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50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5％，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60－70％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2/3的份额。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第2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实施案例专题式教学的作用

当今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笔者的教学体会与经验，在该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影响教学效果的制约因素，其中，教材内容与国际形势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教师教学手段单一，讲授内容枯燥等都是突出问题。而通过案例专题式教学，以“以案论理”为宗旨，力避从理论到理论，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四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能够有效缓解上述问题，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1．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对所学教材本身的兴趣，是学生自主性学习的重要动因。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非常关心中国外交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发展变化，但由于所用教材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无法跟踪了解国际时政的最新变化，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削弱。因此，在教学准备与实践环节中，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内容、新特点、新趋势，对所用教材进行增补与整合，形成专题式的内容讲授结构。比如，可根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旨，将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三大领域，并进一步细化为相应专题内容，辅以案例情境设计、发散性思维诱导、专题讨论等教学设计，深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价值。案例专题式教学可以通过案例把抽象的理论、概念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并具体化，使得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些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在时政问题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达到教与学的互动。例如在讲述“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态势”时，可突出大国关系的风云变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中欧关系、俄欧关系），通过相关案例的选取，使学生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时政问题。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正确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学会分析国际形势。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效果差，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认知需求。而案例专题式教学是针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的重大革新，它不仅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对国际时政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在紧跟时展脉搏的基础上，满足学生“求新、求深”的认知需求。案例式教学法把学生关注的时政问题，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呈现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的分析、思考，使得学生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从而发现问题、探索问题，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当代中国外交”专题时，首先需要展示60年来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程，从而使学生理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论和政策的深刻内涵。同时，通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事实，说明我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刻道理，帮助学生理解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进一步认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辩证关系及其重大意义。

二案例专题式教学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专题式案例的选取要精准、恰当案例是案例专题式教学的核心。“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中，案例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实现教学要求的手段，故案例的选取是否精准、恰当，将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效果。”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课。这门课讲述的内容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国际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十分现实而生动的画面，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浩如烟海。为了更好地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上好这门课程，教师应紧紧围绕教学大纲、教学重难点，针对每个专题、每节课的教学目标选取有针对性的案例，既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实际和思维水准，也要结合国际时政、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脉络。例如在讲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可以选取新加坡、沙特、乌干达这三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之后，从各自的国情和条件出发，自强不息，探索生存发展之道的历程作为案例。就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实际来看，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被压迫民族谋求民族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政治产物，但各国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的原有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地域广泛、层次不一、发展各异，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进行总体把握，同时又能在微观上重点理解地区、国家、区域性组织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的基本常识。

第3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1《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特点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第4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第5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民主党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毛泽东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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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伙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天安门事件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征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 regimes “），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第6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欧美经济关系　世界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欧美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居于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实力趋向对等。随着美国持续十年高增长期的结束，美欧在政策与制度上的不协调性甚或矛盾性愈加凸显，它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一、欧美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多数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与美国同步奉行凯恩斯主义，80年代后又转向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就财政的分配方式和国家用其干预经济的程度而言，不仅美欧之间有较大差别，而且欧洲国家相互间也存在差异。所以说，欧盟在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之前还没有形成财政趋同框架，因此谈不上欧盟的财政政策路线。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在《马约》的框架下实行稳定趋同的财政政策，此时美国正处于经济高增长期，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平衡预算的做法，欧美财政政策在形式上相对吻合。

