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四史”中记录着中国共产党99年的艰辛奋斗和伟大成就，承载着党对真理的追求和经验智慧的总结，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应该充分发挥注重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让“四史”学习应当成为每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党员干部要对党的奋斗历史有足够的了解，始终坚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才能透过党的历史，认识党的伟大，感受党的艰难，汲取党的勇气，收获党的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进行“四使”学习会使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我们要把学习“四史”作为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途径，不断强化以史为鉴、走向未来的历史思维，增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历史担当。

1.牢记初心使命，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源泉和政治之魂，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所在。学习“四史”，就是要从“四史”教育中汲取信仰之力，把稳思想之舵。

回顾历史，正因为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党才能在曲折前进中保持了刀刃向内的革命精神，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建党99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顽强斗争，之所以能够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归根到底是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正是这种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使我们党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对崇高理想信念的坚守。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实践告诉我们，理想信念的动摇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缺失。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今天伟大复兴的长征路同样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征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更是对共产党人的现实考验。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将崇高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因为有了信仰力量的支撑，在面对疫情肆虐，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全体党员听党指挥，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四史”学习教育，就要求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牢记建党时的宗旨，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

2.坚持思想建党，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注重思想建党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遵循，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变强、从胜利到胜利，不断焕发出强大感召力、凝聚力的重要法宝。思想建党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鲜明特征和首要任务。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来的历史，就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成就彪炳史册的真理追求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始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发展历程看，经历了从建党初期的蹒跚起步到井冈山时期的初步探索、延安整风的良好开端和西柏坡时期的创新完善，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新确立和丰富拓展，党一贯坚持思想建党。我们党的历次集中教育学习活动，都注重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并注重用这些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干部，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党肩负艰巨而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就难以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也难以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学习“四史”要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根本性任务，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xjp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而不断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初心如炬，使命如山。“四史”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一项重要举措。要把“四史”学习教育同新时代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本点结合起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坚持不懈地用xjp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体现党的理论的先进性。筑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成功应对和化解面临的各种挑战，永葆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3.厚植为民情怀，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显著特征和优良品格，是党在长期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的理论凝练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99年栉风沐雨、苦难辉煌的奋斗史，靠的就是始终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新中国71年的发展史，就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也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鱼水情深史。回顾近代史，之所以共产党被历史、被人民所选择，就是因为党的人民性。因为我们党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民孕育了党的胜利。延安革命根据地是“是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出来的”，淮海战役“是人民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改革开放“是适应人民愿望创造搞起来的”。历史证明，只要凝聚民心民智民力，紧紧依靠人民，就能不断创造历史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从sars到今年疫情的控制，每一次应对和成功会让我们更加相信党和国家的伟大，相信人民的伟大。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四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求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继续厚植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经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4.培养历史思维，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历史是一部“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切实提高历史意识，坚持历史思维，在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中增强把握历史规律的能力，在不断积累历史经验、涵养政治定力的同时熏陶个人德性和锻造坚强党性，可以为我们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提供坚强的主观保障。

建党99年来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历史思维，追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判明大势、定位现在、开辟未来、勇担民族复兴使命的使命担当史。着眼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余年的探索史，回看我们走过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才能知道今后往哪儿去，从而弄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方位。历史纪录下了我们走过的足迹，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为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知往鉴今，以史资政，有助于党员坚守初心，为社会主义发展注入“历史”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多次到了“历史思维”，指出要把历史中蕴含的丰富经验运用到治国理政实践中。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这也体现了xjp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特点。xjp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历史思维中蕴含着辩证思维，既注重历史的经验，又注重历史的教训，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与能量，激发现实的作为。他始终运用深远的历史眼光、深邃的历史学识、深刻的历史思维，分析现状、判断趋势、把握未来，为全党同志学习和运用历史思维树立了榜样。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四史”学习教育要求我们培养正确的历史思维，把握历史规律，开阔眼界胸襟，拓宽精神境界。真正从学习历史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精神营养，提升领导水平，永葆共产党人“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胸怀、“功成必定有我”的时代担当。

5.汲取斗争智慧，永远保持共产党人不懈的奋斗精神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凝结成了xjp总书记新时代的奋斗精神。学习“四史”就是要认真学习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对进行伟大斗争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新时代弘扬奋斗精神，需要对时代有理性的认识和时代的自觉。要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坐标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去探索新时代的斗争精神，积极进取不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面对摆在我们党面前错综复杂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习斗争本领，把奋斗精神融于岗位，真刀真枪抓斗争，锤炼过硬的斗争本领才能化解未来道路上的各种风险矛盾。

追根溯源忆初心，读懂党的光荣奋斗史。“四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内涵。要把斗争同新时代的鲜明特征联系起来。从历史中学习斗争方法、汲取斗争智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当好斗争的“急先锋”，做好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四史”学习教育的目标重在对历史的学习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树立历史思维，以古鉴今，在对历史的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最终的目标是要指导实践工作，在工作上见实效。对于党员干部，主要看是否能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四史”，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自觉增强开创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结论

第2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天风海涛，鼓浪洞天。厦门作为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英雄城市，在福建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鼓浪屿更曾是福建革命事业的策源地，也是八闽红色斗争的指挥中心。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没有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舍身忘我，怎么会有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将以革命先锋为榜样，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天地雄气、千秋凛然。通过观看红色电影，学习党史、梳理红色历史脉络，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让党员干部深刻领会鼓浪屿红色革命精神，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精神命脉，激励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气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应急人。

