得出之间存在的区别或差异。因此AHP在对各层因素与上层因素之间的重要性权数进行确定时，可以按照调查数据建立判断矩阵，以B=（bij）n×n表示下行层次与上行层次因素A之间的判断矩阵。

在对各个要素的重要度进行计算时，需要预先计算矩阵当中的特征向量（E），具体求解公式为：Ei= =1，2，……n

随后对特征向量E=（E1，E2，……，En）T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EA=

Wi=

在上述两个公式当中，Wi为Ai的权重。

二、政府政策干预外来资金引入

政府政策干预外来资金引入――实施个案审批。国内外的产业条件应该为两方面，整合的企业效率比较和固定资产的投入比重。

政府政策干预外来资金引入――调整贸易政策。外资企业在数量和市场都占有优势时，企业依然使用并购模式进入时，政府增加税率；反之，企业若改变并购模式，调整税率后，政府则降低税率，加大整合力度[4]。

三、外来资金引入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外来资金的投入，也会考虑到技术成本，若技术成本较高时，则比较偏好于新建公司而不是并购形式。因为技术成本过高意味外资对本国企业只有较小成本优势，政府也比较偏好于收购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使更高程度的技术力量投入和较高的收购价格。

因为新投资建设方式会提高本地市场的竞争力，而且由于外国企业的技术成本战略，其技术投资程度定会增加。但外资比较偏好于收购而非新建，认为收购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空间，我国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竞争市场激烈，也可以限制外资收购本地企业[5]。

目前中国的市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外来资金的引入对国内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影响。我国的外来资金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于外来资金的投资来讲，需要选择一种模式进入我国，而政府的相对政策干预也将调控产品生产、出口贸易及市场竞争等方面。所以，政府干预外来资金市场也是较为合理的事情。

第8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集中；城市化；连接线空间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001－05

一、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

关于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的布局模式问题，理论界已有各种讨论与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种比较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坚持长期推行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同与肯定且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和执行，但实际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而且相对地拖延了经济增长的时间，比较多的事例已经证明，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在实践中却是无法实现的经济空间布局逻辑；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推行不平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现为世界主流的学术界所认同和肯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越自然地理空间的实然情况而能够达到平衡发展的理想状况，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集中用于某些特定的地域构造出经济增长的先进地区，再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联系，最终达到公共服务全民享用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对于小国而言，这种经济的空间发展布局模式特别适合其地理区域狭小的特点，因为狭小的地理区域决定了其无法将本来极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相反是小国通过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空间增长模式而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实现全民共同发展的目标；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当推行一国区域局部的不平衡增长与空间整体的相对平衡增长模式，认为强调绝对平衡增长的模式和强调绝对不平衡增长的模式都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于某些有着广阔的国土地理面积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应当因地制宜地把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的经济空间布局和在整体上相对平衡发展的空间经济布局相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够发挥不平衡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也能以平衡模式来解决大国的所面临的长期地区分化与分裂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大国有足够的地理空间、人口数量和其他资源来为这种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提高所必须的基础。

在后面两种模式中，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充分利用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的优势来发展特定区域的经济。所谓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优势在于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特定情况推行空间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法在有利于形成聚集经济的地区发展形成本国经济的若干个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辐射和吸纳的带动作，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本国经济的发展基础和财政收入基础，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在经济增长极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的分享方面，以和谐性发展为主线，在全民和全区域范围内推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最终实现经济集中和全国居民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但又看似矛盾的结果。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经济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手段，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享和生活水平的趋同是发展的目标。因此，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空间布局模式在其终极的发展思想方面，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造成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化，而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实现社会福利的空间趋同，其最终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能够实现全民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

二、区域经济集中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的聚集或集中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聚集，相对于经济在空间分散现象而言，人类在地理空间区域上的类聚和类居行为体现了人类的原始本性，经验的或实证的研究表明，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能够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诸多的好处，因为集中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和生产需求，扩容并深化了市场；集中也能降低经济交易的成本和费用，节约了资源利用并同时加大了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能使人类引发产生新的思想和知识，加剧了人类的创新活动；集中同时会使社会分工得到更大程度的深化，使贸易形式更加多样、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最后集中能够充分实现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溢利的好处，使单项经济活动所产生外溢利不至于在空间上白白耗散。

