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分析了邓小平提出这一主题的时代背景，着重分析了江泽民在新世纪依然把和平与发展视为时代主题的原因。

在2002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上，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对时代主题再次作出肯定的判断。近年来，江泽民在多种场合一再重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那么江泽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呢?其主要原因在于，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出乎人们的预料，由此引发国内关于时代主题的激烈争论，和平与发展究竟是不是时代主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呈“一超多强”态势。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上升，轰炸南联盟，制裁“非民主”国家，防范和打击“无赖国家”，退出反导条约，在国际事务中甚至根据自己的意愿公开违背国际法准则，不惜以武力插手地区事务，干预他国内政。此外，在局部地区，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局势动荡，战争冲突不断。伴随全球化进程，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贫富不均现象严重。人口爆炸、生态环境恶化、走私贩毒、国际恐怖势力恶性膨胀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此，有学者认为，邓小平一直讲和平与发展是两大“问题”，而不是“主题”，对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那只是人们的主观善良愿望。对此，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颇具针对性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又讲，“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以后他又在其它场合重申这一观点。

当我们再度讨论时代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如何理解邓小平的时代观问题。为此，有必要重新探讨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断，深入分析邓小平观察世界的方法，以及他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背景与基本思路，这有助于我们对今天时代主题的认识。

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我国以往的观点，明确提出，争取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他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这里，他在讲争取和平是可能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战争的可能性。之后，邓小平中肯地告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我看至少l0年打不起来。”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仍然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认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国际环境中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基本因素，到90年代末乃至今天仍在继续，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国际旧秩序的存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手法与冷战时期相比有了较大变化，更加强调使用合法的外衣加以包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讲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要严峻得多。因此，不是我们所处的形势发生了恶性突变，而是我们对邓小平观察国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对其辩证唯物主义的时代观还缺乏认真学习和把握。邓小平当年从未说过世界上已经消除了战争的危险，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其着眼点是发展国内经济，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基于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然而，有人对此在认识上却存在着某种偏差。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总体局势的缓和，人们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趋向乐观。特别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对“和平与发展”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强调迅速增长的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因素的有力制约作用的一面，而对战争因素依然存在的一面认识不足强调在和平环境下已形成促进发展的潮流的一面，而对国际旧秩序本质特征的存在及其影响作用重视不够。于是，谈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多了，谈南北矛盾以及北方的干预和控制少了(学界一度展开关于世界主要矛盾是西西矛盾还是南北矛盾之争)；谈军事和政治因素下降、经济因素上升多了，谈“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l少了。当然，谈得多的并不等于是错误的，但重此轻彼则有失全面，是不符合邓小平认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的。人们憧憬着21世纪的美好未来，对可能面临的问题估计不足，所以当遇到突发事件，特别是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重大事件，如中国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便感到震惊，并在“清醒”之后否定以往的认识，把世界看得充满危机，从而得出和平与发展并非时代主题的结论。

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观察世界的发展，用两点论分析国际局势，是邓小平生前对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的重要方法，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时代观的一大特色。根据他的思想，当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当形势出现不利的时候，要看到机遇的存在，认清发展趋势，坚定信念。即使在东欧剧变、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中国的最困难时期，邓小平仍然辩证地看问题，在不利环境下寻找有利条件，指出：“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在10年前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和认识方法，今天仍然对我们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复杂的环境中学会科学地、辩证地去观察事物、冷静分析问题，不因为国际上可能出现的某种逆流而看不清时展的主流，同时也不因为一时发展的顺利而忽视对主流干扰性、破坏性因素的存在。

总之，邓小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思路。他在世界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敢于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时代的本质特征，由此做到遇变不惊，既定政策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