我们将牢记先辈使命，不忘初心，战鼓雷鸣，逐浪前行。

《战鼓逐浪》观后感

看《战鼓逐浪》，追思革命前辈。先烈们为人民解放事业，为解救劳苦大众，拋头颅撒热血，不惜牺牲生命点燃革命火种，赢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今天我们学党史悟党史，缅怀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幼儿园的每位党员干部都应当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聚信念、强斗志，明思维、强思想，秉初心、强担当，当好“薪火接力手”，接续奋进新时代，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朝着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用青春致敬青春！用热血致敬热血！用奉献和担当致敬革命斗争中经历血雨腥风、生死无悔的英雄们！

《战鼓逐浪》观后感

《战鼓逐浪》，讲述了一系列发生在鼓浪屿上可歌可泣的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在那白色恐怖时代，革命先辈们为了革命事业辗转奔走，前仆后继，洒热血，抛头颅，矢志不渝地斗争着，奉献着自己无悔的青春。今天，我们要继承革命先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改革开放的高质量发展中，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砥砺前行，做一个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破解难题，扫除障碍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战鼓逐浪》观后感

《战鼓逐浪》让我们看到了福建红色武装是如何一步步从泥泞走向康庄，革命先驱筚路蓝缕，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只为新中国的建立，只为中国人民的福祉。鼓浪屿作为厦门红色基地，铺陈了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才换来今天的民熙物阜。作为一名党员，我们也将承载起新一代的使命，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战鼓逐浪》观后感

《战鼓逐浪》讲述了一系列发生在鼓浪屿的红色革命故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梁惠贞烈士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在临刑前取下手中仅存的手表扔给刽子手说，“不要打我的肚子，朝我的脑袋开枪吧”……历史不容假设，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舍身忘死，那么现在的中国又将会是怎样的？现如今，血雨腥风已成过往，壮美山河物阜民丰，我们就该以新的方式去开拓进取，寻找让人民生活更好、祖国更加富强的道路，这是每个人的愿望，也是革命的起点和终点！

《战鼓逐浪》观后感

《战鼓逐浪》本片是以叙述的形式，用时间轴串起每一件历史事件，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厦门党史的发展。在观看过程，由于事件的真实细腻，背景音乐的惊心动魄，以及解说声音的沉稳，给我一种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来自身体和心里的冲击，真正感受到厦门党史的原汁原味。

第3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党史学习教育之担当精神个人心得体会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一部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一部开天辟地的发展史。在党史中，处处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智慧，闪烁着科学思想的光芒，记录着滚滚向前的历史进程。学习党的历史不只是对过去进行纪念回望，更是要延续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开辟更加光辉的前进道路。我通过学习党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到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从而真正做到知史明智、知史担责。

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破除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娄山关”，占领一个又一个“腊子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诠释。翻开党的百年历史，无数共产党人为着人民这个“大我”而不惜牺牲“小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树立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无私奉献的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援藏好干部孔繁森……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肩负的使命各异，但他们都对党忠诚、对人民赤诚，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共产党人的英雄赞歌。今天，我们要注重从优秀共产党员身上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从党史中涵养感恩人民的深切情怀，培养与人民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交上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满意答卷。

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作为的动力源泉。从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到邓小平同志强调“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再到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党的领袖都十分重视弘扬埋头实干的作风。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各项工作任务繁重艰巨，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党史来增强积极作为的自觉，将担当精神融入干事创业之中，永葆奋斗精神，保持战略定力，锤炼过硬作风，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学党史中力行担当，更加坚定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第4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是今后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一个历史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是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的时论，揭示了当今时代主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大时代的特征和走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和平与发展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大时代”，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大的历史阶段。它是在世界范围内，以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来界定社会历史基本走向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人们对世界历史走向和国际形势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历史时代特别是历史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特有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考察和研究时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时代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揭示了历史时展的本质特征，即世界将进人共产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时代。列宁也非常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他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在讨论俄共党纲时，列宁深刻论述过历史大时代的发展走向，为俄国共产党的纲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创立，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方向。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和解体，并没有改变时代的本质和基本走向。马列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理论，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时代”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运动形式、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大时代”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从而使“大时代”在其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阶段性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帝国主义战争和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是世界的主要潮流，六七十年代以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与发展成为主要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大时代”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历史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基础，但在研究革命形势和战略时，列宁反复阐述的却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他反对泛泛地谈论时代，反对空洞地滥用“时代”概念。他在批评彼·基辅斯基滥用“时代”概念时说:“时代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4〕斯大林把列宁所说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5]。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概括为“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6)。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历史大时代，而是大时代中的某个发展阶段，即“小时代”。"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历史大时代，必须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两个概念既要区别开来，又要统一起来。时代本质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基本走向，即大时代的发展趋势;时代主题是大时代中不同阶段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指的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邓小平还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邓小平的时代观，体现了时代本质和时代主题的高度统一。

20世纪上半期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下半期以来，世界逐渐进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20世纪这“两个时代”都从属于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那个历史大时代。而且，和平与发展时代又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从时间上说，战争与革命时代不到一百年，而和平与发展时代，至少几百年，上千年甚至还要长;从内容上看，战争与革命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手段，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国内很多学者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定位于“现时代”或“小时代”。这是有理由的，但又是不全面的。邓小平关于时代的论述主要描述的是现时代或“小时代”。但是通过学习我们又发现，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不应该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同战争与革命时代简单地相提并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同于战争与革命这个“小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中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极为重要、十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也是历史大时代。