经济聚集或集中在地理空间上可以表现为多种程度的状态，从小城镇一小城市一中等城市一大城市一城市群一都市圈，集中状态在空间上接连起伏，当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以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出现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现象时，可以把这种城市群经济或都市圈经济视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中的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表明经济在空间上形成了聚集的中心或重心，是经济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最高集中形式。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一般来说，经济集中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通过不遗余力地推行城市化发展，合理地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比例，充分释放土地的经济功能和活力，改变自然与分散的经济空间状况，是经济形成聚集的根本途径。在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市场力量发展充分且规模比较大、在地理空间上又很接近的特定地区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以更进一步加剧集中并放大城市经济本身的聚集效应和城市经济之间的聚集效应，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表现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效果，进一步提高经济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辐射和吸纳力量，同时增加经济要素资源的流动性，而通过要素资源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增加本国居民收入的效果。当然，经济集中还可以通过国家之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使集中的程度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强化和提高，地区经济一体化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地理发展空间，但现代增长极聚集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活动扩展能力和生产要素吸纳能力还需一个更为宽广的外部国际空间相依托，而在地理空间上的相邻国家进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合作构造是拓展一国之内经济聚集外部空间的重要途径，是聚集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破除国家分割阻碍并得以长期维持、深化、广化的重要动力。

根据以上述及的观点，经济在空间布局的模式选择方面，不平衡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是常态的选择模式，不平衡的模式必须通过经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或聚集来实现，而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性途径是通过城市化来进行，但城市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就能够实现，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对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集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使经济能够在区域空间上实现集中，应当根据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来适当地选择空间政策工具组合，重视政策工具组合的空间响应效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效果。

三、城市化与连接性空间政策的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观点，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经济的集中在政策选择方面应当有所不同，首先，对一个城市比例不足1／4、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重点应当首先促进地区的经济密度，但政府应当对不同地方保持中立态度，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战略主要是实行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包括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建立市场制度、法律和秩序、保障财产权、高效运作土地市场、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不应当采取明确针对地区的的政策来发展经济的密度区。其次，对一个城市比例介于1／4～3／4的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组合受到两重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两重挑战要求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反应，即一方面要求继续建立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对连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实施投资，以消弭地方化经济可能带来效率的堵塞问题。最后，对于一个城市比例超过75％、处于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应当强调城市的适居性、创新性，应当努力推行城市社会一体化，政策组合面临三重问题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缩减距离、消除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分割问题。政策的推行应当继续以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和对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密度和缩减经济距离，同时以针对特定地区的干预性措施应对分割问题，把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进行和谐应用。

按照上面在理论上提出的以不平衡增长的空间经济模式为指导，通过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并最终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达到公共服务实现全民均等化分享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进行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提高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水平，需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情况，合适的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等特定的政策工具组合，但这样的理论能不能在实践中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作比较可靠的实证分析来印证这种理论上的实际效果。下文以重庆市作为例子来对上述理论和政策建议作一些实证分析。

重庆市为我国目前4个直辖市中农村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情况，承受着带动广大西部地区的艰巨发展任务，要实现该任务，首先必须要不遗余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实现经济的集中和聚集并最终在西部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程度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集中的关键环节。但因为历史上的原因，重庆市城市化的初始性的基础水平比较低，在1997年中央决定对重庆进行直辖管理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表1为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数据变化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13年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村人口减少了近600多万，相应地城镇人口增加了600多万，城市化比例从29.5％提高到近50％，正好处于城市化的中级阶段水平，在这样的阶段中，面临着如何提高经济密度(集中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但是，从表1关于常住人口的数据栏中，我们看到重庆市的常住人口在近13年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甚至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近36万，这样的现象说明了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在近13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对重庆市以外的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集中并没有产生什么聚集效果，而只是在重庆市辖区之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了较大程度的数量转移，市辖区内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集中效果，这种在区内有人口集中效果而对区外无人口集中效果的现象说明，经济集中对于改变西部广大落后地区人口向先进地区的转移并没有产生较大的积极效果，但这还不能说明这种人口流动现象中没有起到经济集中的效果作用，因为经济在空间中的集中不仅体现在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体现在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而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可以通过连接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利用的程度体现出来，为进一步考察重庆市的经济集中度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重庆市的空间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以下信息：在连接性的基础设施投入方面，重庆市为缩短落后区域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在港口吞吐能力和公路的运载能力等方面在近13年来作了较大的投入，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重庆市在近13年来的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情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说明通过空间的连接政策贯彻和实施，无疑会为区域的生成要素、商品、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使经济在区域的集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表2中所体现出来的各项业务数据指标的连年递进表明：通过现代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来克服距离的问题，对区域的经济集中发挥了正向的效应，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四、结论

