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精选(九篇)

第1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词 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贡献率；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

中图分类号 C812；F2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055-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09

“广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后，所有“其它生产要素”贡献份额之和［1,2］。自上世纪40，50年代，丁伯根［3］和希朗戴维斯［4］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后，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中国学者对科技进步研究起步比较晚。1980年代，河北科技大学贾雨文教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主动性决策理论基础上的势分析方法［5］。1983年史清琪，秦宝庭负责的研究小组首次完成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作用的分析。200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路琼等分别用索洛方程，丹尼森增长因素分析法，乔根森的生产率分析，前沿生产函数等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6］。2004年河北科技大学的宋艳涛教授用势分析理论对科技进步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7］。河北大学的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分别测算出河北省1985-2002年和1995-2002年的科技进步，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进行了实证分析［8］。河南农业大学的吴辉测算了1996-2005年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并用灰色生产函数新陈代谢模型［9］预测了2006-2015年河南省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10］。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上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某地区某个时间段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由于数据样本有限，很可能会影响到生产函数中参数估计的精确性，而且地区之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没有可比性。另外，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同样的科技进步在不同的地区所产生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所以本文提出的测算科技进步的新方法旨在运用软计算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科技进步水平进行软分类；然后分别计算不同科技水平类别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把得到的各个类别的贡献率与各个地区隶属于各类的隶属度相乘，即得到各个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运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8-2007年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比较各类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分析其原因，得出相应结论，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1 模型及指标样本

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1］（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12］的组合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如下：

Y=A•Kα•Lβ•Hγ（1）

a=y-αk-βl-γh（2）

式（1）是C-D生产函数，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量；A代表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状况水平，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γ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根据该式可以估计出α，β，γ的值。

式（2）是索罗余值方程，其中y为产出增长速度，a为技术进步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量的增长速度，h为人力资本投入量的增长速度。该式的经济含义是，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等于扣除资金、劳动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的作用外，所有其它因素作用的总和。

上述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即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且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γ=1。

根据式（1），选取GDP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衡量物质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调整各年可比价的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投入，实际

人力资本采用相对数（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13］），时间跨

度取1998-2007年，且1998年为基期。表1给出了以北京地区为例的生产要素指标样本数据。

2 按科技进步对31省（市）进行模糊软分类

由式（1）可得：A=YK-αL-βH-γ，表示一个地区的科技进步与该地区的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本文考虑人均产出，人均固定资产存量，从业人员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和实际人力资本4个指标，根据表1得到各地区10年的4个指标数据，分别取各地区各指标10年的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分类样本数据。采用GA-ISODATA［14］对中国31个省（市）的科技进步进行模糊软划分，得到最佳分类数c=4，隶属度如表2。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其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中国31个省（市）在地理上分为4个板块，即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4个板块总体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GA-ISODATA分类结果较好的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3给出了分类结果，第一类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第二类中天津是邻近北京的直辖市，辽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江苏，浙江等其他6个地区都是东部发达地区，人才聚集，外资企业多，地方经济实力雄厚，是科技发展的窗口。第三类中内蒙古和新疆属于西部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政府扶持力度大，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快，科技进步水平也随之提高。而海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后来结合其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的发展，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故其经济状况相对其他东部地区较落后，属于第3类地区也比较符合实际。另外，还包括3个中部地区。第四类都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具有农业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多，教育水平落后等特点，属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故科技进步水平整体较落后。

表2是隶属度表，从中可以看出，每一类中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是不相同的。例如，上海属于第一类的程度是0.899 7，北京是0.692 0，说明在第一类中上海的科技进步水平高于北京。事实上，还可以看出，天津属于第一类的程度是0.275 7，属于第二类的程度是0.359 6，相差并不大，但我们把它划分在第二类，这说明根据表2可以更精确的判断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故表2和表3综合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科技进步水平的分类，且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3 四类地区模型参数的估计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计算

由组合模型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是式（1）中参数，α,β,γ的估计，以及式（2）中4个指标的增长速率y，k，l，h的计算。下面分别采用相应的方法估算这些参数。

3.1 四类地区参数α，β，γ的估计

对参数α，β，γ的估计是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核心，将（1）式分别对K，L，H求偏导数，并整理得：

α=YK•KY（3）

β=YL•LY（4）

γ=YH•HY（5）

结果表明α，β，γ分别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力

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即在技术水平不变

时，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物质资本增加1%，

产出将增加α%；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劳

动力增加1%，产出将增加β%；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

入量不变时，人力资本增加1%，产出将增加γ%。规模收

益不变时，α+β+γ=1，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本，劳动力和

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同时增加某一倍数时，产出也增加相同的倍数。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对于α，β，γ的估计方法主要有三种：经验法、比例法和回归法。前两种方法的主观随意性较强，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回归法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它要求有足够的样本数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正好符合该要求，故本文采用回归法估计α，β，γ的值，经整理得：

Y=f(K,L,H)=A•Kα•Lβ•Hγ（6）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把γ=1-α-β代入式（6），然后两边取对数得：

lnYH=

lnA+αlnKH+βln

LH（7）

把表1中31个地区1998-2007年的指标样本数据Y，K，L，H，换算成，lnYH，lnKH，

lnLH，

用式（7）对四类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得到四类地区α,β,γ的值。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四类地区的R2都较接近1，表明回归方程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值也都较大，表明解释变量间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同样，四类地区的回归系数α，β也都通过各自的T检验。因此，四个回归方程都通过计量经济检验。

3.2 四类地区各指标年平均增长率的计算

年平均增长率是反映社会现象在较长时期内各期(年)平均增长程度的相对数，以倍数或百分数表示，它等于平均发展速度减1(或100%)。 中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有两种方法：水平法和累计法。本文采用水平法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产出年平均增长率：

yi=(tYitYi0-1)×100%（8）

其中Yit为第i类地区产出，Yi0为产出计算期基期的平均值值（1998年的平均值）。同理可以得出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和实际人力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根据表1中的样本数据，分别取四类地区各指标每年的平均值，计算得四类地区各指标的年平均增长速率，如表5所示：

3.3 四类地区科技进步速率和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的计算

由索罗余值方程，即式（2）：ai=yi-αki-βli-γhi，计算得到四类地区的科技进步速率，再根据公式（9）-（12）计算四类地区各要素的贡献率，如表6所示：

第i类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Ai=aiyi×100%，i=1,2,3,4（9）

第i类地区物质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Ki=αkiyi×100%，i=1,2,3,4（10）

第i类地区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Li=βliyi×100%，i=1,2,3,4（11）

第i类地区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Hi=

γhiyi×100%，i=1,2,3,4（12）

4 中国及其31个省（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4.1 计算过程及结果

根据31个省（市）的隶属度（见表4）和四类地区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见表7），计算得到31个省（市）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如表7所示。

各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Aj=CA1μ1j+CA2μ2j+L+CAiμij

各地区物质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Kj=CK1μ1j+CK2μ2j+L+CKiμij

各地区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Lj=CL1μ1j+CL2μ2j+L+CLiμij

各地区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Hj=CH1μ1j+CH2μ2j+L+CHiμij

其中，μij为第j个地区隶属于第i类别的隶属度。

然后用各个地区的贡献率乘以该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得到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EA=EA1w1+EA2w2+L+EAjwj=35.67%

同理得，中国物质资本贡献率为：

EK=EK1w1+EK2w2+L+EKjwj=58.86%

中国劳动力贡献率为：

EL=EL1w1+EL2w2+L+ELjwj=5.42%

中国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EH=EH1w1+EH2w2+L+EHjwj=-0.09%

其中，wj(j=1,2,...,31)为第j个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

4.2 结果分析

由上述计算结果知，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5.67%，物质资本贡献率为58.86%，劳动力贡献率为5.42%，人力资本贡献率为-0.09%。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应该更好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由表6和表7，从整体上看，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资金的投入，劳动力的贡献率都比较小，在10%以下，而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甚至是负数。由图1，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5.67%，各省市中上海最高为54.53%，其次是北京为49.57%，远大于第四类地区的29.32%，其中最低的是四川为29.39%，另外，安徽，广西，云南，陕西都不足30%，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大部分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高于全国水平，而第三，四类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说明我国地区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于第四类地区都是西部地区，由表7，第三，四类地区资金投入贡献率都在63%以上，四川最高达到65.14%，第一类地区资金投入的贡献率最低，也达到了40%，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都是依靠资金的投入，经济增长呈明显的粗放型发展态势。而由表5也可以发现，四类地区资金投入的弹性系数是呈下降趋势的，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盲目加大资金的投入，产出并不会随之一样的增加，其增长趋势会逐步递减。这是因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甚至制约了大量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应起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注重科技水平的发展，显然，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60%- 70%还有较大差距，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要提高科技水平，发挥科学技术应有的作用，也能提高资金的产出弹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由表7知，劳动投入量的贡献率较低，是因为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速率较慢，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多力量大”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社会讲求的是效率，要求增加个人产出，故劳动力投入量增长较慢。要提高劳动力投入量的贡献率，就应该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的产出弹性。而第一，三，四类地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都是负数，这是因为本文中的实际人力资本是一个相对数，某地区的实际人力资本与该地区的产出成正比，而与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成反比。从表8可以看出，第一，三，四类地区1998-2007年的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速率大于人均GDP增长速率，故这三类地区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负数。而第二类地区人均GDP增长速率大于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故为正数，但其值也比较小。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中国社会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因为未受过教育劳动者代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快，就能保证全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说明社会的发展是健康的。而第一类地区是中国最发达地区，消费水平高，工人工资水平增长快是应该的，而第三，四类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其未受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快，是因为国家扶持力度大，政府保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而第二类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率大于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并不说明该类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就很低，而是由于该类地区大多是沿海一带的城市，海外投资大，地方经济实力雄厚，导致其GDP增长速度很快。

