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精选(九篇)

第1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3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制度本质的分析思路和基本观点,为我们解析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以及思考如何有效规避、防范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要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交换的矛盾为出发点来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深刻探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及其制度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决定了在进行广泛的商品交换的过程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商品交换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是指劳动具有私人性质,因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商品者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多少,怎么生产以及如何分配都是他私人的事。社会劳动是指劳动具有社会性质,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是供给自己消费的，它是为他人和社会需要而生产的,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要解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而在交换的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实际上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也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讨和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要把视角着重于社会制度的层面之上。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演变的集中反映。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必然走向和趋势,但从现阶段来说,在各国政府各项措施的运作之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的,但资本主义正是在一次次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的。

第二,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遏制市场经济发生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之下,生产过剩常常发生,并且以此引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很长的时期里,发挥了强大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大作用,创造了巨大经济财富,推动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迅猛发展。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更加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迅猛膨胀,使商品和商品交换固有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化,引发一次次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调整和制约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以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预防类似西方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三,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从体制层面上防范,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制度层面建立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建立规范管理的根本措施,形成安全的屏障,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对等单元进行调控。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以防范和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使之朝向公平、有序的竞争方向迈进。三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方面,要积极建立有效的监督、调控、预防和警戒措施,特别是在高风险的金融行业、一些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垄断行业,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牙膏工业.马克思早为金融危机开出药方［n］.青年参考,2009-05-01.

［3］张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n］.人民日报,2009-06-19.

［4］李其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09(7).

第2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论文摘要：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马克思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全部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枢纽，是坚持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环。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0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WWW.133229.CoM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

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著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第3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其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局限性，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征，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同时深化对其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

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生产要素”论的创始人让·萨伊，以斯密的“伟大继承者”自居，但却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基础，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贡献，主张物品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效用的产生，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并且偷梁换柱，在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代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后，把参加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具体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概括为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萨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更是混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妄图用一般生产来偷换资本主义生产，用一般劳动来顶替雇佣劳动，用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用土地代替地产，以此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剥削的本来面目。萨伊还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论中的科学成份，主张既然价值(效用)是生产过程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末，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收人的源泉就应该是:劳动—工资的源泉;资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讥讽的“三位一体公式”。

第4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1.商品，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以后才出现的，而商品 经济的产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社会生产力经过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而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生产力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也在生产 力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显露出来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 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尖锐化，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垄断的形成、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出现和现代世界的三大矛盾，这一系列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 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 。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3.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产生、发展、状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目前，在我国已初步显示了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同时，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而且发展又不 平衡，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形 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逐步建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分别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 适应，在各自的范围和领域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评价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合 理，不能以“一大二公”为标准，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4.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发达阶段的商品经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5.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使社会中出现日趋复杂的行业 和部门，各部门、各行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影响其他部门 ，因此，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按一定比例配置给各个部门 ，也就是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正确安排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协调地发展。

6.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中间环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 经济建设的更快发展。我国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它是由我国多层次的生产 力水平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按劳分配是主体，坚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执行鼓励一部 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它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 起，必然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改进和革新生产工具，提高 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也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它可以 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正确引导消费，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5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第6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2011年初，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

从我国的现实需求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客观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开始由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题的发展型新阶段。我国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又成为新阶段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公共产品短缺会带来什么？

创新社会管理，首要在于准确地把握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尽管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具体反映在：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认为，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不仅是新阶段经济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阶段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将带来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并导致原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形成新阶段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以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为例，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他们的消费预期。为此，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

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是不是开始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以甘肃正宁县的“11・16”校车交通事故为例，这一事故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在于它反映了我国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短缺的现实。由此看来，新阶段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到位有很大关联。

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有没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公共产品短缺涉及到多数人的自身发展需求，联结城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和社会共鸣，容易成为的导因。与一般的相比，因公共产品短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社会矛盾量大面广，而且伴随着社会对政府的某些不信任与抵触情绪，它很容易成为新阶段、突发事件的缘由。

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加强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挑战、新压力。这就需要把创新社会管理与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把化解社会矛盾与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相结合；把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由此探索发展型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社会管理难在协调利益关系

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分化是大趋势。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趋势仍在逐步加大。应当说，当前经济转型的难点在于协调利益关系，社会管理最难的地方也在于协调利益关系。为此，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提升公平正义的能力，是发展型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课题。