和平与发展是今后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

邓小平的时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大时代的基本走向，而且注重研究时代主题的动态转换。它的科学价值，不仅在于论断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我们用邓小平使用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探讨当今时代和未来时代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不仅是当今时代的客观存在，而且还会强劲地持续下去。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人类永恒的期望，将贯穿整个大时代。

从zo世纪$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抱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深人思考时代的主题，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的新判断具有充分的理由:第一，科技革命的深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得和平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第二，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因素增多了，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要求日益强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都强烈地反对战争。同时，国际行为主体增多，使国际政治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局面。和平的政治条件正在发展。第三，战争的军事制约因素正在增强。

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尽管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难于预料的情况，但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无疑会强劲地发展下去，从而制约世界战争的爆发。当然，在未来历史大时代中，仍将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世界战争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也可能发生变化，可是，当今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是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和平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基本理由。

至于发展作为未来历史大时代的主题，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中心的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因此，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的核心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发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大问题。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不仅具有世界的广度，而且具有“全人类的高度”。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7〕正是这种深刻的立意，使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意义和影响，超越了现时代，具有永恒的价值。

邓小平时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全面而深人地审视和研究。1984年S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8)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谈了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9)

当年，邓小平坦诚地表示:“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12〕邓小平的时论科学地揭示了在50年到7}年内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邓小平关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50年到7}年，这并不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时代主题就不再是和平与发展了。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可预见的时期”和“较长时期”究竟是多长?可以是几十年，也可以是几百年。政治家作为战略研究往往预测几十年或一两百年，但理论工作者作为理论研究可以设想几百年或上千年。基于这种设想，我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主题，而且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观点。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主题，应当属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的成果之一。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全人类崇高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理论判断和战略任务的统一。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社，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在1979年年初，邓小平在美国发表讲话时就指出，“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和平与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情况，又成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争取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揭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了当代中国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任务不是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准备革命，而是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促进经济发展。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强调要塑造一个和平大国的新形象。他指出:“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3]中国树立和平大国形象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和平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世界上的大国都努力塑造和平的大国形象，那么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邓小平表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4〕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时代主题的基本要求和现时代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时论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表示要在和平崛起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邓小平的时论承认国际政治的双赢原则。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共同组成世界市场，制定国际体制，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论。"

我们在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寻求相互利益的汇合点。无论是当前还是在今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都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的利益汇合点。因为和平与发展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期盼，反映了人类的最高利益。从根本上讲，和平与发展同各国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把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写进会议的文件，使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指导原则。

第5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党史学习教育研讨发言材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期我通过学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到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行动自觉，把它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深刻指出：“历史是现实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他强调：“对我们们共产党入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党史、新中国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不到60人的新生政党，发展壮大到拥有9O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的成长历程。镌刻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创造人类历史上发展奇 迹的伟大历程，其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历史经验，蕴含着立党兴党、立国兴国的伟大智慧，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只有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才能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新中国70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道路为什么好，才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来，往哪里去，从而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好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根本指针。强调：“要坚持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党史、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就要深入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任务，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只有如此，才能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要真学深学，树立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强调，党员干部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更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员干部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过程中必须树立历史思维，看到历史的连续性，避免人为割裂历史甚至搞历史虚无无主义，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鉴之的科学态度，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运用历史智慧来分析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要培养历史眼观，通过学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只有把党史、新中国史学明白，才能弄清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力前进，要增强历史担当，时刻牢记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明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作为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不断增强历史担当，敢于直面风险挑战，勇于攻坚克难，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第6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钱穆先生是我国学术界较早提出历史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钱先生认为历史学科是一门“生命之学”，历史教育的“生命”在于传承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因为在钱先生看来经过长期积淀凝聚而成的历史精神是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文化精神则是历史精神最本质的内容，历史精神的这种力量也正是通过文化精神体现出来的。因此钱先生极力强调历史与文化密不可分，异名而同质，他认为学生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要深入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承载了该民族的文化，换言之，历史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认为传承民族的文化精神就是历史教育的“灵魂”或者“生命”。所以在学习或研究历史时，“最应注意者，乃为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中学历史教育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由于目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尚有分歧，再者当前中学历史教材本身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通过中学历史教育来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当前我国关于中学历史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多侧重于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等方面，这些教育虽然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绝不能等同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而为数不多的关于在中学历史教育中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述，既不能依据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准确定位，也没有充分利用中学历史教材资源，更缺乏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设计。

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钱穆先生“为中国文化招魂”的历史教育文化使命观，就会发现，钱穆先生的这种思想刚好可以为我们当前的中学历史教育提供借鉴，弥补当前中学历史教育在文化传承使命感培育之不足。

历史教育使命观对当今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过。然而自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不断遭到质疑，甚至是唾弃。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话题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并融合现代普世价值，是摆在当今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经过总结，作出如下建议。

（1）比较分析法，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怎样才能使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加准确而全面的认识？比较分析法是较为妥当的一种方法，原因有如下两点：其一，有比较，才有鉴别，学生才能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特征及不同之处；其二，学生通过在比较分析，可以在更大的视野中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去思考问题，自觉地纠正自己的认识偏差。