由以上分析，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负数就是因为

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速率大于人均GDP增长速率，而要提高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不可能降低未受过

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所以就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提高GDP增长速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孤立的增加或减少某一个生产要素，而要注意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要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加大高校等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的投入，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提高。

5 结 论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丹尼森（E.F.Denison）用自己首创的“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法”全面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以来，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提出了多种测算模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测算方法，但测算过程中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衡量指标的选取。本文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各生产要素选取不同的衡量指标，对弹性系数的估计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而目前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第二，弹性系数的估计方法。目前所有的弹性系数估计方法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运用最广泛的回归法也有其缺点，就是对样本数据非常敏感，如果选择不当也直接影响测算结果。这两个问题也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中的两个难点，也是本人后续研究中将要攻克的问题。例如，可以考虑用引入软计算的方法神经网络等来估计弹性系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孙一民.现代企业技术创新 ［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53.［Sun Yim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Modern Enterprises［M］. Taiyuan: Shanxi Economy Press, 1998:33. ］

［2］李京文.科技富国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87.［Li Jingwen. Theory of

Enriching the State with Technology［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5:87.］

［3］Technical Efficiency in Australian Textile and Clothing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Business Longitudinal Survey［J］. IKM. Mokhtarun Wadud, Australian Economic Pagers, 2004 (5):50-62.

［4］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1954, (10):61-74.

［5］贾雨文.关于主动性决策理论（非理想系统决策理论）的研究［J］. 中国软科学,1997,(1): 16-21. ［Jia Yuwen. Research on Initiative Decision Theory (No-ideal System Decision Theory) ［J］.China Soft Science, 1997,(1): 16-21.］

［6］路琮,范英,魏一鸣,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定量化分析的若干方法［J］.中国管理

科学, 2000,(11):103-113.［Lu Cong, Fan Ying, Wei Yiming,et al. Some Methods for Quantifying the Role of Technical Progress on Economic Growth［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0,(11):103-113.］

［7］宋艳涛. 科技进步测算理论方法创新与实证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系, 2003:73 - 90. ［Song Yantao.Innovatory and Empirical Study on Estimating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progres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Tianj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2003:73-90.］

［8］刘.河北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教学与研

究(综合版),2006,2(2):34-36.［Liu Meng. Analyze the Demonst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Contribution to Hebei Provincial Ecobomy Growth ［J］. Shijiazhu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aw and Commerce Teaching and Researc, 2006,2(2): 34 -36.］

［9］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第三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65-80.［Liu Sifeng, Dang Yaoguo, Fang Zhigeng, et al. Grey System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M］. Beijing:Science Press, 2004:65-80. ］

［10］吴辉.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度与省际比较［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2008: 17 -45. ［Wu Hui. The Measurement and Calculation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Advance of He’nan Province and the Lateral Comparison［D］. Zhengzhou: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8: 17 -45.］

［11］Charles W Cobb and Paul H Douglas.A Theory of Prod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28, 18(1):2033-2038.

［12］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71-102.

［13］郭海湘,黄毓芝,诸克军,等.中国及各地区教育经济贡献率的软计算［J］.中国软科学,

2008, (9):27-38.［Guo Haixiang, Huang Yuzhi, Zhu Kejun, et al. Estimating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Local Economy of China through Soft Computing ［J］. China Soft Science, 2008, (9):27-38.］

［14］诸克军,苏顺华,黎金玲.模糊C-均值中的最优聚类与最佳聚类数［J］.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2005,(3):52-61.［ Zhu Kejun,Su Shunhua,Li Jinling.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and the Best Partition in Fuzzy C-mean［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2005,(3):52-61.］

［15］殷勇.武汉市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08,(6). ［Yin Yong.Correlation Study between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Wuhan［J］.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Information & Management Engineering, 2008,(6).］

［16］董必荣,施建军,李虎.江苏经济发展阶段与科技进步贡献率探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6). ［Dong Birong,Shi Jianjun,Li Hu.On the Economic Growth Stages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J］.Audit & Economy Research, 2008,(6).］

［17］张应禄.科技进步的原理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J］. 农业科技管理,2009,(6). ［Zhang Yinglu.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J］.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6).］

Empirical Research on Calculation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in Provinces in China

LI Lanlan1 ZHU Kejun1 GUO Haixiang1,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China)

第2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收入分配人才

1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含义解析

(1)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把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和严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来的,是党的十六大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最大突破,它是在十五大解决了其它生产要素能不能参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其它生产要素怎么样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按贡献大小参与收入的分配。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3)我国经济学界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解释。赖得胜(2003)、许成安、王家新(2007)指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指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给予报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强调了生要素的市场竞争原则,并且各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卫兴华和逢锦聚(2003)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指按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中的贡献分配,其认为活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没有创造价值,它们只是创造了使用价值并按此贡献分配;周为民和陆宁(2002)则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实际上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形式,按劳分配不能成为拥有自主财产权的劳动者直接的具体的分配方式,只能通过市场的作用,转化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方式。

因此,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程度应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衡量,其分配的客观依据应该是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而非所有权,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投入了生产并通过市场的机制产生了贡献,当然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的大小参与分配也就是合理合法的。

(4)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表现形式。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一是指按资本要素参与分配,主要有居民银行储蓄存款获取利息收入,居民购买股票和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获取利润、红利、股息以及资本利得,居民通过合资、入股等投资等方式获取投资利润;二是指按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也即是指工资收入;三是指按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即是指技术要素的所有者将自己所拥有的技术或者科研成果投入生产活动,并据以取得相应的收入;四是指按管理要素参与分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管理要素主要是指管理者的组织协调和指挥规划能力;五是指按信息要素参与分配,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所有者据以所拥有的信息对生产经营管理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2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有效形式

(1)技术成果作价入股。对专业技术人员可实行专利、技术、成果入股的政策;针对试行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的有关单位,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也可作价入股,所占股份的数额由单位和员工双方商定。科技成果入股时,要委托具有法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要提倡和鼓励经费完全自理或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试行职工资金内部“参股”,年终分红的作法。允许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和职务科技成果入股。个人或法人以资金的方式投入到事业单位的基础建设、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经营活动等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可以按资金投入的份额确定投资者的分配。例如杭州市政府于2001年7月颁布的《杭州市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的实施意见》。

(2)岗位津贴制度和考核奖励制度相结合。对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相应技术岗位工作的职工,按月发放岗位津贴,标准可以参照上年度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相应比例确定奖励幅度。对具有高级技工及其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相应技术岗位工作的职工,定期进行考核,考核合格且本人平时工作突出的,给予奖励,奖励的幅度可以参照上年度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确定。对能够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在技术革新或生产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级技能人才可分别给予重奖,奖励的方式可以是一次性奖励,也可以按其产出效益比例提奖。

(7)推出“重大贡献奖励及岗位特殊津贴”等奖励措施。对重大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工艺攻关、管理创新的成果,按产品上市和改进管理取得的利润比例或荣誉大小给以重奖。对在研究开发和转让科技成果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单位应给予重奖。鼓励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提供技术服务,并按一定比例获取收益。对在经营管理岗位上做出贡献的人员和提供重要经济信息并获得较大直接经济效益的人员,可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根据主要经营管理者的责任轻重、风险大小和工作业绩等因素,每年从单位税后净增利润中提取适当资金分配给创造经济效益特别显著的主要经营管理者。

(8)试行期权制。运用或借用期权分配模式,让单位经营者和技术骨干,通过增加业绩,以延期兑现方式使其人力资本获得薪金以外的报酬。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可实行股份奖励;对长期在关键技术岗位上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可实行期权激励的分配政策。

(9)年薪制。对长期坚持在生产技术岗位上致力于生产技术进步、工艺改革、设备改造等创新工作成效突出、业绩显著的高技能人才,可以参照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年薪制办法,实行年薪制,其年薪水平可按不超过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

参考文献

[1]赖德胜,《解析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人民日报》,2003年2月18日第9版.

[2]许成安、王家新,《按劳分配:现实还是趋势兼评关柏春和姚家祥两先生的学术争论》,《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

[3]卫兴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贡献是指什么》,《人民日报》,2003年2月18日第9版.