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和欧盟继日本之后出现了增长下滑和通缩危险。面对这一形势，美、欧的中央银行分别采取了方向一致的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主导利率在短时间内由6.5%降到了1%，欧洲央行也随之审慎地将主导利率下调到2%的水平。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美欧的实际利率已几乎为零。但是，空前扩张的货币政策对扭转经济萧条和消除通缩压力并没有明显作用。这应验了美国经济学家西林的论点：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抽紧银根如同拉紧绳子，作用显著；而在通缩情况下，放松银根如同推绳子，不显作用力。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内部经济发展的意义变得尤为举足轻重，而美欧在这方面的政策取向明显不同，美国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欧盟则着眼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2001年初，刚上任两个月的布什政府便将反周期的扩张性刺激作为核心政策目标，声称因经济衰退和反恐需要，政府将转向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且，与以往交替使用减税或增加支出的做法不同，此次的扩张是“双管齐下”，军费支出与大规模减税并举。布什政府的预算方案实施后，美国的财政平衡出现了急剧变化。2001财政年度，美国国家财政得益于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家业”，赢余1270亿美元；2002年赢余便转为亏空，赤字达1570亿美元。据最新统计，2003年美国赤字预计将增加到4550亿美元，占GDP比重的4.5—4.8%，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比重。与美国的政策相反的是，欧盟国家（英国除外）总体上依旧坚持着“告别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坚持《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国债不得超过GDP的60%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由于经济不振、国家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以及其间进行了税收改革，欧盟的两个大国——德国与法国出现违规现象，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赤字比重超过3%，欧盟总体赤字水平也从2001年起开始回升。但欧盟赤字上升没有明显的刺激景气的成分，与美国的财政扩张有质的区别。在美国政府推行财政扩张计划时，欧盟委员会却反对通过提高国家新债务包括增加军备支出扩大投资的要求。欧盟委员会在2003年对赤字比重超标的德国（3.6%）和法国（3.7%）提出特别警告，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期限内实行有效限制，欧盟将动用罚款制裁机制。由于欧盟严格坚持稳定政策，预计2003年赤字比重限制在2.4%，2004年似可少许回落，总水平明显低于美国。

从美欧财政收支结构上的差别可进一步识别其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支出方面，美国预算中原已较高的军费开支比重徒然上升，出现了“军备凯恩斯主义”苗头。据估计，2002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已经相当于GDP的3.5%.而欧盟15国的整个防务开支不到GDP的2%，从数额上看，每年约1300亿美元，不及美国的40%，且多年来呈轻微下降趋势。2003年，美国为打伊追加特殊军费，公布2004年的国防预算将达4005亿美元，欧美在军费支出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收入方面，2003年1月布什政府提出了约高达674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虽然在国内450多位经济学家的批评压力下，美国国会最终只通过了约3500亿美元、为期十年的减税方案，但减税主要集中在2003年（600亿美元）和2004年（1500亿美元）执行，整个减税数额约占居美国1／3的结构性赤字。欧盟没有采取“美国式”的减税措施是由其经济模式所决定的。欧盟国家历来重视社会平等问题，国家支出中的社会福利等开支占GDP的比重（17%强）长期明显高于美国（12%），社会性开支，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并成为其财政结构性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欧盟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和德国等也试图通过减税来提高经济竞争力，但减税措施不可能脱离莱茵模式的“社会任务”。

此外，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欧美财政政策在形成机制上的差别也是其不同政策取向的一个方面。美国没有欧盟那样的法律规定对国债和财政赤字实行明文限制，因而财政政策更易受到短期景气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党政治哲学和路线的影响，财政路线因政党更迭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欧盟已将国家财政纳入政策趋同的法律框架，虽然财政政策名义上仍由各国家掌握，但成员国政府的行动实际已受到“软约束”。因此，欧盟整体中长期财政路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受政治与景气波动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

二、政策差异的根源分析

美欧财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在表象上反映了二者景气政策的差别，而从根源上分析，它透视出美国与欧盟在政策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增长目标是减少失业和消除通胀。由于共和党和的经济哲学具有差异，美国的经济政策因政党更迭存在一定变数。布什政府的经济哲学与里根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重视以增长和就业为目标的“短期刺激干预”，同时也更强调为大企业创造投资环境，以此促进投资，推动增长。

美国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保持了无通胀的持续增长，这给上台伊始就面对萧条和通缩危险的布什政府“设置”了巨大的内部增长压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意识到此次经济危机可能是20世纪70年中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布什上台时的经济增长率为最低水平，这种经济形势直接威胁到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信誉。由于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缩压力增大，日本近十年刺激总需求徒劳无果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余地已近“枯竭”，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迟迟不见效用，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倾向采取“预防性”措施刺激经济，这成为政府的紧迫任务。布什政府在2003年1月7日公布抑制高失业、低增长的《就业与增长计划》和巨额减税措施，反映出布什总统为避免重蹈其父在1992年因忽略经济而大选败北之覆辙的内政压力日益增大。