首先，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各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形成并相对固化，是一个客观现实。与此相联系，基于利益关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将逐步增多。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应当承认，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开始成为全社会一种新的公共需求。基于这个判断，需要做出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从而将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目前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对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是不是一种公共需求还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制度设计上还严重缺位。社会利益诉求和表达需要“出气口”，需要“减压阀”，需要构建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渠道，以引导社会利益的表达行为。适应这种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我认为十分有必要把“排气”和“减压”的“减压阀”系统建设作为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公共产品。

其次，在利益主体分化、利益表达诉求增多的背景下，应当把社会协商对话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制度安排。总体上说，当前多数的大都基于利益诉求，是可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进行利益协调得到妥善解决的。为此，要通过有组织、有序、制度化的谈判协商协调具体的利益关系。

再次，利益表达、社会协商、公众参与的目标是形成完善、有效的公共治理。为此，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应当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参与。例如：健全信息公开、听证、检举等公共参与制度，建立各类群体与政府、公共领域的沟通渠道，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协调的主渠道。吸收不同群体代表加入各类公共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保证其话语权和参与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适应发展趋势，进一步解放思想。

总之，处在发展型新阶段的社会转型，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因素增多是一个客观趋势。局部的“小乱”难以避免，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社会危机管理重在将“大乱”化解于“小乱”之中，防止全局性社会问题的发生。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在于不能将社会矛盾积累起来，使“小乱”变成“大乱”。这就需要加快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

让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在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多元化已成为基本现实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趋势。如何使民间组织能够反映“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在协调利益关系中扮演积极角色，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的重大课题。

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最终责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相当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慈善事业、艾滋病防治、公益性文化等都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在基层和社区解决。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客观形势，把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城市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专业化、公益的民间组织，能够解决基层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并由此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协调利益关系的突出矛盾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关键在于积极规范地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近年来，有些地方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与当地政府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充当一方利益主体的代表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各级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济活动和利益中摆脱出来，根据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要求，规范发展各类民间组织，有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

第7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参考文献：

1.周文丽.金融危机让《资本论》热销[n].北京日报，2008-10-20

2.张克难.《资本论》热销说明了什么[n].报，2008-10-30

3.张晓辉.金融危机深化 全球苦觅良策[n].证券时报，2008-10-17

4.龙在天.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原理看世界金融危机的本质[j].国外理论动态，1999

5.崔向阳.《资本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j].当代经济研究，1998（6）

6.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n].沈阳教育学院报，2005

7.李志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1999（5）

第8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价值观倾向仍是功利主义，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可以产生集体主义；功利主义对社会道德有双重影响，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观；必须解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矛盾问题。

应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影响作用呢?马克思指出:从社会意义上讲，“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因此，我们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人手，来探讨它与社会道德的相互关系。

1、功利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值观倾向吗?

从基本范畴来看，市场经济是从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起来的。本来，小商品生产便是以“我”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最初的织工为什么要用“20码麻布”换“1夸特小麦”?就因为他算准了:“我”用生产20码麻布的时间，也能生产出1夸特小麦。可见，最初的商品交换便使人不得不以“我”为核心。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各经济实体不但要求要补偿自己的生产消耗，更要求获得高于成本的收益，因此，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被称为市场经济的“黄金原则”。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的题目，就是“经济分析中的最大化原理”。而西方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早就将市场经济的这种伦理要求作了概括—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也可以称作“合理利己主义”，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那样一种价值观。亚当·斯密描述了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所注意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只无形的手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没有注意到的结果—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识地去促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货币即金钱，成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成为能够购买一切商品的流通手段，因而成为财富的象征，成为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之所在。这就要求每一个经济主体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手段，以实现交换价值，即取得货币而且是尽可能多的货币为目的，因此，功利主义之“功利”大小的衡量尺度，就是金钱。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产生的价值观是否也是功利主义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呢。我认为，同样也是。也就是说，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价值观的直接表现，也会是以个体(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功利主义”。因为，各主体、各个体此消彼长的自我利益的存在，各主体、各个体对自己利益的自我确认，是市场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与运行的前提条件。