第3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词：人口控制；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扩展生产函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23-10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定量研究”（201006）；济南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济南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201203）；青岛市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青岛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李新运，男，山东菏泽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马俏俏，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吴学锰，男，山东滨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史纪慧，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人口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增长到2010年的89.30‰，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倍。一方面，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所造成的压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目前对这两个问题少有深入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为三个方面：①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Bloom等[1]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项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广海等[2]运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00-2010年的人口和GDP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通过不一致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划分；李新运等[3]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人口承载力进行估算，并对人口承载力的盈余情况进行分析；郑萌萌[4]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②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李建民等[5]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建立了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从人口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和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两方面入手，研究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周德禄等[6]又运用类似的方法，模拟得出人口控制条件下山东省宏观经济可能的发展状况，然后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相比较，判定了人口控制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③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蔡增正[7]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然后分别估计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具实质性；刘林等[8]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蔡P[9]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讨论了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从已有研究看出：①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联关系、因果关系、数量关系等进行了各种实证分析，而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②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表示出互动关系，但主要分析的是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动态模拟方面明显不足；③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往往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关于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为了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测算1978-1990，1978-2000、1978-2011三个时间段内，济南市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验证测算方法的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

系统动力学作为主要进行仿真预测的分析方法可以很好的模拟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时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把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推导出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生产函数模型往往被用来定量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各项人口素质指标加权求和求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带入生产函数模型，直观的测度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

1.人口―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图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涉及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虽然它们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各有其自身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各子系统及其内部众多变量之间连锁互动，具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可以抽象成具有多重反馈回路的机制，因果关系图正是表示系统反馈结构的重要工具。

建立系统的因果关系图，关键在于分析系统中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本课题主要是模拟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即不控制人口数量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人口发展子系统中，主要选取了能够影响并反映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指标，如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机械增长率等。经济发展子系统中，人口数量控制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前大多以GDP来作为描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通用指标，同时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也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资本投入和积累决定着经济规模，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块中主要选取GDP、人均消费支出、总消费、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存量以及GDP增长率等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变量。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具有比较复杂的因果关系：首先，人口数量本身同时受人口机械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人口控制主要通过控制总和生育率来降低出生率，从而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其次，人口可以分别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从人是消费者入手，人口数量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消费增加，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增加，投资就会减少，通过固定资产存量又会受到投资的制约，因此固定资产存量与人口数量呈反方向变化；另一方面从人是生产者入手，假设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则从业人员数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从业人员的增加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量呈同方向变化。最后，经济发展子系统内部固定资产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影响投资而影响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

四、结论及分析

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计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讲，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研究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本文所提贡献率测算模型均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相关书籍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确定的；以济南市为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济南市的实际发展状况，是比较合理的，这也验证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从济南市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呈增长的趋势。在现阶段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国情下，需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关注人口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应对未来时代的挑战。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的因素仍然不够全面，例如人口发展子系统中，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入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等因素，经济的增长也会相应受到环境、资源、科技和教育的影响；相关参数设置时的一些前提条件在实际中也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乐观，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BlOOM D E，CANNING D， et al.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Economic Growth[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0，26（4）：583-612.

[2]张广海，张华勇，刘佳.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64-70.

[3]李新运，任栋，苟延农，董俊丽，张晓青.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预测[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3）：70-77.

[4]郑萌萌.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59-63.

[5]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1）：8-16.

[6]周德禄，卢笋.山东省人口控制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5）：51-53.

[7]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39-48.

[8]刘林，崔玉平，杜增吉.利用数学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对江苏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39（3）：54-62.

[9]蔡P.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6（6）：1-10.

[10]李旭.社会系统动力学――政策研究的原理、方法和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1]JAY W，FORRESTER.Principles of System[M].Massachusetts：Wright-Allen Press，1968.

[12]SAEED K.Slicing a Complex Problem for System Dynamics Modeling[J].System Dynamics Review，1992，8（3）：251-261.

[13]童玉芬.北京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动态模拟与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9）：42-47.

[14]米红，周伟.未来30年我国粮食、淡水、能源需求的系统仿真[J].人口与经济，2010（1）：1-7.

[15]陈友华.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3）：60-66.

[16]王学义.人口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46-51.

[17]王秀银.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几点思考[J].人口研究，2002，26（4）：9-16.

[18]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第4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摘要】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笔者通过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测算国内外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期价值理论。本文对此理论的突破性和创新性作了深入分析。

众所周知，由于人力资本本身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物力资本，国内外对此研究了几十年，至今仍没有解决这一难题。由于这一难题未能解决，人力资本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制约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价值的重大障碍。因而，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本价值理论和计量模式，恰当地反映人力资本价值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笔者从国内外现状研究入手，在了解问题症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思路，提出了人力资本当期价值理论，构建了人力资本当期价值的一系列计量模式，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人力资本群体价值、个体价值、绩效价值和分配价值以及未来群体价值、个体价值的六位价值一体化，并已经过多家企业应用验证切实可行，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创新。现将主要创新内容概述如下：

一、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找到了难题未能解决的症结所在

国内外对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研究，概括起来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按人的内在价值计量；二是按人的未来价值计量并加以贴现。

（一）按人的内在价值计量

按人的内在价值计量是指蕴涵与人体内的内在能力、资历、学历、智力等因素来确定人力资本价值量，而这些内在因素与多种精神因素有关，它受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情绪、待遇乃至环境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就是条件相同的人也有差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因而按人的内在价值计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给人力资本价值计量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按人的未来价值计量

按人的未来价值计量就是按人的工资、津贴、收入等计量未来价值并加以贴现。因工薪本身不能代表人的贡献价值，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薪酬价值，同时这种未来价值受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计量的价值与实际不符，计量的数据只能作为预测、决策的参考，不能作为企业人力资本核算、绩效考评与收益分配的依据，所以按上述思路是不可能解决人力资本价值计量问题的。对此，笔者研究了国内外多种价值计量模型，并对这些模型一一进行实证测算，测算的结果不能反映其客观实际价值，所以说，按人的内在价值和未来价值的思路去研究人力资本价值计量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二、寻求新的思路，开辟新的途径

笔者发现上述道路走不通，便开始另辟蹊径，经过反复、深入的研究，终于有了新的发现，提出了全新的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理论――当期价值理论，即以人力资本当年投入产出的贡献价值作为计量的对象。人力资本当期所创造的贡献价值是人的内在能力的外在表现，它将人的内在功能通过创造贡献价值反映出来，并体现其贡献的大小，用这个看得见的贡献价值作为计量的标准和尺度，是比较现实、直观和切实可行的。

笔者提出的人力资本当期价值理论具有丰富的涵义。

（一）从时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就是指当年价值

因为人力资本的价值不能历年累加，如果历年累加，其数据获取不仅困难，而且计算更趋复杂，因此，必须以年度为准，按当年发生的价值计算。这可与现行会计、统计核算的年度规定相一致，便于采集数据，便于操作，并为当年的人力资本绩效考评和收益分配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从空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反映的是一个单位人力资本所实现的价值

这与现行会计、统计核算的单位主体（即以一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为核算主体）是一致的，所以人力资本价值计量要受单位这个空间范围的制约。离开单位经济价值来谈人力资本个体价值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个人价值也无法实现。

（三）从理论涵义来说：当期价值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现代资产价值计量理论为主要依据，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有关观点

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价值为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和。必要劳动价值实际上是补偿劳动消耗部分，体现为人力资本当期价值中的投入成本；剩余价值部分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体现为人力资本当期价值中的新价值。因此，笔者提出的当期价值理论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现代资产价值的计量和确认系以当年为核算年度，按历史成本计价为原则，人力资本当期价值计量符合现代资产价值计量的特点和原则。当期价值计量模式中“H”比例的提出，说明企业的新价值是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符合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理论观点。笔者通过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现代资产价值计量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综合运用，使人力资本当期价值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为提出人力资本当期价值计量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三、运用科学方法，把人力资本的价值从物力资本价值中分离出来

企业的贡献价值是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共同创造的，但在现行核算中，人力资本创造的贡献价值和物力资本创造的贡献价值已浑为一体，无法分开。笔者运用科学方法，通过条件假设和逻辑推导，建立企业人力、物力投入与产出之间函数关系计算公式： Q=Lα+Kβ，式中：Q代表效益或产出，L代表人力资本投入，K代

表物力资本的投入，α、β均为参数；再选用企业近年人力、物力投入和产出的有关历史数据代入函数关系式并建立方程组：

Q1=L1・α+K1・β

Q2= L2・α+K2・β

通过解方程组便可求得α和β值，而后将α、β值代入贡献率计算公式（H）：H= Lα/（Lα + Kβ），即可求得企业人力资本贡献价值在企业总的贡献价值中占的比例；然后乘以当期人力、物力共同创造的贡献价值，即可求得人力资本当期实现的贡献价值。

把人力资本价值从物力资本中分离出来是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在模式构建中通过巧妙的技术处理，使复杂的难以直接处理的问题得到解决。笔者巧妙地通过条件假设和逻辑推导，视企业规模在短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投入产出变化趋近的情况下，将函数关系近似变换成线性关系，使H计算变得简单，从而把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从物质资本中分离出来。通过分离模型，不仅实现了对人力物力贡献价值的科学分离，而且充分体现了人力、物力贡献的差异，将复杂的问题变得简便易行、科学适用，解决了国内外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

四、以当期价值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人力资本当期价值会计系列计量模型

首先构建了人力资本当期价值的群体价值这一基本计量模型：

模型1：V=（VA+I）×H

式中： V――人力资本当期群体价值

VA――企业当期增加值

I――企业当期利息支出

H――人力资本当期创造的价值占人力物力共同创造价值的贡献比例（即人力资本贡献率）

在群体价值计量模式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人力资本当期实现的个体价值、绩效价值、分配价值和未来群体价值、个体价值等六种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