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分析，美国竞争地位的变化加大了其维持经济增长、保持世界“火车头”作用的外部压力。美国的增长领先地位与美国的全球高科技和市场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对欧洲和日本采取了支持它们经济发展的“绝对获益”政策，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作用也确立了其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欧、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占世界产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50%左右下降到80年代中期约25%.特别是当80年代中期日本在全球汽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半导体等工业异军突起，而另一个工业大国——德国的出口总量甚至超过美国时，美国警醒地意识到将面临失去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和国际重要市场的危险。为此，美国采纳了“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由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国家机构牵头推动高科技发展，以“重新夺回美国在世界技术和工业的领先权”。此间，财政部仅用于战略防御计划的为期十年、耗资300亿美元的项目拨款就开发出2000多项新技术，这种国家投资对挽回美国在经济与技术上的地位损失起到关键作用。自1992年起，美国高科技推动的经济增长率重新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工业不仅在世界商品市场重新获得优势，而且还在服务业领域扩大了领先地位。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在各地扩大经营，美国也推动了在国外的生产并扩大了进口（1993年跨国公司生产已达到美国进口的43%）。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使其在增长率和世界市场份额上重新排在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前列，其GDP占世界产值比重又回升到1／3强，在人均产值、劳动生产率、信息技术普及等领域重新超过并拉开与欧、日的距离。

欧元启动给美国增加了一个新的增长压力——保障资本流人。当前美国整个经济的投资有20%需要资本输入弥补，这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要害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后，美元的特殊地位还未被根本动摇，但欧元的启动使这种地位受到挑战。2001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国际投资者开始理智审视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和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大量流出的现象，这对美国是一个严重警示。没有资本输人，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缺口就不能弥补，美国火车头就失去动力。为保证资本流人，美国必须赢得一定的增长率和资本收益效果。而为赢得增长，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超常的财政刺激手段。

自2001年起，工业国家的通缩趋势一直是妨碍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提醒，“通缩危险在美国没有消除，在可预见的时期是央行最大的担心”。关于世界性通缩的原因，美国著名战略投资家A.加利。西林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战后长期通胀过程中出现了投资与需求膨胀，部分行业中的过度投资埋下了通缩诱因。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供求结构、工业国家投资过剩和经济泡沫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而新技术开发没有开拓出新的世界性的经济增长点。当供应增长造成需求饱和，就会形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二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开支逐渐下降，资金流向民用消费和投资，加快了供应，造成通缩压力。从历史上看，世界近代的一些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战争与需求变化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府面对通缩可以选择不同的对策：一是针对生产过剩进行市场结构调整，优化国际分工，抑制泡沫经济出现，对产生通缩的根源进行“釜底抽薪”的治理；二是沿袭旧的理念，通过扩大国家支出，包括军备开支人为创造需求，缓解通缩压力。布什政府显然采取的是后一种政策。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的通缩压力对美国的“军备凯恩斯主义”财政决策有重要的催化作用。从布什在2001年6月30日提交的美国200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修正案看，实际布什政府在“9.11”以前，即经济下滑后就出现扩大军备支出的倾向。“9.11事件”使原本不可行的巨额军备开支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而实际有些以此名义扩大的军备与反恐没有多大关系。美国财政支出的强力扩张的作用是明显的，随着军费上升，军火工业股票指数在停滞多年后大幅上涨，一定程度带动了股市。在收入方面，美国的减税措施除了具有辅助扩大军备开支的财政刺激作用外，还可一定程度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一政策充分反映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思想。

欧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追求中长期低通胀、低赤字和限制国债的稳定增长目标，逐渐放弃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1989年《德洛尔报告》提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1993年《马约》将宏观经济发展列入统一发展框架，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些战略决策都贯穿着一条经济政策主线：形成成员国共同稳定、同步发展的财政政策，以此缓冲内外经济冲击，避免经济过热或衰退对宏观经济长期稳定造成干扰。欧盟确立这样的经济思想是由内外因素决定的。首先，经过战后历次经济衰退，欧盟认识到财政赤字和国债居高会抬高资本市场利率，影响私人投资，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欧盟国家过去在经济上分为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硬通货”国家以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软货币”国家，其宏观政策各自为政。由于财政扩张加重了赤字和国债负担，促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上升，不仅抑制了经济增长，也屡次造成欧洲国家间的汇率危机，加重了美元危机对欧洲金融的冲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中意大利和英国不得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欧洲需要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实行统一稳定政策。其次，在国际对比中，欧洲的国家支出占GDP比重大于美国，总投资占GDP比重低于美国，经济活力不足。尽管按照《马约》规定，许多国家国债的利息支出占GDP比重从2001年开始下降，但目前仍在3%以上。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过高限制了财政政策的调控余地，为此，欧盟不得不长期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创建良性的宏观调控总体环境。