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更趋复杂化，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在观察和认识世界、分析未来形势走向时，同样以辩证的思维认识问题的实质，把握时展的主流，并洞察不利于主流发展的各种支流和逆流的存在。对于世界不稳定因素能否改变时代主题的问题，他多次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世界上仍存在诸多阻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江泽民毫不掩饰问题的存在，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其根本原因是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领土和资源争端，都会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加之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毒品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使得世界形势呈现“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发展态势。然而，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迅速增长，由于霸权势力及其行为受到来自多方力量的制约，也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相互依存性的强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

在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江泽民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分析了多极化对和平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核心问题，阐释了中国政府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

首先，关于多极化进程及其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多极化进程中充满单极化与多极化的较量，而建立多极化格局的保障机制尚未形成，真正能对霸权主义形成制约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多极化进程有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它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2l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但是多极化反映的是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客观进程，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由于多极化有利于各种力量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遏制超级大国的霸权图谋，有利于体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有利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因而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倡导建立多极格局的重要原因。

其次，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论断反映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基本态势与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问题已得到解决。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具有相关性：世界和平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而世界和平的保持又以各国的共同发展为重要基础，只要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彻底摆脱贫困，就不可能有世界持久稳定的和平。冷战后局部战争的频繁和贫困地区恐怖势力的活跃已证明，政局动荡必然与经济贫穷相伴随。因此，要注重解决南北问题，缩小南北差距，这是解决两大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2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第3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对“和平与发展”的真实性是这样理解的：不管是在雅尔塔体制背景下，还是在90年代乃至于今天，世界的和平都是一种“霸权和平”。不同之处在于这种霸权的内涵先是美苏霸权，冷战后则是西方霸权。而“发展”同样地再有特定的内涵，最先它反映的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四代工业化”的努力，但在90年代后．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制度调整上的优势明显地主导着世界经济乃王政治的发展进程。

时代问题在近几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在国内，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究竟是一种正在经历着的客观的历史进程，还是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如果说是前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作为我们今天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笔者认同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不容怀疑的，笔者在此想探讨的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真实性究竟在哪里?同时，叉该怎么来理解同样真实存在的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

一、以雅尔塔体制为背景的理解

在整个雅尔塔体制时期，东西方对峙关系始终是制约当代国际关系的首要因素，也是制约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进步的首要因素而东西方对峙关系的核心也就是美苏关系、美苏矛盾。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相互矛盾关系如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大抵都被美苏关系所遮盖。美苏分别以其超级大国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和迥然相异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保持了他们各自营垒的稳定、和平：同时，美苏双方在总体上保持的均势状态，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缓和、制约作用．尤其是在核条件下，双方在核竞赛中都取得了足以毁灭对方的强大的核打击力量，这反而成了制止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得整个国际共同体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和平状态当然．双方的争夺战一日也没有停止．但是，这些争夺多半发生在两大营垒的交界地带，而这些有限的争夺、对峙及至危机一般都被严格地控制在“只扩大势力范围和遏止对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导致大国本身的全面战争和世界范围的紊乱”的战略意图内。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均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而与美国等量齐观是在7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了两个文件的出现：一是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它确认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动摇性；二是反导条约的签署，它追求的是全球战略平衡。美苏关系由紧张对峙转向“深刻缓和从而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局面的形成，尽管这种和平被称之为“恐怖和平”。

之所以称之为“深刻缓和”，也与这一时期美苏两个霸权国出于应对世弄形势中出现的不利于它们的巨大变化有关。布雷顿森林体制早已无法雏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不再，苏联从1970年以来的经济停滞，使其也不再具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经济实力。在美苏对抗期间，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世界上迅速崛起，以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进入令人瞩目的发展阶段，在更大范围和以更高水平融人世界经济。因此，美苏均有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需要：