模型2：人力资本当期人均个体贡献价值

VP=V/N

式中：VP―― 人力资本当期人均个体贡献价值

V―― 同上

N―― 该群体员工数

模型3：人力资本当期个体绩效价值

Vi j＝VP×Gi×Ri j

式中： i=1……个岗位

j=某岗位1……个员工

Vi j――某岗位人力资本当期个体绩效价值

Gi――某岗位岗级调整系数

Ri j――某岗位个体绩效价值调整系数

此模型将人力资本当期人均个体贡献价值与个体绩效价值融为一体，改变了现有人力资本绩效考核纯粹以非价值指标评价员工贡献大小的状况，实现了价值与非价值指标的有机结合。

模型4：人力资本当期个体分配价值

式中：Pi j――人力资本当期个体分配价值

T――某岗位当期分配总额

Si j――某岗位人力资本当期个体分配标准

Vi j――某岗位人力资本当期个体绩效价值

ΣVi j――某岗位人力资本当期个体绩效价值总值

模型5：人力资本未来群体价值

式中，Vt――未来第t期人力资本群体价值的现值

VAt――未来第t期企业增加值预计数

It――未来第t期企业利息支出预计数

Ht――人力资本当期新增价值所占比例预计数

r――未来第t期人力资本价值贴现率

模型6： 人力资本未来个体价值

式中，Vi j t――未来第t期某岗位人力资本个体价值的现值

Gi j t――未来第t期某岗位岗级调整系数预计数

Ri j t――未来第t期某岗位个体绩效价值调整系数预计数

Nt――未来第t期群体员工人数预计数

VAt、 It、 Ht 、 r 的含义同前。

以上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计量人力资本价值，为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相关利益者提供了多方位的信息。笔者所构建的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从群体到个体到绩效到分配到未来等计量模型之间逻辑关系严密，前一个模型是后一个模型的计量基础，当期模型是未来模型的计量基础，形成了有机的价值链和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有机体系，实现了人力资本（群体、个体、绩效、分配及未来群体、个体）六位价值一体化。

五、运用价值指标与非价值指标有机结合，科学、合理地对员工进行绩效考评

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仅用价值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有失偏颇，而传统的人力资本绩效考评只注重非价值指标，忽视了价值指标。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绩效贡献，笔者运用科学的方法，把人力资本价值计量和非价值指标的绩效考评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运用非价值指标进行绩效考核与评分并折算成价值指标求得绩效价值调整系数Ri j，通过岗级测算，体现岗级的重要程度，求得岗级调整系数Gi，实现非价值指标价值化，而后将两个系数巧妙地融入人力资本个体绩效价值计量模式中，实现了不同岗位人力资本个体价值与岗级价值及绩效价值的有机结合，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量和反映出不同岗位人力资本的个体绩效价值。同时，笔者依据员工绩效和贡献价值的大小来确定分配价值，使企业的收益分配能够与员工的绩效和贡献大小直接挂钩，以实现企业对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合理性，成功地解决了收益分配如何充分体现员工贡献大小的难题。

第5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词:按贡献分配,边际效用,市场经济制度

一 导论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的过程。但是在市场体制的全球扩张中,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这既有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时也产生了全球规模上的贫富差距问题。无疑,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分配收入或说财富的制度。面对这种差距的出现,我们免不了会问一个问题,这种制度如此分配收入或说经济财富的道德根据何在?换言之,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何在?

本文在此只想讨论这样的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很多人实际上认同了它,这里选择茅于轼[1]先生在《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的提法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表来进行分析。茅先生认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说,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人得到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这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2]

非常清楚,茅先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毋庸置疑,这个观点要阐明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是如何分配财富的,它还表明这种分配是应该的,是公正的,是能够得到道德辩护的。尽管人们并未明确地提出来,但笔者认为,有很多人还是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制度与按贡献分配之间确立了这种关系,从而对分配正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罗尔斯、德沃金与诺齐克事实上都受到了此种观点的深刻影响。诺齐克在不经意间利用了这种成功应得,或说按贡献分配的思想,来支持他的最小国家理论[3]。而罗尔斯则为了支持他的正义原则,不得不(也许是无意识地)与这个原则做极其辛苦的斗争,并且为了反对这一原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他放弃了自我所有权这一原则[4],从而引起很多人的反驳[5]。德沃金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明显地设计了一个个人与环境的区分,从而明确地放弃了自我所有权原则[6]。不难看出,不管赞成还是反对,按贡献分配实际上对整个分配正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它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如德沃金所强调的那样,“公民的财富大大取决于其社会颁行的法律……当政府执行或维护这样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样一套法律时,我们不仅可以预见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将因它的选择而恶化,而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哪些公民将受到影响。”[7]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能够得到道德辩护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打算讨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否能够得到辩护,而是分析它的道德根据是否能够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佳佳论文网

二 按贡献分配是一种铁律吗?

按贡献分配是如何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的呢?人们为什么会接受它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根据呢?也许,茅先生的那段话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8]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探讨这样一种观点是如何获得人们的支持的。这段话的第一句话是最关键的,大概也是茅先生得出他的结论的最有力的根据。“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这句话,在论证上是很有气势的,一开始就能给人一个下马威。第一,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而我们一般相信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第二,还有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所谓铁证如山,让你不得不服。第三,不是表明或说明,而是证明,这更表明其论点的科学性。就此一句话,按贡献分配就似乎有了强有力的后盾[9]。然而,只要仔细的思考,保持冷静,这句话最多也只是表明市场经济制度是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话,“或者说,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里的“或者说”意义非凡。因为据此,第二句话应该是第一句话的同义语,但是第一句话中的条件悄悄的退场了,也就是平等竞争与自由选择的市场退场了。这样一来,按贡献分配就变成是没有条件的了。第三句话让我们加固了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由此,好像按照贡献分配不仅仅是一个有条件的事实(如果第一句话没错的话),而且它突然变成了客观规律。按照这里的逻辑,按贡献分配是不应该违反的,并且也是无法违反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违反客观规律。从而,这里就得到了这样的感觉,我们只能(从而应该)按贡献分配。无疑,这种转变是隐晦的,具有逻辑上的跳跃。因为即使我们能够做到按贡献分配,我们是否应该按贡献分配还是悬而未决的。但是茅先生这里却将其上升到了客观规律的地位,并且是不可改变的了,自然我们也就无从选择,因此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这里会有这种转变,还利用了另一个混淆,即规律与状态的混淆。当我们说自然规律的时候,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状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利用自然规律了。而茅先生这里的规律则是把某种状态的出现当作铁律。事实上,稍微想一下就会完全明白,如果按贡献分配真是像万有引力那样的一种铁律的话,那么就用不着我们反思了,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辩护了,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上面的混淆,那么接下来的第四句话就具有极大的辩护意义。“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人得到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如果把“换句话讲”拿开,实际上这句话就是一句大白话,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素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它根本也没有涉及到按贡献分配。[10]但是“换句话讲”一出场,整个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因为它突然间就跟按贡献分配相等同了。现在,后面的几句话就不简单是对社会现象的素描了。相反,这里工人得到的工资,企业家得到的利润,出资人得到的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的租金,就自然地等于各种要 素的贡献了。第五句话则是进一步让我们加深这种印象,“这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这句话看似不显山不露水,但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平实,显得可靠,从而增加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11]

经由上面的语义分析,我们发现,这段话中有意义的其实只有两句:第一句话与第四句话(要拿掉“换句话讲”)。但仅仅有这里的语言分析并不能完成任务,因为一种健全的批判的根本前提是,我们需要尽可能善意地理解对方的论点。但这里的分析至少表明了一件事情,茅先生想从经济规律的事实来推断出我们应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没有成功的。但是茅先生手里(我认为也是很多人实际持有的观点)还有一个武器:那就是市场经济制度是唯一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并且尽管我们无法从这个事实直接推出我们应该接受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接受市场经济制度是正义的,正当的。但是假定我们接受这样的道德观点:我们应该按照贡献分配。因此我们实际上持有的典型观点是这两种观点的组合,即a,市场经济制度是唯一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和b,只有按照贡献分配才是正义的、公平的,因此我们应该选择市场经济制度。这样,按贡献分配还是可以成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

如果要批判这种观点,我们有二种办法。第一,否定市场经济制度是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对此至少有两种策略:A,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但也许还存在其它的制度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B,没有按贡献分配这回事情,因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以按贡献分配来选择经济制度。第二,否定市场经济制度是唯一按贡献分配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说承认还有其它的制度也是按贡献分配的,这样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不可能是按贡献分配,至少是不充分的。就反对按贡献分配这个原则而言,最彻底的莫过于第一种方法的策略B,这也是本文要采取的论证方式。

但是在我们正式讨论这种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两个观点。第一,在此我们接受关于道德的一个约定,即应该蕴含着能够。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某个制度或某个行为是否应该时,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进行选择,而不是被决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讨论万有引力的道德根据,也不讨论趋乐避苦这种心理反应(如果是必然的话)的道德根据。当我们讨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选择其它的经济制度。这点,无疑已经得到了证实,因为我们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尽管它无法实现我们的预定目的。我们这里要再次强调经济规律的意义。如果存在经济规律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要起作用的,但这并不表示它一定会产生某种结果。因为经济规律产生某种结果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第二,这里的贡献必须先于经济制度,或者说它是个独立于经济制度的一个东西,它相对于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说必须是客观的。否则,如果贡献本身是由我们的经济制度规定或说决定的,那么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将满足按贡献分配这个标准,因此它也就无法充当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这实际上已经蕴含在罗尔斯对应得的理解里面。在《正义论》[12]一书中,罗尔斯认为,在正义制度确立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个人应得。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应得实际上是我们对于在一种理想的正义制度之下的合法期望。由此,个人应得不能作为正义制度的道德根据。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应得是正义制度的道德根据,那么个人应得肯定不能由正义制度来规定。在这种观点之下,正义制度只是实现让个人得其所应得。当我们谈论按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时,我们实际上是认同了一种前制度性的个人应得,即我们应得我们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市场体制只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发现或者说表明每个人的贡献是多少,并且据此给予每个人与之相等的报酬。

澄清茅先生那段话的意思后,我们明白了按贡献分配并不是铁律。但是对于市场制度的道德根据是按贡献分配而言,他还有两条退路。第一,经济规律必然会产生按贡献分配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那么必然会导致按贡献分配。第二,即使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没有这种必然关系,但我们还是能够创造条件利用经济规律,从而实现按贡献分配,并且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这样的条件。由于我们先假定接受这一观点,即按贡献分配是道德上可辩护的、正义的,因此按贡献分配仍然能够成为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下面的第三节与第四节将分别来讨论这两种可能性。

三 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有必然联系吗?