从客观上讲，在2001年出现景气下滑后，欧盟限制赤字和国债的趋同政策对景气回升是不利的，因此特别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激烈批评。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秋就此问题展开大讨论，之后决定奉行中长期的稳定战略，要求各国继续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这进一步表明欧盟正为转向“长期稳定干预模式”而做努力。欧盟意识到，如果半途放弃，欧盟长期稳定的三个目标将一损俱损。这三个目标是：避免大的周期性波动循环往复，摆脱刺激——高涨——衰退——再刺激的景气政策；通过稳定财政为欧元建立稳定基础；防微杜渐，不给即将人盟的新成员国打开违反趋同政策的缺口，导致《马约》的标准名存实亡。

单纯从经济层面分析欧美财政政策，还不能全面认识其不同取向的本质差别。通过对比分析欧美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可进一步从政治经济角度揭示其不同取向的社会背景。美国的利益集团与政府财政政策决策的关系比欧盟更为直接和紧密，财团利益关系对不同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理念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家安东。齐施卡在其《美元》一书中分析五角大楼的作用时，形象地将国防部的巨大军事采购比做“世界最大的雇主”，它的巨额订单连接着权力决策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其历史渊源。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队中许多重要的官员栖身于国防部、工业、金融等重要职位。国防部在国会拥有包括来自军队、政府以及经济界的阵容强大的院外集团，影响着政策决策。这种关系虽然在共和党和执政期有不同体现，但始终存在。冷战后的1990年到1996年，美国军事采购、科研费和军队开支出现下降趋势，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种“政府一工业联合战略”。自1999年，美国财政支出中的军事科研和采购费用重新超比例增长，政府通过这种联合战略重新给工业带来巨大支持。国际安全战略学家陈皮尔在《世界政策的变革》一书中对当今美国权力一财富一决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道，现布什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是里根“大财团”政府的班底，是军火和工业能源的利益代表。美国军备工业与权力机构的关系非但未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而转变，反而通过反恐和打伊得到巩固。这种关系结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重要经济基础；而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反过来又成为维持其影响与财富的政治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财政决策往往会不同程度偏离经济规律。

在欧洲，能够对欧盟趋同的财政政策框架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由于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因此影响力也更加多元化。自罗马条约起，欧洲利益集团受利益驱动推动了欧洲内部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自身的结构、与权力机构的利益关系和影响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转变：成员国利益集团被纳入了经济一体化的多国协调、多边管理的机制。与“欧洲特色”的外交与安全理念相辅相成，欧盟整个军火工业规模明显小于美国，军备工业的院外集团没有形成超强“气候”。这与欧洲利益集团出现的结构性“多极化”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文件》和《马约》等重大一体化决策为利益集团制定了方向性目标，即促进多方利益。受莱茵模式的影响，欧盟在《马约》中专门强化了“社会伙伴”（包括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福利等社会性利益集团）对权力机构实施影响力的运作机制。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欧盟的福利负担大于美国，经济竞争力受到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财政分配相对公正。目前，欧洲的利益集团出现联合发展的趋势，各种专业、行业、经济的最高联合会都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欧洲层面组织起跨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影响。但它们主要在欧盟立法、制定规则、政策协调以及资金调配额度等方面争取利己的发展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经济权力机构已开始行使区域化的统一管理，因此其决策不“关照”某一国家、某一行业或某一集团的特殊利益。总之，欧洲国家利益集团对欧盟的权力机构和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影响有专门渠道，但直接左右决策的能力受到明显制约。