与此同时，从1950年代开始，由万隆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再到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开始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到了1970年，从二战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产生出了极其伟大的成果，帝国主义经过几个世纪所锻造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发晨中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巳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谋求经济发展，改变本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也就成为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头等任务，他们的努力构成了“第四代工业化”宏伟景象。它与此前三代工业化相联系，区别则在于，第四代工业化带有明显的“不自由”的色彩。因为，过去统治他们的那些帝国主义不仅依然在他们身边，而且更加强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干预无所不至，它们可以利用其生产、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支配和剥削发晨中国寒。这样，在东西方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之外，南北关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来。发晨中国家对于发晨的愿望和要求，通过其鲜明的行动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发展大潮。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石油提价斗争的出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发晨中国家的发展再也不是能够被人回避和置之不理的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二、“和平与发晨”之于冷战后

1990年后的国际形势、国际格局明显地不同于以前的雅尔塔体制时期，但我们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论断．仍然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见中共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l2日)那么，“和平与发展”又是如何得以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的呢?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性质和面貌呈现出这一不变的大景象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冷战后的世界中，美苏关系已经不再存在，今天的美俄关系在性质上在影响力上并不是原美苏关系的简单继续；社会主义同赍本主义仍然同时并存，但它们之问的矛盾关系也不再是原东西方关系的简单延续，也没有了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是，孕育于冷战时期的西方集团仍然存在。这个服务于“玲战”的对抗性集团并没有如有些人所预期的那样随着“冷战”的消逝而消逝，或者因为内部矛盾的激化、冲突上升而削弱，相反，它对于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作用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这个集团表现出与19世纪时期西方列强相互争斗不同的特点，即内部的团结和政策的协调一致。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由一般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之后所表现出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冷战”后表现十分突出，但其形成却是在“玲战”时期。其原因如下：

第一，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那就是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定期坐在一起，研究霉际形势．协调各方面的致秉．西方七霉首脑会议出现在霉际舞台上。这在以前是不再有过的事。作为一种集体协调机制，它反映的是一种相互依存日盏密切的现实需要，是赍本主义解央其内部矛盾的一种努力，即不再是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对话、恢判的方式来协调并童立相互之问的经济政治关系不仅如此，西方霉索还通过基奉上由它们童立、顿导或支配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整合、统一井规范霉际问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比如人们熟知的所谓当今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即IMF、世界银行、wto(其前身为GATT)。这三大组织表现的都是西方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但同时，它们也把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解决内部化了，提供了这样一些解决相互之间矛盾的槊道和场所、制度和规则。

第二，西方集团的建立本来是为了共同对付外来成胁，但是在强大的外来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西方集团却变褥更加具有进攻性、扩张性，而且仍然是以集团的面貌出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之问的政治认同已经选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种政治认同仍然是来自于冷战，冷战所具有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各自阵营的政治认同。通过几十年的冷战，西方形成了一套共同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思想．它包括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等。资本主义阵营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使其这种政治认同有着真实的基础，并使其不容易遭受侵蚀和动摇。冷战的最终结局更是让赍本主义喊出了“历史终结”的口号冷战后西方集团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相互认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说“人权高于”、人道主义干预、西方价值观的普遗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等，它们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尽管它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意见，但这些分歧和意见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协调对话来加以解决的，其性质属于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观念的一致性使得在相当多的领域里，西方集团都表现出区别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行为上的一致性。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科索最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即西方集团共同意志的存在。这应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明显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地方。它导致了一个结果，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存在。考虑到西方国家在现今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则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今天世界的“和平”其实正是西方主导下的和平．仍然是一种“霸权和平”。

与此相联系，“发展也有了新的内涵。1980年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阶段。发达重家一方面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太调整，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始丁新的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发选国家出现新的“二元经济”现象，即一方面是大量存在的代表工业经济时代的高度成熟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则是方兴未艾的以计算机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以硅芯片、电脑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的这种迅猛发展态势相比，发展中国家却步履维艰，愈益教置于一种落后境地。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行动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和分散了。