为了理解问题,我们从一个简化的例子开始。假设张三身体好,李四身体残疾。张三通过劳动能够得到1单位的食物,刚好够他生存。李四有很好的智慧,能够指导张三在同样的条件下得到5单位的食物。由于他的指导有方,A答应给李四一单位的食物。因为李四不接受就会饿死,他答应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王五,他与张三具有同样的条件,这个时候,他答应给李四二单位的食物,因此李四不指导张三了,来指导王五。但是随后又出现了赵六,他答应给李四3单位的食物,于是李四又指导赵六(假设一次只能指导一个人)。这样的情境可以随意来设想。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李四所得到的报酬等于他所做出的贡献?再考虑复杂一点的问题,那就是当张三(等)付给李四的东西不是食物而是其它东西(直至货币)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比较不同质的两种东西并且说它们是相等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但是因为劳动价值论明显反对茅先生的那种贡献论,因此我们的重点在于效用价值论。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思想源远流长,熊彼特就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出现了萌芽,但它的开花结果却迟至1870年代[13]。经由一场边际主义运动,从而出现一场经济学革命,并导致今天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这个思想比较成形的表述出现在戈森那里,然后经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三人的再次独立发现,为今天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的兴趣在于考虑这一理论是否具有这种含义,即根据它,我们能够衡量各种要素所做出的贡献,并且市场经济制度确实是按这种贡献分配的。[14]

效用价值理论的思想很简单,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消费物品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带给人们的效用,一开始更多的是认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或幸福。并且根据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容易得到这样的感觉:一件东西对任何一个人的边际效用,随着他所拥有的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15]通常的例子就是吃包子,吃第一个包子,然后吃第二个包子,如果你愿意更小的分析,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这就是戈森第一法则所指出的东西。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定理,即第二法则,为了从任何一能满足不同欲望的货物(包括劳动或金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一个人(或家庭)必须这样分配该货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16]

无疑,边际效用概念和总效用概念涉及的是消费者的欲望。因而它们具有的直接意义只能涉及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货物或劳务。但是门格尔等人利用归算论,很自然地将此推到生产资料之上,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帮助生产能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从而也间接地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因此生产资料等可以当作是未完成的消费物品。生产条件、生产要素或生产手段由此被认为具有使用价值:它们具有了经济意义,从而根据同一边际效用原理也就具有了交换价值,边际效用原理使它们具有了经济意义,从而也解释了它们的交换价值。……就生产厂家的成本是家庭的收入而言,在相同的限制条件下,同一边际原理也自然而然地适用于收入形成现象或分配现象。[17]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既然所有要素对最终产品都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既然完全抽出任何一种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产品等于零,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每一种要素的贡献分离出来呢?…这个困难是由边际贡献解决的,测定边际贡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连续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抽出某种生产要素,而使其它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保持不变,弄清由此而使消费者满足遭受多大损失就行了。[18]事实上,如熊彼特所说,这“证明了亚当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认为不可能证明的事情,即交换价值能够用使用价值来解释。…主要之点是,在新的“交换理论中,边际效用分析创造了一种适用于所有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19]经由边际效用,人们才充分认识到,经济宇宙是一由相互依存的量组成的系统,才理清了该系统的所有问题(尽管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地解决它们),才把这些量间的一般均衡概念确立为纯理论的核心。[20]

当然, 现在这些东西以及推理显得很简单,在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里几乎都能找得到,但这个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熊彼特就谈到:瓦尔拉的地租理论尽管简明实用,但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立即或普遍地接受。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这种理论同等地看待地主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工人的血汗报酬,(但是)这种感情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该理论丝毫不妨碍经济学家随心所欲地依据道德方面的或政治方面的原因来区分地主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21]

然而,熊彼特多次强调这个观点,那就是,“一旦我们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一般均衡体系,我们就会发现边际效用原理本身并不像杰文斯、奥地利学派和瓦尔拉本人相信的那样重要。但分析一下瓦尔拉的图式便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边际效用是瓦尔拉借以爬上一般均衡体系水平的梯子。尽管在达到这一水平以后,边际效用原理便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就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22]熊彼特清楚地告诉我们,事实上,为了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它们的分配份额,我们不必先知道它们的效用价值。我们需要知道的仅仅是消费者的爱好、生产条件以及“要素”所有权的初始分配状况;然后,最大净收入原理,也就是最低成本原理,就可说明其它一切了。[23]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只想表述均衡条件,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概念就是多余的。”

然而,还有很多人,“他们从未把“边际主义”看作是一种研究工具,而把它看作是一种思辩哲学,看作是一种新的“主义”,而他们的任务正是用他们所谓真正科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去消灭这种主义。[24]”。这里面实际上还牵涉到很多的问题,例如将效用理论与功利主义联姻,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效用价值理论与任何享乐主义的假定或哲学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该理论并不解释或说明它的论证起点即需要与欲望的性质。

但是为什么人们还犯这种明显的错误呢?其原因熊彼特已经说得特别清楚:像效用这种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悠久的传统中,扎根于日常思想和语言的习惯中,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但事情不仅仅是这样。的确,现在已经有力地证明,效用这一概念在均衡价值论中是多余的——这实际上不仅是反对它的最有力的论点,而且也是反对它所需要的唯一论点。”[25]

在现代经济学里面,我们也会发现,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曾经是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其作用可以用无差异曲线以及边际替代率等来完成。到今天,经济学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里需要的只是一个欲望的概念,而个人想究竟想欲望什么,是没有规定的。这也就是说,经济理论者手里的效用概念实际上只是纯形式的,它并不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因此,与其把价值理论称为价值心理学,还不如称为价值的逻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它也谈不上有导致按贡献分配的趋势。

四 有可能按贡献分配吗?

上面的分析表明了效用价值论与经济规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并没有表明边际效用不可能与经济规律相联系。恰恰相反,效用理论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二者是相容的。就此而言,我们还没有表明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不可能是按贡献分配。如果我们认为按贡献分配是正义的,并且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利用经济规律实现按贡献分配(也就是说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能够具有某种偶然但确定的联系),那么按贡献分配依然能够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探讨,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能够利用经济规律来实现按贡献分配。

如果我们不把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看作是一种形式价值理论,而是看作实质性价值理论的话,那么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之下,一种要素(包括劳动)的贡献如何衡量呢?

先来看确定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基本原理。假设已经有五个人的工作能够产生100单位的产品,如果再加进一个人进行工作的话(所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总产品将是110单位产品。根据边际价值理论,最后一个人的贡献是10单位产品。这个结论显得很有直观的说服力,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现在假设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退出,我们依然能够产生100单位的产品。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个人的贡献都是10单位的产品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再加一个人(所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能够生产115单位的产品,并且假设7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退出,仍然能够生产110单位的产品。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个人只贡献了5单位产品呢?如果人们说,第六、第七个人的贡献分别是10单位与5单位。如果这里的5单位与10单位指的是人们的真实贡献,而不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话,这种答案也与我们的直觉太过违背,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其它的背景条件也相同),怎么会做出不同的贡献呢?