以上通过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过程的例子分析表明：城市化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的集中，但若不采取可行的连接性的空间政策进行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不一定会真正实现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和集中，即使某城市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区域内的人口转移，但不会对该城市区外产生人口吸纳的力量，从而使得经济的聚集的外溢效果只是在区内发生作用，对改进区外落后地区向区内先进地区的人口迁移状况并不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人口稀疏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这种经济的集中和城市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而对于人口稠密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是唯一可以传递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福利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藤田昌久，雅克一弗朗科斯?蒂斯，聚集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第9篇：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 键 词]农村经济政策；倒逼；深化；

1921 年至今，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它们“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1]（p144）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实际取舍过程中则基本是围绕某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展开，并为其服务。 这一选择虽然充满了曲折、出现过大的波动，但顺应了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对党在过去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变迁历程做一个总结，是极有必要和重要的。 通过回顾，可以察看其得失，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尝试就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变迁加以考察，揭示其制度选择的路径及其经验，为今后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取舍

1921 年 7 月到新中国建立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不是一开始就定位在农村，而是以城市为核心展开革命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希望通过领导新生的无产阶级， 使其势力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凸显出来。 ”[2](p23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工作基本没有涉足农村地区，重心在城市，目标还是在经典理论的指导下， 力图通过城市工人的联合暴动来获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事实上， 通过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模式进行了多次实践，并且在 1924 年之后也跟中国国民党建立了首次联合， 但受到国内工人力量薄弱和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影响，最终在 1927 年陷入了首次合作破裂和革命受挫的困境之中。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才在国民政府“斩尽杀绝”政策的“倒逼”下被动转入了地下和农村。 从此，农村经济政策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解放区（包括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基本内容是农村经济政策，是解放农村封建主义问题的政策；解放区的生产，中心是农业生产；农民是解放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 ”[3]（p393）此时，受军阀割据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已经破败不堪，农民生活艰难，稍有资财者又迁移城乡，农村经济陷入到难以持续的困境之中。 “农民或以田亩荒芜，或以农产落价，致收入减少，而其日用必需，未能尽减，仍须求之于市。 乡间富户，或以匪患迁徙城市；或以农产衰败，不再投资田亩，乡间储蓄，遂逐渐向城市推移。 ”[4](p37)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却为刚刚转入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长、 壮大的契机。为此，中共尚未在农村立足，就在 1927 年汉口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 伴随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8 年 12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 《 井冈山土地法》， 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没收的土地以“（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但禁止土地买卖。[4](p37)次年 4 月，毛泽东又在前期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早期“‘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5](p361-362)之后，又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及农村的社会各阶层关系进行多次调整，从而使土改活动顺利推进。 显然，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 ”[5](p365)由于有了这些政策的保障，使陷入困境的农村地区经济， 即使一直处在不断的战火和混乱之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如 1933 年， 处在国民党“围剿” 之中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比前一年增长了 15%， 而闽浙赣根据地则增长了20%。[6](p130-131)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则不断地深化、调整、完善下来，更加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革命斗争需要，起到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农村内部的摩擦、冲突。 具体而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日本侵入者，很快改变和调整了原有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减租减息替代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同时，针对封闭的经济区域、敌伪的困扰和各种“经济战”、“货币战”等因素影响，中共适时制定了奖励生产、公私兼顾等制度，特别是在战争困难时期，各根据地还展开了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内涵的“大生产运动”。 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全面提升，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提高，如陕甘宁边区的谷物产量由 1937 年的 1，2600，00 担增加到了 1944 年的 1，7500，00 担，增长了 40%；棉花则由零上升到 1944 年的 300 万斤。