同时，在1990年后，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搞市场经济的国家由原来的西欧、北美日本、澳太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从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这之前，非西方国家是外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是与资本主义“中心如同马铃薯般联系着的一种集台性质的存在。因为，这之前的殖民地经济主要地并非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是资本的循环与增殖过程中的个别环节，主要是部分原料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所在。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仍然是在“中心地区国家内完成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金融迅速而全面地演化为世界性的活动，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这一循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一度自己的积极行动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其原因也就在于它们在争取民旗独立过程中曾经采取的对这种把它们置于被动地位的联系加以割断和弱化的行动和斗争。这一演变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发展的整体面貌：发展的主动权已经重新掌握在了西方的手中，发展成为了西方主导下的发展。

三、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仍然严重存在

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作出如上理解后，我们对于同样真实存在的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才会有一个不悖于世界现实的科学把握。

第4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全球化

“世界历史”这个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产物。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可见，资本主义大工业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起点――资本主义

（一）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使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由于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机器，空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进入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创造了神话般的传奇力量。试问过去哪一个时代蕴含着如此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可见，生产力的世界化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进一步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繁荣，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和扩大、日益普遍及深化，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动力。生产力的世界化和交往的普遍化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交往活动之间的作用是相互交错的，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空谈人们之间的交往，也不能忽视交往的扩大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交往的扩大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动力。

（二）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形成的主导力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资产阶级是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开拓者，发生这一切变化的直接动因就是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他们对剩余价值无限的占有和无止境的贪欲，使得资本不断扩张，冲破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当本国的资源和市场满足不了的时候，阻碍资产阶级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时，资本就会冲破国内，走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和开拓新的世界市场。由于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促使商品生产和销售范围不断扩大，由国内到国外，进而形成了世界市场，使得各民族和国家在这个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越是扩大，孤立和封闭的状态越是被打破，世界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

（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世界历史的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于是，世界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象，过去一些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了，由各地方和各民族之间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替代。不单是物质生产，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是一种新文明形成的过程。各民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成了世界性的产品，日益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会是：凡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和地区，被迫脱离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其推动方式却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归宿――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并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但它并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并不属于资本主义，它的归宿是共产主义。

（一）世界历史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物质前提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8]共产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如果没有生产力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那就会产生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争夺必需品，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这样，人们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成为经验的存在，也就是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普遍性的个人所替代。否则，共产主义只是地域性的存在，而不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那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二）世界历史培育了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即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不是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所以它一定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使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每一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还未达到高度发展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时，会日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即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当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达到高度发达时，地域性的个人也就相应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全世界范围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促使无产阶级也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形成世界性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0]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对全球化的启示

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认为“世界历史”不适用当今的全球化。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适用于全球化时代，是否具有当代价值和意义，学者丰子义指出关键要考察这样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性质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二是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和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11]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对当今的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当代表现

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待当今的全球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研究当今全球化，当我们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考察时，并限定性地理解全球化的时候，就找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它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全球化指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的特点是“当代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真正世界性的生产、贸易、金融及各种交往迅猛发展，导致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资金、技术、人才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重新配置和集中的趋”。[12]全球化的出现既不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人们故意设置的陷阱，而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具有客观性，是无法回避的。

（二）正确认识全球化的实质

当今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现在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不管称它为“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当代的全球化依然是资本的全球化。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实质？就全球化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来看，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这点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实质是一样的，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的全球化，是新技术给资本和生产带来了空前的流动性。生产的跨国化导致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网络化”，连结这个网络的中介是跨国公司，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着。但就其发展趋势来说，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的实质却是共产主义。虽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确是日新月异，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扩大了世界各地的普遍交往，这为共产主义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

（三）客观认识全球化双刃剑的作用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化的理解也不相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它促使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等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同时，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技术的转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日益加深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日益渗透。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也逐渐加强，必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风险。它既会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给各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以及领土安全等重大问题带来风险和挑战，引起全球问题。比如生态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公正问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涉及到每一个人。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依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只有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坚持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从全球的视野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进而科学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的全球化具有客观性，是不可回避的，同时也有进步的一面，因此我们要以主动的态度，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说是一球两制。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现代交通、通讯的快捷便利，科技生产力的传递，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文明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面对全球化这样的历史机遇，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化。