这里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一个消费品是由人们合作产生的时候,根据其边际产量的变化并不能得出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引起这种变化的恰恰是生产技术和其它因素。如果这点成立,那么同理,即使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工作不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边际变化量来看待各种要素的贡献。这里完全可以修改上面的例子,假设现在15个人生产1000单位的产品。如果A不工作的话,那么生产的产品就只有700,而任何其他人缺失时,生产的单位则还有900单位。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说A比其他人多生产了200单位呢?我想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当然,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每个人贡献了多少,但市场竞争会迫使我们根据边际变化来考虑问题[26]。因为只要个人购买消费品是为了得到其使用价值,那么消费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就没有影响,只要其使用价值相同。换言之,一个消费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何种要素(无论是资本、原材料、劳动还是机器),使用多少,对消费者而言是不重要的。在这里,生产者在选择何种生产要素的组合的时候,必然会将劳动与其它要素同等看待,关键就看在生产过程中哪个更能节省成本。因为无论物品是天然生成,还是人们通过极其痛苦的手段,以巨大数量的劳动所造成,只要两个物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上是一样的,那么它们就具有相同的使用价值,对消费者而言,它们就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允许消费者自由地选择,那么我们无法避免这一点。[27]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关心的就会只是边际变化量,关注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

但是由于边际效用价值论里面是效用最终决定贡献,因此生产要素的贡献必然最终是由消费者所得到的效用来确定的,故最终起决定作用是的这些最终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这又取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效用函数。因此,只有当我们对效用函数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后,我们才有希望搞清楚这里的问题。这里我们可以考虑经济学中常期所争论的水和钻石的例子。无疑,水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不可三日无水。但是水作为一种消费品,它的价格肯定不是由它对人们满足上的贡献所决定的。更极端一点的例子是氧气,我想没人会否认它的有用性,但是它却不能用来交换任何其它的东西。这也就是,尽管有些要素做出了贡献,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这一点通过考虑沙漠里的水就会清晰起来。在沙漠里面时,水所做的贡献应该没有变化,依然是提供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成分,但是它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主观效用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有了巨大的改变。

我们知道效用的变化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效用函数上的变化,即随着我们一次喝的水越来越多,水的价值或说产生的满足会越来越小。另一种则是效用函数本身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条件的变化,在喝同样多水的条件下,水对我们的效用改变了。在更一般化的情况之下,这就是意指我们的整个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本身发现了变化。相对于平常而言,在沙漠里面水对我们的效用的变化是效用函数本身的变化,而并非喝水的量所引起的。事实上,这点在我们生活中是常见的,阿马蒂亚·森做出了很好的 总结:“人们具有一种适应性预期,并能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偏好与抱负。在奴隶制度之下,受虐奴隶可能因为无力反抗而接受现实,形成与他们的处境相适应的偏好,这样的情景下他们的偏好也能够得到满足。伤心的失业者和无望的赤贫者、胆小的妻子等都没有勇气形成一种较高要求的偏好。”

给定我们的偏好和善观念(这决定我们的效用函数)、生产技术条件或说生产函数、我们的产权结构(政府行为或制度结构),在经济学里各种假定的理想情况下,我们在最小成本原理之下就会得到均衡。这时候,每种生产要素的价值都会根据边际效用而得到确定。自然,这也会告诉我们从某种生产要素会得到多少效用(根据我们现有的效用函数)。同时,这也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会与其价格同比,同样价格的生产要素会带来相同的效用。给定这些,我们会得到某种要素的“客观”贡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我们所做的是有某种客观贡献存在的,因此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所得到的与其所贡献的相当。并进而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就恰恰在于它能够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按贡献分配。[28]

然而,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消费过程,实际上都取决于我们的嗜好或说消费者的善观念。尽管在理想的条件下,各种要素(包括劳动)的贡献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们知道,个人的嗜好以及个人的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本身的,取决于我们预期能够得到的资源与外在条件的。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公民的财富大大取决于其社会颁行的法律……当政府执行或维护这样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样一套法律时,我们不仅可以预见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将因它的选择而恶化,而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哪些公民将受到影响。”[29]实际上,个人会产生何种抱负,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能力,敢于欲望什么,本身就受到他生活环境的具大影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30]。这里的关系尽管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之下,在不同的生产资源占有情况之下,每个人能够预期得到的东西是大不一样的,每个人形成的抱负与善观念也是大不一样的。

这里的根本意义在于,我们的产权结构本身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效用函数本身。然而,随着人们嗜好与善观念的变化,生活资料的初始占有上的不同,产权结构的不同,现实上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均衡值(如果有的话)。因此同样的要素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均衡条件下的价格来衡量)在不同的条件下是不相同的。实际上,这也就是说,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体制中能够做出的贡献并不是独立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恰恰相反,它本身是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

上面的分析表明,每种要素所能够做出的贡献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制度之下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贡献。即使存在均衡值并且是稳定的,这充其量也只表明了一个问题,如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并且人们的嗜好与善观念给定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何种要素做出何种贡献(被制度决定意义上的贡献)做出合理的预期。实际上,我们在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的按贡献分配,就是人们希望市场能够让人们得到这样一种被预期的报酬。但是我们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达到均衡的完全竞争状态,一般而言是垄断竞争形式。这个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报酬就更不是按“贡献(指均衡条件下的合理预期)”分配了。[31]在这个时候,“许多劳动者,不单单是电影明星,所得到的收入远远超过诱使他们从事他们实际所做的工作所必需的数额,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减少每单位服务的报酬,他们反而会提供更多的服务。”[32]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如果以人们现有的主观效用(也就是需要)来判断的话,不管垄断者买多少(要素)还是卖多少(产品),人们得到的不会比他们失去的多,否则他们可以不进行交易。然而,在垄断者一方,明显地他们为了得到那个交易,他们愿意付出更多,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按照各种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而给予报酬(按他们的效用函数来说的话)。如果这种垄断不是人为的话,那么这里的剩余就可能是无法消除的。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快乐的发明家,他的兴趣就在于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他的发明能够给人们带来大的利益,因此人们为他的发明所愿意付的代价,和他愿意出售他的发明之间的价格就会有非常大的差距。实际上也就是说,这里根据现有主观效用来判断的话,这里存在一种剩余。这也就表明,如果贡献使用主观效用来判断的话,那么在有些情况下,就不可能实现按贡献分配。

现在,我们看到,要素的贡献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效用评价,而这种评价本身就会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产权结构的不同,还是外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同,或者个性本身上的原因,以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能力,这些都会引起我们对于各种要素的评价,从而影响要素所做出的贡献。即使能够达到均衡点,我们对于完全相同的要素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评价。即使我们能够让人们得到合理的预期,但那也不是代表真实的贡献。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根据这种预期是无法作为选择何种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的。并且,如果考虑现实情况,我们连这种稳定也是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连这种合理预期也无法实现。

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是,不存在这样一种独立于制度的贡献,因为这种贡献本身必定会受到制度等因素的影响。[33]因此,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我们的贡献根本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衡量;要么是我们把贡献定义为这种效用,那么它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现象,只是一种价值逻辑,并非我们的真实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具有一种客观的、独立于制度的贡献。因此,独立于制度来讲,我们也就没有按贡献分配这一回事情。由此,无论按那种方式来理解,按贡献分配都不可能作为我们选择何种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34]

五 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按贡献分配的三种观点。茅先生的话代表了第一种观点,即将按贡献分配视为一种无可更改的铁律。这一观点如果成立,实际上就无所谓道德根据了,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澄清语义上的问题,弄清楚规律与状态之间的区分,这种观点的错误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论文第二节所做的工作。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规律会导致按贡献分配,就像万有引力会将地球上的物体吸向地心一样。但是第三节通过讨论熊彼特对边际效用理论的阐述,表明根本就不存在这一规律。经济规律严格来说与贡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种观点是,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经济规律实现按贡献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制度与按贡献分配能否有偶然的联系。然而,笔者在第四节的分析表明,这实际上将人们在某种(理想的)制度与环境下的合理预期与贡献相混淆。这种合理预期是取决于资源的初始资源结构以及社会的制度等各种条件的。因此这种合理预期是无法作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的。[35]

本文是通过反驳前制度性的贡献来反对按贡献分配这一观点的。因为按贡献分配要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那么它必须预设人们做出的贡献是客观的,独立于制度的,但是第四节的分析表明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贡献。正如安德森所提出的,“从正义的观点看,独立于道德原则,将特定的结果归功于特定投入和特定个人的这种企图,代表了对每个人的生产贡献事实上都依赖于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这种因果网的任意切割。”[36]

本文仅仅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因为根据这种思路很容易把我们导向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小国家理论,即国家不过就是守夜人。当国家功能再多一点时,它就是在“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37]。这样直接就对所有形式的福利国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反对。

显然,茅于轼先生并没有理解按贡献分配这一道德原则的这种含义,因为他在“为什么个人所得税未能缓解贫富差距?”[38]一文中根本没有反对累进税进制本身,只是因为它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而认为目前的税制设置得不合理。但是一旦承认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那么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差距(平等原则),这恰恰会侵犯个人对其持有的资格,这种税制正是因此受到诺齐克的指责。这也印证了我们认为茅先生在动机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判断,但也表现了茅先生并没有弄清他的政策建议背后的道德根据,从而他事实上支持两种彼此相冲突的道德原则。

自然,本文并没有表明市场经济制度是否是道德上可辩护的[39],这一切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严肃认真的学术对话。但是这里的论证也表明,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要保 证我们论证:请记住我站域名的严谨性,说清楚自己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弄清楚对方的真正观点是什么,从而才可能在论争中有所长进。无疑,这就要求一种严格的分析方法。就此而言,G.A.柯恩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建议:“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努力的追问自己:这个句子对于发展阐述或论证有什么确切的贡献,它是真的吗?当你(频频费力地)做这类自我批评时,你就会变成分析性的。”[40]

[1] 我相信这个观点在今天实际上代表了很多人(不止是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在各种论战中,包括对科学事实的论战中,我们喜欢通过攻击别人的动机与目的来获取胜利。正是针对这一现象,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多次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相信从事政治论战的廉价方法——不幸得很,在经济学界里(笔者认为,几乎在所有论战领域里)也太普遍了——也就是不相信通过攻击或吹捧某项主张的赞助者的动机,或通过攻击或吹捧这种主张似乎拥护或反对的有关势力,而可以论证一种主张”。第二,茅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即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在客观上似乎是在为强者辩护,因此很容易被扣上为集团利益说话等帽子。着名哲学家诺齐克就因为支持一种守夜人国家理论,而受到其诸多好友的指责与疏远,这令诺齐克极其遗憾。因此,这里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论证本身上面,而不是妄自猜测论点提出者的道德品行与动机,这两者是完全可以分离的。除非一种论点本身是讨论动机的,否则此论点是否正确与该论点提倡者的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在此选择茅先生的观点作为批判的对象,正是为了避免人们在动机上做文章。这样做并不是多此一举,关于学术剽窃争论中的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样做有多么必要。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北大王铭铭教授《想象的异邦》一书的剽窃过程中,有一种为王铭铭教授辩护的方式是追问揭发者的用心与目的,参见。显然,不管事实本身如何,但仅就论证本身来讲,这种辩护方式是相当弱智的。