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欧洲启蒙运动、郑和下西洋、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对儒家文化都有涉及。“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就要善于整合这些教材资源，并通过这些资源来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分析，加深学生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识。” 例如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表《孔子改制考》一文，在文中他通过附会儒家公羊三世说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进化论思想，但是在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儒家思想文化的态度上却是模糊的，有时甚至在刻意回避。在这里老师可提问：为什么维新派以儒家的名义宣传变法主张，而革命派却直接宣传革命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激进派抛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否定，但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很多启蒙思想家却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趋之若鹜，伏尔泰就是其中之一，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老师可提问：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而西方启蒙思想家却对其极其推崇？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整合这些丰富的历史素材、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比较分析法，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全面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2）实地考察法，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走出课堂，前往实地进行考察，让学生亲身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实现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的双赢。” 因为对学生来说，得到课堂上得不到的东西，对老师来而言，可以达到课堂上难以达到的教育效果。

例如：就武汉而言，为引导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老师可以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就武汉三镇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具体做法：第一，结合武汉的实际，利用其现有的各种文化资源，把学生分成儒家文化考察组、古建筑文化考察组、宗教文化考察组、桥梁园林文化考察组等，并由老师分别制订出每个小组的考察目标、方法和任务。第二，各小组分头行动，前往实地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第三，由老师在班上展示、交流各个小组的考察成果，并组织评委对考察成果进行评议，评选出优秀考察小组及若干个优秀考察人员。

（3）史、论互证法，论证我国的传统美德。

“老师在课堂上讲述重要史实后，进行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是非常有必要的。” 例如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时，最好有历史事实佐证。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初涉人生的中学生信服，进而潜移默化地完善自己人格的行为。

但需要注意的是，老师在讲史实或陈述观点时，要做到互为配证。例如讲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兼容并包的博怀，自力更生、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的美德，先人后己的奉献品格，尊老爱幼、谦逊辞让的风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责任感等，都可以从历史尘埃中找到真实的事迹，抑或端午节、丝绸之路、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长江三峡、四大发明等，都可互相印证进行说明。

当然，在历史教学中贯注传统文化的方法、手段可能还有很多，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一一列举。总之，教师应在新课标思想指导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感同身受，这样学生既能学到了历史知识，又能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在历史教育中实现“文化传承”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齐健.历史教育价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7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一、关于试卷结构的调整

为了适应高考的全面改革和加强能力考查的需要，今年的历史命题注重吸收以往经验和近年研究题型考查 功能的成果，对部分题型在试卷中所占的比例作了适度的调整，即进一步压缩了难以考查历史思维的填空题， 适当增加了客观性强又较能体现历史思维考查的多项选择题。同时，对材料解析的考查进一步向选择题延伸， 共有5道选择题计10余分旨在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辨析的水平，从而在事实上扩大了试卷考查材料解析题型范围 和分数比重并增强了材料解析的客观性。

表1 近3年试卷题型结构的变化

（附图 {图}）

对于试卷长度的调整，今年主要是增加了试题的文字阅读量。去年考生答卷需要阅读试题约3890字（不含 标点符号），平均每分钟要阅读33字；而今年考生答卷需要阅读试题约4590字，平均每分钟阅读39字，其阅读 量比去年增加了18%。从1993-1995年题型结构变化的轨迹看，试题数量则趋于稳定。从近两年试题答案字数总 量看，今年考生答题需要书写字符约1670个，平均每分钟写14字，同去年无异。根据上述统计数字分析，在不 增加题目数量和答题书写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试题的阅读量，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加强试卷的学科特点和对考 生理解历史知识的水平与能力的考查。今年试题阅读量的增加集中在选择题部分，说明选择题考查能力的力度 已有较大加强。另外，今年材料解析题的答案字数明显减少，有利于阅卷操作，减少评分误差和提高评分者信 度。但是，问答题的参考答案字数反而有较大增加，这又不利于阅卷操作和减少评分误差，从而影响了评分者 信度。

表2 近两年试题字数和答案字符数之比较

（附图 {图}）

从题型结构、试题内容以及参考答案来看，今年的历史命题还刻意调整了试卷的难度结构。这就是适当提 高卷Ⅰ的难度而尽量降低卷Ⅱ的难度。在卷Ⅰ中，单项选择题的难度提高幅度较大，往年的单选题多为送分题 ，能力要求偏低，今年则明显提高了能力要求；多项选择题由于考查材料辨析和概念理解的比重增加，其难度 也略有提高。在卷Ⅱ中，填空题的难度和去年比相差不大；材料解析题的难度比去年有较大提高，试题虽然注 意降低阅读难度，尽量减少阅读障碍，但由于其考心向材料本身转移，主要考查考生对材料的理解领会和 信息提炼，使得不少考生还不适应，再加上有些问题设计要求过高，因而其整体难度发生了较大变化；问答题 的难度从题目本身看有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试题减少了理论概括与阐述的要求，降低了能力考查的层次，但 由于问题比较具体琐碎，答案要点繁多且在中学课本上少有直接表述，主要靠考生自己分析、归纳，这也大大 增加了阅卷难度，因而在客观上没能使试题难度降低多少。通过上述调整，中等难度的试题和问题在试卷中的 比重增加，这对于增强对学科能力的考查，提高试题的区分度，还是比较有利的。