（五）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要做到趋利避害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作用。所以，对每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都是有利有弊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处于主动和强势的地位，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从主观条件来说，为了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更好地发展自己，中国也要积极的参与全球化。只有正确认识自己在全球化所处的地位，才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又快又好地发展自己。损害我国利益，特别是损害到根本利益的时候，则要坚决拒绝和抗争，维护本国权益，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使全球化向着公正、合理、互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应自主地决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深度、广度、方式、方法，选择一条循序渐进，稳定发展的道路，避免陷入一种不能自拔、超越自己承受力的境地。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选择优势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要在在国际分工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全球化的不利因素。

注释：

[1][2][3][4][5][6][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 68, 277, 276, 276, 276, 87, 294, 8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11]丰子义、杨学功著. 马克思“世界历史”与全球化[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6.

[12]陈志尚.论生态文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10:57.

参考文献：

[1]李相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8.

[2]吕世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J].哲学研究,2002,10.

[3]孙月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探析[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4.

第5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跨国经营 和平发展

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的发展也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动荡促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觉醒。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团结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的落后和贫困，主要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在我看来，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21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各国提供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

二、经济发展多极化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

三、我国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也要看到，世界各种力量的发展仍很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无国界经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64 -273.

第6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困局；增长前景

中图分类号：F820.5；F11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72-02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的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险象环生，失业率高居不下，银行倒闭，股市暴跌，企业破产，经济衰退。历时四年多，世界经济仍然无法走出低迷，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债务危机的升温，债务危机开始从欧元区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学者们众说纷纭。对于经济危机的根源，大多认为次贷危机是直接原因，如宽松的货币监管，过度的货币供给，过高的消费率等[1]；也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解释，如重大革命性技术未能实施并广泛应用[2]，经济的长波运行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偏离差距过大[3]等。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一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中国经济在过去依靠有利的外部条件，呈现出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依存度，以及增长显著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特征。随着外部条件和内部约束条件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须作出调整。

一、世界经济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战后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普遍扩大了人民民主参与权，福利主义盛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刺激了政府过度发行货币，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不仅使得供给端更有效率，还产生了新一轮巨大有效需求。加之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使得25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正是这些因素的积累作用，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了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还处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也轮番地大幅上涨。 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4]。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方式已不再时髦。危机中实施财政紧缩无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两年的紧缩恢复健康的财政状况，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我们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恢复到常态的增长。

二、西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

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货币当局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政界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的低估，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 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柏林墙倒塌，25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应该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20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西方国家不降低高福利，不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无法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世界经济也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由此，西方的问题，在于民主政治，在于福利主义。这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如何使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需要解决问题！但这样的调整显然不容易。扩张货币已经不可能真正刺激实体经济了。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另一个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主要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各种“炒”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三、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结构

（一）中国的高增长及增长结构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事实上，高储蓄、高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是中国的高增长有两大不同寻常的特征：一是中国的高增长时间长，增长速度也高，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长率；二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本来偏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本来偏低的消费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在发生着不对称的变化[5]。因此，要引入几个因素加以解释。 首先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界60年代开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加之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中国经济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青壮年特征。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贸易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典型的青壮年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否则，经济的均衡增长就不能实现。在这段时期之内，中国经济不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高增长。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

（二）中国经济典型特征及非常态发展所存的问题

首先，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这使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其次，产权国有，特别是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垄断所有，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费压抑”形成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第三，外需的至关重要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成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强劲增长。对外开放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对外开放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因此，排除社会保障不健全、教育社会化程度低以及高房价等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中国经济仍然会是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仍然呈现巨额贸易顺差。