[2] 参见/content_files/maoyushi3.htm20040226/maoyushi3.htm。

[3] 参见葛四友:《权利还是资格——评诺齐克的国家理论》,《外国哲学》,徐向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总第十八辑。

[4] 这至少是他观点中表露出来的一部分,尽管正如笔者所认为,这并不是对他的最好解读。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他的理论里面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参见,葛四友:《运气、应得与正义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考察》,《新哲学》,王中江主编,2004年总第3期。

[5] 参见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德沃金,罗纳德:《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章。

[7] 德沃金,罗纳德:《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8] 这里既不是表示只有茅先生这种表述,同时这也未必是最好的表述,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表述方式,具有代表性。

[9] 无疑,这句话的修辞用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迈克洛斯基的观点,参见《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石磊译,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0] 对于此点,我向何怀宏、邓正来、徐向东等老师以及蔡蓁、李曦、张晓剑等学友请教过,他们的回答让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反思,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11] 也许会有人表示疑惑,如此郑重其事的来讨论这段话有意义吗?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笔者在博士论文《正义与运气》的写作中发现,分配正义理论遇到的一个很大障碍就是按贡献分配理论(另一种说法是成功应得),尽管极少有人对个观点做出过真正的论证。但由于我们具有一种应该按贡献分配的道德直觉。由此,尽管倡导按贡献分配的理论者也有为之辩护的职责,但实际上极少有人会提出这点。第二,按贡献分配与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很有迷惑性,事实上笔者以前持有类似的看法而不察。实际上,我相信它不仅仅容易迷惑读者,估计也迷惑了茅先生本人。因此详细分析这里的混淆,就是很有意义的。

[12]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3] 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与盛行,请参阅理查德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可参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编,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边际生产力理论、货币的边际效用、功利主义、效用、效用理论与决策理论等词条。佳佳论文网

[14] 事实上,这个问题熊彼特在做了清楚而明晰的回答(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表明这种价值理论根本与我们所要求的那种贡献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分析史》在中国译出颇有些年头,但由于关注点的不同,注意这点的人不多。尽管我在本科生阶段就买了这套书,到研究生毕业总共看了几次,每次都有所获。但也很可惜,当时正沉浸在市场经济制度是按贡献分配这一定见之中,根本就没有关注到熊彼特对此的论证。事实上,直到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我才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制度与按贡献分配之间的关系。此后,再读《经济分析史》时,才发现熊彼特早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这里有必要作一个声明,下面关于效用价值理论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历史联系的概括,基本上是以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为标准,这里可能有引用过多的嫌疑,但这对于论证来说是必要的,特此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去参考《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七章附录,事情将会更为清晰明了。

[1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0页。

[1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0页。

[17]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3页。

[1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5页。

[19]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1-242页。

[2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50页

[21]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71页,对于为什么这种转变是如此之难,实际上,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

[2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50页。

[2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7-248页。

[2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99页。

[2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457页。熊彼特还进一步强调“经济理论是一种推理的技术;这种技术天生是中立的……”。熊彼特非常欣赏琼·罗宾逊的一个观点:经济理论就是一箱工具。

[26] 事实上,这也正是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会迫使我们按贡献分配的主要原因。

[27] 我就茅先生那段话询问非经济学者的看法时,邓正来先生就因为这段话中透露出的把人与物等同看待而不同意。但是把[文秘站:]人与物等同看待在道德上本身并不是完全不可辩护的。例如康德的人性公式反对的就是把人只作为手段,而不同时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二章)。

[28] 从萨缪尔逊的均衡方程式中( ,(i=1,…,n))更容易看到参数所能够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同的参数会带来不同的均衡值,从而贡献就会有所变化。参见保罗·萨缪尔逊:《经济分析基础》,甘华鸣等译,甘华鸣校,北京:北京经济学字出版社,1990年,第二章。

[29] 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0] 密尔就非常强调个人的生活环境对于其能力以及善观念的影响(参见John S Mill, Utilitarianism, ed by Gorge She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0),而罗尔斯则更是特别强调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人们的这种影响(参见Rawls, J. “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in Sen an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1] 因此,人们总是把完全竞争看成是正常的竞争状态。然而只要我们的视角一变,我们就会改变这种态度。当我们把纯粹竞争和完全垄断看作是两种基本的市场形式时,就会认为垄断竞争是种混血儿。“但是我们也可以不把垄断竞争形式看作是混血儿,而把它看作基本型式,把纯粹垄断和纯粹竞争看作是极限情况,其中的实际商业行为内容被提炼走了。”引自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329页。

[3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76页。注意,本节的论主要是针对完全竞争的,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实现按贡献分配,那么其余的情况就更不可能了。

[33] 我们这里的反驳是立基于效用是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种价值逻辑。当把效用作为价值逻辑时,我们考虑的是在各种条件下的操作过程,这本身与人们的真实贡献没有联系,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这里所出现的问题。

[34] 即使经济规律(如果有的话)会把人与物(其它生产要素)等同看待,但它无法决定我们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因为它并不能限制我们用其它的方式来改变这种关系。打个比方,即使有些人天生喜欢骑快车,情不自禁会把车速打到极限,从而容易出车祸。但是就改变结果而言,即使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这种个性,我们还可以改变工具,即限制车本身的最高速度,从而避免那种不好的结果。

[35] 这一观点也蕴含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之中,但他是直接反对按贡献分配这一道德原则。

[36] Elizabeth S.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Volume 109, Issue 2 (Jan. 1999), 287-337。

[37] 诺齐克,罗伯特:《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事实上,如果按贡献分配(或说成功应得)是成立的,再结合我们直觉上所认可的自我所有权原则,那么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将是极其有力的。详见葛四友,“权利还是资格?”,外国哲学,徐向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总第十八辑。

[38] 参见/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050511/maoyushi05-03.htm&luntantitle=%CE%AA%CA%B2%C3%B4%B8%F6%C8%CB%CB%F9%B5%C3%CB%B0%CE%B4%C4%DC%BB%BA%BD%E2%C6%B6%B8%BB%B2%EE%BE%E0?

第6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复杂系统视角下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与贡献测度研究”（编号：71301030），主持人：廖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经济转型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动态匹配及互动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编号：B-b/2013/03/056），主持人：周晓刚，樊奇；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新常态下江苏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编号：2015SJD610），主持人：樊奇。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6-0063-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下降及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国内资源环境的约束、要素成本的上升、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衰减。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需要由粗放发展向科学发展和集约发展转变，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1]。而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质是人才驱动，这就要求我国经济要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中央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并明确提出要大规模培养各行业的产业技能人才。那么，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如何？高职教育的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如何？对于上述问题，需要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对高职教育经济贡献进行分析和测算。

一、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国外的学者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视角，认为教育可提升人力资本素质，进而影响技术创新和模仿的速度以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教育不足或过度教育都会抑制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可借鉴德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经验，通过高职教育提高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的攀升[2-6]。国内学者在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对高职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职教育的经济贡献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初级教育（小学和初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级教育（高中及以上）；高职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不断增长，但仍低于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国各区域中，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高职教育的经济贡献总体呈现由东向西梯次分布[7-10]。从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欧、日等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相关研究也较为深入，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及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研究大都利用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职教育对经济贡献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无法反映当前我国高职教育经济贡献的实际情况。因此，本研究利用我国2008-2013年间统计数据对高职教育的经济贡献进行测算，试图探讨创新驱动战略下，我国高职教育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能否成为经济的增长极。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我国高职教育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得到了快速发展。2008年中国就业人口中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口占比4.4%，2013年中国就业人口中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口占比8.5%。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8年0.132增长到2013年的0.255，年均增长14.08%。

2.高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2008-2013年间高职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79%，而1993-2004年间我国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仅为1.859%[13]。高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断提升。

3.高职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仍然偏低。2008-2013年间，高职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贡献的绝对数值仍然较小，在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中占比仅为10.67%，且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低于本科教育0.73个百分点。高职教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转型升级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建议

1.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充分发挥高职教育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高职教育作为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形式，已成为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复苏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就必需大力发挥高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7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证券投资