另外，今年的命题技巧和试卷设计水平又有新的提高，如在反向选择题的否定词语下加上重点号以示提醒 ；把每个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分别独立排在一页试卷上，这样既方便了考生答卷，又方便了阅卷评分。

二、关于学科知识的变化

今年的历史试卷，根据目前高中教学内容的变化，对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作了较大调整，主要是取消了 世界古代史，并相应提高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考查比例，即分别由过去的35%和30%，提高到40%和 35%左右，其中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增加幅度较大，由去年的4%提高到15%以上。由于世界古 代史的取消和近现代史的比例增大，试卷对考试知识范围的覆盖面也相应增加。把《考试说明》规定的知识范 围同高中教材的“章”对应起来，今年试题对中学知识的覆盖率达到60%左右，比去年增加了近20%，高考试题 所考查的知识对于中学教学内容保持较高的覆盖程度，能够影响中学教师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对于提高中学 教学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表3 1995年各部分内容考查比例的变化

（附图 {图}）

今年试卷调整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内容的考查比例，增加了经济文化史的分量。经济、文化史的 内容由过去的不足30%提高到今年的40%左右，其中经济史内容提高的幅度较大，在试卷中占40分，比原来超过 了1/4；文化史内容尽管在中国和世界近代现代史中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仅考查了中国古代史部分，但其在 试卷中的比重也超过了10%。在中国古代史试题中，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分别占了28%和41%，其比重是很高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试题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占了近50%；在世界近现代史试题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则涉及很少， 还不足5%，其余都是政治方面的内容，这显然有些比例失调。在高考试卷中充分考虑经济、文化史的比例，有 利于考查考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引导中学教师重视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教 学。

今年试卷针对近年试题理论要求偏高的倾向，调整了对不同层次学科知识考查的比例，注意强调历史学科 特点，突出历史本身，适当降低理论层次和压缩对理论思维考查的分量。其中，着重考查历史事实的试题达10 5分，占试卷的70%；着重考查历史概念和观点的试题约35分，占试卷的23%，这个比例比以往有明显提高；着重 考查理论概括的试题分数只有10分左右，占试卷的7%，而去年则达到15%以上，今年试题对历史事实考查的比例 虽然很高，但主要是着眼于对史实的理解、分析、比较和归纳等，而极少考查死记硬

背。从表面上看，试卷对 历史事实的考查加强了，理论要求降低了，但实际上对历史学科能力尤其是历史思维能力考查的比重也大大提 高了。这在材料解析和问答题中自不必说，在选择题中，绝大多数题目也都是考查了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分析 、比较和归纳等，仅以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的第1题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相秦 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这主要是因为商鞅变法 A.允许工商者入仕为官 B.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C.承认土 地归私人所有 D.规定按军功授爵赐田”；“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的共同之处有 A.按血统关系组成 B.普 遍使用磨制石器 C.过着定居生活 D.妇女掌握统治权力。”

由于今年的试题强调了对历史知识理解的考查，因此参考答案（含选择题的各选项）直接出自中学课本中 明确表述的内容进一步减少，所占分值不足70分，为全卷的46%。其中中国古代史部分试题参考答案取自中学课 本明确表述的内容有23.5分，占该部分全部答案的59%；中国近现代史有25.5分，占43%；世界近现代史有21分 ，占40%。这一情况表明，高考命题进一步摆脱了现行中学课本的束缚，试卷考查历史思维能力的比重大为增加 。

另外，今年历史试卷在考查本学科内容时，注意了同相关学科如政治、地理等的联系和渗透。这甚至在最 不起眼的填空题里都有所体现。如第33题就是间接地考查了遵化和松江两地在地图中的位置，而历史课本里则 没有这个地图。再如第37题要求考生答出80年代非洲大陆尚未摆脱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两个地区纳米比亚和南 非，其中当代南非问题历史课本里根本没有涉及。

三、关于能力考查的加强

为了增强学科能力考查的目的性和可操作性，今年的《考试说明》对历史学科的能力考查要求重新作了较 为系统和明确的表述，归纳为“再认再现”、“材料处理”、“历史阐释”和“文字表达”4个方面共9条。依 据《考试说明》，今年的历史试卷调整了能力考查的结构并进一步增强了考查比重。

表4 1995年历史试卷能力考查分析

（附图 {图}）

在试卷中，着重考查“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试题分值近40%，其中要求“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 概念和历史结论”的试题比重较大，占48.5分；要求“再认再现历史的阶级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的试 题内容近10分，这类试题在试题中的问题主要分布在选择、填空和问答题里，并且绝大多数都着重考查了对历 史知识的理解。如选择题：“下列关于‘地丁银’的解释，最准确的是 A.取消人头税，只征土地税 B.把丁 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赋税 C.田赋和丁税均征收白银 D.按人口和土地的多少统一征收白银”；问答 题：“指出汉武帝在军事行动、役使百姓和加强思想控制三方面与秦始皇的类似之处”，等等。如果考生对这 些历史知识不理解，是无法正确回答问题的。