在贸易顺差下，中国又存在着长期的资本项目顺差。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存在的积极作用，其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 “扭曲”背后其实是暗藏巨大收益的，但是这种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资源过度利用，环境遭到破坏，国民的收入没能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我们还得清楚，上述现象收益超过成本，不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其核心是我们形成的巨大产能要能够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当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增加就业的好处就减少或者消失了；当外部吸收降了下来，不能有效吸收我们因扭曲和过度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的时候，那么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以及与这样的增长结构相伴随的高增长就不能维持了。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上文指出，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就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热钱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为了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已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了。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会增加制造业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泡沫最终会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终造成的破坏会愈大。面对众多挑战，中国经济也要适时做出调整。

四、中国经济的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最终必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一）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

（二）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外需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重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三）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性。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6]，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易停下，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要使我们的外需增长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同时，增长方式、竞争方式也要随着约束条件的转变而转变。

参考文献：

[1] 宋玉华、叶绮娜.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再平衡及其挑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05).

[2] 方芳、唐五湘. 重大革命性技术与经济危机的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2）.

[3] 文进.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的新解释[J].当代财经，2010,（10）.

[4] Tom Bramble.Crisis and contrad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J].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第7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站在世界的视角上，从中国出发来思考世界，由和谐中国、和谐亚洲到和谐世界，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世界启示”意义；从世界大势思考中国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国际关系的多极化给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和“时代机遇”。站在历史的视角上，和谐应该是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同时，和谐文明也是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时代形式。

自从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正逐渐转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我们的政策都体现了这一新思想。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的和谐社会，它不仅具有中国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和谐中国是现阶段我国的必然选择，表明中国在现阶段要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已经影响到人的发展，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起社会各方面互相和谐、适应和互相促进的关系，以更好地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系统内部之间互相融洽、彼此协调、有机统一、和谐互动、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中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发展大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是一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改革，这场改革就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秩序，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伟大祖国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协调处理好利益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

今年的六月十七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所有亚洲国家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这是和谐中国新理念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它不仅是中国的发展理念，而且应该成为亚洲区域的发展理念。和谐亚洲就是为了实现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洲际乐土，尊重各国的权利，尊重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构筑密切的伙伴关系，为实现亚洲各国发展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和谐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理念和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于其中，这是合乎亚洲实际的，因为亚洲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要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谐是最佳理念。

和谐世界是和谐中国新理念的又一次巨大的发展，是把和谐理念扩展到世界范围中。今年，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他指出：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以，和谐世界的特征是和平和发展，这也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发展不平衡并存在多种差异的世界，怎样来促进世界的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世界人民的选择!

“和谐”与“中庸”、“和合”和“天人合一”等同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一，从和谐中国、和谐亚洲到和谐世界，中国构建的和谐社会给了世界以启示，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世界意义，这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途径，更是人们期望的未来。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上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但一直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和平是主旋律。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经历了“二战”的痛苦之后，更加珍惜和平环境和和平的生活，这是世界和平的群众基础。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世界日益向着多极化发展，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在日益壮大，从而使和平有了力量的保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局部战争、跨国犯罪等问题，虽仍然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却更加坚定了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因此，和平是时代主题之一。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可能想象中国能在战火纷飞的国际环境中构建自己的和谐社会。和平也有它的辩证法，当代国际和平环境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和平崛起又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的贡献。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叉一重要主题之一，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发展，两者目标一致。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更快、更好些当代世界发展面临着新问题，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贫富差别日益悬殊，贫困与饥饿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技术鸿沟进一步扩大；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当前，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所说那样是“丰裕中的贫困”，一些国家丰裕，另一些国家极端贫困，丰裕和贫困并存，富裕与贫穷同在，穷与富对比鲜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越来越联系紧密，世界的共同的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广。大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不发达国家的贫穷的国际环境中也不可能长久。所以．代世界的发展需要用一种新理念来指导，和偕发展。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当前世界的发展主题是契合的，中国的主流与世界的主流“合二为一”，必然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当前，世界的国际关系特点使和谐思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形成“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局面；但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还存在饥饿、贫困，并且经济发展程度上还存在贫与富的差别，因而世界经济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主题。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同时，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尽管世界还不安宁，局部战争曾有发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时表现的很突出，恐怖主义和贩毒、国际犯罪等还影响着国际社会，但是．国际形势比以前缓和的多了，那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大战”之势不存在了，取战争而代之以国际科技竞争；目前，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人才，科学与技术和民族凝集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比以前更有活力和平是另一个主题。在国际关系中，解决矛盾、冲突和摩擦等问题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的是靠对话来解决，并且大量的国际组织(例如伙伴关系)为此提供了平台，国际关系中虽有对立和矛盾，但共同利益在日渐增多。当代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共存，科学技术是一种统一性的“语言”，由于电子传媒的高度发达，几乎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听同样的歌星演唱、看同一场的球赛，各民族的青少年的文化品味渐渐趋同。而文化是多样性的，风俗、习惯、信仰、生活方式等也是多样性的。所以，国际社会的状态特别是利益关系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为此也使和谐思想既有可能又有必要更显珍贵。和谐世界体现了“和而不同”及“同与不同”的辩证法，在当代有差别的世界中，和谐共存与共荣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互为条件。这些既有利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