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不均衡和不稳定等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工业国家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加剧而进一步加深。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早已超出各自国民经济的范畴，但由于两者所奉行的是不同的经济政策，美国的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欧盟的经济政策对稳定世界经济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在地域上不断推广，但世界经济却因缺乏有效协调的全球治理而十分脆弱。

首先是增长方面的脆弱性。美国急剧扩张型财政政策在近期可一定程度缓解通缩压力，刺激经济回升，中短期内美国可以起到支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但这种增长模式背后潜藏着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从长期看，世界经济依靠美国增长的“牵引体系”越来越成问题。其一，美国通缩趋势和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以及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泡沫、私人储蓄率低以及股市大跌引起的私人高负债率等。如果不针对结构性原因对症调整，仅靠赤字财政刺激、人为扩大需求，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副作用，有可能为下一轮生产能力过剩、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埋下伏笔。更棘手的问题是，赤字膨胀和国债激增将会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这对长期投资和增长有抑制作用。其二，就减税效果而育；在通缩压力下是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其效果有明显不同。美国当前采取的措施首先优惠了占全国人口1%的最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可因此增加7%，而中产阶层的收入最多只增加2%，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可能因此减少1%），这有助于刺激投资，但对扩大普遍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因此对长期增长的促进效果要打折扣。其三，从长远看，美国将在日本和欧洲之后步入老龄社会，由于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趋于下降，社会负担加重，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减少，削弱了内需带动增长的基础。美国自身的这些问题将制约其增长潜力，从而弱化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力。

欧盟的财政政策注重的是内部结构稳定，缺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政策动机和作用。欧盟之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难有作为，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上，欧盟的政策构想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而是着眼长远稳定的“质增长”目标；客观上，欧盟受结构问题制约，如内部市场相对狭小、社会负担沉重等。此外，欧盟奉行趋同的经济政策还是国际事务中的新事物，欧盟还没有找到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有效治理衰退的理论创新，因此它在限制赤字、维持财政趋同目标时不得不承受增长乏力的代价。由于欧盟划定3%的赤字比重限制濒临衰退的国家促进增长的政策空间，结果德、法、意、英等国在短期内不得不期待外部市场，包括美国的带动。如果美国陷入不景气，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能起拉动作用。世界经济不得不在美国主导的、不稳定的条件下颠沛起伏。

其次，欧盟与美国财政的不同取向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影响是间接的，但风险性却显而易见：美国不断上升的“孪生赤字”与欧盟有所控制的“单赤字”（2001年和2002年欧盟经常项目结算“扭亏为赢”）的对比成为国际资本市场衡量美元与欧元比价的重要参数，金融投机受到刺激，汇率风险明显增大。从影响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看，美元当前的优势是重新赢得了增长率，但在财政预算平衡、贸易结算以及国内资本构成等方面处于劣势，基础受到损蚀，美元趋向贬值。当前对美国究竟是执意转向弱势美元政策，还是对资本市场走势顺水推舟还不能下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双赤字”同时增大，债务负担加重，美国经济比任何时候都依赖国外资本。当前美国吸引的资本已占到全球资本输出的80%.美国财力不足将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稳定。2003年上半年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不是日本投入9万亿日元（750亿美元）进行超常干预，美元的跌势还要凶猛一些。国际资本市场已出现的两种结构性变化预示着未来资本流动和汇率加剧动荡的可能性：一个是2001年到2002年，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急剧缩减，特别是欧洲流向美国的资本，包括直接投资、证券和其它投资从4502亿美元减少到2264亿美元，几乎减少一半；另一个是中东产油国与欧元区的投资关系更加密切，有些国家将部分美元储备换成欧元，并提取出了大量在美存款。应该说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生产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从外部削弱了美国的“引力”优势，美国的“孪生赤字”不断攀升则从内部进一步削弱了这一优势，美国能否长期保持所需的资本输入已令投资者产生疑虑。所有这些因素将加重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为稳定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增添了难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升高和美国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将加重汇率危机的风险。欧元的诞生使欧盟比以前增强了抵御美元动荡的能力，而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密并与美元挂钩的东亚国家将深受汇率动荡之害，其贸易条件、货币储备和金融管理体系都会在金融动荡中受到消极影响。

第7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

    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第8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日益增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

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第9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

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日益增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

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