在试卷中，着重考查“材料处理”方面能力的试题分值近40分，占全卷的1/4以上。其中只要求“阅读理解 历史材料”的试题分值有10分左右；要求“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 取有效信息”的试题分值有24分，占了较大比重；要求“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有关问题进行 说明、论证”的试题分值只有5分左右。值得肯定的是，试卷对“材料处理”的考查已经进一步冲破材料解析题 的单一形式，在选择题里有了较大扩展，并表现出较高的命题技术水平。如试卷的最后一道选择题：“十月革 命后，丘吉尔曾组织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主张‘给俄国和俄国人以一切可 能的援助’；1945年3月，他又发表了铁幕演说。这些表明 A.丘吉尔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忠实卫士 B.资本 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结盟 C.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D.英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 不断变化 ”。这个题目把对“材料处理”和“历史阐释”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层次地考查了历史学科能 力。

试卷着重考查“历史阐释”方面能力的试题分值达53分，占全卷的35%。其中，着重考查“归纳、比较和概 括历史知识”的试题分值所占比重较大，有24.5分，这类试题或问题主要分布在单项选择题和问答题里，如选 择题“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含义是 A.禁绝中国对外贸易 B.严格限制对外交往 C.一概排 斥西方事物 D.封闭边疆固守疆界”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共同之处是 A.均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产物 B.初期均为美国所操纵 C.成员国都包括了所有大国D.都宣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都比较典型；着重考查 “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试题分值有16.5分，主要集中在问答题里 ；着重考查“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 展的规律”的试题分值有12分左右，主要体现在问答题和少数选择题里，材料解析题里也有一定的要求。

关于“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试卷没能作出明确规定，“语言准确，逻辑严谨，史论结合”的要求虽然 在一些试题中有所体现，并渗透在知识和其他能力的考查之中，但在实际上无法保证试卷对文字表达能力进行 全面、有效的考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今年历史试卷明显增加了对历史知识、历史材料的理解、分析、综合、归纳、比 较、概括，甚至运用历史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考查，要求考查这些历史思维能力的试题分值超过全卷的3/4左 右。同时，注意降低各方面能力考查的层次，减少了高层次能力要求特别是理论要求的分值。这些情况反映了 命题专家良好的主观愿望，即在不断加强以历史思维为核心的学科能力考查的同时，适当降低理论层次，保持 适中的试题难度，以取得理想的测试效果。

四、关于思想教育的渗透

今年历史试卷在考查其学科德育功能，体现思想教育性方面，也注意突出了历史学科特点。许多试题不仅 注意在知识的考查中自觉渗透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优良文化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 育等，而且将这些教育内容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内容渗透到对学科能力尤其是思维能力的考查之中，体现 了对考生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深层次考查。关于这一点，在选择题、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里都有普遍反 映。例如，选择题“太平天国之所以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最主要是因为 A.其规模和延续时间均属空前 B.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政权 C.制定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 D.对封建王朝的打击空前沉重”和“1956年底 ，三大改造的实现标志着我国 A.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前完成 B.已经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C.开始进入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D.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材料解析题第38题中的两问“应如何理解材料三（马克思语 录）的内容？”“指南针在近代西欧和中国的不同用途说明了什么？”问答题第42题“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 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你认为在制定经 济政策时应遵循什么原则？”等等。

第8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临着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先后登台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继发动了和辛亥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革命派或进步学者也相继发出“史界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呐喊，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激变，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康有为作为“公车上书”的主角，后来成为维新派的领袖。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他二十七岁时就已确认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1](p.118)，显示其早年的学术取向主要是经世致用。他以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作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举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帜，号召摧毁传统的“伪经”“新学”，在思想、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大飓风。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于1901—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在这两篇具有纲领性的史学理论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等主张。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p.1)认为著书贵有宗旨，史著既不是为若干陈死人作纪念碑，也不是为过去的事实作歌舞剧，“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2](p.3)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p.7)他从理论上将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把史学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着重说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将来者焉。”[2](p.11)在理论上为新史学阐明了方向，其中贯彻着鲜明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

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及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学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3]认为史学的兴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4](p.757)“历史的用处，不专在办事。只在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5]并主张“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6](p.557)，为反帝反清斗争服务。留日学生曾鲲化在所撰《中国历史》中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7]。认为史家之职，即在记录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8]辛亥时期的国粹派史家，受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与学术、义理与考据并重，而以经世应务、“明体达用”为旨归。如陈黻宸在《独史》中指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还提出了“史之独权”说，主张赋以史家以独立之权。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马叙伦认为：“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1]又说：“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甚至认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学提到了学术中独尊无二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走向极端。如梁启超所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马叙伦所说“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过分夸大史学作用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历来有重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但是，把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二

从新史学的理论导向来看，他们不仅把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史学经世的功能和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和阐发。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革命派同样提出：“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13]。大多数史家意识到史学为“国魂”，史学的功用主要在于服务现实，革新政治，唤醒国民，推进社会文明。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的史学经世观，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那么，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则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建设目标，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以为本阶级的政治变革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提出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当时的民族独立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已经不是为了维护旧秩序，而是为了催生新制度，因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色。这不仅仅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借鉴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观念，也不仅在于其有强烈的目的功利性，而且旗帜鲜明地揭橥写“民史”的口号，提倡为“国民”写史，从而提出了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历史借鉴的新的史学课题。

梁启超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并以中西史学加以比较说明，西方国家最兴盛的是“民史”，而中国历代的史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4](pp.59-60)，“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2](p.3)。他批评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p.6)。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2](p.4)邓实在《民史总叙》也指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而中国的史学也“永厄于专制一人之君主矣”[15]。因而他们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学，痛斥其锢弊人心、麻木民智的恶劣作用。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他们特别强调要作“民史”，以“民统”代替“君统”，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主张史学应以国民为本位，新史著当“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探讨“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8]并提出历史应“为国民而作”，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民资治通鉴”，史家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2](p.2)。