2、功利主义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

应该说，两面都有。

筋积极方面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t’]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将经济主体的利益动力充分释放出来，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的劳动，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因此，功利主义要求人们相互之间确立以交换为目的，以市场为纽带，以互利互惠为特征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劳动和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受社会欢迎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可见，功利主义本身包含着社会责任感、包含着有益于他人才能有益于自己等等积极的道德观念。

从消极方面来看，因为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尹值，即获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且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超出成本的货币量—利润，这样，人们就容易自然而然地用金钱，而且是“我”能够获得的金钱，来作为道德的衡量标准;同时，在市场经济中，货币，作为万能的流通手段，能够购买一切商品，在特殊条件下甚至能够购买名誉、地位、官职乃至人的灵魂。所以，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就成为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就会产生马克思揭示过其秘密的“货币拜物教”。而货币拜物教又很容易产生拜金主义。

正因为功利主义价值观具有双重影响，所以，不能以它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必须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主流。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自发产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呢?

我认为不能。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只能是功利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尽管对道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它并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当然，功利主义尽管对道德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是，它自身并不就是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有必要引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心理”范畴和“社会意识形式”范畴，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心理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不定型、自发的反映形式。社会意识形式则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它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一种比较系统、自觉、抽象的反映形式。我认为，作为市场经济意识的功利主义，属于社会心理，是人们对市场经济日常生活自发的反映，是社会的感性认识;而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自觉升华形成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的理性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功利主义、利润最大化原则这种社会心理在向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中，具有两种发展倾向:既可能向“善”的方面发展到集体主义，也可能向“恶”的方面发展到个人主义，关键在于社会对它如何引导、如何升华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引导不力，一手硬、一手软，功利主义、利润最大化原则就可能朝着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方向发展。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及各个体的自身利益、尤其是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既有相互依存一面外，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前一方面为主时，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还可以“和平共处”;而当后一方面为主时，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就将突出起来。如果没有集体主义对功利主义的限制与引导，听任功利主义无限制发展，就可能使各经济主体在利益矛盾面前选择损害其它主体利益、乃至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功利主义由此也就会发展成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如前所述，功利主义与货币拜物教还有着自然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如此，如果不以集体主义对其加以限制而听任其发展，就会使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产生“癌变”—从功利主义陷人拜金主义。当然，货币拜物教与拜金主义尚有区别，前者崇拜货币，但合理合法地去争取;后者不但将货币当作崇拜的神灵，而且当作不择手段攫取的目标。拜金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如不截断功利主义向拜金主义发展的线路，社会价值观的.‘癌变”就难以避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解决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问题，努力将功利主义引向集体主义，避免使其发展成为与集体主义根本矛盾着的极端个人主义。

4、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产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吗?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产生集体主义价值观而只能产生功利主义价值观，但这并不是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就不能产生集体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对“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能否产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和局部性运动，不能产生集体主义价值观，而仍然会同一切市场经济一样，产生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整体运动，则必然会产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社会心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仍然会自发地产生，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则只能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思想代表，自觉地从科学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思维中产生。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集体利益、个体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之相互促进的好形式，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整体运动一定会产生集体主义价值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市场经济本身既不是法制经济，也不是道德经济;只有加强了法制、道德建设，它才能成为法制经济、道德经济。

5,集休主义价值观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矛盾能解决吗?

以上分析如能成立，就可以说，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矛盾，必然是广泛存在着的，而且，将是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始终的重大矛盾。当然，由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矛盾也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一历史性的结合，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矛盾能够解决，一能够使二者统一起来的客观社会依据。

第9篇：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范文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形态 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透过历史的表象，探寻并发现了社会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即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指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的推动作用的矛盾。但对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来讲，对其有一个长期的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

        一、 在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曾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做了总体性的科学揭示，但却并没有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恩格斯和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曾分别指出，“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1]，是“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 [2]。但他们使用的这个“基本矛盾”概念，主要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源，并没有赋予它以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囿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却只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致方向，做出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预见，而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作出系统和明确的科学分析。此后，经过相当长的理论探索和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直到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进一步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概括为贯通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的矛盾”。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极其伟大的科学发现。

        二、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生存需求与自然条件的矛盾是原始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代替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原始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奴隶主在经济和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到了封建社会，封建主在经济上是土地所有者，在政治上是统治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然而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不是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为消除资本主义对生产的人为障碍以及对生产和产品的明显浪费和破坏。

  进入到社会主义，是否同样存在社会基本矛盾，195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明确提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当然“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