现代化是一股浪潮，已经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转变。自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l临》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著作问世后．人们对现代化现象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此后，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理论成果也大大丰富了。

现代化是什么呢?塞缨尔·亨廷顿于1976年对现代化的理解如下：现代化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1993年，A．R．德塞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把握、评估和量化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及其合理分界点的判断。这些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通过现代化，人类将进化到一个理性阶段的新水平，使其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和合理的基础之上。在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另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指追赶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或者现代世界的先进水平。尽管人们对现代化的定义不同。但都有共同点。

现代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民主化等等，特别是人的发展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前提，其他的现代化都是空谈。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实质，现代化的一切成果都是为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人是现代化实现的关键能动因素，没有人的现代化是无主体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不断向更先进和更高级方向变化的过程。现代化表明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表明一种社会状态；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综合体系，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现代化具有人的取向性，依靠人也为了人。从现代化的过程和它的内容来考察，和谐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备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是由人发动的、从经济层面开始的，首先表现为由科学技术推动的工业化过程，资本是其内在的燃料和强大动力。由于资本的本性，使现代化在开始阶段具有一种残忍的性质，一方面，人们疯狂地向自然索取，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产量的膨胀；另一方面，同样由于资本的本性使竞争不断加剧，这造成了“人对人是狼”的局面，资本对工人的剥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的对立，社会矛盾丛生，冲突不断，现代化异化成了人的对立面。然而，自然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的持续紧张是危险的。因此，现代化一路风雨走到现在再也不应该是它最初的样子，和谐应该是当前和今后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后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现代化应该是人以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历史选择了现代化，现代化选择和谐，和谐是现代化的时代特征。

文明是人类的特有现象，因为有了文明，人类才告别了野蛮、无知和愚昧的状态。人类的文明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和谐文明、对抗文明、和谐文明和自由文明。人类文明的四次转型告诉我们：人类现阶段的和谐文明是人走向自由王国的人口，和谐文明是我们走向自由王国的准备，是人类实现自由的必经阶段。

文明标志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的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积极成果的综合和总和。文明是人的主体性的实体化和对象化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它是物，也是人的本质力量。文明具有积累性，人类生生不息，一代代地创造，不断积累和扩大的文明成果。人类的活动只有在掌握了客观规律之后，才能有效地实践，又用改造客观世界。只有在认识规律之后，人才是自由的，文明程度与人的自由程度是一致的，所以，文明是人的自由的尺度。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原始的和谐文明是与人类的不发达的状态是相对应的。在人类诞生的初期，人类还没有还从自然中完全脱离出来，还没有把自己动物完全区别开来，这时，自然因素在人的活动中居优势和支配作用，人在自然界面前还无能为力，还受自然的奴役和支配，人类的活动还带着自然的性质而存在。人的活动显现出整体的原始性、自然性，人与客观对象浑然于自然的一体中，为了生存和面对自然，人只能相互依赖，“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