自1969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数位证券投资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获得了其桂冠。证券投资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反映了证券投资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地位，也体现了证券投资学理论研究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他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为当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全世界的报纸普遍报道托宾：“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系数：“托宾Q”系数或托宾Q比率，该指标为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衡量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该成果沟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公司价值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的规律，即个人的资产积累与其生命周期阶段呈现规律性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及其投资偏好。同时，他与默顿·米勒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方法，表明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该理论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一大基础。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金融证券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一个给定的证券投资总量中，如何使各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达到均衡；如何以这种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来决定证券的价格；以及税率变动或企业破产等因素又怎样影响证券的价格。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的的重要贡献是“MM定理”的及其推进。马科维茨的贡献是他发展了资产选择理论，开创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一次革命”：传统的证券投资理论局限于经验性的定性研究，该理论首次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证券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用期望收益率和方差两个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使证券投资理论跃升为一种科学分析理论，为其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普根据马克维茨首先提出的一个模型探讨了证券组合分析的一些方法，当时称为“单一指数模型”，即现在的“单因素模型”，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默顿和布莱克—斯科尔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期权定价理论。并将定价模型扩展到许多衍生金融品上。迈伦·斯科尔斯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对某一特定证券定价时，不象统计或回归分析那样，需要这种证券或与其相类似证券以往的数据，它可以对以往所没有的新型证券进行定价，这一特性扩大了期权定价模型的应用，为企业新型债务及交易证券如保险合约进行定价提供了方法。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 他们给经济学研究和证券投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此前理论人员在进行估量、预测、检验假设时，一般都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即时间序列的形式使用数据，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利率、股票价格的时间序列趋势等，分析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趋势性。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格兰杰和恩格尔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数据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具有易变性，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的价值取决于易变性风险。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一次暂时的失调会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些时间序列被叫做“非稳定的”序列。转贴于

这些证券投资理论的一大理论特征是，它们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也是证券投资实践探索的前沿。资本结构理论、现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ARCH模型等等，几乎都是现代证券投资的必备工具。

第8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词］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科技进步；经济增长贡献率

1 引 言

我国大型企业的标准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中型企业标准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大中型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已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因此提升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新时期大中型企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提高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

自主创新是指企业改变、更新或制造一种新产品，改变、更新或执行一个新方案，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行为或过程。自主创新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自主创新考虑的是物化形态的技术，是依附型的自主创新。由于狭义自主创新看得见、摸得着，通常又叫硬自主创新进步。广义自主创新除了包括狭义自主创新的内容外，还包括管理、决策、智力水平等软自主创新的进步。近年来，发达国家已把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了本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使得自主创新之争从企业层面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目前，在我国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大中型企业肩负着引领创新的重任。因此，分析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探索自主创新经济的贡献率是研究我国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方法，对提升我国大中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 理论基础

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主创新引起投入产出关系的改变，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比；二是投入的最小成本组合有所改变，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因此既可以用生产函数测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也可用成本函数测定最小成本的变化。本文基于第一种思想，研究了适宜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函数。通过研究大中型企业投入产出比的变化速率，得到了测定自主创新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

由于自主创新能够使原有的生产因素的组合(如一定劳动力利用一定的机器设备和物质投入)生产出比没有自主创新以前更多的产品，或者说用比以前较少量的生产因素的组合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产品。在既增加生产因素投入量，又有自主创新的情况下(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从产品增长量中扣除新增投入量带来的那部分产品，另一部分新增产品就是自主创新的作用。因此，要想得到由自主创新产出的产品，就需要从产品增长量中扣除新增投入量产出的产品。简言之，即自主创新的作用是用同样多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提高投入产出比)。

3 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及经济增长贡献率模型

3.1 影响因素模型

根据有关调研，首先确定大中型企业产品和工艺创新项目的数量y（项)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影响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大中型企业职工素质、科技开发能力、大中型企业生产规模、引进技术的情况。本文分别以大中型企业技术人员数量x1(百人)来反映大中型企业职工素质，以大中型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比例x2(%)和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支出x3(万元)反映科技开发能力，以大中型企业固定资产规模x4(千万元)反映大中型企业生产规模，以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的比例x5(%)反映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的情况。

由此得到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影响因素的计量理论模型为:

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3.2 经济增长贡献率模型

自主创新贡献率是反映自主创新作用的一项重要指标。大中型企业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导力量，具有如下特殊性：第一，采用以政府为主的投资体制。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一直充当科技投入的主体。因此大中型企业要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第二，研发难度加大。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靠的是科技进步，而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竞赛日趋白热化的今天，科技研发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第三，自主创新投入大，风险大。自主创新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其收益也有不确定性。大中型企业虽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但其运作风险也要大大高于普通企业。针对大中型企业的特殊性，基于测算自主创新作用的投入产出法，文章建立了适用于大中型企业的测算自主创新贡献率的方法。

原始C—D生产函数模型为：

4 结 论

本文首先根据大中型企业的特点，从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入手，建立了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然后改进了传统的C—D生产函数，添加了政策因子、研发因子及风险因子，建立了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贡献率模型。本文还建立了假设检验，引入Translog生产函数，提出当接受原假设时采用改进C—D生产函数，拒绝时使用Translog生产函数，从而使结论更加契合实际。

本文对于影响因素模型可以预测某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自主创新情况，并进行政策评价。分别调整各变量的大小(例如10%的幅度)，能考察模拟与预期结果的差距，从而制定出适宜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调控政策。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模型，可以预测当劳动力，资本投入变化时引起的产出变化，也可以根据预期的产出制定相关的对策。

参考文献:

［1］刘慧玲. 西部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及提升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07(8).

［2］都国雄，宁宣熙.我国股市收益概率分布的统计特性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7(9).

［3］赵莉.国有大中型企业应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导力量［J］. 企业改革之声，2006(2).

［4］江蕾，安慧霞，朱华.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际测度:1953—2005［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29).

［5］张炎涛，李伟. 技术进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J］. 统计观察，2007(3).

［6］蒋和胜，凡福善. 四川省企业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J］. 四川省情学术园地，2007(3).

［7］魏朗.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对1999—2003年农业生产贡献的实证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9).

［8］邹积慧.科技进步对黑龙江垦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析［J］. 农场经济管理，2007(6).

第9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范文

关键字：人力资本理论、人口文化素质、经济发展

一、人口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

在格兰杰检验之前首先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化预处理（如对数变换及差分处理），保证预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基本平稳，只有各个变量平稳时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人口素质方面选取DPJSJYNX（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一阶差分）、DLNWHBZ（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两个指标；经济发展发面选取DLNRJGDP （人均GDP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指标，利用EViews 软件对指标变量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到结果：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均为影响人均GDP提高的因素。

二、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量关系分析

在格兰杰检验的基础上，为了了解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各指标之间存在的定量关系，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选取代表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模型，从回归模型的结果中来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定量影响。

以X 1（人口自然增长率）、X 2（平均受教育年限）、X 3（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取自然对数）为自变量，Y 1（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得到回归模型：

Y1 =4.575 -0.01 X1 +0.53X2 +0.638X3 R2=0.999 DW=0.773

t =（9.194）（-2.625）（7.278）（10.482）

sig=（0.000）（0.000）（0.000）（0.014）

此模型的拟合程度R2为0.999，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得T值为-4.485211，相应P值为0.0062，残差序列平稳，即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回归模型有效。

通过以上模型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将增加将近70个百分点，可见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 ，人均GDP将提高0.6个百分点。

三、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从理论基础方面看，人口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得以佐证。

1、青岛市人口素质评价指数测算

对人口素质进行建模必须首先定量化评价，人口素质评价指数的测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标体系的权重值和标准值的设定。综合考虑，将平均受教育年限设置为2～15年较为合适；考虑青岛市历史中大专以上文化人口较低的因素，放宽对下限的设置，以0为下限上限为24%。二是指标数据取值和指标加权汇总，首先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然后使用加权求和模型进行加权。

2、青岛市固定资产存量核算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目前通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在估算青岛市历年资本存量时，利用公式是Kt=It+（1-%]t）Kt-1 ，其中 Kt=表示第t 年的资本存量， Kt-1表示第 t-1年的资本存量， It为第 t年的投资，%]t 表示第t 年的折旧率（10%）。资本存量估算以1949年为起点。

3、青岛市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测算

本文贡献率的测算依托于方法上最为成熟，应用也最普遍的C-D生产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测算贡献率，传统做法是选定一个公共基点年份，以基点年份到目标年份之间的数据序列作为测算样本。下文将根据青岛市历年统计数据或计算所需要素数据，并分3个时段：1980-1990、1990-2000、1990-2010，进行测算，分别采用SPSS系统估计生产函数模型的参数，并计算相应的贡献率。

通过对各个时期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生产函数模型的参数，在计算贡献率时，为了使贡献率结果有较好的可比性，我们对参数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后再进行了测算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观察青岛规模效应的变动情况。

人力资本存量模型下的要素贡献率测算结果

观察该模型的测算结果得知：青岛市各阶段的人口素质贡献率较为稳定，大约保持在10%的水平；从定基年份贡献率的测算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提高，资本贡献率稳中有升，劳动力贡献率有所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技贡献率，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外的剩余要素，如资源、土地、科技、制度等等，并且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之中也因含有科技因素的存在，如引进国外设备和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讲属于可以因素在资本和劳动力素质上的体现。综合考虑上述结果，我们认为人口文化素质的贡献率应在10%左右。

四、 针对青岛市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几点启示

首先，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投资， 包括对人的体力、智力和能力等方面的投资， 其投资范围主要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学习、医疗保健等方面的费用支出。人口文化素质是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组成内容， 教育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手段和主要投资方式。为此，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多种类、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齐全的教育体制，实施学校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继续抓好初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下促上带地把中等教育搞上去；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

其次，加强文化媒介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接受知识传播的普及率和覆盖率。改革科技文化市场的流动机制，加强地区间、产业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口文化素质结构和分布的优化合理。

总之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短时期内难以改观，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配套努力，必须要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青岛统计年鉴.1949-2010

[2]奋进的三十年-青岛改革开放30年发展成就.1949-2010.

[3]我国人力资本测算及其应用研究.王德劲、向蓉美.西南财经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