[7](p747)随着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 9 月 13 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 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之后，针对土改中存在的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对土改等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修补。 截至 1949 年 6 月，在解放区中已有 2/3 的人口完成了土改。 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凭借农村经济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为革命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明显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考察、定位、修补和完善的过程。 其制度安排与变迁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认识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革命）目标、内外形势“倒逼”下逐步推进和深化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顺应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实际，越来越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间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共产党继续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还根据新的形势赋予其新的功能，“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8](p5)这样，土改政策很快推广到新解放的地区，使广大民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农业的恢复提高到国民经济复苏的基础位置。一方面，针对获得土地的民众缺乏生产资料等现象，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采取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开垦耕地、开展城乡交流等措施， 力促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 1952 年，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44.8％，超过历史水平 9.3％；主要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增长迅速，棉花总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了 193.7％，超过历史水平 53.6％。[9](p158－159)广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然而，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家高速推进工业化的问题，“是继续执行既定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还是采取均衡发展，使农业的积累首先用于农业和轻工业本身？ ”[10](p202)的政策选择问题突出。 如果顺延广大农民的意愿，选择后一种路径，必然要对工业化发展做重新选择，改变早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相反，如果采取前一种策略，则要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走势作一个全面的转变。 而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的封锁政策以及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局势，最终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中偏向了前者，采取完全排挤市场机制，直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安排。 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不同于原生型的工业化道路，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向。 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资本不但严重短缺，而且也无法像西方工业化发轫之时能够借助海外的掠夺和国内矛盾向海外的转嫁，我们只能依靠农业积累的转移来保证工业化资金之需。 要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制度安排上不得不推行新的制度选择。 一是改变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现状，增强政府的渗透和汲取能力，实现政府权力伸入基层，直接把分散在千万小农中的极少农业剩余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上。 面对国家在 1952年下半年到 1953 年春夏粮食购销紧张的形势，中央政府一举把分散在广大小农手中的粮食购销困境转化为国家统购统销制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扩大统购的范围。 接着，为了降低国家在统购农产品过程中的成本，又把前期农民自发自愿的互助合作、经过短暂的初级社后迅速提升到高级社，进而，“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1](p345)之后，人民公社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从而达到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以解决粮食供应和工业化发展所需资本供给问题的目的。 二是针对重工业战略的特征，政府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成功阻隔了城乡之间的互动，降低广大农民涌入城市的目标，起到了稳定城市、 稳定社会的作用。 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加剧国家粮食供给负担和重工业战略的推行困境，党和政府从 1953年开始不断采取阻隔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 195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进行管理和划分。 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市与农村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形成。 这样，党和政府就不但能够保证对农村农产品的征收，而且还能从人口流动的限制中确保重工业发展战略所需，为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铺垫了制度基础。

当然，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目标是为了保证重工业战略的实现，但同时要想让农业也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两重困局。 毛泽东虽然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过：“……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很低。 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但在“追赶”策略、国际国内环境的倒逼下，党和政府最终还是择取了前述农村经济的政策，自然不可避免地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种种不良的后果，“中国二元经济的隔阂不是在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农村、农业和农民作为一个系统在运行，而城市、工业与市民作为另一个系统也在运行，彼此独立，只是借助并依靠政权的力量，使得农业产品进入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 而大量农业资本的流出，使农民、农业和农村‘失血’太多，以致形成了后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 ”[12](p171-172，p371-372)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体系能够渐趋形成、农村经济陷入到困境的深层次因素。