第8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Hinnekens,LookingforanAppropriateJurisdictionalFrameworkforSource-StateTaxationofInternationalElectronicCommerce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taxVolume26Issue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参考文献】

[1]．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2]．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3]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4]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第9篇：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范文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4-0039-08

近些年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所谓“全球化”，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考虑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一事实，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用法。这种用法有助于说明“全球化”在当代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为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作出审慎的选择和回答。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概念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88、86、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共产党宣言》形象地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同上书，第276、291页。）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以致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其次是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普及与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普遍性。相应的科学技术要求相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应的认识和思想方法，从而造成了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接近。近些年来，包括信息网络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使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以及放射性污染、核威胁、基因技术、“克隆人”的负效应等问题，要求全世界采取联合、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外，跨国行动主体（如联合国、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等因素，也使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版权所有

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之中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30、44-45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应该说，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正如埃廷尼·吉尔森所说：“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但是，“全球化”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人们关于它的谈论也是分歧迭见，甚至是十分混乱的，从而问题的实质常常被疏忽和遮蔽。已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仅仅就字面意义理解，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全球化定义。应该对“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等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我们认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

但无论如何，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在“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在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241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实际上，政治领域不仅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斥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却日益升级。在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过分超前地侈谈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堂皇借口。达伦多夫就不无忧虑地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同上书，第214页。）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试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吗？这一点对于辩证法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个红的、青的、黄的，或是大的、小的苹果，而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苹果一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齐划一、消灭独特性，更不是某一种政治、文化霸权高高在上，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文明强制趋同。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明正在彰显自己。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来说，这种彰显十分重要，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世界之幸，人类之幸。就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古建筑对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都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总之，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乃至对立，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从而导致创新。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进步。

当然，强调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之物，任何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都会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哪怕在一时一地是先进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也可能会变成消极、腐朽的东西。因此，在世界政治、文化竞争过程中，开放、变革、创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

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和威胁：一是各种文明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明压制必然引发文明的冲突，甚至战争。当前，最具威胁的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政界、文化界有些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总是顽固地坚持西方文明是最优越的，它包含最合理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到全世界；甚至还有些西方野心家公然以维护政治、文化一元化为幌子，将本国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强加于人。当然，不仅西方中心论，而且以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政治、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二是政治、文化相对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威胁。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明，这可能导致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明的优越而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强调本文明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明交往；只强调本文明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明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本文明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认同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就必然导致容忍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政治、文化现象的存在。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闭、孤立、倒退的孤立主义。

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要看到所谓“文明的冲突”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同时存在。

必须注意到，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个不能省略或约化的因素。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运动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之类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生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消灭了封建的分散割据情形，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88页。）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但是，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世界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29、46页。）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了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相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国家体系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这未免太浪漫和超前了。但他同时又指出：“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别为前提条件的。”（同上书，第27-28页。）这或许才是明智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但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却不可以奉行“无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主语，就是要问：“谁的全球化？”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回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从社会生活领域来分，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从全球化的执行或运行主体来看，则只能是民族国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而不可能是其他。“个人的全球化？”如果不是别出心裁的奇思，就是天真烂漫的异想；“全球的全球化？”除了同语反复，没有为问题增添新的内容；“跨国组织的国际化？”可是它们已经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全球化的执行者，则是国家和地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地区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动，形成高度整合和协调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不会丧失，否则，全球化就成了无主体的幽灵游荡。实际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发生民族国家的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积极推进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初衷并未改变。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因而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纳入全球化轨道时，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取向。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问题。这种“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自身特色的“民族化”，从而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11-0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M].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