从民史、“国民资治通鉴”的角度来肯定史学的认知价值和经世功能，无疑具有新的理论意蕴。从孔子以来，中国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主要是为政资治，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新史学则认为史学不应只是为帝王统治提供“资鉴”和从事封建伦理说教，而应着力探讨整个国家和民族兴衰之故，使之成为“国民资鉴”，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推进社会文明。其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改变旧史学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状况，把为少数封建帝王服务的旧史学，改造成为广大“国民”服务的新史学。他们所说的“国民”，指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性质和方向。

由“君史”到“民史”，不仅意味着史学内容的转移，而且显示了服务对象的转换。如唐才常强调史学是“四民与知之业”[16](p.41)，是士农工商都需要通晓的学问。梁启超呼吁应将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17](p.34)，也就是说，要让广大的民众都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以启发人们的忧国意识。自失败以后，维新派更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新民”的有效工具。正如其所指出的：“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18](p.1)革命派也普遍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广大群众，故把“开通民智”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史学也被视作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如章太炎主张编写通史，应当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目的在于“开浚民智，激扬士气”[19]，以史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浙江潮》中也有人撰文指出，应当注重历史教育，“而实爱国心之源泉也。而鼓吹之法亦有二：一曰取本民族之英雄而崇拜鼓舞之，以发其自尊之心；一曰取本民族之耻辱历史而刺触警动之，以激其知耻之心”[20]。由于史学服务、接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新史学还注意到史学的普及性、通俗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通俗性的史学著作，都不是偶然的。由此，新史学从史学目的到史学内容、服务对象，乃至体裁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改观，经世的内涵与外延也得到初步确定，其视野远较前人开阔，理论深度与力度也均大为提高。

由于当时最大最急迫的现实就是救亡，因此其经世功能的重要特征，又突出地呈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梁启超认为，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叙述进化相竞之理，推阐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宣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2](p.7)因此曾设想“欲草-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21](p.19)。革命派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国粹主义的倡导者章太炎，十分重视以史学推阐民族主义的功用，“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2]。他甚至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3]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24]。曾鲲化编撰《中国历史》，也“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25]，并称要“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7]民族主义也是国粹派史学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26]史学的最大功用，便是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促进民族的兴旺发达。总之，他们认为研习历史，是倡导民族爱国主义、振奋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并提倡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复兴民族文化，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史学还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因受社会大变动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无不烙上政治倾向的印记。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或则为维新变法服务，或则为民族革命服务。但两派所理解的政治不同，故决定了其具体主张有质的差异，一则强调立宪，一则鼓吹革命，虽说两者表现不同，但都是为宣传其政治主张服务则是一致的。

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史学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写下了不少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著。如梁启超所撰《古议院考》，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有些制度与近代西方国家略同，有的甚至还可以“补西法所未及”[27](pp.95-96)，即是以法先王之意，为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提供历史依据。其所作《赵武灵王传》、《王荆公》、《管子传》等，分别叙述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管仲助齐桓公实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等史实，也是借以抒发其改良主义的抱负，为其政治要求服务的。

革命派也撰写了许多宣传和鼓吹革命的史著。如亚卢(柳亚子)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郑成功传》，刘师培的《中国革命家陈涉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署名“汉儿”的《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署名“复汉种者”的《新国史略》等，以及刊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等，都对陈胜等革命领袖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做了赞颂，借以鼓吹民族革命，寄托其反清革命的志向。刘成禺并著《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曾为之作序，认为“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28]。章太炎也为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作序，谓“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29](p.223)所谓“复有洪王作”，其意也在激励新的反清革命。此外，他们还搜辑编刊明末遗民的历史文献，以及记载清初清军残暴屠杀汉族同胞的史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将它们广为翻印流传，借以鼓吹排满革命和民族思想。如鲁迅先生在《杂忆》中说：“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中，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30](p.221)事实上，这些著作在革命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其功能。

在外国史的编译、撰述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立宪史、革命史的编译研究，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早期改良派王韬编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日本国志》，或者称道君主立体和西方文明，或则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其指导思想均是“期于有用”[31](p.284)，如黄遵楷所说：“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32]在时期，维新派更是自觉地利用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宣传变法主张的思想武器。

为了宣传变法、立宪，他们先后出版了有关各国的变法史、立宪史，其中尤以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及英国立宪的著述为多。如康有为撰有《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书，先后进呈光绪帝。书中还用按语的形式发表议论，将论述外国历史与条呈变法结合在一起，希望他学习明治和彼得大帝，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梁启超、唐才常等也著有《波兰灭亡记》、《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种类考》，以及《俄土战记》、《瑞士变政记》等。他们介绍俄国、日本变法自强的史实以为榜样，列举波兰、土耳其、印度引为教训，以避免中华民族成为波兰第二、印度第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历史经验。从这些著述来看，其目的性极强，都不是一般地介绍外国的历史，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关各国变法和衰亡的史实，讲的是日本、俄国、波兰、土耳其，指的是中国，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都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在20世纪初，当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改良派又积极编译出版了各种立宪史。诸如佩弦生的《欧洲各国立宪史论》、麦孟华译《英国宪法史》、《英国变政小史》、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以及《日本立宪史谭》、《国立宪史论》等等，以配合鼓吹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