三、改革开放至今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转变

自从农村经济发展由分田到户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转变以来，农村经济陷入到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农产品等资源性贡献、又要在缺乏相应激励制度的条件下获得发展的内部逻辑矛盾之中，结果“一方面，农产品供给不足，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居民的需求； 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定比例的农民陷入难以维持温饱的贫困状况。 ”[13](p19)农村经济萧条、2.5 亿农民难以温饱， 最终促成农村内部展开了一场发轫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包产到户改革。 刚开始，来自农民内部的伟大创造并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在 1978 年 12 月通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仍然有着 “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但伴随城市改革结果的不容乐观、 致使改革陷入一时困境的条件下，[14](p60)党和政府才对来自农村草根的改革冲动引起重视，在 1979 年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到 1980 年 9 月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便最终认同了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 从此，在全国逐步终止了推行二十几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明确了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农村经济渐趋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全面推广之后，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全面促动， 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井喷式增长。粮食总量由 1978 年的 30476 万吨增加到 1984 年的 40730 万吨，首次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农民收入则从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到 1984 年的 355.3元，[15](p109，p90)大大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由1978 年的2.57：1 降到 1984 年的 1.86：1；[16](p317)林业、副业、渔业、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积累有了明显提高。 然而，以民生为核心的工业化活动在全国的发展， 却需要依靠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支撑。 自然地，伴随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村的大量生产要素流向了收益更高的城市中。 而此时，党和政府经济发展的重心再次转向了广大城镇，在资源配置上明显偏向城镇。 对于农村地区的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是上级政府的偏好，这种偏好可能有一些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更大多数就是所谓的‘政绩工程’。 而且即使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由于治理结构的原因可能根本不反映社区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没有考虑农业社区的承受能力。 所以，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越多，对于农业的社会再生产反而破坏也越大，甚至还会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 ”[11]（p345）之后，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农村的税费等领域进行改革，但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最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渐趋形成了影响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农”困局。

所幸的是， 中国政府在追赶策略下所选择的工业化路径最终在 2003 年前后得以初步完成，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此时， 党和政府有能力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村经济的剥夺政策。 面对“三农”困局，党和政府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果断地采取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开始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致力于新农村建设。 之后，中央连续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不但降低了农民负担、取消了持续二千多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补贴力度。 同时，对各种涉农政策、 制度也进行了变通， 以更加稳定、持续地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一过程也遇到政策执行中的某些反复和各种阻力，如在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政府为了保证城市的稳定、企业的生存和就业的深化，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延续了前期“倒逼”农村经济的政策，在不考虑农村经济实际的前提下推行机电下乡策略， 以吸收农村稍有改善的经济积累；而面临日益严峻的城镇房地产用地困局，政府又采取了所谓的“土地增减挂钩”，即依据土地利用总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目标。 该方法应该是切中时弊的，但各地在土地财政等因素作用下却频频引致了部分地区强制并村等活动，使广大农民“被上楼”后却面临生存困境。 当然，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推行、改进、深化方面， 确实越来越顺应了农村地区的实际，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扩大了社会保障面。

四、结论与展望

总的来看，1921 年至今，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政策变迁中的路径选择完全迎合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核心目标，使中国由旧中国的“亡国灭种”、“多灾多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独立但经济“一穷二白”等现状转变成当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农村经济政策的变迁过程尽管曲折、出现过某些悲剧性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基本遵循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路径选择方式，在政策的重要转折关头，采取了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择取策略，最终达到了农村经济服从于核心目标的目的；农村经济政策一旦选定，又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在政策的推行上深化发展下去。 如此路径的择取，明显是在缺乏外来资源援助和国内矛盾无法海外转嫁的结果，亦是中国工业化或自我重塑过程中资源转移、矛盾转嫁的结晶。 新中国成立之前，政治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则大大深化、 修正了政策的内涵，使之更加适合农村经济的实际，促进了党群关系的融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重工业战略“倒逼”了农村经济政策的择取，自然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推行中偏好农产品对城市的集中和阻隔农民进城；改革开放到 2003 年之间，民生工业化策略“倒逼”农村经济政策的取舍，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走向上无形中选择对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向城市转移的策略；2003 年至今，和谐社会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的取向，使党和政府正视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推行了“多予、少取、放活”的策略。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党和政府在今后农村经济政策的取向上必然会更加注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当然，这一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约束，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仍然还会遇到传统政策择取思维的影响而出现某些波动，但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却会得到持续地推进，并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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