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13]。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早在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称其“流血遍全国”，伏尸百万，绵祸八十年，“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把法国革命描述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显示了其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以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作注脚。在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宣扬中国只可行立宪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长篇史论《法国革命史论》，以革命恫吓人们。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撰《开明专制论》，引英、法、美、普、俄等国的历史，以“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33](p.49)。又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34](p.31)，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当时革命派的学说。

在两派论战中，为驳斥康有为的反革命言论，章太炎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借史论政，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论出笼后，章氏又立即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其进行反击。文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长期以来王公贵族“骄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结果，谓法国革命“杀人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体史实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指出法国革命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权利，卒达改革之首志，其抑赫然可观哉!”文中并取法国事实，联系“中国之现实，比较论之”[35](pp.635-636)，断言说：“法民既成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35](p.645)陈天华也在《民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指出比较中西革命，应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较，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比较的，梁氏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较，是搞错了时代。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又以历史事实驳斥革命对人民造成无穷灾祸的谰言，热烈颂扬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36]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康、梁反对革命的谬论。

综而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把史学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并直接运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史学为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服务。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更是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情况的产生，既与当时所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他们主观上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特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加上两派在认识上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观上都将其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和强烈的功利汇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将史学与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挂钩的局面。中国史学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传统，而新史学则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四

改良派与革命派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主张史学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当时维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史学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其没有正确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作用，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论的引导下，史学只是被用来为政治变革作论证，往往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注脚。他们把它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史学，关切的是其政治内涵，从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强调的是史学的政治方向与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把史学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而且直接当作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于史实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现代化的解释。如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在《管子传》中，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代立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职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革命派把陈胜、洪秀全推崇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称革命在“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37]，等等，显然都是以今铸古，为我所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求真与学术性未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出于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的需要，他们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因而缺乏学术上严肃的追求。虽说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还是比较注意学术本身，讲究求是。但从总的倾向看，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热衷于救国论政，立论往往完全是从报刊宣传效果出发，而不是从史学学术性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著往往充斥着议论鼓动，议论多而史实少，甚至喧宾夺主，缺乏学术气息，这也正是当时两派的通病。他们重视的是其政治性与宣传效果，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超过了其学术意义。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为了牵就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以为其构筑现实政治主张的材料，这就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其史学成果来看，由于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对学术本身的不重视，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复合身份，是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们积极投身于维新或革命活动，既缺乏从容的时间，也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学术研究，故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除了翻译外国史著，或按照外国史著体例改编中国史书而外，缺少大部头有质量的史学专著，其史学论文也多浮浅粗糙，其中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作品很少。与改良派史学相比，革命派史学的这种特点更加明显。因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学术，故没有朝向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努力，致使学科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动机，虽然谈到“别白真伪，决定是非”，“舍伪从真”云云[38](p.400)，但其目的则是借攻击“伪经”而“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服务，并不惜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脸上，将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因而它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他的目标在经世，在学理上则多牵强附会，其中考辨武断、曲解之处不少，甚至说《史记》、《楚辞》经刘歆窜入者数十条，出土的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葬以欺后世，等等。这不仅被同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指为“武断太过”，连其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康有为好为依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9](p.57)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其对史学内容所作的规定，即是要求紧紧围绕着“革命”两字。具体而论，约有两端：一是反映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绪；二是反映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这在当时对于推动革命，激发国民的革命意气等，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在史学内容上未免比较偏狭，缺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和强烈的革命倾向，甚至光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史学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不少人积极投入反清斗争，其主要的动力是“种族革命”，在政治上带有种族革命的狭隘性，这在史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出于迫切的经世心态，其论著都带有忧国救时的使命感，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往往即兴成文，粗陋草率，显得鼓吹革命劲头有余，而学术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这样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虽说他认为治学应“合致和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40]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41]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抛弃这一原则，以革命的热情投入论战，借史论政，不免有些弊病。

在危难深重的上一世纪之交，以上状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应对其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这里较多地论述了其经世致用局限性的一面，或许上述这样的分析已经过于严苛。但问题在于，在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其进步意义已作了较多的肯定，而某些环节尚没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资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多年以来，人们对新史学思潮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与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为的“武断曲解”，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及革命派的史学，说其局限也只是强调其历史观唯心云云，而很少对这方面的失误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事实上，当时的同时代人已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将其作为对立面而加以讨伐，认为这些议论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倾向，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认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其学术成果为何很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无法解释此后的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新史学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是学术总结的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史学经历的曲折历程，深入探讨其经验和教训，将给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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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然要像毛泽东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英文摘要】Mao Ze dong’s thoughts on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eis a very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CPC. Under the presentcondi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we face asignificant mission to enhance national competence

throughhistorical education，to inspire people to take their initiativesas Mao

did so as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关 键 词】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Mao Ze dong/historical education/thoughts and practice

【 正 文 】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毛泽东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毛泽东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毛泽东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毛泽东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毛泽东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毛泽东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毛泽东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毛岸英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毛泽东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毛泽东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毛泽东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毛泽东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著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毛泽东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毛泽东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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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毛泽东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毛泽东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毛泽东的讲话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蒋介石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毛泽东的讲话、著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毛泽东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济彬，蒲仁．毛泽东著作引语成语典故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晋．幻想与现实——毛泽东与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性格[J]．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3)．

[6]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7]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